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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丨成小秦：我的穆斯林室友，离别便是永别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留英散记（四）
阿萨姆与阿卜杜
作者：成小秦
2017年7月初，我重返爱丁堡，9日，应邀去老友星野幸三家（Mayfield Gardens）。沿A701东侧行走，临近East Mayfield，无意间瞥见路牌Mayfield Terrace，这不正是我38年前居住之处吗？拐进街巷，路面比记忆中稍窄，沿街数门牌，至11号，故居外观依旧，花草更繁，推开栅栏铁门，步上台阶，细看大门铜牌所标姓名，房屋易主。一时间，往日仿佛今日。
往日都似梦
忽忽四十年，物是人非
1979年夏末，我乘火车从伦敦抵爱丁堡，入住爱丁堡大学研究生公寓（Kitchener House，5 Gordon Terrace），新旧侧楼共55间宿舍，厨房、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但房间隔音效果太差，外国学生熬夜，喧嚣到夜半，常让我彻夜失眠。入学考试在即，我更难安睡，苦恼中，去校医院要一包安眠片，大号片剂，吞几片都无催眠效果。听朋友说饮酒助睡眠，于是，傍晚去酒吧，要一大杯黑啤（Guinness），混在苏格兰酒徒中痛饮，酒味涩而苦，微醺时踉跄走回，倒头便睡。
爱丁堡大学研究生公寓门前
如此过夜，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过了几天，便去“学生住宿服务中心”寻找B&B。按照中心提供的名单，挨个打电话，上门看房。住宿的位置，价格，房东为人等，都须考虑周全，这是中心高级助理Peter Doughty先生的忠告。一连考察九家，最后预订Mayfield Terrace 11号，环境幽静，沿A701步行约半个钟头到学校。
学生住宿服务中心提供的“住宿加早餐”（B&B）名单
阁楼三间卧室，我挑选最小一间，15平方米，每周20英镑。过几天，听见大间卧室有动静，黄昏，传出幽幽的笛声。第二天早餐，一个白胖小伙儿默然入座，头发有些卷曲，匆匆吃几口就起身离开。房东太太说：“新西兰来的学生，刚到就想家，躲在屋里哭。”过几天，屋里没声，房东太太说，新西兰小伙儿思乡心切，返国了。
临近开学，阁楼入住两位房客。住大间卧室的叫阿萨姆（Isam A. Hudy），伊拉克巴格达大学化学系讲师，公派爱丁堡大学化学系学习石油精炼。
住中间卧室的叫阿卜杜（Abdul S. Popal），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外文系教授，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资助，赴爱丁堡大学语言学系进修。
三人共用阁楼厨房和浴室，天天见面。他俩都是穆斯林，而我从小在回民聚居区长成，知其风俗和禁忌，也曾粗读《古兰经》，因此，与他们有共同话题，彼此很快熟悉，周末晚餐后，常去阿萨姆的卧室，围坐壁炉旁沙发饮茶，闲聊。
1979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流亡法兰西15年的霍梅尼（什叶派）趁势掌权，危及萨达姆（逊尼派）执政的伊拉克，两伊战争一触即发。所以，阿萨姆爱谈两伊之争，视萨达姆为民族英雄，而担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某周五晚，我们仨正聊着，房东太太上楼叫阿萨姆接电话。不一会，阿萨姆回屋，说伊拉克驻英大使馆通知，留学生周末回伦敦游行，去伊朗大使馆抗议，可能与伊朗学生发生冲突。两天没见人影儿，周一早上，忽见阿萨姆右臂吊着绷带，右脸颊显伤痕。我惊问怎么啦，以为他在游行冲突中受伤。他笑说：“周六游行结束后，赶回实验室通宵试验，烧瓶突然爆炸，烫伤了。”
阿卜杜成天忧心忡忡，原来，他出国之际，国内已呈乱象。1978年4月革命，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夺权，“人民派”与“旗帜派”内讧，结果，“人民派”取胜，不久，内部派系争斗再起，导致反苏派上台。1979年12月末，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消息传来，第二天中午，阿卜杜接个电话，就匆匆去阿富汗流亡团体客栈（王子大街东头）探听消息，晚上回来，叫上我一起去阿萨姆的卧室，探讨阿富汗国内形势。他很亢奋：“阿富汗除普什图人，还有二十多个强悍民族，部族、家族世系纷杂，只有国王能治国。山区土著凶悍而善战，徒手可将敌人撕裂，”他双手比划着，浓眉下小眼睛闪着光。“历史上，英国人从未征服阿富汗。”他断言，俄国佬必败。眼下，他最担忧的，是严冬来临，家里取暖用劈柴尚未储备，战乱中，夫人带三个孩子如何度日。我们宽慰他到深夜。
年底某天，房东太太端上苏格兰早餐，便坐在一旁喝着咖啡，与我们搭讪，阿萨姆提起他家，父亲是小业主，母亲持家，三个妹妹，说着从口袋摸出皮夹，抽出一张全家照，房东太太手捧照片，惊呼：“上帝！您的三个妹妹？太漂亮了！”过了几天，我刚从学校返回，阿萨姆就急促敲门，进屋嚎啕大哭，让我不知所措，抚慰半天，才知他母亲骤逝，家里发加急电报，让他速返。“妹妹太蠢，不该告我真相，就说母亲病重也好，让我有个思想准备！慈母去世，真让我难以承受！”阿卜杜闻声进来，与我一起安慰他，许久，他才抹着泪返回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我帮他拎箱下楼，在门外等候出租车，他面露歉意：“成，昨日失态，太对不起了！”我紧握他的手，请他节哀。一周后，他从巴格达返回，与我行贴面礼，送我不少伊拉克特产。
平时，我们都与房东太太打交道，房东Stadnick先生早出晚归，除上楼来收房租，或打开投币式暖气表，将硬币取走，很少照面，每到周末，开车送女儿去郊区练习马术。圣诞假期，我们才与房东接触多了，始知他是波兰人，二战时加入波兰军团，随英军作战，结识一位苏格兰战地护士，战后，与护士结婚，定居爱丁堡。他开了一爿小店，位于王子大街南侧一条窄巷，专修钟表，镌刻墓碑。圣诞节后某晚，他开车带我们去小店参观。室内光线暗淡，台面摆着拆开的钟表、目镜、各式工具，地上码放着刻好的墓碑。那晚，他兴致很高，讲他与太太的战地恋情，示范如何刻碑，还拿出手风琴，拉起欢快的波兰舞曲，临走，请我们喝了点儿甜酒。
学业结束，我离开爱丁堡前，与房东告别。他听说我乘火车经波兰回国，非常高兴：“家乡离华沙不远，屋后是树林，儿时，常与母亲在林间采野蘑菇。”他憎恶波兰当局：“在波兰，警察在街头随意将你拦下盘问，英国警察绝对不敢。”说完沉默。
三位房客中，我最先离开爱丁堡，与阿萨姆和阿卜杜分手前一天，采购清真食品和饮料，摆满餐桌，我们边吃边聊，直到深夜，彼此记下邮址，反复说保持联系。
当年，我返国后成天忙于生计，很少回念往日。1980年代中，给阿萨姆和阿卜杜写过信，邮寄各自执教的大学，但都杳无回音。四十年间，他们的祖国经历太多苦难。
两伊战争持续八年，此后，伊拉克又经历海湾战争、内战、伊斯兰国崛起，一度控制半壁江山。而今，伊拉克政客们龟缩巴格达“绿区”，争权贪腐而已，国土任由部族军阀割据。
苏俄阿富汗战争历时十年，后来，这个贫瘠的国家惨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恐怖统治。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阿富汗战争，二十年战乱后，美军仓惶溃逃，阿富汗又沦入塔利班和部族军阀统治。
涉笔至此，不禁唏嘘。阿萨姆和阿卜杜都是穆斯林，引《古兰经》：“真主全知万事，”佑助朋友和家人吧！
作者：成小秦
我犹豫再三，没有应口，因为，受多年宣传的影响，以为来华传教的外国人，大多间谍或吃教。老约翰见状，不再提与牧师见面的事，再次聚谈，讲起牧师的身世。
荣牧师名叫George A Young（乔治·杨），生于莱斯特（Leicester）。1914年，他16岁时，通过考试进入英国商务部任办事员，薪水虽不多，但过得无忧无虑。那年7月底，一战爆发，英国政府紧急征兵，他在上班途中，看到标语Be a man and join the Army！（好男儿当从军！），于是，怀一腔热血，应征入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经过18个月军训，加入米都塞克斯郡团第一营，开赴法国前线。
1917年秋，杨参加第三次伊泊尔（Ypres）战役，所属第33师与德军在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作战。双方展开持久惨烈的阵地战。一天，德军突然施放氯气弹，毒烟顺风排入英军战壕，身边战友纷纷倒下，杨爬在战壕边，呛得窒息。生死瞬间，他求主救命，眼前霍地一亮。那场战斗，全连仅他幸存，于是发愿，伤愈之后，必为主尽愿。
1918年2月，他重返部队，调第33机枪营，此后，历经数次战斗，再未负伤。从此，杨坚信，主保佑他，为让他完成使命。
1919年3月，杨复员返商务部，因战功获得晋升，不久调空军部，在丘吉尔手下工作。当时，他生活优裕，但内心煎熬，冥冥中总觉得主在召唤，让他放弃金钱和享乐，去远方布道。不久，在一次宣教会上，他获知浸信会招人去中国传教，便下决心应召，去东方传布福音。他将这一想法告丘吉尔。丘氏听说他要辞职，去中国布道，大惑不解：“真蠢，怎么去那个鬼地方？”他返回家乡，将这一决定禀告虔诚信教的父母，为不能赡养他们感到内疚，没想到母亲喜极而泣，说自打他出生，他们就期盼他能为主献身。于是，他辞去公职，接受浸信会培训，1920年代初，赴遥远的陕西传教，直到1950年代初。
荣牧师竟有如此不凡的经历，我感到好奇，于是请老约翰安排与牧师见面。
6月底一天，老约翰开车带我前往斯特灵（Stirling），拜访牧师。斯特灵距爱丁堡约三十英里，出城沿M9公路朝西北方向行驶，穿越苏格兰低地景区，丘陵与平原绵延，浓绿尽染，村落，教堂时隐时现，再往北地势渐高，溪谷纵横，地貌变幻，山风劲吹着。车行一个多钟头，远远看见斯特灵古堡（Stirling Castle），转A811公路西行，拐入B822，经过农庄，驶入基彭（Kippen）。
基彭属典型的苏格兰乡镇，宁静祥和，街巷两侧是古朴房舍，一米高绿篱将院落隔开，庭院花草繁茂，不时传出犬吠。缓坡尽头，古朴庭院门口，立着一位老人，宽额浓眉，弯腰朝我们打招呼。老约翰说，他就是荣牧师。我下车连忙上前，双手握住老人的大手。他背微驼，慈祥地笑着：“感谢主，欢迎来自陕西的客人。”
院落里，盛开着忍冬和蔷薇，几蓬竹子蓊郁青翠。草坪摆着石桌石鼓，鹅卵石小道通向门廊，门框上方，一块雕花石板上刻着1885。
牧师把我们让进客厅，里面陈设简陋，有些凌乱。落座后，老人给我们倒茶，加方糖和牛奶，他的手很大，手背青筋凸起，有些颤抖。他问我对苏格兰印象如何，然后，殷切地询问中国的变化。见我有些拘束，老约翰就说：“成先生对牧师在陕西传教很感兴趣。”
牧师很高兴，起身进屋，拿出一本旧影集，黑色册页，中间隔棉纸，插着泛黄照片。牧师边翻照片边介绍，不住地感谢主。照片中，有传教士驾牛拉车，四面钉上木板，写着“福音”、“仁义”等；他们带着留声机，去西府一带布道，所到之处，乡民麇集；在三原县赈灾，与饥民和乞儿合照；还有牧师与教民在福音堂前合影。
他说起早年经历。1924年末，他在北平语言学校结业，乘飞机到郑州，转乘敞篷火车，坐在行李上，整日靠花生充饥，又搭敞篷卡车，驴拉车，从潼关入境，坐帆船渡黄河，一群士兵正在河边练习射击，瞄着帆船当靶子打。
他说，刚到陕西，生活很不习惯，也听不懂方言，因发音与培训时所学国语不同。他用陕西话说“咥锅盔”，问我听懂没有。起初，牧师在三原福音村布道，环境险恶，布道途中，常遭乡民唾骂，用石头砸。1925年圣诞节，数百学生从省城至三原，将教堂围住，高呼：“杀死外国坏蛋！”“打倒帝国主义的帮凶——基督教！”1928年秋，基督将军冯玉祥部下冲进教堂，指向牧师们叫骂：“狗日的帝国主义，英国政府的间谍，在国内失业，跑到中国来，吸农民的血，抢农民的食。”
1928至1931年，陕西遭遇饥荒，仅1929年元旦，三原一晚冻毙45人。那年2月，教会在三原、富平、泾阳一带，开设10个粥棚，每日救助2万多饥民。期间，难民曾捣毁慈善医院，踩伤牧师，但教会仍坚持赈灾，后来，又开设孤儿院，收养400多名无家可归的乞儿。渐渐地，当地人对教会的态度改变。
1932年秋，荣牧师调“西差会”，住西安东木头市，掌管陕西各区堂会活动。当时，教会开办了神道学院、广仁医院、尊德中学、崇德小学、福音电台，每日播放3次。有时，他们在南院门一带街巷布道，听众多达万人。
他和同仁在三原和西安教区布道、查经，结识不少教友。他提起故交，其中有米暂沉先生（杨虎城将军秘书），我说先祖父与米先生熟悉，牧师连说感谢主，请我代他问候米先生。他说，“西安事变”前，米先生跟他学习英语，事变后某天，米先生突然到他家，将一把手枪交他保管，就匆匆离去。不久，米先生派人取走手枪。牧师长叹：“与米先生分手，转眼40多年了。”他回忆道，1937年，周恩来在西安会见宗教界人士，为建立统一战线，宣传共产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当时，我站在周先生身边，见他胡子刮得干净，目光睿智而坚毅，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相信，共产党是保护宗教的。”
赈灾或布道途中，常冒风险，他曾四次遭遇土匪。一天，他骑自行车从临潼回西安，在一条土道，让3个土匪截住，匪首举左轮手枪对着他，他突然放歌：“信从吧，别无他法，与主同乐，信从吧！”边唱边从匪首跟前骑过，匪首放下枪，扭头对同伴说：“他疯了！”牧师一路哼着歌，返回西安。
阳光洒进客厅，门外匆匆走进一位中年女子，身材消瘦，眼窝深陷。牧师介绍说：“女儿玛格丽特。”她向我们问好，就去忙饭。牧师说女儿生于西安，现在一家医院做护士。当年，他妻子在广仁医院任护士，前几年去世，还有一个女儿从医，名叫琼。
接着，他继续回想往事，头微微仰起，眼睛眯缝着，想得很远的样子。1951年，他们被遣送出境，直到1975年，才重返中国，随旅行团游览西安，但很遗憾，未获准重访三原。他返回英国后，撰写《鱼或龙》（The Fish or The Dragon），谈他在中国和格拉斯哥布道的经历。我说，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牧师可以重游故地。他笑着说：“感谢主，只要身体还好，一定回去看看，陕西是我的第二故乡。”
不知不觉聊到中午，玛格丽特开始布置餐桌，这时，从外面走进一个中年男子，身材微胖，动作迟钝，含混地打个招呼，就躲进里屋。牧师说，那是他的儿子吉姆，也在西安出生，蒙主护庇，如今靠编制草垫为业。
玛格丽特请大家入席。午餐简单：全麦面包、奶酪、色拉、苏格兰浓汤，还有羊杂碎布丁。玛格丽特叫来吉姆，大家围坐长方形餐桌。此前，老约翰叮嘱我，他们餐前要祈祷。只见他们闭目垂头，由牧师领诵：“感谢主赐给我们丰盛的食物，阿门。”大家齐声说：“阿门”，举起刀叉静静地用餐。
餐桌上，牧师和老约翰偶尔问我几句，大多与苏格兰食品有关。吉姆不时抬头，惊恐地望我，与我目光相遇，又急忙闪开。他的手抖得厉害，刀叉碰在餐盘上，当当作响。吉姆的目光，让我很不安。
餐后，我们边饮茶边说话。牧师说，他已八十有二，感谢主，让他身体康健，仍去苏格兰各地传布福音，宣传新中国的变化。老人的话语里，充满对中国的热爱。
老约翰说时间不早，我们该告辞了，牧师说稍等片刻，从书架抽出一本硬皮书，名为A Living Christ in Modern China（《西行布道记》），拿出钢笔，颤抖着写出赠语并签名。他说，该书记录他在华宣教的经历，然后，拿出一张信笺，一笔一划地写下他的中国名字“荣卓志”，再三叮嘱我：一定给他写信，一定将他的祝福带给中国教友。荣牧师和玛格丽特送我们至门口，车开了，他们还远远地招手。
路上，老约翰对我说：“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烟台，琼、玛格丽特和吉姆正在那里读书，结果被抓，关进潍县集中营，备受折磨，当时吉姆还小，受到惊吓，落下病根，每见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就深受刺激，难以自控，你不要介意。”40多年来，每想起吉姆的目光，伤感不已。
回国后，我即去西新帘子胡同米宅，拜见米暂沉老伯。米老见我非常高兴，谈起往事，说1950年，先祖父还找过他，将手中外币换成人民币。他还问了邦英姑父的近况。聊了一会儿，我说：“在苏格兰遇荣卓志牧师，代问您好！”米老与阿姨大感惊讶，听我讲了经过，连说“太意外了！”返回西安，又寻访黄士桢（西安十中）及其他教友，并将详情函告荣牧师。牧师回复，全家人反复阅读来信，为中国发生的一切高兴，他常应邀去学校和教会，介绍中国的情况。
1985年之后，我几经调动，未与荣牧师通信。后来，检索苏格兰浸信会讯息，才知荣牧师已于1991年辞世。“行善的，复活得生。”
2018年夏，我重返斯特灵，站在古堡地形图前，查基彭（Kippen）方向，重述与荣牧师相遇，并祝福牧师后人，出生于西安的琼、玛格丽特和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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