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
王立胜 |文
哲学是对世界的根本追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是以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使命为理论来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为理论根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问题思考而形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具体哲学，肩负着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使命，具体化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自然谋和谐”，这不但是对“中国问题”的回答，也为回答“世界怎么办”提供了借鉴。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年第1期
马克思指出，哲学理论的发展是与人类社会的实践相适应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愈来愈思考怎样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发展的关系，以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践出发，既传承中国哲学命脉，又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境界，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通过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使命的分析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分析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具体内涵进行阐释。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思想来源的历史辩证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是对世界万物最根本问题的追问。哲学在古希腊文中是“爱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的《尔雅》释“哲”为“智也”。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追求“头等智慧”的。这意味着哲学是凌驾于其他一切具体学科之上的存在。也就是说，哲学一经产生就始终在为人的生存寻找依据，探求人的生存境界，展开对“人之为人”问题的根本追问，以实现自我超越。然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服务于其时代的，哲学的使命在于对时代现象进行合理解释，并试图推进其时代的进步。
（一）西方哲学的使命
西方哲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其所担负的使命亦呈现出不同。总体来说，西方哲学是解释的反思的哲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发展进行反思，并试图做出合理性解释的哲学，这也正是西方哲学的使命的体现。
一是古希腊哲学的城邦化。古希腊哲学不但对形而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原子等物质所组成的，而且还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试图对现实世界的问题给予回答。
古希腊哲学的使命主要是为统治者的统治基础而进行辩护的，主要体现在为城邦制度构建及化解城邦危机提供思想基础。在城邦制度的构建上，毕达哥拉斯认为“公民服从法律是最高的善”，赫拉克利特强调“服从法律就是服从理智，法律武装城邦与理智武装城邦同等重要”[2]，苏格拉底认为城邦公民必须遵守法律，维护城邦法律的尊严。“正义要求自己必须服从母邦的命令。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母邦，你就应该按照它的命令行事，忍耐地服从它加于你的任何惩罚。”[3]柏拉图也认为城邦依靠哲学王才能走向更好发展，而哲学王必须注重法律与公共权威的树立。在面临城邦危机时，古希腊哲学主张要相信并依赖统治者个人能力来化解，寄希望于“贤人”身上。毕达哥拉斯认为过于重视一切人（尤其是“群氓”）的意见是不明智的，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做出好的决定。赫拉克利特也认为，“一个人如果是最优秀的人（即贵族），在我看来就抵得上一万人。”[4]柏拉图同样认为城邦统治者由最有智慧的哲学家担任，“无论是两个以上的人掌权还是一个人掌权，只要他们是受过我们前面提出过的那种教育和培养的，他们是不会更改我国的那些值得一提的法令的。”[5]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城邦的治理者应是中产阶级轮番执政，这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城邦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博学者、哲学王、中产阶级执政，这都说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已关注现实问题，且从哲学视角关注人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古罗马时期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罗马法律体系中。罗马法的理念是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完善法律体系的目的是为了现世生活的安全与安宁，因而，西塞罗提出通过法律以建立相互制约的共和体制，以约束执政官权力。这一时期，“米兰敕令”的颁布标志着基督教通过前期的“异教”斗争胜利成为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工具。城邦生活开始具有宗教化特征，统治阶层也开始借助宗教教义推行统治意志，哲学开始了宗教化历程。
二是中世纪哲学的宗教化。随着基督教的普及与神化，欧洲逐步过渡到了中世纪时期，靠私人契约关系维系的封建制度及教会控制全部文化生活成为中世纪的主要特征。中世纪哲学的基础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神权政治论，哲学服务于神学，成为神学的“婢女”。
神权政治论不但鼓吹“君权神授”，认为世俗统治者的权力源于上帝，教会中的神职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还宣扬“天国至上”，认为人只有在天国才能享受到幸福。要想升到天国，就必须在世间接受现实的统治。同时，为维护神权，还推行“天启律法”。奥古斯丁将法律体系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世俗法三个层次，永恒法则是体现上帝意志的，是永恒的真理、理念的最高体现者。这一阶段，神学是中世纪哲学的体现，教会是哲学宗教化的载体，教会神学的地位至高无上。
中世纪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起、阶层的分化，市民新阶层所形成的“异端”成为神学政治的新对手。纯洁派、韦尔多派、使徒兄弟会等“异端”理念与神学出现了分歧，并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公然指出教皇并非上帝在人间的全权代表，体现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的“两把刀”并不掌握在教会手中。王权先于教权，教权与王权互不统属，君主要实现世界和平成为尘世最高权威，就要建立统一的世界政体。这直接将基督教拉下了神坛，导致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分野。当然，由于教权与王权的分化与对立，中世纪哲学还表现出民众精神与生活割裂的特征。民众在世俗生活中不但受到封建领主的压榨，还受到教会及神职人员精神的压迫，他们只能在教权与王权的空隙中找到灵魂的寄托以自我慰藉。这迫切需要哲学打破中世纪神学的枷锁，把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三是近代哲学的国家化。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更加关注并开始重新思考“人”“国家”“世界”的问题。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的兴起，“国家主权”“契约”“自由平等”等观念的传播，使哲学开始发生了转向，西方近代哲学更为关注人、社会、国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西方近代哲学试图回到人的存在，凸显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独立性和个人价值，认为人应该按“本性”来生活，顺从自然，追求今生今世的凡人幸福。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在契约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使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由自然权利走向社会权利。哲学的任务就是否定罗马教皇及教会作为基督徒与上帝间中介的合法性，通过建立民族教会，削弱教会对世俗政权的干预，把集体主义宗教变成个人主义宗教。随着《权利法案》《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中“平等”“自由”“公平”权利的提出，公民的权利的范畴逐步扩大并越来越规范，公民权利也逐步扩大。但这里的“人”或“公民”仅限定于殖民者自身而已。
国家是近代的产物，是近代哲学解释的场域。随着全球化意识的萌发，哲学思考的高度也随之提升，但丁的“世界君主”理论逐渐被接受。康德认为国家是“许多人在法律下的联合”，是抽象“绝对命令”要求的结果，是先验的、理性的产物。因而，国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民的幸福，而是在“公开的强制性法律之下的人权”。斯宾诺莎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只有在建立国家后才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霍布斯也认为，为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必须有国家的存在。洛克从自然法理论和自然状态说出发，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念与社会契约论，并认为人们是在契约的基础上建立国家，之后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社会契约使人类由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由自然权利走向社会权利。卢梭认为，国家的主权在于人民，政府必须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这些理念是西方近代哲学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成为西方哲学的焦点。黑格尔哲学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发展。黑格尔认为，国家不但起源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依次发展，国家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普遍福利，其主权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绝对独立。他还指出，国家权力最后统一于王权，王权统一于君主，君主统一于绝对精神。
西方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不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都是“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有根据的在场者”[6]。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功利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思想与流派都有一定的阵地与实践，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上升为主导地位且最终主导了社会走向。
（二）中国哲学的使命
中国哲学是在殷商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以儒家学说为正统，着眼于现实社会，更注重关注世界。中国哲学的使命集中表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具体表现为将君权统治与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作为其价值旨归，并试图开创理想的社会形态，实现大同理想。这不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破”与“立”，更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内在张力。
一是将维护封建正统视为核心使命。在维护君权上，主要集中于探讨君权的来源及如何维护君权地位两个方面。在君权来源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君权来自于“上”或“先祖”，“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表记》）；另一种观点认为，君权来自于“德”，“天命靡常”（《尚书·康诰》），以民情视天命。在君主权势问题上，主要是为维护增强君主权势作辩护。如儒家提出以“仁”来制臣；法家提倡以“法”来驭臣；墨子认为应成立“政长”系统以维护君主权势。这些思想的提出首在维护君主权势，并使君主统治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君主权势也来自君主自我修养的提升。君主不但要“正己修身”，成为在道德和精神上的圣人，实现“内圣外王”；还要专研修齐治平之道，遵守系统的行为规范，恪守一定的思想言行禁区，以“正君心”，保证权力的合法性[7]。说到底，就是要君主做到“知行合一”，将“良知”贯彻到政治实践中。
二是将维护社会秩序视为社会使命。中国哲学在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理论建构上提供了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维护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秩序上，以便成为统治阶级奉行的圭臬。
在维护君臣关系的稳定上，君臣关系的哲学基础体现在道、义、利、伦四个方面的统一上。“道合”指臣下对君的辅佐以“公”为原则，以天下为己任，实现君臣共治；“义合”指君臣按“礼”所规定的君臣名分行事，遵从“君尊臣卑”原则，完成君臣内定义务；“利合”指君臣以“利益”为原则，因权势、名利相合，也会因此而相分；“伦合”指君臣关系遵从“天理伦常”使君臣之间在伦理政治、治国实践中实现君臣一体。官僚制度则是维护君臣关系稳定的制度性基础，君主要通过一整套完善的官僚制度维护其权威，以有效地驾驭臣下，使天下人才皆为君主所用。
在君民关系的维护上，形成了君民舟水说、君民源流说、君民首足说、君民对立说、君山民地说、君亲民子说、牧民说等理论，这些理论旨在说明，民是君主统治的基础，而要使这个基础稳固牢靠，君主必须具有治民之术。一是政得其民，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治理国家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二是民贵君轻。民心向背关系国家兴亡，只有以民为本，才能显示君主的尊贵。三是君育万民。在经济上要取民有度，施德于民，德施而民顺；在政治上要明礼慎罚，居上者对居下者态度谦虚，使“上下顺”。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维护上，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两方面。“天人合一”是指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天道”与“人道”统一，自然规律与人类社会规则统一。如“与天地合德”（《周易·大传》），“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天、地、人，只一道也”（《二程遗书》），“以天道言之，为‘元享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朱子语类卷第六十八·易四》），都试图阐明天人合一并进一步说明阐释圣人统治的合法性。“道法自然”强调人是天地万物中最有价值的，人类活动以自然规律为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天地之性，人为贵”（《论语·微子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等观点旨在阐明“天人相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理论依据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使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具体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完善的时期，也是无产阶级日益壮大和发展成熟的时期。无产阶级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理论学说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完成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8]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追求解放和幸福的理论武器和真理源泉，并把“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事业——实现共产主义”当成自己的使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旧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中创立的，是对以前一切旧哲学的超越，它转向了现实世界，转向关注现实世界的人。德国哲学是西方哲学的顶峰，而黑格尔哲学又是整个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它将古典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人们发现要想推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超越黑格尔哲学。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时的德国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为德国无数的劳动者鸣不平，认为哲学只有基于现实生活才是真正的滋养哲学的土地。马克思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9]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进行了吸收与批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0]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11]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12]，“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13]
马克思主义哲学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出发点”，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变革。“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4]在这里，哲学使命从思辨的领域到现实世界，从认识世界到了改变世界，通过实践，把世界的不美好带走，留下世界的美好，使世界上的人真正成其为自主的人，不再是奴隶、工具。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是改变世界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改变世界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明确地以“真正的哲学”来表达自己对“哲学”的理解与要求。“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6]正因如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7]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了人间，开始关注人的生活世界，哲学的使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改变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着眼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中把握社会实践发展的基本潮流和基本方向。他与“解释世界”的哲学恰好相反，从来不喜欢抽象地提出问题和谈论问题，而是倾向于具体地提出问题，并针对性地谈论问题，进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付诸于实践之中，以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可能凭空而生，都扎根于深厚的经济事实之中，都附着在深刻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设了科学的理论体系，并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使命。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的同时，无产阶级也随之开始壮大，两大阶级间的斗争开始尖锐，工人阶级也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为反对封建专制和资本压迫，为争取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进行抗争。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都无力领导革命实践的现状，敏锐地捕捉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并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有益经验，坚定地与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开启了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的文章中首次点明“承担人类解放”也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他指出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本质是“颠倒的世界意识”，并从宗教批判过渡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无产阶级必须充分利用哲学这一理论武器，才能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那是因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指出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和根据离不开现实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人的理想本质的复归为追求。可见，此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仍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1845—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辨析，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达成每个人通过联合而获得自由的“真正的共同体”，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人们才能真正实现自主活动。
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又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路线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前景。并强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激化的同时，也促成了无产阶级的壮大，并得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结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用革命手段来摧毁资产阶级统治，再依仗自己的政治统治，把全部资本和生产资料都紧攥在人民手中，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为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从而实现共产主义。这实质上，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推崇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大同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得以消除、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极大丰富，财富归全人类所有，人们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权利，“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作为自身使命的哲学，它不但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理论的武器，更从哲学的高度指引我们前进。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基本内涵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9]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其使命都致力于探求天地人之间的和谐联系，解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原则与规则。但由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土壤不同，二者使命的侧重亦有所不同。即使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不同阶段，哲学的使命亦有所不同。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超越以往解释世界的哲学，而将改变世界视为自身的使命，这一使命的确立，不但承袭了西方哲学对人的关注，更契合了中国哲学“天人相通”的探求。而这种使命的内在驱动却又体现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更是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时代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中国的土壤中，这个使命又具体化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自然谋和谐”。
（一）为人民谋幸福
人民是一个泛指，在马克思看来，人民是指“工人和农民”，而在新时代，人民的范畴已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20]。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民，其使命目标是要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人民谋幸福”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层次的需要的过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人民立场，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需求，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安全的需求、富裕的需求、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而取得的。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1]“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22]为此，他还制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提出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23]的工作方法。随着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不断站稳，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得到恢复，但中国人民贫困落后的面貌及缺乏自信的精神面貌仍有待于改变。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人民走向富裕的道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4]的客观判断标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明确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25]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以人为本，具体就是：“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6]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人民群众的自信心、自豪感、荣誉感也得到提升。“外国的月亮是圆的”的心理逐渐消渐以至消失，中国人民更加自信，更有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7]、“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28]、“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29]、“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30]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并成为我们干事创业的指南。在党的中心工作、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事业、哲学社会科学等等工作上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是纯粹的思想实验，而是具体地体现在“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思想、把人民的支持作为力量源泉、把人民的主体地位作为强大根基、把群众路线作为根本工作路线、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标志、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31]上。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成自己的永恒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为人民干事是一种自愿，担当是一种自觉。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然而，在探寻人民解放的各阶级的社会实践之中，都以失败和破产而告终。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一个皇帝，但民主共和却没能真正建立起来，反而使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迈上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民族复兴之路，从而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奴役的现状和中国人民精神上的被动状态，实现了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成果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取得的。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于当时的客观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发展重工业，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使人民的腰杆挺立起来了。这个成就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取得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应用。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32]毛泽东认为大小仁政都需兼顾，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仁政才是重点，主张以集体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为重，以重工业为重，国家的工业化一定需要农业的合作化来支撑来保证，这是对人民的大爱。
改革开放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并逐渐实现了小康目标，以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条件、受教育程度、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高。2020年，我国已经消除贫困人口取得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壮举，党确立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正在走来。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研判，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3]，“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34]。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由基本的衣食住用行的“有无”转化为“好坏”“丑美”的问题上，呈现出了多样性多元化的特点，朝着高质量的要求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时关注捕捉到这一变化，并作出了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35]的回应。
党的十九大设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阶段性对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进行了新的设计。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础更加扎实，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民获得感更多更可持续、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等需求将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特色个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更高层次的民生追求也将得以实现，将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全体人民将真正迎来有尊严更美好的体面生活。这些都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始终朝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而努力。
（二）为民族谋复兴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各个阶级曾以“自强”“求富”“变法”“革命”等思想为指引，尝试多种方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出“良方”，但最终却失败了。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却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且“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步骤与远景目标也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付诸行动。
“第一个百年目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如期实现。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与西方的交锋中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开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封建保守派、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过实践的努力，但都失败了。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民主义、科技兴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妇女解放等思潮，他们也试图改造或改良中国社会或国民性，但却没有较具体的社会实践。这些给我们的一条经验是：走西方的路行不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使中国走向了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道路。然而，站起来的新中国仍面临着内外交困、百废待兴的问题，需要稳固政权，解决“站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收官僚资本、打赢“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实行土地改革等措施，巩固了新生政权。特别是在抗美援朝的胜利，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36]，使新中国“站直”了，为新中国的建设争取了和平发展环境。
解决了“站直”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好“站稳”的问题。这就必须坚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解决新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通过“一化三改”、争取苏联有偿援助（主要是通过农业进行补偿），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重点工程。1958年又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高积累，无条件地支持国家工业化建设。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我国的重工业得到了充足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已基本建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此后我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里，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至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以更加高昂的姿态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完善过程。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启必须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阶段性规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7]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进行前瞻性的战略谋划、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加光明。
（三）为世界谋大同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向往，不但是西方哲学的诉求，亦是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38]这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更致力于为世界谋大同。
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国际化表达。马克思主义指出，世界历史是人类不断打破地域的限制和克服各种局限而获得完全解放的过程，是世界各民族互相依存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更需要中国，中国发展得好本身就是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就是为世界谋大同。一方面，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哲学的内在传统。世界大同，和合共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礼记》所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桃花源记》中描述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场景，太平天国主张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景象，康有为提出的“大同”理想，孙中山发出的“天下为公”的呐喊，都表达了对“大同”的追求。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就蕴含着对大同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另一方面，为世界谋大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追求全人类的解放，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实现人类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使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能够和平相处、互相促进，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说到底，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担负起为世界谋大同，也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把“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在肩上，承担了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重任。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发言时就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39]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就关注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关系。在关于抗日战争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40]中国正义战争是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事业，是推动世界历史进入新时代的桥梁，是世界进步的强大动力，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达到人类的永久和平。随着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到进攻阶段，毛泽东认为它对世界东方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都是一种援助，都是一种鼓舞。这说明，中国和平是世界和平的一部分，中国的正义战争将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强调：“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1]“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42]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他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是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43]这一论述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支持，使和平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4]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下情怀”。近年来，西方世界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势力抬头，“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等逆流涌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制约世界和平与发展障碍。特别是百年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互叠加，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突出。“退群”“甩锅”“脱钩”泛滥，冷战思维、零和心态、强权政治屡屡冲击国际规范和道德底线。针对这些全球治理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两个大局”，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45]进一步树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治理智慧、信任智慧、和平智慧、发展智慧。在治理智慧上，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的全球治理观，努力破除“治理赤字”。在信任智慧上，中国倡导“公道正义、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义利观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对话协商，凝聚共识，努力破解“信任赤字”。在和平智慧上，中国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46]，着力消除“和平赤字”。在发展智慧上，中国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打破“发展赤字”。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世界谋大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更加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将主动肩负起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使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开展国与国交往、如何探索人类发展未来等重大问题，呼应了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迫切愿望和不懈追求，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世界谋大同使命的国际化表达。
（四）为自然谋和谐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打交道的历史。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得当，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则文明兴盛发展。如果人与自然关系处理不当，人类总是力图去超越自然极限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类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导致文明的衰落与灭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注重人自身的发展，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实践上不断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方式。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从正确的自然观出发，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哲学层面的认识与探讨，并进而形成正确的指导实践的思想体系。一是“向自然开战”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依赖自然界；但人又是能认识并改造自然界的，应在社会实践中按客观规律办事，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针对当时出现的人口问题、水土保持、环境污染等人与自然失调的状况，毛泽东提出要加以综合治理，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实现可持续发展。修建三门峡水库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对黄河、淮河等重点水域的治理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工农业的稳步发展。二是为保护生态环境立法。邓小平特别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他认为开垦荒地可以，但一定不要滥砍滥伐，植树造林和绿化祖国目的就是为了造福后代。他还重视“科技”在改造自然方面的作用，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强调只有依法建设生态文明，才可以确保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更好地实现人口、经济、环境、社会的有机统一，走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三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实际出发，提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出“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47]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将之提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为自然谋和谐的最新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为自然谋和谐的使命认识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必经阶段，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一系列生态新思想和新举措。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上，为建设生态文明新家园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48]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克服将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决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探索走出一条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四、结语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不但来自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对哲学使命的探求上，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为依据，从而形成了自己“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自然谋和谐”的独特使命。在这个使命的指引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专属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实现更加伟大目标而提供理论依据与指导。当然，本文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是初步的，有待于完善的，希望本文能够给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们以一定的启示，也希望能够与大家一道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而共同探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20页。
[2]马彦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哲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8，第44页。
[3]《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余灵灵、罗林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第100页。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64页。
[5]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75—176页。
[6]《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1243页。
[7]马彦涛：《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哲学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8，第22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6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45—146页。
[10]参见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3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35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3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3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5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14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0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875页。
[20]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539页。
[2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44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66页。
[23]《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373—374页。
[24]《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733页。
[2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1909页。
[2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441页。
[2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70页。
[2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70页。
[29]参见2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71页。
[30]《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年2月21日，第1版。
[31]参见魏立平：《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新论断》，《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8期。
[3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63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9页。
[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9页。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第61页。
[3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55页。
[37]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23页。
[38]《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第1版。
[3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75页。
[4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458—459页。
[41]《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157页。
[4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726页。
[4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20页。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43页。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47页。
[4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46页。
[47]《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第1393页。
[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第39页。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兼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首席专家。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等十多部个人著作；合著《崇高的中国精神：共和国英雄模范人物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新疆治理实践的过程论审视》；主编《新中国哲学7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景实录》（三卷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等多部丛书和集刊。在《求是》《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与探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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