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1963年度以《焦虑》为题的研讨班上，拉康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来专门探讨焦虑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问题。这一时期的拉康虽然依旧重视语言能指及其所属的符号秩序，却也开始愈发强调超出“符号界”（le

China直观：想象变更，还是既视结构？——再论胡塞尔、弗洛伊德的超越论构造主体拓扑学之认识论基础研究——以勒内·托姆关于“连续-离散”的研究为参照

Accommodation）：语言包容性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必要条件。某种语言如果不能为其他语言内的概念留出空间，跨文化实践的努力很可能会付诸东流。阿兰·乐比雄（Alain

Ibid.p.62.[19]参见邓晓芒，«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初探»，载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第2期，叶朗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0]René

也可参见拙文：“胡塞尔、弗洛伊德论‘无意识’”，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2]从发生角度对胡塞尔与弗洛伊德的关系的研究请参见Brudzińska,

认为道德受虐者试图引诱攻击者。一些精神分析的理论家认为受虐者想要保持与那些他们童年曾经深受其害的客体的连结。Fairbairn(1954)描述“受虐防御”或者这个全力以赴（all

云直播11月7-8日会议安排注：11月2-6日“济心理学苑”公众号将推送本期研讨会相关补充资料，供大家研读，敬请关注。主讲介绍童俊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

识的谱系变化的产物，又是随时有可能在新的谱系变化中产生的。这里可以再次联想一下大禹的例子。他能以疏导治水的前提是，他并不相信天地间的一切水道当然地视为永恒神圣的“渊源”，

原文发表于《浙江学刊》2019年04期本文为同济“精神分析与人文”系列研讨会—10月31日“精神分析与心理病理学”主题研讨补充资料（主讲：徐献军教授）雅斯贝尔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批判

注释：*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好友、同事江绪林博士。[1]参见吴冠军：《价值多元时代的自由主义困境：从伯林的“终身问题”谈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年第4期。[2]

同济“精神分析与人文”系列之四2020年“临床与思想”中欧学术研讨会暨同济大学心理学系和未来招生介绍会时

Creutzfeldt-Jakob）。病例多因注射人脑垂体萃取的荷尔蒙或移植人脑黏膜而出现，最初的目的是治疗幼儿成长障碍或女性不孕。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顿·盖杜谢克（Carleton

Pp839-840）。[9]由于这一方面的评述已经过多，诸如《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与《卡桑德拉的女儿》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关于精神分析运动的学派史作品，本文在此不再赘述。研讨会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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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在义旁分配或添加到谐声字（假借字）的过程中，义旁的意义从单义变成了多义。比如“木”旁，前面已指出它是一个象形字，象由树冠、树干与树根组成的形，依这一形态学的特征我们有：

2012。译著多部，代表译著为《灵魂的家庭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城中城》，世纪文景出版集团，2016。在《社会学研究》、《社会》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陈晋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