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历史：从表意文字到多媒体》—— 书写使讲话可见
《文字的历史：从表意文字到多媒体》（文字与文明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58个章节均带有华美图片，由文字研究领域的专家进行详细介绍。他们一起解释和澄清超过30种文字和字母的诞生、演变和传播，以及它们多种多样的变体。
今刊引言，以飨学林。
引 言:
从图像到文字
文丨 安娜–玛丽·克里斯坦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发现，埃及象形文字尽管由“形象”构成，也是一种声音系统。他的这一发现终于让西方人可以读懂近两千年间一直被视为艰深莫测的古埃及文献，但也意外且猝不及防地否定了西方世界最坚定的一个信念，即唯有字母文字才享有转写语言声音的特权。此前，人们一直认为鉴于字母系统出现的时间最晚，它应是所有文字系统中最好的：这种结论虽然令人自得，却失于草率（图1）。
图1. 商博良《古埃及文法》，费尔曼–迪多出版，1836—1841，第二章，第35页。
然而，无论是商博良的同时代人还是他本人，都似乎并未被这一发现所困扰。或许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借助这一发现去打开历史地位举足轻重的法老时代古埃及文明的大门，远比探究埃及象形文字本身的成因要重要得多。不过，对于这种忽视，我们也可给出另外一种解释。埃及文字显然是以模拟象形为主的文字，在这样一种文字系统中寻找纯声音价值的存在因由，可能将迅速导致一种结论，即这种表面上的形音相分并非源自该系统的言语功能，而是出于该系统中属于图像尤其是载体方面的原因。然而，这样一种假设，对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可谓难以想象。不仅因为我们的文化在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由对字母特效的绝对信任所塑造，从来只从拼音角度谈论文字，仿佛记音便是文字的唯一标准；而且我们把西方文字系统中将声音分解成字母，即分解成“要素”的方法，当成所有文字构造的普遍基础。于是，图像就成了第一个牺牲品。1435年，阿尔贝蒂在其著作《论绘画》中给年轻艺术家的建议，便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证：
我希望初学绘画的人学习我所见到的书写教师们所遵循的方法。他们先分别讲授各构成要素的所有特征，然后再讲授如何将这些要素组合成音节，最后再讲授各种表达法。希望我们的初学者在绘画时也遵从这种方法，先分别学习掌握各种面的轮廓外形——它们可以说是绘画的构成要素，而后学习面与面之间的连接，最后再学习所有构件的形状，并牢牢记住各构件之间的所有区别。
这种对字母的榜样价值深信不疑的观念难免自相矛盾：一方面，它赋予图像一个并非其固有的定义，也没有任何东西可预先保证这种定义适合于它；另一方面，它似乎也想让字母受益于图像的权威，因此暗中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字母与图像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其顺序与这种信念所试图宣扬的正好相反。不过，阿尔贝蒂的建议毕竟不是一项强制命令。并且我们也知道没有几个画家按照他的建议去做，除了曼特尼亚。他的这一建议尤其揭示了我们西方社会所特有的一个根本性难题，即如何将受益于其文字系统的图像理论化。
确实有必要指出：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而来的字母，其原创性不仅在于它第一次将音节符号分解为音素，元音和辅音，而且它也是第一个或许仍是唯一一个将文字与其载体及其必要辅助物之间的联系打破的系统，而直至当时为止，所有其他文字系统都仍然保持着这种联系。字母系统让其使用者（特别是其理论家）相信这种联系的断裂并非代表着某种损失，反而构成着某种优势，这当然不足为奇。实际上，打破文字与载体之间的联系，在某些方面确实构成一种优势，但它的动机却有异于文字的原初使命：文字一直受制于可视及可操纵的空间，而从中解脱出来之后，文字便成了一种近乎抽象的分类工具，因此也就更为可信。但是，我们不应该对源于罗马人的字母定义（即“言语的表现”）抱有过多幻想，因为这一界定丝毫未反映出字母的发明者力图在字母系统中明确图像作用的用心，只是将源自口语的一个概念任意指定给图像，并且被不适当地用于谈论文字，似乎这一来自口语的概念正来自文字本身。这样的定义，貌似向文字致敬，实际上却背叛了可见的文字。瓦莱里在其《达·芬奇方法导论》中不无讽刺地揭示了这一点：
大部分人更经常地通过智力而非眼睛去观察。面对缤纷的世界，他们了解的是概念。眼前如果出现一个立方体，呈微白色，有一定高度，且有几处玻璃反光，他们立即便想到房子：这是房子！……他们更多地通过词汇而非自己的视网膜去观察……令他们乐此不疲的是充斥着词语的概念。
说文字“表现”言语，既错失了图像，也错失了文字本身。因为文字系统出现的重要意义，其新颖独特之处，并非在于它表现言语。借用保罗·克莱的名言“艺术并不再现可见物，而是让事物变得可见”，我们也可以说，文字让言语变得可见。这样一种发明，其自身便深具革命性，因此它也要求其推广者意志更加坚定。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文字在世界文明范围内只是零散地出现，并且至少没有以自发的形式普及到所有的文明。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在于能否将每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两种交流模式即言语与图像结合起来，而这两者的运转原则却并不兼容。一方面，言语让社会群体能够相互交谈，并将其内部结构和神话代代相传；另一方面，图像，无论是通常意义上的图像还是梦中的幻象，让人们得以通向不可见物，通向神界，那里的事物只能以这种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我们与他们言语不通。由此一来，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某些文明感到有必要——或发现机会——将图像这种人神之间跨界交流的手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交流，并试图对图像加以改造以适应人际言语交流的性质。这些文明中文字起源的时间我们可以大致定位如下：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1500年的中国，以及公元3世纪的玛雅文明。至于将图像应用于人际交流的原因，或是因为社会成员的暂时分离，或是由于该社会中同时存在多种方言，又或是为了保存档案以避免遗忘。
文字产生于杂交，本书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本书的要旨在于探讨图像在这种杂交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一角色正是我们的字母文化长期以来所顽强遮蔽的。因为，如果将图像定义为文字的根基，这一定义不仅有异于阿尔贝蒂从字母出发设想出的混合范畴，也有异于瓦莱里所鞭挞的概念表现。如果埃及象形文字有声音价值，这并非因为人们赋予其中某些形象以声音效果，而是因为，出于我们所未知的原因，记载这些形象的空间首先其自身不再被构想为轶事的载体，而是一个能够接待语言中未来其他书写形式的空间。因此这一空间自然成为这些形象的句法变化之所，而这些形象本身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变成了言语符号。
只有通过史前壁画提供的关于其自身起源的信息，我们方能了解这一变化发展的条件。我想在此概括介绍一下本人在其他地方就这一主题提出的几点假设。第一个假设认为，人类先有一些抽象而粗放的“界面”（surface）意识（他们唯一可作模板的是连接人间与彼界的布满繁星的天穹），他们将某些界面构想成连续性界面，并只考虑其外在呈现。这一点从拉斯科（Lascaux）洞窟和派许摩尔（Pech’Merle）洞窟的史前壁画中可得到证明。拉斯科人通过涂上白色、派许摩尔人则是通过磨光将这些界面分离出来。这种界面思维，与对语言的掌握一样，也是“智人”的一大特征。而另外两种主要的发明——农业与几何学也是源于这种界面的概念，它们出现在图像发明数万年之后。这些界面是人类给神看的屏幕，是与不可见物激发交流的空间，但同时也是创作的场所。我们在壁画上看到的手印，以一种令人不安又令人激动的方式，揭示了人类手部构造的根本转变，表明此后他们不仅可以制造工具和器具，还可以创制人神相通的宏大场景。
一些史前史专家，如德尼·威亚鲁（Denis Vialou），发现这些刻画在石壁上的形象，其性质并不相同：其中有一些是形象表现，另一些是象征形式，还有一些则纯粹是仪式性或具节奏价值的标记（图2）。这迫使我们承认，在这些貌似“现实主义”的壁画中，一个形象并不仅仅指涉其所模拟的现实，亦与其相邻形象联合起来产生意义。我们至今也无法解读这些壁画的意义，说起来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主题、画风各异的壁画，产生于图像所特有的思维逻辑，更属于谜语而非明示信息的范畴，并且以当时社会的特定习俗为基础构建意义。相反，我们却有可能确定这些形象组合所遵循的句法原则。史前壁画上的形象之所以尽管指涉物不同，但仍然“连成一体”，是因为它们的一致性由一些自身便具自主地位的元素所承担。这些元素便是形象之间的间隔，它们在载体的界面上脱颖而出，将形象一一分隔并加以调节。这是因为，图像的间隔本身也是形象，只不过是隐含于凝视或浏览时所进行的空间体悟中的形象，而这种空间体悟不受叙事代码或任何语言虚构的约束。当其时，观者将目光从一个形象移动到下一个形象，思考形象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试图猜测这些形象组合的所指意向时，最终得以做到了然于胸。
图2. 法国洛特省派许摩尔洞窟壁画，旧石器时代晚期。绘有马像和手印，以及点缀在马身及周边的黑色斑点。壁画长约3.5米。
正是画家们，例如让·杜布菲和安德烈·马松，为我们出色地论述了间隔在图像中的重要地位。而马蒂斯则比任何人都更好地阐明了将图像服务于语言所形成的文字符号即表意文字的性质。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厌恶下棋时，他说：“我无法用从不变动的符号来游戏”。这样的立场使他无意中反对了索绪尔的观点，后者将其符号系统建立在棋子的固定价值基础之上。不过索绪尔是以语言学家的身份立论，对语言学家而言，词语的载体和图形毫无价值。索绪尔在字母中找到了这种轻视的合法性，他宣布：“我把字母写成白的或黑的，凹的或凸的，用钢笔还是用凿子，对它们的意义来说都是不重要的”。而对马蒂斯而言，符号的变动不仅显而易见也实属必然，因为创作的空间也显然且必然是变动的。
坦率而言，说表意文字是“变动的符号”并不确切，确切地说它应是有待追问的符号。它与字母文字或象形文字不同，一个字母通过与相邻字母的对应确定自身的价值，象形文字也只与某一特定形象相关，而表意文字原则上（实际情况因各个社会不同的文化选择而有所不同）有三种不同的言语价值供读者选择：可以作为语素标记，例如某个符号代表“虻”；也可以作为注音标记，例如表示“虻”的图形，同时也可指同音的“蒙”“盟”等；也可以作为偏旁（或限定词），当它与其他符号连在一起时，可以明确后者的类属—在此则表示后者属于“昆虫类”。为了确定这些文字所传递的多重信息，读者不仅需要考虑信息的语义环境，也需考虑记载这些文字的载体的空间环境，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记载文字的泥板的形状可能对文字的解读亦有影响。
占卜在从图像到文字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让–玛丽·迪朗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及汪德迈关于中国文字的文章所揭示的那样。实际上，占卜在图像符号交流中引入了两样至关重要的新东西。其一是一种观念，即认为神在一些具有强烈象征价值的载体上，创造出一种符号系统，使人们得以掌握真正的视觉符号信息。美索不达米亚的羊肝和中国的龟甲，即被视为反映神意的载体。其二是占卜师的出现，他是神启文字的“超级读者”，其功能既有别于通过物质手段摆弄奇迹的巫师，也有别于不泄天机却为天意代言的先知。通过占卜师，神圣的谜一样的图像变成可读文本。从此，将人类语言翻译成这种图像系统——尤其因为这一系统实际上源于人为创造——成为可能，而人类也从此将神的文字据为己有。
在表意文字之后的其他文字系统的创建中，图像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个问题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因为首先，在包括希腊字母在内的所有这些新的文字系统中，没有一种文字是作为先前的表意文字的竞争对手出现的，而更像是后者的一个变种。在这些新的文字系统中，图像–语言的杂交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以求更加有效。将一种已经存在的文字与一种跟它结构不同的语言进行匹配，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语言方面的调整，同时为了支撑这种语言上的调整，经常会出现一些难以预见的图像创造。在这一方面，日本的情况或许是最引人注目也最复杂的一个例证。针对这一问题，本书采取的办法是由各位专家自行选择感兴趣的方面对其进行探讨，或是因为这一方面与作者的研究领域关系最为密切，或是因为作者本人认为那样分析更具新意。本书中的各篇文章，根据具体情况，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文字的物质形式——从手写到印刷，从文字的标准写法到个人实践，特别是书法实践；“书吏”与“文人”的区分，以及发明这些职业的社会对他们的权威性的认可；又或文籍的保存和传播方式，及其与各种机构、政治或宗教权力之间的关系；某类文字如何解读；等等。当然，这些介绍不可能详尽无遗，寻求详尽无遗也未免显得荒谬，因为显而易见，本书涉及的任何一种文字，都远非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无论文章本身如何雄辩。不过，每位专家论述的优先方向都是强调论者所研究的文字系统在视觉图像方面的重要性，不论这一图像以何种方式显现。
本书最后一部分用于介绍现当代西方文字中的图像。我认为确有必要展示作为字母的使用者的我们这些西方人如何追寻文字的可读性。两千年来，这种可读性有所遗失，因为我们一直使用将声音抽象为图形的字母，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视之为文字领域唯一的精神向导。近二十年来，人们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多样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完全新颖而珍贵的信息。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围绕两条轴线，一条是手稿研究，另一条是印刷品研究。手稿研究的对象从中世纪的字母书写和排版艺术一直到当代作家的手稿，还包括各时期市民的文字书写习惯，其中揭示出字母视觉上的一些演变，而这些演变又出奇地近似于某些同它一样属于“再创造文字”形式的文字系统，如日本文字。在整个文字的历史中，印刷术的出现为西方文化引入了一个更为特别的因素。在亚洲国家，印刷术最初的发明者们认为，相比活字印刷，雕版印刷更适合传达表意文字的视觉复杂性。与之相反，西方通过活字印刷发现了被手写所掩盖的文字的两个特性。活字印刷首先为西方人揭示了字母表中的字母是一个“符号”，不仅因为每个字母是用图形代表语言的一个声音，也因为字母自身便构成一个自主的形式单位，当刻字工人在刻下字母的轮廓时，也固定住了一种风格，其规律有异于手写要求。另一方面，活版排字也迫使作家和读者们承认，对于文本中的间隙即“空白”也应引起与字母同样的注意。这一发现，与多年后在象形文字中发现声音价值一样令人惊讶，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涉及的是文字中隐秘的部分，诸如页面的边缘和文字的空隙，即其中沉默的部分。这一发现在简约质朴的字母和无限奇妙的书法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出人意料的关联，而我们西方社会在很久以后，多亏了马拉美的《骰子一掷》才意识到这种关联。不过它也让画家和雕刻家得以建立其他关联，那些独属于西方文化且能够被他们迅速感知到的关联。丢勒1526年所刻的伊拉斯谟像（图3）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幅版画一方面是向石刻致敬——正是在石刻中文艺复兴新世界找到了自己的古代源头，另一方面是向16世纪初流行的绘画技巧致敬。当时的肖像画与风景联系在一起，在人像旁边加一扇窗口展示风景。不过，在这幅画中，丢勒并未运用当时画家们新近发明的景深错觉技巧——这种技巧丢勒本人亦常使用，比如我们在他1498年所做的自画像中便可看到——而是以一种挑衅的方式，将一个文本搬上前台或者说搬上画面。然而他尤其想强调的是，同一个载体可以让各种各样的创作成为可能，无论这个载体是纸张、石碑还是画布，是虚构故事的空间还是错觉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界面。这幅版画通过一个如此炫目且巧妙演示的技巧——版画下方打开的书页看起来似乎是其上面大理石碑铭的倒影——展示了图像式想象的空间起源。如今我们知道，源自这一想象的图像符号，在史前洞窟壁画中即已出现，而史前壁画演变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便是文字的发明。
图3.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526年，木刻版画，258×205毫米。
正是这种“以图像为本”（pari sur l’image）的立场，才促使我们赋予本书一个特殊的结构。本书收录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章：一种是配有插图的专论，侧重历史描写；另一种则是对文字图像的诠释评论，向我们揭示出对文字的“视觉把握”何等重要：文字既是用于阅读的图像也是用于观看的图像，这些评论文章的作者们只是帮助我们去发现这一点。除了图像，文字中不曾有过其他关键要素。
本书首版发行已过十年，后续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在本书之后面世的相关出版物中，文字的视觉层面问题占据了中心地位。又有新的公众群体对字母的书写形式、空间构造及其历史演变产生兴趣，这个群体对电子屏幕所带来的意外自由和异常束缚，既保持警惕又感到迷茫。另外，在与前者并非没有关联的另一股研究热潮的推动下，对西方文字和远东文字的比较研究，无论涉及的是文字系统本身还是它们与图像的关系，甚或相关的教学实践，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文字的图像起源的兴趣，有两个成因：其一，是一种试图摆脱字母文明所主张的文字“表现”言语的图像观；其二，是对那些我们笼统称为“原始文字”的文字系统的价值重估。对文字的图像起源的兴趣，引导人们重新探索象形文字，将美洲印第安文字以及汉语周边存在时期长短不一的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结合起来研究。在本次再版所更新的参考书目中，列有研究这些主题的主要著作。
同时，似乎有必要将本书及其调研领域延伸至更长的时段。本书中有两篇文章正是出于此目的。威亚鲁为我们介绍了刻画符号的起源，展示了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史前考古资料，这些资料同时具有物质性、空间性和抽象性。而书末伊夫·让纳雷的文章则类似某种“面向未来的阶段性小结”，作者在十年前同题文章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补充和深化。信息化媒体对我们的书写实践和文字观念究竟有什么颠覆性影响？由信息技术带来的文本的视觉形式与其所传递信息的意图价值之间的分离，对文字的深层性质及其传统使命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这还完全是一个谜。不过，这个谜也奇怪地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越来越意味深长。
图书信息
《文字的历史：从表意文字到多媒体》（文字与文明译丛）
〔法〕 安娜–玛丽·克里斯坦 主编
王东亮 龚兆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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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利说过：“艺术并不再现可见物，而是让事物变得可见。”《文字的历史》的写作亦是基于同样的原则：文字并不再现话语，而是让话语变得可见。图像的载体变成了文字的载体，并奠定了后者的运作原理。两河流域和中国表意文字的发明与星象解读和占卜活动的密切关系，也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对“先于文字的刻画符号”的思考为开端，讨论早期的文字系统，以及某些文明将这些文字根据自身的语言文化进行调整而再创出的文字系统。第二部分涉及字母文字，集中讨论字母文字的历史与其传播。第三部分向我们展示一直以来西方字母文字如何在其手稿或印刷品载体中将图像重新纳入自身的系统。作为结论，我们对文字与电子屏幕的新关系进行了追问。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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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目：
引言：从图像到文字
一、文字的起源与再创
先于文字的刻画符号
文字的先驱：多瑙河文化中的陶符
楔形文字
楔形文字释读史
两河流域的书吏
古埃及文字
象形文字与纪念性建筑的契合
文字在中国
中国书法实践
从骨卜到文字
印度大陆的文字
日本文字
图画中的文字
文字画
东南亚佛教文字
朝鲜字母文字
越南文字与社会
远东地区书籍印刷与复制技术
日本报刊
公元2至10世纪的玛雅文字与社会
纳瓦特尔文字
一份米斯特克手稿
古秘鲁人的奇普
复活节岛文字：朗格朗格
……
二、字母文字与派生文字
三、西方文字中的图像
主要参考书目
索引
图片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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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译者简介
本书作者
安娜–玛丽•克里斯坦(Anne-Marie Christin,1942—2014)，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狄德罗大学）教授，“文字与图像研究中心”创办人及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字的符图起源以及文字与图像的关系。主编并撰写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如《书写图像或符号的非理性》(1995)、《字母文明中空白与间隔的诗学》(2000)、《文字的历史》(2001)等，其中《文字的历史》出版后被翻译成英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并于2012年增补再版。
本书译者
王东亮，北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巴黎第八大学语言科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语言学研究》及《外国文艺》杂志编委。自1997年以来，多次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担任翻译、审校工作。译著《笑忘录》于2007年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龚兆华，南京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现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丛书信息
- “文字与文明译丛”第一辑 -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进步，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于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字和中国黄河流域的汉字，是公认的三大代表性的古典文字。三大古典文字经过向不同地区和国家传播，又形成了多种语言的文字书写符号体系，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汉字研究历史悠久且成果丰富，至少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文字学就已经产生。国外19世纪以来对古文字研究也取得许多成就，然而中外学者的研究彼此交流却不多。中国学者在汉字和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的许多新成果，外国学者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在原始文字符号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的新进展，在我国近几十年来也很少得到介绍，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尚没能被译介出版。当前，进一步推进中外学者在文字与文明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字与文明译丛》，以满足国内外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的需要。截至2023年1月，《文字与文明译丛》第一辑的七部译著已全部出版。它们分别是：《古埃及圣书字导读》《文字起源》《文字系统：语言学的方法》《宗教与文化记忆》《文字的历史：从表意文字到多媒体》《印加结绳符号》《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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