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inar | 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如何影响企业绩效？

本文讲解：王   悦

本文推介：李   虎

文字编辑：王子一

自2010年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标准）发布以来，多数大企业都在年度报告中，自愿发布了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有关的信息。正所谓“无利不起早”，企业这么做的动机之一就是想要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然而，发布归发布，做不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很多公司宣称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可能并未得到真正的实施，这种“光说不做”的“虚假”企业社会责任可能会影响公司声誉，进而损害公司的盈利能力。因此，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Hanh Song ThiPhama和Hien ThiTran两位学者（2020）利用发布在《财富》杂志网站上的FWMA（世界最受赞赏）公司的数据，给出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如何影响财务绩效的答案。

想要厘清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第一步就是要明确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是否会影响财务绩效。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使用OLS或FE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会产生偏误，为了解决这一“致命”的内生性问题，作者参考Pham和Tran（2019）的做法，采用公司良好的财务声誉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确定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会对财务绩效产生影响后，第二步就是要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影响财务绩效的渠道机制。首先，作者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的关键在于找到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影响财务绩效的中介变量，作者从Lai等(2010)、Galgresh和Shum（2012）等学者的研究中受到了启发，假设并证明了企业声誉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披露能通过提高企业声誉，进而提升绩效。

然后，作者进行了调节效应分析，考虑到诚信度更高的CEO会更真实地披露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和绩效信息，作者假设CEO诚信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企业声誉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并使用Baron和Kenny（1986）检验调节效应的方法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CEO诚信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交互项对企业声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CEO具有较高的诚信度时，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对其声誉的促进作用会更强。

最后，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这篇论文对于CEO诚信的度量，作者也“自诩”这是本文的一大创新点。CEO诚信是一个难以度量的抽象概念，作者试图寻找CEO诚信的代理变量：（1）作者认为管理效率取决于CEO诚信、内部治理（如董事会独立性）和外部控制（如国家的审计和报告标准），也就是说，CEO诚信是管理效率、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和报告标准三者的函数。根据这一思想，作者使用了销售与资产比率除以董事会独立性和国家审计和报告标准的乘积、销售与运营支出比率除以董事会独立性和国家审计和报告标准的乘积这两个指标来度量CEO诚信。（2）作者认为高度诚信的CEO在为公司赚取收入的同时，也会谦虚地要求自己的福利，因此，一个公司的净收入与CEO津贴的比率可以反映CEO的诚信。

这篇论文厘清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在CEO诚信的度量方面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但是，作者使用的CEO诚信的代理变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1）有关CEO诚信与管理效率、董事会独立性、审计和报告标准之间的函数形式并未阐述清楚，缺乏清晰的定义。（2）作者认为高度诚信的CEO会对自己福利的要求较低，因此可以使用公司的净收入与CEO津贴的比率来度量CEO的诚信，但这一解释难免有些牵强，如果是正当福利，要求高低与诚信品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