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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王从水：我的准考证，就是我的录取通知书
原题
小板凳上的高考
作者：王从水
按理说，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1967年考大学，非常遗憾，阴差阳错，到了1977年，我才赶上考大学，整整蹉跎了十年。按什么理说？无理可按。所谓正常情况，窃以为该考大学时，有考的机会，大环境小环境都会给你这个机会，这才叫正常情况。
说来也怪，一个在淮北平原上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从小居然会有大学梦。可笑么？仔细回想起来，也还是有缘由的。
我们村同族中有一位叫王封亭的老先生，解放前办私塾，解放后在我就读的邻村小学任语文教员。对了，我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王从水，王姓，借喻统治者；从者顺从；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统治者要顺从民心。当然，这是我成人之后听老先生讲的。听起来有点牵强附会，不过，我还是很乐意接受的。
小时候的我，调皮捣蛋是出了名的。一次老先生在村里碰见我父亲，就说了一些我在学校如何如何调皮捣蛋的糗事，说完了他又画蛇添足，说：不过，这孩子聪明，开窍快，是学习的料。我父亲听完了干脆来了个就腿搓绳，说，我看你不如把他给收了，放在你那孙子窝里，好好管教，该打的打，该骂的骂，该教的教，这样他就不敢再皮了，还能跟你好好学学东西，等哪天出息了，也是你的功劳，会念你的好的，您看咋样？老先生碍于情面，半推半就地应允了下来。
自打那以后到小学毕业，我便成了老先生家小客人，感觉老先生还是很喜欢我的，他家的书可真多，小人书也多，有时还让我去他家上晚自习，煤油灯没少熏我鼻孔，慢慢勾起了我学习的兴趣，养成了看书的习惯。
1961年小升初考试那会儿，考场设在离家十多里地的公社中学。记得考试那天早早地吃完了早饭，带上老母亲给煮好的几个鸡蛋和几根玉米，就上路赶考去了。
上午考语文，那是第一次接触到铅印试卷，兴奋是免不了的，于是把每道题都当作抢答题来做，难免有些慌乱。当试卷前半部的有关语文基础题答完后，发现下面作文题目有三个。我做完了两个，当第三个也快做完时，监考老师踱到我桌前，用手指头在我试卷上轻轻地敲了敲，我一看，那括号里有“任选一题”四个字，糟糕，糟糕透顶了，我本来就紧张的心更加紧张了，顿时有点五雷轰顶的感觉。于是急速地把三篇作文稍加比较，决定了取舍，将保留的那篇略略加工一下，铃声就响了，交卷了，将刪去的那两篇也一并交了。
刚出考场，我的班主任兼教语文的乔凤仪老师就过来问我考得咋样，我便如实地讲了没注意看”任选一题”把三题都做了的情况，乔老师长长地“啊”了一声，说了句“不要紧的，下午数学好好考就行了”。这时才见马校长也在身旁，他说，速度挺快的，我在窗外看到你低着头不停笔，一直在写呀写的，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的，下午考数学集中精力，再沉稳一点，心再细一点就更好了。
能看出来，马校长和乔老师都特别关注关心我考得如何，有点扫兴了，说多了又怕影响我下午考数学，我对自已的粗心大意也很懊恼。
等待录取通知书是一个漫长而难熬的过程。突然有一天，乔老师出现在我家里，他是专程来安慰我的。我家的前面有个大菜园，后面有个大梨园，梨园中间有个鱼塘，当时我正坐在鱼塘边上的一棵梨树底下，没精打采的，时不时下意识地摸着小土块朝鱼塘里有一下没一下地丢着。见到自己的老师走来，便慌忙爬起，小声地喊了一声“乔老师”后，就觉得鼻子酸酸的有点想流眼泪的感觉，想说点什么又没能说出来。
乔老师叫了一下我的名字后说：这些天我想了又想，那些学习不如你的同学，录取通知书都陆陆续续地到了，区中学的，公社中学的，没到的，可能就没戏了。不过，你不会的，我相信你的火焰会烧得更高，你的运气会更好，再耐点心等待吧，不管怎么着，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完成三篇作文的写作，阅卷老师会重视的，会慎重对待的，甚至会欣赏的。
果不其然，乔老师来过没几天，我的录取通知书就到了，是五河初中，在离家六十多里地的县城里，路远，又赶上汛期，就邮递晚了。据说校徽是郭沫若题写的，其教学水平比五河中学的初中部还高，因为五河中学的主要精力是花在其高中部上。再者，五河初中的前身是五河师范，其教员基本上都是原师范留下来的原班人马。
入学后方知，我能被五河初中录取，多亏了那三篇作文。那次语文阅卷组组长是杨正德老师，他很欣赏我写的作文和写作文的速度，说这是个“好苗子”。我之所以知道这么清楚，是杨老师自己说的，他成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而且是从初一到初三的语文老师。
于是，杨老师班上收了个“愣头青”学生，三篇作文一口气写完的学生，此消息不胫而走，接着就不断地有老师和同学说我是“学习的料”、”大学生坯子”。听多了，便上心了，再加之我哥哥同时考进五河中学读高中了，榜样在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961年进五河初中，尽管胸前的校徽是郭老题写的，但是，那正值所谓自然灾害时期，挨饿是必须的，学校里的稀饭汤稀得能照出人影来，喝的菜汤也只是几片菜叶烧的汤，那纯粹是青菜汤，不掺假的，汤上面总是有若干小蜜虫漂浮着，那算是沾荤了。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汤上毕竟有几点油花儿。如果有哪位同学往自己的碗里多捞几片菜叶儿，会招惹讥笑的。那时我想了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多吃咸菜就会渴，渴就会多喝水，喝水多便不觉得那么饿了。
读初三那会儿，有件事可以提一下。全校初三年级六个班举行过一次作文竞赛，题目是：我们的校园。结果是我和一杨姓同学并列第一，有的老师认为我那篇作文内容写得好，字写得一般，文章主要是看内容；有的老师认为杨同学字写得漂亮，内容也不错，字是文章的外衣。各执己见，争论之后就并列了。并列第一也是第一，还奖励我一支“新农村”牌钢笔呢，这就更刺激了我的学习劲头。心想，今后就靠这支钢笔，好好学，好好写，好好考，走出新农村。
杨老师那时大学刚毕业，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那次作文竞赛之后，我到杨老师宿舍去玩，他说，你那篇作文之所以得奖，与你平时观察事物细致有关，比如景物，对校园东南角的那个荷塘的描写就很逼真，尤其是写出了月光下你缓步穿过六角形花式园门去观赏荷花荷叶的情形，以及当时的所闻所思，所念所吟，就很有意境。得，听了老师夸奖，心里有点美滋滋的。
杨老师看到我随手取下他书架上的《增广贤文》在翻阅，就说那本送给你了，我当即请他在书的扉页上题了字签了名，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题的字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当年，那书里很多名句我都能背诵下来。
1964年初中毕业，我顺理成章地升入五河中学读高中。1965年我正读高一，学校动员一批包括我在内的同学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参加全县飞行员选拔。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全县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天，一个姓陶的带兵参谋单独带我奔赴宿县地区参加全区飞行员选拔，实际上就是对身体、体能诸方面再来一次检查、检测。很遗憾，被最后一关卡了，那最后一关是为适应驾驶战斗机上下左右翻飞而设置的电动转椅，让我坐上去后即开动，随着转椅越来越快的转动，我越来越紧张。就在我晕头转向的时候，正在转动的转椅戛然而止，操作员让我走下来。哪里能正常走下来，第一步就没站住，头晕目眩裹挟着昏之天黑之地的，没法不跌倒，自然被淘汰了。
记得陶参谋安慰我说，同学，飞行员是当不了了，没关系的，就凭你的政审表和体检表，除了飞行员，任何军种兵种都会给你开绿灯，任你选。
还是大学梦迷住了我，婉言谢绝了。心想，让我站出来让祖国挑选，既然不合格，还是让我继续读高中吧。
我上高中时，我哥考入安徽大学物理专业，之后物理系分家，又被分到无线电专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在特定的情况下也是有限的，甚至是无用的。何也？“文革”使然，是大环境宣布了那“榜样的力量”作废啦。
上高中那会儿，尽管说是三年自然灾害过去了，但是，挨饿的日子仍在继续。为了增添伙食补助，学校发扬“南泥湾”精神，在一个叫“青年圩”的地方，开荒种菜，一大片一大片的菜地，分给各年级、各班级管理，负责种、浇水、上肥、除草和收割等事宜。总负责人是校工友刁如棠，一条黑里透红的汉子，浑身上下只有牙齿是白的，喜欢开玩笑，人很可爱，是学校唯一一个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光着膀子干革命的人。在青年圩带着学生干活时，这般模样是他的常态。种菜主要是供应学校食堂，指标完成后，学校花钱收购，卖菜钱留作班费。
青年圩四周由水渠环绕着，南北各有一座小木桥，水渠不宽不窄，不深不浅，从开春到秋后，每逢节假日或放学后，我们由南头到北头来的，也就是由五河初中考到五河中学读高中的几位同学，而且是清一色农村来的，常常相约到水渠里抓鱼、捞虾、捉泥鳅，还买了两只黄鳝笼子逮黄鳝，每每都有成就感，尔后将战利品弄上市卖钱，拿到钱先到“六一饭店”打打牙祭，剩下的四人平分，真是快活如神仙，常引起县城里的同学羡慕嫉妒恨，有个县城小子，母亲是街道干部，他两次口头申请入伙，都被我们“呵呵”掉了。
在高中学业上，沈啸平老师对我影响最大，自打念高一，他就教我语文。沈老师原名沈小平，中上等身材，比国子脸圆润一些的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白净，眼镜片永远遮不住他那慈祥柔和的目光，地主家庭出身，从小念私塾，没上过大学，自学成才。爱笑的老师总是会被学生尊敬与亲近。记得一次我向沈老师流露出自己今后想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心思，他问干嘛？我说将来想当一个名记者。
沈老师是个善良的有心人，他用行动支持着我，用心指导我写作业。记得每次作文课他都会单独要求我只可打腹稿不要打草稿，直接写到作文本上，而且是当堂写毕交给他。一开始我不适应，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沈老师批改我的作文很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从文章的立意到层次布局，什么文章三段论，凤头、猪肚、豹尾，什么四面开窗、打马过桥，等等。这样，我的作文质量有明显提升，标志是校宣传橱窗的“范文栏”里不断地出现了我的作文。
顺便提一下，沈老师的书法也很有名气，县城大街小巷有不少他的书法作品，如五河汽车站、五河供电局等，连五河中学的校徽也是。
1966年，我正在读高二，一场从天而降的“文化大革命”之烈火，不仅烧焦了我的大学梦，连读高三的希望也灰飞烟灭了。
在运动最乱最猛的时候，也就是城里开始“打砸抢”的当口，我那老实巴交的老父亲，先后到合肥把我哥、到五河把我强行带回家，记得父亲对我哥俩说：闹什么闹，这样闹下去能行吗？等闹完了，人家省长还是省长，县长还是县长，就是下台了，也还有新省长新县长，国家总是要有个章法的。等运动搞完了，还不知道上边怎么来整治你们这些学生呢，要争要吵就在自己家里吧。我与我哥面面相觑，父命不可违，不知所措，对外界茫然，窝在家里又不甘心，那一段日子也是挺难熬的。
后来很长时间我哥俩都纳闷，你说一个标准的中国式老农，目不识丁，连省委书记县委书记都不知道说，只知道说省长县长的，哪里来的那么高明的政治远见和预判国家大事的能力呢？
上大学无望了，回乡务农呗。在家里有时盯着那支“新农村”牌钢笔发呆，务农归务农，还是有点不太甘心啊，知道自己不是属于乐守田园的那种。1968年，作为民工，我被抽到新汴河工地挖河，什么挖土、抬土、挑土、用独轮车推土等重活累活样样干。年底，又遇到站出来让祖国挑选的事儿，国家征兵开始了。几个年轻伙伴约我一块去参加征兵体检，我心里有数，只要我去，体检会过关的，不是五年前坐电动转椅的时候了。于是，我背着父母，随大流体检去了，不出所料，合格了。
1969年春节刚过，我和一批新兵被一列闷罐火车拉进了北京卫戍区。当了六年兵，尽管作为干部苗子（即后备干部）年年被体检，随时都可能被提干，可是苗子最后还是黄了，被告知“三支两军”的军官们都陆续撤回部队了，军官职数严重超编超员，首长对我说，只好委屈你了。于是，兵来兵去了。
当时我想，早知后面有“文革”来袭，说什么也会朝陶参谋指引的路走的，几年前的初中毕业生入伍也算是文化人了吧，命运不会差的，再者，部队伙食好，说不定还能长点个头呢。唉，命运真会捉弄人啊。
1975年3月，我退伍还乡，已在县直机关工作的一位高中同学知道了，向县委宣传部推荐了我，当时还不叫宣传部，称之为县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小组，组长孙育海，后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江苏盐城人，讲话不太好懂，退休前官至正厅。一天，孙部长带着一位科长，每人一辆自行车骑了六十多里路来到我家，劝我去县委宣传部搞通讯报道工作，暂时亦工亦农，待有机会可转干。我求之不得，欣然接受了，第二天即到县委宣传部上班了。
同年六月，公社有个推荐上泗县师范读书的名额，公社拿出了主导意见，想让我去，不过还得征求一下县委宣传部意见。一天孙部长找我谈话说，亦工亦农转干的事，看来遥遥无期，你还是先上师范读书去吧。
对于孙部长，我一直心存感激。退休后，听说他长住北京女儿家，就约好了去看望他。那天，我又提及当年孙部长骑六十多里自行车劝我出来工作，他女儿在旁边插话道，肯定是我爸那时求贤若渴呗，我连忙说哪里哪里，你爸是雪中送炭，那时我正需要一个饭碗糊口呢。
一个高中毕业生，回过头来再去上普通的初级师范学校（据说我毕业不久该校停办了），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更为讽刺的是，在师范两年共四个学期，其中一个学期是我当了自己所在班的语文老师，原因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牛维芹（安徽大学中文系学长）被地区教育局抽去编写有关语文教材去了，学校决定让我代替牛老师上语文课。
那时全国不少地方闹地震，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就窝在简易防震棚里。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时光，1977年6月毕业了，绝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安徽北部几个县当小学教师，我被分配到我的母校一一五河中学（已改为五河一中）当语文老师。
同年，即1977年10月8日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停招十多年的高考被宣布重启，积压十多届高中毕业生被一鞭子赶进考场，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遛。最后，全国考生录取率不足5％，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说是有幸，也不过是不幸中之万幸。为何？很简单，小环境有点异常，由此使我明白了，小环境也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从小就怀揣大学梦的我，觉得圆梦的机会来了。没想到，学校领导不支持不给力，不同意我报考。
一天，我找到县教育局局长胡万国，刚说明了来意，胡局长就说：你的口碑很好，书教得也好，今后发展前景不会差的，就别报那个名了吧。何况，你们学校领导也是这个意见。我说：正是学校领导不同意我报考，才特意来请局长您帮忙的。几天后，我又去找他，他仍然没有松口的意思。我还坚持说就让我考一下吧，要是考不上，也就死心塌地在这里教书了。胡局长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不去上大学，在五河县照样能干出名堂来。
无奈之下，几天后我带上高中毕业证，去合肥的省招生办公室碰碰运气，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大姐，到如今她那和蔼可亲的模样仍历历在目，她明确答复说你够条件可以报考。随递我一便函，是省招办写给县招办的，大意是：你县五河一中教师某某某，系1967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本次报考条件，请准予报考。临出门时，大姐还交给我一张写有省招办电话号码的纸条，说你回去后如不顺利，就打个电话过来。
有了尚方宝剑，回县后还算顺利，终于在开考前几天领到了准考证。当天晚上，我拿着准考证兴奋地去沈老师家亮给他看，“沈老师，你看这准考证呀，就是我的入学通知书，您信吗？”我刚说完，沈老师就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了说，我信，也不信。我说，我刚才的话，是不是有点狂？他说，有点，不是有点，是明显的狂。尽管我对你的语文卷尤其是作文不担心，那么数学卷呢？那政治、史地呢？咱都行吗？更为重要的是，咱并不知道面上的情况，别的考生考得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的脸拉长了，兴奋不起来了。沈老师还在说，这样的狂话也就跟我说说就算了，狂言不可轻言，千万别在外边乱说了。我告诉沈老师，这样的话，下午路过教育局门口遇见胡局长时，我已对他说过了。胡局长苦笑了一下，怔怔地看了我好一会儿，只说了三个字：“那好哇”。这一刻，我底气不足了，我说之所以对胡局长那么讲，是带有点个人情绪的。
我试图分析着说给沈老师听，你看这么多年来全国不都是这么个状况么？面上的情况能好到哪儿去？再说，我在泗县师范还一边上学一边教语文呢，现在还在教语文。沈老师说你现在教的是初一语文，我说初一语文也是语文哪，有多少考生这么多年恐怕还没摸过语文课本哩。沈老师点点头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那不可能是全部的道理。
后来回想起来，觉得胡局长和校领导还是喜欢我的，不是卡我，而是善意挽留我，也怕我一考就考走了。只不过他们是站在领导的角度，并没有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想而已。
1977年12月10日，是安徽高考第一日，是周六，学校上课到前一天即周五上午，下午才开始整理布置考场，至少，我的语文课周五下午才停，学校没有给我一天复习时间，我自打分配到五河一中教书以来，学校没有住房给我，就让我住在简易防震棚里，且让三个年轻教师同住一室，晚上根本无法安顿下来复习，加上又无什么有价值的复习资料，只好听天由命了。
说是无什么有价值的复习资料，我想起来当时有个在县直机关工作的高中同学陈某某，他报考的积极性也很高，他把自己找到的残缺不全的几本初高中课本，看完一本传交我一本，很有限的几本浏览完了，再也抓不着别的什么稻草了。
周五傍晚，考场都整理布置差不多了，发现我的大名赫然还在监考老师的名单里呢，我赶快找到校领导，才取消了我的监考资格。同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在哪个考场？哪个座位是我的？不知道，没找到，只好再找校领导。校领导说你就在原定你监考的那个考场吧。进那考场又找不到属于我的桌椅，灵机一动，我从语文教研组搬来自己平时坐的独凳子，又向校茶炉房张师傅借来一只小板凳，将这两个小物件摆放在了那个考场的最后边，才松了一口气。
高考的第一张试卷是语文，而语文又是我的强项，加之我又是本校的老师，所以心态还算平和，天冷不怕，大家都冷。只是成年人坐小板凳手伏在独凳子上，总是有点别扭不自在，尤其是看着别的考生都是坐椅子伏在课桌上，那种别扭不自在的感觉更显现了。不过，人还是需要点自我安慰的，我想，只要集中精力把试卷答好，条件再简陋也没啥。如果考题不会做，就是搬个沙发来让你坐上去考，也是白搭。
考场里有两位监考老师，一男一女，男的我认识，姓刘，是刚分来的工农兵大学生，报到时就声明自己数学专业毕业不懂数学。那女的不认识，一条红围巾围在脖子上，大眼睛小白脸，小瘪嘴，一白遮百丑，脸带酒窝三分甜，很神气，估计也是个工农兵。自己暗忖：若不是我考大学心切，轮不上你站在这儿吧。
紧张而兴奋的两天考试终于过去了，沈老师来到防震棚问我考得咋样，没等我回答，他率先预测说估计总体考得不错，作文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的，那篇关于西柏坡的文章分析对了吗？就是要求划分自然段、写出段落大意、写出全文主题思想的？还没等我回答，沈老师急着又说，那篇文章的第一句就是单独的一个自然段你划对了么？我说划对了，根本就没有时间细看，只一瞟眼就觉得第一句话就是一个自然段，段落大意也就是那句话，我带有调侃的味道说，这是初一语文老师的强项，沈老师又笑了起来。
沈老师总是那么笑容可掬，说好好好。我告诉沈老师，之前我教学生说考试时要沉着冷静、先易后难的那招根本不管用，考场如战场，碰到一题攻一题，把每道题都当作抢答题来做才行。不过数学那张卷子确实难倒我了，有那么几道题，题题似曾相识，甚至于可以断定，以前念书时肯定是遇上过的，而且是做过的，可惜，兔子不在那窝里睡了，狗咬刺猬，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
等待高考的录取通知书，比当年等待小升初的录取通知书显得更漫长更难熬，除了焦虑能否圆大学梦之外，更惦记着我那吐出去的狂言能不能收场，到底怎么收场。那些日子寝食难安，走路总是低着头，恨不得瞅见地缝钻进去得了，路上遇到了熟人也视而不见，活脱脱像一个傻子。
原本以为自己像淮北平原上一株淳朴可爱的红高粱，现如今总是把自己与老家村西头的那棵歪脖子枯朽老槐树联系在一起。心里老想着考不上咋办？有那么私字一闪念：孙部长德才兼备，与农转非的老婆恩爱有加，大学文化，能说会写又实干，政界传说他是市厅级后备干部，要是有一天他高升了，升到了外地，请他把我调去，离开五河，也是有可能的，那样，心就清静了。
在县城，在备考期间，除了那个姓陈的高中同学外，后来还有一个姓张的同学来联系我，人家两位命好，单位都给了一定的复习时间，只有我例外。他俩对我都挺好的，陈同学把自己仅有的几本旧课文限时借我浏览；临进考场的前几天，张同学把自己精心摘抄的政治和史地笔记借给我看。不过，可惜，考后才听说张同学由于紧张过度，在首场考语文时就昏过去了，没考成，后几门干脆弃考了。
那位陈同学很好玩，人特别自信，比我还要自信。他说话声音大，笑起来声音更大，高兴时喜欢猛拍自己的大腿，一下又一下的。我与他考后在对数学答案时，我们很多题的答案都不一样，他坚定地说他对了，我错了，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一点都容不得我怀疑的，还说以前念书时做过这些题的，就是他写的这样的答案。他多次兴奋地拍着自己的大腿，拍得我心慌意乱，直发毛。看他如此坚定自信，我不得不怀疑自己了。最后，我们一块去请教高中数学老师，才知道还是他错的多，多多了。等到最后，他也没等来录取通知书，我却等到了。
录取通知书是寄到校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传了个遍，才落到我手上。
谢天谢地，谢大环境，谢迟来的小环境，顺便谢一下自己，谢自己一直以来的坚守，最后还要谢语文教研组陪我几个月办公的独凳子和茶炉房张师傅及其小板凳，终于圆了我这一生的大学梦。停摆十多年后的高考重启后，我和我的同学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也是最早最快的受益者，比及时雨还要及时雨。
提起及时雨，有段时间我老是迷恋杜甫的《春夜喜雨》，时不时地背诵、咀嚼、体味，总是和恢复高考联系起来。入学后，有一次教文艺理论的徐文玉老师布置作业，要求自选一文艺作品写一篇评论，我就选择了用抒情散文评论《春夜喜雨》，得到了认可，徐老师的评语是：用散文评诗，有新意，很好。后来，《江淮晨报》（2005.5.7）发表了我這篇评论文章，再后来，被收录在我的《竹韵》（2005.11）一书中。
我最后一次从考场走出来的时候，带出来那两个小物件：独凳子与小板凳。这时，我才认真注意端详手里拎着的那只小板凳。小板凳被张师傅坐磨得溜光，他平时给炉膛里铲送煤炭，就是坐在这只小板凳上完成的，于是小板凳便留下了永远也擦洗不去的煤灰。张师傅见我进了茶炉房，忙接过小板凳问道：小王老师，考得咋样？当时学校有三个王老师，数我年龄最小，教职工都习惯了喊我小王老师。
怎么回答呢？自从考完数学时起，我的傲气被一扫而光，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底气，只好说没有把握，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吧。张师傅余兴未了，说，好几个老师都讲你没问题。我说了一句“听天由命吧”就离开了。我琢磨着，好几个老师都讲我没问题，可能大都还是我考前瞎吹出去的。
入安徽大学中文系学习后，才体悟到沈啸平恩师教诲英明：狂言不可轻言，咱不知道面上的情况。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俺是小地方走出来的，井底之蛙不可妄谈天大天小，尤其是几十年后，见证了很多同学成了学问大家，成了国之栋梁，不得不让我等望尘莫及且引以为傲。
不过，有时候人还是要有点阿Q精神的。那是入学不久，我跟徐文玉老师有一次在校园里相遇，徐老师告诉我说：你高考的语文试卷超过了100分，当时我经手阅改的试卷，凡是见到上百分的，我都会马上放在屁股底下，以防其他学校“抢走”，到试卷计分入档时，发现其中有你，记得当时他还说出了准确的分数。这么看来，那附加题也多少得了点分数呵。
这事真的让我偷偷兴奋了很长时间，好像我只跟一位同学说过此事，之后发现那么多同学都比我强，自己有了鸡立鹤群之感，就不好意思再提了，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仍然还残留着那么一点点沾沾自喜的味道咧。
呜呼！巴根草也有春天，或曰：巴根草也曾经拥有过属于自己的春天。
毋庸置疑，作为“七七级”一分子，早晚只不过是尘埃一粒，一粒尘埃，而作为“七七级”这个群体，自然也包括只推迟半年招考推迟半年毕业的“七八级”那个群体，皆为空前绝后、光闪闪沉甸甸之群体，即“七七七八级”群体，应该是共和国史册里永远也删不去的那一页，应该成为中国人那不可忘却的永恒的记忆。
作者近照
安徽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