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临头各自飞，危难时节显身手，哪个才是人类的本色？

十四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但也有一个例外，就是“范跑跑”，那个丢下他的学生第一个逃命去的老师，他和那个“猪坚强”成了那场灾难最特殊的记忆。

今天之所以会提起这段记忆，是因为在上周六“微光联合行动”的第一期直播对话中有关上海疫情引发的一系列灵魂拷问。身处上海社区防疫一线的十二街创始人蒋平给我们讲述了她看到的人们被激发出来的善意，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老社区里有更多的年轻人、高级知识分子在加入成为社区志愿者，让社区重新变得温暖起来，人与人之间正在从自私走向互助，疫情面前人性的光辉在闪耀。庆庆哥则从一本书的推荐说起，让我们思考在灾难面前，怎样的表现才是人类的本色？高尚的行为能否持续？在利己和利他之间做选择，人的天性究竟如何？

他说的那本书是鲁特格尔·布雷格曼的新著《人类的善意》，书里假设了一种飞机失事紧急降落的场景，此时飞机已经断成三截浓烟滚滚，所有人都意识到必须马上离开，这时会出现两种选择：在A星球上，乘客们纷纷询问邻座的人有没有受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第一时间被救出了飞机。人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去救助他人，哪怕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人。在B星球上，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各自匆忙逃离。于是恐慌爆发，出现了推搡和踩踏现象。一些儿童、老人和残疾人被踩在了脚下。现在的问题是：人类今天生活在哪个星球上？这本书里给出的答案是：大约有97%的人认为我们生活在B星球上，然而真正的事实是，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都生活在A星球上。

这是一个关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经典命题，崇尚教化者相信人性骨子里是向善的，可以通过召唤良知去擦亮本性，使人人为善；提倡法治者则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的，失去约束为所欲为就会伤害别人的利益，就会变成恶魔。由此引申到社会治理，往往也会形成两派，在中国的传统就是儒法之别，当然它们也会达成某种结合，比如“外儒内法”，教化为本，严刑为辅，连哄带吓的框定人们的行为。也有人认为这个认知中西有别，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其实是管理，自上而下层层相套，教育都是灌输式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只相信制度的强制力，只有他组织；而经历过文艺复兴洗礼的西方文明则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可以签订契约遵守规则，所以他们可以出现自组织，可以以自我实现为出发点去做很多事情，包括完全公益完全没有商业利益的事情。

说回我们的讨论。我问经历过多次疫情反复同样身处社区防疫一线的西安长百新市的董事长高凤琴：“这种疫情期间形成的特殊人际关系能变成常态吗？当生活恢复正常，人们又回到各自忙碌的生活，还会回到社区，还会关心其他人的疾苦吗？”她的回答令人振奋，她说任何行为都会留下痕迹的，对于不确定性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就应该把确定性的事情做好，把疫情中受居民欢迎的好的做法固化下来，把“立足社区、融入社区、服务社区、扎根社区”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把人永远放在第一位，服务永远是最优先级，而利他就是最好的服务。她正在推动企业向社会型企业转型，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企业的商业价值。为什么她的长百新市颜值并没有多高，业态也没有多新，更谈不上有什么“首店”或者网红打卡点，却能变成周边居民离不开的生活配给站，可以在一个社区商业里配置那么高比例的零售，可以实现那么高的坪效，真相就在于此！

高姐姐的发言中有两点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启示：其一，中国人的传统是乡土社会，对人情有深深的依赖，骨子里还是敬重乡绅精神的，因为信赖而尊重，因为熟悉就会抑制做恶；其二，利他可以是最好的利己，当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长期生存状态做出一个选择，他一定会选择利他，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与外界形成最和谐的生态关系，才有可能最大化的生长，这个道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又怎么会不懂？

站在居民角度，乡见合作社徐心怡的认知是：现代人总是处于城市还是乡村生活的选择焦虑之中，虽然心里向往更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但又无法离开城市所带来的便利，她所在的小区因为地处上海郊区，似乎就结合了两方面的优点，在这次疫情中呈现的就是还不错的体验（具体的凡尔赛表现建议大家可以收看这次直播的回放，她说的远比我能写的更好）。她的感受，一个好的社区环境是需要四方力量的相互奔赴的，一是政府基层组织，二是作为执行者的物业（或社区服务商），三是有效自组织的居民社群（比如“上海团长”这个自助组织），四是主动转型下沉到社区的企业（比如之前提到过的博洛尼），四方一旦能够从割裂、对立的状态中转变过来，变成一种相互协作。相互促进的关系，你就可以感受到一个更令人向往而安住的理想社区。

已经在居民自治的实践中探索多年并卓有成效的成都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邝宁（人称“邝爸”）提出了一个结构化思路：如何在没有疫情或者说非特殊时期依然可以让一盘散沙的居民组织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如何让人们更有公共精神？不应该是靠个人的爱心或者什么奉献精神，而是应该通过一套体系去组织化、结构化。以“上海团长”为例，这里其实就包含了三重要素：1、“团长”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的KOL，天生带有使命感，愿意做有意思有意义的事，在麓湖这样的人就叫“麓一微灯”，跟我们今天说的“微光”大概是一个意思；2、要把“团长”组织起来，做“团长们的团长”，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事情组织化、常态化、机制化，变成日常的事情去固化，就不会因人而兴废，就不会为了做事而做事，做共益而非简单公益的事，就会有动力持续做下去；3、怎么组织化？必须要有清晰的共同愿景。以麓湖为例，我们的愿景是有两个层次的，一个是低限思维，就是我们说的“黑土”，因为有共同的恐惧，担心湖水会变黑，我们共同居住的环境会恶化；还有一个高限思维是“蓝图”，是精神层面的共同追求，比如说要给成都留一个百年遗产，比如说我们的经验能给全中国的社会治理和社区基层打造命运共同体提供有效借鉴。

有着丰富开发商经验的庆庆哥说：今天我们所说的社区其实跟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大院有本质区别，大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熟人社会，父母都是同事，彼此都知根知底，自然会相互关照；而经过房地产的商品化，谈的更多的是如何保护隐私而不是如何建立社群，在这种陌生人的环境建立业委会都是个伪命题（事实上大多数的业委会最后都变成了为少数人服务的一个组织，因为只有那些有闲又有利益诉求的人才会去积极推动，很难指望这些人会无私的为不相关的人尽心尽责）。举一个最近发生在北京某高档社区真实的入户盗窃杀人案件，虽然那个小区的保安很给力，当场擒获了一名凶手，但是那里的居民真的是人人自危，住在豪宅里却没有一点安全感，这种事情在原来的大院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哪怕那时根本没有这么多摄像头，哪怕那时院子里也就是老人小孩，但从来就不会担心会有小偷，坏人根本无处遁形！对于今天的社区，疫情只是一次小考，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我们的社会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今后独居老人会更多，会有更多的失能失智老人，他们大多数人是不会去养老院的，就在社区里住着，怎么保障他们的安全，如何防止他们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死在家中？提点建设性的意见：1、物业公司确实是中国社区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建设的抓手，好的物业公司非常重要，物业公司要做好适老化的转变；2、可以借鉴新加坡民众联络所的经验，就是给社区里的积极分子和了解民意的基层议员搭建一个沟通场所，这能很好的体现执政为民，化解矛盾于无形；3、最后才是居民自发形成的社群组织，但一定要服从政府的领导，要和政府的基层组织高度配合。这次上海疫情出现很多正向的改变，熟人社会正在重构，信任正在重建，这就是一个个城市进步的微光，应该通过组织化结构化固化下来，这是推动城市走向社区民主和社区自治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不用等，我们要相信人类的善意。

我的感悟：现在人们都在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其实我即世界，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正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人之为善还是为恶很大程度取决于他对环境的认知，当身处陌生的环境，感受到的都是危机重重，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他就有可能表现出动物性的一面；而当他融入到一个文化认同的圈子，感受到的都是善意，其他人都可以作为他的依靠，他就会是那个与人为善的人，他能在共益中收获更大的价值。所以灾难并不是决定人性善恶的关键点，人们的选择早就由他所生存的环境（原生家庭就是其一）决定，为了让世间充满更多的善意，我们就应该弘扬更多的微光，助人就是助己，一刻都不要等！

经过这场大讨论，我对我们这次有意无意之中发起的微光联合行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每个个体的力量或许渺小，或许都改变不了什么，但只要我们能团结起来，将善的微光传递起来，化解戾气，共建家园，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安宁，就有希望让我们身处的世界一点点的好起来。我们都来自A星球，何苦要让自己去做自己都讨厌的B星球人呢？来吧，说的就是你！

关于这场对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