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本期亮点好公益平台启动2024年度优质公益产品申请好公益平台伙伴获“恒心至善”慈善盛典多个奖项好公益平台为伙伴链接多种资源本期荐读规模化中“产品”是载体，“人”是核心品牌机构与落地机构如何建立“超越组织”的协作关系？邯郸校园霸凌案背后：儿童保护的预防视角至关重要相比当下的改变，陪伴者更应该在意的是未来《涉过愤怒的海》：刺向孩子的“刀”，竟可能源于父母本期亮点好公益平台开放2024年度优质公益产品申请为了支持更多优质公益产品探索影响力规模化，助力其更高效、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3月，好公益平台2024年度优质公益产品申请正式启动。平台将从产品质量、负责人及团队、规模化潜质和与好公益平台的匹配度4个维度遴选产品，并为入选产品提供资源链接、能力建设、合作渠道等方面的支持。为了帮助有兴趣加入的伙伴更好地了解影响力规模化和遴选标准、流程，3月22日和29日，平台开展了“影响力规模化和优质公益产品遴选说明会”和“影响力规模化伙伴分享会”两场线上介绍。新产品申请截止时间是4月19日24时。好公益平台伙伴获“恒心至善”2023年度慈善盛典多个奖项1月8日，由《中国慈善家》杂志和微博联合主办的“恒心至善”2023年度慈善盛典在北京隆重举行，盛典揭晓了“年度榜样机构”“年度优秀公益项目”及《中国慈善家》“2023年度人物”等14个奖项。好公益平台品牌创建机构成都授渔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王海波获得年度人物，好公益平台优质公益产品“大山里的音乐课堂”“联爱工程-儿童癌症综合控制”和“女童保护”获选“年度优秀项目”。好公益平台项目为伙伴链接资源“撒开脚丫”

拥抱、分享、共鸣……近期，活力未来在安徽合肥举办了一场热闹的亲子园伙伴交流会，来自57家机构的67位伙伴、16位专家和资助者代表以及13位活力未来团队成员参会。不少社会组织负责人意识到，儿童早期发展或许是基层服务新的机遇。正如活力未来项目经理李海燕所说：“0-3岁公益早期亲子教育不再是一片荒漠，而是出现了许多小片绿洲。”这些年，致力于儿童早期发展的活力未来影响力持续壮大，安然度过了疫情影响期，甚至达成了组织发展的“逆袭”。共有1000余家伙伴了解活力亲子园项目，300多家伙伴申请承接该项目。他们如何解决发展过程中项目、方法、伙伴支持等难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访谈了活力未来执行总监侯蔚霞、活力未来项目经理李海燕。从0到1如何实现“逆袭”，这些方法或许值得被你收入囊中。*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照片由受访者/受访机构提供。访谈人：顾右左受访者：侯蔚霞丨活力未来执行总监李海燕丨活力未来项目经理我们在社区里这样动员家长问：为社区流动人口提供公益早教服务，怎样才能将家长们动员起来参加活动？李海燕：家长们不太重视早教，他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少，支付能力不足。所以，我们多数活动都是免费的，即便是收费的亲子课程，费用也很低。同时，我们反复宣传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问：宣传靠什么点打动他们？李海燕：具体的知识与方法。家长可能很难理解“早期发展”这样的词，但我们会告诉他们：一岁以前的孩子学爬、学走路需要安全的空间或场地；两岁以上的孩子，养成一些规则意识，未来能更好地适应幼儿园，等等。总之，用家长能理解的语言去告诉他们，孩子越早干预越好。我们在社区提供玩耍、游戏和交流的安全空间，也是在满足家长的痛点需求。问：课程和活动给家长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李海燕：我们的服务包括绘本阅读、音乐游戏、手指操等亲子活动和课程。家长学习如何回应孩子的需求，能直观地看到孩子能力的发展，还可以得到专业支持。家长之间形成了支持和互助的网络。育儿越快乐，对孩子的积极影响就越大。问：既然参加免费活动收获很多，为什么要付费去参加亲子课呢？侯蔚霞：最开始，我们只做亲子课，但由于家长对早教认知不足，完整和系统的课程反而成了一个门槛。后来，我们把亲子课拆成了更短小的活动，先开放空间，放上玩具，家长带孩子进来玩。慢慢地，孩子发生了变化，家长觉得有用，就会进一步对亲子课程产生兴趣，进而加入其中，甚至付费。不过，收费不是第一位的，服务才是。问：但是，从机构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来看，假如有更多收费服务，肯定会更好吧？侯蔚霞：回到项目设计，如果我们最初就考虑资源从哪来、如何让项目可持续运营，就意味着要把这部分服务标准化，要更换目标人群、考虑商业选址。既然选择在流动人口社区开展业务，就决定了收费服务难以实现标准化。公益和商业是不同的，作为公益机构，我们肯定不能以转化收费用户为目的，而是要以服务儿童为目的。当然，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服务也可以是公益，只不过在中低收入人群下面，还有一个收入更低、教育意识更低的群体，这是我们项目设计的最初出发点。因而，资源是从公益服务中获取，还是从用户购买中获取，这是公益组织要提前考虑并决策的。让受助对象成为志愿者的“秘诀”问：家长学习亲子知识、提升育儿技能的目的达到了，为何还要成为志愿者和“活动带领人”？李海燕：我们发现，部分家长是有服务他人的热情和情怀的，我们的支持也为她们增加了职业发展的可能——将来可以从事早教或幼儿园工作。侯蔚霞：最初，我们设计了瑜伽课、编织课、手工课、舞蹈课等五花八门的活动，以此吸引家长，后来逐渐精简，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项目点人员、师资可持续等问题，而依靠外部资源或直接培养老师，需要的周期长、风险较高，我们必须在家长群体中培养老师。精简后，家长活动专门对应亲子活动而设置。大部分家长表示：我是一个受益人，我愿意让更多人受益。为什么这样？这个我说不上来，但它真的天然存在。我觉得这是人性里特别美好的部分。她们都是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希望别的孩子都能有更好的发展。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深厚和宽广的。另外，项目包含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既能帮助家长成长，又能通过小组式社群学习来实现互相激励、启发，培养自信。有位妈妈曾说，这是一个疗愈的过程。“疗愈”这个词用得真好。问：如何有效培养“妈妈志愿者”？李海燕：我们会根据项目内容设置家长小组，例如音乐游戏小组、故事小组，妈妈们可以获得实践和理论学习支持。我们会培养她们成为“活动带领人”，为她们提供技术支持和陪伴。从台下到台上，妈妈们要勇于突破自我。一般来说，我们每个中心有一个负责人（全职员工），1-2名兼职老师（招聘或购买服务），妈妈志愿者5-10人。妈妈志愿者成为“活动带领人”后，我们会提供一些志愿服务津贴。问：能够成为“活动带领人”的，是不是都参加过亲子课程？李海燕：不是，但是必须参加家长小组活动。招募时，我们会明确表示：参加家长小组活动，未来要到亲子活动空间里“带领活动”。音乐游戏小组、故事小组等每学期都会开展5-6次活动，家长会学习、实践和总结经验，逐渐成长为“活动带领人”。问：作为一名外部观察者，我认为，妈妈们在群体活动中释放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这是项目最有价值的部分。侯蔚霞：规模化看似客观、冰冷，让它成为一个好的过程很重要。我们注重赋能，重视人的变化，人给人带来的温暖。李海燕：同事经常说，能留住这些妈妈老师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机构所有人都在践行自身的价值观和组织文化，持续营造有温度的氛围。与伙伴合作，我们找准了业务定位问：活力未来的社区中心通过“实体场地（空间）+早教服务体系”相结合的模式开展业务，我发现你们有一套成熟的、标准化的活动方案和教案，这些内容从何而来？侯蔚霞：实体场地（空间）其实包含空间和人，我们有自营的场地，但更多是合作伙伴提供资源，我们主要提供早教服务和支持体系。为什么采用这个模式？如果我们只通过自营去解决实体场地（空间）和人的问题，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我们没有那么强的筹资能力和管理能力，所以这部分就交给伙伴，我们做好服务体系。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社区居委会、其他公益组织、社工机构、图书馆、乡镇民办幼儿园等，伙伴提供资源从0走到1，我们提供后续的服务体系，就可以从1走到10，甚至从10走到100。关于标准化的课程、活动方案和教案等，我们会请专业的早教机构老师开发，他们不仅有理论背景，还有实践基础。我们的特色在于，活力亲子园的角色定位是专业课程和授课老师间的桥梁。很多妈妈老师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学背景，专家据此开发方案和教案，让她们能够“照猫画虎”地把课程开展起来。当然，我们不是要把所有工作步骤“傻瓜化”，将老师视为流水线工人，而是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让老师逐步提升能力。“轻量化”合作，降低参与门槛问：机构通过什么模式与伙伴合作？李海燕：活力未来为合作伙伴机构提供4个主要方面的支持：1.

她对社区基金会的未来发展表示乐观：“公益慈善还是要回归社区，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关系和爱。”但她同时表示，“社区公益的本质不是区域范围，而是更强调‘本地’，这是‘社区基金会’之实。”

从理工男到投身儿童教育公益事业，魏佳羽已经作为总干事在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耕耘7年，被称为“流动儿童问题活地图和数据库”。最近，佳羽和我们聊了聊他的公益实践经历、对公益研究与项目执行的关系的独到见解，并分享了微澜图书馆“遍地开花”的经验。*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照片由受访者/受访机构提供。文

10月22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教授在审议慈善法修正草案时发言，阐述了现行草案的五大贡献与四大不足，提出了立法与政策储备同步推进的建议。今日分享郑功成教授在会上的发言摘要。他认为，这次慈善法不是大修，也不是小修，而是一次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做出的适中修正，其进步意义是明显的。然而，修正草案在个人捐赠的税收激励、社会褒奖机制、对慈善组织分类管理、应急慈善的信息公开规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希望通过这次审议，能够进一步听取有益的意见建议，将慈善法修正得更好一些，以此真正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大发展。*备注：本文转载自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人民号“慈善公益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慈善事业是促进社会和谐、助力共同富裕的社会事业。这次修正慈善法的背景，是国家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起点上，步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途，这一历史进程需要发展慈善事业，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因此，修法的目的应当是与2016年制定慈善法是一致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慈善事业得到健康发展，让做好事、做善事的人得到更多支持，同时让慈善事业真正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应当说，自2016年慈善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滞后的局面并未改变，而法律规制还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还不够、慈善业界和参与慈善活动者预期不清晰且不稳定是根本原因。这次对慈善法进行修正即是对上述不足的弥补。在2022年慈善法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中，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就广泛听取并吸收了各界各方的意见建议，形成了有质量的一审稿，这次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供常委会审议的二审稿又进一步吸收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建议。现行草案回应了社会公众的关切，发出了较为明确的信号，其贡献有五：一是新增应急慈善专章，对重大灾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发生时的慈善应急做出了相应的规范。针对以往一遇重大灾难激发社会捐献热潮却因协调不够出现不少乱象的问题，这次草案明确要求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依法建立协调机制，明确专门机构、人员，提供需求信息，及时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鼓励慈善组织、慈善行业组织建立应急机制，鼓励慈善组织、志愿者等在政府协调引导下依法开展或者参与慈善活动；要求及时拨付或者使用募得款物，并按要求公开接收、分配、使用情况；允许应急公开募捐方案在事后备案；要求基层政府、基层组织为应急慈善款物分配送达等提供便利、帮助。这些较为细致的规定，弥补了现行法律规制的缺失，为有效治理重大灾难事件中的慈善应急失灵现象提供了基本依据，有利于避免以往大灾大难中慈善应急的失措行为和有违慈善本意的现象发生，使慈善真正成为应对大灾大难的有力且有效的民间力量，并确保这种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善意不会受到伤害。二是将发展社区慈善从现行法律中的附则提到了法律正文，并作为促进措施进行规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走中国特色事业发展之路的具体体现，因为社区慈善传承的是千百年来邻里互助、亲友相济的优良传统，特别符合中华文化背景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行善逻辑，并且社区慈善立足社区、动员社会、服务社区，具有熟人社会、信息对称的先天优势，是应当厚植的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根基。这次修法为社区慈善正名，预料有关部门会以修法为契机和依据，出台相应的政策性文件，为推动社区慈善大发展提供可操作的政策依据，进而为整个慈善事业大发展奠定牢靠的根基。三是进一步完善了对慈善信托的规制与支持。草案充实了慈善信托的内容，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信托的属性及相关主体的确认，规范了慈善信托的运作，强化了对慈善信托的优惠扶持，为有关部门进一步采取有效的政策促进措施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我们在2014年起草慈善法草案时就将慈善信托单独列章规制，就是因为慈善信托可以成就并传承积善持家，符合自古以来中国人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慈善积德传统。但自2016年立法以来，慈善信托的发展很不理想，越来越多的先富者到境外或准备到境外设立家族慈善信托，不仅不利于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而且导致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家族财富外流的现象。因此，这次修法明确了慈善信托受益人的确定原则，同时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慈善信托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标准，从而进一步发出了支持慈善信托发展的信号。可以预期在慈善法修正后，伴随相关政策的完善，我国慈善信托将会成为有需要的家庭传承行善的基本方式，它将与社区慈善一样构成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又一重要的发展方向。四是首次将个人求助行为与网络平台纳入慈善法规范，并授权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这是对现实情形的尊重，也是对中国人基于恻隐之心救急难、帮助特定受益人的慈善行为的立法认可，填补了立法空白。在我国，个人求助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自主权益，但通过网络平台求助则具有了公共性。现实中类似于水滴筹、轻松筹等平台开通的个人大病求助通道每年筹集的善款逾百亿元，帮助的困难患者以百万计，在过去一直不被认为是慈善活动，法律留下了空白，也无相关政策指导，实践中不时被个别欺诈案例而导致整个个人求助的网络平台救助行为受到影响。这次修正草案明确个人因疾病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的，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应当对信息真实性负责，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应当承担信息查验义务，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无疑有利于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行善行为规范发展。五是其他方面的进步。如进一步完善了公开募捐制度，规定慈善组织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募捐的应当对合作方进行评估。将所有诺而不捐的行为纳入制裁范围，有利于避免空口诺捐或者不考虑未来风险而信口诺捐的现象，维护慈善捐赠的严肃性和慈善活动的公信力。明确了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规定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健全统一的慈善信息平台，免费提供慈善信息发布服务。建立了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慈善信托受托人信用记录制度。强化了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受托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法律责任。综上，这次慈善法不是大修，也不是小修，而是一次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做出的适中修正，其进步意义是明显的。然而，修正草案还存在着如下四个不足：一是对个人捐赠的税收激励没有体现，结果是税收激励机制本末倒置。各国慈善事业激励的主要对象都是个人捐赠，我国过去对企业与个人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对个人的优惠显著地重于企业，但现在这种格局被扭转了。记得最初的企业捐赠税前扣除标准是年度利润总额的10%，个人捐赠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比例是30%，两者之比是1:3。后来企业所得税法修订时将10%提升到了12%，而个人税收优惠比例未动；2016年制定慈善法时允许企业在当年捐赠额度超过12%时可以结转三年一并计算，这使得企业捐赠税前扣除额度在理论上可以达到48%，而个人所得扣除额度仍然未动。结果是国家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的激励力度较之个人捐赠的激励力度已经大大强化，这种重企业轻个人的本末倒置的税收激励与慈善事业的本质要求显然是相悖的，也与中央明确提出要鼓励先富帮后富、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大政方针是相悖的。为此，我曾经陪同上届社会建设委员会何毅亭主任委员走访财政部并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分管领导及相关司局负责人一起交换意见，他们也认同应当对个人捐赠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但主张在修订个人所得税时再一并考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何年何月修订个人所得税法，与其等待个人所得税法修订，不如在这次慈善法修正中对个人捐赠采取类似企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表述，也允许结转两或三年，以此发出正确的信号。二是社会褒奖机制仍未得到强化。中国人行善大多是想得到社会认同，这种期望较之获得税收优惠更加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因此，通过各种各样的表彰机制来认可、肯定个人与单位的善行是十分必要且重要的，但慈善法中只规定国家建立表彰制度，且实行县级以上政府奖励，这实际上排斥了乡镇街道与基层社区，以及其他部门、人民团体、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的奖励机制。现行草案维持了现行法律中的简要规制，显然使这种以国家名义设置的表彰机制和绝大多数行善者没有关系，不利于表彰身边的行善者，也不利于弘扬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因此，建议增加相应的条款，将县级政府以上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同时明确人民团体、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可以设立慈善奖励或激励机制。三是对慈善组织缺乏分类管理的规制。如有关管理费用计提、员工薪酬、基金投资等的规定中，就没有考虑到筹资性质的基金会与提供社会服务的服务型慈善组织的巨大差异性，对慈善组织应当具有的自主权限缺乏相应的法律保护，以至于慈善组织的负责人任期、章程制定及任职年龄均要受到行政部门的严格管制，这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建议增加保障慈善组织自主权限的条款规定，行政部门不能通过法规规章或政策性文件加以剥夺。四是应急慈善中要求5日公布相关信息不符合慈善组织的实践。根据调查发现，尽管重大灾难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捐赠如井喷现象，但真正用于应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是灾难后的重建，有的要延续几年，如果都要求5日一公布，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必定导致公众质疑。因此，在应急慈善中，还是不要如此苛求信息公开，而是加强应急协调并将灾难后的重建纳入平常监管即可。此外，再提出一条重要的建议是，这次修法中除了原来授权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外，又增加了几处授权性规定，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法制工作委员会应当加强与民政部、司法部的对接，确保法律的授权性条款能够同步推进，即现在就要抓紧做好相应的政策储备，等慈善法修正草案通过后，国务院或其主管部门能够同时发布相关政策性文件，而不是法律修正草案通过后，相关授权性条款长期空置，导致法律修正后无法实施，这样的现象应当提前避免。总之，这次修正慈善法是公众关注的，希望通过这次审议能够进一步听取有益的意见建议，将这部法律修正得更好一些，以此真正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大发展。推荐阅读

随着中国第一批民间公益组织创始人年龄渐长，加上国家规定公益组织负责人不得任职超过两届、不得超过70周岁，许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交接班势在必行。负责人交接班不仅会影响到公益组织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的传承，还将影响其管理水平以及生存和发展。为了填补中国公益组织负责人交接班研究的空白，为组织提供指导，并促进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墨德瑞特与中国发展简报、银杏基金会对行业内400多家民间公益组织进行了问卷调查和研究，并深入访谈6个组织，编写了《薪火相传·守护使命：中国民间公益组织CEO交接班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根据《报告》的研究结果，公益组织负责人交接班的总体紧急程度超过40%，成立20年以上的组织超过55%，但近60%的公益组织没有负责人交接班的经验。本文以《报告》的研究和对受访组织的访谈为基础，呈现了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简称“佰特公益”）两次负责人交接班的经验和教训，旨在为其他公益组织提供借鉴。*备注：本文图片均来源于《报告》文

创立不到10年，99公益日飞速发展，吸引了数千家公益慈善组织的上万个项目在腾讯公益平台面向公众募捐。除了腾讯，阿里巴巴、抖音等平台也纷纷加入了互联网公益盛典，推出了各自的线上活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长期关注互联网公益。今年99公益日结束后，我们专访了贾西津老师，和她聊了聊当前互联网公益发展、中小型组织参与互联网筹款等问题，贾老师还对如何通过互联网推动公益生态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文

福建省有着悠久和广泛的公益慈善根基，其环境条件让福建省域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轨迹有别于其他省市。本文摘录自研究报告《催化区域公益生态：基金会的机遇和责任》，通过探索福建公益生态系统构建和发展的过程和机制，希望为其他地区的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和专家学者提供参考。*备注：本文节选自微信公众号CFF2008文章《区域公益生态建设，福建的解方是什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1福建区域公益生态有几个发展阶段？福建省域内的公益生态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大致阶段，即前生态阶段、探索生态化阶段、生态初步形成阶段。每个阶段从整体的生态发展程度、生态要素规模、生态要素多样性特征、生态要素网络化特征，以及基金会在生态系统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归纳该阶段生态系统的发展特征。福建省域公益生态发展阶段2区域公益生态建设，基金会要关注哪些重要生态位之间的关系？基金会与公益服务机构的互动绝大多数公益服务组织与基金会都有往来，这说明基金会作为资源提供方的角色在公益生态构建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较社会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会发现，社会团体与基金会之间互动的比例要大于社会服务机构。在社团受访者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表示自己机构与基金会有比较多的互动；在社会服务机构中，这一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另外约有一半表示互动比较少，其他则表示几乎不往来。基金会和公益服务组织之间的互动情况为什么社会团体与基金会互动的比例高于社会服务机构？一方面源于公益性社会团体的整体规模优势，因为在福建社会组织生态中，社会团体占据了绝大部分，所以社会团体更容易成为与基金会互动合作的对象。另一方面，公益性社会团体的分布更加广泛，尤其是在闽北、闽西等偏远地区，甚至县域空间内，都可以找到大量协会和志愿团体。而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大多选择在经济发展较好的、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中心注册，所以在分布的广泛性，以及服务的范围方面都要小一些。福建省基金会在2016年以来开始强调深入县域，在这一趋势下，基金会不得不与地方社会团体开展合作。在此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部分基金会也努力推动了这些协会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在一些传统型公益基金会看来，基金会主要操作自己的项目，其他公益服务机构则是配合自己的项目工作。在这种模式中，公益项目是指令式的，公益服务机构大多是被动地接受基金会的安排。不同的是，在现代型公益基金会看来，基金会的角色是资源提供者，而且基金会与公益服务组织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一些观点强调，基金会的资助不仅仅是钱，还应该是战略性的投资，因为“基金会一般做‘投资’，而不是自己做‘产品’；基金会和NGO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作伙伴关系。”另一些观点也强调，基金会要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要“做擅长做的事情，做基金会更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做资源的汇集、理念和框架的制定。”在公益服务机构看来，获得基金会的资金资源是机构健康发展的关键，因为“基金会支持有必要、可以帮助机构缓冲”。除此之外，公益服务组织也强调，基金会应该更加灵活地进行资助，并且提供更多有利于机构发展的支持。一位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表示：“基金会不应聚焦于项目资助，应重视对机构的资助，提供非限定资金”。总之，基金会与公益服务组织的互动既要有资金资助，而且还要提供其他非资金的支持。基金会之间的互动2016年以前，福建省内的基金会之间互动合作很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基金会整体规模还相对较小，机构之间的互动存在着结构性限制；二是这些已经成立的基金会主要运作自己的服务项目，因而没有太多意愿和其他机构打交道。正因如此，在前两阶段的公益生态发展中，基金会相对零散，且内部封闭，所以没有发挥较大作用。到了2016年以后，福建省内基金会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和多样了。一方面，福建省内的基金会中出现了具有专业责任意识的职业公益人。另一方面，福建省的活跃基金会之间互动密切，这几家活跃基金会通过联合资助的形式在多个项目上建立了合作。所谓联合资助，指的是多家机构共同出资，支持开展符合这些机构共同目标及理念的项目。同时，因为是多家机构出资，所以每一家机构只需要出少量资金即可，而且还能从项目实施过程中受益。这样的做法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使不同机构之间可以在项目上开展深度的合作，而且还有利于项目的创新、监测和迭代。中间型机构的角色中间型机构主要包括两类组织，一类是提供专业支持的机构，另一类是具有网络、枢纽或平台性质的机构。有时候，一些中间型机构也可以同时具备两种功能。这些中间型机构并不是所谓的基础型机构，而是处于不同的公益组织之间位置的机构，或者将这些公益组织连接起来的机构。很多中间型机构不仅直接地服务公益组织，而且还承接基金会或政府的专业支持项目，因此能够在不同的公益组织之间架构桥梁、传播信息和资源。这些机构在公益生态中的作用很大，因为它们“可以承接基金会项目，带动一线机构成长”。在福建，这样的机构并不多，最具代表性的中间型机构是成立于2016年的福州市鹏辰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自成立起，鹏辰便明确了自身的枢纽角色，致力于向社会工作机构和其他公益组织提供专业支持服务。因为有了鹏辰这样的中间型机构，福建省内的基金会便可以通过鹏辰来开展项目工作。比如，福建省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的“榕树伙伴成长计划”“束脩计划”“香草计划”都是由鹏辰来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由几家基金会支持的“福建公益沙龙”活动在2018年的协调方也是鹏辰，在南都基金会推动好公益平台落地福建省的时候，鹏辰获选为“枢纽合作机构”。随着区域公益生态的发展，也有一些公益组织由于自身能力和意愿的增强，逐渐具备了中间型机构的枢纽功能。省域内外的公益互动需要注意的是，福建省域公益生态的发展一直都不是纯粹自生的。区域公益生态可以单独看成一个系统，但是它也是更大一个尺度的生态系统的构成部分，所以区域公益生态需要不断地输入和输出，才能维持自身的发展。在福建，省域内外的公益互动始终都存在。总的来看，省域内外的公益互动在第一阶段相对较少，在第二阶段出现较多，第三阶段则变得日益频繁。比如90年代，慈济在福建开展救灾工作的时候，与地方的公益慈善力量有很多接触；新世纪之后，一些草根性的民间组织也在福建省内开设了项目点，比如工友之家曾经在厦门开展过针对农民工的公益服务。在第三阶段，省内外的公益互动成了常态，大量本地的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就能接触到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并且与省外的著名公益机构和实践者进行互动。一方面，福建走出去的专家学者开始反哺福建本地的公益慈善组织。比如，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卢玮静博士、筹款人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等专家学者，通过参与项目评估、会议活动、培训及私下交流等多种方式，为家乡的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提供服务和支持。另一方面，一些返乡公益人士也回到福建创业，为福建公益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比如银杏伙伴林炉生、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服务主任张洁等。省内基金会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它们有意识地引进了大量省外的资源、信息、专家，同时也在支持省内的机构、公益人士、公益项目不断发展，并且走出福建。3基金会如何催化区域公益生态发展？福建省内的基金会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推动区域公益生态发展演化的策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福建省内基金会推动生态发展的策略模型自我成长自我成长指的是基金会自身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找准定位，明确战略方向和变革路径。换句话说，自我成长是基金会在发展中不断积蓄力量以及意识提升的一个步骤，绝大多数的基金会都需要经历成长期。从福建省的情况来看，成长期大约是3到5年。在这段时间里，基金会需要在自身的专业性上下功夫，努力开拓出品牌化的项目，并且逐渐形成自己的项目团队。同时，基金会还需要在治理、领导以及战略等方面不断探索和精进，并且尽快形成自己的变革理论。自我成长强调基金会要快速升级，并跻身专业型的现代基金会行列中。基金会可以一开始就明确自身的使命和方向，并且通过自身不断创新、与其他机构合作或学习模仿优秀机构的做法等方式，来促使自身成长和转型。基金会也可以遵循发起人或出资方的既定意志，先做好项目工作，而后在自身实力及意愿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承担更大的行业责任。这一策略意味着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意识和能力提升，敢于突破和转型，主动去和外界互动、对话以及合作。广泛协作基金会，不论关注哪个领域，也不论是何种背景，都居于公益生态系统的核心层（按照《慈善法》的规定，所有基金会都属于慈善组织），并在核心层中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因此，基金会的协作对象非常多样，既有其他基金会同行，也有政府部门、公益服务机构，还有中间型机构以及外层的机构。基金会开展协作绝不仅限于和公益组织之间的协作，而是要在强化内圈互动的同时，不断建立和增强跨部门的、跨领域的、跨地域的协作关系。专业主义专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策略，因为专业性不足和专业人才缺乏是制约绝大多数公益组织发展的瓶颈。福建省基金会之所以有意愿推动公益生态发展，在于它们意识到了省内公益组织专业能力的欠缺。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在2013年就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合作，在福建开设了“中国公益慈善管理福建EMP班”课程；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也与国际公益学院合作开展了“香柏计划“。专业精神是公益慈善组织乃至公益生态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专业性的提升有很多方面，这里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公益组织领导人的的专业性，领导人既包括理事会成员，也包括秘书处。对于理事会来说，理事会中需要有公益慈善领域的专家、学者或顾问，对于秘书处而言，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是否有公益慈善相关领域的教育经历，负责人是否专职，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公益组织的缺乏专业人员，管理层都是业余或兼职的公益热心人士的话，组织的专业性就很难提升。另外，如果理事会的专业性不强，秘书处必须要强化自身的专业性，并且要灵活地与理事会成员沟通，努力为自身工作争取空间和支持。第二个方面是要着力为公益服务组织以及公益人提供学习、培训、交流、参访、参会等各种能力建设的机会、信息和资源。在福建省内，基金会为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能力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支持。除了直接的支持，引入外部资源也是有益于拓展能力提升的渠道和机会。第三个方面是要努力促进公益组织和公益人的职业化发展。职业意味着经过劳动创造产品，以及通过劳动获得相应的待遇，而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流动机会（特别是晋升和职业发展机会）。对于基金会而言，在与公益服务组织合作的时候，需要认识到项目承接方在组织能力和职业发展方面的需求。也就是说，基金会资助项目时，需要为公益服务组织提供一定的人员经费，提供一定的非限定性资助，以保证项目执行人员的专业能力发展以及职业成长。网络构建网络建构策略与协作有很大不同：协作强调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互动，而且互动的目的也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而网络构建策略关注的是，如何在不同的行动者、多样的人群中搭建联系，增强互信合作，消除误解和矛盾，并且促使网络成员从交流和互动中获益。在这种情况下，基金会不是直接的受益者，而受基金会搭建的社群或网络影响的成员才是受益者。网络或社群的本质是一种公共产品或者社会资本，而基金会则是这种公共产品或社会资本的创造者。协作与网络策略也是相辅相承的，协作是构建网络的前提，基金会只有与不同组织协作才能有效地搭建公益领域的互动和交流网络、创造丰富的社会资本。网络构建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网络建构方式包括项目合作、构建平台或网络、组织会议等，这些方式可以形成社群网络，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此外，一些非正式的方式也很重要，包括走访、聚会、沙龙、群聊等等。公益人和公益组织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在福建省内十分常见且频繁。在新世纪初，福建省内就有一些公益人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机制，随着现代公益的不断发展，民间的非正式交流日益活跃，并且逐渐衍生出了一些比较稳定、广泛的交流机制或网络。在2016年以及更早的时候，大型的公益交流活动主要是民间公益组织发起或组织的。但是在第三阶段，省内外的基金会大多是通过政府指导，或者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来组织这些会议活动；政府部门以及慈善总会也自行组织了许多活动。这说明，政府对这些公益活动日益认可和支持，并且能够较多地参与进来。4福建经验的独特性及其启示何在？在福建基金会推动公益生态发展的经验中，有许多值得省外机构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最后，本文希望谈一谈福建基金会呈现出的独特性，希望能引起不同区域公益同行的思考。福建的独特性可以归纳为“3+2+2”模式，即关注三类人的价值，建立两种互动合作关系，使用联合资助和小额支持的项目策略。第一，尊重并发掘人的潜能（3类人群）。这里所指的“人”，包括三大类：一类是基金会负责人和员工；第二类是与基金会合作的公益服务组织的项目人员；第三类是最终受益的社会群体。对于前两类人，基金会相信，只要通过影响和培养专业的公益人才，公益服务就能够不断创新，公益组织就能够得到发展。同样的，在对公益组织提供支持时，基金会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组织能力建设来推动公益人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此外，服务对象也是基金会关注的重要群体，因为做好公益最核心的就是要关注服务对象的需求，推动人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需要是人们主动、自发决定的改变和成长，而不是被迫调整。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项目或服务必须从服务对象真正的需求出发。在福建，基金会强调需求导向的服务设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这些基金会更加看重过程，以及项目是否契合了服务对象的需求。为了抓住社会问题的真正突破口，基金会往往要和执行项目的公益服务组织一起反复分析和探讨，并且不断试验、改进和迭代项目。第二，营造有序的生态关系（2种关系）。福建的公益氛围之所以活跃，是因为省内公益人之间有大量、广泛且频繁的互动。2016年以来，福建涌现出了大量的交流和合作机制，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非正式的互动关系是福建公益生态的一项独特优势，它对于生态的发展和维持至关重要。基金会可能需要有意识地推动一些非正式的互动转变成比较稳定的机制，比如“福建公益沙龙”在基金会的支持下设置了秘书处，并且制定了工作计划。规范化之后的沙龙不仅影响力大幅提升，而且活动的持续性也得到了保证。总之，在推动生态发展时，基金会需要不断鼓励、支持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互动机制，从而促进协作，并且搭建网络。第三，发挥资源的杠杆作用（2种策略）。在几家活跃的基金会里，支持行业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比重实际上并不高，这些生态发展项目大多都是采取了联合资助、小额支持的策略。这种模式通过集中资源来进行较大范围的资助，灵活地回应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有效地发挥了小额资金的杠杆效应。对于基金会而言，此类项目模式具有经济实用的优势，它所需投入的资金量很小，也不会对机构整体的项目规划产生太大影响，而且还能带来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若您希望分享更多行业资源信息，欢迎扫描左方二维码填写表单分享、在看与点赞，想拥有一个~

在中国学前教育领域，广为人知的行动者是制定政策、管理学前教育事业的各级政府，是作为行业智囊的高校学者，是各占半壁江山的公、民办幼儿园，以及为幼儿园及家庭提供服务的各类公司，即便是学前从业者对学前领域民间公益力量的了解也相当模糊。民间公益力量是指谁？他们做了什么？有什么价值？本文聚焦于自身使命是致力于通过公益行动推动学前教育发展、且行动具有一定持续性的民间机构，希望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呈现大略的脉络。*备注：本文节选自微信公众号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的文章《学前教育领域的民间公益力量》，作者李黎，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1民间公益力量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的进程最早以非营利、非政府的角色出现在中国学前教育领域的两个机构，是国际性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中国国家层面的学前教育行业协会“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他们在1979年前后出现，并以学前教育专业的力量持续推动中国整个学前行业的发展。

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担当者行动”）是一家致力于服务乡村基础教育建设的机构。担当者行动成立18年以来，捐赠额从最初的3000元累计突破了1.8亿元。担当者行动与上百家企业、基金会达成捐赠合作，近年来也开始发力公众筹款，并摸索出一套系统且创新的捐赠人服务体系，实现了由大额筹款占比超90%的筹款结构向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为了服务于心理健康的各部门和不同领域的机构能够更好地应对中国青年的精神需求和挑战，日慈公益基金会对中国青年的心理健康及其服务状态展开调研，并于近日发布了《青年心理健康服务扫描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调研分析了中国青年的心理健康现状和特征，并提供了海内外案例供各组织机构借鉴参考。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备注：本文摘录自《青年心理健康服务扫描报告》，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1概念定义1.

随着整体市场的变化和风险控制要求的提升，不少组织希望借鉴学习投资经验丰富的组织的经验，我们在此分享一家美国慈善组织的案例。本案例为南都基金会资助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慈善组织投资助力计划2022”项目的产出之一。由于中美两国在金融市场和慈善制度方面存在差异，本文案例的整体架构以及一些制度思路仅供参考。*备注：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文章内容略有改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美国的社区基金会是一种特定的免收税金的的非营利性组织，其目的是将资金汇聚起来，以资助某个社区中的项目。这些信托基金可以用于各种需求，比如提供奖学金、进行环境项目、保护文物、以及提供廉租住房。社区基金会可以以多种形式建立,比如信托基金或者非营利组织。社区基金会的资产规模从数百万美元到数十亿美元不等，大多数社区基金会的资产在5亿到20亿美元之间。*备注：“社区基金会”的定义来源于美国康奈尔法学院法学信息研究所支持的法律词典Wex。在美国，投资政策声明（Investment

作为一家以“支持民间公益”为使命的基金会，南都确定2021-2023战略目标：建设公益生态系统，促进跨界合作创新。新战略提出了“下沉、破圈、链接、协同”四个关键词。我们策划了“一线公益人”系列访谈，分享一线伙伴们的从业心得与经验，探讨中国民间公益发展趋势与问题。本期访谈嘉宾是：活力未来执行总监侯蔚霞、活力未来项目经理李海燕。她们介绍了活力未来在公益早教方面的专业服务体系，并分享了该机构品牌项目活力亲子园的发展经验。规模化看似客观、冰冷，但让它成为一个好的过程很重要。活力亲子园的运营成本指标就充分表明了影响力规模化可以提升成效比。访谈人：顾右左受访者：侯蔚霞丨活力未来执行总监李海燕丨活力未来项目经理作为一家致力于服务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活力未来在公益早教方面研发了专业的服务体系，并在三年疫情期间实现了发展“逆袭”：共有1000余家伙伴了解活力亲子园项目，300多家伙伴申请承接该项目。本期访谈旨在“拆解”该机构品牌项目活力亲子园的发展“密码”，核心内容包括：如何从无到有地动员受助群体参与项目；如何让受助者成为机构人力资源的有益补充；如何找准项目的业务定位；如何评估项目成效；如何保证财务健康；规模化如何增加覆盖、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伙伴们如何轻量化地与活力未来合作。01在社区里动员家长的方法顾右左：在社区针对流动人口做公益早教服务，在动员妈妈们参加活动方面，活力未来有哪些技巧、方法与经验？李海燕：我们的目标家长群体，不太重视早教，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支付能力不足。所以我们多数活动都是免费的，亲子课程收费很低。同时，我们不断地在社区宣传，让更多家长了解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并持续学习陪伴孩子的方法技巧，以提升育儿能力。顾右左：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具体靠什么点去打动他们？李海燕：通过具体的知识与方法。家长可能很难理解“早期发展”这样的词，但我们会告诉他们：一岁以前孩子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或场地，学爬、学走路；针对两岁以上的孩子，应该让他们养成一些规则意识，未来能更好地适应幼儿园生活，等等。总之，用家长能理解的语言去告诉他们，孩子越早干预越好。我们在流动人口社区提供安全的玩耍、游戏和交流空间，也是在解决家长的痛点需求。顾右左：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与早教认知水平是否相关？李海燕：广州和北京中心的家长不少是初、高中毕业，上海项目点的家长学历更高，早教认知水平也更高。早教认知程度与受教育水平有一些相关性，但并不绝对。家长一旦意识到了早教的重要性，他们陪伴孩子的意愿是很强烈的，比如一些奶奶照护者，她们文化水平不高，却很积极地参与项目。侯蔚霞：我们的业务可以满足家长多方面的需求。首先是安全，家长来中心，看到有工作人员和老学员，会判断“这里是安全的”；其次是孩子的发展，我们通过活动培养孩子养成规则意识、阅读习惯等，缓解家长的育儿压力；此外，家长会衡量经济负担——对早教的认知水平越高，持续参与和付费的意愿就会越强。基于这些需求和实际状况，我们其实在使用用户画像这一套技巧，只不过没有把它明确地生成出来。顾右左：课程和活动能给家长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和改变？李海燕：我们的服务包括绘本阅读、音乐游戏、手指操等亲子活动和亲子课程。家长能看到孩子能力的发展，学习如何回应孩子的需求，还可以得到专业支持，在家长之间形成支持和互助网络。育儿越快乐，对孩子的积极影响就越大。顾右左：家长参加这些免费的活动，收获很多，为什么要付费去参加亲子课呢？侯蔚霞：实际上，项目开展之初，我们只做亲子课，但由于家长对早教认知不足，完整和系统的课程反而成了一个门槛。后来，我们把亲子课拆成了更短小的活动，先开放空间，放上玩具，家长带孩子进来玩。慢慢地，孩子发生了变化，家长觉得有用，就会进一步对亲子课程产生兴趣，进而加入其中，甚至付费。不过，收费不是第一位，服务是第一位的。顾右左：但是从机构和项目运营的可持续性来看，假如有更多收费服务，肯定会更好。侯蔚霞：回到项目设计，如果我们最初就考虑资源从哪来、如何让项目可持续运营，就意味着要把这部分服务标准化，要更换目标人群、考虑商业选址。既然选择在流动人口社区开展业务，这决定了收费服务难以实现标准化，这就凸显出公益和商业不一样的地方。作为公益机构，我们肯定不能以转化收费用户为目的，而是要以服务儿童为目的。当然，面向中低收入人群的服务也可以是公益，只不过在中低收入人群下面，还有一个收入更低、教育意识更低的群体，这是我们项目设计的最初出发点。因而，资源是从公益服务中获取，还是从用户购买中获取，这是公益组织要提前考虑并决策的。02让受助对象成为志愿者的“秘诀”顾右左：面对专业服务人员不足的问题，活力未来将受助对象培养为志愿者。那么，如何有效培养“妈妈志愿者”？李海燕：目前活力亲子园项目各个项目点都是以“妈妈志愿者”为主，她们都是受益人。我们会根据项目内容设置家长小组，例如音乐游戏小组、故事小组，妈妈们可以获得实践和理论学习支持。我们会培养她们成为“活动带领人”，为她们提供技术支持和陪伴。从台下到台上，妈妈们要勇于突破自我。一般来说，我们的每个中心有一个负责人（全职员工），1-2名兼职老师（招聘或购买服务），妈妈志愿者5-10人。妈妈志愿者成为“活动带领人”后，我们会提供一些志愿服务津贴。顾右左：能够成为“活动带领人”的，是不是都参加过亲子课程？李海燕：不是必须参加亲子课的，但是必须参加家长小组活动。招募时我们会明确表示，参加家长小组活动，未来要到亲子活动空间里带领活动。音乐游戏小组、故事小组等每学期都会开展5-6次活动。家长会学习和实践，总结经验，逐渐成长为“活动带领人”。顾右左：家长学习亲子知识、提升育儿技能的目的达到了，为何还要成为志愿者和“活动带领人”，去服务更多人？李海燕：我们发现，部分家长是有服务他人的热情和情怀的，我们的培养内容也为她们增加了职业发展的可能——将来可以从事早教或幼儿园的工作。侯蔚霞：最初，我们想让家长更愿意参与项目，设计举办了瑜伽课、编织课、手工课、舞蹈课等五花八门的活动。后来逐渐精简，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项目点人员、师资可持续等问题，依靠外部资源或直接培养老师，需要的周期长、风险较高，我们必须在家长群体中培养老师。精简后，家长活动专门对应亲子活动而设置。至于家长为什么愿意成为机构的工作人员？我觉得理由可能有点玄乎。大部分家长反馈：我是一个受益人，我愿意让更多人受益。这个我说不上来，但它真的天然存在。我觉得这是人性里面特别美好的部分。也可能因为她们都是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希望别的孩子都能有更好的发展。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更深厚和宽广的。另外，项目设计中包含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一方面能改变家长群体的“元认知”；另一方面，这种小组的社群学习方式也非常重要，她们互相激励、启发，培养自信。妈妈小组不是一个纯学技术的地方，它是一个让身心更加美好的地方。有位妈妈曾说，这是一个疗愈的过程，“疗愈”这个词用得真好。顾右左：作为一名外部观察者，我认为这反倒是项目最有价值的部分。妈妈们通过群体活动形成场域，把人性当中的美好一面激发出来。侯蔚霞：规模化看似客观、冰冷，让它成为一个好的过程很重要。我们很注重赋能，重视人在过程里的变化，人给人带来的温暖。李海燕：同事经常说，能留住这些妈妈老师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机构所有人都在践行自身的价值观和组织文化，持续营造有温度的氛围。03找准业务定位顾右左：活力未来的社区中心通过“实体场地（空间）+早教服务体系”相结合的模式开展业务，我发现你们有一套成熟的、标准化的活动方案和教案，这些内容从何而来？侯蔚霞：实体场地（空间）其实包含空间和人，我们有自营，但更多是合作伙伴提供资源，我们主要提供早教服务和支持体系。为什么采用这个模式？如果我们只通过自营去解决实体场地（空间）和人的问题，管理成本会非常高。我们没有那么强的筹资能力和管理能力，所以这部分就交给伙伴，我们做好服务体系。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社区居委会、其他公益组织、社工机构、图书馆、乡镇民办幼儿园等，伙伴提供资源从0走到1，我们提供后续的服务体系，就可以从1走到10，甚至从10走到100。关于标准化的课程、活动方案和教案等，我们是请专业的早教机构老师来开发的，他们不仅有理论背景，还有实践基础。我们的特色在于，活力亲子园的角色定位是专业课程和授课老师间的桥梁。很多妈妈老师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学背景，专家据此开发方案和教案，让她们能够“照猫画虎”地把课程开展起来。当然，我们不是要把所有工作步骤“傻瓜化”，将老师视为流水线工人，而是在课程进行的过程中，让老师逐步提升能力，我们提供督导和陪伴。04评估就是互相验证的过程顾右左：机构是如何评估亲子园项目成效的？李海燕：这是我们自营中心的项目逻辑框架，它展示了我们是如何评估的。我们的使命是让更多流动留守儿童及其家庭享有（有质量的）早期亲子教育服务。基于此，我们投入资源，开展活动，然后有了产出，产生了中短期成果和长期成果。比如家长，我们要开展前后测，来评估项目产生的成效。评估是几个部分互相验证的过程。图中箭头展现了清晰的逻辑关系——我们做的活动是否能达到这样的产出？产出是否能带来这样的成果？假如我们发现达不到，就要在业务中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评估的意义就是不断地验证逻辑关系是否成立、投入是否有效。此外，从图中可以看到，长期成果与使命是相关的。另外，我们通过信息管理平台去收集数据，数字化工具太重要了。05规模化后，我们降低了运营成本顾右左：活力未来在北京市的中心数量一度达到5个，目前机构中心数量不增反减，是否与成本上升有关？侯蔚霞：此前的运营模式存在风险。我们意识到，如遭遇清理整顿，我们易受全面冲击，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个城市一个自营中心”的策略。成本高不高，还要结合收益来看。上海中心的收费标准比北京高，且招生更容易，但已经实现了收费覆盖成本，这其实是一个服务选址的问题。顾右左：但是如果通过自营去追求规模化，会是很重的运营模式，人员管理的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还都是异地管理。侯蔚霞：靠我们一家机构去复制推广，几乎不可能实现。两三年前，我们测算过，随着伙伴数量的增加，我们需要增加的人员数量等，但是我们没有做过完全自营模式的测算。这几年来，我们发现伙伴们可以自行解决的部分越来越多。从最初复制推广到现在，我们项目单个受益人的年均成本先是从约500元降到300元，又降到现在的100余元。顾右左：这个指标很充分地说明，影响力规模化可提升成效比。06现金流是财务“生命线”顾右左：你们的年营收额有多少？资金来源于哪些渠道？侯蔚霞：约550万元，来源于基金会、企业捐赠以及互联网筹款平台。主要还是基金会的捐赠，约占40%，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心和基金会、澳门同济慈善会等。顾右左：2014年，你们曾一度出现财务危机，为何会发生？你们又是如何度过此次危机的？侯蔚霞：现金流出现危机的主因是机构管理存在问题。当时机构的筹款、项目管理和财务之间存在脱钩，最后是理事会自筹资金化解了危机。现在，我们机构内部每月会生成现金流分析报告，呈现每一笔限定性捐款支出、结余和项目完成度。我们看现金流就能知道哪里有缺口和剩余，以便及时与捐方协商，调整资金使用方式。顾右左：财务危机渡过了，那么管理上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侯蔚霞：管理上我们真的是重建机制。从预算到捐赠款的使用再到现金流，建立了专门的表格，定期汇报数据，建立跟踪机制，通过内部会议分享，加强财务方面专业能力的建设。顾右左：把表格用起来，看似简单，其实好多机构还做不到。侯蔚霞：对，其实它不难。但是，你可能需要知道什么是现金流、如何估算、结构怎样。很幸运，专业财务人士帮助我们建立了现金流表。它是一个大Excel表格，分成几个部分：预算表、筹款预期、银行账户状况等，一目了然。顾右左：这样的做法和经验，有没有可能别的机构也能学习和借鉴？侯蔚霞：当然可以，我们也很愿意分享，而且我走到哪都跟大家强调，要看好自己的现金流。上次参加一个培训会，我现场问大家：你们都看几个月的现金流？有的看1个月，还有的看3个月。我说这不够，最少看半年，最好看一年。07数字化是生存和发展的“法宝”顾右左：3年疫情期间，很多机构能够生存就不错了，但是你们好像反而推进了规模化。李海燕：去年年底我们统计过，共有1000余家伙伴了解到了活力亲子园项目，300多家伙伴申请承接项目。在加入好公益平台之前，我们推广项目类似守株待兔，缺乏有效的渠道，加入平台后，推广力度迅速增强。疫情这3年，伙伴们开放服务也断断续续，但是活力亲子园项目的服务人数是逐年增加的。我们的业务线上化做得比较成功。此外，这3年反倒是我们的一个机会：踏踏实实地开发出了机构的信息管理系统。此前，随着项目规模的增加，我们收集、整理监测评估数据非常耗人工，数据严重滞后并且错误较多。2020年起，我们全身心地扑在了信息系统的开发上，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达成了目标。信息管理平台对影响力规模化转型非常有帮助。如不能快速、及时、准确地呈现成效相关数据，影响力规模化的长期可信度会被打上问号。此外，信息化建设过程对团队和日常管理产生了较大影响，现在大家去看项目成果时，会习惯性地用数据做分析，很主动地提出数据需求。08我们将与伙伴们“轻量化”合作顾右左：加入好公益平台后，机构通过什么模式跟与伙伴合作？李海燕：活力未来为合作伙伴机构提供运营、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监测评估4个主要方面的支持。运营支持方面，包含日常的标准化执行流程；专业技术方面，包括亲子课程、亲子活动、家长活动如何开展，细化到如何上每一节课；人才培养方面，我们组织老师参与基础培训，学习相关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对其进行督导，并加入社群互相交流；监测评估方面，我们开发出专门的体系，伙伴们去用就好了，也可以提出相关需求。顾右左：针对一些不具备固定场地和团队的伙伴，机构将轻量化地推广亲子园项目。未来如何做？李海燕：轻量化是为了降低伙伴参与的门槛。例如我们开发出符合孩子发展特点的游戏包，家长回家就可以拿着游戏包陪孩子玩起来。伙伴们在集体活动方面的投入会更低一些，家长也能学习到更多育儿方法。侯蔚霞：轻量化推广，我们尚在探索，原有的服务也还会继续做。这3年，我们已经接触过1000多家机构了，假设通过好公益平台能够触达5000家机构，我们会继续与其他4000家机构接触。但比起前面接触过的1000家，这4000家与我们的业务重合度、合作兴趣可能相对更低。即好公益平台中，对活力亲子园项目感兴趣的伙伴们，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另外，伙伴们与我们接触后，会发现实施项目既有固定场地，又有固定的人，每周还要开这么多场活动，很容易产生“我现在做不了”的想法，但是如果最先接触的是轻量化项目，就更容易达成合作。伙伴们慢慢地将项目运作起来后，会产生更多可能性。最终，我们还是要通过原来的“重模式”去完成目标。打个比方，我们和伙伴的合作形态如同一个漏斗。我们降低门槛，以轻量化项目吸引数量更多的伙伴加入，形成漏斗上方的“池子”，扩大、保护、涵养，让池子有更多“水”往下漏，形成一种轻重不等、层次有致的生态。顾右左：这个比喻蛮形象，但轻量化可能并非未来扩展的唯一手段？侯蔚霞：是的。我们最终的追求是——当地能持续开展服务，改变家庭，让孩子健康成长。首先，我们把种子播下，在扎根、发芽的过程中，我们提供持续支持。伙伴成长壮大后，伙伴们逐渐扩展项目点，并吸引更多本地的伙伴加入，进而形成影响力规模化，惠及更多家庭和孩子。备注：本文图片均来自受访者。分享、在看与点赞，想拥有一个~

什么是好基金会？如何做好基金会？乔尔·L.弗雷施曼在《基金会：美国的秘密》（翻译引进版）一书中指出，基金会的失败是存在且无法忽视的，基金会的失败分为不同的类型，更由不同的原因导致。本文汇总了12条基金会失败的影响因素及部分案例。备注：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CFF2008，原文转载自《基金会：美国的秘密》一书，章节内容有所删减。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基金会失败的十二条影响因素01

大学生毕业季，也是一年一度的人才招聘季，全国多家基金会又开始了新一轮抢人才、寻人才的“战役”。基金会人才为何如此紧缺？如何破解基金会人才缺乏困局？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冯志刚，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吴伟和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童志锋就此展开了三人对谈。备注：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01.公益基金会最紧缺两类人才冯志刚：又到了每年人才招聘季，基金会从业者都成了香饽饽，很多基金会在求人才。之前，我接到杭州某基金会理事长的求助，让我推荐一位专职副秘书长。我问他，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需要懂财务、会做项目、懂得传播和品牌，最好还有一些资源。我开玩笑说，这样复合型的人才，我也需要。吴

资源链接是社工站作用发挥的重要手段，也是践行“慈善+社工”理念的具体体现。政府是资源的主要拥有者、集大成者，是社工站应该充分挖掘的资源，而社区、企业、学校等也是社工站儿童服务资源的主要来源。长沙市政协委员、湖南省社会组织促进会副秘书长、湖南乐创公益慈善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葛鹏基于自身实践分享了如何链接更广泛的政府资源的小妙招。备注：本文转载自《中国社会工作》杂志2023年5月下，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资源链接是社工必备的专业技能，也是社工站的一项重要工作。政府部门是资源的集大成者，是社工站应该充分挖掘的资源。然而实践中，社工往往只和民政等少数有业务往来的政府部门打过交道，链接的政府资源十分有限。如何链接更广泛的政府资源，做好社工站服务的“加法”呢？笔者基于自身实践分享几个小妙招。妙招一：有效沟通，快速链接链接政府资源，首先要与之有效沟通并建立关系，走好了这一步，资源就容易跟着来。要找对“红娘”。与政府职能部门沟通，社工若以个人身份贸然前往，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各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互有联系，因此，建议先找社工站已经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职能部门作为“红娘”，先让其牵个线，社工再去沟通，这样往往能事半功倍。比如作为社工站项目采购方的民政部门以及作为合作方的乡镇(街道)，社工站向其提出链接资源的需求，对方往往会尽力提供协助。此外，其他合作过的部门、熟悉的领导、身边的朋友等都可能成为社工站链接政府资源的“红娘”。要写好“方案”。与政府部门沟通不仅需要“口头沟通”，更依赖于“书面沟通”。一份考虑周全、切实可行的方案，能很好地体现社工的专业水平，是快速获得政府职能部门认可的“敲门砖”。湖南省民政厅支持湖南李丽心灵教育中心“开绘啦”阅读项目全面进入湘西社工站比如，某社工站看到某村“儿童之家”常年处于“关门”状态，希望链接资源将其运转起来。为此，社工带着认真调研后用心撰写的方案到镇政府寻求支持，对方看到方案中反映问题客观、解决方式可行、服务产出可见，很快就帮助社工站对接上了县文明办、县文化馆、团县委等资源。妙招二：吃透政策，精准链接政府部门的工作大体是围绕制定政策和落实政策而进行，社工站要有意识地将本职工作和与政府部门落实政策相衔接，这样往往能引起更多职能部门的关注和支持。反之，如果社工站在链接资源时一味地谈诉求，而没有搞清楚政策依据，则容易自说自话。比如，某地社工站项目采购合同中规定了一些儿童个案或小组服务的指标，这些工作都离不开学校的支持和协同，社工一直希望和学校建立合作关系，但缺乏好的契机。恰逢该省印发了一份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政策文件，规定每所中小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家庭教育指导、两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社工站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有利时机，以该政策为由头主动前往该县教育局沟通，表达了发挥社工专业优势开展“社工服务+家庭教育”进校园活动的意愿。县教育局考虑到此事符合政策，社工又有这方面资源，便积极衔接了一所乡村小学开展合作试点。如此一来，社工站获得了县教育局的人力、场地和资金支持，从而能更好地开展服务。妙招三：突出成效，持续链接社工站要想持续获得资源支持，首先要把服务做实，用实绩说话。反之，即便链接到一些政府资源，也会成为“一锤子买卖”，不可持续。湖南湘江新区望月湖街道社工站开展老年人社交小组要主动而非被动。目前，社工站链接资源普遍作为一个项目考核指标。社工首先要从心态上将“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化被动要求为主动作为。特别是在资源对接过程中，社工碰壁是常有的事，社工站承接机构应给予耐心细致的督导和陪伴，为社工提供有力支持。要做事而非找事。社工站链接资源时要考虑周全、工作细致，切忌因一时疏忽将好事做成烦心事。比如，曾有某地社工站为乡村儿童链接一批爱心奶粉，后媒体曝光该批次奶粉为临期产品，进而引发负面舆情。要务实而非务虚。社工站链接资源应秉承服务对象优先原则，以实实在在满足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避免链接资源成为“花架子”，这样才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持续认可和支持。资源链接过程也是关系建立的过程。社工站应牢固树立“找资源重要，维护资源更重要”的理念，通过一次次的资源链接实践，不断获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和信任，充实自身的“资源库”，从而为社工站服务注入持久活力。推荐阅读

近年来，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加快建设和公共财政体系的不断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

5月11日，在南都基金会开放日活动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以《什么是公益？》为主题进行分享，从目的、结果、手段三个维度为我们解读了什么是公益。以下为发言全文：大家早上好！特别感谢南都基金会的邀请，很荣幸能够来参加南都基金会开放日活动。我今天在南都想分享的题目是行业里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公益？在座的都是公益人，但大家可能都没有仔细思考过：到底什么是公益。比如，我们看到以下几种现象，您认为是公益吗？其一，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

近年来，公益行业涌现出一批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儿童公益项目。但是，在工作过程中，这些公益组织会陷入一些难以把握的儿童伦理困境。比如：工作中如何避免伤害儿童？如何与儿童相处？如何把握与儿童的肢体接触？儿童是否有知情同意权？哪些情况要获得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儿童的主体性与易伤害或脆弱性如何平衡？儿童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如何运用在工作中？儿童参与的程度如何确定？儿童有能力做决定吗？如何对待儿童的声音？同事、合作伙伴、专家顾问伤害了所服务的儿童怎么办？......那么，儿童公益组织陷入伦理困境的原因何在？又如何避免儿童伦理困境？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掌握哪些方法和原则呢？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专注于儿童公益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的技术支持机构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李萍女士。备注：本文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文章略长，建议收藏阅读。文

作为一家以“支持民间公益”为使命的基金会，南都2021-2023战略目标：建设公益生态系统，促进跨界合作创新。新战略提出了“下沉、破圈、链接、协同”四个关键词。我们策划了“一线公益人”系列访谈，分享一线伙伴们的从业心得与经验，探讨中国民间公益发展趋势与问题。本期访谈嘉宾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她表示，会注重每个网友的反馈；也会更关注公众的直观感受，站在普通公众的视角来审视公益项目的意义和反馈。并呼吁“目前公益行业没能给新人更多提升和展示自己的机会。要乐于与年轻人交流、探讨。”文

近年来，以“公益慈善”为幌子的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已有数十家基金会为此发出反诈声明。此类案件中，不法分子往往会通过开发盗版网站、冒名app等方式，骗取爱心人士的信任。作为公益机构的“名片”，官方网站既是社会公信力的保障，也是公益品牌传播的窗口。官方网站对于机构公信力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2020-2022年，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推出了中国公益品牌榜，在实际调研中，他们发现，随着移动互联网设备的普及，公益机构在官方网站建设方面的重视与投入都在下降，随之也带来了诸多不利于品牌发展的新问题，值得行业思考与讨论。备注：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APP，原标题《中国公募基金会官方网站观察：在难开“门”的情况下关上“窗”》，作者：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项目团队：郑硕、赵明鑫、张政、董珮瑜、王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官方网站，对于一家公益机构而言意味着什么？公众又如何看待这个几乎同互联网发展相伴而行的通道？曾有机构向南方周末研究员讲述该机构面临过的真实事件：某天一个电话，愤怒的质问声袭来，称在该机构的官方网站上购买理财产品后，所谓“经理”失联，钱也不翼而飞。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机构负责人发现在搜索引擎的首页，一个名字、设计均与之完全一样的官方网站赫然在目。“他们甚至排在我们机构真正官方网站的前面”，该机构秘书长认为，究竟谁是李逵、谁又是李鬼对于公众而言是个极难的话题，“我们不得不承认，骗子的技术和重视程度在当时都高于我们”。近年来，以“公益慈善”为幌子的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已有数十家基金会为此发出反诈声明。此类案件中，不法分子往往会通过开发盗版网站、冒名app等方式，骗取爱心公众的信任。作为公益机构的“名片”，

为了更好地解决县域社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的募资难、资源少等重点问题，进一步发挥县域社会组织的底部力量和互联网募捐平台的重要作用。在腾讯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的“千百计划

“公益已经走到了一个需要升维的阶段。”在2022（第二届）华夏公益论坛上，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如此表示。她认为，公益不能仅仅满足于“做起来”，而要明确什么是“好公益”的价值，这样才能维护公益事业的发展。贾西津还表示，公益发展至今阶段，需要回过头再追问目的和价值，也就是愈发需要呈现出公益的伦理维度。公益伦理的核心就是要回到公益的目的，理解公益的价值。“是时候提出公益伦理来护航公益了。”注：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善达网，系贾西津教授演讲全文，原标题为《以伦理护航公益发展》。中国的公益事业经历从初始到迅速增长，发展至今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面临从粗放生长，转向追求“好公益”的价值，公益伦理的议题愈渐呈现出来。01公益要升维过去几十年间，我们见证了许多行业从野蛮生长向规范化发展的历程：市场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也出现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但只要市场起来，就有了经济活力。渐渐地企业就会发现，需要通过信任来实现长久发展，能够持续发展的企业，一定需要自律、升级换代，而不是靠钻法律空子、用不道德的手段来赚钱。与这些行业一样，公益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公益升维首先表现为对于每一个公益组织，面临着从粗放成长到专业价值的进阶。最开始公益组织能够做起来就是好的，但是到现在还仅仅停留于“做起来”就不够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如“希望工程”，大家可能对于捐赠100元就能看到100元给到受助儿童的”零成本”模式还记忆犹新，在公众尚不知有公益的时期，或许如此才有可能有这么多人参与进来，在中国公益史上创造一个经典案例。但是多年以后，徐永光老师自己就最大声在批判“零成本”，为什么？因为“零成本”根本不符合公益的专业理念，如果在粗放发展阶段，公众不能理解公益模式，法律上有无法突破的限制，这样的无奈之举尚发挥一定实效，但到今天，如果还一直这样去做，就反而有害无益了。所以公益组织需要有意识地升维，体现自己的专业价值。除了个体公益组织，整个公益行业也面临要从服务需求向生态发展的升维。早期公益发展大多数是看到各种的社会需求，比如老人、儿童、贫困者等需要帮助的人，以提供服务为主发展起来了第一批公益组织。但是到现在我们会看到公益是一个体系，它不仅要服务需求对象，更要形成自己的生态系统。就像经济发展不能只有生产产品的企业，还要有金融、银行、证券市场等等支持企业发展的市场结构，公益也需要这样的生态。不仅需要直接服务受益人的组织，还需要有组织的再联合、有孵化和支持服务组织的结构、有代言组织、行业也要搭建自律联盟、伦理规范、平台等等，总之公益从“哪里有需求我就去哪里”，现在要在专业价值基础上升维到公益生态的视野，在生态之中我们就要去理解公益自身的逻辑、生态发展的要素，以及每一个公益组织在这个生态中的生态位等，这就变成了一个复合的体系。最后，公益面对从“做起来”到“好公益”的观念升维。在公益初兴的时候，但凡“做起来”就好，因为还没有人知道社会组织、没有人知道NGO、没有人知道公益，只要这个概念提出来就是好的，只要公众能参与进来就是好的。但是到目前，特别是公益内部再回思的时候，就绝不能止于说我参与了、我做了，就是好的，而一定要问我在做什么？怎么做的？能不能做一种有价值的公益，我做的是不是好公益？公益发展至今阶段，需要回过头再追问目的和价值，也就是愈发需要呈现出公益的伦理维度。02伦理来护航是时候提出公益伦理来护航公益了。“伦理”这个词可能大家有点陌生，简单地讲，伦理就是追问“善恶对错”。”对于公益而言有两个维度：一个是要“避错”，比如识别和防止公益的腐败、借公益之名洗钱，或者说仅仅是为企业市场需求而做公益，这些是“错”的乃至违法的；另一个方面是要“向好”，比如做很多公益项目，资助方式是不是合适，实现了什么目的，产生什么公益价值？公益伦理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不要一味地只是往前走，也不要只关注资金额多少、项目执行速度快慢，而首先是要看一看我在往哪儿走。现在已经有一些公益组织意识到要做“好的公益”，也就是公益行为、公益项目，要不断深入思考公益的目的，回到公益应有的价值。具体而言，在经典的现代公益模式即三方公益中，捐赠人、公益组织、受益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对每一个主体而言都有公益伦理问题，或者说哪些是错的、什么是好的，在做公益的时候要不断地反思这个问题。例如，对于捐赠人而言，并不是捐得越多公益价值越大，如果没有想好为什么要捐、怎么捐、捐到哪里、捐的钱有没有实现公益目标，只是把钱给出来，甚至不一定在做好事。卡耐基在《财富的福音》——现代基金会的第一个也是最经典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到：“百万富翁的罪过不是拒绝捐赠而是滥行布施。”如果滥加施舍，破坏了被帮助者的自主性，是造成问题的来源，还不如不捐。捐赠人不能以捐得钱多、自我感觉良好，来代替公益价值的体现。所以卡耐基特别强调慈善捐赠的首要原则是助人自助，并非常具体地阐述什么是适宜的捐赠领域。要做好捐赠人，一定要问我为什么要捐、怎么捐、捐到哪里、我捐得的钱有没有实现公益目标，等等，如果后面一系列问题都没有想过，只是把钱给出来，并不一定有助公益。另一个重要的伦理维度是围绕受益人，公益组织的资助伦理。资助应该用最有利受益人自主性生长的方式来进行，如果资助的结果贬损了受益人的自主性，让他变得更加没有发展能力了，那么虽然资助了钱，实际上也不是公益，只是让自己觉得很伟大、感觉很好而已。Save

如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被赋予新的功能定位。2022年12月27日，慈善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立法为更好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提供更充分的法治保障。慈善法修订草案有五大看点值得关注：一、赋予了慈善新功能、新内涵。修订草案将“充分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推动共同富裕”写入慈善法指导思想，从而使慈善事业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对接，让慈善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二、新设应急慈善专章；三、进一步规范“互联网＋慈善”，把网络个人求助纳入慈善法调整范围；四、充实慈善信托有关制度；五、进一步完善慈善监管机制。目前慈善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为2023年1月28日。点击“阅读原文”，支持行业发展！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原标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议慈善法修订草案：慈善助力第三次分配亟需支持政策落地》，作者系中青报·中青网

社会企业是公益市场化的一种组织形式，它的概念在21世纪初就进入中国，社会企业遵循公益市场化的原理，能够规模化、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然而当前我国对于这种组织形式仍然缺少普遍共识，社会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南都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与恩派公益创始人吕朝对话，分享了他对社会企业的观察。共同了解与非营利组织相比，社会企业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生命的底线，“透明度”是公益组织试图提升公信力的手段之一。日前，南方周末同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对话，从公益透明度这个话题展开。金锦萍教授试图捋清信息公开与公益组织发展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有“度”，是这次讨论的关键词。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APP，作者：南方周末研究员郑硕、实习生桂楚雨，已获作者授权。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一个公益组织一览无余就是好吗？”金锦萍的问题提出时，似乎便带有答案，“也不是，对吧”。在她看来，透明度只能称作“相对形象一点的描述”，用专业一点的词汇，应该叫做信息公开或信息披露。透明有度：需求导向的信息公开关于公益透明度的讨论，在本世纪初一连串的“启蒙事件”纷争下骤起。金锦萍认为，彼时作为“当事人”的慈善组织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得不够充分，而这样的讨论本身在观念上便是一次刷新。但她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来看，透明这个词“并不是特别好”。《二刻拍案惊奇》中，“透明”一词后面跟着“知道”，取“彻底”之意。金锦萍认为透明的意思是光通过的时候不受任何阻碍，“毫无阻碍是一览无余，慈善组织的专业性和组织性就被忽略掉了”。这样的“诉苦”在《中国互联网公益观察报告2022》调研过程中多有发现，“面对一系列或真或假的公益丑闻，公众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益机构”，有公益机构负责人称，这样的要求已经让信息公开无度。“公益组织是有隐私的，组织有组织的事业秘密，慈善从业者也有自己的职业尊严”，于是在透明之外，金锦萍更愿意强调透明的“度”，“不能只讲透明，尺度很重要，正所谓万事皆有尺度，过犹不及。”她认为，这与公益组织的类型与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公益组织可以按照不同性质、规模、形态、地域等划分出多样化的类型，由此呈现出透明度的差异化需求。在符合法律底线性规定的基础之上，公益组织可以根据其自身特征和需求选择信息披露的程度。金锦萍以公司类比，“公司里面分很多种类，有闭锁公司，比如说三个人开个有限责任公司，就不需要向公众进行信息披露，但是上市公司就需要信息披露，因为股东人数太众多了，而且股东的身份在不断变化，因此这就意味着公司要披露必要的信息，让投资者能够进一步了解和判断股价的生长空间”。事实上，公益组织的信息披露原则的逻辑与其非常相似：透明度或者叫信息公开，实际上就是让公益组织的基础信息和核心竞争力为利益相关者知晓。在她看来，透明的“度”就如弹簧一般，上下伸缩之间自有其内在逻辑，“如果基金会的捐赠者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有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捐赠者，甚至有匿名捐赠者，这时候就不可能说一对一地在运作，信息公开就会是更好的选择了。”另一方面，金锦萍将透明度与社会倡导相联系，“即便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可能不通过这个途径去募集资金，但是依然要让公众看到、听到该基金会所从事的公益项目的意义、价值以及所关注的社会议题重要性时，也会进行必要信息披露，这起到的是一种社会倡导的作用”。同时信息披露还得遵循法律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信息不得公开。根据民政部数据统计，截至2022年一季度，全国有儿童福利社会救助机构832家，精神疾病服务机构144家，因为面向特殊的服务群体，这些机构的内容宣传和信息披露必然经历一道筛选以维护受益人的隐私自由和尊严权利。金锦萍说道：“像是女童保护、艾滋病防治、残障救助等领域的公益组织，他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开的，这些信息也是依法不能公开的。”如此，在透明度的背后，公益组织面对的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哪些可以透明？”“面向谁透明？”“透明后会带来什么”……资源有限：公益组织的核心能力这样的选择摆在公益组织面前，重要原因亦来自自身资源的有限。“信息公开是需要成本的，”金锦萍坦言，目前我国的公益组织朝着多元化发展，大型公益组织与中小型公益组织共存，对于一些小型公益组织而言，“资金不足”“人员缺乏”“技术水平欠缺”等都阻碍着公益组织的透明度建设，“例如一些草根组织，他不是不想透明啊，他就是能力还不能企及”。除了机构的资源有限外，“捐赠人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金锦萍直言，在捐赠人选择议题和组织的时候，自身资源的有限性会要求其慎重选择，而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公信力或许是其中之一。“公信力是公益慈善组织对其利益相关者承诺的社会性问责制，包括其对一般大众、新闻媒体、捐赠者、理事、员工、志愿者和许许多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公信力源于公共责任和公共资源。良好的公益慈善组织要尽其所能地获取，尽其所能地给予，既动用了公共资源又承担着或重或轻的公共责任。”金锦萍认为，对于公益组织而言这种力量尤为重要，它是取信于捐赠者，取信于公众，取信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她看来，公信力就是公益组织生命的底线。公信力提升了，捐赠者自然就来了。“透明度”是公益组织试图提升公信力的手段之一。一系列公益丑闻中，“诈捐”“暗箱操作”“套捐”等词汇频频引发公信力危机，直接导致部分机构所能获得的社会捐赠减少，“透明度”一度成为公益组织必须牢牢抓住的“救命稻草”。对于这种现象，金锦萍表示理解，“慈善行业也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在这里依然奏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应当向社会公开组织章程和决策、执行、监督机构成员信息以及国务院民政部门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慈善组织应当每年向社会公开其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财务会计报告须经审计。”金锦萍解释，“法律规定的信息披露具有强制性，要求不算太高，而公益组织选择在强制内容之外进行的其他信息披露，才是形成其竞争力的关键，这具有任意性（或者称为“自愿性”）。”在此过程中，透明度与项目成效产生了关联，透明的“尺度”便有了差异化呈现。不过，金锦萍强调透明度并非慈善组织最核心的能力，“还是要明确，信任不是陌生人之间通过信息公开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的，它不取决于公开多少信息，”透明度能影响公信力，但并不等同于公信力，“有效性和专业性才是取得公信力的关键。”谈到这个问题时，金锦萍深有感触，“我时常会问一些公益组织，‘你的安身立命之处是什么？’‘你为什么存在？’‘你干嘛要设立这样一个组织？’‘你设立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为了完成初心，你有没有去竭尽全力地研发你的公益项目？’”在金锦萍看来，形成公信力的要素更重要的在于项目本身，这也反向为公益组织发展提出通路：第一步是研判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并且释放需求；而后是思考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法和路径。“要科学、合理、有效，还要可持续”，金锦萍表示，“然后把做得好的方向释放给他者知晓，尤其是利益相关方。”何以有度：公共平台与多元视角从这个角度而言，将这些信息如何正确释放，便有重要意义。此前，一些公众通过志愿的方式亲身参与到项目中去，他们之中，有人长期扎根在公益一线，有人来回奔走于活动之中，有人投身于项目宣传，有人活跃在幕后筹备……当公益项目的有效与专业完整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信任便应运而生。不仅如此，金锦萍举例，比如一些人他本来就是项目曾经的受益者，获得过帮助，那这部分群体也自然会愿意信任这个机构，将爱心传递下去。这种直给的信息传递能够为公益组织吸纳一批忠实拥趸，形成稳定社群。“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这种信任并不取决于组织公开了多少信息，而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对特定组织建立起足够的信任，”金锦萍表示，“公益组织要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起伙伴或战友关系，这才是透明度或者信息披露背后的逻辑所在。”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效率太低”。据民政部《2021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90.2万个，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环保、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资源有限加之疫情影响，公益组织仅仅依靠线下方式传递信息遇到重重困难，更高效和直接的信息释放渠道被呼唤。在金锦萍看来，腾讯公益、美团公益此类互联网公益平台正在扮演这样的角色。“腾讯这些年一直在努力地搭建一个更理想的公益生态平台。”2022年4月，腾讯公益推出首期线上公益“股东人”大会，哪怕只捐出一元的捐赠者也会收到邀约，并以“股东人”的身份参与大会。9月9日前夕，100家机构密集开展了共计105场公益股东人大会，百家机构齐发财报的现象一时引发行业热议。据统计，首期公益“股东人”大会就吸引超过2300位爱心网友参会问询。“我捐的钱怎么花的？”“给受助人带来了什么改变？”“今年收到的善款打算怎么用？”在“股东人”大会上，捐赠人可以对公益机构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进行公开询问和监督。公益“股东人”大会，

日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唐昊于《南风窗》发表文章《我们的公益“黄金十年”》。2008年，公益开始进入公共生活，走入公众视野。在2008—2018年这十年间，公益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也深度地改变了公共生活领域。本文系资深公益人晏和淘的投稿，一位自2006年进入公益行业并工作至今的职业公益人，他的观察与思考。（欢迎大家投稿，内容包括不限于：工作中的经验、思考与困惑。可后台联系小编，或发送邮件：info@nandu.org.cn）备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文章头图来自《我们这十年》剧照。前一段时间唐昊老师发表了《我们的公益“黄金十年”》一文，回顾了从2008年开始中国公益发展历程，他认为：2008—2018年是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而我有幸作为职业公益人，从2006年进入公益行业并工作至今。我那些早期的公益行业同事和朋友们，大多已经离开这个不属于自己的行业，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一部分因为在公益行业所受到的压力和阻碍患上了抑郁症，也有一部分人依然在从事当时（2010年以前）所选择的行业，甚至依然在同一机构工作。我进入公益行业已15年，虽然中国的公益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依然处在较为初级和粗放发展的阶段。01.中国的公益行业应该发展成为什么样？唐老师讲到过去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其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国家的驱动和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政府的鼓励政策包括以下方面：一、《慈善法》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政策鼓励公益行业发展。二、对于大型头部基金会的政策及行政支持。三、鼓励各地注册公益组织并成立专门的政府部门对其工作进行支持。四、鼓励企业及商业领袖的资源及资产投入公益行业，并对其进行表彰。在政府政策大力支持的同时，前二十年商业领域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大量财富也通过滴漏效应进入到公益行业。在社会层面，众多高校纷纷设立社工专业，加大公益行业人才培养和输出；微信、视频等信息传播方式对于手机覆盖面的爆炸式增长也推动了公益话题的传播；这些原因都共同促成了中国公益行业前十年的繁荣，但这并不是公益行业自身的繁荣。这不是一棵自我生长的大树，而是一株“人工施肥长成的庄稼”，它成长的方向完全取决于政策及商业这两位施肥者的所需要结出的果实，所以它绝不可能成为二者的补充，而是二者的影子以及延伸。2022年9月份，我和另外三名公益伙伴对昆明36家区县级社会组织进行了走访，发现其中近30家机构的资金来源及项目，90%以上来源于政府采购。在对8家由企业发起基金会的访谈中也发现，大部分企业基金会往往会被看作企业下属的一个部门，甚至基金会的员工也完全由企业员工兼职。如果中国绝大多数公益组织都是由政府部门和商业领域进行孵化和管理，它怎么可能作为政府和商业领域职能的补充？最近，我一直致力于推动自身机构成为一个“像基金会一样的基金会”，它既不应该是像企业一样的基金会，也不应该是像政府部门一样的基金会，当然更不能是政府部门和商业的叠加。公益行业常常被称为“第三部门”，所谓第三部门，也就是它所做的事情应该有别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商业机构，凡是政府部门工作职责之内的，公益行业既不必要、也不应该成为政府体系的下属职能部门；凡是商业领域所能解决的问题，公益行业也没必要去同商业领域竞争，不管在效率、规模还是驱动力上，公益行业都不具备任何同商业竞争的优势。而中国的公益组织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即它不应该是像政府部门一样的公益组织，也不应该是像商业领域一样的公益组织。公益行业应该回应的是其本源的问题，即“公益组织为什么存在，它的使命是什么？”一个公益组织的存在，必须是使命驱动的，它要回应我们的社会真实存在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政府部门以及商业领域所没有触及或者不能解决的。如果它没有很强的使命感，那一定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它随时可以被政府部门和商业产品所取代。近几年，中国公益行业出现了一些特别不好的现象，一些大型基金会把筹款金额变成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主要指标，他们为了获取筹资方面的优势地位不断盲目发展项目，甚至在筹资领域占据垄断地位，而他们对于自己所支持的项目也以这些项目的筹资能力作为是否扶持的指标，并不关心这些项目是否真正的回应了那些真正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组织为了自身生存盲目追求社会热点问题，并没有真正找到自身存在的方向和必要性。对于前十年的公益行业繁荣来说，政策红利是其土壤，而商业红利是其发展的肥料，在土壤肥沃而营养丰富的时代，不仅禾苗可以茁壮成长，大量的杂草也遍地横生。但是如果要让一棵大树真正地茁壮成长，它依靠的一定不是外部的培植与施肥，而是那种自身向阳而生强大的自然力。一个真正的公益组织应该具备这样的使命感：因为有一个我一直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让我日日牵挂，夜不能寐。而存在这些问题的地方，土壤往往是贫瘠的，是没有人涉足的，在这样的地方，有土壤我要去，没有土壤我也要去，当营养缺乏的时候，我会生长比较慢，但是我会依然扎根在那里，因为这才是真正需要我的地方。02.公益行业人员的迷茫和焦虑我身边的很多职业公益人对于当前的状况充满了焦虑，有一些朋友甚至患上了抑郁症。他们的焦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因为自己受到的困难以及障碍而对当下的形势感到失望，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心，并为此产生了怀疑和迷茫。二是自身生存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常常让自己感到无所适从。有很多公益人觉得自己的想法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应该得到社会的接纳和支持。一旦在自己所在领域受到挫折，尤其面对政策和资源束缚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产生了应激心理，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想做一名该领域的斗士。其实，这个世界对于新事物新话题从来都是保守和不易接纳的，它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话题或者某一类人群，而是针对所有的创新理念。历史上大部分的科学创新早期都遭遇到世人的嘲讽和拒绝，有的历经百年才逐步被视为真理。社会对于商业的创新也极为残酷，甲骨文发布的《建立一个成功的创新议程（Having

Marketing”，并在美国专利局将此术语作为一个服务标记进行注册。Sue

作为公益人，保护受益人的隐私与筹款，哪个更重要？受益人同意暴露隐私是不是就可以有权利要求他配合？一名资深公益人倡议：当我们以爱的名义去进行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受助者的感受，维护好对方的尊严，不能在给予他物质帮助的时候却伤害他的尊严，那是得不偿失的。资助只是手法，培养每个孩子具有独立的人格与融入社会的能力才是目的。独立人格中包含着个人的尊严。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长沙岳麓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作者：康雄。前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中央电视台林老师电话。林老师说：“我们想做一期服务事实孤儿的节目，想邀请大爱无疆与服务的孩子一起参加。”我很开心，中央电视台哦，那对我们项目增强影响力和筹款可是很有帮助的啊。我说：“那太感谢了，您看要怎么拍？”林老师说：“从传播的角度，还是想从孩子成长故事的角度来切入。”我说：“那要拍孩子正脸吗？”她说：“当然要的，不然没有感染力。”我说：“如果打马赛克或者用花草遮挡面部呢？”她说：“那样效果也不太好。”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拒绝了林老师的邀请。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不认同我的做法。在此不说同意或不同意的对与错，我只说说我一直坚守保护孩子隐私的几个理由。01.保护隐私与筹款，哪个更重要？做儿童服务的公益组织都明白：维护孩子尊严，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是做儿童服务工作的最终目的，筹款只是为达到最终目的其中的一个环节，如果为了中间的环节而违背服务最终的目的，那是本末倒置。当一个孩子不在意尊严与隐私，他的内心一定是不成熟的，那也就谈不上人格健全。02.为他提供了帮助就有权利让他配合？《慈善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开展慈善服务，应当尊重受益人、志愿者的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受益人、志愿者的隐私。我们作为志愿者去帮助他，是我们自己实现个人价值、社会责任的自愿行为。无论为受益人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都不能从道德上去要求对方必须做什么，更没有权利替受益人做违背他意愿的决定。有一个高三的女生，叫小萌（化名）。我第一次去她家给她送宝贝激励金时她拒绝签收，然后一个人跑去了自己的房间。我在征求她的同意后坐在她对面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有一家企业到她们学校做一个爱心捐赠活动，给10个家庭特别困难的孩子每个人发放1000元的助学款，在课间操的时候举行一个发放仪式，分别把10个同学叫上台，然后企业的老板挨个给同学发放现金，然后受助学生代表讲话，最后合影留念。女生是第10个叫到名字的，但是她拒绝上台领钱，当主持人多次叫她的名字的时候，全校的同学都转头看向她，她说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最后她还是没有上去。发放仪式后，她也没有要那1000元钱。班主任老师后来责怪她：“你知道我为你争取这个名额有多难吗？学校那么多学生最后却给了你，你还不珍惜？”回到家奶奶也哭着说：“家里都这样了，你上一下台怎么啦？能怎么啦？”她只哭，没有说话。听她说完，我说：“你做得对。”小萌仰着看天花板的头马上低了下来，一直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哗哗”地流。我继续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拒绝自己不想做的事，爱心捐赠也一样。一个人的尊严是最珍贵的，你能维护自己的尊严而拒绝1000元钱，我觉得你很了不起。”我告诉她：“我们今天送钱为什么不去学校？就是不想让你的同学们知道。你看以前我们之间不认识，未来也很可能不会再见，因为我们服务的孩子有很多，我不可能每家都去，我们今天给你送激励金，只是希望在你暂时生活困难的时候拉你一把，我们未来也不需要你的回报。当然等你以后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你也能帮助其他的陌生人，我还是会很开心，就这样。小萌抹干了眼泪，用力地点点头说：“那样我当然愿意！”03.受益人同意暴露隐私是不是就可以？从法律上来说，如果受益人同意暴露隐私，你的要求是合法的。但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应该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暴露隐私会给他带来的影响。首先，当你以一个帮助者的身份去提出这个要求时，是与孩子在一个不对等的关系下进行的。你是资助人，有的孩子本能地不敢拒绝。有的孩子可能想拒绝，有的监护人却不会同意，觉得应该让孩子感恩，或者害怕拒绝以后就得不到后续的资助，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在内心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这也与我们服务孩子的初衷是不符的。另外，如果孩子是真心答应的。但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这个隐私暴露后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这里讲一个我在初中时发生的一件事。记得那年冬天，彭立珊先生为湖南的部分学校捐过一批过冬的棉衣。深灰色的，我们学校部分家庭贫困的孩子也领到了，其中就有我的同班同学。当时学校做了隆重的发放仪式，有孩子上台领取，当时同学们也很开心。但是一个星期后，那些领取了衣服的同学都不再穿那套衣服了。后来我们班领取了衣服的同学和我说，放学路上，许多顽皮同学看到他们这群领了新的棉衣的同学，都喊他们新的外号：“救济“嘎”衣”（新化话，救济棉衣的意思）。有同学就和那些顽皮同学打架了，后来所有的同学都不再穿那批衣服了，“救济‘嘎’衣”就变成了一个代表贫穷、带侮辱性的代名词。我的同学说他很后悔当时领取了那件棉衣。许多年后，当初被当作典型暴露隐私的同学，在网络或其他地方看到当初的自己时，一定觉得无所谓吗？要知道，童年的阴影会影响人的一生。04.暴露我的隐私、伤害我的尊严，为其他人服务，这样做公平吗？无可否认，舍弃小我成全大我，是一个人优良的品格。但这应该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不得不为的选择，并且所要达成的目标远远大于付出本身。比如战争中解救战友；灾难中拯救同胞。而困境儿童服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次宣传就能完全解决的问题。而且，只要真心为他们服务，长久坚持，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最终也能达到帮助他们的效果。如果那个孩子是你和我，暴露你的隐私、伤害你的尊严，说是为其他人服务，你觉得这样做公平吗？05.如果一个孩子不要尊严，只为获取物质，那和乞丐有什么区别？网上有许多这样的视频，一个没有双腿的乞丐，趴在四轮车上边滑行边乞讨，有人不小心踩到他空荡荡的裤脚，却露出卷曲着的双腿，乞丐起身飞奔而逃。明明身体健全，却总想不劳而获，不要人格与尊严，只为获取利益。这样的行为为所有人所不耻。维护自己的尊严是一个人基本的权利，拥有尊严是人格完整的体现，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尊严都可以不要，那他很难拥有积极阳光的人生。所以，当我们以爱的名义去进行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受助者的感受，维护好对方的尊严，不能在给予他物质帮助的时候却伤害他的尊严，那是得不偿失的。资助只是手法，培养每个孩子具有独立的人格与融入社会的能力才是目的。独立人格中包含着个人的尊严。“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项目专注为事实孤儿提供助学支持、成长陪伴和资源对接。项目通过助学、陪伴行动，保障事实孤儿接受公平教育的权利，促进他们独立生存、安全自护、社会交往等能力的提升，并通过情感陪伴与家庭环境支持，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与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目前已联合湖南省内45家公益组织服务2500名事实孤儿，项目覆盖全省了50个县市区，累计筹集了近2000万余元爱心款，完成宝贝小屋改造83间。近两年共计开展了百余次活动，累计225个志愿者队伍参与，常态化参与服务的核心志愿者超过600人，服务了6000余人次事实孤儿，共计超过200000名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关注项目和参与捐款。截止到2021年，项目帮扶人员无一人违法犯罪，其中74人考上大学，55人完成技能学习参与就业。另通过将项目复制推广到县域公益组织，深度赋能湖南省内近100名公益从业人员。END分享、在看与点赞，想拥有一个~

为支持更多优质公益产品的影响力规模化，助力其更高效、大规模地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好公益平台现开放2022年度优质公益产品申请。欢迎有意愿加入好公益平台、共同探索影响力规模化的伙伴申请。影响力规模化和公益产品是什么好公益平台所说的“影响力规模化”是指推动和支持社会组织大规模、系统性地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问题。好公益平台所说的“公益产品”是指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或人群需求所设计并提供的具有较高标准化程度、可复制的、成效良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找到什么样的公益产品我们希望找到具备系统性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有意愿进行影响力规模化推广或已经开始规模化探索的优质公益产品。好公益平台将提供哪些支持资金支持：为入选平台的优质公益产品提供最长3年、每年5万元的非限定性资金支持。此外，好公益平台会根据产品规模化成效和发展潜力，在入选平台的产品中选择一定数量的产品给予一对一深度支持，提供每年不超过30万元、最长3年的非限定性资金支持。能力建设：结合伙伴需求，邀请能力建设服务提供方为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服务，从规模化战略（系统思维）、领导力、组织管理、社会问题分析、项目设计、沟通谈判、监测评估等角度提供丰富的能力建设支持，同时为一对一深度支持伙伴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和陪伴成长。规模化拓展渠道：联合区域枢纽机构共同举办线上和线下的产品路演，通过覆盖全国27个省份的枢纽组织网络，帮助优质公益产品与各地民政、妇联、团委等政府群团和一线社会组织对接，拓展产品落地渠道，根据实际需求洽谈项目引入和落地。传播支持：通过“公益好声音”项目为优质公益产品提供传播助力，助力产品开展面向公众的传播。资源链接：链接企业、基金会等多方资源，为品牌机构提供包括资源转介、专业咨询等资源对接，如ThoughtWorks数字化社创微工坊、金数据系统账户等。伙伴网络及知识支持：搭建公益产品规模化的支持性社群，共享规模化知识和经验，促进伙伴之间互相学习、交流，共同成长。我们选择产品时看重哪些维度领导人及团队：申请机构/团队对产品规模化达成共识，有较强的规模化意愿和决心；领导人具备行业担当，对细分领域和所申请产品的规模化有强烈使命感和较大投入度；运营规范，团队稳定，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且为规模化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具备可持续的资源筹措能力，可为产品规模化带来资源支撑。产品质量：产品具有成熟清晰的项目模式或方法，在细分领域具有一定引领优势；产品成效已被证实，可解决所聚焦的社会问题；公益产品是机构的核心业务，可保证后续迭代升级。规模化潜质：产品对于某一目标群体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产品具备较强的资源动员和公众参与潜力；初步进行了规模化探索，对规模化路径、质量控制体系以及对落地合作伙伴的要求和支持有一定的思考。与好公益平台服务的匹配度：申请方对公益产品规模化发展的需求与好公益平台提供的服务相匹配；公益产品承诺承担相应的合作义务，实现共赢。谁可以来申请1.

Network）发起的针对“社会问题反应”的一种报道方式。这类报道寻求超越“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的信息，并侧重于“人们究竟做了什么（what

合作机构拒绝配合评估或财务审计等如您对百个项目资助计划申报有任何问题，可直接在评论区留言。稍后我们将安排线上答疑会统一解答，敬请期待。END分享、在看与点赞，想拥有一个~

作为一名媒体记者，顾右左做公益报道多年。他发现，这些年来，公益领域的新闻通稿水准在持续下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流水账化”；二是语文水平堪忧。新闻通稿是什么？对于记者来说，新闻通稿是有效的素材，至少可以提供基本的新闻事实，降低采访成本，它是公益机构为媒体提供的信息服务。通稿的内容越好，对报道的支持就越大，更利于机构传播。续《你的传播需要什么图片？》后，如何规避新闻稿常见的错误？（本文在原系列文章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略有删减。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01.「新闻稿or流水账」前文我在论述图片时的说的话同样可以用于此处，即主办方缺乏内容思维，过于看重活动内容，一篇新闻稿看下来，像是记流水账，从上到下，大概内容往往是：1、说明活动名称、举办时间、举办场地（某某酒店等)。2、罗列活动指导方、主办方、协办方、承办方、赞助方、支持方……罗列加上出席的领导一、领导二、领导三、嘉宾一、嘉宾二、嘉宾三……(有的领导和嘉宾还配三个以上头衔)。3、在主旨发言环节，某某领导(配图)表示……某某嘉宾(配图)指出……某某领导(配图)强调……4、主办方某某发布了项目（配发布图，一般是几个嘉宾手按启动机器亮灯之类）……5、在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一表示(配图)……嘉宾二表示(配图)……嘉宾三表示(配图)……6、可能还放一张全场嘉宾合影图。一顿操作猛如虎，2000字通稿（我见过5000字的），豪华壮丽亮瞎我双眼。像这样的流水账稿，有没有必要？一般而言，拿到这样的通稿，我得先把图片和说明一张张、一段段地删掉，接着把出席领导的头衔、名称删掉，再把里面的空话、废话、套话去掉；然后把重复的去掉，把有语病的理顺，把有错字的改正，就需要核实的地方联系核实。这个过程就像庖丁解牛，可谓“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解”完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本来应该“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却发现剩下的“干货”只有不到200字，主要内容是新闻的“5个W”(Who(何人)/What(何事)/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因))，有时候甚至还少一两个W。我……只能风中凌乱。有人说，记者应该通过采访获得想要的内容，难道要直接发新闻通稿？话是没错，现实中还真有不少直接复制粘贴的“记者”，但是，你想过没，新闻通稿是什么？对于记者来说，新闻通稿是有效的素材，至少可以提供基本的新闻事实，降低采访成本，它就是公益机构为媒体提供的信息服务。通稿的内容越好，对报道的支持就越大，更利于机构传播。不提供有效素材，那还需要通稿做什么呢？如果你要保留流水账通稿，那么是否可以再出稿二、稿三？供媒体选择。当你发布某个项目，能否在有内容的通稿中把项目背景、对应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运作模式、项目规模、可行性分析、创新特点、社会价值等说清楚？如果你举办某个论坛或沙龙，能否在通稿中将主题相关的背景（含现象、分析），嘉宾有价值的观点、论证甚至研究等实质性的内容说清楚？这些是牛的“骨”，是有传播价值的内容，需要在活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到。简而言之，新闻通稿中，内容详略的背后是一种对传播价值的判断。以往，这些交给传统媒体的编辑来做，如今是自媒体时代，机构的传播官和决策者们，应该建立这样的传播思维。02.「借鉴“倒金字塔结构”」我刚做公益报道时，一些公益内容的通稿还是有不少实质性内容的。自媒体多起来后，公益机构发稿不再只通过传统媒体，他们自己就有发布渠道，例如机构公众号、头条号及短视频号等。内容传播的形式被打破，但其含金量也逐渐“水”了起来。而公益机构的通稿水平则有待提升。过去，报纸发布的消息稿，大多按“倒金字塔结构”撰写，这是新闻学中的“ABC”性质的常识，但我问过一些传播官，他们都不太知道。什么是“倒金字塔结构”？就是把新闻事实按照重要性排列，依次是重要、次重要、次次重要……看下图就明白了：消息体的倒金字塔结构。这个结构是如何流行起来的？不要以为传统媒体的方法很陈腐，这个结构源自阅读场景。在没有智能手机的时期人们如何读报？假如你在早餐桌边或者地铁上打开一份报纸，首先就浏览标题和导语，五到十分钟就可以浏览完一份报纸，再决定细读哪些新闻；假如你关注体育赛事、前方战事……从报纸标题就能先看到结果。这种结构的消息稿能够让读者在最短时间内了解重要内容。从采编上看，记者拿到重要消息时，采用倒金字塔结构可以不用考虑文章结构问题，第一时间成稿发回后方；对于编辑而言，假如要删稿，也可以直接从后面删起，不会漏掉重要的新闻事实。上述都是场景化应用，只不过这个场景属于上个时代。我曾以为在新媒体时代，这种形式已经落伍了，因为人们似乎更愿意看更多故事、评论和意见。然而实际情形不是这样，快速了解信息的需求甚至更大。因而我有一个观点，即微信公号运营的编辑诀窍在于做减法。那么我长篇大论地说了这么多内容，与公益机构的新闻通稿有关系吗？我并不认为通稿要采用倒金字塔结构，而是要借鉴。机构发布的内容，不管给谁读，都要尽可能简练且凝实。传播官在撰写通稿时，不妨考虑本次活动的内容中，哪些是最重要、次重要和次次重要的，这样有助于安排位置、详略得当。假如本次活动有三个重要领导和六个重要嘉宾出席并发言，且每人有至少三个以上的头衔，光是罗列出来就有两三百字。碰到这种情况，报纸编辑会毫不犹豫地删掉，你要保留也无妨，但能否把这些不太有营养的内容往文章的后面挪一挪，把重要信息放前面？在通稿中写入领导和嘉宾发言时，传播官要分析发言内容，摘出核心观点等实质性的内容，例如“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必须集中资源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第一要义”，而非“某某领导肯定了某某机构（项目）的有效探索”，或者空洞的“希望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某某领域中来，为某某事业做贡献”。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借南都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南都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发起开展的公益项目“好公益平台”名义实施违法诈骗活动。南都基金会严正声明：南都基金会及好公益平台从未开发及运营任何APP，从未以任何方式和名义，与任何机构和个人合作开展过“完成任务返利”“捐赠返利”等形式的资金筹集活动，其一切行为均与南都基金会及好公益平台无关。南都基金会和好公益平台的对外信息发布以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为准。我们正在咨询法务部门意见，搜集相关证据，并对冒用好公益平台名称，假借公益慈善捐赠之名发布虚假信息的组织和个人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最后，南都基金会提醒大家提高警惕，切莫上当受骗，如发现相关违法犯罪活动，请尽快到公安机关报案。南都公益基金会2021年11月22日附：南都公益基金会官网：www.naradafoundation.org南都公益基金会微信公众号：narada_foundation好公益平台官网：www.haogongyipingtai.org.cn好公益平台微信公众号：haogongyipingtaiEND分享、在看与点赞，想拥有一个~

2021年8月，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下简称：日慈基金会）发布了《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公益领域扫描报告》（点击文末“阅读原文”下载报告）。就此，我们采访了报告总策划、日慈基金会秘书长张真，与她聊了聊报告背后的观察与期许。日慈基金会自2014年正式开始运行，是家致力于青少年儿童心灵成长与幸福生活的非公募基金会。Q1是什么契机想做这份扫描报告？希望起到什么作用呢？

近日，民政部公布了《“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回顾了“十三五”期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对“十四五”期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了部署，提出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领域和保障措施。通读规划，结合对社会组织发展粗放式的观察，笔者的一个基本印象是：就社会组织发展来说“十三五”是调整期，这一时期的法律政策的主基调是规范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调整社会组织的发展由“多”“快”向“稳”“好”转变。“十四五”是发展期，发展是社会组织的硬道理。社会组织依然处在发展期，社会组织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01发展是“十四五”的基调“十三五”的调整为“十四五”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直以来，公益慈善“零成本”“零管理费”的新闻屡有传出。与此相对照，更多的公益慈善组织发起公益项目时，在项目预算中明确列支需要筹集的管理费，却引发了一些公众质疑和争论：捐款凭啥还得给机构“交钱”?

6月18日，民政部举行《“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规划》明确，到2025年，要达成“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联动机制和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进一步畅通和规范。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作用更加凸显”的目标。那么，“十四五”时期，社会组织、慈善事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等究竟将如何发展，需要达成怎样的目标呢？共同任务：广泛参与民政重点工作《规划》明确到2025年民政事业发展主要目标是：民政系统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明显缩小，民政事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实现这些目标，要充分调动广大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具体来说，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和慈善组织等需要在以下重点工作中发挥作用：第一，向乡村提供民政公共服务，共同推进乡村振兴。《规划》强调，“十四五”期间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一是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二是要提升农村地区民政公共服务水平。《规划》要求，鼓励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向乡村提供民政公共服务，共同推进乡村振兴。《规划》显示，农村地区民政公共服务包括社会救助，残疾人、孤儿等帮扶社会福利制度，困境儿童和留守老年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农村民政服务设施和村级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等。第二，扩大社会救助服务供给。《规划》强调，要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拓展“物质+服务”的救助方式，为有需要的救助对象提供心理疏导、社会融入、资源链接等服务，增强困难群众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社会救助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访视、照料服务。加强社会工作服务，帮助救助对象构建家庭和社会支持网络。第三，对口支援西藏、新疆。《规划》提出，要组织开展全国性社会组织、慈善组织援藏援疆活动。支持西藏自治区、涉藏工作重点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发展。强化宣传引导，动员各地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接需求，发挥优势，广泛开展救助、教育、文化、卫生等慈善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第四，创新提供城乡社区服务。《规划》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机制建设，普遍建立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清单，培育扶持一批具有较强专业性和信誉度的社区服务机构。强化政府引导，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志愿服务组织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城乡社区服务。第五，提供婚姻家庭辅导教育。《规划》提出，要通过公益创投、政策扶持、经费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专业人才，面向社区开展家庭教育、反家暴教育、恋爱婚姻家庭观念教育、生活减压和社会支持等预防性专业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婚姻登记机关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开展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推进婚前辅导教育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婚姻家庭辅导室（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在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覆盖率达到80%。第六，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规划》要求，积极动员村（居）委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开展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和服务，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关注、积极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各司其责、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要动员引导企业、公益慈善等社会力量参与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困境儿童的良好氛围。第七，满足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商业保险有益补充作用，保障不同层面照护需求。鼓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协会、企事业单位开展社区互助养老活动。构建乡镇牵头，村委会、老年人协会、低龄健康老年人、农村留守妇女、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广泛参与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格局。完善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农村为老服务社会组织，强化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大力培育养老服务行业组织，发挥行业协会积极作用。持续实施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升行动，大规模培训养老护理员、养老院院长、老年社会工作者。推动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每百张养老机构床位均拥有1名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迈进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陈小勇介绍，截至2021年5月底，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90万个，其中全国性社会组织2289个，已基本遍布所有行业和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发展正进入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迈进阶段。下一步社会组织管理方面会有什么要求？《规划》对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专门章节进行部署。一是要完善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要落实党建工作与登记、年检（年报）、评估“三同步”制度，按照应建尽建原则，持续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化，全面提高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质量。培养社会组织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鼓励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党组织书记依法依规交叉任职。推行党组织和管理层共同学习、共议重大事项等做法，发挥党组织在社会组织增强职工群众政治认同、依法执业诚信从业中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二是要深化社会组织领域改革。巩固深化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成果，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依法推进直接登记改革，制定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办法，强化发起人和负责人资格审查，加强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厘清各部门对直接登记社会组织和已脱钩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服务职责，构建登记管理机关、党建工作机构、行业管理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依法监管的新型管理体制。加快社会组织法治建设，做好出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有关工作，制定配套政策，推动各行业领域在立法中明确社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提高社会组织工作法治化水平。完善落实社会组织扶持政策，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管理服务能力建设。三是要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财务、人事、资产、活动、分支机构等内部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组织依法依章程开展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使社会组织成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拓宽扶持政策覆盖面，鼓励有条件地区打造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动员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按照国家规定，推动将社会组织纳入有关部门表彰奖励范围。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还被纳入到10个重大建设工程中，要求高水平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加大专业技能培训、管理经验输出、经费场地提供、人才队伍建设等支持力度，重点培育行业性、公益性、枢纽型社会组织和提供养老、助残、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等服务的社会组织。四是要健全社会组织综合监管体系。落实财务、会计、票据、税务、资产管理政策，完善社会组织非营利监管制度，规范社会组织涉企收费、对外投资、关联交易、募捐捐赠等行为。整治社会组织依托公权力强制入会、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等行为。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制定不同行业、领域、层级的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办法，实现管理对象、管理措施、管理效果精细化。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鼓励社会监督，强化社会组织信用监管。推动“互联网+社会组织”制度建设，完成国家社会组织法人库建设。完善清算注销制度，加快清理“僵尸”社会组织。加大执法力度，建立简易处罚程序，完善快速反应机制和综合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非法社会组织打击工作，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防范化解社会组织领域重大风险。值得一提的是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还成为“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15个主要发展指标之一，预期“十四五”时期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将达到1250万人。可供参照的是，“十三五”时期，全国社会组织数量达到89.4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超过1000万人，均比“十二五”末增长30%以上。社会工作：社工专业人才总量达到200万截至2020年底，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157.3万人，其中持证社会工作者66万人。那么，“十四五”期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规划》给出的预期目标是200万人。如何达成这一目标？《规划》强调要完善现代社会工作制度。一是构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助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工作推进机制。建立村（社区）—街道（乡镇）—区（县）三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按照“有场地、有设备、有人员、有服务功能、有工作流程、有规章制度”的标准，加快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在困难群众帮扶、老年人服务、困境儿童关爱保护、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社区参与能力提升、社会工作机构与志愿服务组织培育等方面发挥作用，成为基层治理与服务的重要力量。二是提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能力。制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标准和规范。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和发展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优先发展以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农村留守人员、流动人口、家庭暴力受害人等为重点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推进精神慰藉、教育辅导、婚姻家庭、矫治帮教、戒毒等领域社会工作，培养专业人才，实施品牌化建设。完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机制，发挥好社区志愿者、公益慈善资源协同作用，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三是扩大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支持民政服务机构与基层民政经办机构、社区和社会服务机构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配备和使用。支持高等院校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学位教育，强化优化专业建设和相关领域课程设置。鼓励一线社会工作者通过培训和考试提高专业能力，获得相应职业资格。建立分级培养机制和分类培训体系，提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和水平。实现“社会工作人才+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常态化，形成社会工作人才引领志愿者、志愿者协助社会工作人才开展服务的良性互动机制。此外，《规划》还强调，要总结推广乡镇（街道）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经验，推动乡镇（街道）社工站全覆盖，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推动健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长效机制，促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和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融合发展。慈善事业：三方面主要任务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重大命题。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对这个重大命题作了阐述，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慈善事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用如何做？《规划》对此进行了明确：一是要积极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改工作，出台关于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进一步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同慈善事业制度有机衔接，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保障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慈善力量积极参与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健全慈善力量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机制。二是要鼓励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发展。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激励扶持政策落地实施，协调有关部门完善税收等优惠政策，探索建立慈善行为记录和激励机制，鼓励发展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健全慈善表彰制度，鼓励社会公众、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加强慈善组织培育，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和行业自律，提高行业公信力。优化完善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年度报告、信息公开、公开募捐资格管理等制度，加强慈善活动监督，规范慈善主体行为，保障慈善财产合法使用。畅通慈善领域投诉举报渠道，加强监管检查力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要规范发展互联网慈善。健全促进互联网慈善发展的政策措施和监管体系，加大互联网慈善支持引导力度，激励互联网慈善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督促指导互联网募捐平台透明化、规范化发展。志愿服务：着力提升志愿服务站点覆盖率《规划》在“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15个主要发展指标中列入了志愿服务的指标——志愿服务站点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中的覆盖率预期将达到80%。《规划》强调，要加强志愿服务体系和社会参与平台建设。推动完善志愿服务政策法规体系，推进志愿服务标准制定和宣贯，协同推进志愿服务激励褒扬、保险保障等制度建设，配合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体系。培育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强化志愿服务与慈善项目、社会工作协同。推广应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推动乡镇（街道）、城乡社区依托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社会工作站建设志愿服务站点，为群众参与和接受志愿服务提供便利条件。加强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管理，持续推进志愿服务信息数据的归集和管理。推动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未成年人保护、婚姻登记等机构和城乡社区设置相对稳定的志愿服务岗位，在社会救助、养老助残、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组织开展专项志愿服务活动，培育一批志愿服务品牌项目。本文转载自公益时报微信公众号，略有删减。-END-推荐阅读

导语公益活动摄影首先会涉及法律问题。今年施行民法典以后，尤需注意。如用于公开报道，拍摄受益对象一定要取得授权，规避法律风险。现实情况比较复杂，授权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你可以无所顾忌地拍，但不一定都能用。本文作者顾右左是一名资深媒体记者，做公益报道多年，对公益传播也有一些观察和思考。他提出：公益活动中的摄影，要有图片思维。一张被用于传播的照片，背后要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故事。如果你是公益机构传播官，会如何准备机构传播所需的相片呢？（本文在原文基础上进行整理，略有删减。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01.2020年长沙之旅期间，我去岳麓区太平村找康勇忠，探访麓山少年成长营。康勇忠，人称“康师傅”，他发起的“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把营地公益和关爱事实孤儿结合起来，成为品牌项目。如今，他任秘书长的机构“大爱无疆”已从岳麓区走向湖南省，还要走向全国。当天恰逢成长营开营，来自全省的64名“麓山少年”和志愿者都在。我是带着相机去的，带着一种记录的直觉和热情——专门针对事实孤儿开展的夏令营可不常见，应该拍下来。我为什么从文字走向摄影？有两个原因：一是从记录的角度来说，两者不可彼此替代；二是摄影让我有一种未来感——是一种站在未来观察现在的创作过程。不是吗？当你拍摄孩子，难道不是为了留存某些感动的瞬间至未来？我问康师傅，能拍孩子们吗。他说不能。我说，拍志愿者呢？他说没问题。开幕式之后，志愿者带着孩子们互动。我掏出相机拍了几张就收了工——相机的长久在场是一种侵略，会破坏活动氛围。最终拿出来用的图片是这样的：我把志愿者放在视觉焦点，抓拍生动的表情。虽然“后脑勺”也不少，但不影响视觉效果。使用时可将图片周边适当裁剪，更突出志愿者，但不能裁太多，因为我想体现的是“场景”和“动作”。拍摄时用大光圈的将前景和背景虚化，即便有孩子露出侧脸，但只呈现轮廓。02.最近，我参加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展的一场公益助残活动。一家爱心企业向该基金会捐赠语音与文字转换的智能电话卡，用于帮助全国1500位听障人士进行日常交流。听障人士与健全人之间可以通过AI转换语音和文字进行交流，真是太棒了。发放仪式在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举行，一些听障学生当天就拿到了电话卡。活动方有要求：不能拍学生。我选择在仪式结束后进行拍摄，避免拍摄到孩子们。捐方的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如何使用这张电话卡，我拍摄了局部特写：从构图上来说，这张照片的画面体现了“手把手”的意思。三只手形态各异，构成了一个牢固的三角结构，支撑起画面。如果放大图片看手机里的文字，能大致看出这是AI识别语音形成的文字。不足的地方是图片没有体现出“残疾”与“健全”的元素。03.公益活动中的摄影，要有图片思维。文字和图片的思维不一样。比如描述某个场景，用文字和用图片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它们都属于内容思维。一张被用于传播的照片，背后要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故事。当你拿起相机或者手机，去拍摄将被用于传播的图片时，尝试着接近一种摄影师或者创作者的思维。单纯地把某个场景拍下来是不够的，你需要寻找角度、考虑光线、规避风险、选择适合于表达的元素，让照片简洁、有效地表达出某个主题。“彩虹村”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计划项目宣传图片。（图片来自好公益平台官网。）虽然孩子的表情看不到，但是工作人员（左）的关切、怜爱的情绪已经快要溢出照片了。三人中间的老人（应该是孩子的长辈），像一面镜子，已经“反射”出孩子的表情。这是一张明确体现“彩虹村”项目风格和成效的照片。不足的地方是有点欠曝，导致画面偏暗。04.我建议，公益机构不要把照片拍摄的主要任务交给不具备内容思维的工作人员甚至是志愿者，而是应该交给专业人员。假如你的机构有专职传播官员，他/她应该具备一定的摄影和图片编辑技能。如果没有专职人员，则机构负责人应该学习相应的传播技能。传播官应该对单次活动以及全年的图片收集、整理和传播有通盘考虑；与摄影师（大部分不太懂公益）沟通、协作，获取想要的图片；假如机构难以负担聘请专业摄影师的成本，传播官应该懂拍摄、处理和传播，最好还懂一些设计。这将有利于机构整体视觉形象的提升，体现在新媒体排版、年报设计等诸多方面。因此，如果要搞摄影培训，我认为应该搞小规模的培训，对象是传播官员或参与传播的人员，而不是全体志愿者。05.公益机构传播，需要准备什么样的图片？我这篇文并不尝试详尽罗列，原因有二：一是各家机构需求不一，未必契合；二是没有调查和实证，难免挂一漏万。我假设自己是一名传播官，开始罗列所需图片。最后大概可以归为四个层面。

导语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已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公益组织在《民法典》的实际应用中，可能存在哪些常见问题或误区？我们邀请了资深公益法律人士、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国科律师进行分享。（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关于肖像使用

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根据该规定，基金会的特点主要有：（1）以公益为目的；（2）设立财产来自于捐赠；（3）具有非营利性，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

南都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5月，是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始终坚持“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发展，带动民间的社会创新。

导语受国际同行提出的“慈善基础设施”概念启发，国内一些资助方希望探索更有效的支持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路径。故此，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CDR）共同发起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项目。《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通过引入“基础设施”概念，激发从业者，特别是资助方思考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当前面临哪些紧迫需求，哪些举措或机构对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类似基础设施的功能与价值，进而吸引更多资金投入于此，同时协助已经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资助方更好地制定自身策略，以及加强彼此间的协同合作。

导语去年，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话题首次出现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沃启基金会和资助者圆桌论坛（CDR）联合主办了名为“开聊行业基础设施

前言11月25日下午，由敦和基金会和南都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在线召开。十几位嘉宾（线上或线下）齐聚敦和基金会的北京办公室，围绕“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展现与展望”主题进行了讨论。这是业内第二次就“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话题举行的专门论坛了。首次就该议题进行讨论的活动是在去年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年会上，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沃启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CDR）主办了“开聊行业基础设施不止听还有行”论坛。在那之后，“基础设施”逐渐成为行业讨论的一个热词。（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是谁最需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为何要建设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早在2017年就对此进行了解释，“基础设施是公益行业的‘道路’、‘桥梁’、‘水’、‘电’、‘通讯信号’等，是支撑公益行业有效运作的基础性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公益行业中的所有组织开展工作并最终达成其使命。”在2019年的论坛上，有两位专家又对建设行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时任敦和基金会秘书长的陈越光老师表示，“我们提行业基础设施，是希望公益行业建构一种新的视野，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全局到个体，并据此思考问题”；福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官员谷青则认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已形成纵向的、分领域、分议题的发展态势，下一阶段应有更具战略性、关注整体的慈善行业发展态势了。基础设施对于行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值得思考的是，谁才是基础设施真正的受益者呢？建设行业基础设施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毕竟公益行业最讲使命。当然，所有公益生态中的要素都是基础设施的受益者，但我个人认为，处于行业底端的广大草根机构，无疑才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大受益群体。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讨论应该有他们的声音，他们最清楚自己的需求，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是缺少的，或者什么样的基础设施是不需要的。举办论坛的目的是协调各方资源，让基础设施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和完善。所以找谁发表意见，由谁发表意见，直接关系到某个群体的话语权与利益协调的公平性。但遗憾的是，今年论坛到场的嘉宾除了学者、基金会负责人和媒体外，并未看到草根组织的身影，用山东社创张健老师的话说就是：“到场的要么是‘金主’，要么是‘富二代’。”而且，一些嘉宾在谈到对草根组织的支持和资助时，称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草根组织的水平，比如参与者少、能力不足、信息匮乏……，所以在表达上说的最多的是“我们需要…，我们希望…”等话。的确，很多草根公益组织的素质和能力确实很低。我曾采访过一个地区枢纽机构的负责人，她告诉我说，他们资助的一些草根组织，项目计划书要指导半年才能写得比较完整，财务报表也要讲好几个月才能看得懂。草根组织大都是社群自组织，确实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也深知自身的需求何在。正因为草根组织能力低，才需要支持和资助啊。不然，做公益资助的目的何在呢？还有的机构负责人也告诉我，很多“金主爸爸”一听草根组织的能力是这样一种状况，转身就走了，“他们希望很快的有效果”。我们经常讲，公益是为了满足受助人的需求，但面对草根组织，一些资助者们却选择了“逃避”，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些资助者的公益动机了，到底是真的想促进行业发展，还是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做公益的道德情怀呢？此次论坛上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点击'阅读原文'获取）提出，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资源和能力两大核心要素的发展及其之间的良性互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就是回应促进单一要素发展和要素之间良性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共性需求的解决方案。描述虽然有点拗口，不太好理解，但的确指出了当前公益生态建设存在最突出的问题，即“资源”和“能力”的缺乏以及两者之间互动的不足，这让行业的“马太效应”愈演愈烈。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老师在论坛上也指出，这份报告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对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行业到底需要哪些基础设施，还需要更深入的评估，“哪些是当前非常迫切、满足程度又特别低、需要我们重点进行投入的；哪些虽然也重要，但可能市场就可以满足，也许不需要行业重点的关注和投入了”。所以，如前面所说，当我们在谈基础设施时，一定要注意广大草根组织的需求——这是全国数十万个草根组织需要的基础设施吗？不管是评估还是讨论时，一定要倾听他们的声音。最需要什么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目前公益行业最需要的基础设施是什么？或者说，行业发展中哪一部分被我们忽视了。我们先看三个数据。一个是社会组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据马庆钰教授带领的“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课题组测算研究发现，2016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达2789亿，仅占当年GDP的0.37%。另一个数据是，希望工程作为迄今为止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项目，30年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其中还不乏行政力量的推动。第三个数据是，2011年温家宝总理大笔一挥就是160多亿元，由中央财政负担680个县(市)的“免费午餐”。从上面这三个数据，我们似乎可以悲观地看到，社会组织在真正的解决社会问题上贡献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做公益呢？就在于公益的倡导作用和力量，试想，如果没公益力量的推动和影响，“免费午餐”会那么快地上升为国家行动吗？“希望工程”更重要的并不在于捐建了多少学校，而是掀起了全社会关注农村教育的热潮，从而促进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公益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倡导，通过倡导推动政策的出台，通过倡导链接人与人的信任，让“人人献出一点爱”，从而整合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来。山东省的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这几年发展态势非常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山东省慈善总会和山东社创重视倡导和传播，敢于拿出资金来搭建倡导和传播渠道，在做好项目的同时，把项目的理念、故事和模式也及时地传播出去，引发社会的共鸣，更多的资源才能进来。所以，对于想致力于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基金会而言，不容忽视与传播倡导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四两拨千斤”说的是比武之道，要借力打力。我认为，只有练好“四两”的倡导真功，才能推动公益慈善事业这艘大船快速前行。而当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时，能力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自然就会由“公益市场”去调节去解决。我想分享一个因为倡导做得好而年筹款千万的项目。某基金会在启动一个有关残疾儿童助养的项目时，项目负责人对捐赠企业的要求是：捐赠额的一半要拿来做倡导和传播。这种“劈一半”做倡导的做好看上去有点“不合理”，但正是如此，这个项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三年后，这个项目的年筹款额超过千万，到现在都比较稳定。之后，该项目负责人开始拿出资金和精力来为当地草根组织赋能，打造当地的公益生态建设，亦成果显著。古语说，“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需要“千人之力”，就需要倡导来集结“千人同心”。因此，对于整天喊着缺少资源的诸多公益机构而言，倡导才是当前最重要的公益基础设施之一，希望有更多的基金会能认识到倡导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为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上的发言。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谈论“公益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早，我先引用她的定义：“公益行业基础设施是一种软的基础设施，它是公益行业的‘道路’、‘桥梁’、‘水’、‘电’、‘通讯信号’等，这些‘基础设施’是支撑公益行业运作的基础性环境，有助于公益行业中的所有组织有效开展工作并最终达成其使命。”

导语11月25日14:00，敦和与南都基金会联合主办的CFF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点此了解活动详情，腾讯会议ID：141785868）试图从基础设施的视角，探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当前面临的关键需求和行动案例，以期激发更多行动方的参与，助力行业对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解从认知到行动不断推进。为了更充分、深入的探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议题，敦和基金会专访了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联合创始人魏晨，他针对该议题提出了独具一格的观察剖析视角——硬体、软体、韧体，并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发表论述：一、如何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其对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何价值？这方面紧迫且关键的发展点是什么？二、基金会如何支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发展？三、乐仁乐助如何构建组织自身的基础设施？在推动区域慈善基础设施方面有哪些案例和经验？观点提要🔹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对应到公益行业，我认为有硬体、软体、韧

导语11月25日下午，敦和基金会与南都基金会联合主办的CFF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活动报名|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有何价值？各方如何参与？），试图从基础设施的视角，探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当前面临的关键需求和行动案例，以期激发更多行动方的参与，助力行业对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解从认知到行动不断推进。为了更充分、更深入的探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议题，敦和基金会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结合时代背景及行业大环境，她提出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要在绕不过去的点上持续下功夫。同时，贾西津教授分别从纵向和横向视角，分析了不同生态点位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角色，极大丰富了“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外延。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要在绕不过去的点上持续下功夫Q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如何生成？我们如何理解、认识它？贾西津：理解公益慈善基础设施首先要了解公益慈善的生长逻辑和结构。公益慈善的第一层结构的出现，是因为公民基于人的自我发展和利他之心会产生很多需求，于是就成立兴趣性、学术性、服务性、互助性等复杂多样的组织以满足这种需求。当第一层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组织之间就会产生相互联合、服务的需求。当这种进一步的需求生长为一种体系性支撑结构时，就是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就像房子，除了砖、水泥，也会有柱子、房顶。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组织中，有一大类为各种各样的联合性组织，如联盟、网络、总部与分部等，如国际狮子会总部设于美国，在世界各地设立了4万多个分会。同时，在这基础上会逐渐形成为第一层结构的组织提供支持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要素，如资金、人才、技术、产权、政策、政府关系等。这种支持性组织也是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的一种类型。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是一种行业发展的内生需求。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不要有计划思维，想设计出一个蓝图去推动实现，而要把这种结构性需求看做是种子，采用松土找阳光、空气、水的方式，易化其自下而上的生长。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公益生态的意识，认知其生长规律，才更好促进生态。Q如何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你有何建议？贾西津：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主题：聚力共生

导语古人讲“郡县治，则天下安”，说的是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前途命运，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何尝不是如此？只有每个地方的小生态建好了，整个公益生态才能好。区域公益生态的建设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极大的价值，是公益的土壤。区域公益生态建设作为南都基金会2020年探索的重点，我们策划了该系列内容，将访谈相关领域的一线实践者、专家等。本文是区域公益生态建设访谈系列第七篇，本期嘉宾是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下称“云南连心”）主任兰树记。他认为，公益生态建设应该“因地制宜”，需要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依据当地特点和实际需求，在纵向维度从一个个村、镇、再到区县市由下而上的营造构建，在横向维度则需要从老幼、病患、环境、灾害等不同领域方向进行打造构建，形成多元而丰富的各地区域公益生态。（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科班出身”却担心被说“不务正业”马广志：看履历，你一直在社工领域工作，曾获得首批“全国专业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称号，你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兰树记：我是2002年到云南大学就读，高考志愿填报了法学、经济学这样的热门专业，但分数达不到，就被调剂到社会工作专业。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教育，尤其注重学生的实习实务训练，所以大学期间除了课堂学习外有很多实践机会。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做实务，所以专业实习之外，我还参与了云南本地一些公益组织的志愿服务与实践活动。禁毒防艾、街头流浪儿童救助、城中村的流动儿童服务、残障人士协同、工友职安健工作等领域都有所涉猎。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看见了原来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和家庭需要得到关注，还有许多的社会问题迫切地需要社会力量去想办法参与解决。也感受到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训练，不仅教会我们如何运用好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思考的底层逻辑、专业价值观得到重塑，也慢慢学会运用专业的理论去看到每一个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找到症结，进而采取有效行动让事情得以改变。马广志：这种丰富的实务经历对就业应该是帮助很大的。兰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