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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 章明:徒步“长征”三千里,棺材旁倒头便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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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章明,祖籍广东,生于长春,长在北京,中学就读于北外附校,1968年赴内蒙古锡盟东乌旗插队,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返城入读北京二外,1979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新闻写作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对外部,从事英语新闻采编工作。后移居美国,现已退休。

原题

长征琐记




作者:章明 


参加过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都被称为“长征老干部”。回想起“文革”中我们那次历时近三个月、长驱三千里的徒步串连,我们也戏称自己是“长征老干部”。有一次,在京的几位同学还搞了个“老干部”聚会,大家欢聚一堂,共忆当年同走长征路的艰辛与趣事。

我们的长征始于1966年11月17日,参加者是北外附校初三英语班的邱娟娟(邱娟)、陈珊珊(丛军)、钱望平三位女生和张学明、张援援(张援远)、王小华、平小波、付建平、戴福培、章明等七名男同学。预定目标是从北京到韶山,再从韶山到井冈山。

那会儿,大串连在全国兴起已有时日,徒步串连的做法开始见诸报端予以推广,目的是让红卫兵小将经风雨、见世面,接触群众、接触社会。

17日上午9时许,我们打上绑腿、扛起背包聚集在校门口,齐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诗《七律·长征》,然后高举红旗踏上征途。

当时既无敌军围追堵截,又无飞机狂轰滥炸,可是一出城还是转了向,只好问警察叔叔去韶山怎么走,弄得警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顺手朝南一指算是给了回答。

第一天行军五小时,走了50里地,下午3点在黄村住下。当日路程虽然不长,但已初步体会到长途行军之苦。我们每人负重二三十斤,行李里夹着换洗衣物,一个书包置于背包之上,背包后挂着毛主席语录板。与别人不同的是,我还拎着一口用于野炊的饭锅,里面装满了大蒜。行军两小时后,肩膀就已疼痛难忍了。

戴福培举旗走在前方,其他人一字排开跟在后面。头几天尚能保持整齐队形,后来队伍就越拉越长,越走越没样了,老戴的旗杆也由前倾改为后扛。不过,到达目的地前还是要顾及形象,整好队伍。有时“语录歌”唱一天腻味了,便哼起电影里日本鬼子进村时的音乐,“哒,滴-哒,滴哒-滴哒”,大摇大摆地进村入寨。

从第二天起,脚底开始打泡。此后,每晚一到驻地,第一件事就是打热水泡脚,然后挑泡。当然,这是开始时的情形,后来茧子越磨越厚,也就不打泡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天行军路程也不断加长,从一日五六十里,增至七八十里。

路途最远的一天是从长沙到韶山附近的如意亭,顶着星星出,披着月亮到,日行军130里。最后几小时夜路甚为艰难,有时在田埂上走,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一脚踩空在石头上,疼得浑身出冷汗,两眼冒金星(﹕绝非夸张,确实眼前火星四溅)。

途中,南来北往的长征队络绎不绝。跟相反方向走来的队伍相逢时,双方都会把手臂举过肩膀,挥动手中的“红宝书”,或呼喊口号,或高歌一曲,向对方致敬,好像两列对开的火车拉响汽笛相互致意一样。

大家经常唱歌鼓劲。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歌外,唱得最多的当属《咱们的两条腿》。歌中唱道,“咱们的两条腿,嘿,那个不是吹,人称11号,又叫草上飞,走起路来一阵风呀,越走越快不知累,嘿,不知累!”

其实,哪能不知累呢?当时最怕老乡说,不远,还有“一炮地”,因为没人能说清楚这一“炮”到底打多远,10几里,还是20几里。有一回,我们想行军18里后再吃早饭,可是这“一炮地”走了足足三个小时,到达目的地才知道,实际走了30多里,早就饿得前胸贴后心了。

为了锻炼意志和毅力,有时还安排夜行军。记得在大别山区,我们顶着夜晚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山路缓慢前行,两侧黑黝黝的山体使人显得格外渺小。呼呼的风声、摇曳的树影、零星飘落的雪花,不禁令人心中发瘆,好像每块石头后面都藏着坏人。“别藏了,看见你了,快出来吧!”为了壮胆,同伴中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高喊起来。

进入山区前就听说此地不安全。据说出过两起事,一个五人长征队被杀害于深山之中,还有一队人被劫了钱粮。为谨慎起见,一些人少的长征队,往往跟其它长征队合在一起走。我们算是胆大的,好在没出事。

不光如此,下雨也要行军。虽然背包上蒙了塑料布,但冒雨走一天被子还是要湿的,晚上睡觉只能蒙着潮乎乎的被子入眠。长征回来后,我得了荨麻疹,每次犯病浑身起风疙瘩,还肚子疼。我妈总叨唠,说是长征时盖湿被子落下的病。

沿途均有红卫兵接待站。未设接待站的地方,都由村干部为我们分配住处。在南方一个小镇上,我们被安排在村民家的阁楼上过夜。王小华第一个上去,当他顺着又陡又窄的竹梯爬上阁楼时,打开手电筒往里一照,吓了一跳,只见铺着稻草的楼板上横躺着一口漆黑的棺材,旁边小桌上,一盏煤油灯被风吹得忽暗忽明,一闪一闪的飘忽不定。“里面会不会有死人啊?”我心里不禁哆嗦了一下。战战兢兢地爬上阁楼,灯没吹就躺下了,守着这口棺材睡了一夜。

有一次上厕所也令我们心惊胆战。也是在山区,厕所就建在路边悬崖之上,是几块由柱子撑起延伸到悬崖外的木板,中间掏个洞便是厠坑,走上去颤颤悠悠,吱吱作响,抬眼群山重重,低头万丈深渊,便后回头一望,排泄物仍在空中盘旋,许久才砸到下面的岩石上。其景有点像黄永玉所绘“出恭十二景”之“凤凰吊脚楼之往日”,只是更爲惊险。

我们一路走来,都是农村地区,生活甚为艰苦,吃饭没有多少油水,特别是渡过黄河后,在东明县,曾一连三天吃土豆蘸咸盐(还是大粒盐),吃得我们直吐酸水。我随身携带的那口锅,这下派上用场了。我们把白菜汤,加上土豆和盐巴一块炖,再放上几瓣蒜,总算好吃了一些。

其实,红卫兵接待站还有高粱面和白面混蒸的花卷供应。不过,当地人民生活困苦,食堂墙上贴着一张告示,鼓励大家吃土豆。我们当然要自讨苦吃。在二选一的情况下,大家一致赞成吃土豆。

一路上,穿平原、翻高山、过大江,辛苦自不必说,但还算顺利平安。其间发生的最大事件是,小豆(钱望平)一度在湖北走失。

那是长征开始两个月后的事儿。此时的我们早已成“老兵油子”了,行军不再排队,每天早上商量好中午到什么地方吃饭,晚上在何处住宿,便三三两两出发了,几拨人之间能相隔好几里地。

1967年1月24日早上在汀泗桥,小豆嫌我们男生动作太慢,就背起行囊先行上路了。我们出门后,她早已不见踪影,只好加快脚步追赶,可是到了下午还是没有追上。这才意识到,她可能走差路了。

此处山高林密,参天的青松和丈把高的茅竹把天遮得严严实实。两山之间是清澈见底的溪流,河面上,小小竹排顺流而下,划出道道漪涟。不过,风景虽美,但地形复杂,岔路较多,听说常有猛兽出没。

小豆的失踪令我们心急如焚。长征至此,由于身体等原因,已有三位同学陆续退出,小豆是留下的唯一女生,可我们却未能照顾好她,真是羞愧难当。

全力寻找两天未果,第三天早上才从过往长征队那里得知,小豆在石城。立即给石城方面挂电话,回答却是﹕此人不在。这时,阵雨时断时续,路上满地泥泞。怎么办?我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迫切找到战友的心情使我们再也不愿在这里多待一分钟了,说什么也要追上小豆。于是,我和张援援率先出发了。”

出城七八里后,老远看见两个人迎面走来,其中一人很像小豆。走近了,还没等我们开口,对方就先喊了起来,“张援援!”啊,正是小豆。从那以后,小豆就再也没有离开我们一步。

令我们颇感自豪的是,除个别腿脚受伤的同学外,其他人包括小豆,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没坐任何车,哪怕是牛车、马车、自行车。坐船有过一次,那是为了过黄河。过长江,我们是沿武汉长江大桥走过来的。

当然,长征不光是走路。一路上,我们散发毛主席语录卡、瞻仰烈士陵园、参加群众集会、出席毛著积极分子大会、听劳模吕玉兰作报告,还在武汉参观了钢铁公司,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家乡兰考,参观了焦裕禄事迹展。

在焦裕禄墓前留影,后排右二作者,前排中间钱望平(小豆)

那时学的东西,现在看来,有些未免滑稽可笑了。比如,吕玉兰告诉我们,在他们东留善固,家里边谁思想红、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谁就当家,打破了父母当家的传统习惯。8岁的冯占臣就是他家的当家人,有个大队的副队长只有11岁,就是因为“毛选”学得好。

听了报告后,我一本正经地写信回家,嘱咐跟冯占臣年龄相若的小弟章新新“可不能整天就知道玩,要像人家冯占臣那样学习主席著作,做一个‘红孩子’”。不过,我可没说学好“毛著”后让他当家。后来家里来信说,新新现在天天学“语录”,吃饭不掉饭粒了。

那会儿学习“毛著”蔚然成风。沿途我们看到,人们把“老三篇”(毛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三篇著作)整个抄在墙上,把语录牌挂在胸前、钉在车上、贴在门上,还看到农家孩子骑在水牛背上读“小红书”的情景。

在南方地广人稀的山里,当地红卫兵在山间小路上设卡,命令过往行人按照他们指定的篇章背诵毛语录,背不下来,对不起,站在一旁练习,什么时候背好了,什么时候才能通过。

大概是受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和电影《小兵张嘎》的影响,我对白洋淀尤感亲切。隐藏在大荷叶下向日本鬼子射击的雁翎队,当年就活跃在这一带。

我们住在淀边的赵北口村,为了聆听抗日英雄的报告,不惜划船40里前往安新县城。在那里,听了曾任安新县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刘诚的讲话,还跟《小兵张嘎》主人公的原型、雁翎队一分队小队长赵波见了面。

白洋淀,湖面宽窄不一,水道纵横交错,有如迷宫。往返路上,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跟着老乡学摇橹,起初笨手笨脚,最后竟有模有样了,但断然比不上《荷花淀》里的女人,“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孙犁语)

白洋淀人待我们像亲人,我们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三天里,不仅参加农业劳动,还为房东挑水、烧火、扫院子。不过,临走时付饭钱遇到麻烦,老乡说什么也不要。“这时,陈珊珊做起政治思想工作来。‘我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他老人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她边说边掏出语录本,‘毛主席在这上边早就给我们规定好了,叫我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着,就念开了。这下大嫂没了折,只好收下。”(引自本人当天日记)告别时,大嫂又给我们塞了一袋饽饽带上路做干粮,令我们好生感动。

参观的重头戏在湖南长沙和韶山。毛泽东旧居、原中共区委所在地“清水塘”、毛的母校长沙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携来百侣曾游”的湘江、桔子洲、岳麓山,均一一看过,认真体会。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都是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和追随者,视韶山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虔诚程度绝不亚于去麦加朝圣的穆斯林。

到达长沙后始知,中央发出通知,要红卫兵停止串连,回校闹革命。经过讨论,我们决定放弃前往井冈山的计划,立即返京。1967年2月10日,我们一行七人登上北去的列车,结束了这次难忘的长征。

此次长征,途经河北、山东、河南、湖北、湖南五省,如果继续向东南方行进,不久即可进入江西,离井冈山就不远了。一路上,我给家里写过八封信,信封上写满毛语录。有一句话是每个信封上必有的,那就是,“不到井冈山非好汉,屈指行程XXX(即写信时所走过的里数,如“六百多”“一千二”等)”,可见决心之大。止步韶山,令我倍感遗憾。

多年后,北外附校网站把分散于中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校友们,聚集到网络平台上。我们班同学曾在校网上对那次长征有过生动描述,特别谈到小豆钱望平失踪事件。

现居南京的小豆写道,“我听张援援说过,你们当时以为我被老虎吃了,吓得饭都吃不下,沉闷得说不出话。不知谁手里还拿着我的一本毛主席语录,说:‘这是小豆儿的遗物,咱们只能把它带回北京,交给她的家人了。’”

钱望平回忆,“那天中午我在接待站吃饭,就盼着能碰上你们,可是左等右等不见你们,就觉得不对头了。一问才知道,还有一条道可通往我们预定要达到的目的地。我赶紧继续朝前赶路。……我想,只要到了接待站,一定能够和你们会合。可是到了接待站,不见大家。……我第一次孤独害怕地哭了。你们派张援援和章明先出来找我,当我远远地看到他们熟悉的身影时,眼泪又一次止不住地流下来。”

通过网上交流才知道,钱望平跟我们外出长征竟未征得家长同意。她悄悄从银行取了钱,留了张字条,就离家出走了。望平是我们班个子最小的同学,因此得名“小豆”。长征时,不过16岁。

我们几个男生后来谈及与迷失后的小豆重逢,都不约而同地说,当时有一股冲动,特想抱抱她。可是在那个年代,大小伙子去抱女孩子,不敢想象。这个迟到的拥抱是在2009年召开北外附校建校50周年纪念大会时补上的。小豆特地从南京赶来赴会,大家都已年近六旬,就连小豆也有了白发,早就没有了少男少女的那份矜持和腼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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