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矢志不渝奔草原

（外一篇）

作者：章明

1968年开春的一天，三位回北京看病的知青来学校做报告，介绍他们在草原插队的经历和体会。这三位知青就是后来被我们戏称为“革命引路人”的余均、魏复锐和曲军，来自锡盟东乌旗沙麦公社汗乌拉大队。

他们的报告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草原的浪漫生活、淳朴的蒙古族牧民、火热的阶级斗争，令我心驰神往。听众中跟我有同感的不在少数，特别是我的好友、初三俄语班的张亮。大家开始蠢蠢欲动了，都在想能不能也去他们那儿插队。

我们跟三位知青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5月25日，在曲军家开了会。据他们说，北京市安置办公室表示，只要我们能组织起40人，安办就派车送我们去内蒙古。

6月1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欢送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大会。吴德、丁国钰、聂元梓、李冬民等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以及东北军垦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张亮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意气风发走上讲台，代表自愿去内蒙古插队的同学发言，表示要“在内蒙古安家落户，在大草原上滚一身泥巴，练一副钢筋铁骨，和广大的贫苦牧民一起改变草原一穷二白的面貌”。

我们用一个月时间举办赴内蒙古插队学习班，学习“毛著”和中共关于少数民族的政策，进一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端正插队的态度，充分估计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阻力。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万万没想到，北京市安办竟然变卦了。当我们在各校组织起 40 人之后，安办表示，现在上山下乡工作要按统一部署进行，不能各行其是，故取消了原先的承诺，让我们回校听从分配。安办的做法像一盆冷水浇在我们头上，原定去内蒙古的同学大都打了退堂鼓。可是仍有一些人初心不改，决心克服一切阻力自行前往，其中就包括张亮和我。

临行前，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红卫兵向我俩赠送了蒙文《毛主席语录》，并在扉页上用钢笔写了这样一段毛主席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这段话曾在很长时间里激励着我。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一位赴内蒙古插队知青还为它谱了曲，使其在知青中广为传唱。每当唱起这首歌，我们无不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感到特豪迈、倍儿光荣。

6月22日，我们启程了。出发地点是永定门火车站。送行的只有少数家长和同学，没有标语口号，没有横幅彩旗，没有市里和学校领导，也没有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

临走了，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准确人数。一位同学焦急地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原先说好跟她一道去内蒙古的好友并没有现身，以至她也开始犹豫，到底要不要上车。贾平没敢跟家里说，只是像平常那样，拎着装有围棋的布包，平静地跟妈妈说了声，“妈，我下棋去了。”到火车站后，他把一封事先写好的信投入邮筒，向母亲大人禀报了自己的去向。他连行李也没带，只不过多穿了几件衣服。

一位女生父亲被关，工资被扣，家里经济拮据，妈妈勉强给她凑了100元钱带上。临出门时，从来没当孩子面落过泪的妈妈跟她说了声“你好自为之吧”就哭了。

王小娃报名去兵团已获批准。听了“革命引路人”的报告，特别是那句“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的鼓动之后，不顾家人反对改去内蒙古了。一念之差，就从挣工资改成挣工分。

我们没办任何手续，当然也没带户口本和组织关系。我爸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妈妈只是默默地为我远行做准备。送行时，我妈也来了。

当火车拉响汽笛缓缓驶离站台时才知道，我们这批知青共有12人，四男八女。除了张亮和我，还有王小娃、吕小燕、蔡胜、孙卫宁、贾艳丽、张宁远、何膺远、刘义荣、贾平、刘雷音，分别来自北外附校、师大女附中、女十二中、女八中、女四中、男六中和白纸坊中学等七所学校。

古人常叹离别之苦，发出“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之类的感慨。可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心中更多的是兴奋而非伤感。我们决心已定，觉得自己就是高尔基笔下的海燕，迎着暴风雨去了。

我们先乘火车，后坐汽车。那时的草原，路况极差，所谓公路其实就是来往车辆碾压出来的车辙。车一到转弯或转换车辙的时候，就会产生剧烈颠簸。坐在后排的人颠起来，头几乎能碰到车顶，然后再重重地摔回座位，把我们一个个颠得七荤八素。

一进入牧区，无论在饭馆，还是在旅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股浓烈的羊膻味，熏得令人窒息。吃饭时往锅里一看，水都是黄的。这对我们城市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个下马威。有的姑娘开始担心，在这种地方生活，自己能否坚持下来。

我们从北京，经张家口、宝昌、那日图，在四天舟车劳顿之后，才到达锡盟首府锡林浩特，住进锡盟革委会。我们被安置在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里，四名男生睡长椅上，九名女生（包括同行的魏复锐）一字排开席地而卧，中间以一长桌相隔，算是男女有别。

形势很不乐观。北京市安办提前跟锡盟革委会打了招呼，表示不同意我们去。我们找盟革委会主任交涉，可是他态度明确，坚称决不放行。为了搞到去东乌旗的车票，我们找到长途汽车站站长家。这回改变了策略，一见面先拿出一批毛主席像章相赠，其中还有一枚当地人从未见过的夜光像章，令站长夫妇两眼放光、满心欢喜。而后，我们才一五一十地把要去东乌旗的想法告诉他。东乌旗属于边境地区，买车票去那里需要有边防证和防火证。我们自然没有。

一听这话，站长愣了，说这事儿他还真的不好办。我们则表示非去不可，如果坐车不行，就步行去，但凡路上出点事儿，他得负责。“受贿”在先的站长，此时真是骑虎难下了，思量再三才表示，希望我们分批走，不声张，他就假装不知道。我们决定先把运动中家长蒙冤被关的几个同学“偷渡”到东乌，因为家里有“重大问题”的人是绝对不能去边境的。

首先到达旗里的是两位女生。在前途未卜、情绪低落的情况下，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她们竟拿出刀片划破手指，各自写下一份血书，托人带回盟里。其中一人后来回忆起当年的壮举，笑道：“字迹很浅，太疼了，没敢割深。”

据说，在盟里工作的一位姓李的年轻干部看了血书备受感动，为盟领导最后改变态度起了推动作用。从东乌旗到沙麦公社，140 里路，没有公共交通，只能搭乘顺路的货车。我们几个先期抵达东乌的同学没有找到车，7月2日就沿着公路徒步向沙麦进发了。断后的张亮和魏复锐运气不错，找到沙麦公社的卡车司机老陆，搭上了他的车。

路上，老远看见我们几个步行的人，就高声招呼我们上车。我们不明就里，以为是旗里派人抓我们回去呢，于是全体卧倒，匍匐前进。最后发现是张亮他们，才欢呼雀跃着爬上车。坐在敞篷车麻袋上，我们翘首瞭望着神往已久的乌珠穆沁草原，有新奇 , 有期待 , 也有新生活开始前的一丝忐忑。

七月的草原，正是水肥草美、繁花似锦的时候，近处是绿草如茵的平原，远处是绵延不断的山峦。就在我们搜肠刮肚试图在自己贫瘠的词汇库里找出最华丽的语言来赞美草原的时候，张亮突然冒出一句“啊，寂静的群山像凝固的海浪”，令我们拍手称绝。

距离沙麦公社还有 20 多里地的时候，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出现了。灿烂的落霞下，只见一队队身着蒙古袍、肩背步骑枪的牧民，在红旗指引下，骑着骏马向我们狂奔而来。很快，我们就被马队包围了。这是欢迎我们的人群啊。

看着车厢两侧跃马扬鞭的骑手，回想一路上的坎坷，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向贫下中牧学习的口号。一时间，汽车的轰鸣声、嘚嘚的马蹄声和高昂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草原上空。到达公社时，只见满山遍野都是人。

原来，为了欢迎我们，三个大队的牧民都出动了。草原亲人们用甜奶豆腐、炒米、奶茶招待我们，晚上还和我们开了座谈会。当得知我们全部去汗乌拉队时，另外两个大队十分失望。

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在既成事实面前，北京市安办再也拿不出反对的理由，终于回复说：条件很好，给予安排。盟革委会也一再关照东乌旗，不要打击我们的积极性，应予大力支持。但是，在没有补办手续之前，我们只能待在公社集体活动，初步体验草原生活。

7月11日，也就是在我们离开北京近20天时，正式批文下来了，这次非凡的旅行终于落下帷幕。我们12人被分配到汗乌拉队的不同组里，从此告别中学时代，开始了真正的牧民生活。

外一篇

颗颗红心垒大坝

我们插队的年代正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不光农业学大寨，牧业也要学大寨。在这种形势下，上级领导提出了“扭转南粮北调，不吃亏心粮”的口号。

过去，我们汗乌拉队虽然在特莫图有几家外来户种庄稼，但为的是生产饲料。一学大寨，特莫图作为饲料基地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大队置办了拖拉机，在特莫图大肆开荒。于是乎，“向草原要粮”的战斗打响了。本来只有几十亩地的特莫图，一下子增加了二百亩农田，主要用于种小麦。

为解决缺水问题，公社在知青的建议和鼓动下，决定集合三个大队的人力物力兴建水库，用以灌溉下游各队的农田。这个消息令我们倍感振奋。草原依靠商品粮的历史将在我们这代人手中结束，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呀。

建坝地点选在距离特莫图五华里的格日哈达山下。按照规划，即将建成的水库，坝高七米、长二百多米、底宽四十余米。建坝大军主要是知青，每个大队都抽调了一二十人。一个新的集体形成了，并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

我们都是外行，旗里派一名技术员前来指导工作，旗水利队画出了设计图纸。不知谁弄到一本清华大学水利系编的教材，立马成了大家争相传阅的热门书。书里有许多修建大坝的基本知识，比如，坝址的选择、土方的计算、心墙的修筑等，非常实用。

在简陋的生活条件下，我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憧憬着水库建成后大坝的雄姿和“高峡出平湖”的壮丽景象。那时年轻气盛，干活不惜力，都互相比着干，真个是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推小车的都是一溜小跑，挖土的一天挖好几方，刨冻土的大镐一抡就是一天，挑土的两人抬一个大筐，从早到晚，肩膀都压肿了。不少人干到体力的极限，几乎虚脱晕倒。在烈日炎炎、酷暑难耐的夏日，小伙子们脱去上衣，赤膊上阵，一个个晒得皮肤黝黑，干活时挥汗如雨，休息时抱着水桶狂饮。

为防止渗水，水坝中间要建一道直立的粘土心墙，从地下两米修起一直到坝顶。由于附近粘土不多，同时为了提高心墙质量，水库建设者们大胆提出在心墙中间夹一层板石的设想，并规定了严格的技术要求：石板相互交错，重叠竖立。板石两侧，每边铺75公分粘土，用夯砸四遍以上。每层粘土夯实后，用三齿耙刨毛，浇水润湿，再铺下一层，使上下紧密结合，不致分层。

工程量很大。首先要清除大坝地基表面的草皮，然后在中间挖一条两米的深沟，并在地基四周堆起一道临时挡水墙。可惜冬天堆的都是冻土块，春天一到，雪水一夜间从土块的缝隙中流入地基，早上发现时已经水漫金山了，给施工带来很大麻烦。就在这水寒风似刀的时候，我们站在深及腿肚的水中继续奋战，把泥一锹一锹地抛上沟沿，弄得浑身是水，满脸是泥。

五里外的特莫图山上，响起了隆隆爆炸声，那是汗乌拉队的知青在起石头。特莫图盛产板石，但石层上压着厚厚的泥土和碎石，需要打炮眼炸开。打炮眼是重体力活，我们两人一组，一人扶钢钎，一人抡大锤。锤重十几磅，要打得稳、准、狠；扶钎则很危险，万一大锤打偏，就可能砸到手和胳膊上。

起石头要先用锤子把楔子和钢钎打进石缝，再用撬杠把板石撬开，最大的板石有双人床那么大。因而，我们将大小石板称为“双人床”和“单人床”。由于没有现代化工具，把石头运出坑格外吃力。刚开始坑不深，靠人背就行。我们年轻力壮，只要是四个人能抬起来放到背上的石板，一个人就能背出来。老实讲，有时确实比较勉强，石头上背没走几步，两腿就开始打颤，只能咬着牙坚持，一步一步向前挪。

后来我们利用嘞嘞车的铁轱辘当搬运工具，把“单人床”放在轱辘中轴上，一个人扶着石头的一端，使其保持平衡，其他几人分站两侧，用手搬动车轮向前滚，使运石出坑变得没那么痛苦了，工作效率也大为提高。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石头太大不好装车，我们就自己设计制作了吊车，还自己开炉打铁，自己安装小车，自己修车补带。还造了一副雪爬犁，只有几十厘米高，很大的石板也能运走了。

冬天，气温极低，没有手套，使撬杠时就用蒙古袍的马蹄袖垫着，否则皮肉会粘在冰冷的撬杠上。在严寒和劳动的重负下，我十指尖被冻得发白，指甲前半部上翘，已经脱离手指；一个手指，由于被锤子砸过，骨头呈弯曲状；双手布满老茧，粗糙之极，虎口处的茧子尤为厚实坚硬，而手掌褶皱处则绽开一道道裂口，以至双手无法完全张开，永远处于半握拳状态。

后来，我作为工农兵学员回京上学。报到时，手扶在桌上跟老师说话，没说几句，老师的视线就转移到我手上了。他捧起我的双手惊讶地看着，又叫旁边的老师过来瞧，不无感慨地说，“这真是工农兵的手呀！”

脚上的装备也马虎不得。在畜群放牧时，冬天都穿毡疙瘩（毡靴）。来到水库，为了干活方便，改穿棉胶鞋，保暖程度差多了。刨冻土时，我上身冒汗，热气腾腾，双脚却是冰冷的，下工时发现两脚都被冻伤，各起了一个大泡。水泡覆盖了脚底后半部和整个后脚跟，走路像针刺般疼痛，只能踮着脚尖。晚上去特莫图开会，往返 10 里地，就这么一颠一颠地蹦着走。

我们还在特莫图打过一口冻井。那正是天寒地冻的时节，抡起铁镐砸下去，只能在地上打出一道白印，砍下一点碎屑。中午吃饭时，早上带来的馒头已经冻得像冻土般坚硬。我们便用麦秸燃起篝火，一面烤火，一面把冻馒头放到火中烤，烤化一层就剥掉一层放进嘴里。我们身穿厚重的皮得勒（皮制蒙古袍），干活时汗如雨下，休息时汗一落下，里面的衬衣就变得冰凉。即便围着篝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出水的时候尤为紧张，要边挖土边淘水，挖到一定深度后立即下井盘和石头，垒石砌井。这道工序必须连续作战，跟水抢时间。淘水时，不断有水从向上拉起的桶里溢出，洒到我们身上，不一会儿帽子和得勒上就结满了冰碴。那天，我们一直干到夜半时分才收工。

不管如何艰苦，同学们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一天，刚上工，纷纷扬扬的大雪就下个不停，给巍巍群山披上了银装。风愈刮愈烈，像鞭子一样抽打着衣衫褴褛的劳动者们。水库工地上，镐头与冻土撞击的叮当声、挥舞铁锹铲土的刷刷声、倒土时发出的“一二三”的吆喝声，融合在风里雪里，给壮美的大自然增添了一道靓丽的色彩。

此情此景，使我联想到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在风雨里铺设铁路的情景，觉得我们就是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牢记着列宁的教导，“世上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

除了参加日常劳动，我还负责水库的学大寨墙报，经常搜集工地上的好人好事。我曾在自己的小本上留下这样一段潦草的字迹：女同志表现比较突出，仇卫华、王小娃手破了仍然坚持工作；魏复锐带病上阵，大锤猛抡；康瑾身体瘦弱，抬一天筐，晚上哮喘得像风箱，硬是挺下来了；林月琼从一开始就参加水库建设，坚持不懈，顽强战斗。

修水库是公社、大队，尤其是知青的一件大事。有的包抽出三人来水库劳动，家里只留一人。不少畜群的同学路过工地，都要下马加入到劳动大军中，出把力流身汗，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才离开。还有人听说水库燃料困难，就带着油炸果子来工地慰问施工的同学。

我当时就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生活在英雄当中。在这许许多多的英雄中间，如果非让我挑出一个最佩服的人，那就是刘会明。

1971年春天，300方板石的任务已经胜利在望。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会明的双脚被板石砸伤了。那天晚上，围坐在煤油灯下，老刘带我们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农业学大寨”。“昔阳能办到的，我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于有一个很大的干劲。”老刘重复着社论里的话。

讨论时，大伙都抱怨老刘干活太猛，不该在这个时候出事。老刘笑了笑说，“问题得两方面看，一方面它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一方面也说明，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下功夫、出力量，也要流血。学大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准备付出艰苦的劳动。”

第二天是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纪念日。一大早同学们就上山去了，我留下做饭，刷完碗，添了把火，便出去挑水。等我回来时，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用记录速度播送的两报一刊社论。

“唉，我说老刘，听点什么不好，怎么听起记录新闻了，”我冲他喊起来。“咱体力活干不了了，还不能写写记记？”他毫不在乎地随口答道。原来，随着播音员缓慢的声调，老刘正刷刷地记个不停。他半坐在地铺上，背靠着行李，一副近视镜几乎贴到纸上。为了增加血液循环，缠满绷带的双脚垫得老高。

中午大家下工时，30多页稿纸已经抄得满满当当。下午，别人一上工，他又投入了新的工作：挑种子，补衣服，缝得勒，一双长着老茧的手又干起了姑娘的活计。

一个多月后，老刘伤势好转，又重新活跃在水库工地的各个角落，干活还是没命似的，别人推车跑一趟用六七分钟，他只用四分钟，上坡下坡一溜小跑，每次竞赛都得第一名，可每天下工时他都是一瘸一拐的。

刘会明是我们汗乌拉队的水库工地负责人。呼日其格队的叶坦，也是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他在水库工地的著名故事是，用大锅炒炸药，用灶火烤雷管。一天，我们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只见坡上一座地窨子的顶棚猛烈颤动了一下，接着一股黑烟顺着洞口冒了出来。“出事了！”人们高声喊着从沟底冲上山坡。等我们赶到洞口时，叶坦正在顺着坡道往外爬，满脸黢黑，平时一刻不离的眼镜也不知去向。

原来，火药和雷管受潮了，叶坦为了不误工期，把火药倒入大铁锅里炒。要命的是，在炒炸药的同时，老兄竟把几根受潮的雷管也放在灶口上烤。嫌火不够旺，还拉起风箱助燃。最终，往外窜出的火苗引爆了雷管，雷管又引爆了火药。铁锅被炸成无数碎片，风箱也成了一堆木块，幸好叶坦只被爆炸产生的气浪重重地摔在对面墙上，并没有被碎片击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坦好写诗，常以诗寄怀。他写过一首《水库迎春歌》，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状态。其中有这么几句：

我于1972年5月回城，当时水库的情况依然不错。然而时隔仅一年，我在北京收到刘会明的一封信，其中所述已显出水库建设的颓势。老刘说，水库建设进入第三个年头，如果再不修完，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而且人力问题会越来越大。公社党委下决心今年给它干完，完成七米（坝高）没指望，已降低到四米。但修完后能否发挥作用就不得而知了。也有知青在给我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水库是失败的，失败在它是左倾思潮的产物，不是牧民要求修建的，脱离了当时当地群众的要求和愿望。

在牧区，粮食敞开供应，牧民不可能有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的愿望，又如何能凭空产生出修水库的要求呢？况且，他们也不习惯干土方活。可是知青人数有限，力不从心，而且并非所有知青都支持水库建设，该不该修水库的争论一直都存在。

因此，水库经常陷于困难处境，除了人少，还缺乏资金。有意思的是，旗里曾经要拨给水库一笔经费，水库领导却以革命的名义拒绝了，大概是看了电影《红旗渠》学了榜样。气得技术员直骂我们“傻蛋”。后来有些后悔，才接受了炸药、推车等一批物资。

此外，知青热情有余，知识和经验不足，施工中难免有不够科学之处给大坝留下安全隐患。

不管怎么说，水库总算大体完工了，大坝高度最后为五米，也蓄起一些水。我没见过建成后的水库，据说库容虽然不大，但也波光粼粼，水鸟游弋，畜群云集，一度成为东沙麦饮羊的主要水源，并被誉为造福草原、造福牧民的一大壮举。

但是水库始终没有按照最初设想发挥过灌溉农田的作用。在我尚未离开大队的时候，特莫图的农田，由于缺乏劳力、疏于管理、缺肥少水，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走进麦地，人们不说“这田里草真多”，而是说“这草地里还有不少麦子”。后来麦田则完全荒废了，导致土地沙化，给草原生态造成破坏。

沙麦公社的北京知青为改变草原的落后面貌做了大量工作。唯独让我感到惋惜的就是“向草原要粮”这件事。上世纪90年代末，当我在回城25年后第一次重返沙麦时，在格日哈达山下看到的不是水库，而是水库遗址。大坝已经断裂坍塌，尽显残垣断壁的败落景象。我们历尽千辛万苦起出又一丝不苟植入大坝的板石散落各处，静静地躺着，无言地叙说着时代的兴衰与荣枯。

当年的施工现场已是黄沙一片，山坡上知青居住的地窝子也无处寻觅。回想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仿佛又看到年轻建设者们不屈不挠的身影，似乎又听到他们打夯时的高昂号子声。曾经的美好憧憬和艰苦努力，跟眼前的严酷现实形成巨大反差，让我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