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 | 二月革命的原因与法国永远飘荡的命运

专题导言

如今托克维尔的名字广为人知，但雷蒙·阿隆却说他几十年前上学时闻所未闻。的确，托克维尔的经典化过程本身就值得玩味。放眼望去，托克维尔是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异类，亦是革命史学里左翼阶级叙事的对立面；是比较政治学的先驱，亦是古典社会学思潮中与孔德、马克思并列的代表；是美国政客挂在嘴边的“美国例外论”先声，也一度是中国大众畅销书榜上的领头羊。不同的研究传统和政治环境，都在通过对托克维尔的刻画和调用激活新的思路，这恰恰反映了托克维尔本身的复杂面向和穿越时空的魅力。

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展现托克维尔更为丰富的侧面，以期带来新的启发。专题以雷蒙·阿隆《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开篇，回顾社会学读者最为熟悉的、作为社会学家的托克维尔。随后将深入托克维尔所处的历史语境，以一则原文加一则评述的形式，依次呈现作为旅行者、殖民主义者、“信徒”和政治家的托克维尔——他在现代性将要展开又尚未完全展开之际，对国家命运和现代文明持以悲剧论调，进而在旅途和政治实践中求索不同的社会方案。最后两篇文章将展望作为同时代人的托克维尔：他会如何思考我们当下的社会症结？我们又是否和如何面对所谓的“托克维尔时刻”？答案在风中飘。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主要从事历史研究，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游记》等。[图源：art.icity.ly]

七月王朝就这样与其说没有经过斗争，不如说在胜利者的打击下垮台了。像败北者对自己的败北表示惊讶一样，胜利者对自己的胜利也感到吃惊。二月革命以后，我屡次听人说：基佐先生，还有莫莱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都称只能把这一事件归因于突然，认为它纯系偶然事件和顺利得手的奇袭，其他什么都不是。我一直像莫里哀的《愤世嫉俗》的主人公对奥隆特说的，“这么说来，你们也有你们的理由了”那样，琢磨他们的答案，因为这三个人都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法国的18年间管理过国务，他们很难接受这位君主的坏政府准备了使他丢失王位的灾难。

可以设想，我这个根本不相信这些理由的人，是完全不会有那种见解的。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偶然因素对二月革命没有起任何作用；完全相反，我认为偶然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但偶然因素没有决定一切。

我常与一些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以写历史为主的文人交往，也认识一些专搞政治事件而不想写它们的政治家。我从中经常发现，前者总是到处寻找一般原因；而后者则总是喜欢认为，一切事物都应有其特殊的偶然原因，而被他们视为不断发生作用的小小动因，则跟推动世界前进的那些动因完全一样。当然，他们双方都是错误的。

对我来说，我嫌恶这种把一切历史事件都归因于重要的初始原因的绝对系统，因为这种系统用一个宿命的锁链把历史事件互相联结起来，从而可以说使人类历史上的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我发现，在他们自以为重要的系统中有偏执之处，在他们炫耀自己像数学真理的时候也有错误。尽管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和便于自己的工作而发明了这种崇高理论的文人可能不高兴，但我依然认为，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只能用偶然出现的情况来说明，但仍有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无法说明；结果，偶然因素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知识不够而不能梳理的一大堆次要原因，便大量进入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所见到的所有事件当中。但我坚信，偶然因素如果不是事先就已成熟，那就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先前的事实，制度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习俗的状况等，都是使我们感到惊奇和害怕的即兴表演的素材。

二月革命，也和其他这类重大事件一样，是由大量的一般原因造成的，也可以说有一些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无论是完全归于初始原因，还是单独强调次要原因，都是表面的看法。

产业革命至今30年来，使巴黎成为法国的第一制造业城市，把一批新的劳动群众吸收到城市里来，另一批暂时没有工作的农民群众也参加到城垣建筑的劳动中来；对物质享受的热望，在政府的鼓励下，使这些群众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因羡慕而产生的民主主义的不满，也在无形之中影响这些群众；各种经济和政治学说开始在群众中生根，想方设法叫群众相信人的贫困不是天意使然，而是法律造成的结果，只有改变现存的社会才能消除贫穷；对没落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对过去的头面人物的轻视，已经广泛而深入地使保护政权比推翻政权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些人也失去抵抗能力；引起革命行动的中央集权，使巴黎成为指挥革命的中心，把权力都集中在看来很完整的政府这个机器手中；最后，一切事物经常变动，比如，动荡社会中的各种制度、思想和民风，都至少在60年间由于7次重大革命，还不算许多小的社会动荡，而发生动摇。——上述这一切，就是没有它们就不会发生二月革命的一般原因。而导致二月革命的主要的偶然因素则是：王朝反对派的弄巧成拙的激情，本想改革选举制度，但却促成叛乱；对这一叛乱的镇压最初是过火，后来又被放弃；旧大臣们的突然消失，立即打乱政权的机制，而新上台的大臣们，在慌乱之中既未能掌握政权片刻，又未能革新政权；这些大臣的失策和思想混乱，使他们想恢复他们曾经奋力打倒的东西都不可能了；将军们犹豫不决，没有深得民心而精力充沛的王族，特别是路易·菲力浦国王年老昏庸，及其令人难以想象的软弱无能，等等。他的软弱无能在已被事变证明之后，依然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有时寻思，什么东西能使国王的精神产生这种意外的和前所未有的意志消沉。路易·菲力浦有过在革命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所以他的意志消沉肯定不是因缺乏经验，也不是没有勇气和精力而造成的，但在这一天这些东西却完全不见了。我认为，他的软弱无力来自他的过度惊惶；在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之前，他就吓得亡魂丧胆。

1814年大宪章开篇十二条的内容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当法律程序权、宗教宽容、新闻自由、保护私人财产和废除征兵制，与拿破仑法典中保留下来的内容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永恒价值。然而，让司法机构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这一理念并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在宪章中，捍卫这些权利是立法机构而非法院的职责。特别是新闻自由，它后来被苛刻的新闻审查法所限制，而这些审查法被认为是对宪章精神的亵渎。[图源：Wikipedia]

今天，我是在轻松地论述造成2月24日事件的原因，但在那一天的午后，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当时，我一再寻思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除找出这一事件的原因外，还要考察它将来如何发展。

这是我17年来亲眼看到的和经历的第二次革命。

这两次革命都使我感到悲伤，但后者对我造成的悲痛又是多么深重！对于查理十世，直到最后，我都保留着由家族传下来的敬爱。但这位国王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践踏了我最敬重的各项权利，所以我仍希望我国的自由不要随国王的倒台而消失，而应当由此更生。今天，我觉得这项自由已经死亡；这些王族的逃亡与否，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我觉得自己对自由的希望却完全落空了。

我年轻时期，在一个恢复了自由的重新走向繁荣和伟大的社会环境里度过极为美好的岁月；我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关于中庸适度的、受到信仰、道德和法律支配的自由的思想。我被这种自由的魅力所征服，它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激情。我曾立志不能心甘情愿地放弃这种自由，可现在我却不得不亲眼看着它消失。

我已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不想再说一些废话来安慰自己。我已经明白，即使一场伟大的革命能在一个国家建立起自由，而其后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革命，也未必能长期保持一切正常的自由。

我还不知道由此会发生什么，但我已确信绝不会发生使我们满意的事情。我可以预见，不管我们的子孙会是什么命运，我们这一代人将在交替使用宽容和压迫的反动统治中消磨悲惨的一生。

我在心里回顾我们最近60年的历史，看到人们在这一长长的革命时期的每个阶段的末尾都抱着美好的幻想，看到制造这些幻想的理论，看到我们的历史学家描绘的高明的梦想，看到那么多有创造性的然而是错的思想体系，看到人们试图依靠这些东西来解释尚了解得不清楚的现在和完全不了解的未来。每逢这些时候，我都不禁苦笑。

接替旧制度的是立宪王朝，接替立宪王朝的是共和国，而在共和国之后是帝国，帝国之后是王朝复辟，后来就到了七月王朝。在这相继出现的政权转移的每一次之后，新的掌权者在接近完成自诩为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都宣称法国革命完成了。可悲！我自己在王朝复辟时期也曾希望如此，而在王朝政府垮台不久也还这样希望。这是又重新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因为人们向来是这样看的。我们越往前进越远离目标，越感到前途暗淡。我们能像其他的预言家或许也如他们的先行者煞费苦心所保证的那样，达到我们的祖先都没见到和想到的那种十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吗？或者只能进入到间歇发生的无政府状态和染上老百姓熟知的不治之症吗？至于我，我既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又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这一长期的旅程。我已为多次迎接总是迟迟不来的轮船的到岸而累得疲惫不堪。我经常自问：我们长期以来寻找的安定的土地是不是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运是不是永远要在大海上飘荡！

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我是同我的科学院同事、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安培一起度过的。他来看我在这场骚乱中遇到什么危险，然后让我准备晚餐。最初，我想同他谈一谈我的苦恼，以减轻自己的思想压力，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感受与我完全不同，他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安培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心地善良，为人温柔诚实。他待人宽宏，赢得人们的喜爱。他喜欢与人进行丰富多彩的、富有智慧的、妙趣横生的、嘲讽时事的谈话，在这种谈话中时而加上一些小小的挖苦话（其中每一句都不是大声说的，但是），都能使人听来不太刺耳。遗憾的是，他总是一贯把沙龙精神加入文学当中，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当中。我所说的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就是重视新奇的东西而轻视实在的东西，偏爱有兴趣的描写而不太爱实用，喜欢琢磨演员的演技和漂亮的台词而不太注意全剧的效果，最后是主要根据印象而不是依靠论据作判断。我没有必要说其他院士也有这样的怪僻。其实，各国人民都多少有这种怪僻，而法国人则是大多数最常像文人那样对政治进行判断。安培为人宽宏，但从未因为他领导下的同事软弱而结成终生的小圈子。他非常轻视已被革命打倒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最近曾支持瑞士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使他强烈愤慨。他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憎恶，特别是他对他们的法国友人的憎恶，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他对自暴自弃的人恨得要死，但他的内心并不是伪君子的那种嫌恶。实际上，伪君子对他恨之入骨，残酷中伤，而他当然不跟他们一般见识，也没有必要以他也是一位基督教徒燃起反对他们的盲目的排斥异己的烈火来证实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称安培是一位基督教徒，不是根据他的信仰，而是根据他的人生目的、爱好，而且也敢说是根据他的气质。安培看到曾为伪君子们殷勤服务的政权倒台，心中感到轻松慰快。他在来我家的途中，从起义者身上看到大公无私，甚至宽宏大量和勇敢的精神：他被人民群众的激情征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