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光荣在专业财经期刊《财政监督》杂志2024年第8期发表文章《从五个角度理解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将全文发布如下：01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自2008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总基调一直是“积极的”，但每年的“积极”程度存在差异，这从《政府工作报告》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修饰词上可以一窥端倪。近七年来财政政策修饰词一直都有“增效”一词，这体现了近些年来财政一直在优化支出结构，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全面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在“增效”一词不变之外，2019年、2020年、2023年和2024年都提到要“加力”，而2021年和2022年的表述则未提加力，但是要“更可持续”。从修饰词比较上可以看到，今年再次明确提到“加力”，显示财政政策是更为积极的。但是“加力”前面还额外有一修饰词“适度”，说明积极的幅度也是有节制的。从今年预算的数字上，可以更加精确地看出今年财政政策的加力幅度。具体而言，分为两个维度：一是赤字与举债规模。一般预算赤字和地方专项债额度分别比去年年初预算提高了1800亿元和1000亿元。更重要的是，今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万亿元。合计来看，政府举债规模比去年年初预算提高了1.28万亿元。如果计算赤字率，公布的狭义的赤字率仍然在3%以内，但如果把地方专项债和特别国债加入进去的话，广义的赤字率实际上已经超过8%，相比过去两年都有明显的提升。二是财政支出强度。从财政政策发力渠道来看，财政支出是构成国内需求的重要部分，全口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0%左右，提升财政支出强度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抓手。今年一般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强度均有所提升。一般预算支出比去年增长4%，一方面来自赤字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来自于2023年四季度增发的万亿国债，大部分资金结转2024年使用。由于今年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计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相比去年大幅增长达18.6%。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合计支出增长7.9%，支出强度明显提升。财政支出规模来自于财政收入与政府举债。2015年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尽管很多年份赤字和举债规模上升，但因为减税降费使得财政收入增速较低，所以财政支出强度在过去很多年提升幅度有限。但今年不同的是，没有再明确出台新增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更多强调的是落实好已有的结构性减税举措，稳定宏观税负。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加上举债规模的提升，使得财政支出的强度明显上升。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今年财政政策是“稳税、增债、扩支出”的组合。02如何理解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组合可以从以下五个角度来理解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理解财政政策“加力”在增债和扩支出带动下，今年财政政策有所加力，这对当前稳定预期、拉动内需具有重要意义。去年我国实际GDP增速是5.2%，但名义GDP增速只有4.6%，GDP价格指数为负，CPI仅上涨0.2%，PPI负增长3%。价格指数是反映宏观供需关系的最主要指标，因此从价格指数上看，当前宏观经济仍然面临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通过扩张政府支出，尤其是基建投资支出拉动总需求是我国逆周期政策的一个最重要工具。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去年统计数据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相对较低，去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2.8%。从分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来看，基建投资增速是5.9%，社会领域（主要是教育卫生文化）投资增长0.5%，房地产投资比上年下降9.6%。相比之下，2015—2018年逆周期政策调控中基建增速都接近20%，近年来基建投资增速明显处于低位。今年通过增加举债，尤其是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可以很好地拉动基建投资。基建投资不仅是财政政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重要载体。基建投资一部分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另一部分则来自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和民间投资，通过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可以发挥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增加投资，进一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二）理解财政政策加力要“适度”今年财政政策加力是“适度”的，赤字规模、支出强度同比去年有所提升，但并非大幅提升，没搞大水漫灌，这与适中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匹配，适应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是5%左右，这一增长目标是适中的，接近去年5.2%的实际增长率。一些学者估计中国当前潜在GDP增速仍然在5%—6%之间，且疫情前GDP增速2018年是6.7%、2019年是6%，与之相比，今年目标增速不算很高。这体现了当前中国经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实现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有机统一，不过分追求粗放式、数量型的增长，要同时注重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相应地，在财政政策加力上掌握好了“适度”，在适度加力的同时强调“提质增效”，在支出结构、效益、效能上下文章，通过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来牵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财政政策加力“适度”，不搞大规模举债刺激，也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财政可持续性的要求。当前，我国纳入预算的政府显性债务负债率（负债与GDP之比）还不高，在50%左右；但是，如果把地方政府仍然广为存在的隐性债务计算在内，广义公共债务率超过了90%。通过将政府新增举债规模控制在适中的水平，既有助于为今后几年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保留政策空间，也有助于在更长时期内防范债务风险。（三）理解财政政策“稳税、增债、扩支出”的组合2015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已经从22.1%降到17.2%，税收占GDP比重从18.1%降到目前14.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比口径计算，广义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9.1%下降至当前的24.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宏观税负的下降确实体现了大规模减税降费落到实处，但如果一直下降，则会进一步加剧收支矛盾，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从长期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要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支出仍将刚性增长。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经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对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需求也会上升，现有的财政收入规模难以支撑这一需求。因此，今年积极财政政策是在扩张债务和支出端发力；在收入端是以稳定宏观税负为主，未出台新增大规模减税降费举措，主要是落实前期出台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以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为主。（四）理解万亿规模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财政政策适度加力的重要工具是发行万亿规模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亮点之一在于“特别”的用途，专项用于“两重”领域建设，按照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的介绍，超长期特别国债将重点投向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建设。重点投入这些领域有助于发挥政府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是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重要体现。其亮点之二在于超长期，有助于合理利用财政政策空间，提升财政可持续性。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当前中央财政负债率较低、回旋余地大，相比地方财政有更大的举债空间。今年新发行的1万亿元特别国债由中央承担还本付息，一般预算赤字的82%也都是中央财政赤字。而且，《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未来几年还会持续发行特别国债。通过中央适度加杠杆，可以降低地方举债的压力，有助于当前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第二，此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预计很大一部分期限在30年以上，相比于地方专项债平均15年左右的期限，时间上大幅拉长。这意味着，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央财政仅需为此支付利息，还本时间点延后，以时间换空间，可以缓释债务偿付压力，有助于财政可持续性。同时依靠中央财政的信用，国债发行利率低于同期限地方政府债券，有助于降低政府综合举债成本。（五）理解地方专项债的“提质增效”今年地方专项债新增限额比去年提高了1000亿元的规模，不仅规模有所提升，发行和使用也有两个明显的亮点，有助于提质增效，增强其在财政政策中提振经济的效能。第一个亮点是扩大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的范围。把供热供气等领域纳入项目资本金的范围，通过更多专项债作为项目资本金，可以有效缓解当前地方财力不足导致的很多项目缺资本金问题。同时，有了资本金作为撬动，可以更好地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这些领域，更好发挥财政投资的扩大带动作用。第二个亮点是明确提到专项债要向项目准备充分、投资效率比较高的地区倾斜。优先支持准备充分的项目，可以更好地推进资金落实到项目，尽早形成实物工作量，从而在提振内需上缩短传导链条，减少时滞。从过去几年专项债额度的实际分配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拿到了更多的专项债限额，部分违背了专项债额度分配管理办法中向财政实力强、债务风险低的地区倾斜的原则。实际分配和文件规定存在一定出入，主要出发点是解决财力薄弱地区的燃眉之急，但也增加了长期偿债风险。这些地区多面临人口净流出问题，基建投资项目使用率偏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偏弱。今年专项债额度的分配，明确提出向投资效率较高的地区倾斜，一方面有利于债务风险的防范，另一方面也是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重要体现。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近日，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的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深圳金融论坛在深圳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在全体大会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作主旨演讲。5月25日，观察者网发布其发言全文，现转发如下：去年底召开的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提出“八个坚持、五篇文章、六个强大、六个体系、四个必须”等几十项任务，其中专门指出：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以及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在中央文件中，这种提法尚属首次。日前，财政部已公布了今年超长期国债的发行规划，包括20年、30年、50年期三种，总额达一万亿元。可以预料，为了促进国债市场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有效机制，中国还将发行更多的短债。这意味着，国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金融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理所当然要对其展开深入研究。中国的政府债务近年来增加较快，如今总规模已居全球第二。但是，与大多数国家政府债务以中央政府（或主权债务）为主的结构不同，中国的政府债务中，地方政府债务占据60%以上，这就使得我们的政府债务存在着较大的信用风险。中国的这种以地方债为主的结构以及地方债存在较大信用风险的状况，主要与中国的央地关系和财政关系尚未理顺有关。因此，要实现中央金融工作会的目标，仍须持续推进多方面的改革。有效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需回答好三个问题。一是国债发行的必要性。这个问题关涉政府宏观调控的功能问题。毫无疑问，政府收支出现赤字、进而发行债务，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政府支出，以弥补宏观经济中的需求缺口。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企业和居民等微观经济体支出不足，导致国民经济平衡出现了需求缺口。这种状况很早就引起中央的关注，去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其根源则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在私人部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通过增加支出来弥合这一缺口，发行政府债务就不可避免。除了发行赤字债，政府经常还会发行一定规模的非赤字债务。发行非赤字债务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筹资所用的项目大多是那些适合由政府出面从事的公用或准公用事业。专项债、城投债、平台债等等，都属于项目债。总体来说，这些债是自偿性的。因此，发行此类债务需要进行项目的经济分析，需要考量偿债资金来源，项目管理的可靠性等。无论发行何种债务，债务的期限结构都必须设计精当，因为债务融资是对资源的一种跨期配置。既然涉及到跨期，就必须考量债务成本的跨期分担，以及债务项目效益的跨期分配问题。二是国债的购买者结构。政府债务发行有极强的货币政策效应，这与国债的购买者结构密切相关。关键要协调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从与货币供应的关系出发，国债的购买者可以分为非金融部门、央行、金融部门以及国外购买者等四类。其中，非金融部门购买国债是典型的金融行为，不增加货币供应，是非通胀性的。央行购买则可能导致货币供应倍数扩张，而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购买则具有等额通胀性，其实质也是债务货币化。至于国外部门购买，其效果等同于引进外资，对于国内经济也有扩张性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国债市场是整个社会流动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发达的国债市场，已经成为各国货币当局管理流动性的重要场所和机制。国债可以成为央行之外的金融机构的“二级准备”，这是与央行从流动性管理入手来实施货币政策的机制互为表里。国债可以成为非金融部门，特别是居民部门的金融资产。由于安全可靠，它已经成为居民部门重要的金融储蓄手段。三是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债务的可持续性是本世纪以来全球面临的问题。债务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和可持续性标准。微观层面，债务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债务与息税收入的比例，质言之，债务的可持续性是指债务归还规模不大于息税收入，即借债要用于生产和创造财富，且创造的财富新增量必须超过债务的利息支付。宏观层面的考量与围观考量原理相同，但涉及的因素更多一些。一般地，我们可用“债务/可付息收入流”来衡量债务的可持续性。对于“可付息收入流”，可有不同的界定，衡量债务可持续性的方法便可有多种，而且彼此间相互补充。一是“利率/经济增长率”，即将利息支付和经济增量相比较。这种分析认为，只要债务支付的利率水平低于经济增长率，使得运用债务所产生的现金流能够支撑利息偿还，债务便具有可持续性。二是“利息/债务保障率”，即国民储蓄对债务余额之比。其基本含义是，对于国家而言，能用于支付利息的资财来自该国的国民储蓄，因此，该比率可以有效衡量该国债务的可持续程度。设计完备的国债管理机制必须把债务和可付息收入流的关系作为核心加以管理。我们的计算表明，2012年，中国全社会付息额超过了当年新增储蓄，已经对我国债务的可持续性敲响了警钟。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入手，其中，降低融资费用是必要一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降低融资费用作为今后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容提出，确属高瞻远瞩。最后，我们再把眼光聚焦到全球债务上了。毋庸讳言，全球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前四次债务浪潮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并对其经济金融发展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本世纪以来的全球债务危机则显著不同，此次债务危机既涉及发展中国家，更涉及发达国家，涉及那些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权的那些老牌发达经济体，这将对世界经济金融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总之，考虑到国债作为居民金融资产的潜力，以及国债在金融体系中调控流动性的功能，需要对国债的设计和管理进行深入研究。希望人大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就此展开研究，为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真知灼见。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人大重阳网讯：5月19日，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的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深圳金融论坛在深圳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共同协办。论坛围绕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金融“五篇大文章”等主题，邀请百余位政产学研专家汇聚一堂，共论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活动现场图在上午的全体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委金融工委书记罗晃浩先后致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主持全体大会环节。张东刚在致辞中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以“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主题举办首届深圳金融论坛，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与深圳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又一共同行动，也是深化校地合作的又一重要成果，更是携手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又一创新探索。植根深圳这片金融理论和实践沃土，中国人民大学将始终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充分发挥一流学科引领作用，聚力打造金融理论研究的前沿基地、服务金融现代化建设的智库阵地、一流金融人才培养的示范园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以金融强国战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重点任务，当好建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领头雁”，做好推进金融业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智囊团”，建好培养堪当建设金融强国重任的时代新人的“人才库”，为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深圳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功能提供有力支撑，为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罗晃浩向首届深圳金融论坛的举办和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四十余年来，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金融高质量发展，又为金融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遇。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在深圳成立金融高等研究院、举办首届深圳金融论坛，围绕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等主题开展深入研讨，将有力推动学科研究、产业发展。深圳将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的发展，与中国人民大学一道共同构筑金融人才高地，为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林尚立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既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考察调研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与深圳共同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标志着中国人民大学和深圳开启了校地经济金融合作的新篇章。世界级的湾区必须是世界级的金融科技创新高地。立足深圳和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战略支点，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着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金融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以强大的金融学科、金融人才、金融智库为支撑，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与深圳市携手并肩、和衷共济，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优势，更加深刻领悟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这一价值取向，更加深刻领悟建构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使命任务，为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高质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和金融强国建设贡献人大力量。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马建堂，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委金融工委书记罗晃浩，深圳市宝安区区长王立德，招商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王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汝津和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共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揭牌。据悉，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由中国人民大学依托财政金融学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共同组建，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服务社会需求，服务学科建设”为原则，充分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在大金融学科及相关领域的优势，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致力于将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打造成为立足深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金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创新高地，不断为全球金融学科发展贡献“中国样本”与“中国方案”。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尚福林，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马建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原主席沈联涛，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先后发言。戴相龙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作主旨演讲。他表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亟需建立和完善中国式现代金融体制，保持货币信贷供应适度有效，促进融资结构合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做好金融服务的五篇大文章。要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是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金融制度。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目标，建立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要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能力，提高货币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保持货币供应适度，充分发挥利率政策对金融宏观调控的作用，为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宏观环境。要着力改善金融业结构，扩大股票融资，逐步改变社会资金“钱多本少”的问题。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建设。要全力做好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的五篇大文章。明确五项金融服务的业务性质，由易到难全链条做好五项金融服务，分门别类制定和完善五项金融服务的管理制度，最终为建立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新动能。尚福林以“新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如何更好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经济高质量”为题作主旨演讲。他表示，提升金融业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能力，一是要深刻理解新质生产力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与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是紧密相连的，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响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二是要客观认识金融业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金融体系结构难以满足投融资渠道的需求、金融产品服务难以匹配科技创新的需求和金融风险防控机制难以适应科技创新的特点。要在这些薄弱环节开展研究创新，更好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三是要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努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逐步建立结构合理、分工协作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创新能力，释放市场活力。要不断完善多样化、专业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创新金融产品与融资服务，充分发挥科技赋能的作用，提升金融服务的智能化、便捷化水平。要系统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确保金融系统稳健运行，主动应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风险及不确定性。马建堂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题作主旨演讲。他表示，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人口总量和结构的重大变化将对我国的经济和金融活动造成深远影响。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关系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他从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趋势、人口发展的现状及相应对策建议等方面作了详细解读。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又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为此，需要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从延长人口数量红利、拓展人口质量红利、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等方面入手制定相应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论述，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加快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李扬围绕“建立高质量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作主旨演讲。他表示，围绕建立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及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他认为，有效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需回答好三个问题。一是国债发行的必要性。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仍是我国当前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重要挑战，政府需要通过发债来增加支出、弥合需求缺口。二是国债的购买者结构。政府债务发行有极强的货币政策效应，这与国债的购买者结构密切相关。关键要建立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实现预期与经济产出的双向促进。三是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微观层面，债务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债务与息税收入的比例；宏观层面则需要考虑债务和可付息收入流的关系。全球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四次债务浪潮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并对其经济金融发展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此次债务危机既涉及发展中国家，更涉及发达国家，将对世界经济金融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希望人大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就此展开深入研究，为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真知灼见。吴晓求以“建设金融强国，一个艰难而伟大的目标”为题作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进程中，既要遵循金融发展的一般逻辑与共性，比如货币国际化与金融体系的开放性，也要具备中国特色，兼具硬实力和软实力。我们要建设的金融强国，应当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体现金融普惠性并且能够为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作出中国贡献的金融强国。一方面，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具备强大的、有竞争力、有创新能力的实体经济基础，为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有成长性的资产；另一方面，建设金融强国，必须抓好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这三个关键环节。具体来看，第一，市场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的市场化，就不可能满足各类市场主体日益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第二，法治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基石。中国要具备完善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设计，使全球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发展具有基本信心，为金融合作打下坚实基础。第三，国际化是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要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活动中的参与度与影响力，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沈联涛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立足中国国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追求人类幸福与福祉，而非单纯追求GDP增长。中国的金融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从银行体系的建立到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再到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融体系。从全球角度看，金融与发展的关系日益清晰。金融的本质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的需求，但全球低利率和银行管理不善可能导致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由全球多数国家走过的金融发展道路不难分析得出，金融体制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尤其在地缘政治紧张和供应链断裂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当前，中国的实体经济在硬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实力雄厚，在软件和高科技产业方面也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高质量发展应当建立在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其目标是为人民创造和平繁荣的未来。这需要政府部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协同配合，建好建强金融基础设施，为市场服务、为老百姓服务、为经济金融大局稳定繁荣发展服务。19日下午，本次论坛六个平行分论坛同时举办。平行论坛一“中国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与前瞻”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王芳主持论坛。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文科一级教授王国刚、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参事室）研究员纪敏、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研究中心主任丁志杰先后发表主题演讲。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马勇发布《中国宏观金融形势指数报告》。在主题研讨环节，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钟红，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陈选娟，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长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宗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王芳，先后围绕分论坛主题进行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何青主持了主题研讨环节。平行论坛二“科技金融与新质生产力”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涂永红主持论坛。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易、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新东、北京银行副行长王健作致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中山大学吴小兰讲席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昌文先后发表主题演讲。随后，北京银行深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赵建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新东，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执行院长宋科共同为三方联合设立的“科技金融联合创新实验室”揭牌。在主题研讨环节，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澳门科技大学原副校长、讲席教授苏育洲，北京银行公司业务总监房旭，深圳微言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聪，李群自动化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石金博先后围绕分论坛主题进行发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邱志刚主持了主题研讨环节。平行论坛三“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由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主持论坛。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杨帆作致辞。随后，《中国ESG评级剖析及未来发展之道》研究报告发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莫万贵，北京绿色交易所副董事长、北京绿色金融协会秘书长梅德文，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副总经理、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副秘书长林殷先后发表主题演讲。在主题研讨环节，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教授、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张俊杰，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华文超，联合绿色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戴麒佳先后围绕分论坛主题进行发言，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长杨帆主持了主题研讨环节。平行论坛四“结构转型中的普惠金融”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共同主办。深圳卫视主持人王海东主持论坛。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招商银行副行长朱江涛、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更强致辞。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招商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王研京先后发表主题演讲。随后，《招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发展报告》发布。在主题研讨环节，招商局创投首席投资官李忠桦，招商银行总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刘学武，深圳征信服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罗煜，南方电网互联网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国强先后围绕分论坛主题进行发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瞿强主持了主题研讨环节。平行论坛五“养老金融新业态与新模式”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保险研究所共同主办。平安银行金融同业部总经理助理杨城主持论坛。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吴晓求，平安银行首席资金执行官王伟作致辞。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冯润桓，平安养老险党委委员、养老资管总监吕建勤先后发表主题演讲。在主题研讨环节，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申曙光，平安理财首席产品官刘凯，平安银行基础零售部总经理陶然，平安信托信托服务事业部高级董事总经理宫丽平，鹏华基金社保及养老部总经理潘超，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副主任、教授何林围绕分论坛主题进行发言，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中国保险研究所所长、教授魏丽主持了主题研讨环节。平行论坛六“数字金融与高质量发展”由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共同主办，金融科技50人论坛协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主持论坛。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孙华玲，徽商银行深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洪伟作致辞。徽商银行首席信息官王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朗华集团董事长张春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先后发表主题演讲。在主题研讨环节，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周道许，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并购与投资研究所所长汪昌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法规咨询部（研究部）主任肖翔围绕分论坛主题进行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郭彪主持了主题研讨环节。19日晚间，人大深圳·金融家夜话“桃花源里话未来”举办。该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深圳市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深圳市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财金分会承办。深圳市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会长周锦泉主持了夜话活动。活动中，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家校友代表齐聚一堂，共话中国金融未来发展。推荐阅读央视、凤凰等6大媒体聚焦采访人大重阳的对俄看法纽约时报、FT等美英顶级媒体引述这家中国智库的对俄观点当面问普京“怎么看中俄十年合作”，剖析10大潜力领域普京访华前，俄罗斯一批政商代表团来华研修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5月16日至17日，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此前后，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俄罗斯塔斯社、“纽带”新闻网、“riamo”，新西兰33中文台特别节目，香港《南华早报》等就普京访华、中俄关系等话题采访报道和援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的相关观点。现将内容整理发布如下：美国《纽约时报》5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引用王文观点。文章指出，尽管时常有欧洲政客公开高调地挥舞着自己对中国的拳头，但他们内心很清楚，欧洲离不开与中国经济合作的贡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上周在观察者网站发文写道，越来越（多）欧洲人变得清醒，失去了俄罗斯之后，不能再失去中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引用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俄罗斯未来重塑，中国可积极引导——2022年以来5次赴俄罗斯深度调研21个城市的智库报告》研究报告的内容。王文表示，俄罗斯在应对西方制裁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其金融业仍较为薄弱。虽然中俄贸易以本币结算的比例已从2022年的45%上升到目前的95%，但中国对俄年均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而俄罗斯对华投资则更少。中俄之间的金融合作机制尚未完善，缺乏市场风险缓释工具、充分的信息交换和监管机制以及高效的支付结算渠道。新西兰《33中文台》▲点击查看视频5月15日，新西兰《33中文台》特别节目在YouTube直播专访王文。王文表示，中国被欧洲和美国媒体广泛认为是解决俄乌冲突的关键角色，但实际上中国是独立于冲突之外的第三方。中国一直在积极劝和促谈，没有向任何冲突方提供武器或介入战争，而是希望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中国不是解决俄乌冲突的最后钥匙，而是提供平台和条件来促成和平解决方案。欧美国家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特别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其在冲突中的作用。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已经为促进全球停火做出了努力，并且反对使用核武器。普京总统访问中国是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体现，体现了两国关系的亲密无间性。香港《南华早报》5月13日，香港《南华早报》大篇幅引用人大重阳《创建新通道：中俄双向投资现状、挑战与建议》（中英文）研究报告内容。文章指出，一家中国研究机构表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想要绕过西方因莫斯科在乌克兰的战争而实施的经济制裁，两国应该探索使用自己的平台并可以利用相对较小的银行来结算付款，同时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关系。报告建议，为解决目前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投资困境，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新的支付结算渠道，并化解对金融机构的二次制裁威胁，例如两国可以使用俄罗斯央行的金融报文传输系统和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两者都可以代替SWIFT。俄罗斯-塔斯社5月8日，俄罗斯塔斯社就习近平主席欧洲行采访王文，在题为“习近平在欧洲展示了反对新冷战的意愿”（Эксперт:

编者按：2024年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开启连任之后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自2022年9月起先后6次赴俄罗斯21个代表性城市交流与调研，还曾当面提问普京总统，撰写并发布赴俄罗斯深度调研的《俄罗斯未来重塑，中国可积极引导——2022年以来5次赴俄罗斯深度调研21个城市的智库报告》。报告学术版首发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报告中提出的积极参与俄罗斯未来重塑、提升中俄全方位合作深度广度的十点建议引发广泛关注。现重点节选建议部分发布如下：▲2022年10月27日，在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王文当面提问普京总统，普京一一回答。从俄罗斯过往600年崛起进程、资源潜力与民族特性看，结合笔者21个城市的调研经历可知，即便当下外部面临西方制裁、内部处于经济困境，俄罗斯崩溃的可能性不大。相反，从当前俄精英层的深度反思看，俄罗斯的未来重塑之路已开始。尽管中俄未来合作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西方制裁升级恶化中俄经贸合作的外交环境，但俄罗斯对华开展经贸合作的意愿空前强烈，大量欧美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为中国企业创造空前机遇，数字经济使两国合作广度与深度空前加大，中国正面形象在俄罗斯社会空前提升。对此，两国应继续“结伴不结盟”，继续牢固政治互信，长期树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尤其尽力让未来俄罗斯的再崛起，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如1980年代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发挥的外部影响力那样，未来中国有必要对俄罗斯再崛起施加外部牵引力。▲本文节选内容学术版首发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为此，根据两国元首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相关精神，结合本次深度调研俄罗斯的具体内容，笔者提出积极参与俄罗斯未来重塑、提升中俄全方位合作深度广度的十点建议：01持续提升俄罗斯在中国整体国家战略中的比重俄罗斯是中国对外双边元首会晤最多的国家，俄罗斯的地缘、农业、能源与全球战略策应等方面对中国的至关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实际对外交往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美国及西方不少国家的重要性都高于俄罗斯。比如，中国媒体更关注美国新闻，一报道俄罗斯，通常都与俄乌冲突相关。中国社会的集体心理更了解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则相对陌生。中国学术界更愿意引用和翻译美欧学者的著述，而忽视俄罗斯。美国学者、官员来华能见到的中国高层的级别通常也高于俄罗斯。中国与美国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的落实度，远高于与俄罗斯机构签署的协议，以至于一些外界挑拨中俄关系是“貌合神离”、“上热下冷”、“政热经冷”。诚然，所谓“美国更重要”是源于社会惯性、博弈重心、国力差异等因素，并非中国决策者本意。长期以来，中国秉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方针，俄罗斯兼具有四者的共性，俄罗斯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俄罗斯的至关重要性需要有更主动、更强有力的机构和落实措施，如设立欧亚合作委员会等，撬动中国政府各级部门倾注更多精力、人力与财力，塑造全方位的中俄紧密合作关系。从当下的现实状态看，中俄合作越紧密、越立体，越有助于稳住对美关系。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序列应当继续前移。如果说对美国能否保持战略稳定，关乎中国未来是否能更好发展；那么，能否强化与俄罗斯资源合作与战略协作，关乎中国未来的更好生存。02拓展以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为主题的中俄新发展战略的合作针对上合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以及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调等宏观合作的细节部分，中俄还需务实推进并释放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为主题的合作潜力与前沿优势。中俄需要加紧开拓在数字基建、数字国家治理、数字人才培养和行业投资、5G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前景，建设一批中俄数字经济示范项目建设，支持中国企业利用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京东等大型全球购物平台）在俄扩大发展，强化俄罗斯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升级，打造“学会+大学+基金+园区+服务”合作模式，全链条地数字化改造装备制造、能源化工、食品医药、农业、文旅等传统产业，共同培养高端人才，促进数字技术开源开放和信息互认共享，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此外，在欧盟决心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提出将征收碳边界调节税的背景下，中俄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合作应有被倒逼的压力。中俄两国在环境保护、能源转型、绿色技术、

人大重阳网综合《北京日报》、《南华早报》报道：“在亲眼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这一切之后，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中国正在发生真正的奇迹。”一位俄罗斯圣彼得堡立法议会议员在中俄政治领导力国际研修项目上感叹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6日至1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普京访华前夕，首个中俄政治领导力国际研修项目于5月11-13日在京举行。19位俄罗斯议员、商界和媒界精英人士到访北京，完成了为期三天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科技研修培训。▲点击查看视频该研修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持推进。三天研修先从泸州老窖北京中心体验中国酒文化开始，再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北京前门等地，通过实地调研、巴士观光等形式感受中国教育、高科技和文化的最新进展，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听取资深外交官的主题授课与内部交流。▲5月11日论坛开幕式现场研修项目最重头的环节是11日举行的“中俄投资论坛（2024）暨中俄政治领导力国际研修交流项目启动仪式”。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俄罗斯圣彼得堡立法议会投资特别委员会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会上发布了《创建新通道：中俄双向投资现状、挑战与建议》（中英文）研究报告，并启动中俄政治领导力国际研修交流项目。▲5月13日，《南华早报》大篇幅报道报告内容在5月11日论坛开幕环节，圣彼得堡立法议会议员、圣彼得堡立法议会投资特别委员会主席，全俄社会组织“商业俄罗斯”圣彼得堡分部主席、俄罗斯联邦西北联邦区“商业俄罗斯”协调员帕诺夫·德米特里·维亚切斯拉沃维奇（Panov

▲点击图片查看邀请函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月1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国人民大学以财政金融学院、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为依托，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打造立足深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金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创新高地。5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财政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和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承办“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深圳金融论坛暨深圳金融高等研究院成立仪式”。论坛围绕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金融“五篇大文章”等主题，邀请政产学研各界专家汇聚一堂，共论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会议议程会议时间2024年5月19日（周日）9:00-17:30会议地点深圳市（文末扫码报名成功后发详细地址）会议主题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深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协办单位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全体大会暨成立仪式会议时间：2024年5月19日（周日）9:00-12:30会议主题：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主持人林尚立

编者按：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商务部原中国问题高级顾问易明（Elizabeth

编者按：5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访问塞尔维亚、中塞自贸协定等相关话题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王文表示，从政府交往到民间友谊，中塞关系都有极深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这为两国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将专访内容发布如下：▲本文5月11日刊发在21世纪经济报道时隔8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对塞尔维亚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塞两国以“铁杆友谊”闻名于世。习近平表示，新形势下，塞尔维亚成为首个和中国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充分体现了中塞关系的战略性、特殊性和高水平。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方支持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期6项务实举措。一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自由贸易协定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二是中方支持塞尔维亚承办2027年专业类世博会，届时将派团参展，鼓励中国企业参与相关项目建设；三是中方愿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双方已经完成李子干、蓝莓输华手续，并解除对塞尔维亚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禁令；四是中方将在未来3年支持50名塞尔维亚青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科研交流；五是中方将在未来3年邀请300名塞尔维亚青少年来华学习；六是中方欢迎塞尔维亚增开贝尔格莱德至上海直航航线，鼓励两国航空运输企业开通贝尔格莱德至广州直航航线。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共同见证交换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经济技术、信息通信、农食、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本。中塞“铁杆友谊”是如何炼成的？此次访塞之行有何深意？中塞合作将如何发展？两国合作对中欧合作有怎样帮助？针对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时谈了他的看法。王文表示，中塞经贸合作是最扎实的双边经贸合作之一。7月1日，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正式生效，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再扩大、积极引领下一轮全球化的又一重大突破。通过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中国再次展现了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的姿态，以及推动中塞各领域务实合作的诚意。这些举动都在向世界说明，中国是全世界的机遇而非威胁。4月16日至4月20日，王文陪同人大副校长郑新业出访了塞尔维亚。访塞期间，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大学、诺维萨德大学、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并拜访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中塞关系有极深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21世纪》：中国和塞尔维亚是“铁杆朋友”，你认为，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中塞关系能够持续高位运行的原因是什么？王文：中国和塞尔维亚虽然地理距离非常遥远，但两国从历史到现实都有非常深厚和特殊的情感。两国自二战后开始现代化发展进程以来，始终相互支持、互尊互信、交流互鉴、互利共赢。两国是真朋友、好伙伴，铁杆友谊历久弥新，在国际层面树立了国家和人民交往的典范、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共同努力的典范。尤其是，近年来，两国国家领导人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和高度互信的工作关系，在两国政府层面密切交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更重要的是，自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塞尔维亚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落户塞尔维亚，如斯梅代雷沃钢厂项目，给该国经济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不仅如此，塞尔维亚的很多特色农产品，如牛羊肉、蜂蜜等都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另外，塞尔维亚还是一个体育大国，在足球、篮球和排球上都有很强的实力，中国有很多塞尔维亚运动员的球迷。因此，从政府交往到民间友谊，中塞关系都有极深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这为两国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世纪》：在此次访问期间，习主席受到塞尔维亚领导人和人民的热情接待。有哪些细节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这次的接待规格上看，塞方是怎么看待对华关系的？王文：习主席这次访问塞尔维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关于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共同见证交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经济技术、信息通信、农食、媒体等领域28项双边合作文本。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是中塞铁杆友谊的升华，也代表了双方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在此次访问中，习主席再次得到了塞方的高规格接待，比如，武契奇总统夫妇在机场亲自接机，当地民众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热情挥舞着中塞两国国旗。这些都说明两国友谊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好时期，而彼此高度珍视这样的传统友谊。展望未来，我觉得两国在很多具体的领域可以展开更多务实合作。在新的形势下，两国将迎来非常广阔的合作前景，不仅能够造福两国民众，也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新贡献。《21世纪》：中塞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并同意加强战略沟通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领航把舵。这对于两国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有怎样的意义？王文：首先，在现有合作基础上，本着独立自主、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相互支持的原则，两国将继续为造福两国人民福祉携手合作，这为两国继续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区域性的重点国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中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还体现在，双方将在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就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坚定地相互支持。第二，在经济方面，双方将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契机，深化和扩大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数字、信息通信等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这意味着双方将继续通过各领域务实合作让两国人民受益。第三，两国将继续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双方强调应当遵守基于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尊重各国独立、平等、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合作，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这为推动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也是携手推进全球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的应有之义。中塞经贸合作是最扎实的双边经贸合作《21世纪》：习主席宣布中方支持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首期6项务实举措，包括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等。这对于双方深化经贸合作有怎样的意义？王文：中塞经贸合作是最扎实的双边经贸合作之一。7月1日，中塞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再扩大、积极引领下一轮全球化的又一重大突破。通过扩大进口塞尔维亚特色优质农产品，中国再次展现出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的姿态，以及推动中塞各领域务实合作的诚意。这些举动都在向世界说明，中国是世界的机遇而非威胁。在双边层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双方高度重视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和电子商务领域的合作，双方商定因地制宜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高科技产业合作项目，为此鼓励并促进投资合作。这说明中国将在科技领域毫无保留地推动塞方科技进步，这与一些国家实施科技封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塞还表示，要探讨形成以联合国为沟通主渠道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框架，这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塞尔维亚发挥重要的战略支点性作用《21世纪》：塞尔维亚位于“东方之西方，西方之东方”，素来享有“巴尔干之钥”的美誉。它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王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推进，没有在非洲和亚洲那么顺畅。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再加上与中国的深厚友谊，塞尔维亚无疑可以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在部分领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外部干扰。塞尔维亚可以为推动这个机制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从某种层面上看，塞尔维亚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战略支点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塞尔维亚的重要性无可替代。《21世纪》：在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说，“我们不能忘记，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你怎么看此次访塞的时间节点？王文：我近期陪同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新业出访塞尔维亚时，专门来到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旧址，凭吊了25年前在此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烈士。关于本次访问适逢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有非常巧妙的安排，就是希望全国甚至全世界都不要忘却历史，而要珍惜和平。《21世纪》：你在不久前访问塞尔维亚时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王文：我最大的感受还是来自塞尔维亚人民对两国友谊的珍视。中国和塞尔维亚互免签证的政策非常好，这意味着两国游客可以到对方国家轻松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从人文层面看，这将有利于两国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访欧之旅是和平、合作与发展之旅《21世纪》：此次习主席的欧洲之行选择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有何深意？怎么看此次出访对于推动中欧关系发展的意义？王文：习近平主席2024年出访第一站就是欧洲三国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主要源于中法建交60周年、中匈建交75周年，同时也体现了对中欧关系的重视。通过这次访问，中国希望表达提升中欧合作、互利共赢、和平共处、反对保护主义、反对“脱钩”与“新冷战”的强烈意志与决心。习主席在法国的访问非常成功，推出关于中东局势、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等4份联合声明，尤其呼吁在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这一呼吁对乌克兰危机的劝和促谈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乌克兰危机进入到了疲惫期，除了美国，各方其实都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和平。这次访问对于推动中欧关系回暖、促进欧洲战略自主、提升欧洲和平进程将会起到很强的促进作用。欧洲不加入美国的“新冷战”阵营，新冷战就很难打起来。欧洲和平意愿更足，乌克兰危机就会很容易解决。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主席的这次访欧之旅是和平之旅、合作之旅与发展之旅。推荐阅读外媒发声：美国拉拢欧洲遏制中国？注定失败喜讯！建行研究院&人大重阳合著图书获“金羊奖”习近平主席访法期间，中法四校在巴黎成立一个研究中心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维亚前三周，人民大学曾访问该国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5月10日，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在《环球时报》刊发评论文章指出，当华盛顿说“我们选择把钱花在武器而非绿色产业上，结果我们没有竞争力，所以你必须削减在绿色产业上的支出”时，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也应该一口回绝：“不，这会损害我们的利益。”现将全文发布如下：美国宣称中国经济，特别是绿色技术“产能过剩”的说法荒谬可笑，华盛顿从来没有将此类话术用在自己的身上，而且此类话术明显违背经济规律。作为民用飞机、农产品、高科技产品、军备等行业的主要出口国，美国这些产品的产能大大超过了自己国内的需求。但美国并没有因此将“产能过剩论”话术套用到自身，用来坚持要求美国农民减少种植作物、波音公司减少制造飞机、美国军火公司减少出口战斗机，或者因为2023年美国金融机构贸易顺差为1130亿美元就坚持要求美国银行缩小规模，或者因为美国知识产权贸易顺差为820亿美元就坚持要求削减本国研发投入。因为美国在这些行业具有相对的优势，它出口这些产品和服务，反过来在效率较低的行业从效率较高的国家进口产品和服务。同样，由于在绿色产品等行业上的强大实力，中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风力涡轮机、电动汽车等的主要出口国。反过来，中国是其他国家具有优势商品行业的主要进口国，比如在服务业，中国的竞争力不如美国：2023年，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为2800亿美元，而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为1710亿美元。美国声称，中国应该削减其成功行业的产能，但它并未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清楚地表明，美国炒作“产能过剩”并非基于客观的经济政策，而只是以此为借口在美国竞争不过中国的领域试图削弱中国而已。从根本看，约250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正是通过分析这些问题，开创了现代经济学。斯密指出，各国如果通过保护主义以自给自足为目标，那么效率必然会有所降低，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生产所有东西都可以实现效率最高。因此，各国借助全球分工共谋发展繁荣，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生产并出口效率最高的产品，并从效率更高的其他国家进口产品。此外，全球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其优势促进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个国家在各个行业都保持贸易平衡是不可能的。它将在相对效率较高的行业实现顺差，而在其他国家效率更高的行业实现逆差。美国和中国也是如此。因此，国际组织认可的合理需求是，各国的总体贸易应保持相对平衡，不应出现过度的国际收支顺差或逆差。中国显然如此。2023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1.5%。按照国际标准，这一数值处于合理均衡区间。美国担心的是在关键的新兴产业，尤其是中国推动的绿色产业中被击败。事实上，美国在绿色产业竞争中落败，是因为它把资源花在了其他方面。2023年，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3.6%，其他北约成员国为2%。2019年，在几乎每个国家的支出因疫情的影响而大幅增加之前，美国GDP的16.7%用于医疗支出，而德国和法国分别为11.7%和11.1%。但美国的医疗效率低得惊人：美国的预期寿命为78.8岁；而德国为81.3岁，法国为82.3岁。如果美国将军费开支降至北约成员国平均水平，或者采用其他国家使用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医疗系统，将释放数千亿美元。如果将它们都用于提高新兴绿色产业投资，那么或许可以解决美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滞后的问题。当华盛顿说“我们选择把钱花在武器而非绿色产业上，结果我们没有竞争力，所以你必须削减在绿色产业上的支出”时，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也应该一口回绝：“不，这会损害我们的利益。”就绿色产业而言，世界面临的并非“供过于求”，而是供给不足的威胁。国际能源署警告称，目前“过度”使用化石燃料而非绿色能源，将无法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中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绿色技术生产国之一，但即使是中国也无法满足世界在这一方面的所有需求。如果美国将资源从目前的用途中转移出去，提高其绿色产业效率和产能，这将是向前迈出的有益一步。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人大重阳网综合《北京日报》报道：“中俄80%双边支付结算暂停。”2024年5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俄罗斯圣彼得堡立法议会投资特别委员会主办“中俄投资论坛（2024）暨中俄政治领导力国际研修交流项目启动仪式”上，智库报告《创建新通道：中俄双向投资现状、挑战与建议》（中英文）中透露。两国来自政、商、学界二十余位知名专家共议中俄投资关系的困境与未来时共同呼吁，需要创建新通道，挖掘中俄投资合作潜力。▲报告封面《创建新通道：中俄双向投资现状、挑战与建议》（中英文）是由会上人大重阳运营管理的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组织中俄两国5位专家共同撰写的。该报告从贸易、投资、经贸合作等视角切入，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中俄两国用合作代替竞争进而从中受益随着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往来，发展双边投资变得更加重要。然后，由于受西方对俄制裁及次级制裁的影响，截至2024年3月底，中俄80%的支付结算业务被迫暂停，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中俄贸易合作往来，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支付结算新通道，解决对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威胁。▲报告发布现场报告认为，尽管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中俄贸易一直稳步增长，但2022年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后，中俄双边贸易激增，提前一年实现此前预定的2000亿美元目标。2023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401亿美元，同比增长26.3%，俄罗斯超过德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成为美国、日本、韩国之后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然而，从投资规模来看，中俄双边投资规模非常有限。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对俄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呈现缓慢下降趋势。2017年，俄罗斯还是中国投资规模排名第12位受益国，但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逐渐下降，甚至未能进入前20名。具体来看，2015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流量规模29.61亿美元，达到峰值。2019年与2021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流量规模为负，出现投资流出的情况。2022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存量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0.36%。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报告分析认为，俄罗斯对华投资规模更是微不足道，2022年虽同比增长了300%，但仍仅有4000万美元，约占中国吸引外资的0.02%。同时，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主要是对俄罗斯现有资产的垂直整合，特别是铝制造公司、代工、物流和零售业。报告认为，与贸易相比，促进投资需要中俄双方在各个层面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发展中俄双边投资，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次级制裁的威胁阻碍了中资企业、金融机构与俄罗斯公司之间的交易，使得大量中小企业无法正常收回款，迫使企业直接收缩业务，或将退出俄罗斯市场。第二，地缘冲突延宕导致中国企业对俄罗斯市场失去信心。第三，俄罗斯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并并不理想，也降低了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的意愿。第四，文化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双方的投资合作。报告还认为，尽管目前中俄投资面临着诸多挑战，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许多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中俄两国于2023年通过的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再次确定了双边投资的优先次序，并为进一步发展设定了框架。报告认为，中俄投资有利于双边关系，也是两国社会与企业的正当权利。要解决当前中俄投资的困境，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支付结算新通道，解决对金融机构的二级制裁威胁，因为这个问题不仅限制了投资，也限制了贸易。报告结合实际提出两方面的建议：一是建立新的金融机构，使用CIPS和SPFS，排除与欧盟和美国的不必要的打扰，以规避西方制裁。然而，建立新的金融机构需要时间，因此只能从中长期角度考虑。二是在短期内，可以推动较小的地区性银行与俄罗斯合作。这些银行应该是已经成立的、不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易的银行。此外，应进一步深化双方经济领域务实合作，尤其是在减税降费等方面向中小企业提供额外支持；在基础设施方面，要依托中国振兴东北基地和俄罗斯东部大开发战略，加快构建以铁路和港口为主的交通网络，促进自由贸易区的长期发展。同时，通过与俄方谈判争取获得图们江出海口的开发权和使用权，从而推动形成中俄地方合作的“新发展格局”，提升战略互信、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两国政府还应该利用双边和多边平台来促进相互信任，扩大投资领域合作。例如，在共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的框架内，两国应加快实现“运输多元化”，包括推动中（俄）欧班列服务线路的不断拓展，加快“滨海1号”“滨海2号”陆海联运国际交通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互联互通项目规划建设，更好地服务两国经贸合作。

编者按：2024年4月29日-5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访问法国、德国、比利时，参加10多场智库论坛与相关交流活动。5月7日，王文在观察者网上发表《欧洲在反思：失去俄罗斯之后，不能再失去中国》，阅读量达10万+。相关观点还在凤凰卫视、俄罗斯塔斯社表达。9日，王文在《南华早报》刊发题为《欧洲没有好理由跟随美国的遏制中国战略》长篇评论，认为美国拉拢欧洲遏制中国的举动，将注定失败。人大重阳君将其翻译如下，并在文后附上英文原文：▲5月7日，凤凰卫视就中欧合作等话题专访王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4年第一次出访目的地是欧洲。此前的半年，我四次去欧洲，调研了包括此前高层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在内的9个国家，与100位欧洲朋友聊天，真实感受到欧洲自主意识的崛起，也更确信地看到美国拉拢欧洲遏制中国战略将注定失败。乌克兰危机两年多后的欧洲，会时常听到不少智库与媒体的反思。有的批评美国对欧洲事务插手以及北约五次东扩酿成的恶果；有的在反思制裁俄罗斯的无效以及俄罗斯终究不可能被打败；更多人在反思，危机导致欧洲能源价格上涨与严重通胀危机，加重了民生负担。欧盟成员2024年经济增长不会超过1.5%的事实，更令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意识到，回归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才是当下欧洲的当务之急。经济！经济！经济！欧洲比任何时候都渴盼着经济的复苏，这正是越来越多中国游客重回巴黎、柏林、罗马会令欧洲兴奋的重要原因。▲5月2日，王文在巴黎参加第二届中法全球治理论坛5月初，我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参加了12场会谈。感到欣慰的是，我没有听到任何欧洲人讲“与中国脱钩”。“去风险”这个替代词也几乎很少被提及。法国、德国频繁提到的是中国“产能过剩”。中国不喜欢这个词，它与基本事实不符，也不利于中欧未来的合作。不过，在我看来，“产能过剩”对“脱钩”和“去风险”的替代，暴露了欧洲人内心的焦虑与妥协。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的迅猛崛起，让一向以低碳自居的欧洲人自惭形秽。欧洲不得不承认，在气候变化应对上，中国正成为全球领衔者。中国清洁电力（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已超过全球40%，中国新能源车产销量已超过世界的60%，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超过全球总产量的80%，中国还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绿色融资体系。尽管中欧贸易与投资面临着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冲击，但与欧洲朋友的交谈中，我听到更多的不是对中国无底线的批判，而是对中国无上限的需求。欧洲希望有更多中国游客来到欧洲，希望中国参与乌克兰危机的调停，希望与中国一起推动低碳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应对，还有包括在非洲的第三方合作、中欧投资协定的尽快落地、新能源车与光伏的合作等等。▲5月8日，俄罗斯塔斯社就中欧合作等话题专访王文尽管时常有欧洲政客公开高调地挥舞着自己对中国的拳头，但他们内心很清楚，欧洲离不开与中国经济合作的贡献。欧洲人越来越清醒，失去了俄罗斯之后，不能再失去中国。这些反思正在促使欧洲加速“右转”。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表现越来越突出。在荷兰、瑞典、意大利，一贯被视为极右翼民粹主义代表的人物或政党已上台执政或者参与执政。在法国、德国、芬兰、葡萄牙、丹麦，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都在持续走高。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看不懂欧洲左转或右转到底意味着什么，更不愿干预欧洲的政治选举。但欧洲右翼们极力想回归自身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意愿，却是值得肯定的。更令多数欧洲人感到不安的是，如果2024年特朗普重回白宫，那将是巨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那也意味着欧洲将继续走在战略自主的道路上，更宣告着拜登政府试图拉拢欧洲共同遏制中国的失败。不少中国人已发现，欧洲与美国是不同的国际行为主体。如果说中美之间或许还存在着结构性战略竞争关系的话，那么，中国与欧洲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实质性的战略矛盾。双方都有悠久的文明传统，都偏好于绿色发展，都努力推动着区域和平，都追求着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秩序。欧洲没有任何逻辑与中国形成全面战略竞争关系。在习近平主席到访法国前三天，我在午间沿着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协和广场、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的慢跑，观察到整个巴黎正在渐渐恢复了疫情前“到处都是中国人”的盛况，塞纳河左岸的旧书商贩们友好地向我打着招呼，阳光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我相信，越来越频繁的人员往来，会让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摆脱美式思维，重回务实主义的正轨。这正是我对中欧交往未来感到乐观的原因。英文原文▲5月9日，王文在《南华早报》刊发题为《欧洲没有好理由跟随美国的遏制中国战略》长篇评论，5月10日《南华早报》推特转发此文No

人大重阳网综合中国金融杂志报道：近日，第十二届金融图书“金羊奖”获奖图书名单经公示无异议，经组委会办公室、中国金融杂志社决定对获奖图书授予第十二届金融图书“金羊奖”荣誉称号，并对其作者、出版社及责任编辑予以奖励。由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课题组编著，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数据要素赋能商业银行变革》获第十二届金融图书“金羊奖”及10万元奖励。本书开创性地对数据要素对新时代商业银行转型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在数字经济的时代，数据要素对于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业务和学术意义。通过梳理宏观研究进展、总结实践现状，本书构建了数据要素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案例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探究了数据要素发展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深远影响。此外，本书还总结了商业银行数据治理的先进经验，为如何通过数据要素赋能商业银行变革提供了优化方案。本书为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于2023年9月4日“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未来”研讨会上发布的重磅智库合作成果之一，其余三项成果还有《百年变局下中国金融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国有大行品牌价值提升的战略》《国际金融法律环境与我国商业银行发展》。四个课题共计100万字，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该合作课题是在2021年6月7日举办的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国建设银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中的智库合作内容。该课题由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常务副主任（副院长）彭钢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为总牵头人，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一级教授王国刚、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等顶级金融专家作为执笔团队主要负责人，并组成了50多人的研究写作团队，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所推出的重磅成果。此系列丛书追踪了百年变局的时代变革之下现代金融理论的演变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把脉中国金融体系的变革与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为中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贡献了绵薄之力。▲《数据要素赋能商业银行变革》（点击图书封面可购买）《数据要素赋能商业银行变革》提出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数据要素是新时代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推进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书中大量吸收了各地区、各类型商业银行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的先进做法和示范经验，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提出五个重点：一是加强顶层设计,

人大重阳网综合人大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5月7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贝尔格莱德，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此前三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新业于4月16日至4月20日率团出访塞尔维亚。访塞期间，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大学、诺维萨德大学、塞尔维亚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并拜访了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经济学院副教授胡羽珊等随同出访。4月17日上午，代表团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大学。贝尔格莱德大学副校长拉特科·里斯蒂奇（Ratko

编者按：5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中国人民大学、索邦大学、凯致商学院、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索邦大学人文学部副校长贝亚特丽斯·佩雷、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校长安娜·弗拉伊斯等出席仪式并致辞，凯致商学院校长亚历山大·德纳维耶主持仪式。本文转自5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微信公众号。5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中法关系具有珍贵历史、独特价值和重要使命，双方要传好历史的接力棒，弘扬中法建交精神并为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开启中法关系下一个60年的新征程。凝聚教育合作力量推动文明交流互鉴5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索邦大学、凯致商学院、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法国巴黎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索邦大学人文学部副校长贝亚特丽斯·佩雷、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校长安娜·弗拉伊斯等出席仪式并致辞，凯致商学院校长亚历山大·德纳维耶主持仪式。中法四校共建合作研究中心，旨在积极落实中法两国元首共识，为中法高等教育合作与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新动能。中心常设秘书处设在凯致商学院巴黎校区，主要依托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建设。张东刚指出，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两国各自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交相辉映。从两国元首的交流互动可以看到，中法都主张不同国家相互理解、相互尊重，都主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都主张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近日，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5年再度访问法国和欧洲，也是一次彰显友谊之旅、传递信心之旅、引领合作之旅。两国元首从历史角度和战略高度共同擘画中法关系未来，为新时期中法、中欧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带来新动力，更为推动全球发展、保障全球安全、促进全球文明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张东刚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索邦大学、凯致商学院、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四校赓续传统友谊、共谋发展新机，携手成立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既是落实两国元首关于中法关系高水平发展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中法、中欧民间和地方交往、教育和科研合作的有效途径，更是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共同进步的典范之举。中心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聚焦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的全人类重大议题，开展战略协作，拉紧人文纽带，推动中法、中欧人文交往“双向奔赴”，引领多元文明共生，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崭新篇章。贝亚特丽斯·佩雷表示，索邦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在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法学院作为两校合作的重要成果，已成为中法合作办学的典范。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中法共同创建研究与对话新平台的重要一步，将推动双方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合作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迈进，为中法双方深化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索邦大学愿与中国人民大学一道，继续推动中法文明交流互鉴，架设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安娜·弗拉伊斯表示，作为中法学院创建之时参与签约的校长，回顾十余年的发展，中法学院已成长为中法教育合作的一颗明珠。教育是中法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促进中法关系实现双向奔赴。新成立的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将进一步推动两校在教学和科研的深度融合，实现“以研带教”，培育不同文明交流对话的推动者、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维护者，助力中法双方深耕教育合作沃土，共谋发展前景。亚历山大·德纳维耶在主持中表示，近年来中法两国求同存异，不断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特别是教育合作与交流呈现出良好局面，两国师生交流交往为推动中法关系深入持久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的设立，将建立长效的合作运行机制，为师生交流提供多样的支持和帮助，搭建共同探索文明交流新模式的重要平台。期待相关合作项目深入推进，为中法两国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聚焦全球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的全人类重大议题，开展战略协作，拉紧人文纽带，推动中法、中欧人文交往“双向奔赴”，引领多元文明共生。以育人为使命，培养全球文明使者通过开展“求是学者”等互访交流项目，提升师生访学留学规模，落实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关于扩大两国教育、青年交流的共识，引导青年形成平等、尊重、开放、包容的全球视野，大力培养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类福祉为念的全球性人才。以合作为准则，深化人类文明研究依托编撰中法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丛书、创办《中欧文明观察》等刊物，打造特色鲜明的学术创新高地，深入研究“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本质与规律，积极回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以交流为桥梁，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大力建设“中欧文明论坛”等365天运行的品牌论坛，构建文明对话交流新载体、新机制、新空间，推动不同文明在互动中认识彼此、丰富自身，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索邦大学、凯致商学院、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就依托合作研究中心，深化四校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并就围绕重大议题打造机制性论坛“中欧文明论坛”、发布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成果等达成共识。中法学院法方代表魏让方，中国人民大学欧洲校友会代表、师生代表，索邦大学、凯致商学院、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师生代表参加活动。访问法国期间，张东刚还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拜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曲星，并就双方开展相关合作进行深入务实的交流；拜访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等机构，围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进行深入研讨；看望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在法学习学生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在法校友代表。以中法建交60周年以及此次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为契机，中国人民大学将与法方合作高校携手前行、共担风雨、共创未来，发挥好中法文明交流互鉴合作中心的桥梁作用，为传承弘扬“中法建交精神”夯实人文根基，为开创中法合作新时代贡献文化力量，为开辟通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人类发展之路努力奋斗，共同谱写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本文刊发在中国人民大学微信公众号推荐阅读欧洲在反思：失去俄罗斯之后，不能再失去中国蔡彤娟：建交60周年，中法经贸合作再升温刘英：美国当前经济数据中，也许藏着高官接连访华的答案习近平主席访法前夕，在巴黎的几场论坛值得细品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法经贸合作日益密切。如今，法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中国是法国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七大贸易伙伴。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兼宏观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蔡彤娟就中法双边贸易等相关问题接受欧洲时报专访，现将专访内容发布如下：▲当地时间5月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在巴黎爱丽舍宫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这是习近平同马克龙握手。新华社记者

编者按：在习近平主席正式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中国多家知名机构在巴黎举行了多场人文交流、智库论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参与多场活动并撰写相关文章。5月7日，文章在观察者网发布，引发网友广泛热议，目前阅读量已10万+。现发布如下：▲5月7日观察者网刊发本文在习近平主席到访法国前五天，我趁着午间沿着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协和广场、卢浮宫、巴黎圣母院“黄金三角线路”慢跑，沿途看到熙熙攘攘、借五一假期来旅游的中国人，整个巴黎在渐渐恢复了疫情前“到处都是中国人”的盛况，塞纳河左岸的旧书商贩们还友好地向我打招呼，连日阴雨后的阳光让“巴黎蓝”变得更美。这份较为轻松的心情，也贯穿在巴黎参加八场人文交流、论坛活动、智库对话的始终。与过去半年两次访法经历相比，类似情绪放松、平等交流、相互倾听的氛围是相当难得的。“法国主流人群迟早会懂你的良苦用意”2023年9月，我在疫情后第一次访问法国多家智库与相关机构。当时巴黎街头的中国游客还很少，来巴黎的中国学者更是稀缺。四年未见，令彼此交流显得生疏和紧张，加之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各国通胀，法国人一股脑地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抱怨中国偏袒俄罗斯，批判中国人权、新疆、西藏，接待有时连杯水都没有，有的法国学者听我平和回应后、反告我不谦逊。12月再次访问法国，参加第五届中法二轨高级别对话，情况有所好转。此时，双方唇枪舌战，互有攻防，来参加对话的20多位法国代表对于中方讲述中国营商环境提升、低碳发展、劝和促谈时，不再反应激烈，而是开始冷静下来倾听中方对形势的剖析与真诚的建议，不少还会表示收获很大。这一次，则完全不同。最有趣的场景是，在第二届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我很直率地讲了几个在法国一般会被视为“政治极度不正确”的观点：“我是本场唯一一位去过俄乌战场的学者，经过70多天21个俄罗斯城市6次实地调研，我必须告诉法国朋友真话，欧美国家不要幻想，靠给乌克兰一些军事武器就能打败俄罗斯。”“现在最关键是停战。中国已经为此做过很多，除了官方斡旋外，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还有许多中国商人在做贸易，满足乌克兰人的日用商品消费。中国也没有像美国给乌克兰武器那样给俄罗斯武器。全球70%左右的无人机都是中国造，但中国对俄罗斯的无人机出口管制是非常严的。”“中国与俄罗斯做的只是普通贸易。如果真是给俄罗斯军备支持，可能战场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从这个角度看，只有中国，才是真正在劝和促谈。”此时，场下一些法国参会者频频点头。我坐回位置后，身边的一位法国媒体嘉宾悄悄地对我耳话：“你说得很对，法国主流群体迟早会懂你的良苦用意的。”这位法国嘉宾接着帮我做的法国社会近半年来心理变化的分析，应和了在法国5天接触到30多位法国学者与专家的共同感受：欧洲在反思。美国“拉欧遏华”的策略不会成功乌克兰危机25个月之后的欧洲，显然已经越来越没有耐心。尽管“政治正确”和“贵族姿态”让法国、德国等欧盟领衔国家的社会主流仍保持着对乌克兰无限支持的姿态，但在公开媒体与私下交流中，会时常听到越来越多智库与媒体的反思。有的欧洲媒体在批评美国对欧洲事务插手以及北约五次东扩酿成的恶果；有的在反思制裁俄罗斯的无效以及俄罗斯终究不可能被打败；更多人在反思，危机导致欧洲能源价格上涨与严重通胀危机，加重了民生负担。法国调查机构益普索集团的研究显示，70%的法国受访者不再吃新鲜水果和蔬菜，原因是“太贵了”。《费加罗报》调查显示，部分法国消费者不再购买奢侈品品牌服装，转而选择价格低廉的超市自有品牌。▲2022年俄乌冲突前，欧洲天然气进口高度依赖俄罗斯经济！经济！经济！欧洲比任何时候都渴盼着经济的复苏，这正是越来越多中国游客重回巴黎、柏林、罗马会令欧洲文旅界兴奋的重要原因。欧盟成员2024年经济增长不会超过1.5%的事实，更令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意识到，回归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才是当下欧洲的当务之急。5月第一周，我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参加了十多场活动。感到欣慰的是，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欧洲人讲“与中国脱钩”，“去风险”这个替代词也几乎很少被提及。法国、德国频繁提到的是中国“产能过剩”。中国不喜欢这个词，它与基本事实不符，也不利于中欧未来的合作。不过，在我看来，“产能过剩”对“脱钩”和“去风险”的话语替代，暴露了欧洲人内心的焦虑与妥协。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的迅猛崛起，让一向以低碳自居的欧洲人自惭形秽。欧洲不得不承认，在气候变化应对上，中国正成为全球领衔者。中国清洁电力（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已超过全球40%，中国新能源车产销量已超过世界的60%，中国产的太阳能电池板超过全球总产量的80%，中国还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绿色融资体系。尽管中欧贸易与投资面临着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冲击，但与欧洲朋友的交谈中，我听到更多的不是对中国无底线的批判，而是对中国无上限的需求。欧洲希望有更多中国游客来到欧洲，希望中国参与乌克兰危机的调停，希望与中国一起推动低碳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应对，还有包括在非洲的第三方合作、中欧投资协定的尽快落地、新能源车与光伏的合作等等。尽管时常有欧洲政客公开高调地挥舞着自己对中国的拳头，但他们内心很清楚，欧洲离不开与中国经济合作的贡献。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变得清醒，失去了俄罗斯之后，不能再失去中国。这些反思正在促使欧洲加速“右转”。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表现越来越突出。在荷兰、瑞典、意大利，一贯被视为极右翼民粹主义代表的人物或政党已上台执政或者参与执政。在法国、德国、芬兰、葡萄牙、丹麦，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都在持续走高。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看不懂欧洲左转或右转到底意味着什么，更不愿干预欧洲的政治选举。但欧洲右翼们极力想回归自身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意愿，却是值得肯定的。更令多数欧洲人感到不安的是，如果2024年特朗普重回白宫，那将是巨大的冲击。但另一方面，那也意味着欧洲将继续走在战略自主的道路上，更宣告着拜登政府试图拉拢欧洲共同遏制中国的失败。在OECD（经合组织）巴黎总部和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我都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真相信所谓“中国经济见顶论”以至中国经济总量未来不会超过美国吗？欧洲投资难道真的想离开中国吗？得到的答案都是否认的。由此更让我确信，越来越频繁的人员往来，会让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摆脱美式思维，重回务实主义的正轨。这正是我对中欧交往未来感到审慎乐观的原因。欧洲与美国是不同的尽管仍有不少观点认为，冯德莱恩领导下的欧盟是美国的附庸，但在实地调研中，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会对这点非常敏感，都会很坚持地说自己是战略自主的。客观地讲，尽管欧洲与美国同属西方文明圈，但欧洲与美国的确是不同的国际行为主体，即便欧盟内部在国际行为上还有诸多分歧，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差异仍是相当大的。具体地讲，如果说中美之间存在着结构性战略竞争矛盾、许多分歧很难弥合的话，那么，中国与欧洲之间实质性的战略冲突并不多，能够缝合的差异则更多。比如，中欧双方都有悠久的文明传统，都偏好于绿色发展，都努力推动着区域和平与稳定，都追求着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秩序。本质上看，欧洲缺乏足够的驱动力来构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关系。中国媒体中常常把“欧洲、美国”统称为“西方”。如果“西方”只是一种批判对象与外部力量的指涉，这个词当然是成立；但如果将其视为政策的指向，那么“西方”的概念其实是空洞的。严格地讲，并不存在所谓的“西方对华政策”一说。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区分好欧洲与美国，很容易就把两者反向倒逼到一块，捏箍成了统一的“西方对华政策”。由此看，中国对欧洲的研究与对策就应该更加强调变化，并相对于即时的变化进行对欧政策的引导。比如，在这次实地调研中，我发现，法国对乌克兰战事的结果预期，普遍从“俄罗斯必须输”转变成了“乌克兰不能输”。过去，许多法国人认为在北约全力支持、上万次制裁下，俄罗斯必败无疑，没想到俄罗斯不仅抵御住了10多轮制裁，且防御住了自2022年9月以来的数轮乌克兰反攻。目前，美国与北约的口惠而实不至，2023年10月以后的巴以冲突转移了美国支援的焦点，乌克兰防御与反攻都变成了强弩之末。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宣称要派地面部队参战，但法国人普遍认为，战场上打败俄罗斯已希望渺茫，目前的目标是“乌克兰不能输”。但这个目标是不能拿到台面上的，法国目前仍在表面上保持全力支持乌克兰的姿态，这些姿态都只是为了保证乌克兰不能输得太惨而已。从这个层面上看，中国能够做的劝和促谈空间就变大了。再比如，法国对中国在国内营商环境、人权发展和所谓“对俄支持”的埋怨、批评甚至憎恨，正在逐渐转换为对中国推动第三方合作的诉求、对中国积极贡献的期待。与前两次法国挑刺中国疫情政策、抱怨法国部分企业从中国撤资、痛恨中国对俄罗斯进行支持完全不同，这次的多场会谈中，我经常听到法国人问询中国学者对第三方合作的看法、中国经济2024年复苏情况产生的溢出效应、中国绿色低碳政策的下一步走向以及中国新能源车发展产生的全球影响。在这方面，中国与欧洲各国协调、合作的空间也非常大。总之，5月的欧洲行，我听到的看法远远超出此前的预期。许多新转变，需要更长时间、更细的消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4年第一次出访目的地放在欧洲，肯定有长远的战略考量。对于中国人来讲，细品欧洲的微变，正是客观、全面、深度了解世界新变化进展的重要窗口。推荐阅读李扬：用“8566”来概括中国特色金融体系习近平主席访法前夕，在巴黎的几场论坛值得细品中美有一个深度合作领域，复杂度超乎想象吴晓求：科技改变金融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在观察者网发表评论文章《耶伦和布林肯为何接连访华？美国经济数据中也许有答案》。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在进一步反噬自身，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实质性地降低了中美贸易额，企业只能从成本更高的地方进口，更推升通胀，令美国形势进入了恶性循环。现将全文发布如下：▲本文刊发在观察者网，阅读量已15万+美国财长耶伦六天访华前脚走，国务卿布林肯后脚就来了。耶伦除了惯例的品尝美食，还会见了经济学家、中国主管财金的多位负责人，举行了第四次中美金融工作会议。布林肯到上海当晚逛豫园吃包子，看比赛，回国前还买了几张唱片，与耶伦一样走出了一条“亲民路线”。先在上海与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第二天抵京与公安部长王小洪见面，与外交部长王毅会晤，还见到了临行前尚未确定行程的中国领导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新华社记者郑焕松摄布林肯一面声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不搞脱钩、不遏制中国发展、不改变中国体制；另一面在其访华前，美国多家媒体无中生有的爆出美国计划制裁中国几家银行等虚假消息，访华后的记者会上布林肯更是第一个问题就甩锅中国芬太尼问题，并再三提所谓的“新三样”产能过剩问题。耶伦不到九个月访华两次，布林肯十个月内两次访华，美国高官走马灯式地访华，反复与我方沟通，仅仅是为了管控中美关系？还是另有他图？1美国的经济情况究竟如何？如果看看美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也许可以找出耶伦和布林肯如此急三火四接连访华的原因。今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同比增长2.9%，但环比仅增长1.6%，相比上年一季度的3.7%和四季度的3.4%，出现了大幅回落。美国制造业PMI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下一年之久后，3月份勉强占到50.3%的荣枯线之上。▲1948-2024年3月美国制造业PMI指数发展变化情况。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1948-2024年一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在美国经济走弱的同时，通胀却是高企了不少，美国3月份CPI同比上涨3.5%，核心CPI上涨3.8%，环比两者都上涨了0.4%。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超过34.6万亿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美国政府债务率则超过121%。▲1953年至2024年4月5日美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在通胀反弹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降息周期迟迟不能启动，只能不断放风推迟降息周期和减少降息次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依然维持在5.25%-5.5%的高位上。难熬的除了美国工商业及房地产之外，也令美国的金融机构资产端和负债端两端受挤压，一季度美国纽约社区银行更是出现暴雷，警示分线的美国长短期收益率倒挂接近两年时间，如何解决高利率、高债务、高风险和低增长的困境，成为当前美国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核心CPI。数据来源：美联储、WIND所谓形势比人强，耶伦和布林肯的接连访华，除了落实旧金山愿景，管控分歧，处理中美关系外，应该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多购买美国国债，以解美国燃眉之急。布林肯答记者问时，口口声声说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优先，但同时美国继续对中国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高达25%的关税，这些赋税最后都落在美国百姓头上，最终导致通胀难控，利率高企，金融风险隐患增多，显然美国并没有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2美国发起的贸易战，降低贸易额的同时推升通胀中美贸易战发端于2017年8月美国对中国钢铝产品展开301调查，然后美国2018年3月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钢、铝加征高额关税，后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逐步扩大征收范围，毫无理由加征关税。▲1985-2024年2月中美进出口贸易及逆差额。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WIND尽管中国敞开大门与美国反复磋商，但是美国始终不肯降低关税，最终高企的关税反噬推升了美国的通胀和核心通胀。2022年美国出现了四十年不遇的高通胀，CPI一度高达9.1%，之后虽然在美联储不断加息下通胀有所下降，但始终无法根本消除通胀，今年三月份美国的CPI和核心CPI更反弹至3.5%和3.8%。持续数年的高通胀直接影响的是百姓生活，尤其是贷款消费的人们，春江水暖鸭先知，物价的上涨他们第一个感知到，也是感受最为深刻的人群。无论从国际贸易原理，还是从美国百姓的福利，亦或是从通胀高企的现实来看，美国对最大进口国加征关税都是“多输”的局面，但是为了维护政客们的面子，加征的关税始终不肯降下来。不仅如此，美国还从2018年开始逐步将超过1500个中国的领先企业、科研机构以及个人列入其所谓的“实体清单”，对这些单位和个人进行限制，而这些机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技术领先。美国对华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在进一步反噬自身，推升通胀的同时，也实质性地降低了中美贸易额，企业只能从成本更高的地方进口，更推升通胀，令美国形势进入了恶性循环。但是从实际数据来看，由于美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在美国加征关税的初始，中美贸易额不降反增，但是伴随着新冠疫情的冲击，特别是到了2023年，叠加高通胀、经济下行及疫情冲击等，以及美国对华发起的“小院高墙”科技战，以及在教育等方面人文交流的阻挠和干扰，中美贸易额无论是绝对额还是增长速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1985-2024年2月中美贸易额发展变化情况。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WIND3经济低迷通胀高企，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回升尽管疫情以后美国劳动参与率逐步回升，但目前只有62.7%的水平，甚至没有追上半个世纪前的水平。即便美国统计数据将打零工的都算进来，3月份美国的失业率还是达到了3.8%，升至两年来的新高。低增长、高通胀，加上日益攀升的失业率，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年轻人。近期美国各大院校爆发的大学生示威，其起因虽然是学生们在加沙问题上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严重不满，以及对美国民主双标的严重抗议，但从根本上看，其实也是年轻人因切身感受到经济不景气而通胀高企带来的反应。▲1948年—2024年3月美国劳动参与率变化。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WIND▲1948-2024年3月美国失业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WIND面对经济下行通胀上行，劳动参与率下降而失业率上升，美国的做法是甩锅中国，指责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进口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才能让美国通胀可控，反之亦然，像特斯拉作为美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厂来中国设超级工厂，本身就代表了制造业的价值取向。国际贸易依然遵循比较优势原理，而违背经济原理的做法，终究会因不符合价值规律而遭惩罚。4中国“新三样”产能过剩了吗？如果说因为耶伦是经济学家出身，她来访说中国产能过剩还有人盲从的话，布林肯来访再提产能过剩就无法令人信服了，毕竟布林肯博士论文写的是北约东扩，他说产能过剩明显超出了自己的专业范围。所谓产能过剩，是指生产能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严重超过需求所带来的一种状态，生产能力需要时间建造和提供，是个长周期的变量，需求更不是说增就增，说减就减，而且产能过剩有绝对、相对和结构性过剩等各种情况。由此，产能均衡点在现实中可遇不可求，可能有个别国家产能利用率会超过100%，通常产能超过需求是常态。新能源汽车是应对全球变暖的重要发展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受欢迎是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居于核心，现在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汽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这正说明市场才是检验产品的唯一标准，所有人都喜欢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谁也阻挡不了。所谓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锂电池新三样产能过剩这些老调重弹能的说辞，明摆着是要打压中国产能和产业，以支持本国产业发展。这也是耶伦去年在有关中美经贸问题的讲话上明确点出来的，她明确表示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推出的基建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方案，其实都是为增加美国的产能。▲拜登政府出台政策限制中国新能源汽车

编者按：4月25日，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承办“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金融强国之路”主题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发表主旨演讲。他强调，发展科技金融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科技金融要促成科技的产业化，二是要将科技金融理解为一种风险投资。现将演讲实录发布如下：▲李扬关于中国金融发展和改革的问题，我在人民大学已经作过好几次发言了。但这次和以往不同，不同者，在于我们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有了新的基本遵循。这个遵循是以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到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干部会上关于金融问题的演讲，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的文件，奠定的基本框架。我们可以用“8566”来概括正在形成之中的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所谓“8”，就是“八个坚持”，所谓“5”，就是“五篇大文章”，第一个6，就是“六个强大”，再一个6，就是“六套体系”。不难想见，领会并落实这个8566，并形成中国特色的金融知识体系，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任务。限于时间，今天我只讨论五篇大文章的一篇：科技金融。在所有我们需要发展的金融领域，科技金融无疑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因为它和新质生产力联在一起——没有科技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便无以称“新质”；其次，从全球竞争的角度看，中国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在科技发展上，以及科技创新、科技的应用，以及科技的产业化方面有自己的突出贡献，而做出这样的贡献要想成为现实，非有金融的鼎力加持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发展科技金融，在五篇大文章中居于某种领衔的地位。我的题目是“发展科技金融亟待金融创新”，这暗含的意思十分明白：发展科技金融的议题虽早已被提出，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体制机制并不能非常有效地支持科技金融的发展，以至于需要再以五篇大文章之名加以强调。在我看来，科技金融指的是促进科技开发、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企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的系统性安排，是由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和政府等各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活动，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金融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或者三种形式来发挥作用：其一，科技贷款。科技贷款出现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自上世纪90年代末始。多年来，我们看到很多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有科技贷款的安排，但是客观地说，至今成效不彰。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是风险厌恶型的机构，监管部门对它们的要求也是安全第一，而科技金融本质上却是一种风险投资，所以，商业银行在科技贷款方面天然地束手束脚。但是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就是不久前，即4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公布了首批5000亿的大盘子。人民银行用的是“再贷款”机制，这符合它的功能和地位，作为央行，它不能向企业直接发放贷款，否则它就与失去了与商业银行的功能差别了。此类再贷款设计了一套机制——若干被央行认定的商业银行和政策型银行如果发放了符合要求的贷款，可以向央行要求低至1.75%利率的再贷款。这实际上是给了商业银行贷款以利息补贴，同时也给银行的此类贷款提供了背书。5000亿的规模应当说不小，这样，我国科技贷款的体系由于央行的介入，已经相对完善了。从效果来看，这相当于对科技金融设置了一套政策性金融体系。其二，财政支出。虽然我们在讨论金融问题，但是免不了财政因素的加入，特别是讨论科技金融这种本质上属于政策型金融的活动。我体会，只有将金融和财政两类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我们才能够综合、全面、而不是片面地理解现在的大多数经济和金融活动和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科技金融。对于我们这种举国体制来说，这样一套财政支持渠道更是不可或缺。财政可以介入科技金融的切口也很多，比如财政拨款、降税免税、财政贴息，以及在很多地方都设有的政策性风险投资基金、引导基金，以及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策性金融安排等。这里我还是要强调，政策性金融，虽然其资金可能来自财政，施为主体也有可能是财政部门，但是，它的运行，通用的是金融机制。所谓金融机制，就是要管理风险，要讲求成本效益，要基本保证本金得以保全和回流。其三，风险投资。科技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投资。这是由科技发展的本质决定的。大家知道，科技发展就是不断创新，既然是创新，就有风险，既然存在风险，就需要建立管理风险的机制。论及处理风险，我不倾向于用“防范和化解”，而主张用“管理风险”来加以概括，这应当是我们金融的专业术语。要管理好风险，就要有适当的机制、适当的渠道，适当的工具。大家知道，VC/PE是从事风险投资的主要机构安排。我们的跟踪研究发现，中国的VC/PE是在上世纪末开始引进的，而且，在一段时期，曾经有过较大的发展，但最近几年却下滑得比较厉害。分析原因，我们发现，2010年之前，中国的VC/PE以外资为主，即便也有规模不大的内资，但或多或少也与外资有关。这个现象提示我们，由于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科技产业化的空间广阔，VC/PE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非常令人期待。但是，由于中国的资本倾向于赚“快钱”，而且民营资本发展受到一定的束缚，所以，近年来，外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陆续撤出中国，导致中国的VC增速下降，同时，国内资本的占比被动上升，由于民营资本受到很大限制，国资（政府+国企）的占比更有急剧上升之势。然而，由于对投资风险格外关注，VC中投小、投早的比重始终较低。至于PE，有关跟踪研究显示，2022~2013年，中国的投资规模约占美国的70~80%，然而，其中用于收购兼并的比重几近于零。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我们在科技方面和美国的竞争，因为，绝大多数高新产业都是经由PE/VC机制催生的。鉴于当下的国际形势，这个问题更应当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发展科技金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其一，科技金融的目标是促成科技的产业化，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落脚点是发展经济，而绝不仅限于“创新”一些金融产品和服务，或单纯地促进科技发展；其二，要时刻牢记科技金融是一种风险投资，它是“创造性破坏”，因此，我们既要支持创新，享受这个令人豪情满怀的“创造”，也要考虑管理好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具体而言，一项新的技术被推广，必然会带来大量旧的技术被淘汰，一个新的企业和产业的兴起，必然有大量的老的企业和产业没落，并不可免地带来员工失业问题。这个过程映射到我们金融系统，就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近年来转型金融十分流行，它讨论的主要就是生产力高质化、绿色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带来的不良资产和失业人口的处置问题。这样看来，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所以重要，固然在于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金融发展未来的方向，更重要地则在于它一针见血地剖析了当下中国金融体系的弊端，其中，有几个词和表述是在过去的改革方案中从未见到过的。其中，如下的表述最为精辟：“科技金融要迎难而上，聚焦重点，引导金融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支持做强制造业”。这里面强调的是“全”，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我们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已经做了很多，但还只是“半”，我们只是看到科技的应用已经初见端倪，已经有了市场前景了才去支持，做的大多是锦上添花的事，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恰恰需要的是投小、投早。鉴此，金融工作会便有了如下更重要的论述：“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已经很大，但资金配置不均衡，融资结构和合理，可以说不缺资金缺本金，关键是提高融资效率，重点解决资金’苦乐不均’和‘钱多本少’、‘耐心资本’不足等问题。……要发展多元化股权融资，发挥好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在我的印象中，类如“耐心资本”这种只在很小的专业领域中使用的词汇进入中央文件似乎不多。如今指出了这些，应当说是点出了问题的要害。讲到这里，我们的结论便呼之而出了：发展科技金融必须遵循风险投资的原则，因为它的整个过程充满了风险。因此，资本市场理所当然是支持科技金融的主要机制，其中，风险投资体系，即VC/PE尤其重要。前文我已指出，中国VC/PE的主体是外资，国内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介入较少，近年来国资开始涉猎，但主要参与设立引导资金，对于真正有风险的领域，还是不敢涉足。这意味着，要发展真正的PE/VC，我们主要还须依赖民营资本。如果这个判断正确，则我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就又多了一层必要性和紧迫性，显然，在这一领域，我们急切需要退出若干给人信心、真正管用的长期性制度安排。然而，我们应当非常清醒地看到，在今后一个很长时间里，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VC/PE，还不可能发展到能够大规模支撑科技金融发展的程度，我们还必须依靠银行来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如所周知，虽然发展直接融资的目标自上个世纪末就被明确提出，但是，30余年下来，银行间接融资的格局依然如故，更有甚者，最近两三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向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回归的趋势。这种状况产生了很多问题，甚至对于金融的宏观调控也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大家知道，我国货币供应的主体是银行存款，大量资金从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撤出，变成银行存款，导致了我国的货币供应增长极快。有好事者指出：目前，中国M2的规模已经是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银行等三家世界上最大的央行之M2的总和。但是，一方面，由于M2中定期存款比重不断上升，我国货币供给的流动性（用M1/M2来度量）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预期不振，我国企业的有效贷款需求严重不足，使得实体经济部门仍然感觉到信用供应不足。应当说，这是一个我们在短时间内是改变不了的非常大的结构性问题。鉴此，在一个长期内，我们仍然只能在目前这种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下来讨论怎么发展科技金融，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我觉得有三条思路可以考虑：其一，打包贷款。打包贷款在我国兴起，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事。当时的代表性事例，就是国家开发银行用开发性金融的名义推出芜湖模式和天津模式。这个模式的底层逻辑其实还是风险投资的原则：就是把若干个赚钱的和不赚钱的项目绑在一起（打包）算总账，只要总账是盈利的，包含在“包”内的所有项目均可获得信贷支持。比如天津模式，其实就是个总体开发的概念，其核心则是海河的清理。大家知道，清理海河自身肯定是不赚钱的，单独将之列为一个项目，无论如何也不能获批。但是，海河周围的房地产以及其他连带的商业活动都将因海河的开发而获得丰厚的收益，于是，将海河开发以及这些相关的开发项目打成一个包，算作一个项目，那就是一个难得的好项目，高达800多亿的贷款就这么发放出去了。再有一个早于天津的芜湖模式，其原理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赘述。其二，最近这段时间里大家讨论较多的是“合肥模式”。据我们研究，合肥模式的要义，除了类同“打包贷款”算总账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特点，就是引入容错（容许出错）机制。我们知道，我国原来的金融体制机制安排，是不容许出错的，特别是银行体系不容许出错，甚至设有终身追究的安排。这就使得商业银行在科技金融领域难以施为，因为，既然关涉创新，就不可能不出错，而且还可能出大错，对于这种“错”若无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相应的体制机制安排，支持创新很难施为。大家一定注意到，最近中央反复强调“一致性评价”的重要性，不仅所有的经济政策要有一致性，而且，非经济的政策也要同宏观调控的方向具有一致性。我体会，这种一致性要求，就是要对经济金融领域中的决策给一些宽容，为我们的科技金融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其三，有一个老题目恐怕还是要拿出来讨论，就是银行综合经营问题。如果银行为主的格局短时间改变不了，如果支持创新是我们一个必须完成的关乎我国前途与命运的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就必须在体制机制上让银行能够承担起这个任务来。在这个意义上，银行综合经营就是一个体制机制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也是从上世纪末便开始讨论。在欧洲大陆，综合经营本就是其基本的金融制度。在美国，固然因《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和《银行控股公司法》（1956）的禁锢，银行业和资本市场长期分离，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于1999年被通过，混业经营也开始在那里大行其道。对于所有这些，国内都曾有过非常热烈的讨论，然而，终因各种形势所迫，这个讨论无果而终。我觉得，面对如今的新形势，面对发展科技金融的紧迫需求，我们应当认真重提这个话题了。推荐阅读吴晓求：科技改变金融习近平主席访法前夕，在巴黎的几场论坛值得细品强烈推荐，人大原校长刘伟教授论“新质生产力”中美有一个深度合作领域，复杂度超乎想象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在2024年5月5-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中国多家知名机构在巴黎举行了多场人文交流、智库论坛，引起当地与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国内央视《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多家央媒都做了重点报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参与多场活动。这是人大重阳过去半年继2023年9月欧洲8国调研、12月参加中法二轨高级别对话以来的第三次访问法国。人大重阳君整理相关情况与观点，并推荐如下：▲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论坛​4月30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联合主办的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论坛在巴黎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慎海雄作视频致辞，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布鲁诺·福克斯、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巴黎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布吕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等出席活动并致辞。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在政治经济分论坛上做了主题发言。相关观点如下：1、法国是在中国人印象中最好的西方国家。法国，就是浪漫、时尚的代名词。法国大革命是中国中小学生学习世界历史必学的一课。卢梭、孟德斯鸠、伏尔蒙、卢梭、叔本华等等，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法国思想家、作家。拿破仑的霸气与悲情，让中国人无限唏嘘。老一代中国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曾在法国留学。从这个角度看，法国肯定是近现代化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大国之一。2、在中国人看来，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最特立独行的。法国具有西方其他国家所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比如，马克龙总统最近几年对西方、对北约的反思与独立思考，在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关注与尊敬。建议法国朋友在思考中国时继续保持着独立的思考。3、法国朋友常提起中国国内的经济竞争，担心法国企业受打压。事实上，中国市场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不少中国企业也会遭遇缩水、重组甚至破产、被淘汰的命运，但也有的企业在艰苦环境中越挫越勇，勇敢突围，比如华为。过去几年，的确有的法国企业受不了中国市场竞争而收缩，但目前约有2100家法国企业在华投资，更多法国企业如欧莱雅、香奈儿、道达尔、娇兰、雅漾、米其林集团在中国的业务都做得不错，有的还有扩张。2023年前三个季度，法国对华投资领跑所有外国投资，增幅达121.7%。中法两国货物贸易总额从2021年888亿欧元上升至2022年1019亿欧元，增幅达14.74%。我相信，这些法国企业已经用真金白银给中国市场投了信任票。4、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也超乎许多法国朋友的想象。中国社会的持续稳定。新疆、西藏都很稳定。中国的城市治安是全世界最好的。任何一个城市，无论是小孩，还是女生，晚上10点以后上街都会非常安全。相比之下，现在反而有越来越多人担心在巴黎的治安。当然，这次来巴黎，发现香榭丽舍大街的人行道更新了地板砖，原来满大街香烟头也少了，变干净了。这让我非常高兴。所以，我建议，中法两国都应该聚焦在本国社会与发展问题的解决，这样两国及两国关系都会变得更好。5、中法的开发合作，让我回想起20年前的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2004年，中法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法国开发署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合作框架协议，法国开发署每年对华提供总额约1.2-1.5亿欧元不附带条件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主要用于改善全球大气环境领域项目。2005年，中国成为法国开发署提供资金的最大受援国。对于法国的曾经帮助，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也为中法两国进行第三方市场合作奠定了基础。2015年6月发布的《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开启了双方在第三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新途径。2018年初，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法国开发署签订第三方合作协议，共同支持非洲国家对抗全球变暖的项目。中国与法国都有优势，可以一起合作为帮助非洲相关国家解决用电困难问题，助力非洲国家实现绿色低碳发展。5月2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指导，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欧美全球倡议联合主办第二届中法全球治理论坛在巴黎举行，两国百余名与会专家围绕“深化全球治理改革，共建多边主义未来”主题深入研讨交流。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开幕式致辞，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IMF原副总裁朱民、WTO原副总干事易小准作大会发言。与会专家围绕“建设与维护和平”“科技创新与发展”“低碳可持续发展”“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四项专题深入研讨。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受邀在“低碳可持续发展”环节做主题发言，相关观点如下：1、气候变化到了相当危险的时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人类正在打开地狱之门”。在这方面，当前俄乌冲突极大地阻碍了全球绿色低碳进程。在欧洲，安全关切盖过了气候应对进程，这进一步提醒我们要通过合理的方式结束这场冲突。在气候变化应对上，中美欧要真正展开多边主义合作，不能让低碳成为政治和大国博弈的工具。2、近年来，中国低碳事业开始领衔全球。2022年所有清洁电力（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合计占全球电力的39%，创历史新高。2023年一年，中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就将超过自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购买第一批太阳能板以来美国所安装的太阳能发电装机总容量。中国水电十年来稳居世界第一，电站呈现智能化趋势：截至2021年，中国累计水电装机容量391GW，占全球29%，位列第二和第三的巴西和美国则分别只占8%和7%。3、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部分欧美发达国家频繁未能兑现气候承诺，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排放方面面临了更大困境。比如，美国气候目标反复“打脸”：克林顿于1998年签署《京都议定书》，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就宣布退出；2015年12月《巴黎协定》在195个成员国中通过，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2021年1月拜登又宣布重返。2009年奥巴马在《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制定量化目标，均与预期目标差距过大。更糟糕的是，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目前看来，类似气候援助近乎“空头支票”。4、中国是全球减排行动的重要推动者，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污降碳行动正在中国发生。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15年下降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同时也比2005年下降48.4%，超额完成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2020年12月，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新目标，计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目前看来，根据核算，各项气候目标均稳步推行。更重要的是，中国仅仅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建成全球最大绿色融资市场。除以上两场公开论坛外，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在巴黎期间还受邀参加了在由法国桥智库举行的内部“中欧经济学家工作会”、“中国经济与全球机遇”高级别圆桌对话会、在OECD（经合组织）举行的中国经济对话会。人大重阳网、“人大重阳”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的公众号将发布相关内容。推荐阅读五四青年节，再呼吁关注“90后”的关切与改革中美有一个深度合作领域，复杂度超乎想象吴晓求：科技改变金融强烈推荐，人大原校长刘伟教授论“新质生产力”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在全球视野下观察中国青年的现状与未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在核心期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刊发学术论文《“十四五”视野下的“90后”与中国改革》仍值得再阅读。当年5月10日人大重阳曾主办研讨会以《培养全球视野的中国接班人》为主题发布，现再推荐如下：▲本文刊于《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核心摘要●从经济动能、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四个重要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十四五”期间将加速演进。

编者按：过去6年，人大重阳曾出版5部“金融强国”主题著作，包括《大金融时代——走向金融强国之路》、《货币主权：金融强国之基石》、《负利率陷阱：西方金融强国之鉴》、《中国金融软实力——金融强国新支撑》、《绿色金融：金融强国的新动能》讲述金融强国的理论溯源与国际比较，形成了一批系统性、前瞻性的诸多理论创新成果。2024年全球范围内，极端气候事件频现。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之间的气候合作与竞争将成为全球各国的标杆和参照。现节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副研究员刘锦涛2023年出版的著作《绿色金融：金融强国的新动能》第十三章“中美绿色合作竞争未来走向”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之间的气候合作与竞争将成为全球各国的标杆和参照。2021年4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世界地球日”之际邀请了包括中国、俄罗斯等38个国家的领导人及两位欧盟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参加为期两天的气候峰会，意图重建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并提高国际气候话语权，并借着呼吁设立更高气候目标为由向中国施压，甚至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合作同中国竞争。中国则强调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全球气候治理，并“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可见，中国不仅没有在气候峰会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和牵制，更不会被部分国家的减排新目标打乱自身的步伐和节奏。在未来，气候治理问题将长期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虽然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产业投融资等方面有希望进行有限的合作，但中美竞争对抗的背景与“全球绿色低碳经济战争”的环境在长期内不会改变。为此，中国必须深入分析和研判全球气候治理新局面以及美国的动向，提前开展气候布局，掌握全球低碳竞争的主动权。01美国在气候问题上欲重夺世界霸权1美国对重夺国际气候话语权的迫切性拜登上任后便立即重返《巴黎协定》并急于召开此次气候峰会，表明美国正式宣告已重回气候舞台，并意图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随着中国提出明确的“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且国内各部门开启碳减排全面布局，具备强大而高效的执行力，美国出于对霸权的维护，必然将在气候领域展开追进。在气候峰会上，美国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计划于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相比于2005年降低50%～52%。配合此前拜登政府提出的2万亿美元涉及大量应对气候问题和推进能源转型的新基建计划中，足以体现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史无前例的野心。但从实质上看，美国举办此次气候峰会的战略意图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在联合国《巴黎协定》外另起炉灶，按自身的规则重建气候秩序，以显示其气候治理的领导权；二是借高调宣布新目标计划的方式，削弱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国际影响力，防止将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领导者地位让渡给中国，实现对中国“绿色崛起”的遏制；三是向参加峰会的各国进行气候邀约，呼吁提高减排目标与资助贡献，修复自前任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后受损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关系，重新组建“气候联盟”。2推动各国建立减排新目标向中国施压美国借助气候峰会设立更高减排目标的呼吁得到了部分国家的响应。具体来看，日本提出了2030年碳排放相比于2013年降低46%的减排新目标(比此前26%的承诺高出了20%)；韩国宣布停止为海外燃煤电厂项目提供公共资助；加拿大计划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相比于2005年的减排力度从30%提高到40%~45%；巴西承诺2030年实现50%的碳减排并在2050年比原计划提前10年实现“碳中和”；英国则最为激进，计划将在2035年之前减少78%的碳排放量，并提前十五年在2035年走向“碳中和”目标；此外，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在《欧洲气候法》达成的临时协议中也提出将2030年较1990年减排目标从40%增加至55%。部分国家的减排新目标营造出了一股气候治理的国际紧张感。美国重回《巴黎协定》后再度入局全球治理，如何与美国之间开展气候合作显然是当下各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美国也希望通过“气候联盟”推动甚至胁迫中国提高自主贡献目标，以领导者的身份追求国际新型“气候霸权”。3中国在减排目标上不盲目跟进从现实角度来看，部分欧美国家在气候峰会上的新目标多半只是高调的空口承诺，除了表达对美国的呼应以外，几乎没有切实有效的减排路径。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则并未提出更新的自主贡献目标，从而美国以开展气候峰会为名施压与胁迫中国的意图并没有达成。中国计划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具备减排绝对值上的重大压力，但在2030年“碳达峰”期间，此前提出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5%的相对值目标具备一定的过渡性质，不以牺牲经济发展换取短时的碳减排贡献。中国努力走绿色发展之路，本质上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归根结底是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并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需求，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为了减排而减排，更不会以空谈目标的方式来提高气候治理国际影响力。02中美绿色合作存在基础和可能1中国可对中美绿色合作抱有期待美国气候大使克里曾多次访华，中美也联合发布过《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问题，使中美在气候治理领域存在利益重叠，并有望成为重启战略合作的起点。为此，中国对于中美气候合作可抱有一定的期待，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气候合作将缓解短期内中美紧张局势。当前，中美关系已经降至多年来最低点。在前任政府的极端对华政策下，拜登政府不仅要修补此前受到严重损害的国际关系，更要重拾自美国2016年退出《巴黎协定》以来停滞不前的低碳环保领域的国内政策与国际合作，重新与中国开展对话和交流。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前两大碳排放国，二者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举措与合作方式将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参考依据。另一方面，中美有望在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上追求共同利益。低碳环保是超越国别的重要议题，而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升级转型的大方向，本质上并不存在国际的结构性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色彩。中美在绿色领域存在较好的合作基础，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国部分省市与美国的绿色金融合作以及2016年奥巴马时期成立的中美绿色基金。未来中美在光伏、锂电池、绿色交通等领域均具备深化合作的前景，并通过国际绿色投资扩大本国就业岗位、提升贸易进出口。为此，中美在气候谈判中求同存异并探索符合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存在可能性与可行性。2中美绿色合作存在限度尽管中国存在与美国探索绿色合作的可能，但从客观形势来看，只能开展有限度的、小规模的短期合作，具体而言。一方面，中美在长期内将继续保持竞争和对抗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气候合作的范围和深度。2021年4月13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开了2021年《美国情报系统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内容，其中将中国列为威胁名单的首位，并提及气候变化上“势均力敌的竞争”。气候治理关系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低碳经济占据主流，国际气候利益冲突发生的频率将逐渐高于合作共赢。而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必然会成为冲突的焦点，不断削弱已有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美国气候政策在长期内存在两大不确定性：第一，拜登政府执政存在窗口期，修复前任政府气候问题的过程使得新政策更难以开展，且继任政府亦存在完全推翻拜登气候政策的可能，从而使得中美之间长期而深入的气候合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第二，美国对于气候承诺存在违约风险。在气候治理的历史上，美国不仅极少兑现目标，反而屡次毁约，例如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奥巴马政府时期曾同意向“绿色气候基金”提供30亿美元但实际出资10亿美元。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2万亿美元新基建计划在财政收入预期和执行力等方面饱受质疑，美国在没有发挥气候治理表率作用的前提下谈国际合作没有充足的说服力。3应重视美国可能进行的气候压制随着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日渐尖锐，气候治理已成为各国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彰显国际领导力的新杠杆。在气候峰会没有达成牵制中国目标的基础上，中国应正确分析和看待美国未来可能进一步开展的阻碍和打压。首先，美国或将通过“绿色贸易战”追求世界绿色经贸格局中的新型霸权。“碳中和”倒逼各国加速经济转型，使得清洁能源的使用与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传统化石能源则面临或改造或弃用的风险，一场重组绿色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转变即将出现。以石油资源为中心和纽带的“石油美元”霸权体系将逐渐衰落，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将逐渐成为未来支撑世界经济的主流。美国出于对本国霸权的维护，将积极投入国际“碳中和”之路上的战略合作、利益博弈、贸易竞争之中，在新大国竞争主战场中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其次，美国或将通过“绿色技术战”对中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技术研发展开遏制。当前，各大国在围绕新兴绿色产业的研发竞赛中已纷纷开足马力，目的是尽早抢占绿色低碳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向其他国家输出生产标准。美国也正通过挖掘低碳技术创新的国际领先优势，将其升格至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在中美低碳经济竞争中重要推动力，为后续的对外技术授权转让提供坚实基础，并可能对中国展开新一轮的“绿色技术战”，通过一系列技术禁令和企业制裁实现对中国的创新遏制。最后，美国或将通过“绿色金融战”加大对气候融资与绿色资本流动的国际操控。世界经济的低碳转型升级使得国际资本将更青睐具备潜力与产能的绿色新产业，各国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与优惠政策将成为吸引外国优质投资者的新条件。与此同时，新一轮与低碳投融资相关的绿色金融博弈即将开启。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为华尔街银行设定气候影响的全球标准，财政部和监管机构正拟定加强要求企业揭露环境冲击的规范。由此可见，美国可能通过新的“全球标准”在绿色资本的国际流动中实现干预和操控，包括对绿色投资提出准入限制，或在绿色低碳相关股票和债券指数的成分股中加入或剔除中国企业以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判断。03国际气候治理新形势1中国在气候领域面临新挑战以碳中和为目标应对气候变化俨然已成为当下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最热门的议题，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国际博弈亦越来越频繁，以碳中和与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底层逻辑的国际新竞争正在全面展开。中国在展现大国责任和担当的同时，应努力争取自身合理权益，时刻警惕美国的气候意图和动向。首先，从近期美国的动作来看，中国应谨防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干涉中国内政之名开展气候制裁。此前在2021年，美国就所谓的“新疆问题”对中国光伏企业实施制裁，对新疆开展多晶硅禁令，佩洛西窜台更是直接揭示了美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意欲分裂中国的企图，美国对华气候遏制行径对于向来排华与抑华的西方国家具备示范和煽动效应，引发气候制裁的国际效仿，并令气候问题进一步沦为政治手段，更可能进一步蔓延到对小国参与国际气候行动的“选边站”抉择之上。可见，气候政治开始颠覆过往“没有共同的朋友、只有共同的利益”的认知，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开创了放弃共同利益、置人类命运共同体于不顾、视气候治理为国际政治手段的先河，这对于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21世纪全球碳中和目标而言可谓是最大的阻碍。其次，气候变化与碳中和广泛涉及产业经济的诸多行业与部门，中国应警惕美国配合气候博弈所相关的一系列关税、贸易、金融博弈的联合开展。从美国近期动向分析主要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要警惕美国以碳排放总量为由开展道德绑架，美国向来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为由胁迫中国承担更多气候责任，认为中国是全球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勾连部分岛国就海平面上升问题向中国进行道德绑架。2020年9月，美国发布《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清单就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环境问题无端指责中方。2021年7月，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呼吁中国提高碳减排速度，批评如果中国到2030年才实现碳达峰，则其他国家必须在2040年甚至2035年之前达到零排放才能弥补。二是要警惕美国抢占气候投资与绿色产业的标准定义权，此前美国专利审查部门早已开展专利审查改革，开展加速审查程序推动环境改善和能源节约等绿色技术专利的通过与推广，加快有关环境质量、新能源发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发明专利申请以促进绿色技术发展，意图在碳中和时代占据绿色产业链的顶层地位，以实现“绿色卡脖子”。三是要警惕美国对华全面开展气候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2021年7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正酝酿效仿欧盟推出碳边境税计划，2021年3月拜登政府考虑为华尔街银行设定气候影响的全球标准，此外美财政部和监管机构还曾拟定加强要求企业揭露环境冲击的规范，防止气候资金流入中国。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应主动争取气候话语权，谨防陷入国际舆论劣势。中国在气候治理上向来注重说到做到，普遍以务实为原则，始终坚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出发开展气候行动，从未将气候问题政治化。此次佩洛西事件中，中方的反制措施是对佩洛西窜台的正当合理应对，美国意图占领国际舆论优势、指责中国在“惩罚全世界”的论断毫无根据。从本质上来看，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这其中更包括气候合作，中国应积极争取国际气候话语权，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绿色金融等表层领域的国际竞争，而是更深层次上的话语权规制权斗争。当前，在全球各国参与度越来越高的基础上，气候问题泛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掌握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2将气候变化作为对美绿色竞争筹码自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思想以来，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了顶层设计，开展了全球历史上最大的绿色低碳减排运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努力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治理成效和决心的无端质疑明显低于其他领域，但中国也应时刻谨防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开展的气候遏制与打压。面对佩洛西窜台和美国对华气候遏制行径，本书提供以下建议。在开展一切国际气候事物之前，中国应当时刻看清美国的真实野心与目的，美国屡次将新疆、台海等问题作为对华筹码，未来同样也会将气候议题完全政治化。在过去数十年内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的承诺和美国的行动几乎从未匹配，美国说一套做一套的行径在国际社会上有目共睹。对内，美国自身缺乏气候行动力和规划力，气候政策朝令夕改，气候治理效率低、成效差。2022年6月，美最高法院裁决限制环保署监管碳排放权力，联邦政府难以限制发电厂碳排放，这令拜登政府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大打折扣。对外，美国过去承诺过的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援助几乎很少兑现，也曾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重要气候协议。可见，美国从未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作为开展气候行动的初衷，而是不断寻求自身利益并损害他国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应充分看清美国的真面目，在气候问题上对美国保持清醒的认知，转而寻求更为切实的资金承诺和产业合作。一方面，从人类与国际大局角度出发，中国不应在气候合作上与美国全面脱钩，应保持缠斗，努力将全球气候治理拉入正轨。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大国，要实现21世纪碳中和目标，离不开中美任何一方对气候治理作出努力，且中美气候合作动向将全面影响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与气候治理的未来走势。在气候问题上，中国并不可完全放弃气候合作的未来前景和潜在收益。对此，中国保持对美国的气候缠斗，以气候共同体作为长远目标开展持久战、拉锯战，不断敦促美国在气候合作上拿出足够诚意，停止对中国的政治挑衅、停止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相向而行、与世界可持续发展潮流保持一致。中国还应令美国意识到，中方对佩洛西窜台的气候反制措施并非以中美气候脱钩为目的，核心诉求是美国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将气候合作独立于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斗争之外。同时，中国应积极发展气候盟友，可借助“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等战略联合其他重要国际力量，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持续注入新动力，努力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和响应，带动全球气候合作进入互利共赢的正常轨道。另一方面，中国应将气候合作作为对美竞争和钳制的筹码，在绿色产业上实现对美制衡。当前，国际上光伏、储能、新能源等产业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对中国的依赖仍然较大，部分西方国家还无法实现清洁能源产业链的自给自足，缺乏能源独立性。美国对华实施光伏禁令等气候制裁措施不仅不利于美国自身的绿色产业健康发展，更损害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进程。对此，中国面对美国气候政治手段，应考虑将气候合作作为钳制美国绿色转型与发展的筹码，在全球碳中和进程中实现对美绿色产业制衡。构建绿色产业链价值链离不开“绿色全球化”的实现，中国应积极把握全球绿色一体化中的重要机遇，合理利用产业链优势地位。3全球气候治理下的中国应对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实现碳达峰，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尚未实现，仍担当“世界工厂”角色，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仅有30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年，减排形势相当严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能否在气候治理上获得国际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减排承诺的大小，而应取决于对自主贡献的执行力。面对全球气候治理与博弈，中国应坚持自己的目标，团结可以团结的盟友，积极维护本国切身利益，做好阶段性的气候治理全面布局。首先，中国在短期内应布局“气候舆论战”，掌握气候治理的全球话语权。中国在推动低碳减排的过程中不得不以部分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中国既要表达自身的减排决心和自主贡献目标，也要对外多提中国低碳发展的巨大付出，不断提升国际公信力。因此，在短期内，中国应积极布局气候低碳领域的舆论战，努力提升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威，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指责与牵制。其次，中国在中期内应布局“低碳技术战”，开展气候治理相关产业政策调整与技术成果转化。具体而言，应广泛建设绿色创新重点实验室和基地平台，建立绿色成果转化市场，对开展绿色高新技术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上的政策支持，设立绿色科技创新基金与绿色技术产权信息服务平台。同时在国际市场中要提前预防美国可能在低碳技术方面对未来中欧绿色合作展开的破坏和阻挠。最后，中国在长期内应布局“绿色发展战”，走不被他国牵制的“中国模式”。在气候治理谈判上，中国应秉持着“美国先行”的原则，美国有义务率先实现自身承诺的气候目标。气候峰会反映了美国可能将气候问题作为限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但未必会将自身带进减排困境，若美国未能如期兑现气候承诺，反而进行回避与逃脱，将令其他国家陷入低碳竞争的困局。因此，中国要在长期内走好“中国模式”，将低碳经济转型作为提高国民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式，而不仅仅将气候治理当作国际谈判与博弈的政治筹码，更不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约束和牵制。推荐阅读吴晓求：科技改变金融产能过剩？美国政要对中国制造业的看法不靠谱强烈推荐，人大原校长刘伟教授论“新质生产力”丁刚：把目光从芯片拉起，我们会看到什么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2024年4月29日，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吴晓求出席了中关村论坛——金融科技论坛并作《科技改变金融》的主旨演讲。吴晓求指出科技嵌入金融提升金融效率，扩大金融功能。一是科技提升跨期资源配置金融功能，增加信用风险甄别能力，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二是科技重构财富管理金融功能，改变投资组合的机制和理念。三是科技加强支付和清算功能，推动金融第二次脱媒（金融第一次脱媒是市场化导致传统金融中介减少），提升支付和清算效率。同时，科技进步与金融发展紧密相连，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坚持市场化道路，积极拥抱科技，并加强法治建设。本文转自5月2日“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吴晓求非常高兴参加中关村论坛，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速度惊人的时代，金融已然成为这个时代备受瞩目的焦点。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金融与科技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紧密联系。从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每一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升级与迭代，以及随之产生的产业生态的深刻变化，无不激发并推动了金融领域的重大变革与创新。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横空出世，象征着大工业化时代的曙光初现，使得劳动力从人的直接奴役中解放出来，这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对金融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业银行以之为契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规模迅速扩大，成为推动当时工业革命发展的中坚力量。100年之后，历史的车轮滚动到19世纪60年代，自动化的浪潮已然席卷全球，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且规模空前扩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投资银行应运而生，成为满足产业发展资金需求的重要力量。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的变革，正是科技进步引发产业迭代所催生的必然需求。投资银行的崛起不仅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大幅发展，更为企业的成长和经济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变革不仅标志着金融行业的深化发展，也预示着未来经济格局的崭新篇章。跨越又一个世纪，当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互联网的崛起宣告了信息化时代的全面来临，而我们至今仍然身处这一变革的浪潮之中。这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它催生出了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风险资本或风险投资（VC）。这种金融新业态的崛起，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也推动了整个金融体系的深度创新。硅谷的辉煌成就，正可以视为科技进步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典范，同时也是金融创新推动下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金融创新的支持，硅谷的成功很可能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金融创新不仅为初创企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动资金，还为他们构建了与投资者、市场之间的桥梁，使得科技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今，人类社会已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显著特征是以智能化为引领。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和资本业态正经历着微妙的变革，战略性资本和战略性基金的出现正是对这一时代变化的深刻适应。从人类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技和金融之间相互促进、紧密耦合的关系。科技进步不仅推动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而金融的成熟与完善也为科技的进一步飞跃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与风险保障。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新科技的融入对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表层的，更是深层次的、基因式的。它极大地提升了金融运作的效率，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增强了金融的功能性和服务半径。同时，科技的融入还有效提升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识别能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现代金融，作为经济体系的血脉，拥有六大核心功能，其中三大基础功能尤为关键。首先，跨期资源配置，这一功能通过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的方式，无论是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还是市场的自然机制，都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简而言之，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融资功能，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风险配置或财富管理，这是基于市场机制完成的金融活动。随着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和资产种类的丰富，财富管理变得日益重要。它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帮助他们在不同风险等级的投资中合理配置资产，实现财富的增值。最后，支付和清算功能，这是现代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经济活动中，物物交换早已被淘汰，而纸币和信用卡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随着科技的进步，新的支付方式不断涌现，如移动支付、数字货币等，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支付的便捷性，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互联互通。这三种功能的充分发挥，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正是科技的进步，推动了金融体系的不断创新和完善，使得金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让我们回顾物理化时代的跨期资源配置。在那个时代，信用甄别主要依赖于物理指标，因此金融服务大多集中于大型企业、拥有抵押物的企业以及那些易于评估的借款方。这是因为，在缺乏有效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难以准确甄别下游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中低收入客户的信用能力。金融活动的本质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当信用甄别存在困难时，金融机构难以有效识别风险，这大大限制了金融服务的普及与深化。然而，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通信技术、计算机科学、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崛起，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新技术极大地提升了金融的风险识别能力，特别是信用甄别能力。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运用，金融机构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客户的信用状况，从而实现对中小微企业、中低收入客户等长尾市场的有效覆盖。普惠金融的兴起，正是基于这样的科技背景。普惠金融不仅仅是通过物理网点的扩张或政策引导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依托科技进步，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限制，让金融服务更加普及、更加便捷。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结合应用，金融机构能够实现对客户信用状况的精准甄别，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精准化的金融服务。这不仅扩大了金融服务的半径，也使得金融服务的对象更加广泛，真正实现了金融服务的普惠化。因此，科技进步是普惠金融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基础。其次，从财富管理的角度来看，科技的进步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投资组合构建机制和投资理念。尽管当前以AI为基础的量化交易在中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无可否认，新技术在财富管理中的应用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高频交易、程序化交易等基于量化分析的策略不断涌现，这些都是技术进步与金融领域深度融合的直接体现。最后，支付和清算系统同样受到了科技革新的显著影响。金融脱媒，即金融活动的去中介化，已成为推动金融现代化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一过程不仅源于市场机制的推动，更得益于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支付和清算领域的脱媒，使得交易更加直接、高效，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消费和交易需求。随着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的迅速崛起，传统的支付方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许多到访中国的外国友人可能会感到不适应，因为中国的支付脱媒速度之快令人瞩目。在中国，现金支付虽然仍是法定货币，但其使用频率已大大降低，尤其是在小店、停车场等场所，移动支付已成为主流。由此可见，科技和金融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中国金融业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市场化、科技化和法治化的基础之上。市场化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石，科技化是推动金融创新的关键，法治化则是保障金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未来，要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深化金融脱媒进程，同时高度重视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摒弃对科技带来风险的误解，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带来的创新机遇。此外，加强法治建设，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也是实现金融强国目标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观点，谢谢大家。推荐阅读产能过剩？美国政要对中国制造业的看法不靠谱强烈推荐，人大原校长刘伟教授论“新质生产力”丁刚：把目光从芯片拉起，我们会看到什么罗思义：从耶伦访华看美国在新质生产力竞争中的“中国焦虑症”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刘伟在《经济研究》2024年第3期发表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需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文章指出，理解新质生产力，核心是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动力是创新，载体是产业，要尊重客观规律，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将文章内容发布如下：关于新质生产力，现在大家探讨很多。从理论意义上来说，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就是要素的赋能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讲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这个概括非常深刻。因而，理解新质生产力，核心是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动力是创新，载体是产业，要尊重客观规律，扎实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载体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培育的动能首先在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带来要素禀赋的变革和赋能，带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形成新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质态演进。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高度的历史提升。事实上，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等反映现代化进程阶段性特征的概括，本质上都是指产业结构的时代变革，而不仅仅是经济规模的扩张，尽管结构质态的变革必然带来经济量态的提升，但量的规模扩张并不等于经济结构质态演进意义上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也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结构转换是长期的，而量的增长在短期里可以实现；结构失衡是深刻的矛盾累积，而总量失衡可以通过宏观政策取得明显效应；结构转换的动能在于技术创新，而创新具有极为突出的不确定性；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有着深刻全面的要求，而制度创新又是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衡远比总量失衡深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不仅体现在量的方面，特别是人均水平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质的方面，即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差异。新质生产力切中了发展的要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新兴产业和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科技创新切实体现为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将科技创新产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如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部署的，“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次会议同时明确提出，要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科技，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急速发展的背景下，以不断提升的算力为基础，推动传统产业和动能改造转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动能，催生未来产业，日益成为竞争力发展力的根本。迫切需要在改造传统动能上以数字技术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和提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链的水平和韧性，促进智慧农业创新发展；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加快数字经济赋能、提升数字经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渗透率；以数字化引领和推动未来产业的技术突破，在培育未来产业上找准未来的基础前沿和关键技术领域，把握未来科技演进和发展趋势，激活未来产业发展新势能，特别是要重视人们普遍关注的“健康、数智、绿色”三大方向。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规律一是科技创新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和所提出的要求。科技创新具有超前性、探索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但总体上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演进趋势，科技创新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科学研究的偏好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真问题”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价值。二是必须遵循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质态的上升是科技创新和运用的重要基础，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对于经济发展必须具有超前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在体制机制上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在发展战略上，需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实现有效贯通；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三是需要重视发展中大国特殊性。一方面，大国经济结构的完整系统性，大国经济均衡的基本内向性，要求创新驱动具有全面性，不能存在严重受制于人的关键性短板。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外国“卡脖子”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对结构升级、经济畅通，还是对高水平安全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要求以科技创新推动质量变革、动能变革、结构变革，不仅具有与自身相比的发展成长性，而且要求在高水平开放环境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具有竞争力，不仅在经济总量上增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且在产业分工的全球格局中具有结构性制约力。因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以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既要“补短板”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守住大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底线，又要“壮强项”，“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演进规律一是经济社会发展质态变革的实质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障碍和困难在于结构变革中的一系列矛盾。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量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上，这种结构性差异是量的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在于经济结构性失衡和产业结构高度不够，无论是低收入阶段的“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还是解决温饱之后的“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都是结构性矛盾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经济结构质态落后的直接动因又可以归结为创新力不足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带来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匮乏，不仅使经济增长严重失衡，难以实现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而且被长期定义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低端，进一步降低经济的稳定性并加剧依附性。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创新驱动促使生产要素禀赋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核心，紧紧抓住产业变革结构升级这一关键，否则便失去其应有的发展意义和先进性。二是科技创新驱动的产业革命和产业结构演进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客观历史逻辑性。在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史上，所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在历史上是逐渐递进的，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深入是以农业发展达到相当水平为基础，以农业现代化为条件，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是以工业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即所谓“后工业化”特征的体现。在当代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时期，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仍然要遵循发展的内在逻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尤其是乡村振兴，没有坚实的工业化，尤其是新型工业化，没有强大的实体产业，尤其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智能化、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基础和应用场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避免产生“虚高度”。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不是一味“跟跑”，而是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及教训，特别是吸收科技创新成果，降低发展成本，实现重要领域的突破甚至“领跑”，但一定要建立在牢固的发展基础之上，不能超越经济社会的可能和需要。主观地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唯心臆想的政策提升，只能加剧形成经济泡沫、创新泡沫，从而加大发展成本和风险，最终结果还是要被经济发展客观历史强行纠正过来，但由此国民经济发展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错失真正的历史机遇，使现代化的目标实现进程严重迟滞，甚至中断。历史上我国“大跃进”大炼钢铁强行提升工业化就是严重的教训，现阶段存在的脱实向虚的结构性矛盾更需纠正。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形成巨大的发展泡沫，重要原因也在于脱离实际脱离效率提升的根本，盲目推动产业变革和结构升级。事实上，在现阶段，结构演进重点在于协调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传统动能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的关系。三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由于在“无人区”的科技创新具有更突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当代世界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结构迭代动能转换的深刻变革期，这种不确定性更为显著，使得我们在某些领域有可能率先实现赶超或突破。这是科技革命推动的产业革命进入急剧变革期的特点，同样具有客观规律性。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必须体现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以一些关键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带动经济结构质态升级，以一些重要方面的未来产业的先行培育引领结构演进方向。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重点在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并不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历史上纵向逻辑迭代（串联式），在我国工业化目标达成、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农业现代化的深化和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的推进，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演进的大趋势以及全球化的变化，在带来新的历史性挑战和选择困难的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新的多种选择机遇（并联式）。我们需要切实把握住这种历史机遇，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社会质态演进的内在逻辑和新时代的历史机遇统一起来。四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及特点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的条件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尊重生产力空间布局规律。一方面，在体制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是集中统一但又郡县分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立的经济体制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重要的不同也在于“条块”分设，注意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苏联集中计划经济垂直管理的僵化性。虽然其中存在条块之争的矛盾，但总体来说更具活力。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新质生产力要落地，既要有国家战略性顶层规划，又要有地方具体贯彻实施，需要在利益机制和政策决策执行机制上保障两方面积极性，这是我国国情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在产业布局上，既要有全国一盘棋的统一系统性，又要尊重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的不同，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需要体现主体功能区的差异，从而在资源配置上提升空间效率。这种空间效率是资源配置结构性效率的重要方面，也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构成，尤其是要防止区域之间产业布局的结构性趋同。结构性趋同不仅会脱离区域实际，降低资源结构配置性效率，而且会加剧宏观经济总量失衡。此外，需要关注增长极的培育及其对国民经济全局性、区域性拉动的极化效应，新的增长极培育需要同创新中心和高地建设统一起来，增长极的培育对于非均衡的发展中经济体实现超越尤为重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一是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在生产关系上深刻变革，尤其需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创造体制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本身作为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相统一的生产力的内在构成，其变化对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另一方面，“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包括完善治理体制和政策机制等，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培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效发挥国家总体战略规划引领和资源配置协调的功能，按照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体制上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和劳动者等各方面的关系，克服单纯依靠市场实现创新和结构升级的分散性、盲目性及不确定性等各种局限。二是要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运动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要素禀赋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革，相应的产业变革和结构质态演进，实质上都是供给侧的深刻改变。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但市场经济中的供求是矛盾运动的统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脱离市场需求的牵引，否则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盲目性和严重的行政性，就会脱离市场约束，进而缺乏竞争性和有效性。应当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在高水平的供求动态平衡中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荐阅读丁刚：把目光从芯片拉起，我们会看到什么罗思义：从耶伦访华看美国在新质生产力竞争中的“中国焦虑症”吴晓求：建设金融强国需构建“两大支柱”绿色金融硕士课程开设5年，人大重阳为10万金融干部讲授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4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在《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从美国开始建设首条高铁说起》。文章指出，当华盛顿持续攻击中国新能源产业“产能过剩”时，高铁反映的是美国与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这才是中国制造在一些领域走在美国制造前面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将全文发布如下：▲中车长客“复兴号”动车组。图源：长春日报芯片、芯片、就是芯片，中美大国实力的比拼就是看谁掌握了高端芯片吗？隐隐约约总有一种感觉，围绕着芯片的反复炒作，会不会将怎么看中国发展的节奏带偏？我们能不能把盯着芯片的目光拉远一点，抬起头看看芯片后面的大背景，这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发展。美国终于要建设首条真正的高速铁路了。4月22日，连接拉斯维加斯与洛杉矶的Brightline

编者按：近日，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在观察者网刊发评论文章《从耶伦访华看美国在新质生产力竞争中的“中国焦虑症”》，引发广泛关注，目前阅读量已26万+，现将全文内容发布如下：▲4月22日观察者网刊发本文现如今，美国对华政策凸显自相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中国访问期间，以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与不同的中国人接触，展示了她似乎真的非常喜欢中国美食，并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总体平静的态度。但紧接着，与耶伦试图向中国展示礼貌和理性的态度相反，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公开的反华峰会，联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对中国发出了政治和军事威胁。事实上，美国的这种“两面派”做法并不矛盾。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政策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的，而非美国经济的“神话”对其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将分析美国的基本经济形势，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并在文末探讨其对地缘政治和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必然影响。01

编者按：4月25日，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承办“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金融强国之路”主题论坛。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长吴晓求发表主旨演讲。他强调，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和创新要服务于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构建“两大支柱”：一是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国际货币之一，二是强大的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现将演讲实录发布如下：▲吴晓求首先感谢李扬、稻葵、张春、金清教授们的到来，也感谢梁琪、方颖、建军、王擎、莉亚、晓蕾年轻一代的金融学者的参与，因为未来在他们手上，他们也是代表了金融学科非常有影响力的高校的领导。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也是在上级的督促下成立的，人大、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开、厦大以及上财、中财、西财等都作为我们这个联盟的重要主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们重要的合作单位，这样就和这路大军联系在一起了，金融学科的研究高校只是一路大军，感谢各位的到来。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要秉持着一些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在成立的时候我专门讲过。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首先不能是自封的，自封不行，得要有真正的科学研究，不能是自封自闭的，关起门来肯定不行，不能自大，看不起别人，也不能自我，自我欣赏。所以这里的自主与自封、自闭、自大、自我是没有关系的，一定是建立在吸收、包容、开放和创新的基础上，所以金融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联盟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要包容所有的创新、包容所有的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没有哪一种东西是唯一正确的，学术上一定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包含不同的逻辑、不同的判断，学术问题上，很难说谁的判断最准确，因为它都在变化，所以包容很重要，包容才是学术繁荣的基本环境。刚才我说的梁琪、方颖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未来要把包容放在第一位，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开放，一定是对外开放的，不能搞成一个小圈子，永远是对外开放的，这和吸收是有密切的关系。最后当然是创新，根据中国的国情，也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可以做出在金融学科的学术贡献，可以做出一些增量贡献，你说我要做颠覆性的贡献还是比较困难的、比较难的，增量贡献是可以的，在上面加一点中国的元素，这就是我的定位。我这个人没什么抱负，也没什么理想，能有一点增量就已经不得了了。这是我关于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的理解和定位。金融强国的主题是一个时期以来讲得最多的内容，我在稻葵的清华经管40周年的论坛上也专门讲过，稻葵给我出一个题目，他说你一定要讲金融强国，在张春老师上海高金院那里也讲了类似的话题，还有在其他的场合都讲过。今天时间受限我很难展开，但是首先要认真学习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关于金融强国的一些定义，特别是总书记在省部级金融高质量学习班上关于金融强国作了科学的解释，包括“五篇大文章”“六个强大”等等，这个我们都要深刻地理解它，我在学习基础上简约地谈一些自己的看法。金融强国是未来相当长时间指导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总纲领、总目标，金融所有的改革和开放的政策都是要有利于金融强国的建设，这是总目标，也是迄今为止我们提的，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极其重要内涵的一部分，是金融领域里面提的最重要的目标。等于它牵引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一个总的指导。金融强国的内涵很丰富，高度抽象后我用“两个支柱”来刻画我们的金融强国。第一个就是可自由交易的国际性货币，人民币应该成为可自由交易的国际性货币之一，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总书记谈到的“六个强大”，把强大的货币放在首位的原因，因为它是最重要的象征，迄今为止成为金融强国的国家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完全可以自由兑换，可以拿着钱到世界各地，它是国际通货，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把这个支柱理解清楚，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哪里。我们不是在那些鸡毛蒜皮的地方，是在最重要的领域着力地推进它的改革。第二个支柱就是市场，第一个是货币，第二个是市场，如果货币是可自由交易的国际性货币，市场作为金融强国的一个载体，它一定是国际金融中心，今天可能我们还不是，但是这是我们的目标，金融强国也是我们的目标，说金融市场不是国际金融中心，你是金融强国大概也没人信，你要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作为财富管理功能的国际金融中心，那很显然它是要求很高的，今天我们的资本市场离这样一个金融强国的载体——金融市场、资本市场，那就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不怕有差距，我们怕就怕看不到问题所在，怕就怕看不到差距，差距不可怕，有了差距我们才可以改革、才有目标、才有动力。这是我理解金融强国中的“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如何建设呢？我想只有走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之路，这“两大支柱”形成了，就可以有效支撑金融强国的实现，通过什么方式能把这两个支柱立起来？就是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市场化当然包括金融的脱媒、资本市场的发展，乃至于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这个是市场化肯定要做的，包括市场化改善中国金融的结构和功能。法治化更重要了，法治化是要让别人信，金融强国的“强”是别人说你强，不是自封的，是别人说你强就强了，你自己说自己强不见得，别人为什么说你强？是因为别人把钱能够投到你这儿来，那你就强，全球的机构投资者都把中国的人民币计价资产作为一个标的资产来投资、来配置，那你就是强，他为什么会来？他会说你法治很完善、你很安全、你有透明度，你也有很好的契约精神，也有成长性，他为何不来？这些元素都要匹配好了人家才会来，有一个没匹配好他都不来。法治化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法治化是社会契约精神的来源，也是人们安全、安心的来源，信心的来源，所以我想这个法治化是最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是中国的金融最强大的基础，也是国际化的很重要的基石。最后当然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走向世界，我们必须是开放的，所以我想它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是你会发现这几样事情，但是这几样事情非常难，完善的法治、高度的社会契约精神、足够的透明度，还有创新精神、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实现金融强国。我相信，我们只要是怀着实事求是、客观理性的态度和精神，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我想我们是能够实现的，我们在座的大概是能看到的。谢谢大家！推荐阅读绿色金融硕士课程开设5年，人大重阳为10万金融干部讲授“4·25讲话”两周年，人大这场“金融强国”论坛看点十足白宫前高官惊呼：华盛顿相信“中国见顶”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险的“全球南方”诉求？俄副总理、巴西前总统等6位国际名流如是说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人大重阳综合媒体报道：今年4月25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两周年，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相关要求，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大型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4月25日在京隆重召开。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承办“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金融强国之路”主题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金融强国之路。现场百余人参会，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贸易报、证券时报、金融时报、上海证券报、深圳卫视、21世纪经济报道、大河财立方等二十余家媒体现场报道本次论坛，新浪财经、蓝鲸财经、中国证券报、券中社、长安街知事等十余个平台同步直播。▲活动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郑新业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主持开幕式。▲郑新业郑新业表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金融强国是推动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重要着力点。建设金融强国，首先需要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只有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才可提高金融工作的纯洁性，加强金融工作的落实度，保障金融工作的整体大局。其次，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我国应以金融供给侧改革为抓手，加强金融体系对人民权益的保障，提高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融合支持力度，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方面久久为功、持续努力。最后，要推动中国金融工作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进程。我们应在金融市场化、法治化的轨道上合理平衡二者关系，更好地推动中国金融的守正创新。同时，充分释放中国金融积极、正面的国际影响，走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光明之路。▲王文主持开幕式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长吴晓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李稻葵，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张春就金融强国主题先后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秘书长马勇主持主旨演讲环节。▲李扬李扬教授从科技金融发展的角度发表了他对建设金融强国道路的思考。他从科技金融的界定、主要形式以及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他对科技金融的深刻理解。李扬教授强调，发展科技金融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科技金融要促成科技的产业化，二是要将科技金融理解为一种风险投资。他表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可能仍然需要依托银行体系来发展科技金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李扬教授建议，可通过探索打包贷款、合肥模式及银行综合经营等方式来支持科技金融的发展。▲吴晓求吴晓求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的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坚持“吸收、包容、开放、创新”的基本原则。他强调，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和创新要服务于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构建“两大支柱”：一是人民币成为可自由交易的国际货币，二是强大的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同时，要使这“两大支柱”共同支撑起金融强国之路，必须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三大基本原则。其中，法治化应该被置于最重要的位置。最后，吴晓求表示，只要是怀着实事求是、客观理性的态度和精神，用改革开放的办法，金融强国就一定能够实现。▲李稻葵李稻葵教授从构建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和建设金融强国两个方面发表了他的重要见解。他指出，在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学派”和“中国风格”的形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基于中国的实践，以正确的方法去证明和形成自主的学科，学科的建设比学派的形成更加重要。在建设金融强国方面，李稻葵教授强调，要搞好金融就必须遵循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专业性强、具有长期性。根据这两个规律，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金融监管必须要体现专业化和独立性。▲张春张春教授分享了他关于资本账户开放新模式的一些重要思考。他指出，建设金融强国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资本要素能够安全和高效地跨境交易和流动。为了实现这一条件，要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账户开放新模式，其中具备风险隔离和高度国际化特点的“跨境支付+离岸体系”模式值得探索。这一模式可以为投资者和企业提供全球化的人民币金融服务，而离岸体系的制度设计可以是高度国际化甚至超前的，以达到对在岸体系发挥“引领、练兵和试验田”的作用。最后，张春教授强调，该模式提升了央行进行离岸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勇主持主旨演讲环节在主题演讲环节，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梁琪，厦门大学副校长、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方颖，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张金清，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李建军，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王擎，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刘莉亚，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刘晓蕾围绕金融强国主题展开研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何青主持了主题演讲环节。▲梁琪梁琪作题为“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经验思考”的主题演讲。他认为，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需要运用“以静制动”的理念。并且，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该“边做边推”，在构建的同时就进行广泛推广。▲方颖方颖作题为“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理解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的主题演讲。他强调，思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问题，需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中国问题，尤其要思考如何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问题。▲张金清张金清作题为“关于中国哲社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几点认识和思考”的主题演讲。他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具备并保持它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创新性，同时也应有包容性、开放性、通用性和共享性。此外，法律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等软实力、以及科技创新等硬实力，将对中国哲社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起到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因而也需要大力加强。▲李建军李建军作题为“加快构建金融强国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的主题演讲。他建议，当下培养构建金融强国需要的人才，一是要创新金融前沿交叉领域高端人才培育模式，二是要扩大金融人才双向开放交流，三是要加快构建中国自主金融知识体系。▲王擎王擎作题为“金融强国指数报告”的主题演讲。他表示，全球金融强国建设呈现“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国位于三梯队中第二梯队领军地位。中国金融强国指数在经济基础、金融机构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金融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刘莉亚刘莉亚作题为“点绿成金，写好‘绿色金融’大文章”的主题演讲。她建议，第一，针对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可进一步细化数据的标准和要求；第二，可推动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相互融合；第三，可探讨从财政政策方面研究发行绿色政府债券的可能性。▲刘晓蕾刘晓蕾作题为“使用PSC替代ESG指标体系探讨的”的主题演讲。她表示，ESG的话语体系已经被西方垄断，导致西方的ESG评级体系对中国的评级有失偏颇。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的、不被西方话语权主导的利益相关人的体系。▲何青主持主题演讲环节▲钱宗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钱宗鑫最后代表主办单位，对与会嘉宾的光临和精彩演讲表示感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金融强国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应该立足中国国情，解读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为建设金融强国贡献一流的理论支持和智慧成果。本次“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金融强国之路”论坛的举办，得到了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理事单位、高校金融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的鼎力支持。未来，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将持续开展深度合作，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凝聚学界、业界和政府共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一流金融学科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为促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推荐阅读白宫前高官惊呼：华盛顿相信“中国见顶”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险的庄毓敏：为何对科技型企业“不敢贷、不愿贷、不会贷”“全球南方”诉求？俄副总理、巴西前总统等6位国际名流如是说中国的境外投资进入新阶段，需警惕“三个失衡”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2024年4月24日，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首席教授，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Evan

编者按：今年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以书为友，与书为伴。在此，人大重阳君精选10本好书推荐给热爱阅读的你。以下图书（按出版年份排序）哪本是你最喜欢的？可与小编互动留言，留言被精选的读者将随机获得推荐图书一本。✦

编者按：今年4月25日是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4·25”重要讲话两周年纪念日，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相关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将于2024年4月25日隆重召开“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大型学术研讨会。根据学校总体规划，由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重阳金融研究院等部门共同承办“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金融强国之路”论坛。“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金融强国之路”会议议程：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承办单位：中国金融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联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会议时间：2024年4月25日（周四）10:00-12:10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大厦三层多功能厅10:00–10:10

编者按：近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庄毓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郗继磊在《中国金融》2024年第3期发表文章《银行体系结构与科技型企业发展逻辑》。文章从银行体系结构与科技型企业发展的一般逻辑出发，提出稳妥推进中小银行的合并重组、探索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创信贷银行，以及设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创信贷银行等中国银行业改革方向，为提升银行体系服务科技型企业的能力提供重要参考。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一方面，需要发挥好大型科技型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活力和竞争力，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为创新的重要主体。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银行体系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正在不断加大。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编者按：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主持“全球南方的兴起”分论坛。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阿列克谢·奥维丘克，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芙出席会议并分别作开幕致辞。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印度尼西亚前外长马尔迪，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印度中国研究所(ICS)荣誉研究员、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副教授叶文出席会议参与圆桌论坛。4月18日，“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发布部分对话实录，现将实录全文发布如下：▲论坛现场。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官网嘉宾致辞王文：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本次论坛。今天我们谈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全球南方的兴起”。我们知道“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在过去两年里热度很高，今天我们邀请到非常知名的嘉宾来讨论这个话题。本次会议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嘉宾致辞，第二部分我们会进行圆桌讨论。首先，我们热烈邀请巴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女士，有请您致辞。▲罗塞芙。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官网罗塞芙：首先，感谢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也感谢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同时向俄罗斯联邦副总理阿列克谢·奥维丘克表示感谢。我们面临全球的挑战，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机会，这就是全球南方兴起的缘起。推动全球化的努力从二战以来就已经开始，金融和贸易在2008年、2009年趋势有所减弱，从那以后保护主义已经在国际贸易中盛行，一直持续到2018年。新冠肺炎疫情也使得供应链受到干扰。除此之外，还有地缘政治冲突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其中涉及对他国的制裁，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限制和风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崛起在全球舞台之中，而且给全球化带来了更多的动力，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限制，由于区域之间的相互依存也有了一些相反的趋势。比如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在逐渐增加，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之间逐渐增加，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的贸易也在不断增加，这也是新的全球化潮流，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而且也是一种新的多边主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中进一步显示了这样的趋势，全球贸易供应链的份额在2022年时就进入到了缓慢发展区间。2022年，美国降到一个最低的水平，为什么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当下出现了更多的紧张局面呢？为什么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在蓬勃发展呢？中国达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这也推动了和“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在增加，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过程中对中国的依赖可能不像以前有那么高的程度，虽然美国仍然和中国的供应链进行非常深入地交流，但是“全球南方”在这个过程中作用逐渐体现。同时，多边主义，包括购买力平价指数，“南方国家”的GDP占比从3.8%增加到31.5%，而七国集团全球GDP的份额正在逐渐下降。最近，尽管有市场之间的脱钩情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趋势是多边主义。另外从“全球南方”中涌现新的参与者，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金融、贸易方面新的平衡力量，而且会形成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的塑造力量。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全球南方”各国的货币已经逐渐崛起，各国在逐渐更多地选择自己本国的货币，这也会导致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加剧，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变革。这里有两个场景，这两个场景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在人们号召一个全球性的货币，全球地缘政治上的团结已经不再存在，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货币体系，希望具有更多极化的特征。第一个趋势，双边和多边的贸易在南方国家之间也越来越明显，同时他们使用的是本国的货币，而不是像以前只使用美元一种货币，或者是其他的货币。第二个趋势，使用更多央行发明的数字货币，帮我们更好地应对金融欺诈，这也慢慢地在“全球南方”国家展开。但在这过程中，目前全球货币框架中还有一些不平衡的现象，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金融的流动性，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他们不得不以更高的利率融资，这是由于饥饿、气候变化和贫困的影响，而且它的金融资源也更少，不足以应对他们的挑战。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国家也是负债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全球紧急反应小组报告，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高的负债率，而且使得他们的金融体系难以为继。所以，发展中国家总是由外部支持，而且有很高的利率，这和发达国家相比是高出很大的。比如说非洲国家借贷利率水平是美国借贷利率水平的4倍，比德国的借贷利率水平高8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本地货币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如果我们要面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目标的话，我们需要做出更多的改革。亚洲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等等，我们需要建立起新的机构共同行动，让现有的流动性能够为继，让“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同等的融资待遇，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王文：非常感谢，每次听罗塞芙行长的发言都让我受益匪浅，全球南方的崛起意味着更多的合作、发展和平等。下面我们热烈邀请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阿列克谢·奥维丘克先生致辞。▲阿列克谢·奥维丘克。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官网阿列克谢·奥维丘克：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和欢迎。我还想感谢组委会组织这次活动，我非常荣幸能够出席这场重要的论坛。“全球南方”的兴起代表的是这个星球上过去50年来发生的最重要、最美妙、最令人惊喜的事情。我要感谢罗塞夫总统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能够和发达国家进行竞争。“全球南方”经济发展最成功的部分就是“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得到了提升，他们参与到了国际供应链的竞争当中，这也促进了他们经济的增长。问题是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吗？二战之后人们开始支持全球化，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包括贸易的碎片化，全球经济的碎片化，金融市场的碎片化，能源市场的碎片化，所有这些都在同时发生。虽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产业、公司进入到了不同的地区或者是领域，当然在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竞争正在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趋势。问题是“全球南方”该怎么去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观点，就是“全球南方”国家怎么参与全球化。“全球南方”现在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发展，比如说应对气候变化，这些目标、发展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合作，团结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比如说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世界。比如说如何获取干净的水，如何确保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比如说提供融资，让不同的国家能够进一步地发展，能够使用一些清洁技术，所有这些都能够使我们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好。在谈到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时，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比如说谈到目前这些碎片化的问题，就要求我们加强和邻国之间的合作和联系，改善和邻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和合作，在过去十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努力。比如说金砖机制、欧亚经济联盟，这些经济联盟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合作机制有助于我们解决和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2023年12月，普京总统签署了一份关于2025—2030年的协定，在能源、数字化转型、能源安全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何让签约的这些国家从中受益，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做了承诺，找到了解决的方案，确保让人们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我们也建立了相关的机制，确保绿色的蔬菜、食物、蔗糖，人们生活所需要的这些食品，能够实现自足、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获得稳定的食品供应。同时，在能源方面，欧亚经济联盟也采取了一些共同的努力，这些努力也对他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对GDP的影响，去年我们的整体GDP超过了3%，比如亚美尼亚的增长达到了9%，2022年他们的增长高达22%，还有一些国家他们的增长率保持在6%左右，白俄罗斯增长率3.9%。今天早些时候专家也提到了这一点，俄罗斯去年GDP增长3.6%，我们的失业率也很低，是历史上最低的；我们的收入增长7.7%，通胀率7.4%，今年我们的目标通胀率4.5%。我们确保了非常稳定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环境。当谈到经济联盟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要扩大市场准入，第一点就是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进行合作，“全球南方国家”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区域，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可以跟“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更多的合作，我们建立很多的国际运输走廊，比如在北部和南部我们建立了一些运输走廊，围绕里海我们建立了一些中部运输走廊，同时我们也修建了阿塞拜疆和其他国家联通的铁路，确保铁路的畅通，使得俄罗斯到阿塞拜疆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铁路能够顺畅，使得里海周边的土库曼斯坦等这样的国家能够实现铁路的货物运输，能够让这些货物通过伊朗运到印度。我们跟伊朗的经济委员会合作，推行了很多物流的项目，来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了还是有很多需求的，就像刚才罗塞夫行长说的，我们需要一些金融方面和融资方面的支持，我们希望能够确保设施的互联互通、确保货币的自由流动和使用。谈到和中国的合作，中俄之间92%的贸易都是本币结算的，同时欧亚经济联盟支持国际交易，我们希望和其他国家也能实现金融机制的联系，来取代美元，确保货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美国有他自己的决定，我们也有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问题，我们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跟友好的伙伴和邻国合作，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不断地确保共同的增长是可持续的。我们愿意跟更多的南方国家进行知识分享，包括在电子政务、税收管理、土地管理等方面我们都愿意进行知识的分享，确保可持续的发展，确保政府的可持续管理和治理，这种知识我们是愿意和大家分享的，事实证明有一些项目是非常成功的。我想跟大家再谈谈机构，刚才谈到了全球的贸易，我们也希望世贸组织能够按照我们预期的那样继续运行下去，我们真正关注的就是要减少贸易的障碍和壁垒。同时，我们也会引入一些机制，包括自由贸易区。2023年12月，俄罗斯和伊朗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议，之前和越南也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议，我们和印尼、印度、埃及也在开展谈判，我们有意去改善贸易环境，为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以及其他的盟友和伙伴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我们也会和“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开发一些技术规定和标准，化解贸易壁垒。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也是非常重要的机制，金砖国家组织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组织，有很多国家今年年初正式加入了金砖国家，而且还有很多国家等待着加入金砖国家。我们也邀请更多的国家，包括白俄罗斯加入到“全球南方”国家，这样的话让“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能够得以加强，在欧亚大陆的北部，包括俄罗斯，还有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也能够共同合作，共同做出我们的决定。圆桌讨论▲主持人王文。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官网王文：非常感谢阿列克谢·奥维丘克副总理，非常感谢您的讲话。下面我们进入到圆桌讨论环节，有请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印度尼西亚前外长马尔迪，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印度中国研究所(ICS)荣誉研究员、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副教授叶文。刚才我们有两位重量级嘉宾的演讲，现在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给巴巴耶夫的，您对之前两位嘉宾的致辞有什么样的看法？▲巴巴耶夫。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官网巴巴耶夫：感谢各位的邀请，让我有这个机会参加博鳌亚洲论坛。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大家的高见。当我看到今天会议的主题时，我想到了60年前的一本书，就是《西方的崛起》，书里说到了过去的500年西方文明征服世界的历史，现在我们看到了新的时代，之前西方时代已经结束了，南方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东方也在增长。我想不仅仅只是关于南方和东方，我们说到全球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是未来增长的中心，这不只包括亚洲、非洲、拉美，同时也包括作为欧洲国家的俄罗斯，还有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全球的大多数国家是真正的大多数，这些国家想共享一个关于全球的未来愿景，是一个公平的全球经济，公平的全球化，不需要有霸权，不需要有压迫，而且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要真正得到公平，全球的大多数国家需要有共同的愿望，在全球不论哪个地方不需要有单边的限制，没有制裁，没有压力，特别是来自西方机构的压力。这些国际的机构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主导的，他们希望的世界是公平的，而且要有一个公平的利率，所有全球的交易在开展的时候不需要有任何延迟，也不需要任何的限制，这就是我们都希望建成的一个世界，我们需要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帮助之下重新创造，这也刚好跟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在座嘉宾们代表的国家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一致。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面，制裁措施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碎片化、逆全球化等等，这都是由西方国家发起的。三十年前世界银行的数据，只有一百多个制裁措施，现在全球有2万多个制裁措施，这极大地限制了甚至破坏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他们把它叫做法治，这个法治实际是西方发明的术语，而现在西方明目张胆地违反自己所制定的法治。我们知道西方肯定不会理解，我们认为中国、印度等大多数国家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王文：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共同的目标。下面一个问题是提给印度尼西亚的朋友马尔迪，您是全球有名的外交官，对此，您怎么看？▲马尔迪。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官网马尔迪：非常感谢，非常荣幸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圆桌讨论，之前听了两位重量级嘉宾的致辞，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之前我们只是说南方国家，现在我们说到的是一些新兴国家，或者是全球大多数国家，我想这些国家群体需要有一个内部的整合，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冲突不幸都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发生的，如果“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把现在的冲突的情形进行改变，“全球南方”国家的特点就是稳定、和平，如果要实现这点该多好。特别是在东南亚，这是我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区域。“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做的是让繁荣和发展的红利得以实现。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一些负面趋势要转变为积极的方向，特别是在东南亚包括西亚国家，我们也在进行内部的努力，首先需要让全球国家推动团结，特别是要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空头支票或者只靠说来实现。第二是我们要找到一些共同问题，有哪些问题、原则、价值观、理念使得这些“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团结在一起，比如1945年当时印尼的万隆会议极大地团结了这些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团结所有的国家，找到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些问题必须都是符合现实的，而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的。另外我们还要思考，找到一些支持多边主义，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多边主义，而是适合“全球南方”国家目的的多边主义，比如像博鳌亚洲论坛这样的一些平台。“全球南方”需要更加团结，发出统一的声音，增加有力的呼声。通过外交和对话来解决问题，让我们感到很痛心的是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很多巴西、印尼、非盟、中国的朋友都有共同的愿望，我们有构建和平的努力，但是立刻受到攻击。事实上，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可以让“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帮助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我们的作用得靠自己挣来，必须自己努力，不能靠别人而来，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获得“全球南方”的称号。王文：非常感谢马尔迪外长提的这些关键词，下面请印度朋友分享一下您怎么看。▲叶文。图片来源：博鳌亚洲论坛官网叶文：大家好，很高兴参加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我在中国留学，毕业于南大和复大，同时我也来自“全球南方”国家，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今天大家的讨论对我来讲最重要的观点是，“全球南方”国家为什么要发展自己？我想我们不应该感到害怕，造成“全球南方”国家害怕的心理只是发达国家自己所描述的。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得非常快，尤其是在清洁发展、人类发展等方面做了很多贡献，西方国家越来越不安全了。嘉宾们还谈到了产业链、供应链的新秩序，这些事实上是矛盾的，西方人总是在宣传他们认为的所谓的包容，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实施包容之实。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不平衡造成了这种不安全、不稳定，所以我们质疑西方背后的动机和这些制度背后的动机是什么。面对挑战，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第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要摆脱西方的操纵。因为这些都是政治力量在推动，所以南方国家应该站出来，要从西方的阴影中站起来，要摆脱他们施加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压力，他们从南方国家获得的贸易顺差是巨大的，如何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真正受益，必须要摆脱发达国家的影响。第二，在尝试走出西方阴影的同时，应该进行更好的机制改革，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对于南方国家来说，一方面我们要独立，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提升自己内在的能力和独立性。第三，要实现“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协同，提升我们的弹性。我们之间的这些不同、挑战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态环境不一样，发展的生态环境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共同去学习。比如对于印度来说要向中国和俄罗斯学习，向其他的国家进行学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他们怎么减缓这样的挑战。比如参加博鳌论坛，我们了解不同国家的挑战，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对于印度来说我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样发展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所以我觉得“全球南方”国家的未来是非常美好的，是充满机会希望的，我们有很多机会，我们要真正地相互学习，我们之间要实现这种能力建设，谢谢。王文：谢谢，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我们要相互学习。在过去的二十年，西方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小了。正如您所说，即便在现在，一些国家内部还有很多西方化的影响。比如过去几个月，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教授创造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比如他说到全球东方国家谈到了三个词，全球北方、全球南方，以及全球东方国家。谈到全球东方国家的时候，他提到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他实际上是想要区分或者分裂南方国家。马尔迪先生说了，中国的发展很重要，那我想问巴巴耶夫先生，对于东方国家或者“全球南方”国家挑战是什么？巴巴耶夫：历史上讲欧洲和美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根据西方的理解东方和西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文明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东方的文明要比欧洲的文明要悠久得多，所以对于中国政治来说东方总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就像它的文明一样，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本质是一样的，我们要实现这个规则不是由西方国家书写，而是由全人类制定，新的方法就是要有新的民主，人权、金融、制度，新的基础设施，需要这样的一个机制，让他们的梦想、合作，以及公平竞争能够实现。我们需要一个好的金融制度，这个金融制度是要免除欧洲、美国或者是任何国家影响的自由的金融制度。我们谈到金融交易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基础设施不能被西方控制，很多银行害怕第二次衰退，他们害怕和一些国家进行合作，比如说他们害怕和中国、俄罗斯进行合作，但是这样的判断是公平的吗？我们需要一个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尽可能地去减少风险，不管是在中国、中东、世界上任何地方，我们需要减缓任何地方的风险，我们需要金融机制确保自由贸易的流动，这是对所有国家都有益的。有一些金融机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建立之后一直非常活跃，但是这些机构不再有效了，事实上它阻碍了自由贸易发展。我们需要新的基础设施，需要新的工具，不论是建立在金砖国家合作基础之上，还是建立在中俄双边合作的机制之上，但是这样一个机制最终是会到来的，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机制确保真正公平的世界。王文：巴巴耶夫刚才谈到了新的基础设施，下面一个问题问马尔迪，您怎么看待去美元化的问题？马尔迪：我们一直在强调“全球南方”这样一个概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避免碎片化，现在我们看到了全球的碎片化、新阵营的建立使得全球体制处于瘫痪的状态，今年博鳌论坛主题是“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所以对于南方国家想要进一步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就要了解目前的状态，参与到这样的工作中。“全球南方”国家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和平的建造者，来缩小差距，建立共识。从全球的层面来说，全球公民都希望看到这样一个趋势，一个全球的思维，不管你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环境。我总是想到，过去在70年代总在讲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但是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现在我们希望灵活，看看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改变。不管在谈西方、东方、南方，问题都是互相影响的，它是全球性的问题，是跨越国境的。我谈到了团结的问题，团结不是去反对某一个国家，不是宣泄愤怒，我们应该建造一些事情。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南方国家应该参与进来，创造一个更加团结的环境，建立一个新的团结的局面，推动世界的发展。王文：团结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有请叶文，我的问题可能有点敏感，如何推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团结，您刚才提到的讲话非常友好，但是每天看印度的媒体就会发现很少有像您这样友好的言论，中国是不想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导人，我们希望“全球南方”国家都平等对待，所以你的同事印度的学者怎么看？叶文：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全球南方”其实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事情，但是我得让大家知道我们都在走这样的一个历程，“全球南方”国家都是贫穷的国家，最年轻的国家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我们首先思考一下，在学校的班集体里面，这些古老的文明他们在历史课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特别说到中国和印度，我们有一起共存了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不应该把几千年共存的历史做出误判。两国之间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是互为最大的亚洲的邻国。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稳定，中印之间的经贸超过了1300亿美元，而且中国是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的经济都在蓬勃发展。所以我们说到供应链和历史、经济方面，中国也是一个最大的伙伴，所以这里朋友们不用太担心，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团队。另外说到多边主义，多边主义不是寻求某一个单一的领导，如果我们要争夺领导地位的话，就又回到了西方的做法，所以我们不是要创造冲突。事实上，“全球南方”一直在自我革新，我们需要有一个灵活的、具有很大韧性的国家，卢比、人民币、卢布，很多的货币都是以R这个字母开头的，这个R代表着韧性，代表着崛起。我们来谈“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看一下我们一块能够做什么，这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望的，我是很乐观的，我希望各位也都很乐观，谢谢。现场互动王文：非常感谢，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下面如果有问题可以举手提问，女士优先。观众：我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我想问马尔迪先生，全球经济和全球合作刚才罗塞芙说到需要一个新的全球货币系统，您怎么看？马尔迪：关于这个问题，不妨看看金砖国家行列，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之间是非常多元化的，他们各不相同，很多人以为这些国家之间不能团结在一块，中间有很大的困难，但事实上国家之间越是多元化，如果有共同的目标就更加强大，就像东盟一样。东盟也有很多的分歧，如果有一个目标的话也会很好地团结在一起。金砖扩容也是一样，因为大家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这就意味着这个组织更加具有包容性，不用害怕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形成一个集团政治思维，这是各国互相之间交往的一个方式。从长期来讲，我们不要形成新的集团，最后金砖会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类资产。而现在全球的金融系统是非常碎片化的，罗塞芙总统提到的一个建议我们要认真考虑，在全球治理方面我们需要做到合理、合适，不仅仅是要回到20世纪，今天我们要去想想改革，否则全球的金融机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会脱离现实，我认为罗塞芙的提议非常重要。观众：我的第一个问题是给阿列克谢·奥维丘克总理的，中俄关系在全球挑战的背景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呢？第二个问题是问给罗塞芙总统的，您怎么看金砖历史性的扩容，特别是大国之间紧张的背景下，会有什么影响呢？阿列克谢·奥维丘克：中俄关系是有活力的、非常稳定的，这是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基于两国政府之间深厚的交往历史之上的，而且我们的贸易关系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23年中俄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400亿美元，未来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数字的增长，而且我们还会开展更多推动两国互联互通的项目，包括推进中俄联盟一体化的项目，现在中俄之间有很多项目在讨论和实施，双边关系非常强劲。我们还有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金砖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组织，在各个层级我们都有相互的讨论，而且这是基于共识做出的决定，是国与国之间关系新型的典范和模式。正如印度的朋友说，我们不希望成为领导人，印度、俄罗斯我们都不希望成为领导人，因为各国都是平等相待，希望进行讨论，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罗塞芙：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基于各国共识形成的，特别是新兴国家，还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共识。我们需要有一个政治性的论坛，也需要一个银行和金融机构。这个银行是一个平台，首先我们不会接受限制条件，这些贷款融资的条件过去是由西方国家强加的，过去如果想做贷款必须得接受西方的各种条件，比如说企业的私有化等等。金砖国家认为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全球的趋势、国际秩序不是一个主观的决定，我们不能够脱离现实，我们从五个金砖国家开始，现在有十个国家，这样的扩容还会加速，因为很多国家还在排队等着加入金砖国家。在我看来，旧的秩序还没有消亡，而新的秩序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现在正在转型期，金砖是这样的一个机制，还有新开发银行。金砖机制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平台，另外还有一个金融方面的机制，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我们建立起新开发银行，目前我是这个银行的行长，我也非常荣幸，其宗旨就是要改变所有这些国家的贷款条件，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进行投资的这些强加的条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都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得应对气候变化。我们需要发展，我们也有权利发展，所以我认为金砖国家应该是“全球南方”国家都愿意参与的一个机制。王文：谢谢罗塞芙总统，同时我们也要给这位小伙子热烈地鼓掌，谢谢你。作为中国的学者，我想讲三点：第一，这是谈到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第一个论坛，过去很少有谈论南方国家发展的论坛，南方国家不是一个新词，60年代的时候西方学者创造了这样一个词，但是南方这个词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它反映的是南方国家崛起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专门就南方崛起举办这样的一个论坛。第二，中国是南方国家的一员，我们也支持南方国家的发展，过去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支持，通过和新发展银行的合作，我们积极地参与和南方国家的这些合作，未来中国也将在南方国家发展中贡献更多的力量。第三，南方国家还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巴巴耶夫谈到合作非常重要、团结非常重要，印度朋友也说到了我们要互相学习，马尔迪也谈到了多边主义等等，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开端。感谢在座的各位，谢谢大家。推荐阅读转型阵痛仍存，但向好趋势明显：6名智库学者深挖2024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中国的境外投资进入新阶段，需警惕“三个失衡”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无道德时代，美国外交革命

编者按：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在凤凰网政能量发表文章《中国产能过剩了吗？》。文章指出，经贸问题要“在商言商”，美欧不要拿政治话语来说产能问题。产能过剩与否，需要从实际数据、全球视野、概念本身来深入分析中国到底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现将全文发布如下：春天是个热闹的季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6天前脚刚走，德国总理舒尔茨就来访华3天3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和关注了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产能过剩”。日前李强总理在与舒尔茨的记者招待会上，专门就“产能过剩”问题做出了正面回应，他表示要以市场眼光和全球视野，从经济规律出发，客观、辩证看待产能问题。笔者对此的理解是经贸问题要“在商言商”，美欧不要拿政治话语来说产能问题。产能过剩与否，需要从实际数据、全球视野、概念本身来深入分析中国到底是否存在产能过剩？从概念本身来看，产能过剩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其既是个总量的概念，也是一个变量的概念，而且过剩也有绝对过剩、相对过剩、结构过剩等多种情形。产能是个动态发展的变量，需求比较容易因各种原因而变化，而供给也分现有产能、在建产能、拟建产能等。因为需求变化供需均衡点可遇不可求，非要说个供需平衡才不是产能过剩，那就是强词夺理了。比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产能都是过剩的，那是因为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让需求立即收缩导致的临时性的供给过剩带来的。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在2020年一度降到了62%，而中国由于加强了百姓的疫情防控，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降至67%。百年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冲击是一样的，世界同此凉热，中国也并没有因为疫情带来的“缺芯、缺箱、少柜”等供应链冲击而埋怨谁。世界各国都在同甘苦共患难，并没有谁指责谁，你是不是产能过剩了。▲2020年中国和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最低值。数据来源：美联储、中国国家统计局、WIND从实际数据来看，既然从产能这个概念本身较难分出伯仲，那我们不妨拿产能利用率这个客观的数据来作比较，这样公平合理。产能过剩与否需要用实际数据的事实来说话，从中美两国的实际统计数据比较来看，以全球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做比较，就以最新的统计数据看，2023年四季度美国的产能利用率是77.24%，作为发展国家和制造业大国的中国的产能利用率是76%。中美两国产能利用率是区别并不大的两个数，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又从何说起？▲2023年四季度中美两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比较。数据来源：美联储、中国国家统计局、WIND从全球视野来看，李强总理尖锐地指出了关键点，即产能问题是一个全球问题，是一个国际合作问题。而国际贸易的原理就是各国都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互相交换都获得最大利益，这就是互利共赢，这就是国际合作。国际贸易就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这样才有共同进步。因为现在的市场是开放的市场，现在的世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都有对外依存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国际合作、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进步就是如此发展过来的！世外桃源、闭关锁国的国家并不存在。每个国家在设计产能的时候一定不能只管自己不管他人，尤其是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国际贸易原理就有绝对优势、相对优势之说，还有要素禀赋理论等。作为制造业大国，由于中国人多力量大，是唯一拥有完整的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加上长期技术创新的积累，用几十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所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拥有完整的产业配套能力，人力资源丰富，中国在生产了自己本国所需之外，物美价廉的商品外溢可以让全球受益。耶伦所讲的“一国产能超出本国所需就是产能过剩”，既言不由衷也并不符合经济学原理！2017年美国出口大豆的57%、飞机的25%、汽车的20%、棉花的17%都销往中国。而中国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美国产能过剩。美国卖给全球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我们也卖给美国机电产品、纺织服装等，大家互通有无，互利共赢，哪里来的就中国产能过剩了？但是产能过剩说一直存在于某些西方话语体系当中，特别是存在于中国具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新能源汽车经过数十年“摸爬滚打”，才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而市场是裁判员，物美价廉的商品永远都受到市场的青睐，新能源汽车生产是先有订单再有生产，设计多大规模的产能当然是因为有需求，否则比亚迪也不会自己造船出口汽车，因为需求太过旺盛，所谓产能过剩纯属无稽之谈。有的国家看着眼红，又是调查又是指责，实际就是要打压。这其实并不新鲜，有些行业就是在不断被喊产能过剩当中成长壮大的。而耶伦在去年针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演讲中就明确指出，拜登政府出台的基建、芯片及通胀削减法案目的是增长美国的产能。毫无疑问，所谓产能过剩说，实际上只是一场打压他国具有竞争力的一套说辞而已，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必太在意，但需要有所防备！重要！重要！重要！微信改版打乱发布时间常有读者朋友错过文章更新大家可以将“人大重阳”设为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保持联系，一起前行//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在《中国金融》杂志2024年第5期发表文章《境外投资态势及发展趋势》。文章指出，虽然我国境外投资降幅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应继续提升境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挖掘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在金融强国战略的引导下，开展符合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境外投资活动。现将全文发布如下：▲本文刊发在《中国金融》杂志2024年第5期2023年，全球面临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压力与地缘政治危机等多重挑战。2023年1～11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14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4%，增速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连续11年位居世界前三位。其中，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201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8%。总体而言，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投资大国，各类境外投资活动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但境外投资也存在区域、产业、手段等多种结构性失衡，需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与市场引导措施，以促进我国境外投资质量和效率的综合提升。境外投资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召开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并提出了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就包括“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通过大力推动境外投资与金融开放，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根据2023年9月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631.2亿美元，列全球第二位(美国为3730亿美元)，连续11年位居世界前三位，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80%的国家和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1.34万亿美元，相当于存量规模的48.2%，连续多年占全球份额超过10%。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持续保持在全球前列，与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挥自身活力分不开。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其中重点提出“鼓励民营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有序参与境外项目”，更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在境外投资形势持续向好的基础上提升更多主动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活动，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和资源，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企业的战略眼光，也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的互利共赢。未来，我国企业不仅要考虑“走出去”，还要保障境外投资的可持续性和安全性，境外投资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当前境外投资存在结构性失衡数据显示，虽然我国当下境外投资存量与流量规模均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但投资结构存在多个层面的失衡，若要主动推进境外投资进入有韧性、高质量的新阶段，提升境外投资的安全性，就要重视境外投资所存在的系统性不足、结构性失衡等问题。一是境外投资存在区域失衡，未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潜力。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分布中，流向亚洲的直接投资流量达1242.8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量的76.2%。其中，大部分直接投资流向了我国香港特区，达975.3亿美元，占对亚洲投资的78.5%，占总量高达59.8%，而2021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86.5亿美元，同比下降5.5%，对俄罗斯的投资低于5亿美元、存量不足100亿美元。这些数据也表明，当前境外投资活动未能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合作潜力。二是境外投资存在产业失衡，对高新技术产业与软资产投资不足。目前我国开展境外投资大多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2022年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的直接投资流量累计占比达到56.3%，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科技行业直接投资流量占比均低于3%。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业链中的参与度，也会使得中国开展境外投资的整体收益率水平偏低。在近40万亿美元规模的对外投资存量基础上，若能实现境外投资产业结构向价值链上游过渡的微小提升，就能带动更大幅度投资收益的实现。此外，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容易忽略对品牌文化内涵的宣传以及对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等方面的塑造。加大对文化领域的投资引导，是提升境外投资综合质量、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有效推动力。三是境外投资存在手段失衡，缺乏面向政治、民心等国家形象领域的投资策略引导。政治形象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角色与地位的重要体现，而民心则关系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发展之路的认同与支持，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形象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促进中国形象的海外宣传、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都应成为境外投资策略的新重点。制定专门的投资策略，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综合影响力，并通过特殊形式投资带动更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创新。推进高质量境外投资的路径受地缘政治紧张、通货膨胀、金融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风险影响，世界经济复苏呈现显著放缓态势，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下降1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比上年下降了8.8%。虽然我国境外投资降幅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仍应继续提升境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挖掘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在金融强国战略的引导下，开展符合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境外投资活动。一是提升境外投资的政治站位，以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高度开展全球投融资资源配置。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理念，强调“要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要建设金融强国，就必须构建全球性的投资格局，从“投资走出去”升级为“国力走出去”。金融强国的建设不仅能够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提供更为健全的金融体系支持，借助更为完备的金融市场和工具以更好地满足企业多样化的海外金融需求，也能够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基础上，持续提高企业的国际化与现代化水平，促进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为境外并购、资源开发、股权投资等活动提供成熟的国际金融合作保障。二是加大对境外投资的区域国别研究，纠正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风险过高的投资认识误区。为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我国出台了很多务实的政策。虽然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成熟的产业组织形式与金融市场，但投资活动往往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高风险也意味着潜在的高利润与高回报。事实上，投资风险与政府更迭等政治风险并不呈线性关系，政治风险只是投资风险的一项考虑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从根源上来说，企业开展境外投资仍然应当重视提升项目质量，注重将投资的效益挖掘和风险管理对象扩大到产业、区域和经营主体等多个领域上，合理看待投资活动的复杂性。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开展海外投资调研和国别研究，为企业开展投资活动提供广泛的参考依据，建立“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优质投资案例库，进一步撬动更多企业出海投资。三是加大金融服务于“走出去”民营企业的力度，鼓励民营企业涉足高科技行业与民心工程领域的投资。通过制定更加灵活、便利的金融政策，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包括但不限于降低融资门槛、提供贷款担保、设立专门的金融产品，以降低企业在高风险领域的投资压力等，并加大金融领域的工具和服务创新，探索投资国家形象和民心工程的可持续金融方案。完善激励机制和保险机制，防范和降低民营企业在高科技行业的投资风险。四是在境外投资活动中提升国家参与国际传播的意识，转变投资思维。境外投资不仅仅是资本的输出，更是文化、价值观念和国家形象的传播。应当通过政策引导，让大众意识到积极参与国际传播可以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加深了解，减少误解，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为此，建议制定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策略，通过对国际媒体、公共舆论的分析，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帮助其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此外，应继续引领“一带一路”研究交流与合作，发挥“一带一路”在境外投资中的国际传播作用。同时，可重点发挥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形象建设上的优势，在涉及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领域，国有企业作为各行业的重要代表和支柱，应当发挥其独特的政策与资源优势，在跨国投资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五是完善境外投资法律和规则建设，保护和引导投资者高质量开展海外投融资活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议通过《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于次年3月施行，为境外投资活动制定了项目和程序规范，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和行业监管。未来，应继续贯彻和落实已有行业的境外投资引导和监管，建立境外投资产业指导目标，动态更新符合国家高质量“走出去”投资目标的重点行业，引导企业在开展境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战略眼光，提升企业境外投资的决策质量。推荐阅读喜讯！人大重阳再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转型阵痛仍存，但向好趋势明显：6名智库学者深挖2024年一季度经济数据陈文玲：12个字概括中国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与发展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无道德时代，美国外交革命

人大重阳网讯：近日，国际知名金融学学术期刊《新兴市场贸易与金融》（Emerging

编者按：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高于路透此前综合50家机构预测的4.6%中值，有效回击了部分海外媒体对中国2024年经济开局的消极预期。客观来看，5.3%的开局为今年经济增长奠定了优势基础，工业与出口平稳回升，稳定了各方信心和预期。但是，当下经济复苏仍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下阶段中国仍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阶段，要承受转型阵痛，面临消费复苏动力不足、房地产下行压力较大、中小微企业缺乏投资动力、外资下降等挑战，下一阶段应更加关注结构调整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季度之后，2024年该如何发挥优势实现高质量新增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6名智库学者就5.3%开局的意义、当下经济增长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未来如何不断激发上行动力等问题做出深入解读。▲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蔡彤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委兼宏观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一季度国民经济开门红房地产、外资待改善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高于市场预期的4.6%，供给端工业生产继续稳步回升，需求端投资增速稳中有升，国民经济实现良好开局。然而，房地产业仍在筑底，外商企业投资下降较大，成为今年宏观经济的隐忧。一季度，我国工业生产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高技术产业增速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5%，比上年四季度加快2.6个百分点。充电桩、3D打印设备、电子元件等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高技术产业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工业生产注入新活力。二是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集成电路（40.0%）、新能源汽车（29.2%）、太阳能电池（20.1%）等“新三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助力我国工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三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重回扩张区间。3月份制造业PMI为50.8%，比2月份上升1.7个百分点，表明近期供应链上下游活动趋于活跃，带动物流需求恢复加快，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设备利用率指数等指标有所回升。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比1~2月增加0.3个百分点，增速稳中有升。投资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基建和制造业保持较高增速。特别是制造业投资增长9.9%，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3.4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投资的最大贡献项。二是民间投资继续保持增长。民间投资增长0.5%，继1~2月扭转了负增长状况以来3月继续保持增长，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民间投资增长7.7%。三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外商企业投资下降。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5%，降幅比1~2月扩大0.5个百分点，房地产业仍在筑底过程中。外商企业投资下降10.4%，成为投资增长的隐忧。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应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高质量发展，提振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信心。刘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实现开门红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国通胀反复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助力我国经济开门红。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5.3%，环比增长1.6%。年初基于对疫情疤痕效应等的担忧，大家对今年5%的增速心里还打鼓，然而在新质生产力助力下，中国经济在一季度实现了开门红。这为全年经济实现5%左右的增速奠定了基础。近来多家国际机构也都上调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大任务就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让中国经济实现开门红。我国制造业较快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加快。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拉动了近2个点经济增速。我国制造业增长6.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高出规上工业增速1.5个百分点，环比加快2.6个百分点。充电桩、3D打印设备、电子元件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1.7%、40.6%、39.5%。▲1992-2024一季度，中国经济季度同比增速发展变化情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自习近平主席在上年9月提出新质生产力以来，全国多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布局。今年3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回升到50.8%，环比升1.7个百分点，低于荣枯线后首次回升转正。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必然带升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信息服务、租赁商务、交通运输增加值分别增长13.7%、10.8%、7.3%。1-2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长12%，比2023年快3.7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现代服务消费实现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1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全国网上零售3.3万亿元，增长12.4%。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5.5%，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激活经济潜力。春节旅游出游人次同比增长34.3%，人次及金额均超疫情前水平。营业性客运量增长20.5%，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6.1%。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55.7%。工业和服务业合计贡献超过90%。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2023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为2.64%。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更快增长。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10万亿元，同比增长4.5%，比2023年快1.5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9.3%。基础设施、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6.5%和9.9%，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3.4%，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快增长，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投资增长42.7%；电子商务、信息服务投资分别增长24.6%、16.9%。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是传统产业如何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何加快布局和发展，以及如何防控、规避和化解风险，不仅要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要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总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将加速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李珊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夯实预期边际改善基础重视金融数据的结构与质量3月货币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服务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而此前1-2月份数据显示，货币金融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而资本市场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仍处于低位运行，表明3月份两者均呈向好态势。金融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对金融企业业务扩张的综合性反映，与制造业的PMI类似，但更具综合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前瞻性意义。从社融数据看，一季度整体依然偏弱，但对此应仔细分析。一是其中有去年同期季节性因素偏高因素，因央行去年下半年以来有意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均衡投放信贷，预计今年季度投放将更为均衡；二是新旧动能转换期间，新兴产业的体量和对融资的依赖度均低于传统产业，必然对融资的总量数据造成冲击，因此在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常态阶段，应更加重视社融数据正常波动范围内的结构质量和效率变化，而非过度关注总量数据；三是存在一些结构性亮点，从居民部门看，一季度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308亿元，表明房地产购房贷款需求略有好转，居民存款同比少增1.34万亿元；从企业部门看，一季度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2720亿元，扭转了去年持续显著少增的态势，企业短期和中长期新增贷款同比回落幅度也较为温和，反映居民和实体企业部门信心出现边际改善态势。此外，对房地产和消费等问题不能孤立看待，它与市场对整体经济走势和居民收入预期等因素互为因果，紧密相关。一季度经济开局良好，前期的货币、财政政策效果后续将陆续体现，当前关键时期应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夯实市场信心的基础，进而提升居民购房、消费意愿和民间投资动能，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金融业更高质量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也是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大国复利的重要前提之一。刘锦涛，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巩固经济稳定向好基础仍需在三方面添砖加瓦202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表明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为完成今年经济发展目标打了一针强心剂，在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增长潜能、防范化解风险、提升社会整体预期，以巩固经济稳定向好的基础。一是面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不足，应挖掘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增长潜能。从去年末及一季度数据来看，3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速5.0%，最近四个月以来连续下降累计近五个百分点，同时一季度第三产业投资增长0.8%、民间投资增长0.5%。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要在民间投资不断撤离房地产行业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服务业创新发展，支持新兴产业和高科技服务业投资项目，提高服务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时刻防范和化解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保障市场稳定和金融安全。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5%；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2266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9.4%；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1355亿元，下降27.6%。房地产市场目前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需要及时预判房地产行业的潜在风险以及可能的传导路径，建立和巩固长期性的房地产行业金融安全保障机制。三是多方位刺激和提升消费需求，培育数字、文旅、绿色等新消费业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自去年11月起连续四个月下降，从10.1%降至3.1%，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严峻，并表明应当不断鼓励和支持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绿色环保等新兴消费业态的发展，加大对数字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支持绿色产品和生态旅游。今年清明假期国内旅游出游1.19亿人次，国内游客出游花费539.5亿元，消费新亮点不断显现，充分显示了消费市场多样化创新的活力和潜力。徐天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一季度货物贸易大盘稳定还需关注以下四点2024年1-3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欣喜之余，应重点关注以下四点中长期变化因素以及后续影响：1.

编者按：3月31日，五国合作智库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大国复利：中国高质量发展与2035年趋势畅想》研究报告。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巴西、印度等国的近二十位中外专家学者，以及十余个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代表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共议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主题演讲及研讨二”环节发表主旨演讲。现将演讲实录发布如下：刚才听了上一时段论坛，受到很大启发。李稻葵老师从经济学原理上做了精彩解读，还有两位美国专家，特别是唐睿思先生，有思考的学者罗思义先生，过去我多次听到他们的发言，都很有思想和水平。今天发布的这份五国智库共同推出的研究报告非常好。这份研究报告，有几个比较大的突破：一是国际合作研究的突破。过去合作研究两国的比较多，五国学者进行实质性合作研究不是太多，将来有更多的国家共同参与研究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二是长周期、跨越十年的研究，畅想到2035年，他们的畅想既有未来愿景的描述，也有很多场景的描述，很吸引人；三是用大量数据说话，研究做得很扎实，不管是取得成就的成绩，现在存在的问题，还是未来畅想，都是有数据支撑的。因此，我对他们的研究非常赞赏。借今天宝贵的机会谈几点看法。第一个观点：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潜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美方代表的讲话中提到：“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特别是中国发展历经了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这个话说得太好了。我最近看了一位学者整理的《经济学人》从1990年到2023年关于“中国经济崩溃论”的相关文章内容，好几十年时间，一些西方学者从1990年就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了，一直说到现在，经济崩溃论被打脸后，中国经济威胁论相继登场。总书记讲中国经济并没有因为中国经济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中国经济也不会因为中国经济威胁论而威胁到谁。现在又出现“见顶论”，不是“崩溃论”就是“威胁论”现在又推出“见顶论”，这些论都会随着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而崩溃。去年9月份，我们到美国调研，去调研之前，有中国同事就讲，你们要做好准备，这次你们所去的各个单位或者美国智库都会给你们提出同样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怎么了？中国经济要崩溃了吗？所以，我们在美国8天十几场对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和美国朋友讨论中国经济到底是不是要崩溃了。而且在这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说中国经济要崩溃，中国经济会是世界经济的定时炸弹。我们看，定时炸弹定的时间定得太长了，直到现在这个“炸弹”也没有炸开，没有炸着美国，也没有炸着中国，也没有炸着世界。去年中国经济增长5.2%，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长5.0%左右。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人民大学研究团队在2020年作出预测，按照中国届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年均增长应该达到4.63%。大家知道，因为疫情的原因，2020-2023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4.5%，离4.63%差0.13%。去年5.2%，今年5%左右。我认为很快中国经济增速就能达到国家长周期的规划目标，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年均4.63%，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还有更长远的目标，到205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不是和自己比纵向的强国，是在和横向比，和最强的国家比，我们应该是强国。这个强国含义是多重的，不仅是GDP的总量，而且还要做科技强国、网络强国、制造强国等等，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十余个强国。中国经济发展初步的顶，已经勾划出来了，在哪儿呢？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顶”。到了这个顶，中国还会不会继续向前发展？我认为还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怎么叫见顶？见顶，就像我们碳排放一样，2030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到了这个峰值就不能再增长了，这就是顶，只能往下不能向上。2060年碳中和，我们实现零排放，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会越来越慢，因为它的体量越来越大，但是它的质量一定会越来越高，动能会越来越强。第二个观点：中国未来将是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我们知道，原来说中国要融入开放性的世界经济，中国是融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开放性的经济体，但世界上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脱钩断链，这一系列的做法实际上是在破坏经济全球化，是在走“回头路”。走“回头路”的带领者正好是原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这个问题很麻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坚持开放。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我们正在谋划和实现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因此，中国改革目标是更高水平的开放，制度性开放、引领性开放，与开放的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通过开放，通过改革，还会释放一系列的动力、动能；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约束，我们都要改革；对落后的生产关系，我们必须要改革，对逆全球化的、不适应全球化的制度、标准、规则，我们也要推动改革。所以，中国将成为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或者引领力量。因为原来的推动者、引领者，现在成了反对者，成了壁垒的设置者。所以，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发挥作用。第三个观点：中国正在推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将释放出非常大的潜力和动能现在提到最多的是新质生产力。什么叫新质生产力？实质上就是先进生产力，就是优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就是前沿生产力，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目前我们已经取得结构性的突破。比如刚才李稻葵教授讲到的新能源汽车，我们的产和销都占到全球的60%。有美国朋友讨论时说，中国的基本面没变，现在为什么和美国的差距拉大了呢？刚才朱光耀部长谈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实际上美国有一种虚假繁荣数字的假象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面有了比较大的突破。简单地用12个字概括一下：1.

编者按：为增进国内学者、民众对美国学界、战略界、政界等最新关注热点和思想动态的了解，人大重阳特开设“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栏目，即日起每两周会选编、分享美国顶级期刊、主流媒体的最新动态。本期内容包含3月份以来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编者按：4月9日，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编者按：近日，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在《观察者网》刊发文章《美国庸俗经济学给中国带来的危险远甚于美国航母》，引发广泛关注，目前阅读量已24万+，现将全文内容发布如下：▲4月9日，观察者网刊发本文促进消费对中国和世界各国都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物质基础。由于人民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意味着消费也影响着包括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在内的诸多问题。生活品质稳步提升和消费水平持续提高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然而，当前部分中国媒体打着“促进消费”的幌子，所鼓吹的政策却会导致消费增速急剧下降，从而大幅减缓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增速，这是极具危害性的。这一极具危害性的政策是呼吁中国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衍生出来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些要求工资增速高于GDP增速，有些要求向民众发放“消费券”等——但它们的结果殊途同归：消费占GDP比重急剧上升。据称这是“促进消费”进而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径。这些说法呼应了西方“庸俗”经济学和西方反华媒体一轮又一轮的舆论宣传。但这样的说法完全不符合经济事实。相反，这样的政策将大大减缓中国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速度，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说法的错误之处及危害性。两个截然相反却被刻意混淆的概念要谈消费问题，首先就不得不提及中国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确切地说，即“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到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总体框架内，扩大民众的直接家庭消费和整体社会消费（医疗、教育等）是一个决定性的目标。此外，消费问题对整体宏观经济也有着巨大的影响。然而，部分中国媒体对消费存在极具危害性的误读，他们口中的“促进消费”实际上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尽可能快地实现消费可持续增长；另一个是提高消费占GDP比重。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不仅从理论角度来看不相同，而且在实践中是直接对立的。确切地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相反，消费增长速度越高，消费占GDP比重就越低。因此，那些呼吁“促进消费”（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人，实际上是在主张降低消费增速、从而降低中国生活水平增速以及降低中国经济增速的政策。正如文末所述，消费增长率和消费占GDP比重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有直接的经济理论支撑的，因此，下文将首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进行论述。国际比较与中国趋势照例，我们首先进行国际比较。分析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点是，必须始终牢记中国是一个经济体量极其庞大的经济体——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许多次要因素会影响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包括大型经济体对小型经济体的国际影响。相反，事实证明，大型经济体的发展主要由最重要的经济因素决定。因此，任何基于与小型经济体比较而为中国建议的政策，都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中国的相关比较只有与其他大型经济体进行比较才具客观性。此外，应当指出的是，世界经济高度集中。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这四个经济体GDP总量占世界的大部分，十大经济体（七国集团加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GDP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即67%。因此，图1呈现的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前十大经济体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年均增速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而易见。正如本文引言中所总结的，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极高，为-0.81，R平方关系则为0.61。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最低，为52.8%；消费年均增速最高，为7.9%。相反，七国集团成员国诸如美国和英国的消费占GDP比重较高，分别为83.0%和83.9%，但消费年均增速非常低，分别为1.8%和1.2%。▲图1图2关于中国的数据证明，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同样存在着极强的负相关关系。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与中国消费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极高，为-0.84，R平方关系则为0.71。▲图2图3呈现的则是2008—2022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年均增速。2008—2022年，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从52.6%升至54.7%，但消费年均增速从10.3%降至4.9%，降幅超过一半。因此，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也很明显。▲图3以上事实说明了，消费占中国GDP比重越高，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这也证明了为什么如果没有具体说明“促进消费”的含义是提高消费增长率还是提高消费占GDP比重，那么“促进消费”的说法就会令人困惑，因为两者实际上是相反的。这同样说明了为什么关于中国消费水平“较低”的说法极具误导性。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增速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这只是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在国际比较中较低。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性。如果中国的消费占GDP比重更高，那么依据这种负相关性，中国的消费增速将会慢得多，进而生活水平增速也将会慢得多。这种极强的负相关性也意味着，那些呼吁提高消费占GDP比重的人，实际上是在呼吁制定不可避免地会降低中国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速的政策。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关系，这和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有关。再次进行的国际比较结果显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GDP增长和消费增长之间存在的相关性为0.997，R平方关系为0.994（见图4）。也即是说，两者之间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这意味着一个大型经济体不可能在没有高GDP增长率的情况下实现高消费增长率。▲图4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否也会如此？如图5显示，中国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相关性为0.94，R平方关系为0.88。这种极其密切的相关性再次意味着，中国在没有高GDP增长率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高消费增长率，这符合国际经验。▲图5由此带来的具体后果是，中国GDP增速下降必然会转化为消费增速下降。如图6所示，2008—2022年，中国GDP增速从11.9%降至5.7%，消费增速则从10.6%降至5.4%——我们两年移动平均线可以用来中和疫情封锁期间引发的GDP的极端上下波动。▲图6这些事实关系直接关系到关于经济发展目标的讨论。人们说，GDP增长率不是最重要的目标，相反，中国重要的是要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即消费水平，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GDP增长只是达到这些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这里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中国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所带来的影响。如前所述，国际比较的相关性为0.997，而中国自身的相关性为0.88，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或其他大型经济体）的GDP不能高速增长，其消费也就不可能高速增长。此外，中国民族复兴的其他方面，如军事支出和研发支出能力，与GDP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所追求的目标当然是尽可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GDP增长只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如果违背这些目的的政策，即便可能暂时提升GDP增速，也应予以拒绝。例如，采用破坏环境的增长形式，包括那些碳排放量高的增长方式，被中国明智地拒绝了。手段必须始终由目的决定。鉴于消费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意味着在中长期内实现高消费增长的唯一途径是相对快速的GDP增长。相反，GDP增长低迷意味着，中长期内消费增长的低迷。此外，很明显，至关重要的是消费水平和增长率，而不是消费占GDP比重。根据国际最新数据，世界上消费占GDP比重较高的国家有叙利亚、索马里、莱索托、阿富汗、塞拉利昂和海地。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当然不应该效仿这些国家！简言之，消费占GDP比重高本身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目标，重要的是消费水平和增长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就中国国内而言，对GDP进行再分配（GDP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其中投资与消费的比重）是无法使其消费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的——认为社会主义是平等分担贫困，而不是以更高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按当前美元汇率计算，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17%，仅为美国的1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高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的26%，为美国的16%。只有消费高速增长，而不是将人均GDP仍低于发达经济体的GDP再进行分配，才能使中国赶上高收入经济体的消费水平。固定投资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那么影响GDP增长的关键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实证数据表明，净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让我们再次从国际比较开始分析。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21年，大型经济体的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年均增速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为0.94，R平方关系为0.88（见图7）。▲图7图8显示，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净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为0.91，R平方关系为0.84。这种关系意味着，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净固定投资，中国的GDP就无法快速增长。它还表明，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将伴随着GDP增速提高，反之亦然。▲图8谈到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需要牢记的是，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中国国内经济的100%。因此，消费占GDP比重增加意味着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也会下降。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将导致GDP增速下降。由于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负相关性，因此，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也将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因此，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极强的负相关性的另一面，是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相反，净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就越高。图9从国际比较的视角体现了这些关系。如图9所示，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负相关性为0.78，R平方关系为0.60。也就是说，消费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长速度就越慢。▲图9中国也是如此。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为0.79，R平方关系为0.62（见图10）。▲图10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这意味着GDP增长率对消费占GDP比重的任何变化都很敏感。如图11所示，即便消费占GDP比重小幅上升，中国GDP增长率也将大幅下降。如图11所示，2008—2022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从50.4%升至53.5%，仅增长3.1%，但GDP增速从11.9%降至5.7%。总之，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对GDP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论显而易见：净固定资产投资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消费占中国GDP比重越高，中国GDP增长速度就越慢，这符合国际经验。反过来，由于GDP增长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正相关性，消费占中国GDP比重越高，中国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图11最后，这导致了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增长率这两个概念被混淆。事实清楚地表明，如果目标是提高消费增长率，即生活水平增长率，那么所需要的就是做与提高消费占GDP比重完全相反的事！提高消费增长率需要提高净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和生活水平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消费占GDP比重就越低。如图12所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消费年均增速存在正相关性。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极高，为0.92，R平方关系为0.84。▲图12中国也是如此。净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与中国消费年均增速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为0.94，R平方关系为0.88（见图13）。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慢，因此生活水平增长速度也就越慢（见图2和图3）。●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呈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长速度就越快（见图13）。●换言之，要提高消费增速，就必须提高净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降低消费占GDP比重。▲图13上文的图3显示，消费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性。因此，消费占GDP比重下降消费增长率反而会有更快的增长。相比之下，图14反映了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消费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从这种正相关性可以看出，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增加乐，消费同样会有增长。但遗憾的是，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21年（目前能获得的最近的数据），净固定资产投资占中国GDP比重从23.6%降至17.1%。正如上述高相关性所不可避免的那样，同一时期消费增速从10.3%降至6.0%。▲图14最后，回到上文的分析，中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年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极高，为0.91，R平方关系为0.84。但是，中国总固定投资（即折旧前）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以及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远低于净固定投资与GDP增长的相关性。前者相关性为-0.57，R平方关系仅为0.32（见图15）。▲图15中国的净固定投资与GDP增长以及消费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远比总固定投资更为密切，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主要经济体，随着它们的发展和获得更大的资本存量，折旧占GDP比重都更高。这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或者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但只有净固定投资，才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折旧占GDP比重只会取代消耗的资本，但不会增加资本存量。这一事实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的分析，或者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总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从2008年的39.1%微升至2021年的42.0%（见图16）。这有时被错误地解释为中国投资占GDP比重相当稳定。但这是错误的。事实上，由于折旧水平的急剧上升，中国净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在急剧下降——2008-2021年，折旧占中国GDP比重飙升9.6%，从17.0%升至26.6%。由于总固定投资占比的温和上升和折旧占比的大幅上升，中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骤降6.2%，从22.1%降至15.9%。如图15所示，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这种情况打破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格局——在这30年中，中国净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在稳步上升。鉴于上文分析的相关性，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必然导致GDP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大幅下降。确切地说，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1.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就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访华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舆论对美国的微妙调整本身就是社会预期变化的一种细微折射。文章原文以《践行三大原则，把握对美斗争与合作的正确方向》、《越谈学习美国，越有可能推动国家强大》、《凝聚共识促进合作，规避对美舆论误区》分段采访的形式在国家发改委中宏网发布。现将原文发布如下：▲4月9日，本文以分段采访的形式在国家发改委中宏网首页推荐发布2024年4月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引起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与近年来对美报道不一样的是，这次舆论的松弛感更强一些，比如常聚焦在耶伦饮食穿着等生活细节。笔者认为，舆论对美国的微妙调整本身就是社会预期变化的一种细微折射。近几年来，社会预期的长期低迷，正在深度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甚至危及民族复兴的大业。目前，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已发挥了一定的“稳预期”作用，但提升社会预期的任务仍然很重。为此，笔者建议，还可以从对“美国”——这个影响中国崛起最大外部变量——的日常舆论报道入手，稍微调整一下长期以来对美负面报道为主的舆论环境，让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层仍相信中国对美斗争意在推进两国合作、中国仍在向强国学习并在大迈步地超越。久而久之，这种普遍想法会转化为推动经济强劲复苏的新动力和积极预期，这次耶伦访华就是很好的一次舆论微调尝试。对美负面舆论报道，边际效应正在下降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媒体对美国的负面舆论报道与话语逐渐占据绝对主流。介绍美国先进科技水平的少了，讲述美国国力仍然强盛的少了，呼吁中国仍然要向美国学习优点、推动中美合作的声音也越来越少。相反，讲美国衰落、政治内斗、经济风险、种族矛盾、枪支泛滥、对外霸权、煽动战争、外溢危机等话题，几乎占据中国对美报道的主要篇幅。目前，美国已全面锁定中国为竞争对手，对美批判本身就是必不可少的舆论手段。必须承认，这些对美批判论述起到过相当有效的鼓舞士气、对外斗争、展示国力、唱响光明的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国GDP总量距美国的差距被拉开、智能科技进步速度赶不上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程度相较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出现，对美负面舆论报道起到的边际效应正在不断下降，相反，对社会预期的冲击则在上升。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美负面舆论报道与美国国力的真实情况仍有一定的出入。尽管当前美国政治内斗严重、经济危机隐患很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对美负面舆论报道在一个侧面是符合事实的，但另一方面，美国科技创新力仍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美国国内自我纠错与调节能力仍是具备的，通过对外转嫁危机进而巩固本国对诸多崛起国家领衔优势的手段仍然存在，其所谓“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念在世界上仍具有较大吸引力。世界多数人包括中国中产阶层相当一部分人都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趋势下，对美负面舆论报道占绝对主流，对中国官方媒体的公信力是有影响的，更会让越来越多中国中产阶级误以为，中国官方正在转移社会视线，回避国内矛盾的解决，不愿意向强者学习。更有甚者会误解，“中国式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央倡导的国家发展目标都只是强调“中国式”，而不是“民主”、“现代化”的实质。更糟糕的是，对美负面舆论报道占绝对主流，正在助长国内一些“极左”的思潮，比如，现在在互联网舆论相当流行类似论调：将美国视为敌人，反对中美合作，否定民营经济，批判资本作用，全盘否定华尔街的优势，甚至仇恨富人阶层，鼓动对外战争，迷信中国第一，甚至宣扬中华帝国主义……久而久之，这种“极左”思潮正在转化为对民间投资的压制、社会创新的躺平、中外合作的迟滞、对外开放的停滞等负能量，成为重度抑制社会预期复苏的新变量。当然，就对美负面舆论报道绝对占主流的否思，不代表那些负面报道是全部错误的，更不是说对美负面舆论报道要180度大转弯、变成对美国的讴歌或完全正面报道。笔者的逻辑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美国，多元化地安排当下对美报道与评述的舆论尺度，适时增加正面对美报道与评述的内容，该批判就批判，该肯定就肯定，这样，对内有助于抚慰许多中国中高收入者对美国的特殊情结，对外也可能会起到塑造中国开放形象、缓和中美关系的积极作用，最终将有助于实质性的提升社会预期，复苏经济活力，助推国家持续崛起。越谈学习美国，越有可能推动国家强大长期以来，美国都是中国最大的外部影响变量。近几十年来，美国对华宣传与意识形态渗透，更是让相当多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中高收入者一度迷信，美国式民主自由制度是中国发展的真正彼岸。21世纪以来，年均40万赴美国留学人数（约占中国对外留学的50%）、每年数以万计的中高收入者移民美国或在美国购置不动产、美国长期是中国第一大对外贸易国家，都说明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力仍是相当大的。这些年，中国对美霸权的揭批、对美敢于善于斗争的成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弘扬等工作部分扭转了这批人“溢美”、“恐美”、“美美”的错误观念，其积极作用是首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那批与美国有千丝万缕联系（观念、亲缘和情谊等）、数以百万计的中高收入者在相当大程度上仍是增加民间投资、呼吁社会改革、追求私有财产保护、向往国际迁徙便利、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主力人群之一。对美负面舆论报道的微调，适当说一说美国的正面信息，将会重燃这批中高收入者对中美合作的信心，进而助推他们对中国发展的整体信心。更重要的是，对美正面舆论报道的适当增加，有助于国内在更加宽广、更多元化的视野来看待世界的发展。长期看，美国的确是一个衰落的趋势，但当下美国仍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国家优点与创新创势。承认这一点，将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助力一系列开放政策的落实，还会压制“极左”思潮的泛滥，激发敢于善于对美“竞中求合”的斗争灵巧度，平滑发展相对不足的社会矛盾，让民众对追求美好生活的劲头更足。从对外传播的角度看，对美正面舆论报道的适当增加，也有助于对外展示中国友善、开放与兼容的国家形象，缓解中国与西方社会的观念矛盾，疏解越来越多外国人士对中国的误解，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尤其是欧美国家的顶级人才到中国来求职就业、旅游观光、访学交流，进而让国家发展享受更多的开放红利。有一句调侃味、但自信味更强的话是这样说的：中国学谁，谁就“死”得快！当年，中国一度赞赏铁托，结果南斯拉夫分裂了；还一度拥抱苏联，结果苏联解体了；又曾一度吸收日本发展经验，结果日本萧条了。现在，越说要学习与肯定美国，越能够学“死”美国，越有可能推动中国强大。适当正面评述美国的几个务实建议适度调整对美舆论调子，决不是对美国的妥协，也不是要放弃对美敢于善于斗争，更不是要对美国负面事件与霸权行径的置若罔闻，而是要让当前对美国的舆论环境更加多元化、立体化、客观化、自信化。对此，笔者建议，在保持当前报道美国的多年惯性舆论基础上，不妨适当做一些正面报道与评述美国的增量。第一，建议中国官方媒体适当增加对美国科技创新、社会慈善、大学教育、股市繁荣等明显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优势的新闻报道量。当前，美国智能科技投资占全球50%以上，美国数以万计的慈善基金会是拉动富人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美国大学教育仍是全球同业的佼佼者，长达数十个月的股市繁荣让美国社会逐渐走出疫情阴霾。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美国优势正面报道与客观评述，不仅会加大中国国内相关领域的深化改革与全方位开放进程，更有助于让民众看到国家致力于解决国内相关领域缺陷与不足的决心。笔者相信，没有任何一条指令是要求官媒只报道美国负面现象。适当增加正面的美国报道考验的，在某种程度上，考验的是新时代中国媒体界人士的时代责任与新闻理想。第二，建议相关中国智库撰写与发布类似《中美实力真实状况》主题的研究报告。中国在制造业、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超过美国，美国近20年来对世界的破坏作用强于建设作用，这些都是中国智库需要深度研究与揭示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在GDP总量、金融市场、军事力量、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仍不如美国，客观理性的评估报告撰写与发布，会让民众看到国家实事求是、理性客观、孜孜以求推动民族复兴的努力，也会有助于各级政府部门为各个行业努力赶超美国寻找方法。事实上，改革开放45年的中国进步史，在相当多的行业就是一部赶超美国的历史。中国智库近年来敢于善于揭批美国对外政策与发展弊端，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表现；同时，敢于善于承认对美国总体实力的差距，也是对国家发展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重要体现。第三，建议相关官员在对外发言时偶尔真诚地提几句“感谢美国投资”、“要向美国学习优点”的话语。中国必须毫不犹豫地批判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美国对世界稳定的破坏以及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但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必须承认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45年来的投资参与和各类管理经验、人才培养的分享。尤其美国社会慈善机制的先进、许多美国人热情与善良、智能科技创新的震撼，是非常值得中国人由衷地赞赏的。更自信地说，对仍作为全球第一强国美国在不少发达领域的赞许表态，有助于展示中国谦逊、温和、感恩的国家形象，更有助于让民众看到中国主动寻求中美缓和、推动中美合作的努力。第四，建议各类机构频繁邀请美国知识与舆论精英到中国非一线城市进行深度调研。北上广深的城市盛况，对不少美国精英来讲已是耳熟能详了。但是对于复杂、多元、厚重的中国社会，美国精英们是缺乏足够了解的。近年来，针对美国政客与智库造谣、渲染中国颁布《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后的社会不友好与不安全，中国相关机构多批次地邀请美国人士来华调研，广泛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安排他们去梁家河、杭州、新疆、西藏、浦东、义乌等美国人感兴趣且又有重大意义的地方，仍由他们随便走随便看，会有助于在国内外舆论放大中美合作的积极效应以及中国致力于缓和中美关系的努力，将会起到非常好的国内社会宽松与中外情绪缓解作用，更有助于社会预期的提升。总之，提升社会预期是一项漫长且不易的任务。相比之下，微调对美舆论，难度小，成本低，见效快，刻不容缓。相信在对美舆论的微调下，会产生杠杆效应，助推一系列深化改革与全方面开放的配套政策落实，中国社会预期一定会逐渐好转，经济复苏的势头也会不断加快，最终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也必将实现。推荐阅读朱光耀：中美经济对比，为什么还要看名义GDP？中美顶级学者经典对话：中国GDP会超美国？直面“四多四少”现状，中国智库人要有紧迫感、危机感人大重阳两年来第6次调研俄罗斯重要！重要！重要！有读者留言问我，如何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文章为了方便大家快速找到公众号推文大家可以加个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欢迎持续关注//

编者按：3月31日，五国合作智库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大国复利：中国高质量发展与2035年趋势畅想》研究报告。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巴西、印度等国的近二十位中外专家学者，以及十余个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代表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共议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唐睿思（Christopher

人大重阳综合媒体报道：4月9日，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编者按：3月31日，五国合作智库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大国复利：中国高质量发展与2035年趋势畅想》研究报告。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巴西、印度等国的近二十位中外专家学者，以及十余个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代表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共议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作特别演讲，4月4日观察者网整理发布演讲实录，现转发如下：精准研判形势，这对我们贯彻高质量发展，把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推进，是非常重要的。2024年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关键，那么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中国经济实际发展状况来研判呢？我想有几个最基本的数据需要把握。第一个基本数据，2023年全球GDP总值超过了105万亿美元，全球贸易总额47.1万亿美元，全球GDP增长了3.1%，但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了8%。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发展也要看到挑战。2023年，中国在非常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实现了5.2%的经济增长，既然我们今天是研讨，我就要把数据说清楚。我们这个5.2%是实际增长，2023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26万亿元，它是基于名义的增长率，也就是实际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加在一起测算的，最终统计是126万亿人民币。2023年因为美元利率持续保持高位，人民币兑美元是贬值的，全球其他货币对美元总体是趋弱的，自2022年3月以来，美国11次提高利率的情况下，美元基准利率持续维持在5.25%-5.5%水平上，美元汇率去年是强势态势。中国全年创造的126万亿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折合成美元是17.9万亿美元。美国仍旧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去年GDP规模27.37万亿美元，中国以17.9万亿美元的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大家都清楚，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去年发生了变化，德国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23年德国经济实际增长率是-0.3%。为什么在负的实际经济增长情况下，德国经济总规模还能够超越日本，原因的关键是汇率的变化，也就是日元的汇率在2023年大幅度贬值，到现在日元仍旧在1美元兑150日元这个历史的低点徘徊。▲1978-2023年中美两国GDP规模的增长情况（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WIND）▲1992-2023年中美两国GDP季度同比增速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WIND）当然，日本中央银行也在采取措施。我想我们对全球金融市场动向要密切观测，重点就是密切观测美联储的政策调整，欧央行的政策调整，也要重视日本央行的调整政策。自2023年5月将利率提高至5.25%-5.5%的水平上，美联储在此之后的多次例会上按兵不动，已经保持了10个月之久。持续维持5%以上的利率水平，对美国财政部的国债利息支出是巨大压力。但是今年2月份，美国通货膨胀率是3.2%，剔除了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胀率是3.8%。所以，目前看美联储降息的余地不大，美联储也处在非常犹豫的状态下。欧央行是在2022年10月开始调高利率，从原来-0.5%调高到了目前的4%，也就是调升了4.5个百分点，其下一步行动，首先取决于欧元区通货膨胀的数据，同时欧央行也在观测全球金融市场的动向。3月份，日本进行了8年来第一次利率调整，将基准利率从负0.1%调到正0.1%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取消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控制曲线，原来的国债收益率控制在正负1%，也就是十年期国债最高收益率不超过1%的水平，现在日本央行取消了这个限制，但其实还是非常谨慎的，没有退出央行购买国债的政策，日本央行继续购买日本国债，只是不再用收益率曲线的控制方法，控制收益率的最高水平和最低水平。我请大家注意的是，日本央行现在持有日本政府发行国债的60%，美联储也持有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的18%。这两个央行现在面临的挑战实际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主要发达国家在利率政策调整方面怎么变，前提是我们的政策要立足于中国经济，立足于中国高质量发展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下，中国经济2024年要实现5%左右的增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要制定《第十六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第十七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也就是把我们当前经济发展态势同2035年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统筹结合起来。2020年10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两个重要的政策文件：《第十四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发展目标》。《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的核心要义就是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文件同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届时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什么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全球总经济规模为105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第二位，为17.9万亿美元，2023年人均GDP12690美元，也反映了“十四五”前三年我们发展取得的成就。“十四五”对中国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十四五”的第一年也就是2021年，中国GDP总产值首次超过了100万亿人民币，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我们讲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意味着我们要在2021年的基础上人均GDP要翻番，也就是从1万美元到2035年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关口。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更是一个光荣的历史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造福，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宗旨，而且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信心来自哪里？我们需要做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分析。世界各国在计算经济增长率时是计算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就是按不变价格计算，但在统计经济总量时是根据名义经济增长率，包括通货膨胀因素。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测算是剔除通货膨胀率因素，这才是真实的比较。为什么2023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5.2%，美国是2.5%，但最后看总量，美国经济总量达到了27.37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只有17.9万亿美元。这里面首先是名义增长率影响的问题，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当年中国的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同时这一年人民币汇率兑美元是贬值的。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就是实际增长率。2022年中国GDP规模是113.16万亿人民币；2023年是119.1万亿人民币，实际增长率是5.2%。按照不变价格来计算就是这样一个发展态势，增长了6万亿人民币。按照可变价格测算，2022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是120.47万亿人民币，2023年是126.06万亿人民币，增长也是6万亿，但总量的数值上是有差别的。所以，按照当年价格核算的名义GDP，这个“名义”不可省略，我们要清晰地界定这个名义增长率。当我们讲各国经济规模达到何种程度，也就是总量达到何种程度时，用来对比的数据是名义增长率达成的结果。按基准年经济核算的GDP，也就是按不变价格核算的GDP来测算，就是实际增长率，也叫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这个统计上是非常清晰的，但我们有时候分析时就忽视了。统计实际GDP的目的，是剔除物价变动的因素来观察各国的经济实际增长情况。如果按照2023年中美两国各自规定的基准年，美国规定的基准年现在是2012年，我们是2020年，不管怎么说，两国都是按照基准年来计算的。美国2023年的实际GDP是22.4万亿美元，中国实际GDP是17.6万亿美元，两者之差是79%，而按名义增长测算两者之差是65%，中国的GDP总额是17.9万亿美元，美国是27.37万亿美元。研判经济发展趋势，实际增长和名义增长都要重视，这关系到我们对“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的伟大历史成就的认识。2021年是“十四五”的第一年，20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近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中国发展的奇迹，也是全世界的福音。这是为了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也是为了全球的和平发展，特别是为实现2035发展目标做出的中国贡献。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有了新的升华，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升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也有了新的升华。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也是本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个伟大使命，中国将努力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是中国体现大国责任，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23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第一次超过了传统能源，光伏设备在全球市场份额占比80%，风电设备在全球市场占比50%，电动汽车占比60%，这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努力奋斗的结果，也是为了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做出的重大贡献。实现2035年目标，也就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要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十四五”前三年，我们的年均增长率达到5.4%。在这个基础上，只要每年实现4.7%以上的名义增长率，就能实现2035远景目标。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丝毫不能松懈，要做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努力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发展，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第四次产业革命，我们现在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世界产业革命中进入第一梯队。大家知道，第一次产业革命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第二次产业革命是以电力为代表，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前两次产业革命发生时，中国尚处在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在1970年代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启时，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必须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赶上时代的步伐，但现在我们是在人工智能发展催生第四次产业革命开端之际，站在第一梯队的行列，我们一定要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坚定不移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关键是两方面，一是算力，二是能源。在能源方面，因为党中央英明的战略部署，我们现在确实站在全球非常领先的地位。但在算力方面，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利用“小院高墙”，利用技术封锁要制约中国算力的发展，最后制约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国特别是核大国的政策沟通交往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去年11月旧金山会议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包括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工作小组的原因所在。3月27日，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企业界人士和战略学术界人士时，强调了对中国经济的展望和预判，同时也向美方人士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跨度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广阔发展空间。中国新一轮的高水平的对外改革开放，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各个方面同国际接轨。当前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要求大国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同时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维护和平和发展，造福全人类。推荐阅读直面“四多四少”现状，中国智库人要有紧迫感、危机感人大重阳两年来第6次调研俄罗斯中国牵头5国智库报告，被美俄等15国媒体17种语言密集报道中国绿色金融的行动路径与未来方向重要！重要！重要！有读者留言问我，如何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文章为了方便大家快速找到公众号推文大家可以加个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欢迎持续关注//

编者按：4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就耶伦访华在观察者网发表评论文章《耶伦访华，有什么用？》。文章指出，耶伦此行有加强与中方沟通的目的，同时也有助力拜登大选之效。中方针对耶伦提出的有利于中美双方经济金融合作发展的会考虑，至于产能过剩等泛政治化等问题，则不会有任何效果。现将全文发布如下：在广州自己拎包下飞机，坐在大堂里品尝老字号美食；到北京后直奔川菜馆，和企业家、大学生交流……期间，还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强的会见，并与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谈。作为美国首位女财长，还曾是美国首位女性美联储主席和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第二次访华行程可谓颇受关注，走亲民路线的她也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了足够的话题热度。作为美国政界的对华鸽派，耶伦在广州参加了中国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时，再次强调反对中美“脱钩断链”，认为中美脱钩是灾难性的，似乎是在释放友好信号。这与她近来频繁提及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大相径庭，而且此前媒体就猜测，耶伦此行将就中国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向中方施压。耶伦此行，醉翁之意在何为？▲4月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新华社记者

编者按：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智库人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四多四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官网随即转发该文。文章指出，中国智库人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上寻求创新。现将全文发布如下：▲4月1日《北京日报》刊发本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十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也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提升之处。简单地说，可概括为“四多四少”现象。一是新增了很多活跃新型智库，但超时代的思想产品还较少根据《中国智库索引》（CTTI）收录，中国智库目前有980家，其中60%以上都是2013年以后建立的。如果算上没有收录进去的，我初步估计，过去十年，以“智库”为名建立的正式研究机构至少有1000家，包括许多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智库，但是，超时代的思想产品却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比如到底什么是“百年变局”？“历史终结论”30周年，历史是否在重新开始？当下的改革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以及该怎么应对？需要怎样的政策改革，才能撬动中国各级机构的改革热情与执行效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布局之间如何有效协调与落实？等等。有太多的议题需要智库去解答并提供前瞻性的思考。虽然近年来不少领衔智库的研究成果频频获得决策层的肯定，但从主流看，中国智库仍是重于阐释，缺乏足够多的、对政策突破有推动力的优质思想产品，少有能让决策者有重大启发与修正意义的战略建议，更缺乏经得起历史沉淀的思想作品问世。二是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但人才流动的频率仍较少这些年，智库活动越来越多，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每天都有数十场不同主题的智库研讨会举行，尤其到周末，通常都会有数场百人规模的论坛举行。值得肯定的是，每年都有多位官方智库学者或高校主要负责人到政府部门任要职。正如“旋转门”概念提出者、美国知名智库专家理查德·哈斯指出，“智库应发挥两大人才功能，一是作为天资聪颖的政府官员的来源地，二是成为那些希望吸引新思想或暂时离开政府部门人员的暂居地”。让个别官员回流智库休养储备，或让智库学者“出世”担任政府官员，是非常好的迹象。但总体上看，政府与智库的人才交流仍是偏少的。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但在当下中国，这一制度设计的落实与推进仍是相当困难。在智库内部，具有一名优秀领导才能且具有公共服务精神、规则遵从意识、深厚研究能力等特质的学者也不多。学者通常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为傲，缺少必要的基层锻炼与行政经验。“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人的升迁传统，“仕而久则学”却是短期内难以普及的社会观念。从这个角度看，智库“孕才”功能是否能够发挥，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新型智库与党政机关的人才流动，还有待更长的时间观察与更有效的改革尝试。在这方面，人事部门的敢为人先，大胆尝试，显得很重要。三是创建了许多中国智库品牌，但对世界的引领作用还较少近年来，中国智库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承办了大量双边二轨智库对话，也在国内外举办了大量带有宣讲与介绍中国意味的国际研讨会，还越来越善于在国际顶级媒体上发声、发文，提升中国智库的全球感召力、话语塑造力与品牌传播力。然而，放眼全国，能够利用外文讲好中国故事并令对方信服的中国智库学者并不多，具有全球号召力且让外界愿意听进去的中国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这直接导致在顶级国际论坛上接受发言邀请的中国学者数量相对不足；另一方面，在国内主办的各种论坛中仍存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太重、交流互动太少、思想含量太低等弊病，导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未能得到全面释放。政府已开始善用智库向国际发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外事制度改革，如何让智库的全球组织力进一步发挥，如何提升智库学者自身语言表达与理论阐释能力，既能解外国想了解中国之渴，又能救国内对外释放声音之急，是当前中国智库学者提升全球影响的重中之重。四是智库传播的能力越来越强，但社会美誉度的塑造仍较少目前中国智库越来越重视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声，不少智库都建立了中英文官网与新媒体公众号，发布本智库的观点与活动消息。凡有重大事件或主场外交活动时，媒体会频繁采访智库学者。个别学者成了“网红”，拥有大量读者、听众与粉丝。然而，智库学者的集体美誉度还有待提升。民众对智库的认识仍存在两大严重的误区，一是神化，认为智库学者就是中央智囊，知天晓地，指点江山，雄论天下；二是矮化，认为智库学者多是“砖家”，巧舌如簧，忽悠民众，胡说八道，招摇撞骗。相比之下，外国学者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与水平显得更强，尽管实际可能未必如此。由此，如何建立学者的社会公信力与美誉度，既考验智库学者行业本身的能力、远见与修为，也考验决策者、社会思潮的文化包容。当然，四个“多”折射了中国智库过去十年发展的成绩仍是主要的，2013年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直面不断深化的现实多元性、舆情复杂性、大国博弈性，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四个“少”则说明智库发展的长期性与艰难性，以及提醒所有智库工作的努力方向。中国智库人要有紧迫感、危机感，在研究方向、工作任务、服务对象与行为方式上寻求创新。推荐阅读时隔5年中美顶级学者再对话：什么是中美更好的未来（附议程）人大重阳两年来第6次调研俄罗斯赵穗生：我在美国几十年，对唱衰中国的观点早已见怪不怪中国绿色金融的行动路径与未来方向重要！重要！重要！有读者留言问我，如何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文章为了方便大家快速找到公众号推文大家可以加个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欢迎持续关注//

编者按：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近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美协调合作，展现大国胸怀，拿出大国担当”。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为了更好地落实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同促进中美人文交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再次邀请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麦克福尔，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吴晓求教授对话，这是双方继2019年7月对话后的再次重逢，继续讨论如何探索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向前发展。现将相关议程安排如下：人大重阳中美人文交流论坛（2024年春季）吴晓求再对话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中美关系：一个更好的未来，答案是什么？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活动时间：2024年4月9日（周二）晚19:00-20:30活动语言：中英同传对话嘉宾：吴晓求，国家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教育部）主任、重阳金融研究院理事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etro调频直播采访，围绕中俄经贸投资、高新技术发展、双边务实交流等话题与当地听众交流，在线听众超过10万。▲人大重阳一行拜访圣彼得堡市议会并做客流行电台Radio

编者按：3月31日，五国合作智库报告发布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了《大国复利：中国高质量发展与2035年趋势畅想》研究报告。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巴西、印度等国的近二十位中外专家学者，以及十余个国家的驻华使领馆代表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共议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期刊创办人、主编赵穗生在“主题演讲及研讨一”环节发表视频演讲。现将演讲实录发布如下：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邀请我和我的美中合作中心共同参与这个项目，畅想中国经济在10年以后的发展。这个项目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一种相对比较困难的阶段，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国际上很多人不断在唱衰中国，还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顶了，甚至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做这样一个项目，对中国的未来十年进行展望，尤其我喜欢这个题目，“十大畅想”，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中国在十年以后完成中国崛起的一个阶段性任务，建成一个经济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美满的一个社会，这其实是很多中国人，其实也是很多海外人的愿景。其实这种所谓唱衰中国的一些观点，我在美国这几十年已经见怪不怪了。其实从90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唱衰中国，认为中国经济会崩溃，但是这三十年的发展，其实中国比当时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几十倍。这种发展当中也会有一些曲折、有一些问题，尤其是目前出现的一些经济问题、经济上的挑战，但是一个大国的崛起，绝不可能用一两年，或者两三年碰到一些问题或者挑战，或者出现的一些所谓的经济放缓来进行评价。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我虽然这些年没有研究中国的经济，主要研究国际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些认为中国经济见顶，或者中国经济会崩溃的这种观点终究会被事实所击破。中国这三、四十年的经济改革，这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份报告当中用“大国复利”这种概念，其实我觉得说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大国，它跟一些中小国家是很不一样的，一旦已经建立一定经济基础以后，它的发展就会是复合式的，前进中尽管有一些曲折、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挑战，在我看来是一种转型过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现在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高质量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这些年发展的转型。过去中国所谓“三驾马车”，当中最主要是出口和投资。这种发展模式，尽管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目前国际形势非常严峻，中国基础设施，中国投资的收益率也在递减，所以中国需要进行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当中显然会出现一些挑战。《大国复利：中国高质量发展与2035年趋势畅想》报告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尽管提出了很多愿景，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出怎么解决这些挑战的方法，其中提出怎么样应对社会预期偏弱，包括需求相对疲软，供给也出现一些问题，还有整个改革开放当中，目前外资出现的一些问题、政策落实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我自己这些年，也看得很清楚，中国在转型过程当中，目前除了要跟上国际的这种发展，发展高科技产业，所谓的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的生产力之外，中国要加大国内的消费水平，要刺激国内消费，包括经济上的一些就业问题，对私有企业的一些扶持问题，不光在政策力度上，在整个政策方向上需要做很多重新的考虑，尤其是要加大开放。我觉得中国领导人讲得很清楚，要加大开放、要加强改革，否则很多这个报告中所提的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要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一来，才能够像这份报告所说的，不断夯实大国复利的基础。最后一点，我是在美国，作为一个美国智库、华裔的美国学者，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要赶超美国。这里边十大畅想的第一个是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并不是要超越哪一个国家，而是要为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更加稳定的发展、中国经济本身的增长，作为重点。赶超美国当然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畅想，但是中美作为两个大国，这种关系或者竞争不仅仅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者我超越你，或者你不让我超越、维持你的这个大国的霸权地位，或者中国要取代美国这种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美国这些年有非常切实的体会，美国很多人在这方面对中国非常防范，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所以美国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这样一种大国地位，所以这种所谓的崛起国家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中美冲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两个国家都可以共同发展，并不是零和的游戏、谁超越谁、谁能够这个把谁打压下去的问题。其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新大国关系当中说的三点，我觉得非常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两国实现这种共赢的关系，就是美国可以给中国空间，中国也应该给美国空间。中国领导人说了，这个世界、这个地球足够大，这个太平洋也足够大，可以容纳这两个大国，并不是谁去超越谁，或者谁去打压谁的问题。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我在这里经常跟我的美国同事这样讲。一个繁荣昌盛的美国符合美国人的利益，但也符合中国人的利益。所以这两个国家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这两个国家合作非常重要。我们这个中心叫做“美中合作中心”，过去中美关系非常顺利的时候，大家对合作这个概念没有过分地去想，其实当时我们就注意到中美合作有很多问题。现在的这些问题成为阻碍中美合作的“blocks”，就是拦路石。所以我们要强调合作，要强调互利共赢。这两个国家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世界上很多问题没有中美两国合作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希望中美两国在合作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强调、更加重视合作、共赢，而不是谁超越谁的问题。谢谢！重要！重要！重要！有读者留言问我，如何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文章为了方便大家快速找到公众号推文大家可以加个星标点击上方的公众号卡片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就能看到“设为星标”欢迎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