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故事是我母亲给我讲的，她的童年故事。

我母亲三四岁的时候，每看见我外公抽烟，都缠着要他给她吐烟圈。据她说，外公的烟圈吐得特别好，不仅非常大，非常浓，而且一吐出口就凝滞在空中不动了，每次总要她去吹或伸手去抓才会消散。

外公抽的香烟是罐装的。每当他要出差时，他就把烟圈吐在一个空烟罐里，然后马上盖上，告诉女儿说，她想爸爸的时候，爸爸也一定在想她，所以每到那时，她可以稍稍打开一点盖子，烟就会冒出来一点，让她闻到爸爸的气息。

外公还对她说，开烟罐一定要节省，必须是到了想爸爸想得不要不要的时候才可以揭开盖子闻一次。这样，爸爸可以向她保证，在罐里的烟都冒光之前，爸爸就能回到家里。

对我母亲而言，这是一个他们父女之间她最喜欢玩的契约游戏。每次都是罐里的烟还没有散完，外公就回来了，走的时候，又给她用新的香烟罐往里面吹新的烟圈。如此往复……母亲说，那种期待与随后的回报，每次都是有保证有兑现的，是一种喜悦的循环。

然而，外公要出远门了，去德国。临走前，他给女儿向一个烟罐内吹了好多的烟圈，虽然他心里清楚，吹的再多，烟罐的容量也只是那么点大。他告诉女儿说，这次爸爸会离开很久不能回家。我母亲那时应该是五岁多一点点。听爸爸说他要出远门，有点发慌。于是她马上说爸爸这次吹的烟很多，所以爸爸还要像以前那样保证，只要她节省着打开烟罐盖子，爸爸定会在烟冒完之前回到她的身边来。那个时候，我的亲外婆已经去世，除了年纪尚小的弟弟外，外公就是我母亲唯一的亲人。

外公实在不愿伤女儿的心，只好答应了，但却在不经意间，造成了女儿的第一次梦碎。

远渡重洋之人，终归会有归期未有期的食言。外公一去就是整整六年。而留在家里的母亲，无论如何听爸爸的话，如何节省着，忍着，只对那烟罐子说话，却尽量不去打开它的盖子去闻里面那熟悉的气息，罐里的烟最终还是散光了，一点都没有了。女儿没有等到爸爸的归来……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在跟着她的伯父与伯母从杭州向内地逃难的路上，母亲遗失了外公的那个空烟罐。

母亲长大以后，自然是理解了为什么外公不能回家的无奈，而且理解的时候，也一点都没有需要费什么力气。后来，外公与继外婆终于回国以后，母亲又在抗日战争末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美国，并在那里受了教育等等。

但是，成年的理解，永远不能置换童年的无猜。这是因为成年人的理智与逻辑是在四维空间里运行的，与幼小的孩子们充满爱与信赖的世界不在一个维度里面。外公的空香烟罐这个故事，母亲成年以后，不止一次地给人讲过，而且每次都讲得如同上面描述的那么绘声绘色。这足以证明在她的心里，这件事情留下了多么深的印痕。

儿童的世界，是完整的，是没有被现实打得支离破碎的，是应当加以无比周到的呵护的。外公没有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是我。

我三岁多的时候，母亲工作的单位开始要求她把我送到幼儿园里，全托。那个时候，政府号召所有知识妇女要放下一切“家务琐事”，全心全意为国家建设服务。（听上去，这句话一点错误都没有。但现在的人都知道，蕴育子女也是为国家建设服务，而绝非仅仅是家务琐事。）

我母亲迟迟没有这样做。我是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她的心头肉。从我会走路开始，就跟母亲形影不离，出门从来都要拉着她的手。后来她告诉我说，或许因为她是归国华侨，单位对她一度网开一面，所以她是女同事中，坚持到最后的一个没把孩子送幼儿园的人。

但是，心头肉当然不能与国家利益相比。那是毛泽东时代。

母亲终于在新一轮的压力下屈服了。为了让我能有心理准备，她提前很多天就告诉我说，要送我去幼儿园，全托，一个礼拜只有周六晚上才能回家见到爸爸妈妈。我听了当然坚决不干，还为此哭过两次。我的童年记忆开始得很早。母亲最后只得对我说，我们可以只去幼儿园看看，“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可以不去。”

跟外公一样，母亲说的也是无奈中只能说的话。成年人的话。

到了星期一早上，我跟她走上了去幼儿园的路，一路上紧拉着妈妈的手，还反复要她确认，要她保证，只要我不愿意，就可以不去幼儿园。记得母亲貌似同意了，然后又反悔，如此反复了一两次，但最终她也没有能狠下心来明确告诉我，送我去幼儿园的决定已不能改变。

下面这一幕，我一生难忘。

幼儿园有个大栅栏门。母亲跟一个老师隔门在说话，说了很久。她们让我进门去，我坚决不干。于是，老师离开了一下。我心里刚轻松了一点，她又回来了。很快，门后院子里走过一队跟我同龄的小朋友，每个孩子都拿着椅子。毛泽东时代，时兴让孩子从小养成热爱体力劳动的习惯。老师对母亲说，孩子爱跟孩子玩，你可以让儿子去帮着搬椅子，咱们接着说话。母亲听了就鼓励我去。我还是不干，深怕她会在我去的时候离开。于是，她再次对我保证说，她不会在我回来前不辞而别的。到那天以前，我母亲从来没有对我保证过什么但是后来没有兑现。所以，我没有不相信她的理由。

我很不情愿地转身，加入到那队小朋友有些莫名其妙的搬椅子活动里去。今天想来，为什么他们正好在那老师离开栅栏门一下后就出来搬椅子？我已无从知道。但这明显是很蹊跷的事情。

母亲事后多年对我说，我刚一进栅栏门，那个老师就急着催她，要她马上离开。母亲不同意，说她是向我保证了不会不辞而别的。老师却对她高声说，只要她在场，我就肯定会大哭大闹，不能乖乖地就范，接受现实，母亲也就别想走开了。老师还说这是她们的经验之谈，让母亲不要影响她们的工作云云。母亲被她催得乱了方寸。

于是，当我把小椅子搬到一间教室里，急忙跑回院子里的栅栏门前时，我能看见的，已经只有栅栏，没有了栅栏后的母亲。

我面对着那栅栏门上的根根栅栏，大哭。那个老师厉声恐吓我，试图让我停止哭喊。隐约还记得，我一度被她吓到了，楞了一下，毕竟从未被生人怒骂过。但紧接着，我彻底崩溃，撕心裂肺地，更大声地哭。

我失去了母亲。（我相信，幼儿园老师们的“经验之谈”，对她们自己而言，一定是最方便，最合适的，所以也是最正确的。但她们却全然没有顾及幼儿园的服务对象，幼儿，以及她们的“经验“可能给幼儿造成的心理创伤。那个时候，幼儿心理这些学科恐怕还根本都不存在。）

三岁的孩子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个礼拜可以是可怕的永恒。对我而言，那第一个礼拜正是如此。我完全不知道能否再见到父母。所有保证于我已不再是保证。我记得，我边哭边拼命在脑海里不断地重温父母的音容笑貌。那是我与他们唯一的维系。但想得太多，太频繁，一天晚上，我突然惊恐万状地意识到，我怎么也记不起来爸爸妈妈的样子了……

“那个礼拜六我去接你回家，”母亲后来对我回忆说，“满心以为你看见我会兴高采烈地跑上来。但你却好像根本不记得我是谁了。”

我的确没有马上认出她来，虽然记得耳边有个小朋友受老师命声音清脆地对我喊，“你妈妈来了！你妈妈来接你回家啦！“ 但一个礼拜的时间太长了。三岁的我已经不再是我了。当我逐渐认出母亲时，我发现，我已经把对她所有的思念，转化成绝望后的深重怨恨了。

与母亲一样，我成年以后，也曾经多次鞭策自己，一个人幼年的创伤性经历，不应该记一辈子，特别不应该将成年后所有信任问题，都简单地归罪于童年某次心理打击带来的阴影。但是，也与母亲一样，我理智上的理解，包括对母亲当年苦衷的谅解，都不能转换为心理上的愈合。

我还忍不住常想，为什么母亲自己经历过的痛苦，让我也经历了呢？

下面说我儿子。

儿子生在美国。没有抗战时期，没有毛泽东时代。他的故事是一件貌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但是……

儿子5岁的时候，一架遥控的玩具直升机坏了，他大哭。我跟他妈妈见他这么伤心，就说坏了没有关系，要不要再去买一个？时代不同了。我们小的时候，玩具坏了就是坏了，鲜有谁家父母会再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的。但毕竟现在是21世纪了。

谁知，儿子一听说要再去买一个新的，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嗯？这是什么情况？

耐心地问了他好久之后，儿子才抽抽嗒嗒地说出了原委。“你，你们买不来的。那是我一年都听话，好好上幼儿园，所以他，他才同意给我的……圣，圣诞礼物。”

啊，原来如此。那是他跟圣诞老人有了相互承诺后，后者专门在不久前的圣诞夜给他送来的奖励。而圣诞老人的奖励当然是独一份儿的，父母在商店里，或者更庸俗，在互联网上，怎么可能买到。

美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儿童到了7岁的平均年龄，就开始不再认为圣诞老人真的存在了。我跟孩子妈妈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儿子最后一年相信有圣诞老人了。我们决定，立即再去买一个同样的遥控直升飞机来，然后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相信，如果一个孩子表现得的确特别好，圣诞老人也会在不是圣诞节的时候，比方说中国的春节，哈哈，给他送来他最喜欢的礼物的。儿子听了，总算是擦干了眼泪。

那年的大年初一，孩子早上醒来，在枕头下发现了一个礼物盒，里面除了一架跟他以前的那架一样的遥控直升机外，还有一个手写的卡片。卡片上，“圣诞老人”告诉儿子为什么他为孩子加了个班——说起来这圣诞老人也真特么够累的，忙完了圣诞忙春节的。

我太太是美国人，小时候对圣诞老人的存在坚信不疑。我不是美国生长的，我的童年，呵呵，岂止没有圣诞老人的礼物……但对待这次的这件事情，我与太太却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不过，我们也有些同样的不解。按理说，家长是应该让孩子尽早知道这个世界是如何不容幻想的存在，尽早知道人间的险恶不公才对，但我们做的却正好相反。为什么？为什么越是转瞬即逝的信念，比方说圣诞老人的存在，却越要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我们的结论是：让孩子在需要相信的时候相信，比什么都重要。就像保护一株长大后早晚要在现实生活的大风中努力不被吹弯的树苗一样。

看着儿子兴奋地仰望着空中的小直升机，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与释怀。

两年前，送儿子去上大学的路上，路过纽约。在一家临街的披萨店吃晚饭时，我们谈了很多事情。问儿子是否还记得圣诞老人与小直升机，他说他当然记得。儿子告诉我说，他跟妹妹都很感谢爸爸妈妈对他们的爱与呵护，让他们从小就感到有安全感。

顺便显摆一句，儿子上的是耶鲁大学。

张大青：我的哥哥从小没妈妈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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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