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章明，祖籍广东，生于长春，长在北京，中学就读于北外附校，1968年赴内蒙古锡盟东乌旗插队，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返城入读北京二外，1979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新闻写作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对外部，从事英语新闻采编工作。后移居美国，现已退休。
原题
准备打仗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蒙边境紧张气氛骤然升温，虽说西线无战事，但也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在内蒙古插队的我们，积极投入到备战工作中，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为了备战，有知青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知青民兵
1970年9月初，我被调到饲料基地土默特从事农业生产。然而，当我赶着牛车到达土默特时，看到的却是不同于以往的景象。没有欢声笑语，没有知青们忙碌的身影，有的只是一片沉寂。在那里，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就在前一天，蔡兴隆同学因试投手榴弹发生意外而牺牲了。手榴弹是知青在紧张形势下出于战备需要而自制的。当时苏联縂兵力240万，近一半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仅中蒙边境就陈兵40多万。据东乌旗沙麦公社负责人介绍，距离我公社大约400多里的外蒙乔巴山就有军事基地和歼击机部队，由一名中将坐镇指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跟对面苏蒙军队的坚甲利兵相比，我们民兵的装备就太过简陋了，且数量严重不足。于是，我队知青便萌发出自制手榴弹的想法。对此，公社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并提供了制造手榴弹所需的材料。几经试验，手榴弹终于造出来了，共有五枚。一般手榴弹的发火时间为四秒钟。为保险起见，知青把从拉引信到爆炸的时间设定为5到6秒。前四颗在试投中除了一颗未响，其它三颗均无问题，只剩下最后一颗了。9月4日中午，天气晴朗，知青准备再进行一次试投，让参与手榴弹制造的王昆亲自上阵。可就在投弹开始之前，蔡兴隆骑马赶到，听说要试投手榴弹很高兴，便自报奋勇，要求做投弹手。王昆与兴隆关系不错，便同意了，还向他讲授了投弹要领。蔡兴隆走到稍远的地方，将引信套在手指上，其他人则在附近卧倒观看。他拉出引线，手刚举起，未及投出，手榴弹就在耳边意外炸响了，蔡兴隆当即倒在血泊中。目睹了这一惨烈场面的张中岩后来告诉我，他在远处看到，兴隆的右手被炸得血肉模糊，心想“坏了，可能会残废。”可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兴隆后背被弹片打了大小数十个洞，贴身的背心炸得像筛子一样，颈动脉正突突向外喷血。张中岩冲上去一把按住了破损的动脉，但其他地方依然出血不止。赤脚医生孙屹华上前查看，发现兴隆已无呼吸和心跳，但仍象征性地给他打了一针尼可刹米。在场知青立刻套上马车送他去公社卫生院，当然也是回天乏力。“出师未捷身先死”，蔡兴隆成为汗乌拉大队唯一一名死于备战的北京知青。军民联防
蔡兴隆是印尼归侨，原为北京65中学生，为人老实，干活卖力，群众关系好。他牺牲后，他哥哥姐姐前来料理后事。据陪同他们的知青丛佩华回忆，旗里派人送来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向因公失慎的蔡兴隆致敬”。蔡兴隆哥哥看到后马上提出：如果是蔡兴隆随便玩弄手榴弹或者他拉了线没及时扔出去，是他失慎，但他是按正确程序投的，手榴弹发生意外爆炸，这怎么是失慎呢？经向上级请示，最后改为“因公牺牲”。但蔡兴隆不算烈士。旗里干部说，在战争中或在抢险救灾中牺牲的人才算烈士。公社武装部长则表示，如果研制手榴弹的人被炸死，也能算烈士，可蔡兴隆没有参与试制工作，因此不能算。汗乌拉的北京知青后来都陆续返城，唯有蔡兴隆一人留在沙麦。他被埋葬在公社所在地以南沙麦河畔一个面向北京的山坡上。以后，不管哪位知青返回这片被我们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土地，都会到兴隆的坟上祭扫，为他点上一根烟，供上一瓶酒，洒下一把泪。跟蔡兴隆作伴的是另外一名在备战中付出生命的沙麦公社知青——赵万里。他的死是一段更加令人唏嘘的悲催往事。图片集《绿色烙印》（草原恋合唱团出品）对此有所记述：事情发生于胡尔其格大队的民兵哨卡。一日早，在此执勤的赵万里，由于不慎，枪支走火，子弹弹到哨所石头墻上又弹了回来，正好击中正在刷牙的牧民朝格吉拉，闯下大祸。另外一名岗哨同伴急忙去公社找医生，公社干部却让他等旗里来人，直到傍晚才赶回哨所。
看到战友血流如注，赵万里不知所措。朝格吉拉昏过去又醒过来，几次看到守在身边的他满脸是泪，紧张地向公社方向张望。上午11点多钟后，赵万里走出哨所再没有回来，他在400多米以外的地方，用心爱的步枪结束了自己22岁的生命。静静地，他躺在那里，脸上还挂着清晰的泪痕。旗里判断他是因畏惧而自杀。牧民议论他是最老实的知青，太可惜了。
公社为他置办了一副好棺木，把他葬在蔡兴隆墓附近，两人相对而眠，长相厮守。草原上不兴土葬，这里便成为当地唯一的一块墓地。
蔡兴隆墓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是那时我边境军民“最大的政治”和“压倒一切的任务”。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解放军沿边界巡逻，取消了以往两人一组的形式，改用多人组成的巡逻队，并且背上了打坦克的火箭筒和火箭弹。除了日常驻军，“前指”还调来两个野战军作为机动，以备不时之需。沙麦公社下辖三个大队，有两个跟外蒙接壤，一个是我所在的汗乌拉，另一个是胡尔其格。我们牧业小组是最靠近边界的，牧场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一些山上矗立着奇形怪状的巨大岩石，宛若山间古堡，森严挺立。放羊时，这些巨石就成了我们的了望台，我们攀上岩石一面观察羊群的动向，一面监视边境的动静，看有没有“苏修”军队发动袭击的迹象。为了加强战备，大队在边界附近山上增设了岗哨，一批全副武装的知青和牧民被调去昼夜站岗巡逻。我们包的张亮是持枪民兵，也被调走，包里其他人则被抽出来帮解放军在汉敖包山上建立新的边防哨所。汉敖包是边界附近的最高山，往北二十里就是国境线，两国接壤处为平原，再往后则是绵延不断的山峦。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修筑工事，先把临时居住的蒙古包抬上山，然后开始挖战壕。山上石头多，需要用镐刨，炸药炸，挖起来十分费力。也正由于这些战壕开凿于乱石之中，所以异常坚固，至今保存完好，仍在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几名知青被派到东乌旗修筑战备工事。除了打石修路，还修过山洞，蔡兴隆也参加了，大概于8月初回队，没想到9月初就出事了。另有一名知青余平，被调去锡林浩特修公路，从1970年5月到9月，100人修了100里，没有任何机械，完全靠锄头铁锹，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相当累。余平说，去之前，在公社遇到了蔡兴隆，他也非常想去，后悔没有得到消息。如果他去了，就可以躲过一劫。修工事期间我们也参加站岗放哨。夜晚站岗，两小时一班，每班一人。为了隐蔽，我们站岗从不站着，多是趴在石头后面。山上漆黑一团，只能听见疾风掠过山顶发出的凄厉呼啸声，即便背着枪心里还是有些发毛。外蒙平原上，一般看不到人家和畜群，但是借助大倍数军用望远镜，偶尔可以看见汽车灯光，猜测那里可能有军人在活动。我们还听到过飞机马达声。
沙麦军民在边防线巡逻
大队的所有成员都是民兵，但民兵和民兵差别很大，共分三种：持枪民兵、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没被选为持枪民兵，是由于眼睛近视，还是“走资派”的父亲？当时心里很不平衡，也不服气，因为这意味着，战端一启，首先被派往前线的人里没有我章明啊。普通民兵更惨，都是些大妈、大婶，基本没有摸枪的机会。我原以为知青里没有普通民兵，再不济也能当个基干民兵。后来跟定居美国的吕小燕聊天谈及往事，她愤愤不平地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是普通民兵，跟一帮家庭妇女混到一块了。要知道，小燕的伯伯可是赫赫有名的吕正操将军。作为基干民兵，我只摆弄过老式的七九步枪和小鬼子留下的三八大盖，都是些很长、很重的家伙什。记得还参加过对空射击训练，仰面躺在草地上，肩膀顶住枪托，举枪瞄准空中的靶标。不过，枪内没有子弹，我们只是在捕捉到目标后扣动扳机，佯装射击。在汉敖包站岗时，总算背上了正规军使用的半自动步枪，过了把当兵瘾。知青罗崇德写过一首小诗《月夜站岗》，表达自己手握钢枪、胸怀北京的自豪感：淡云明月边山寒，
壮怀红心钢枪暖。
举目欲穷三千里，
中南海畔不夜天。
持枪民兵不光发枪，还配马，人走到哪儿，枪背到哪儿，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最初他们用的是7·62步骑枪，每人配50发子弹。这种俗称“单打一”的苏式武器，一次压弹五发，每发射一枚子弹后都要拉枪栓退弹壳，再把下一颗子弹推上膛，既麻烦又费时。但此枪准确性高，还带有独特的三棱枪刺。持枪民兵王小娃曾用7·62步骑枪打出三发30环的好成绩，受到野战军和边防部队的好评。知青苦练杀敌本领，在有些项目上不输于甚至超过了正规部队。一般战士练习突刺，连续30次即可达标，50次就算技术过硬，而知青张亮和曲军经过苦练在比武中创造出连续突刺500次的佳绩，手上磨破的血泡把枪托都染红了。持枪民兵王小娃
珍宝岛事件后不久，老式武器都被收回，在公社集中颁发五六式半自动枪，每人配100发子弹，班长、副班长则配发自动步枪，即国产AK47。发枪现场群情激昂，知青把新发的枪支举过头顶，高呼“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祖国”“打倒苏修”“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我们还学习俄语喊话。以前跟俄语班同学学过几句，都是“达瓦里什”（同志）“斯巴希巴”（谢谢）之类的日常用语。现在学的却是“卢 克衣维也勒和”（举起手来）“梅维里卡杜内克波列内母”（我们优待俘虏）等抓俘虏的话。最开始，俄语喊话由“前指”派来的干事教，发音很不标准。张亮在北外附校是学俄语的，经他给干事纠正发音后，这事儿就摊在他头上了，先是去汉敖包排点教，后来又去边防站教。内蒙古备战是搞军民联防，贯彻“兵民乃胜利之本”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跟边防军关系融洽，每逢八一或春节，大队牧民和知青就组织起来，去嘎达布其边防站慰问解放军。每次去都带上礼物，夏天通常是两只大肥羊，冬天则是整麻袋的冻饺子。羊绝对是好羊，尾巴足有脸盆大，可那饺子就差强人意了，虽说个大馅足，是纯羊肉的，但缺少佐料，顶多放点从北京带来的酱油膏，再加少许野葱。不管好坏，心意到了。解放军则倾其所有，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让我们饱餐一顿草原上难得一见的大米饭和各式炒菜，以及根本买不到的苹果。饭后的固定节目是军民对抗篮球赛，遗憾的是，我们每战必败，并非知青中没有打球好手，而是队员们吃得太撑，根本就跑不动了。有一年，根据各方情报，上级领导研判，苏军可能在10月1日对我地区发起进攻。我方的策略是，把敌人放进来，关起门来打狗。至此，战备进入白热化阶段，无论是民、是军，都秣马厉兵，枕戈待旦。有知青写下战前最后一封家书，表达自己为国赴死的决心，颇有向父母道别之意（当然，话不能说得太明白，因为军事行动都是保密的）。我也在信中告诉爸妈，自己虽然不是持枪民兵，但是打起仗来照样往前冲，宁可前进半步死，决不后退一步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紧张的气氛中，我们接到准备应急干粮的任务。于是连夜行动，用上级派发的白面烙大饼。不记得烙了多少张，反正摞起来足有一米多高。仗最终没打起来，烙好的大饼只好自行处理掉。
民兵学毛著
我看到一篇西方记者的报道，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战争爆发之前，能有像中国现在这样充足的准备。”此言不虚。我们常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许多工作都是围绕战备展开的，比如在牧区发展农业、搞粮食自给就有这层意思，不仅是要改变南粮北运的状况，也是为了建造一个战时打不烂的粮库，以利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狠抓阶级斗争就更有这层意思了。“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文革”中，内蒙古两手都抓，一方面准备迎战来犯之敌，另一方面防止内部出现第五纵队，搞里应外合。在开展“挖肃”斗争（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同时，全区大抓所谓“新内人党”分子。“新内人党”据说是“里通外国，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团体”和“帝修反在内蒙古的情报和特务组织”。在自治区负责人的领导下，抓“内人党”运动从首府呼和浩特开始，向草原蔓延，一直抓到蒙古包里。记得插队之初，旗革委会一位负责人曾向我们大谈当地阶级斗争的复杂局面。他说，沙麦公社以前是乌兰夫叛国集团树立的一面黑旗，现在阶级斗争的盖子仍未彻底揭开，我们还很被动，还在被敌人牵着鼻子跑。一旦把我们的同志拖得筋疲力竭，敌人就会搞复辟，猛地反扑过来，甚至很可能与外蒙串通起来，实行内外蒙合并。我们还被告知，中国几次重大叛国事件都发生在锡盟。不久前还有几个牧主、富牧逃到外蒙，其中就有我们汗乌拉的牧主比利贡。我在一封家信中也介绍了内蒙古的阶级斗争形势：从全区来说，揪出了内蒙古革委会的一个常委；从盟里来说，揪出了革委会主任高万寳扎布；从旗里来说，旧公检法里揪出了不少坏人。而我们公社，揪出了革委会主任赫吉勒图和武装部长达不切，还挖出了反动组织“内外蒙合并义勇军”；在我们大队，则挖出了其外围组织“嘎布其拉贾洛”（即“嘎布其拉青年”，嘎布其拉是汗乌拉一条沟的名字），揪出了蒙修情报员阿拉西。据称，以高万宝扎布为首的叛国投修集团，原定在1968年11月27日进行集体叛国，突破口就选在汗乌拉大队的汉敖包山，后来计划败露。此类指控大都是不实之词，可当时却说得有鼻子有眼，以至我们大队60多户牧民中，就有30多名户主被抓，即全大队有半数人家，每户至少有一人被抓。被捕人员家里的牲畜，由北京知青全面接管，直接住进牧民家放牧。知青虽然离开了北京，但是红卫兵遗风尚存。我们办的油印小报《新牧民》发文表示，“对于那些参加过‘内人党’、叛国投修集团而至今拒不交代的人，我们就是要抓他们，有一个抓一个，决不手软”。按道理，北京知青是来草原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的。可是一提到阶级斗争，上面的依靠对象立马就变了，不是依靠广大蒙古族贫下中牧而是依靠知青。旗革委会官员当时就说，沙麦公社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知识青年都给顶下来了。也有知青思想上转不过弯，觉得不能再这样抓下去了。为了扫除右倾思想，解放军给我们办了两期“挖肃”斗争学习班。解放军说，边境有边境的特殊性，尤其在内蒙古，乌兰夫以前控制得很严，一直在为其内外蒙合并方针进行准备，各地区都安插了自己的黑干将，掩藏了大批特务。按照他们的说法，敌特活动多是本地区一大特点。公社召开了斗争赫吉勒图大会，给他胸前挂上了大牌子。他以前说过，“谁要搞民族分裂、叛国投修，就让谁低低头，弯弯腰，出出汗。”批判会上却说，赫吉勒图一手炮制了叛国投修五人小组，妄图把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部分分裂出去，现在也让他“低低头，弯弯腰，出出汗”。我们大队也召开了批判会，30多名“在押犯”被带上来接受批斗，重点人物是民兵连长马色楞。专案组称，马色楞跟叛国投修集团有密切关系。可是跟他相熟的人怎么也无法把他与“敌人”一词联系起来。张亮跟马色楞一起放过牛，在一次暴风雪中，当他拼尽全力仍然无法拦住牛群时，马色楞出现了，帮他把牛赶到一个背风的山坳里。回到家，张亮的双腿已经冻僵，无法下马。马色楞把他抱进包里，用刀子豁开他的毡靴，舀来一盆雪搓他的脚和腿，直到皮肤微红有了痛感，才用几张狼皮将他裹起来。张亮说，如果不是马色楞，他的两条腿恐怕就保不住了。批判会上，马色楞一再申辩说，共产党、毛主席是自己的大恩人，他热爱党，不叛国，但招来的却是更严厉的训斥和拳脚相加的声讨。当天夜里，马色楞逃出关押他的土屋，在一片树丛中自缢身亡。事实证明，所谓“新内人党”纯属子虚乌有，是康生为迫害乌兰夫捏造出来的。“挖肃”中，通过刑讯逼供，受诬陷的人达三十四万之多，迫害致死的有一万六千多人，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最大一起冤案。挖“内人党”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后果严重，影响极坏。此举到底是巩固还是削弱了国防，加强还是干扰了备战，答案不言自明。后来，被抓牧民全部获释，马色楞也被平反昭雪。改革开放以后，“文革”中跑到外蒙的牧民也被送回，按受极左路线迫害出走对待，与其他牧民一样也能包牲畜。可是，有些事我至今没整明白。要说没有敌特活动，显然也不是事实。在我们大队，时而会看到信号弹在夜间腾空而起，飞得很高，照得很亮，搞得人心惶惶。鉴于中蒙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判断，信号弹很可能是外蒙派人放的，当然也不排除本地阶级敌人施放的可能性。至于其作用，有两种可能：一是内外蒙敌对分子相互勾结，以此作为联络信号；二是纯粹为了扰乱人心，制造紧张气氛。一有信号弹升起，大队民兵便紧急出动，把事发地点团团围住，连夜进行搜索。但不管我们反应如何迅速，每次都扑空。信号弹见多了，有时我们都懒得向上报告。信号弹到底是何人发射，目的为何，一直没有听到有根有据的合理解释，至今仍是我心中的谜团。
2023年8月知青重返草原，在当年修筑的工事前留影
章明专列
章明：徒步“长征”三千里，
棺材旁倒头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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