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赵一凡：结构主义
一句话概说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是20世纪影响重大的人文变革思潮之一, 其原创思想来自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索氏归纳的结构语言学4项法则, 不仅触发了60年代的巴黎结构主义革命, 还在西方人文学术领域造成广泛的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由于自身局限, 结构主义发起的人文科学革命未能成功, 其革命余兴和创新能量, 70年代后多转向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作者简介：赵一凡，历任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文化。源自：《外国文学》2000第1期
大背景解说
20世纪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对于文学专业师生而言, 挑战并非来自常年的教学、翻译和研究, 而来自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并感到烦乱的理论影响。这种近乎外来威胁的影响, 不仅引起学科界线的混淆, 还强加给我们一系列方法、观念、价值上的新问题。
简单说, 在外国文学领域, 我们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浪潮的冲击。在西方人文学界, 则相继出现三股强大理论变革潮流, 它们分别是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后结构主义。有趣的是, 这些思潮都萌发于世纪初, 蔓延扩散, 至今不衰。如今反观上述思潮, 我以为值得首先加以回顾的, 还是结构/后结构主义。
何以如此?首先, 对于传统学者, 结构主义挑战性强, 理论难度大, 而且它在方法论、认识论上大破大立, 具有科学革命的明显特征。其次, 从学科分布看, 结构主义幅射广泛。我们知道, 现象学本是一场哲学改造, 而西马擅长于政治文化批判, 唯有结构主义横跨人文学科方方面面。最后, 结构主义造成的困惑也最多。它以科学革命为己任, 偏偏半途流产, 形成一种尾大不掉的局面。这种以激变开局, 进而引发混乱的逻辑, 实不属常规变革, 而是一种罕见的“变乱”。
自打索绪尔发明结构语言学原理, 结构主义思潮跌宕起伏, 迄今已达百年。历年有学者发表专论, 从不同角度展开批评, 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 著名者如詹姆逊的《语言的囚笼》 (1972) 、罗比的《结构主义导论》 (1973) 、默克瓦的《从布拉格到巴黎》 (1986) 、丢斯的《瓦解的逻辑》 (1987) 、考斯的《结构主义》 (1988) 、弗兰克的《什么是新结构主义?》 (1989) 、杰克森的《结构主义的贫困》 (1991) 等。
以上著作各有倾向, 但大多集目光于两个问题: 1, 结构主义的思想起源及科学性质;2, 它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内在逻辑。下面我将围绕这两个问题, 结合专家意见, 给出一个导引, 同时针对索绪尔的历史功绩小作回顾, 以方便大家从宏观上把握这场大变革。
一、 索绪尔的故事
对于多数欧美学者, 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原是一位陌生的隔世老人。他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身世几乎不为人知。仅仅出于一群师生的怀念, 他在日内瓦大学讲课的内容才被整理成书, 于1916年出版。
这本题名《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法文书,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 像宗教秘笈般流传下来。至1955年, 该书已再版5次, 影响却未超出讲法语的欧洲语言学界。60年代, 《教程》摇身一变, 被奉为结构主义圣经。麻烦的是, 这本圣经的合法性反复遭到质疑, 翻译工作一拖再拖, 直到1983年, 才有了牛津大学哈利斯教授的英译本。
在讨论《教程》之前, 我们须考虑两个问题: 首先, 作为结构主义的核心文本, 《教程》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索绪尔本人的思想? 其次, 假如我们承认索绪尔思想的革命性, 那它为何如此难产?
先说第一个问题。如今专家公认, 《教程》并非出自索绪尔之手, 而是由他生前的同事代为编写的。这两位先生证明: 1906到1911年, 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3次讲授语言学课程, 可他既无讲义, 也不用提纲。后人翻检他的遗留, 找不到多少相关内容。无奈, 编写者只好依据学生听课笔记, 整理出一部索绪尔名下的《教程》来。这种作法显然缺陷多多。两位编者承认, 他们以第三讲为改写基础, 为此舍弃了前两讲的不少内容, 特别是涉及语义学和言语语义学的内容。由于学生笔记杂乱不合, 也在书中埋下一些断头线索。为了正本清源, 60年代末又出版一套安格勒校订本, 书中开列学生笔记中的疑难点, 一一挑剔批评。这无疑给《教程》编者造成难堪。有鉴于此, 哈利斯教授在《教程》英译本中自嘲说:此书唯一不争的事实是, 专家对书中一系列问题“均持犹豫态度”。但他又表示, 作为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经典, 索绪尔《教程》“有权”让人接受它的重要性, 同时也承认其中错误的不可避免。
再看第二个问题, 即索氏思想何以这般难产。这方面最好的解释来自他的再传弟子、瑞士语言学家本瓦尼斯特。1963年2月, 在日内瓦大学一次纪念仪式上, 本氏代表欧洲语言学界隆重发表讲演:《索绪尔辞世半个世纪之后》。他在演说中追记索氏功绩, 说他在两方面造成重大影响:其一, 索绪尔在语言学内部扫荡传统观念, 扭转历史比较法的颓势, 为现代语言研究建立起了新的科学基础;其二, 他发现了作为语言基本特征的“符号”概念, 并将其成功植入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这一发现极大丰富了文化研究的可能性, 并为孕育中的西方人文科学提供了重要参照模式。
学术史上常见这种例子:一个杰出学者, 越是具有思想上的独创性和革命性, 他可能遭遇的阻力与压迫就越大。在本瓦尼斯特看来, 索绪尔的革新念头曲高和寡, 委实不凡。但在传统重压之下, 他一直辗转犹豫, 无法表述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
19世纪末, 欧洲语言学界流行历史比较方法。当时的语言学家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 习惯视文字为生物, 认语言为物种。他们像博物学家那样, 孜孜搜集各类语言标本, 以便辨析古字, 考查词源, 比较各种语言的沿革变异。作为学生, 索绪尔受过这种繁琐的文字学训练。21岁时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印欧语言中的原始元音系统》, 该论文让他轻松获得学位, 以及参与研究的资格。可他在写作中遭遇的问题, 令他终生烦恼, 欲说还休。索绪尔发现, 他所研究的印欧语言, 同其它语言一样, 不但多义, 而且善变。他每研究一个元音, 都须将它与整个元音系统相连, 否则他将一无进展。此处关键是:传统语言学动员全部人力和手段, 开展大规模历史调查, 但在各种语言变化的背后, 我们最终能发现什么? 换言之, 倘若一切都在变, 什么才是不变之理?变与不变之间, 又是何种逻辑联系?
由此出发, 索绪尔认识到, 必须寻找某种“潜在的基本论据”, 没有这些论据, 一切语言文字都只能是任意变化、无从限定的。这一想法从此支配了他的终生。可悲的是, 他这些奇思异想既不被世人理解, 也难以寻求支持。
顾及到自家生计, 索绪尔只能压抑自我, 将其危险阴谋深埋心底。他的寡言和谦虚, 为他赢得官方礼遇 (中年的他, 一度出任法国语言学会助理秘书) 。与此同时, 他的写作却越来越少。1906年当他回日内瓦执教时, 竟完全停止了学术写作。
据本瓦尼斯特解释, 如此怪状实出于不得已。首先, 索绪尔在学术上与世隔绝, 是为了在孤独中不受干扰地发展他自己的理论。其次, 这种理论越发展, 他就“越加抵制并反感流行的语言学观念”。令人欣慰的是, 他宝贵而孤独的思想, 总算在身后得以面世。
《教程》究竟揭示了什么?其中有无索绪尔的“潜在论据”?
后人确认, 《教程》归纳并提出了结构语言学的4项法则, 它们分别是: 1, 历时与共时方法;2, 语言与言语;3, 能指与所指;4, 系统差异决定语义。上述法则, 如今通称“4个两项对立”。它们看上去简陋莫名, 实际上内容精致, 构造严密。依专家言, 它们不仅形成了一套完美自恰的逻辑系统, 而且具备推广之效, 可以在许多学科加以调试运用。以上便是结构语言学的“纯正起源”。按照本瓦尼斯特的说法, 索绪尔的变革思想太新奇, 也太离谱, 所以它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缓慢地加以传播。尽管如此, 他那“包藏在几条原则中的思想火种”, 如今已像火炬那样, “照亮了一大片学术领地”。
二、 什么是结构主义?
了解索绪尔及其结构语言学的起源, 只是认识结构主义的第一步。下面我们仍须花费一些口舌, 说明索氏思想曲折的传播过程, 以及它所引起的“科学革命”效应。
如前所述, 索绪尔《教程》在欧洲语言学界影响有限。出人意料的是, 他的思想向东迁徙, 先后影响了30年代前后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当时率先开拓俄国文论和诗学研究的两位重要学者巴赫金和雅各布森, 不约而同地对索绪尔《教程》作出了热烈回应。其中巴赫金著名的对话原则和超语言学观念堪称是对索绪尔理论可贵的批评与补充。而雅各布森深受索绪尔的启发, 在音位学领域屡有突破, 贡献卓著。
30年代末, 雅各布森教授移居美国, 执教于哈佛大学。此间, 他在纽约巧遇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顺手将火种传给了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国年轻人。1962年, 列维-斯特劳斯在巴黎发表《野性的思维》, 此书作为结构人类学开山之作, 一时间哄动舆论, 对法国学界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紧随其后, 一批巴黎知识精英, 诸如拉康、巴尔特和阿尔都塞, 好比一组冉冉升起的明星, 合力将结构主义革命推向高潮。索绪尔英灵在上, 对此番戏剧性变故沉默不语。
索绪尔思想的天路历程, 前后跨越半个世纪, 且由东向西兜了一大圈。可悲亦可笑的是, 他用法文讲解的理论, 偏偏引不起国人注意, 反倒在遥远的俄罗斯倍受青睐, 进而升级为向美国出口的理论经典。非但如此, 索绪尔梦幻般的荣归故里, 竟然得益于两个原本互不相干的流亡学者—— 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双双沦落他乡, 却能一见如故, 眨眼完成了现代学术史上最感人的薪火传递。
再看索绪尔《教程》离奇的跨学科传播方式:它原本是一种抽象的语言学理论, 经由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改造和雅各布森在音位学领域的借用, 又被列维-斯特劳斯悍然移植到人类学领域。当巴黎结构主义崛起后, 这一万能理论的应用范围更是从文本、符号研究一路蔓延, 囊括了神话仪式、社会心理、商品广告、意识形态、乃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结构研究。结构主义这种奇迹般的思想传播, 这种爆炸式的理论扩张, 无疑给后人留下一道难题。无论从学术史角度, 或从理论研究角度, 我们都有必要回答:结构主义是什么?“结构”概念从何而来?与传统学术变革相比, 这场科学革命又有哪些不寻常的特征?下面让我从两个方面试作解释。
1、 结构主义思想特征与结构概念
针对结构主义思潮来势凶猛、震撼全局的特点, 早期批评家多视其为一种激进变革势力。在他们眼中, 结构主义既非单一的学术流派, 亦非现象学式的哲学改造运动。严格地讲, 它是指60年代初以法国巴黎为中心、继而在欧美知识界形成的一种“时髦思想方式”, 或一股企图大举改造传统人文学术的革新思潮。
对此, 比利时专家布洛克曼分析道, 结构主义一手标榜科学精神, 提倡系统分析、共时方法和深层阐释, 另一手则对传统哲学持强烈批判态度, 并具有“否定主体、否定历史、否定人文主义”这3项显著特征。这无非说明, 它指望用一种“全新科学模式”, 来推翻并取代以往那种“以人为本、注重主观思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主义”, 及其习以为常的历史阐释方式。
接下来的问题是, 结构主义的核心, 即“结构”概念, 到底从何而来? 它何以迅速膨胀为一种变革思想方式? 据美国专家考斯调查, 结构概念自古有之。拉丁文里, 这个词原先写作Structum, 意思是指“经过聚拢和整理, 构成某种有组织的稳定统一体”。当然, 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很宽, 它几乎可以是任何东西, “从一粒分子到一幢摩天大厦, 从一个单词到一本小说、一套游戏、一种传统、或一部宪法”。考斯又说, 作为抽象名词, 结构主义与结构密切相关, 它代表一种新式哲学眼光, 或称观察事物的优越角度。像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那样, 结构主义也针对世界提出自己的研究战略。可它关注的焦点, 并非人的意识或存在状态, 而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普遍存在的系统与结构关系”。考斯在此提醒大家:系统与结构意思相近, 但不完全是一回事。系统 (System) 指一套相互关联的实体结合而成的体系, 譬如一个家庭或一盘棋。而结构稍有不同, 它更侧重“系统内部的整套关系”。这套关系既可用抽象逻辑形式予以概括, 也能在系统运作中得到“象征性的体现”。考斯为何要特意比较“结构和系统”这一对相近概念呢?这中间夹杂着一个科学史的背景故事。
众所周知, 19世纪末自然科学经历了一次伟大革命, 此即“从原子论到系统论”的飞越。原子论 (Atomism) 是指传统分类研究。它强调事物的个性与差异, 以便实行比较归纳。与之不同, 系统论则是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观念, 它将事物看作有机体系, 力求把握整体与局部间的组合机制。毋容置疑, 系统论在促发自然科学革命时, 也激励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奋起追赶, 去克服自身的落后与被动。在此背景下, 世纪初的欧美学界接连出现有关系统或结构的试验研究。除去索绪尔, 知名者还有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等。这些人并未形成统一理论, 但都表现出对于结构研究的兴趣, 或称其为人文学术的变革希望。
由于系统论的科学感召, 早期结构研究者一度交替使用系统与结构概念, 并给后人造成迷惑。譬如索绪尔本人就从不使用“结构”一词, 而是以“系统”作为其理论标识。又如文化哲学家卡西尔, 他起初称其学说为系统哲学, 后来则把结构主义说成是“时下的普遍趋势”。而在心理学家皮亚杰那里, 构造主义、格式塔、结构发生学依次出现, 最后他才在《结构主义》中确认:结构是一种关系组合, 它具有“整体性、自调性和转换性”。
2、 结构主义作为一场科学革命
以上的概念史话, 表明结构主义对于科学方法的认同与模仿, 但它仍不足以证实自身的科学革命性质。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 来看看科学史家的意见。1962年, 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发表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 详尽论证了科学革命的产生原因、酝酿条件及演变规律。
库恩指出, 科学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于研究范式 (Paradigm) 的变更或替换。所谓范式, 是指在一个科学领域内, 由科学家集体承诺并遵循的一整套标准理论、常规观念, 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这种范式潜移默化, 根深蒂固, 是暗中支配研究活动的不成文法。每当传统范式受到挑战, 那将是科学革命的先兆。而新旧范式的更迭, 则是判定科学革命的关键指标。
库恩强调, 引发革命的科学家往往是极少数人, 如哥白尼和爱因斯坦。这些人共有的特征是思想敏锐, 不落俗套, 敢于向传统范式发难。他们一旦陷入学术危机, 便开始怀疑与创新思考, 积极寻求新的替代范式。然而, 新范式的创立, 并不意味科学革命一定成功。它需要在科研中持续改进, 调整反常, 逐步建立权威, 直至被科学团体充分接受。在此过程中, 科学家一般会积极推广, 提高精度, 以使新范式不断完善, 最终达致成熟。
参照库恩标准, 我们可以粗略认定:索绪尔在其学术生涯中, 确实经历了一场有关研究方法的个人危机。他虽没有公开发难, 毕竟开始了怀疑思索, 并在暗中寻求一种可以替代的范式。不仅如此, 他在《教程》中提出的结构语言学原理, 已初步具备了方法革新的示范意义, 所以它能以一种“准科学范式”的感召力, 鼓舞众多学科的学者, 不断发动类似的反叛或创新。
关于索绪尔创建新范式的意义, 列维-斯特劳斯曾在《结构人类学》中给予热情的肯定。在他看来, 结构研究绝对大有希望, 因为“先进科学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方法”。他还高度赞赏结构语言学和音位学的精确性, 说它“像原子物理学对于整个精密科学那样”, 将会对社会科学起到一种广泛而深刻的“革新作用”。
三、 结构主义何以变成后结构主义?
列维-斯特劳斯的预言鼓舞了许多西方学者, 诱导他们去实现一场破旧立新的人文科学革命。在他们看来, 结构主义的好处, 首先在于它高度重视事物的整体性及其内在组合关系;其次, 它对数学逻辑方法的借用, 也方便人们对世界的宏观认识与微观分析。他们殷切希望, 通过对现实世界的“逼真摹写”, 结构研究应能解释各类复杂对象, 并会有助于挖掘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 发现其后隐藏的“符号阵列和音乐总谱”。列维-斯特劳斯针对语言学的痴迷, 还昭示了结构主义革命的发展趋向, 即所谓“语言学转向”。60年代中后期, 这场革命以结构语言学为契机, 迅速攻入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和史学领域, 进而暴露出全面征服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的野心。应当说明, 索绪尔本人并未设想过“语言学转向”这类巨变。可他在《教程》中留下一段名言, 又偏偏印证了这场革命的可笑命运:
语言学问题吸引着所有的人, 包括历史学家、文字学家、以及那些必须对付文本的人。更明显的是语言学对于文化的普遍意义。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 语言要比其它任何因素都更加重要。……然而, 这种普遍意义却会导致一种逆反后果: 即没有一个研究课题, 能像语言学这样滋生出如此多的荒唐观念、固执偏见和奇思异想。
索绪尔洞见深刻。虽说结构主义革命如火如荼, 结果却是昙花一现。1968年“五月风暴”后, 革命攻势顿受挫折, 它激起的革命冲动, 也迅速转化成一种后结构主义式的瓦解欲望与游戏风尚。在福柯和德里达带动下, 利奥塔、鲍德里雅、德鲁兹与瓜塔利等一批法国学者相继登台, 不断推出各式各样的拆解性时髦理论。伴随这些“局部知识”的蔓延, 后结构主义绵延至今, 余威不减。无须套用库恩标准, 我们已能判明:巴黎结构主义算不上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尽管饱含科学冲动, 它却以流产革命的形式迅速蜕变, 否定了自我。与此同时, 它释放出来的强烈破坏力和虚无主义情绪又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不妨说, 结构主义革命的失败, 败在它的内在矛盾, 前后冲突。但这种内在冲突关系, 远未达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彻底断裂的地步。客观而论, 两者间自有一种彼此牵连、互为因果的微妙关系。
正因为如此, 有人称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叛性延续”;有人称两者间贯穿了一条“自我瓦解”的逻辑;还有人慨然表示, 从结构到后结构的演变, 不过是西方思维结构的又一次形式转换:它先冷后热, 因纯而杂, 从封闭到开放, 由严整统一走向多元分散。围绕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变的真正原因, 各家说法不一。我将其归纳为两种意见, 大致说明如下:
1、 注定不成功的人文科学革命
从表面看, 结构主义失败的原因, 是由于它本身不够科学, 或不尽纯粹严密, 因而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依据库恩的见解, 一场革命成功与否, 首先要看科学团体对于创新范式的选择与认同。其次, 一种新范式若要获得众人认可, 并成为常规研究的通用基准, 它自身必须达到精确、简明、自恰这3项标准, 同时具备理论上的广泛性与成效性。与此类似, 列维-斯特劳斯也曾就人文学术的科学化提出3项评判标准: (1) 其总体目标适用于所有人类社会; (2) 其方法严整统一, 在各学科通用无碍; (3) 其基本观念能得到这一领域专家们的一致认同。参照上述标准, 我们发现, 作为一种“模仿性的”科学范式, 结构主义依旧缺憾多多, 局限明显。与传统人文主义相比, 它自然更多一些合理性和精确性。实际运用中, 它也确实推进了一些学科的发展, 诸如音位学、叙事学、文体学和一些特殊类别的文本分析 (成功者如普洛普的神话研究) 。问题是, 面对千差万别的研究对象, 结构主义迟迟不能形成统一的方法体系。而它的先天局限, 也与日俱增地暴露出来, 最终形成两个集中的批评目标。第一个批评目标首先对准索绪尔理论的内在局限, 即专家所谓“语言与话语”之间的分水岭问题。我们知道, 索绪尔的最大成功, 就在于他把语言当成一个封闭静止的符号系统。该系统独立自在, 不受外界干扰和历史影响, 只受制于系统内部的整体规律。唯有如此, 他才能建立起一门反映“语言内在真实”的科学。为了确保其理论具有高度抽象的形式概念和强有力的分析逻辑, 他在操作中也采用两种精密科学方法, 即切分法 (Segmentation) 与替换法 (Substitution) 。根据切分法, 他先把语言分割成音素、形素、词素、意素等基本单位, 然后再利用替换法, 进行封闭式的同类置换或变更, 从中找出语言构成的潜在规律。
滑稽的是, 严格遵循这套方法的本瓦尼斯特却在实际操作时发现:索绪尔的封闭式分析也有不同的层次, 而超出一定层次, 他的结构语言学原则就不起作用, 或者说, 就不再具有科学范式的严密性和普适性。在《语言分析的层次》一文中, 本瓦尼斯特将索绪尔的语言分析范围细分为3层, 它们分别是语音层、单词层、句子层。经他证实, 索氏4大法则, 恰恰终止于句子层面。也就是说, 他的精密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 适用于它的基础层面, 即语音层和单词层。一旦我们将封闭式的结构研究上升到句子层面, 或进入人类现实生活的对话情景, 情况就会发生巨大而无法控制的变化。对此, 本瓦尼斯特作出了他著名的“分水岭解释”:我们在句子层面离开索绪尔的语言系统, 进入话语世界。这里是我们的分析所能抵达的最后阶段。“而到达句子层面, 就等于跨越一条边界”。这是因为, 句子作为无限变化的不限定创造, 恰是人类应用语言的生命所在。
我们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这就是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天地, 在此天地里, 语言的表达方式是话语。句子属于话语。只有依靠话语分析, 句子才能得到限定和说明。句子就是话语的构成部分。
本氏的分水岭解释, 确认了结构语言学的法则局限。该局限随后成为后结构主义重要的反叛理由, 以及诸多新理论的派生点。第二个批评目标, 进而否认结构主义的宏观应用。依据英国学者罗比的意见, 结构主义可粗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两类。第一类包括宇宙间所有自然现象的物质结构, 第二类则对付人类社会各种“由人脑产生的特殊结构”, 诸如语言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后者的麻烦在于, 与物质结构相比, 人为结构大多缺乏稳定性。换言之, 它们往往不受自然法则和因果律支配, 而取决于人的复杂意向。另外, 这些结构通常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其表面特征“倾向于互不重复, 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新的形式”。当法国结构主义革命家一哄而起, 竭力朝各个方向拓展时, 他们未曾预料到的一个戏剧性结果, 就是“成功反而导致失败”。在交往行为、文学艺术、意识形态等研究领域, 他们不得不面对结构研究的重重困难, 譬如层次繁多、易于变化、反复增生等。于是乎, 这场革命就像一轮恶作剧, 被人发现的结构形式越多越复杂, 结构主义体系就愈加分裂瓦解, 最终只能用“后结构主义”来勉强予以概括。可以说, 后结构主义自己并不想放弃结构研究——是过度膨胀的野心, 撑破了它赖以维系一统的科学范式。
在《结构主义的贫困》中, 英国学者杰克森将这一路批评推至极致。他承认, 索绪尔和雅各布森开创了早期结构研究的成功范例, 其结构语言学方法, 不失为一种“理性的科学战略”。糟糕的是法国佬弄巧成拙, 企图将它推广到一切文化领域。这些人相信语言具有神话般的魔力, 希望从中发展出“某种无所不包的语言/话语决定论”。这样一来, 他们在发现结构主义的同时, 也就此葬送了它的生命。杰克森还说, 由于后结构主义充满理想和浪漫情调, 所以它算不上是严肃理论, 充其量是一场“抗议资本主义的文化活动”。
2、 科学意志的逆反结果
另有一些人争辩说, 结构主义的失败原因, 不尽在于范式缺陷, 而在于它过分追求科学化。他们的理由是, 作为科学革命, 结构主义反映了人类寻求知识根源的习惯性冲动, 即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纵观历史, 西方人的信仰中心不断变化, 从古代的水火、诸神、上帝, 到现代的理性、主体和科学技术, 每次努力都反映出他们渴望一劳永逸地把握绝对真理的天真愿望。结构主义虽然受到现代科学的启发, 可它的动机依然古老如初。它错将结构当成一种万能灵药, 企图发现某种宇宙式的终极结构, 这岂不是犯下了海德格尔一直嘲笑的那种“现代迷误”?
在《什么是新结构主义?》中, 德国专家弗兰克嘲讽道:结构主义表面上反对主体观念, 可它孜孜不倦, 刻意寻觅人类知识的普遍秩序。这说明, 它仍旧是知识意志的产物。弗兰克声称, 形而上学有3项明显特征: (1) 相信超验真理的存在; (2) 依据原则进行思想; (3) 把知识当作征服世界的工具。正是由于结构主义暗中继承了这些顽固特征, 弗兰克说它反映了形而上学的“最后一次努力”。结构主义的科学偏执, 也是美国教授考斯的挖苦对象。在他看来, 它首先提出一个过大的问题, 以至于人们无法回答—— 宇宙是可以理解的吗? 人生的全部意义何在? 要解答这类问题, 就好比古人寻找“智慧宝石”, 终将证明是一场徒劳。然而, 人类天性如此, 喜欢耗费精力, 去苦苦寻求所谓的终极意义。考斯感叹道: 这种欲望不仅有害, 而且不可救药。其次, 即便结构主义研究能发现一系列深层结构, 可是这些结构本身并无明确的意义: 它们只是一些“令意义成为可能”的条件。恰恰由于结构自身并不等于意义, 结构主义对于终极意义的狂热追求, 就容易遭受挫折, 容易翻转成一种厌弃意义、玩弄字词的虚无主义。对此, 考斯不无忧虑地指出: 人类针对各种普遍意义系统的信仰, 往往集革命性和破坏性于一身。其中隐含的危险是: 每当探索失败, 意义系统及其价值观念被证明无效时, 日常生活的意义基础也随之遭到破坏, 这便导致新一轮深重的意义危机和价值危机。
结束语
我讲这么一个回顾性的题目, 目的并不是要系统讲解结构主义理论。它可以讲一个学期。回顾的目的, 是想利用这一典型案例, 向大家展示:我们作为中国学者, 特别是从事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师生, 应如何对付当下的西方学术变革, 如何去迎接新的挑战。关于现代社会的特征, 马克思早就指出:
生产中持续的变革, 一切社会关系接连不断的震荡, 恒久的动乱与变更——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以往所有时代的地方: 一切陈旧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崇高理论和观念顷刻之间已被瓦解;一切新产生的关系尚未形成制度就已过时;一切森严的秩序、固定的等级与界线也随之迅速消蚀。一切神圣事物全都惨遭亵渎。
在发达资本主义和高科技驱动下, 20世纪西方人文学术也发生了剧烈变革。眼下变革仍在继续, 并将其影响带入21世纪。我们大概无法回避上述变革影响。既然是躲不了、也挡不住的事, 那只能像马克思那样, 取一种务实态度, 认真去研究它, 批评它。还要立足中国的长远利益,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研究立场, 一套有效方法。
对此, 我有3点体会:第一是要重视传统, 包括重视传统的学术建树, 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第二要扩展学术视野, 强调跨学科综合研究, 强调东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第三要建立起主动应变意识, 培养批判精神, 还要有长期跟踪研究的耐性和足够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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