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诗16首

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10日）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被许多人认为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应。代表作有诗歌《自由颂》、《致大海》、《致恰达耶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等。

普希金作品崇高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使他具有世界性的重大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对自由、对生活的热爱，对光明必能战胜黑暗、理智必能战胜偏见的坚定信仰，他的“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燃亮”的崇高使命感和伟大抱负深深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他的作品，激发了多少俄罗斯音乐家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以普希金诗篇作脚本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鲍里斯·戈都诺夫》、《黑桃皇后》、《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茨冈》等等，普希金的抒情诗被谱上曲，成了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还有的作品还被改编成芭蕾舞，成为舞台上不朽的经典。

普希金的作品被俄国著名的艺术家编成歌剧、舞剧，改编成话剧、儿童剧和摄成电影。他的诗歌被谱成歌曲，流传至今。在苏联，普希金的研究形成为“普希金学”。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又名“普希金之家”）是收藏普希金的私人藏书、手稿和研究普希金的中心。多年来，如魏列萨耶夫（编有《普希金在生活中》两卷）、莫扎列夫斯基（著有《普希金》）、齐亚甫洛夫斯基（编有《普希金生活与创作年谱》）、托马舍夫斯基（著有《普希金》两卷）、勃拉戈依（著有《普希金的创作道路》两卷）、梅拉赫（著有《普希金及其时代》）等著名的普希金学者，对普希金研究都作出了很多贡献。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了17卷本《普希金全集》（1937年～1959年）、《普希金研究与资料》、《普希金委员会会刊》（多册）和《普希金语言辞典》（4卷，1956年～1961年）等。

初到彼得堡时期（1817-1820）

给……

请别问为什么在欢乐时刻，

我常常因忧思而面带愁容，

为什么目光总是那么冷漠，

为什么再不迷恋甜蜜的梦。

请别问为什么我心灰意冷，

对于爱的欢欣已深感失望，

爱过一次爱心就不再萌动，

我不把任何姑娘放在心上。

品尝过幸福无缘再度品尝，

我们的欢乐只有短暂一瞬：

青春、温存和甜美的激情，

惟独把沮丧留给了我们……

对异域无知……

对异域无知却怀着崇拜，

常常把自己的祖国责怪，

我曾经说：在我的祖邦，

睿智与天才在什么地方？

何处去寻找高尚的公民？——

胸中有颗酷爱自由的心！

哪里有活泼迷人的女性？——

美丽非凡却不心肠冰冷。

哪个人的谈吐无拘无束？——

欢畅、文明、妙语如珠！

跟谁在一起不觉得冷淡？

我对于祖国几近于厌倦——

昨天我遇见了戈里岑娜，

捐弃前嫌又爱我的国家。

自由颂

你西色拉岛娇弱的王后，

快从我的眼前滚到一边！

你在哪里，自由的歌手？

你像雷霆，让沙皇胆寒！

来吧，快摘掉我的桂冠，

扯断这柔弱无力的琴弦……

我要为天下人歌颂自由，

我要抨击王位上的罪愆。

那一个高卢人顶天立地，

请为我指点出他的足迹，

你让他高唱英勇的赞歌，

经历了苦难却无所畏惧。

颤抖吧！人世间的暴君——

变化无常的命运之宠儿！

听着，匍匐在地的奴隶！

你们要起来，奋勇出击！

唉！无论目光投向哪里，

到处是铁的锁链和皮鞭，

法律受到了致命的羞辱，

无助的奴隶们泪水涟涟；

普天下都是不义的权力，

靠偏见的幽暗戴上王冠，

实施奴役是森严的天才，

追逐荣耀有可怕的贪婪。

要想让世代的沙皇低头，

让人民再也不忍受苦难，

只有当无比神圣的自由，

与强大的法律紧密相联；

法理坚强的盾保护民众，

每一个公民都紧握双拳，

法律之剑掠过众人头顶，

违法者当诛，无可幸免。

只有法理之剑自上而下

向窃据高位的罪恶猛击，

贪婪收买不了执剑之手，

恐吓对于它也无能为力。

当权者！是法而不是天

赋予了你们王冠和皇位，

虽然你们置身万民之上，

但高于你们的还有法律！

什么地方法律昏昏欲睡，

灾难，那是民族的灾难，

无论是人民，还是帝王，

都不能专断地独享法权！

显赫而有过失的殉难者，

我呼唤你来见证这一点，

不久之前那场暴风骤雨，

你头颅落地起因于祖先。

在无言的子孙见证之下，

路易登着台阶走向毁灭，

失去王冠的头垂向刑台，

刑台沾满背信弃义的血；

法理沉默了，人民沉默，

那罪恶的利斧突然降落……

从此，暴虐的紫袍扬威，

高卢人戴上了镣铐枷锁。

我憎恨你以及你的王座，

你这个飞扬跋扈的恶魔！

目睹你和你的子孙灭亡，

我感到开心，幸灾乐祸。

各个民族给予你的诅咒，

将深深烙印在你的前额，

你是人世间对神的亵渎，

你是恐怖，是一场浩劫！

当阴沉沉的涅瓦河上空，

午夜的星斗闪烁着幽光，

当无忧无虑的一颗头颅，

安安静静地进入了梦乡，

雾霭中的诗人陷入沉思，

他正向废弃的宫殿凝望，

一代暴君曾在其中居住，

如今庄严沉睡透着悲凉。

听得见阴森的宫墙后面，

克丽奥令人心悸的宣判，

卡里古拉那最后的时刻，

清晰地呈现在暴君眼前；

他还发现：那一群杀手

佩绶带挂勋章相貌凶残，

一个个醉醺醺浑身酒气，

满脸骄横，心却在抖颤。

高悬的吊桥轻轻地落下，

不忠诚的卫兵默不作声，

趁夜晚的幽暗打开大门，

被收买的奸细成了内应……

可耻！我们时代的暴行！

闯进来野蛮的土耳其兵！……

卑鄙的袭击就这样得手……

戴王冠的暴君终于丧命。

君王们该记住这个教训：

不论是刑罚，或者褒奖，

不论是监牢，或者祭坛，

都并非你们的可靠屏障；

你们首先要向法理低头，

法律是可靠的庇护之网，

只有人民获得自由安宁，

你们的王座才稳固久长。

致茹科夫斯基

每当你崇高的心灵

向梦幻的世界飞翔，

你急切地挥动手指

把膝头的竖琴弹响；

每当眼前浮现幻景，

汇集交替奇妙朦胧，

当灵感的寒流来临，

你前额的发绺飘动，——

你只为少数人写作，

不理睬嫉妒的论客，

也不理睬无能之辈，——

拾人余唾毫无见解，

写诗赠送天才诤友，——

神圣真理的信奉者。

并非人人福星高照，

凡俗都与桂冠无缘。

惟幸运者理解才思，

理解诗的崇高内涵！

谁能领悟诗的奇妙，

他就享有奇妙命运，

谁的天性兴奋如火，

他才赏识你的兴奋。

题茹科夫斯基肖像

他的诗令人陶醉的魅力

将会世世代代传之久长，

聆听的青春为荣耀叹息，

诗意能抚慰无言的忧伤，

让放纵的欢乐陷入沉郁。

致波柳斯科娃

我这质朴而高雅的竖琴，

无意于颂扬人世间的神，

我不想摇动香炉去奉承，

不愿委屈高傲自由的心。

我只想尝试把自由歌颂，

为自由奉献出我的诗章，

我的缪斯原本性情羞怯，

打从出生无心取悦君王。

但我承认，赫利孔山麓，

卡斯达里泉水淙淙流淌，

我受到了阿波罗的启迪，

悄悄地把伊丽莎白歌唱。

作为目睹过天颜的证人，

心中似点燃了熊熊烈火，

我要歌颂王座上的美德，

赞美她的仪容无比圣洁。

是爱情，是隐秘的自由，

把朴素的颂歌赋予心灵，

我的歌声金钱不能收买，

它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致恰达耶夫

爱情、希望、虚幻的荣誉，

都曾一度把我们愚弄，

青春的欢乐已经消失，

如同朝雾，如同一场梦。

然而身受暴政的压迫，

愿望之火烧灼着心胸，

我们的心情满怀殷切，

正把祖国的召唤倾听。

期盼神圣的自由时刻，

我们忍受煎熬与苦痛，

恰似一个年轻的恋者，

渴望与情人准时相逢。

趁胸中燃烧自由之火，

趁心灵为正义而跳动，

朋友，让我们为了祖国，

奉献出满腔美丽的激情！

同志，请相信一颗福星——

迷人的星将在天边升起，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

专制政体注定成为废墟，

上边将铭刻我们的姓名！

乡村

我向你问候，荒凉偏僻的角落，

安适、写作和灵感的栖息之所，

沉湎于喜悦和忘情的怀抱，

我的日子如无形小溪潺潺流过。

我属于你，我愿抛弃荒唐、谬误、

抛弃豪华的宴席、诱人的声色，

换取这树林的轻响，原野的寂静，

换取这安逸闲暇，可喜的思索。

我属于你，我爱这苍郁的园林，

爱园中的清爽，盛开的花朵，

我爱牧场上草垛散发的清香，

我爱穿过树丛哗哗流淌的小河。

眼前到处是生机勃勃的风景：

两汪波平如镜、碧蓝的湖泊，

渔船的白帆偶尔在湖面闪现，

湖对岸丘陵起伏，阡陌纵横，

远处是疏疏落落的农舍。

湿润的湖边放牧着成群的牛羊，

看得见炊烟，磨坊转动的风车；

到处印证着富庶和劳作……

在这里，挣脱了世俗浮华的枷锁，

我尝试在真实中寻求快乐，

以自由的心境探询大自然的规律，

对愚昧群氓的牢骚抱怨不予理睬，

对怯懦的哀求给予关切，

蔑视飞黄腾达的恶人和愚顽之辈，

决不羡慕其幸运与显赫。

历代的先知啊，我在此聆听教诲！

在这僻静而庄严的居所，

你们愉快的声音听得更加真切，

声音驱走倦怠阴郁的梦，

点燃心中的热情渴望创作，

你们富有创见的奇思妙想，

在我心底正接近成熟时刻。

然而，可怕的忧虑让心灵变得黯淡：

在茂盛的庄稼与山峦之间，

谁关心人类命运就会悲伤地觉察——

到处是耻辱，是致命的野蛮！

这里，骄横的地主老爷

无视法律，缺乏情感，像命中注定

他们是人们躲不开的祸患，

对于呻吟和眼泪不闻不问，

他们用强制的手段疯狂地进行掠夺，

夺取农民的粮食、财产和时间。

这里瘦弱的农奴伛偻在别人的犁上，

驯从于暴虐主人无情的皮鞭，

沿着漫长的垄沟跋涉，苟延残喘。

这里人人背负重轭直到进入坟墓，

心里没有任何希望和欲念，

这里的妙龄少女如花开放，

也只供恶人恣意摧残。

父辈逐年衰老，年轻的子辈来替换，

他们是能干的支柱，劳动的伙伴，

成群的家仆，卑贱的奴隶，

从祖传的茅屋里一代接一代地繁衍。

哦，但愿我的歌声能触动人的心弦！

为什么熊熊火焰在我心中白白燃烧？

为何上天不赐予我滔滔雄辩的才干？

朋友啊，我能否看见有一天，

遵沙皇旨意，奴隶成为人，不再受压迫？

我们自由文明的祖国上空，

终于升起朝阳，霞光灿烂！

未完成的画

谁的心思兴奋地领悟

并破解了这美的奥秘？

天啊，这非凡的容颜

活灵活现靠谁的画笔？

天才的画家已被击倒！

爱情使得他痛苦欲绝……

默默凝视自己的作品，

心灵的火焰随之熄灭。

独处

远离爱挑剔的粗鲁之辈，

隐居乡间可谓洪福无量，

把时光赋予辛劳与慵倦，

把岁月交给回忆和希望；

命运赐予他知心的朋友，

受造物主恩宠行迹隐藏，

躲避开笨伯的昏昏欲睡，

远离了无耻之徒的喧嚷。

欢宴

我爱夜晚举行的宴会，

宴会的主席是“欢乐”，

我崇拜的神明“自由”，

为宴会规定出守则。

“干杯”声响到天亮，

淹没了歌吟和喊叫，

宾客的圈子逐渐扩大，

酒瓶的地方越来越少。

1819年5月27日

年轻的朋友，我们记得

我们生活中快乐的夜晚；

玻璃杯中冒泡的香槟酒，

咝咝作响如凛冽的流泉。

我们畅饮，维纳斯陪伴，

她面颊绯红，坐在桌边，

我们四个何时聚首重逢——

同饮美酒，再抽几袋烟？……

不，不，你们白费唾沫……

不，不，你们白费唾沫，

我爱你们，我还是那个我。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年华

像早晨的云影一样漂流，

又像是一条湍急的小河。

神秘的命运将人生之杯

赐予我们能有多长时间！

我们的杯中酒暂且尚满，

嘴唇刚触及酒杯的边沿，

我们就畅饮兴奋和爱恋，

这是我们的欢乐和希望，

…………………………

我们觉得荒谬亦属新鲜！

我们精力旺盛尽情享受，

但记忆却力图死而复活，

而心灵……借梦境轻轻，

总爱沉醉于往昔的岁月。

文本细读的

意义和方法

一、文本细读与文学史教学

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一个转折。在上一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那时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流派和治学方法都是从古典文学研究中派生出来的，学习、研究现代文学者，也多是从古典文学的治学方法中寻找路径和方法。比如，作家的著述系年和年谱的编写、作家资料的收集以及文本细读等等。但从整体上说，由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现代文学研究不得不从以论带史的立场出发，使学术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文革”以后，学术界为了纠正原先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而导致的以论带史倾向，着重强调了学术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研究方法似乎又回到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1980年代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几乎都是从系统阅读一个作家的作品开始起步，他们的第一本论著，多半是具体的作家研究和作品论。这也就意味着后来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一代学者，都是在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后再提倡推动宏观研究的。1985年以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一来是学术风气强化了宏观研究的必要性，二来是西方理论学说的不断引进，导致了学术界盛行新方法和新理念，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逐渐取代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文本逐渐不被重视。现在二十年过去，一届届的研究生都被笼罩在宏观体系的理论的阴影里。

当轻视文本的治学方法渐渐成了一种风气，问题就有些严重起来。我这样说，当然是有感而发——我每年主持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相同的现象：许多考生对几本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准备得相当充分，对一些流行的学术话题和读物也相当熟悉，但是当你抽样地选一些文学作品作为问题的话，立刻就会发现破绽，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不仅相当少，而且几乎不具备解读作品的能力。曾有一位考生诚实地告诉我：他的导师对他说，做学问就先要建立起一个理论框架，然后把符合理论框架的作品往里面填。我听了当时就很想告诉他，如果你学习现代文学史没有成百成千地阅读作品，对文学作品不能做到融会贯通，如数家珍，那么所谓的文学史理论体系都是别人的，而与你无关，你将永远被排除在这一专业的门槛之外，不会产生真正的独立见解和自己的学术观点。现在考研究生的考生只注意招生章程上开列的参考著作，其实再详细的参考书都不可能把阅读作品的细目开列出来，但这恰恰是专业基础是否扎实的关键所在。

我常常想，所谓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关系，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就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就像夜幕降临，星光闪烁，每个星球彼此都隔得很远很远，但是它们之间互相吸引，互相关照，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文学史。我们穿行在各类星球之间，呼吸着神秘的气息，欣赏那壮丽与清奇的大自然，遨游太空。研究文学史是一种遨游太空的行为。星月的闪亮反衬出夜幕的深邃神秘，我们要观赏夜空，准确地说就是观赏星月，没有星月的灿烂我们很难设想天空会是什么样子的，它的魅力又何在呢？我们把重要的人物称为“星”，把某些专业的特殊贡献者称为“明星”，也是表达这样的意思。当我们讨论文学史的时候，就不能不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样一批类似“星”的文学名著上。

对文学作品有了充分的理解和欣赏，我们才会有好奇心去关心：这些作品是怎样诞生的？作家是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下创作这部文学名著的？作家的生活经验与创作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于是才进入文学史的第二个层面即文学史的掌握。文学史的知识包括文学思潮流派的发生原因和经过，包括作家的生活环境与命运遭际，也包括文学与外部社会的各种关系，诸如出版、市场、经济和各种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为文学作品的解读和传播服务的，离开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所有文学史知识都成了文学的外部因素，而文学的外部因素只能说明外部世界，并不能针对艺术审美本身。所以，文学史的构成因素用于社会研究或文化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并不能为文学的审美自身提供什么新的证据。我们把文学史上的精品视为艺术奇观，其生成原因似乎很难从具体的生活环境给以准确揭示，我们只有在不断的欣赏与体验中来感受其价值所在。

在充分掌握了文学史知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有的特征，即它的并不长远的历史过程本身体现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寻思。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格局观照下并不能说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但它是活的文学、有血有肉的文学，这意味着文学创作中体现和包容了知识分子的巨大的精神探求动力。这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精神传统，或许我们正是其中的一员，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学习现代文学，那它就直接关联到我们的人生道路和行为模式。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比较崇高的目标之下，我们借助了现代文学来完成，同样是从审美出发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力量普遍缺失的环境下，拜金主义、追名逐利思想盛行，人心干枯就仿佛土壤的干枯，它无法再生出新鲜活泼的生命意义。为了寻求精神甘泉，有许多人走宗教的道路，这也是人们精神不死的证明之一，但我更相信人文精神的力量，我相信人依靠理性和美好的感情，可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自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传统薄弱的国度里，坚持和弘扬人文精神是凝聚民族信心的主要力量，而对美的感受和美的创造是人文精神的基础部分。我想阅读文学作品也是一种审美的训练，训练读者对文学语言和文学美感的感受能力和把握能力，进而洞见人性的丰富，使自己的内心世界也丰富滋润起来。

我常常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创作为例来说明这个过程。第一个层次需要我们认真细读文学作品，从诗歌里领悟诗人们的美好感情，第二个层次需要我们掌握有关七月派诗人的遭遇和整个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而第三个层次，我们将学习和讨论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种种特定环境的精神反应以及他们自觉的使命、追求和他们所遭受的灾难的教训。然而，对胡风事件的三个层面的理解，都是从对七月派创作的美好的感性认识开始的，只有在审美上认同诗人们的创作价值，才能提出质疑：创作了这么美好的作品的人们为什么会遭受如此残酷的灾难？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一切都是从阅读作品开始的，如果离开了第一个层面的感性认识，整个理解都会出现偏差。

二、细读文本与文学元素

细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心灵与心灵互相碰撞和交流的过程。我们阅读文学，是以自己的心灵为触角去探索另一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心灵世界。我这里所指的心灵世界，包括两个主体：一个是作家的主体，即作家在创作的背后应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境界，是作家对作品应达到的境界的期待；另一个是读者的主体，即读者对阅读作品所期待的一种理想境界。但文学作品本身是自在的客体，它既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家的主体期待，也不可能完全重合读者的主体期待。文学阅读也正是这样三个元素的互相融合与冲突。

我试图用三个定语作为自己阅读文学作品的途径，那就是欢悦地、投入地、感性地阅读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文学。欢悦即快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有许多学生问过我：人生有许多选择，你为什么选择文学？我回答说，因为我喜欢文学，我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是最放松最快乐的时候，是想象力最活跃最放纵的时候，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不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首先是为了快乐，通过阅读我重温人性的美好与温馨，窥探人性的黑暗和深刻，同时也遐想、憧憬和寻找生活的勇气，人生所有不能达到的境界几乎都可以在文学里得到满足。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切身的体会，无论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和绝望，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会使你平静下来，忘却身边烦恼，人需要最后的精神家园，而唯有文学能够给予。其次是投入，读文学不是读文件，可以放松自己的情绪，任自己被文学的语言和审美境界所吸引所感动，你可以哭笑自如，可以拍案叫绝，可以舞之蹈之，可以废寝忘食，投入是一种忘我境界，只有“忘我”才能把你的人生经验和内心欲望都调动起来，使你与文学产生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你从文学中读出的是你自己内心的隐秘声音。于是就有了第三点：感性的要求。读文学最怕是失去感性内容，当你的情绪与文学融为一体的时候，你需要了解的是：你为什么读之感动？你需要通过阅读文学来认识自己内心深处纠缠着怎样的情感因素。这时候最忌讳教条的理性指令：就像多数评论家所教导的那样——从主题思想到政治教条或是验证某种思想理论，最终是把文学自身的魅力割裂得支零破碎。一旦属于你个人经验和生命体验的审美效果失落了，那么再精致的文学也会索然无味。文学的魅力就是能使人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满溢开去，这就是巴金所说的“生命的开花”，也是文学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三个定语修饰的阅读态度都说明了阅读者对作品的主体参与。作为阅读者，你首先是在当下环境中生活着的人，是一个对生活有自己的感情寄托的人，当你真的欢悦地、投入地、感性地进入文学世界，你必然会把自己强烈的生命信息和主观愿望带进去。从主体出发，你在阅读中总是会读到你所愿意读到的东西。文学是美好的也是丰富的，能够从各个方面来满足阅读者的需要。但这种主体性包含了文学的和非文学的两个部分。前者诉诸感情或者审美的需要，后者解决的是知识或者工具的问题，前者没有功利性的目的，而后者相反。在其他社会科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不利用文学作为研究政治历史、文化经济以及各种相关学科的材料，但这不是文学自身的本质功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畸形繁华的时代，它背负了极为沉重的非文学的责任和功能，成为一门显学。人们在文学文本里寻找着各种非文学的信息和答案，弥补各种学科知识的缺乏，但文学自身的审美功能则很容易被遮蔽。与此相关，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即长期统治文学理论领域的工具论倾向，把文学创作视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从左翼文学开始，这种功利主义就逐渐渗透到文学分析与文本解读之中，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方法。——这两种倾向，无论是以知识为目的还是以工具为目的，都属于文学批评的非文学的元素，可能导致文学元素的异化。

我之所以要在讨论文本细读之前先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文本细读是一种方法，可以体现为各种层面的阅读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先解决的是，本书所倡导的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究竟应该从文学着眼还是从它的社会功能着眼？我们有没有可能提供一种方法，即透过文学审美的读解达到对某些非文学的社会的认识，而不是简单回复到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提出这一问题与读解者的思想倾向无关，只是出于对那种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方法的警惕。在当代文学史上，存在过长期把文学当作思想演绎工具的危害，直到1985年“寻根文学”崛起以后，创作才从偏重思想观念转向审美境界、语言与形式革命，以及开始重视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创作的附庸，批评者与创作者同样是站在生活的面前，以创作为对象来抒发对当下生存环境的感受。任何文学作品中都可以发现文本所含的社会意义，只是由于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的不同，有些社会意义必须通过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才能感受到，有些则直接就表达出来。我们在今天重新探讨文本与社会分析的关系时，首先要警惕的是跨越了文本的文学性而片面强调其社会意义的倾向，这样做的话，本来就不为人们重视的文学因素会因此而淡出，庸俗社会学的阴魂也会卷土重来。

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应该从文学出发，那么，我还要追问：文学元素究竟应该怎样衡量？是什么样的文学元素在文学作品里足以包容社会性而不是排斥它？抽象地来讨论这些问题有些含糊不清，但可以从文学的审美功能这一特点上来理解，文学是诉诸感情或者满足审美的需要，阅读审美是主观的形式，只能在主观体验下真正确认文本的文学元素。我可以举自己的一个阅读例子。我才十三四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少年都百无聊赖。有一次，我读了巴金的长篇小说《憩园》，是一本旧书，封面都撕掉了，我读繁体字直排本还很吃力，但读完以后却深深地感动。“文革”中泛滥成灾的暴力事件与小说描写的温馨故事完全背道而驰，我的内心竟然受到了很大冲击。黄昏的时候，太阳斜斜地照过来，树的影子慢慢地长下去，我呆呆地朝着树底下看，仿佛眼前就会转出这么一个老乞丐。我脑子里虚构了一个人：灰白的长头发，胡子很脏，穿一件绸的蓝布大褂，是个很瘦的老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老是觉得看见过这么一个人，脑子里老是出现这样的形象。然后我又想象，如果这个人出现了，我就会像书中的孩子一样给他什么东西，等等。现实生活里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落日、黄昏、老人的衰败形象，但是这个故事却让我激发了生命内在的同情心，激发了人性的善良的道德力量，帮助我辨别当年的形势和以后的人生道路。后来读大学写论文，我毫不犹豫地选择读巴金的书，研究巴金，进而再研究现代文学史。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未必能够有效地利用它，但它会在你心里生下这么一个根，那就是对人生的理解，对自我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也许《憩园》并不是巴金最有影响的小说，我也没有对这部作品做过深刻的研究，但小说里这个人物形象我一直深深记得。我想，人文的培养就是这样。文学的魅力也就是这样产生的。

文学元素对读者的影响，体现在人格的潜移默化作用，并非是理性的指点迷津，更不是思想理论的演绎图解，而文学对社会的理性批判也并非衡量其优劣的重要标准。正如我从《憩园》里受到的感动，在“文革”时代正是一种当下意识的批判立场，它与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这样的独特的感情世界里包含了对社会主流意识的抗衡和批判。如果读者一定要在这个文本里寻找社会批判的意义，其深刻性或许不及巴金的其他小说（如《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等），而我却在它问世二十多年后的现实环境下，切实地感受到它的微弱温馨里含有的尖锐的批判力量和孤独的人道力量。我讲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文本细读的功能在于探讨一部作品可能隐含的丰富内涵与多重解释，窥探艺术的奥秘与审美的独特性，而不是重返以往庸俗社会学所做过并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所谓的社会学分析。

既然文本细读的文学性因素联系着极为隐秘的个人感情经验，那么文本细读就是个人经验的传播与交流，是人心从互相隔膜到互相了解的心灵撞击的过程。我不赞成把文本细读看作是与作家主体和社会客体都无关的纯技术形态，因为作家主体的所有信息都会从文本中反映出来，包括他对社会的态度与立场，但文本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简单图解。文本细读不应该有标准答案，只是一个待启发、待补充与交流的开放性的文学平台。有时候需要热烈的争辩来充实其留白空间，有时候需要静静的玄想才能感受其丰富内涵。中国古代有“诗无达诂”的说法，西方也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之说，两者的意思差不多，任何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都不能穷尽其艺术魅力，也没有一种标准的答案。

三、文本细读的几种方法

我在这里想介绍的只是我自己读文学作品的一点体会，是我的阅读方法，当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也不适用于每一部作品。文本细读是一种能力，它帮助你阅读文学作品，帮助你透过文字或者文学意象，探寻其所隐蔽的精髓之处。通常来说，优秀的文学名著总是含有多层次的丰富内涵，其表层所承载的可能是社会上一般流行的观点，但其真正的精华部分则不限于此。前面已经说过，作家在创作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理想境界，这是他对自己的创作应达境界的期待。这种期待有时候作为一种无意识存在于作家的创作心理，可能连作家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但它恰恰是艺术创作最真实的部分。细读文本的任务是揭示出这些隐含在作品细节背后的艺术真实，也是艺术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直面作品

直面作品也就是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去阅读。这是文本细读最重要的途径。我们阅读的文学名著，都经过了前人的精心研究，各种不同的解说仿佛是一层层外衣，把文学名著装饰得五彩缤纷，但也可能把它的真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让我们读不出它的本来面目。既然阅读是个人隐秘感情世界的发现，那我们必须强调直面文学作品，用心灵和情感进入文本，寻找一种线索，激起作家与读者心灵世界之间的应和。而其他外在的因素——研究和解说，只有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有了心心相印的可能性以后，才能够发挥它的有益意义。如果读者在直接阅读作品之前就先读了大量的有关评论，很容易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感觉。有一次，我在上课之前给学生布置阅读茅盾的《子夜》，课堂讨论的时候，许多学生迷茫地问道：为什么说吴荪甫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很显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这个结论，不是学生从小说文本里读出来的，而是他们从相关的评论和研究著作中获得的概念，而他们的当代生活经验已经无法与这样的概念联系起来了。于是我不建议他们讨论“两重性”的问题，首先要他们谈谈心目中的吴荪甫是怎样一个人，是一个成功人士，还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或者是一个魅力型男人？用最接近当下生活的观念去理解艺术形象，就不会觉得这部作品离我们太远。像吴荪甫这样的人，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可能存在，我们怎样来看今天生活中吴荪甫那样的老板、海归人士、民营企业家？阅读作品也要从实感的生活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教科书的理论教条出发，于是就有必要强调阅读时的“第一印象”。你是赞美这个人物还是感到讨厌？为什么？这样，“第一印象”就能慢慢地触动你内心的隐秘感情，促使你把自己放进文本里。

阅读文本时，还经常会遇到一种“通不过”的感觉，即阅读者读到某些描写、某些细节甚至是某些句子的时候，心里会不舒服，会产生“为什么会这样写”的疑问。如果我们假定所阅读的作品是一部公认的杰作，那么这样的“通不过”可能不是因为作家在某些地方写得不好，而是阅读者的心灵在阅读中遭遇了挑战的信号。——这也往往是文本细读的起点。所以，我建议阅读者不要轻轻放过自己感情上“通不过”的信号，而是要停下来，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也许你就会发现文本的破绽之处，其实也不是破绽，而是帮助你进入文本作进一步探究的线索。

这种内心发出的“通不过”的信号，有时候也会帮助你纠正前阅读时期造成的偏见。假如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你阅读一部作品之前，已经从别人的评论介绍中获知这部作品的某些内容，你也相信这些介绍是正确的，但是在阅读文本时，当你用自己的心灵直面文本并投入了隐秘感情，你就会慢慢觉得，文本告诉你的，其实并不是之前你所读到的有关评论介绍的内容。譬如，别人的评论告诉你作品中某个人物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可是你在阅读中发现并非如此，或者你对这个人物还充满了同情。这时候，“通不过”的信号表明了你在前阅读时期的印象与现时阅读中的情感反应之间发生了冲突。你必须相信自己的感情反应，纠正前阅读给你带来的偏见。——所谓的偏见不一定就是错误，但是对你来说，那种不是出于自己的感情反应而来自外部的影响只能是偏见。只有在你阅读的感情反应印证了外部影响以后，它才不是偏见。

（二）解读“经典”

这里所指的“经典”，不是说作品本身有什么经典性。在古代传统文化中，“经”是指经书，“典”是指典籍，就是历史上那种经得起反复引用和阐发的文化资源。“经典”是指文化传统中最根本的意象。西方的文学经典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是《圣经》。即使是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文学，也都离不开对文学资源的依赖。哪怕是创造一个新的名词概念，也可能从古希腊语或者拉丁语的词根开始讲起，这就是引经据典，表示现代人说话是有依据的。尼采，这是一个反传统反基督教最烈的人，他说上帝死了，可是他所依据的日神精神、酒神精神，都有古希腊文化的原型，他还是回到了经典。

我讲现代文学史，要从鲁迅早期小说《斯巴达之魂》说起，这部小说很少有人注意到，一般讲鲁迅的早期作品，也是讲他的文言文论文或者小说《怀旧》，不过我还是喜欢《斯巴达之魂》，神采飞扬，体现了鲁迅强烈的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而且在上世纪初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大多数作家是自觉割断自己的文化传统，转向对西方的流行文化和时尚的模仿，这使“五四”新文学保持了青春活力，也是造成它肤浅的根本原因。但这种趋势并不妨碍少数优秀作家从头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企图从文化源头上理解和引进西方文化的传统。鲁迅从古希腊的历史中攫取了这个片断，并融化到自己的艺术创作里，正是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文学中世界性因素的形成。《斯巴达之魂》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创作中的“经典”意识。

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经典的帮助。因为经典所反映的是作家观察、思考和表述生活现象的思维依据。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我举个例子，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流苏和范柳原住在香港浅水湾的一个殖民风格的旅店，那个晚上，范柳原说的话里引了《诗经》中的一句：“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首诗引自《邶风·击鼓》。原来的诗句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是张爱玲把第二句改成了“与子相悦”。我不知道她这是要显示范柳原引诗引错了呢，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张爱玲应该是故意引错的，她后来写了一篇创作谈《自己的文章》，又把这首诗引用了一遍，而这次的引文是“与子成说”。这样的手法似乎只有张爱玲会用，她把她的小说的意思上升到经典意义去讨论，从古代的经典意象里找出一种跟小说相对应的因素。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就是打仗的时候，人们觉得生死茫茫，生死聚散就在一刹那之间，人是把握不了的；虽然生生死死把握不住，但是，“与子成说”：我与你相约、与你立过誓的，我们一定要生生死死在一起，一定要白头到老。这是闻一多的解释。还有陈子展教授的解释，他说这不是夫妻间的誓言，而是战士之间的友谊：我们在一起打仗，我们说过，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这两种解释都是通的，“与子成说”，说明这是一首非常积极、非常肯定的民歌，在生死渺茫当中有一种肯定性的东西。张爱玲是知道这首诗里有肯定性的东西的，她本人也赞同这个东西。可是另一方面，张爱玲又是个虚无主义者，在她看来什么都是假的，爱情也没有真心的。为了强调范柳原和白流苏两个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她说，一个是自私的男人，一个是自私的女人，两个人都是精刮，整天为自己打算，玩弄小计谋，直到战争爆发，两个人才不得不在一起了。她为了表达这样一个庸俗的看法：世界上是没有爱情的，没有肯定性的；为了表现范柳原是个浪荡子，她就改了两个字——所谓“相悦”，就是说我们相互看看，很高兴，我看到你很高兴，你看到我也很高兴。这样一改，意思就变得很油滑，天地无情，生死无常，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因为掌握不了，大家相悦一下就可以了。这样一改，后两句诗就变得很轻浮。这就是修改经典，这一改就把小说里面人物的性格改掉了。

我原来不怎么喜欢《倾城之恋》，但我最终读懂张爱玲这篇小说，就是发现了这两个字有差异，我的感觉是，张爱玲本人的创作意图与这个作品所展示的艺术形象之间是有距离的，通过经典的修改，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对人生的根深蒂固的虚无感。张爱玲喜欢调侃，喜欢把庄严的事说得很不堪，但这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张爱玲的骨子里是相信“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问题是她从她的家庭教育中感受不到真正的爱情。这样一种理性因素和她的内在本能是有矛盾的，我们通过《倾城之恋》里所引的经典可以看出来。

（三）寻找缝隙

读《倾城之恋》还会发现另外一个有趣现象：故事写的是白流苏和范柳原两人的“倾城之恋”，作家却漏掉了一个重要场景的描写，那就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按照张爱玲婆婆妈妈的叙事习惯，这样重要的场景（决定了两人一见钟情的开端）本来是不应该疏漏的，只能说这是作家故意为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白范两人的恋爱变得不真实。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要学会寻找缝隙。文本不是笼统地讲故事，我们细读的时候要注意读出它的破绽，读出作家遗漏的或者错误的地方。我有一个信念，任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背后一定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只有诗歌不一样，因为诗歌是抒情的。小说的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个完整的理想的模型，但是作家没有能力把这个模型全部写出来。比如说，作家写一个爱情故事，他的意识里肯定存在着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但他不可能把心里感受到的爱情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写出来的只是所要表达的一部分。很多作家在写完作品以后说，我的笔无力啊，我写不出这个伟大的故事。有的作家把作品改来改去，就是因为他在创作实际中达不到他想要的那么一个完美境界。这就有一个差距，所谓的“缝隙”就暗示了这种差距的存在。“缝隙”里隐藏了大量的密码，帮助你完善这个故事。

《雷雨》里也有一个遗漏的情节，周朴园在娶蘩漪之前还有一个妻子，就是取代梅侍萍的那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这个妻子在《雷雨》里面好像完全被遗忘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西方文学里不是有《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嘛，对女权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缝隙。为什么曹禺在剧本里对这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女人一点信息也不提供呢？相反，对于生育过两个孩子的梅侍萍（鲁妈），周家却保留了大量的信息，又是照片又是老家具，还以周萍生母的身份时时挂在周朴园的口头上。去后荣辱相差如此之大，不能不引起细读的深思。

还有就是，剧中人物口头上经常提起“三十年前”怎么怎么，指的是三十年前周家把梅侍萍赶走的事件。可有一次讲课我突然觉得不对呀，鲁大海出生三天的时候梅侍萍被赶走的，鲁大海在剧本里出现时是二十七岁，那么应该是二十七年前被赶走才对啊。为什么说是三十年前？是“三十年前”说起来比较顺口？这当然是口误，可我觉得还是不对，我仔细排他们的年龄，周萍出场时二十八岁，那么周朴园与梅侍萍在一起至少是在二十九年以前，也就是说，周朴园和梅侍萍相爱的时间是三年，所以一点没错，“三十年前”恰恰不是把鲁妈抛弃的日子，而是他们相爱的日子，他们两个人从相好到生子再到被分离，正好是三个年头。那么，周朴园和鲁妈都不是在回忆一个悲惨的日子，而是回忆一个美好的日子，潜意识里想的是美好的事情。什么样的事情能这么刻骨铭心，值得在他们潜意识里一再出现？那只有他们美好的爱情。周朴园并不是强奸了这个丫环，他们是相好了三年，而且在三年里生了两个孩子，他们的家还布置得非常像个样子，已经过了三十年，周朴园还保持着梅侍萍当年的布置，他每次与蘩漪吵架，就要拿旧衬衣来怀旧，所有的事情都联系起来，你就发现，其实周朴园对梅侍萍的感情非常深厚。一个中年人有过一次失败的恋爱经历，这次恋爱又是刻骨铭心，那么他后面的婚姻肯定不幸福，曾经沧海难为水。所以后来周朴园与蘩漪的婚姻生活不幸福。透过蘩漪的不幸福，透过那个已死的无名妻子的悲惨命运看，周朴园和梅侍萍其实是幸福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倒上去看，什么都想通了。

如果从那些被遗漏的缝隙里找信息，《雷雨》说的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伦理悲剧。周朴园和梅侍萍的悲剧不就是过去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吗？《钗头凤》为什么可以流传千古，而周朴园就要遗臭百年呢？我觉得，在《雷雨》中我读到了我能读通的东西。过去我们对文学名著的很多解释都是从教条出发的，我们不相信文本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只相信显文本提供的东西。这就是我说的寻找缝隙，通过作家的遗漏和疏忽，慢慢读出很多我们从字面上读不出的东西。

（四）关注原型

原型与经典不一样，原型指的是作品里隐藏了一个隐型结构，通常隐型结构来自民间的文化资源，反映了民间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我们听作家讲故事，好像是千变万化非常丰富，其实千变万化的故事背后是有一个原型的，这个原型结构就是文化模式，也是民间故事的基本模式。人的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我再举个例子。1990年代初，王朔与人合伙创作了电视连续剧《渴望》，引起过许多争论。这个故事写的是某干部在“文革”中落难，不得不遗弃一个孩子，被普通市民刘慧芳收养。后来刘慧芳嫁给了干部子女王沪生，为了小芳受尽王家的白眼，最后导致离婚并放弃亲生儿子。然而终于真相大白，小芳正是王家当年所遗弃的孩子。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传统剧目里《赵氏孤儿》的原型——

《赵氏孤儿》的模式：赵家蒙难——孤儿遗失在外——程婴为了保护孤儿牺牲亲生儿子——程婴含辛茹苦，遭受世人遗弃——孤儿长大，赵家昭雪——程婴含笑而死

《渴望》的故事模式：王家蒙难——小芳遗失在外——慧芳为抚养小芳不得不放弃儿子冬冬——慧芳含辛茹苦，遭到王家遗弃——小芳长大，王家团圆——慧芳却瘫痪在床

很显然，这是同一个原型在起作用。刘慧芳的故事正是忠臣义仆原型的现代版本，而正是这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文化原型引起了民间观众，特别是皇城根下的北京市民的激动。同样的原因，这种故事原型在上海市民中反应平平，而在知识分子中间更难获得认同。刘慧芳说到底就是一个义仆，对“文革”中落难的忠臣（即一个老干部家庭）充当了义仆。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去套两者的关系，其实这两者没有关系，只是传统民间文化原型的再延续，它不是通过实际上的模仿，而是通过文化原型的反复呈现，把一些基本的文化观念传播开去、保留下来。义仆的故事，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里很多，“五四”以后逐步淡化，1950年代以后这类传统义仆戏都被禁止。可是到了现在改头换面又重新流行起来，大家都为这个刘慧芳伤心流泪，好人一生难以平安。但这个故事里面宣传的奴才思想太浓厚了，王朔本来是个见谁骂谁的人，他早期的小说作品我是比较欣赏的，我喜欢这种痞子精神里含有的反抗因素，代表了北京下层市民的某种愤怒情绪。可是到了1990年代，王朔从小说到影视创作，媚俗因素越来越多。当他的影视作品被媒体炒得很热的时候，痞子就变成了奴才。这在中国社会传统里实在是太多了。通过不同的文本分析，就可以看出人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在我看来，是很悲哀的，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悲哀。

阅读文本，最直接最感性的层次就是直感，就是你直面文本时候的那种感觉；再深入下去是对技巧的分析，就应该寻找经典，发现缝隙；再深入分析的话，就能看出其故事原型。这在作家来说可能是无意识的，只是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的结果，它在无形当中寄寓于人们的心灵。那么，这种文本细读使阅读变得有趣，我们通过阅读可以看到的东西比这个文本本身描写的东西要多得多。

四、简短的结语

我很喜欢“完美”这个词所指的境界，这个境界里不仅包含完整还包含美好，真正的生命境界就应该是这样的。庸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诋毁文学的理想和美好的因素，嘲笑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洞之论，但我要说，美本身就是人的生命构成的一部分，如果丧失了对美的感知能力，丧失了对好的伦理认知能力，那么，那种生命形态至少是不完整的，也是不美好的。这是阅读文学在现代生活内容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所在。我们都生活在混乱之中，似乎每个人的身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挥鞭抽打着，催促着，人人都在匆匆忙忙地奔走，日理万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红尘中人，在我的周围，总是有许多事情迫在眉睫地等着去做，每一件事单个来看都很重要，为了努力就不得不疲于奔命，有时候感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越是事事都想做好越是达不到完整，人生就变成了碎片。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一位朋友的家里，那天朋友正在为一群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上课，内容是讲解《庄子》，小小客厅里挤了二十多人，有学生也有慕名而来的商人、职员和作家，大家静静地听，他一句一句地读解。我坐在一旁听着讲解和读着文本，忽然感受到一种幸福。宁静的读书气氛和神秘的天地境界都使我忘记了那些杂乱而喧嚣的生活。这时候我才感受到人生还有如此完整美好的境界。现实生活环境下找不到的乐趣，只有在读解文本中才真正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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