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翠香 | 在错误的生活中能否正确地生活?——论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
在错误的生活中能否正确地生活?
——论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
贺翠香 |文
阿多诺提出“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而康德认为，人即便在道德情境非常困难与危险的时候，也能作出自由的选择，过一种正确的生活。表面上，这是一个极端情形下的二元悖论。通过梳理和分析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我们发现，由于混淆了事实与规范、实然与应然、自然因果性与自由因果性的关系，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由意志的批判站不住脚，但他对道德法则中所体现出的抽象理性的批判却体现了复杂且深刻的哲学反思并有其社会批判根源。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6期
19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现象之后，明确提出“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1。也就是说，在极端错误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不可能过着一种道德上正确的生活。除改变这种社会环境外，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只是在直接或间接地纵容某些特定的恶。而在两个多世纪之前，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阐明，人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先验自由。他能够自主制定并遵循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即使道德情境非常困难和危险，人也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这在某种意义上更能彰显人的道德性。阿多诺和康德似乎都提出了一种极端情形下的道德二律背反:前者认为人是不自由的，而后者认为人是自由的。此外，阿多诺还认为，现代社会的不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与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及抽象的自由观密切相联。他在《道德哲学的问题》与《否定辩证法》中集中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他认为，康德以理性概念为核心，追求一个统一化的、纯粹无矛盾性的逻辑体系。这种追求同一性、忽略特殊性与具体性的道德哲学虽然对当时的资产阶级或市民社会反对等级制社会有帮助，但变得僵化的启蒙理性却变成了后来的工具理性。现代人受这种工具理性的宰制，已无从进行自主反思和选择正确的生活。本文就是以这个悖论为出发点，展开论述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探索和分析这个悖论的实质所在及其揭示的哲学问题。
一、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
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这似乎已经道尽了自由存在的悖论本质。后世的许多哲学家在谈论自由问题时都绕不过这两个方面。康德受卢梭的影响非常大，卢梭使他意识到知识或理性的增长并不一定能促进人的道德性。这促使他跃出经验的领域，进而去探寻道德行为产生的先验根基。在康德看来，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即它具有绝对的必然性，就在于它的根基不在人的本性或经验世界中，而在于它的先天有效性。这种先天有效性只能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纯粹理性或纯粹实践理性具有一种自由意志属性，它可以独立于感官世界的规定，自主地制定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则，这就是康德的自由理念。这种自由不是任意的自由，而是独立于经验世界并根据理性先天地、自主地制定法则的自由，是一种先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康德吸收了卢梭对理性的怀疑精神，阿多诺是赞同这一点的。正如他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描述的，理性的进步不一定必然带来人类福祉的增加。但他对康德先验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观，一种由理性所具有的纯粹意志制定法则的能力，以及主体出于敬重而必然遵循这种法则的设定，提出了怀疑。他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出的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即存在着“你必须这样而不能别样地行动”2的命令)和主体出于理性感情(敬重)必然遵守这个命令的必然性导致了自由的消失。他说:“如果你们很认真地对待这种规定的话，那么，康德哲学里的自由空间其实只局限于否定性。”3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这两种必然性的强制和限定，那么自由就所剩无几了。所以，他认为康德的理性自由最后导致的是不自由。“这个哲学虽然一开始是自由的，并且从自由这个概念中推出了一种极大的激情，但是，在自由的实行过程中实际上是完全消失了，而这门哲学则是以一种纯粹形式的方式，并且在这里不会明显和直接地表现出任何上级部门或等级制的表象，实际上彻底放弃了自由这一因素。”4阿多诺肯定了康德在理论开端时对自由的重视，即人如同上帝一样可以自主地制定法则，但将自由等同于法则，就不仅在理论上取消了自由，而且在实践中根本行不通。这不仅是因为实践理性所特有的法则的严苛性和强迫性使得个体的自由空间缩小，而且还因为“社会现实的强制性相对于自由而通行无阻”5。总之，阿多诺认为，在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建构中，其“压制性因素远远胜过自由因素”6。
阿多诺的这种批判通常会赢得一些不太熟悉康德哲学的人的赞同。确实，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对定言命令公式和敬重情感的阐释给人一种你必须这样做的压迫性假象。比如，他的定言命令公式是这样的:“定言命令公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7也可以这样说:“要这样行动，就好像你的行为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似的。”8这里的定言命令公式有三个因素:法则、准则和意志。法则是行动的客观原则，准则是行动的主观原则，而意志是“依据某些法则的表象来规定自己去行动的能力”9。从形式上看，定言命令公式的核心是强调我们行动的主观准则一定要符合具有客观普遍性的法则。而法则之所以具有这种至上的地位，在于它是先于经验并独立于任何偏好和需要而制定的，就是说它具有一种先天的有效性。“即便我们的一切癖好、偏好和自然素质都反对，我们也奉命依之行动。”10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法则和遵循这个法则的义务确实具有强制性。
但是，法则的强制性在康德看来并不是由于意志的他律，而在于意志的自律。他说:“人们看到人由于自己的义务而受到法则的约束，但却不曾想到，人仅仅服从他自己的，但尽管如此却是普遍的立法，而且人仅仅有责任按照他自己的、但就自然目的而言普遍地立法的意志而行动。”11正因为人们服从的是自己自主制定的法则，所以这种服从何尝不是一种自由呢?人们服从的不是外在的自然因果性原理或宗教中神的诫命，而是自己意欲它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自律原则，即自己制定并遵循法则的原理，是理解康德自由观的一个核心因素。此外，康德关注的是理论上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至于阿多诺说的自由的实践问题，不是他重点关心的领域。当然这一点也是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之处。我们后面会对此进行论述。
对于熟读康德的理论著作并带着学生研究康德道德哲学的阿多诺来说，他当然知道康德的自律原则及其与自由观的关系。但在阿多诺看来，以康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以反对旧压迫的名义，隐藏了合理性原则本身包含的新压迫。“自由让渡于限制自由的合理性。”12康德的自律实际上是一种他律，自由是一种不自由。阿多诺还分别从新近发展的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理论层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从哲学层面来看，阿多诺从黑格尔和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外化和物化理论出发，认为自我的对象化就是一种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过程。而自由，即主体自主制定同一性法则的意志能力，从一开始就受外在世界的影响和规定。那种纯粹的、独立的抽象自由只能是一种“概念拜物教”13，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自由的条件，即同一性直接同时就是决定论原则。就人们自我对象化为性格而言，意志是存在的。这样，意志就与自身相对立而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它遵循外在的、屈从于因果性的事物世界的模型。”14
其次，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阿多诺认为，自由与社会的关系也不像康德所想像的那样，是自由理念建构起社会;相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自由观念，是“社会对人的支配，诱使人们意识到支配的对立面，即自由观念”15。如果一个社会本身是恶的，且个体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即无法通过自我反思形成一种自我意识，那么，“康德固执的努力是为了证明道德意识无所不在，甚至存在于极端的恶中”16。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的，康德认为即使在错误的生活中也可能存在正确的生活。对此，阿多诺是坚决不能认同的。在他看来，个体不是孤立的真空存在物，个体与社会是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总体状况密切相关，当个体用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自由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那么，“社会是否容许个体如此自由，就像社会所许诺的那样?社会本身是否因此也是自由的?”17自由与不自由，或具体地说，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不自由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一个极端恶的社会中，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极权下，面对屠犹政策，有多少人能站出来公开反抗这种种族灭绝政策呢?因此，在错误的生活环境下，人们无法选择正确的生活。
最后，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阿多诺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道德法则的强制性不在于康德所言的先天有效性，而在于它是一种心理学事实。“心理分析已经以其严谨的格式塔方式……证实，我们所服从的强迫的机制，它们从其自身方面而言是种系发生学的，这就是说，它们是对事实上的权力的收心内视，是对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规范的收心内视，而我们是通过家族的本性传承了这些规范，并且一般是通过父亲形象的认同把这些规范当作自己的东西。除此之外，这种心理分析还指出了某些康德所不中意的东西，即这个裁决机构———心理分析把它称作强迫的特性，而弗洛伊德在后期则把它称作超我的东西———就其可以被称为发病机理而言，它就是非理性的。”18也就是说，人们遵从道德强制，施展某些行为，不一定是因为他如康德所言遵从了理性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有可能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传承。人们在心理上对超我的社会规范———一种压抑机关与强制机制———有一种本能的服从冲动。这种冲动是先于自我意识的。
总之，无论是从哲学、社会学，还是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来看，阿多诺都认为，人绝对不是一种无条件的自由者。主体从一开始就受到客体的影响和限制，这个客体既包括自然对象，也包括第二自然———社会。同时，主体还在心理学上受到内在超我的控制和影响。因此，那种独立、自主、源发的主体并不存在。主体在哲学上绝对不能被称为“绝对起源领域”19。康德从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推出人的自由，而在阿多诺看来，这种自由是一种不自由，自律之中含有他律的因素，自由和决定论是一回事。
正因为二者对自由的认识是如此地对立，所以他们对自由的二律背反内容也有不同的解释。在康德看来，人具有二重性。从理论理性视角看，人是自然因果链中的一环，因而是不自由的;从实践理性视角看，人是物自体中的一员，超拔于因果链而享有一种绝对的自发性。简单地说，人既遵循自然因果性，因而是不自由的、被决定的;另一方面他又在实践理性领域是自由的，他可以依据自己的理性能力，给自然立法，确立道德法则。这样，康德在二元论的框架内解决了意志既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悖论问题。
阿多诺认为，康德把意志自由问题集中到个人决断上。但他所说的那个决断主体或个体根本不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个体总是处在一定的语境中，是一种社会存在物。阿多诺认为，自康德以来，人们对个体自由的赞美不但没有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反而使人们因可能面临的惩罚而更加有效地受到束缚。也就是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对旧压迫，寻求自由;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却助长了隐藏在合理性原则本身中的新压迫。自由总是和压迫联系在一起，二者结成了新的同盟。在阿多诺看来，这才是自由在现时代的二律背反。
二、反思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
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充分体现出“批判”之差异。虽然同是“批判”，但康德的三大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批判”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将康德的“批判”翻译为汉语的“考察”或“探寻”比较好，它是对人的纯粹理性能力的考察、研究和划界。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批判”比较符合我们现代语境中的批判。它是对社会不公正现象与病理性问题的诊断和批评。阿多诺的批判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特色。这个特色体现在它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探寻社会不自由的症状、根源及未来解决之道。显然，康德对自由理念的先验考察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批判，或用他自己的术语来说，是一种“实践理性批判”。而阿多诺的批判显然是一种“社会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尽管在理论上阿多诺用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反驳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是站不住脚的，或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不具有有效性”20，但从实践的层面来看，阿多诺的批判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二者的理论旨趣在某种意义上还很契合，那就是对个体自主行为的看重。
实际上，无论是从主客体的对象性活动，还是从社会环境、超我对自我的规定来说，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都强调了经验世界中的自然因果性对主体的影响。主体不是自由的，而是由人类本身所难以抵制的感性偏好、欲望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阿多诺那里，主体虽然还没有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等后结构主义者那样被空心化，但已出现了去主体化的趋向。也就是说，主体已不再是启蒙以来积极运用理性思考世界的实体，而是变成了合理性符咒下的顺从力量。如此，自由就不再存在了。康德对于这种诉诸经验因素的批判观点并不陌生。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就明确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道德哲学的自由或责任不能以经验为根据，不能在人的本性中或社会情境中去寻找，而只能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找。只有这样，建立的道德法则才具有必然性或普遍性。与阿多诺诉诸社会经验不同，康德极力要剥离经验对道德法则的影响。他说:“凡是经验性的东西，都不仅完全不适宜于在这方面作为道德原则的补充，而且甚至对道德的纯正性极为有害。”21也就是说，康德不是没有注意到自然欲望、激情、冲动以及其他感性偏好等因素对人的道德行为的影响，而是认为，如果依赖不同个体的经验，人们永远得不到普遍、必然、有效的规则，从而也不能建立任何实践法则。康德认为，只有超拔于经验领域，运用理性的先验自由，独立于任何自然和经验的条件，才能制定出具有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
阿多诺运用社会不自由和理性的宰制现象来驳斥康德的先验自由是不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他混淆了事实与规范、实然与应然、自然因果性与自由因果性的关系。他倾向于把后者归并到前者中。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因为现实社会中的不自由状况，就完全丧失了“应该去做什么”的理性自由。在康德看来，这种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主体性条件。它是人的人格性，是人的神圣性所在，也即人的尊严。人作为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可以独立于外在的压力和身体的冲动，只依据自己的理性意志，自主地制定道德法则。这种先验的自由既不受自然因果性的强制，也不是任意和混乱的，而是受“自身是实践的纯粹理性的能力”所支配。这种理性能力不仅提供了自由的客观法则，还向我们发出“某事应当发生”的要求。所以，康德的自由观完全是在先验的、应然的立场上提出的。而阿多诺以实然的、现实的主体不自由来否定主体具有这种先验自由，确实站不住脚。因为批判的靶心错位了。所以，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在评价阿多诺的“实践理性元批判”时指出:“康德的整个实践事业都应该从本体不可知开始，从严格地区分‘实践必然性’和‘因果必然性’开始，而阿多诺却始终忽略了这些。”22此外，阿多诺重视对自由的决定论问题的探寻，“这种重视不仅基于对康德的一种误导性解释，它还让阿多诺看不到康德提出‘自由问题’时的前哲学性的社会历史内容”23。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阿多诺的批判指责为一种简单粗暴的还原论24，认为阿多诺忽略了康德自由观的丰富内容，将一种形而上学的自由理念还原为一种经验社会关系的产物，并将它误认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确实，从上述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内容来看，阿多诺很难逃避这样的批评。但我们也不应该过于简单地对待阿多诺。对于沉浸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的阿多诺来说，他能不清楚经验与先验哲学之区分吗?他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将康德的道德哲学去先验化?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对阿多诺产生深刻影响的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的道德哲学思想及其时代特征。黑格尔在继承康德人道主义自由观的基础上，批判了康德自由观的形式主义和空洞性。“他一方面把康德的理智世界从空间和时间的彼岸拉回到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对这种非超验化过程的思辨的反动，他又把由符号体现的理性重新推向了一种‘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动态过程。不管怎么样，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的单个主体现在是从其生活史的教养过程加以理解的。”25尽管黑格尔还属于观念论传统，但阿多诺追随黑格尔，将康德的理智自由概念召回到个体的生活史领域。黑格尔的历史思维推动了康德自主概念的去先验化，它剥去了理性道德的抽象性质。而马克思进一步看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意识形态背后的剥削的不正义现象，指出批判不能仅停留在解释世界上，还必须改变这个现存的社会机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在阿多诺看来，“尼采真正使西方思维转向的解放行动在于他说出了这个秘密:摆脱了合理化(精神魔力)的精神，凭借自我反思而避免成为绝对的恶”26。这样，超越观念论传统的先验哲学在反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基础上，回归到实存的个体生活世界，从对理性和合理化的反思中重新校准现代人的道德行为规范，最终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哲学潮流。而作为反体系的一代人，阿多诺就身在这样的一种潮流中。
如果我们能深入了解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所表达的立场和精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阿多诺针对的与其说是康德先验哲学的自由意志，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同一化思维方式和概念操作。他说:“传统思维的错误就在于，它将同一性视为自己的目标。”27他认为，康德的先验自由观就体现出了传统哲学的那种同一化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当主体运用理性去把握客体，用概念和无矛盾的逻辑去展现被思维之物时，总会有一种总体化或同一化的倾向。这种同一性的事物就具有一种强制的精神。当康德主张人运用理性能力先天地去思考善良意志或道德法则时，他也陷入了传统哲学的同一化窠臼中，即同化那些非同一物。而对于阿多诺来说，非同一物才更根本。主体首先要对这些非同一物进行规定，才能成为具有同一性的主体。同一性是建立在非同一性基础上的。否则，主体就不可能产生同一性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验主体需要不可还原的非同一物。先验主体同时也是经验的主体。主体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综合体，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综合。而康德是否认矛盾的，所以他只承认他的自由主体是一个先验同一的主体。
所以，阿多诺的批判焦点在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化操作。传统哲学是一种排除异己的哲学。当它运用思维、理性、概念、逻各斯去把握对象时，就会将非同一物排除掉或对其进行同化，最终形成一个同一的无矛盾的概念体系。这种同一性是意识形态的原初形式。阿多诺认为，这样的一种同一性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它似乎表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物，而实际上是主观理性的产物。所以，他主张“对构成意识自身的批判”28，也就是对我们的理性建构表示怀疑，对我们的意识哲学进行反思。同样，在自由的问题上，如果我们运用概念去把握自由，必然会使自由理念与自由本身相对立。“每个通过纯粹设定的、‘操作的’定义从自由概念中排除哲学术语曾经称为自由观念的东西的尝试，都是为了方便的缘故而任意将自由概念消减为与它所意指的东西相反的东西。”29
此外，阿多诺还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沉思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族灭绝政策关联起来。他说:“种族灭绝是绝对的整合。”30当纳粹政权通过行政手段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时，它施行的就是一种同一化操作。“人们对那种首先在集中营里进行实验的实践的反应实际上并不感到太可怕，而且这种实践———一度是可尊敬的———的概念中在意识形态中潜伏着对非同一性的破坏。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31当犹太人被当作非同一物而消灭时，同一性的形而上学思维就胜利了。在阿多诺看来，极权主义的本质就是消除差异性。极权主义就是一种同一性的理性思考方式。当然，阿多诺还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一道，将“单向度的社会”和人们“逃避自由”归责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社会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磨灭与压抑。奉行标准化、商业化、同质化的资本主义文化大工业将现代人变成了一种模式化的消费者。个体的丰富性、差异性在这种整合中被消磨殆尽。因此，以勇于运用理性为标志的启蒙精神并未得到真正实现，在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看来，“启蒙又变为神话”，启蒙还需要再启蒙。
阿多诺对传统形而上学和逻辑中心主义的批判，让我们想起同时代法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德里达批判了自柏拉图以来，经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的一种相同的“逻各斯中心的母题”32。他运用“解构”策略，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那种侧重于同一性或持续性的哲学姿态，指出那些不在场的幽灵观念也在历史中发挥着作用。福柯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指出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知识之所以在某一时期占据统治地位，是由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所决定的，尤其是与权力有关。所谓理性与非理性、正常与疯癫、科学与非科学的定义与划分只是近代社会整合的产物。阿多诺与他们不约而同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科学话语进行了批判和质疑，表达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控制和思想禁锢的反抗，以及对个性自由的向往。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阿多诺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同一性”原则。他是用非同一物、特殊之物、非概念之物的存在，来提醒人们注意并矫正传统形而上学的缺陷和后果。他说:“改变概念的方向，将这一方向转向非同一物，就是否定的辩证法的铰链。认识到概念中那非概念之物的建构特征，概念不经历这种反思便不会径直带来的那种同一性约束力就自行消解了。”33也就是说，思维在运用概念去把握对象时，永远不可能完整地把握特殊之物。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不是要求思维能统摄事物的全部杂多，而是要求思维自身对自己的有限性有所反思，理性对理性自身进行批判。美国学者约尔·怀特布克(Joel Whitebook)这样概括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辩证运动是由对‘残余’的永恒追求来激活的，而这个‘残余’也就是在每一个对概念上不同一的东西进行把握的企图必然失败后所遗留下来的多余物。这种连续的运动促使否定的辩证法既吸纳每个片面契机的真理内容也吸纳它的缺陷，这样的话，它就不断地从某一个立场走向该立场的反题，努力提取每个片面契机的真理内容。”34而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可见，阿多诺没有放弃“同一性”的合法性，只是以“非同一性”的存在，强调思维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对合理性自身不断进行反思，整个社会才能走向真正的文明和自由。
三、关于自由的再反思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及其表达出的否定性哲学是深刻且影响深远的。它让我们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考模式，以“非同一物”的视角重新审视理性的发展过程。它为理性的他者打开了思考的空间，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画布抹上了一层浓重的暗色基调。回到我们在文章开头讨论的问题。在阿多诺看来，一个按照“同一性”原则建构起来的社会是一个错误的社会。因为这不仅会潜在地走向极权，抹杀个体性和差异性，而且会促使现代社会以工具理性为单一的发展向度，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形成各种强制性的结构。比如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福特主义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工人必须每天重复无数个简单的机械动作;在消费生活和精神世界中，现代人被迫享受资本主义文化大工业带来的各种同质产品。在这样一个错误的社会中，人不可能自由。正如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自由意识形态所作的批判，主体的自主和自由都是虚妄的。人表面上可以自由选择，但实际上社会的强制性结构迫使你无从选择，因而也不可能过上真正正确的生活。
那现代人该如何正确地生活呢?阿多诺并没有像哈贝马斯所批评的那样陷入悲观和绝望，反而像马克思一样表现出激进的革命姿态。他说:“人们今天更应该在对非人性事务的具体谴责中，而不是在人的存在的没有约束的、抽象的定位中寻找道德哲学。”35也就是说，道德哲学不应该建立在抽象的个体自由上，它必须过渡到社会自由和社会机制的建立上。那种没有整个社会自由的个体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第二自然中，即在我们所处的广泛依赖性之中，是不存在自由的;因而在这个被统治的世界中也没有伦理学;所以，伦理学的前提就是对被统治的世界进行批判。”36在阿多诺看来，处于错误生活中的人首先必须批判和改变这种生活情境。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生活及所处的社会进行反思与批判。只有经过彻底的反思与批判，人们才能超越错误生活，开启另一种正确的生活。阿多诺也没有给出一个在未来正确地生活的准则。如同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一样，他只是通过否定和抵抗现存的错误生活形式，指出我们至少或最低限度地不应该做什么，我们未来可能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形式。
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错误的生活中能否正确地生活”这一康德—阿多诺式悖论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自由理念。在康德的先验自由观中，即便我们处在错误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运用先天具有的理性自由，自主地制定道德法则，并责成自身按照这个法则行事。这个自由是通过道德法则并为了道德法则而公设出来的。它并不是理论理性的认识对象，或如阿多诺所言的用同一性原则去把握的对象，而是为了实践的应用，为了道德法则而设定的一个对象。理论理性可以通过范畴来对其进行思考，但却不能认识它。而阿多诺无论是从经验世界中不自由的事实出发，还是从认识论的同一性原则出发，都无法驳倒康德先验层面上的自由设定。
而阿多诺的“在错误的生活中无法正确生活”的论断也具有合法性。个体与社会息息相关。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控制总是处于一种对立状态。阿多诺不能忘却的“奥斯维辛”、韦伯的“现代铁笼”、哈贝马斯所言的“生活世界殖民化”、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等，都描述了现代社会已经被一种科学技术理性所统治，个体的生活，甚至生命都被规训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何谈人的自由?现代人要想自由，过一种正确的生活，就必须批判和改变整个社会。
但正如哈贝马斯所敏锐分析的，康德的自主性概念既包含道德法则的应当性———意志自由方面，又包含道德法则的普遍性———理性方面。37而阿多诺的批判虽然在驳斥主体的自由意志或主体自主制定法则的能力方面站不住脚，但却“击中了康德为自由的必然性提供的证据”38———具有绝对命令形式的道德法则。也就是说，阿多诺在批判道德法则的抽象理性及其转变为压迫人、不给人以反思空间的理性权威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阿多诺认为:“康德匆忙地将自由思考为法则，这就揭示出，他正像他所属阶级的人一样，不能严肃地对待自由。”39也就是说，当康德匆忙地将自由等同于法则时，正反映出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诉求:既要个体解放，又要维护秩序。当时进步的德国资产阶级既想从封建等级制社会中解放出来，又害怕如法国大革命一样的无政府状态的恐怖景象。所以，他们一方面追求自由，要求个体解放;另一方面也要为秩序和法则辩护。这样，将自由等同于法则，无疑就满足了这两方面的需求。而正是这一点引发了阿多诺对康德自由观的批判。因为在阿多诺看来，将自由等同于法则就陷入了“古老的不自由之恶”40中。因为这个法则一旦确立，就变成了既定的东西，主体对其无从进行反思和批判，只能接受下来。而为了自我保存，主体只能屈从于这个法则。理性就变成了一种不合理的权威。这不是自由，而是一种“自我欺骗”41。
阿多诺认为，将自由等同于法则，将理性与纯粹法则相融合，无异于将自由或自发性等同于沉思。42而从沉思到道德行动之间还存在着距离。这种去实践化、去对象化的理性会导致政治冷漠，不关心现实世界。“一旦摆脱现实或直接性，就很有可能忍受乃至无视现实中的‘苦难与死亡’，而认为‘现实或者生活就是这样的’。”43这对于积极反思奥斯维辛以后人们如何继续生活的阿多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在阿多诺这里，绝对命令的合法性要求的完成，与历史性经验和我们消除痛苦的兴趣相关……任何肯定地表达出来的伦理准则，无论它是否关涉到正确地生活的内容或是道德行为的形式，都必须回溯到奥斯维辛表现出来的灾难的历史现实性。”44也就是说，阿多诺批判康德将道德原理的约束性建立在普遍性法则上，反对康德“用整体的观念来规定幸福”45，主张个体性、特殊性的张扬。而阿多诺的道德律令不是抽象地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从现实的历史情境出发，首先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正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明的:“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6因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可见，阿多诺非常坚定地维护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认为观念的批判只能止步于头脑中的风暴，而人的真正解放还要立足于改变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不是体现在个体服从于普遍性的义务方面，而是要整个社会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
总之，面对“在错误的生活中能否正确地生活”这一问题，我们的答案绝非简单的“是”或“否”。它蕴含着自由与决定论、先验自由与社会自由、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理论与现实等多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在这个命题上康德与阿多诺给出的答案都有其自身的社会情境和合理性。二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世界观:前者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论，后者是现实的唯物主义。人们选择的立场和视角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不同。以康德、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为代表的观念论者会认为，即便社会整体是错误的，人们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正确地生活;而以马克思、阿多诺等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会认为，只有批判和改变错误的生活世界，我们才可能真正自由。虽然同是“自由”，但在这两种立场中，自由的“真谛”却很不同。从历史效果来看，康德的自由观带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即公民权和人权;而阿多诺的批判及其否定辩证法则让人们注意到个体自由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毕竟只有不畏惧个体差异的社会，才是真正的自由社会。二者都是现代社会自由谱系学发展的重要一环，都为个体摆脱自然的必然性和社会的强制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注释】
1 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谢地坤、王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89页。
2 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第152页。
3 同上书，第153页。
4 同上。
5 同上书，第154页。
6 同上。
7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8 同上。
9 同上书，第47页。
10 同上书，第45页。
11 同上书，第54页。
12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40页。
13 同上书，第242页。
14 同上书，第243页。
15 同上书，第247页。
16 同上书，第245页。
17 同上书，第246页。
18 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第93页。
19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50页。
20 杨顺利:《作为“社会批评”的形而上学理念---对阿多诺的康德自由观批判的一个反驳》，载《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46页。
22 Robert B.Pippin,The Persistence of Subjectivity:On the Kantian Aftermat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15．
23 Ibid.,p.116．
24 杨顺利:《作为“社会批评”的形而上学理念---对阿多诺的康德自由观批判的一个反驳》，载《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5 于尔根·哈贝马斯:《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童世骏译，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11卷第1期，第94页。本文是哈贝马斯在90岁生日的第二天在法兰克福大学做的学术报告。
26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8页。
27 同上书，第170页。
28 同上书，第69页。
29 同上书，第172页。
30 同上书，第413页。
31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6页。
32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页。
33 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依塞尔:《阿多诺》，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34 转引自汤姆·休恩:《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张亮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59页。
35 T.W．阿多诺:《道德哲学的问题》，第199页。
36 同上。
37 于尔根·哈贝马斯:《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童世骏译，载《哲学分析》2020年第11卷第1期，第93页。
38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第281页。
39 同上书，第282页。
40 同上书，第283页。
41 同上书，第295页。
42 同上书，第267页。
43 罗松涛:《在通向正确生活的途中:阿多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页。
44 汤姆·休恩:《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第392页。
45 薛华:《黑格尔、哈贝马斯与自由意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6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贺翠香，博士，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尤其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研究感兴趣。著有《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在西方的演变（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进行一年的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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