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曼诗2首

奥地利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奥地利作家、诗人英格褒•巴赫曼悲惨地死于1973年，享年47岁。此时她宏大的小说三部曲《死亡形式》仅仅完成了其第一部分。这部已完成的小说名为《马利纳》，出版于1971年，于欧洲享有声誉却在英语世界乏人问津，仅在美国出版了菲利普•波姆1990年的译本。我猜想是因为在形式、叙事结构与哲学视野上，鲜有小说比《马利纳》更偏离美国的小说主流。

阅读《马利纳》如同步入人迹罕至的黑暗森林愈陷愈深。每一步皆被离开的念头诱引，而有不可见的磁场般的力量无情地驱使人一再冒险前行，即使这意味着可能了无希望地迷失。这就是《马利纳》的魅力所在。当巴赫曼探寻艺术冲动与情欲吸引的本原、表现形态与结果时（在《马利纳》中这时而冲突时而缠结），她所描绘的错综复杂的情感同时既欣悦又压抑，既绝望又坚定。而在整部作品中，无名的叙述者“我“（这位叙事者有节制地指向她自己）意欲重新启程进入一段没有地图的幽冥之旅，这幽冥既存在于她的外部世界，也存在于她的内心。

像阅读但丁的作品一样，读者须在开始读《马利纳》时摒弃一切确定性。这部精细拼贴画般的小说并不始于一个真正的句子（德语批评界将其比作一部歌剧），而是始于一张有趣的角色清单，每个角色的描述都简短而浮光掠影。这位很大程度上为自传式的叙述者是一位女作家，她写作中的作品正是《死亡形式》，她爱着伊万——在维也纳，这位匈牙利人与她住在街的同一侧（这条街被命名为Ungargasse，“匈牙利街”），同样不明。而时间，在故事里，是“今天”。

在阅读完这些令人不安的舞台指示后，读者会立刻沉入小说中的世界，与其说是因为情节，更毋宁说是作者对于“今天”这一概念内涵的困惑，它尖锐却自我麻痹。“但我不得不长久而艰难地思索时间”，巴赫曼的叙述这样开始。“既然‘今天’对我来说是个不可能的词……这个词，‘今天’，将我推向一种仓惶的境地，我只得写下它，却至多不过记录正在发生的一切。事实上，任何有关‘今天’的文字当被立即销毁，一如任何真正的信当在其写毕寄出之前揉成团或撕毁，只因它们被书写却注定无法抵达，‘今天’。那些曾经写过一封极度炽烈的信却最终将其撕成碎片弃置不顾的人一定知道‘今天’究竟是什么意思。”

I Step Outside Myself

我行走在自我之外

I step outside

我行走在自我

myself, out of my eyes,

之外，在我的眼睛，

hands, mouth, outside

of goodness and godliness

In The Storm Of Roses

在玫瑰的风暴中

Wherever we turn in the storm of roses,

我们无论在哪里转入玫瑰的风暴，

the night is lit up by thorns, and the thunder

夜晚总被荆棘点燃，还有树叶的

of leaves, once so quiet within the bushes,

雷声，在灌木丛中曾如此安静，

rumbling at our heels.

当那轰隆声紧追着我们。

张祈译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10年，是现代文学开拓与奠基的阶段。鲁迅、郭沫若等一批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及其现代文学的奠基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最初一批重要的社团流派，都出现在这一阶段。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发展，即由文学形式的外在改革逐渐转向思想内涵的深刻变化。

1917年初，胡适、陈独秀分别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兴起。胡、陈二人的文章作为理论先导，对文学革命的兴起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随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人积极响应文学革命的主张，推进文学革命的发展。“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把文学革命运动迅猛推向高潮。与此同时，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新文学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表明了新文学的实质性进展。小说方面，鲁迅创作了划时代的《狂人日记》和后来结集在《呐喊》《彷徨》中的诸篇小说，叶绍钧、冰心、郁达夫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也创作了内容和形式全新的小说。诗歌方面，出现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等众多的白话新诗人。他们以白话新诗动摇了千百年来旧体格律诗的正宗地位，尤其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以其内容和艺术的特有气势，开创了自由体白话新诗的一代诗风。散文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了小说和诗歌，体现在鲁迅、李大钊等人创作的大量文艺短论（即随感录和杂文）和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许地山等人创作的抒情叙事散文（即“美文”）中。此外，瞿秋白创作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等通讯报道，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最初萌芽。话剧方面，胡适、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作的白话剧本，在中国首先尝试了话剧这一新文学样式。所有这些创作都以新的题材。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形象和新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开创一代文风的崭新气象，充满了破旧立新的五四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最突出的主题是反封建。农民及其命运成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和素材。而且与历来文学不同的是，作家在描写农民的过程中，彻底否定了整个封建旧制度，具有更为强大的批判力量。知识分子的生活、探索和思考也得到了广泛的表现。很多作品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高度敏感，描写了他们摆脱封建道德束缚、争取婚恋自主、追求个性解放的奋斗与抗争，同样体现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这一阶段许多新作家集中探讨的问题。

1921年以后，随着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深入发展，文学界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刊物，涌现出众多的新文学社团，其中重要的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以及风格接近文学研究会的未名社、莽原社，接近创造社的南国社、浅草社和沉钟社等。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创造社鼓吹重艺术的浪漫主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两大风格流派，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问题小说”“身边小说”“乡土文学”“语丝文体”“象征派”诗歌等丰富多彩的风格和流派。这些社团流派的出现表明了新文学的成熟和壮大。这一时期新文学作家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译介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扩大了新文学的艺术视野，开通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联系的格局。

这一时期文学的局限在于：一些作家生活视野还较狭窄，不太熟悉自己以外的天地，小知识分子自我表现的情绪成为一时的风尚。有些作品还不同程度地带有感伤颓废情调，甚至有宿命论倾向。在译介外国文学的过程中，有些译者未能很好地区分精华和糟粕，缺乏应有的分析批判能力。而在对待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形而上学、虚无主义倾向，而这又影响了文学创作更好地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追求。

第二个10年的文学，也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左翼文学迅速发展、高涨，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除了出现一批左翼作家作品，还出现了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等一大批风格独特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并出现了众多的社团流派，形成了现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因此，它是现代文学发展、成熟的阶段。

1928年前后，为适应蓬勃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开始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并得到了广大进步作家的积极响应。30年代初成立的“左联”等左翼文学团体，把这一运动推向高潮，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潮。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显著增强。很多作家注重正面反映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罪恶，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作品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也进一步深化了。革命者的形象和底层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形象的塑造，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很多作品不仅表现农民的苦难遭遇，而且着力描写农民的思想觉醒和英勇斗争，不仅揭露封建压迫的残酷和阶级矛盾的对立，还注重展示帝国主义势力对农村的入侵和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些都表明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茅盾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子夜》及蒋光慈、洪深、田汉、臧克家、丁玲、张天翼、叶紫、洪灵菲、“左联”五烈士、“东北作家群”、中国诗歌会等作家的创作，都显示了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这一时期，一些重要的现实主义、民主主义作家也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和一些探索性、尝试性的作品，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以及沈从文的《边城》、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大河小说”，以戴望舒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和以穆时英、施蛰存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等，以不同的艺术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矛盾，达到了很深的思想境地，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普遍超过了上一时期，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由于一些作家对群众的革命斗争生活缺乏实际了解，因而有些作品生活实感较弱，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形象塑造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概念化的弊病，有些人物形象血肉不够丰满，甚至单薄苍白。一些作品虽反映现实较为及时，但缺乏精细的艺术磨炼，显得较为粗糙，以致影响了作品的审美价值。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虽也广泛注意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并多次展开过专门讨论，但问题远未解决。

第三个10年的文学，其主要特点是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又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的文学。此时，广大作家纷纷走出书斋，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宣传一致抗日和爱国主义思想。围绕抗日救亡运动，文艺界出现了大量通俗明快、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如街头诗、独幕剧等，也出现了一些大型的集体创作和一系列历史剧。作家们纷纷借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之口，反映严峻的现实，表达人民的正义呼声。其中，以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历史剧最为成功，影响最大。后一阶段文学分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等区域。在解放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针，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五四以来重要的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阶段。在文学创作中，新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新题材、新形式纷纷出现，赵树理、孙犁、丁玲、周立波以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典型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出来，显示了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作家的创作主要围绕反侵略、反压迫的民主革命运动展开，出现了大量具有讽刺性、揭露性的作品，如茅盾的《腐蚀》、巴金的《寒夜》、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陈白尘的《岁寒图》《升官图》、钱钟书的《围城》等。作家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体裁，全面而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此外，张爱玲、徐、无名氏等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家作品，也显示了现代文学的多向度发展。国统区很多作家在艺术风格上也努力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除了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的30年，也是在激烈和复杂的思想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文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同守旧势力和各种思想派别的斗争。从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等，到3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以及“新月派”“论语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直至40年代的“战国策派”“戡乱文学”等，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正是在同以上形形色色的文学思潮的不断斗争中发展、成熟、壮大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也是一部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以五四以来的现实生活为土壤，但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和外来文学的丰富营养：它一方面与中国民族文学遗产保持着承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汲取了世界文学潮流中有益的成分。现代文学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而且直接以近代文学为其先导。广大现代作家身上厚实的古典文学根基，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新文学创作。同时，现代作家又广泛译介了世界各国文学，打通了中国现代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周作人、郁达夫、瞿秋白等，都参与了对外国文学的传播介绍。这种介绍在思想倾向、艺术观念及创作技法上，对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新旧文学相交融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外文学相交流的历史，是在这种交融与交流过程中建立民族新文学的历史。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30年，无论是从它自身的演变，还是它和时代社会的关系，都可以看出，它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相辅相成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鲜明特性。在30年的文学发展中，虽然出现了多样的创作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但总的说来，是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主流，为人生、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渗透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各个层面。

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发展历程，是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历史写真，是中国现代作家苦苦思索民族以及人类命运的心路印证，也是中国现代作家在艺术探索的漫长道路上留下的智慧和辛苦的足迹，更是在延续不断发展着的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历史长卷中重重书写下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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