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马得勇

       马得勇，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英国诺丁汉大学玛丽·居里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政治传播与政治心理、比较政治（侧重社会资本、信任、政治信任）、中国基层民主与治理、中国政治制度变迁。教学方向侧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计量政治分析、政治传播、历史制度主义等。著有《东亚地区社会资本研究》、《中国乡镇治理创新：10省市24乡镇的比较研究》等，发表论文有《匹配效应：政治谣言的心理及意识形态根源》、《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及其形成》、《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观念、权力与制度变迁：铁道部体制的社会演化论分析》等40多篇。

在学科融合和技术爆炸的整体背景下，政治传播学、政治心理学等政治学子话题渐渐成为一片天地。加上大数据研究、实验研究的风靡，政治学研究在继承宏观视角下也具有了更多的微观关怀。本期政治学人专访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教授，以期施展政治研究的个体与结构、微观与宏观之趣味。

这两个领域其实跟我的研究一直都是一脉相承的。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东亚几个国家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社会资本这个领域的研究，一方面是跟制度绩效、政府绩效有关系，另一方面是跟政治文化领域相关联。社会资本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或者解释政府绩效或者制度绩效的原因，帕特南那本书就是这个路子。政治文化这个领域涉及政治信任、社会信任、还有政治参与等等，既有政治文化，也有政治行为。在研究政治行为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到政治心理。你光说他参与了，那他背后动机是什么？我们在追问动机的时候，就要涉及到心理分析的问题。但是心理分析又有一个问题是：外在因素怎么影响个体行为呢——通过信息这个中介。信息怎么来的——是通过政治传播。个体怎么接收这种外在的政治信息？体制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这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后来我为什么做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脉络。最开始是做文化，后来文化又涉及到心理，心理又跟信息传播，特别是政治传播有关。但政治传播比较偏重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分析问题，它不是特别关注媒体怎么报道，媒体怎么发展，这些是传播学更关注的。

研究制度变迁，实际上也是跟我一开始关注基层民主有关系。这个主题，一个是要看基层民主发展，一开始我关注的都是基层民主创新的现状怎么样，创新的绩效怎么样？为此做了很多制度创新的描述和评估的研究。但除了评估绩效以外，还要关注这个制度创新是怎么发生的？制度创新怎么发生的问题就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为了解释制度变迁，我开始看一些文献，看文献的时候就看到唐世平老师社会演化范式，觉得非常有说服力。然后继续看文献，就看到历史制度主义，还有新制度主义的一些文献。边看这些文献的时候，边思考要用什么样的制度理论去解释乡镇民主的发展，乡镇制度创新是怎么发生的？这样下来就开始关注制度变迁的问题。

目前这两个领域中，制度变迁和基层制度创新暂时告一段落，重点放在政治传播和政治心理。当然两个领域，可以分开做，各做各的，但是也可以结合起来做。

政治心理和政治传播侧重微观个体行为与心理的研究，历史制度主义侧重宏观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变迁研究。但是政治传播或者传播学研究的很多主题都涉及到历史制度主义，甚至于制度演化理论。有一些传播学的学者其实已经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建国以来，中共的媒体政策如何演化，有关新闻媒体的管理或者舆论宣传是怎么样的一个体制。其中学者潘祥辉的出版的《媒介演化论》，用的就是制度演化理论，里面使用了社会演化论或者历史制度主义的概念和理论。另外像孔飞力的《叫魂》，其实他说的就是信息如何传播的问题，就是在传统社会信息如何传播，谣言如何传播的问题，这也是政治传播的内容。但它同时也是一项制度变迁或运行的研究，研究这个制度如何影响信息传播的。最近像《中国社会科学》还发了一篇文章叫《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其实说的也是传播领域的制度变迁或者制度文化问题。所以政治传播学和历史制度主义，本身在很多研究主题上是可以互补和交叉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在很多领域都可以用。

之前我们对制度的研究，有时候就是纯粹的制度，这个制度怎么设置，怎么运行，有的时候也会评估一下制度最后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但像现在的历史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等，很注重制度的结构和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

一个好的宏观制度变迁研究必须要以对微观层面的行为主体的行动和心理动机的分析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光谈制度，没有人，那这样的制度研究就感觉缺少东西，干巴巴的，研究成果也会难以令人信服。所以作为比较宏观的制度变迁研究，我觉得对微观个体的行为和心理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宏观上一个社会结构也好，一个制度也好，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最后都是要有人来实行的，它的因果机制里面必须要有人，没有人的话，社会结构如何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制度或社会结构导致一个重要的社会后果的因果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没有办法回答。所以一个好的制度变迁的研究，对它的解释是绕不开微观基础的。

另一方面，对微观个体行为的解释不可能仅仅从宏观层面就可以给出一个充分的解释。现在有一些人喜欢用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安排来解释微观行为，有一种结构主义的倾向。比如说谁偷东西了或者谁杀人了，在分析其成因时往往强调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因素，制度如何逼迫他怎么样，贫富差距如何扭曲他的思想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宏观结构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比如说贫困，农村的人其实很勤快，但他就是没有城市里的人那么富，生活水平没那么高，这就是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不追问这种制度安排的原因是不行的。再比如欺骗行为的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安排的漏洞，或者是制度本身容易滋生虚伪欺骗这种行为的发生。但是从宏观制度结构的因素去解释显然是不够的。为什么？一个同样的制度下为什么有的人去偷，有的人不去偷？同样城乡二元结构，为什么有的农民能富起来，有的人就没有富起来？这通过宏观因素解释不了。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宏观的社会结构在解释个人的行为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因此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个体的差异。要研究这些个体的差异是怎么产生的，这就需要从微观的内在的因素去寻找原因，其实它跟宏观的解释并不是完全的冲突，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一般而言，个体行为或态度是个体内在心理人格特性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情境论。情境论强调个体的心理人格与其所处环境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并不是说心理学就忽视了环境的影响。一个威权人格比较强的人在不同的制度约束下其行为结果可能存在很大差别。比如面临所谓的外部威胁时，在一种体制下，高威权人格者可能会行动起来打砸抢国外工厂和抵制外国货，但另一种体制下，高威权人格者可能只会发表一些批评外来移民的言论。这些行为不能解释为完全是制度造就的结果，因为同样体制下很多人并不会去打砸抢烧外国货和外国人，这就要考虑到个体内在固有的一些因素。也就是说，同一种制度下人和人不一样，这种差异往往是个体内在特性决定的；不同制度下也都有同样是威权人格的人，但是在不同制度约束下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完全相同，社会后果也不同，这种差异往往是外在环境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至于个体内在固有特性的形成原因，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就一个人的政治态度而言，内在的原因可能来自其基础性价值观，也可能源自人格特性，而人格特性又可能来自人类长期的演化和个体的差异，也可能来源个体成长环境的差异。

我为什么会更多地强调个体内在特性的研究呢？因为国内政治学领域研究的人太少了。国外政治心理学发表的文章特别多，我们这边研究太少。这一方面有利于发表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国内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需要，填补国内的空白。那么个体内在特征的形成和环境之间到底是怎么互动的？比如说威权人格到底是怎么在成长环境中形成，以及后天的成长环境跟他先天的人格是怎么互动的，这些互动的具体情形和动力机制目前的研究还很不足，需要深化。 

关于政治人格，我的理解比较具体。一个人在政治生活和日常工作中更倾向于跟他人达成妥协，还是更倾向于跟他人对抗；更倾向于与他人合作还是更倾向于欺骗和利用他人；更喜欢独断专行还是民主决策；更喜欢挑战现有制度约束还是遵纪守法；对不公正的现象是抱着强烈的不满和批评，还是完全视而不见，明哲保身等等。我把这些特性看作是政治人格的日常表现，但这些政治人格跟个体自身的心理人格特性和外在的环境是怎么互动的？其实我们的研究非常不足。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人性与制度的关系很有帮助。比如说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社会中大约1/3的人具有利他倾向，这是人类一种固有的心理动机。这种动机也是合作型、服务型政治人格的一个心理基础。如果你只关心制度，看不到人的心理动机，看不到人性的本质，忽视了人与人的差异，那么设计制度时就容易出问题。我们制度设计的一个最根本的依据，我觉得就是人性。研究人的心理和人格，了解其深层次的特性及差异，对于宏观的制度研究是有帮助的。只有认识到人的固有特性，我们才可以研究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什么样的公民教育导向有利于某种人性（比如利他行为）的普遍化；什么样的制度会约束某种人性（比如欺骗），使这种心理动机被极大地遏制。这个跟我们的制度研究不但不冲突，而且是互补的。因此，制度研究需要关注政治心理学、演化经济学、演化心理学的成果，这样的制度研究才有根基，我们在政治实践中才能更好地设计制度。 

内生性问题需要好好讲一讲。首先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解释大体存在外在和内在两种途径。外在的途径，当然强调外在社会环境，内在是强调个体内在的心理和人格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两种范式彼此其实不矛盾。在具体解释某一个行为者行为的时候，从哪个角度解释更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学科和不同理论范式对内生性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异的，比如政治学和心理学之间，它们的差异就比较大。

  我们研究制度跟行为者之间关系的时候，有些学者把个人作为一个最小的分析单位，并假定其是理性的、自利的。但是我认为社会科学最小的分析单位不能设定为个体。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可以更小，甚至同一个体的不同大脑部分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成为社科研究的对象。心理学探讨的很多概念或现象之间的关系都是基于同一个体之内的态度和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比如威权人格和政治信任态度的关系，甚至一种心理特性对另外一种心理特性的影响。我常常用同一个体的威权人格的强弱来解释这个个体政治信任的高低，那么威权人格和政治信任是不是同一个概念？或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我认为不是。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非常不同的，用一个概念（及其指称的现象）解释另一个概念（及其指称的现象）没有问题，不属于内生性问题。我们的研究需要界定清楚不同的概念和变量的含义，然后运用它们展开研究，而不是把研究视角局限于个体和其外部环境的关系上。心理学上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也有自己的特点，有些心理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是逻辑上，很难做一个时间上有先后的实证检验，比如威权人格与政治宽容、威权人格与对外部群体的宽容。当然，如果研究经费充足、研究时间足够长，我们还是有可能设计出一个能体现时间上存在先后的因果关系的研究。

  另一方面，我觉得从事量化研究和微观心理和行为的学者需要反思内生性的问题：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同语反复。我们研究两个概念或变量的关系，往往是通过观察测量这两个概念的指标间的关系来达到的。所以用于测量两个概念的指标体系不应该是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内生性的问题很多是因为概念测量上不清楚，即概念的操作化出了问题，所以产生了内生性的问题，而不是概念本身是同质的。我们本来研究的是两个不同概念或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如果用指标A去解释指标B，而指标A和B本质上测量的是同一个概念而不是两个概念，这时候就导致内生性问题。比如，测量威权人格的指标体系和政治信任的指标体系应该指向两个概念，但实际设计的两个指标体系高度相似，我们用这些指标体系考察其相关性或因果性，那么就会产生内生性的问题。这种内生性问题往往是由于研究者对概念的本质内涵理解不深，不愿意在概念及其概念操作化方面花精力去深究，在设计测量指标时不注意不同概念的测量指标的差异而导致。

  另外，以问卷调查的问题为基础的概念测量，还需要考虑应答者是否能分清不同的问题是不是包含着不同的意思。如果应答者分不清问题的差别，那设计者自己觉得很清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我们问“你对政府的服务态度满意吗？”和“你觉得政府可以信任吗？”。如果应答者完全分不清两个问题有什么差别，那研究者用前者来测量政府服务绩效，用后者来测量政治信任就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所以说，指标设计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考虑很多因素。

  这里想强调一下，实证研究者在设计测量某个概念的指标体系时，必须深刻理解概念（或变量）的本质、概念的来源（或原因）、概念的政治社会后果三者的关系和差异，不能将三者混为一谈。例如，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威权人格的测量就存在这种问题。按照有的学者看来，威权人格的本质是个体对秩序和同一性的追求还是对自主性、个性、多样性的追求的问题，这种动机源于人类在演化过程中对遵从秩序、服从集体和张扬个性和自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个体在这方面的心理动机差异导致了威权人格的强弱。而威权人格的形成原因则有心理层面的也有环境层面的。其政治社会后果往往表现为对民主和平等的排斥，对外来者、外群体的敌视，对社会多样性、社会变迁的排斥，在威权国家中则是对政府的盲目信任等。但是，关于威权人格的形成原因和社会后果，都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证实。不能想当然，更不能拿这些后果来测量概念本身。那么我们如何测量威权人格呢？此前的研究，包括早期的阿多诺等人的《威权人格》以及后来的奥特迈耶的威权人格的测量和研究，在概念测量上都是模糊不清的，导致很多批评。国外有一些学者用个体的育儿价值观来测量，比如：是否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还是遵守秩序的品德等，而我们则倾向于用社会生活中对诸如长者、上司的顺从、对权威的崇拜和服从以及对等级社会秩序的维护来测量。当然，如何测量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再比如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学术界就用得很乱。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概念本身、概念的社会结果和其来源没有分清楚。

我们在大数据方面的尝试是有的，实验研究也有尝试。我的感觉是大数据可能在市场、商业研究方面更有价值，而在很多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上就有局限性。我觉得美国学者写了一些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方向，做一些尝试是没有问题的。像孟天广等人就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来对一些问题做因果推断。不过这种因果机制仍然存在问题，有很多因果链条没有办法链接起来，只能是逻辑上的。我做政治心理和政治传播研究，做一些描述性分析时大数据是有用的，但很多因果关系的研究主题就没法用大数据。

就政治学领域的实验研究而言，虽然我们在实验研究方法上已经做了很多次尝试，但是现在做的实验设计还相对比较粗糙，需要再精细化。国内在政治心理、政治传播领域的实验研究需要大力发展，希望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参与。

这是个老问题，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想说的是，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合适的方法。定性也好，定量也好，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觉得国内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要避免伪定性研究和劣质的量化研究。劣质的定量研究就是堆砌一些数据就视为定量研究，事实上定量研究要有理论支撑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以及实证的检验。定性（或质性）研究并不是没有数据就叫定性，定性也是有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当然定性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比如说像历史制度主义，它非常强调过程追踪、因果机制等。其他流派的质性研究也都有相应的方法和概念体系。至于你说哪个好哪个差，我觉得没有讨论的意义。

在选择研究方法时，我觉得三个因素最重要：一个是你的研究对象的性质，一个是研究资料的可获得性，还有一个是研究者的偏好。研究对象的属性，如果研究的是大问题、长周期的问题、比如国际关系里面的很多问题、制度或政策变迁等，这个可能用定性的方法就更合适。但是如果你研究的是当代大众的政治态度和心理，用量化研究就更合适。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研究者不得不面对。比如说像中国的财政政策的变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农业政策的发展演变，研究者有没有可能接触到或采访曾经担任过政策制定者的人、有无可能查阅到当时的会议记录等等，都会影响你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最后要强调的就是，研究者自己喜欢什么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喜欢的话会做起来会比较轻松，也容易有灵感。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适合的。这个理论范式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当代的很多政策和制度变迁。它的局限性，我觉得主要是资料的可获得性。因为我们很多研究当代政治，包括历史，很多资料是拿不到的。这严重影响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因为历史制度主义要有很多历史资料作为证据。研究当代的政策变迁，也要对关键行为者进行具体的访谈来获得一些资料。而我们政府的公开信息又非常少，比如内部的一些决策过程，完全不对外公开，这样造成我们研究面临很大的障碍。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制度主义的所有概念，所有的理论和所有的结论都适合、都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或者现实。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论分析范式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很可能不充分和不准确。历史制度主义不是中国学者率先提出来的，但是中国学者可以对它做修正。这也正是国内学者对现有理论做出创新和修正的机会。当然，前提是你得先把它弄明白，很多学者实际上没有真正看懂人家的东西，然后又要急于创新。我觉得目前国内的理论创新为时尚早，我们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过度自信。

学科融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学科融合的问题确实问题比较大。为什么没有融合呢？我觉得我们的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彼此之间交流太少。为什么交流太少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对另外的学科了解太少，所以没办法交流，因为我说的你不知道，你说的我不知道。要打通这种隔阂，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多看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积累相关知识。比如说社会资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都研究。那么你不能光看政治学者的成果，也要看经济学、社会学者的成果，这样才可以做到全面了解，才能彼此对话和交流。像政治传播也是，在国外，政治学者和传播学者经常彼此引用对方的成果，这也显示他们的知识面很广。我觉得国内这方面还比较欠缺，往往是传播学的学者没有政治学的基础知识，政治学者不懂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建议多读书和论文，特别是博士期间，我觉得很重要。如果有志于做研究，就不要着急毕业。要多花点时间，多接触多了解多学习，知识基础要打好。晚毕业一年，不耽误事。基础不打好的话，有很多人在博士论文发表完以后或者评上副教授以后就很难出什么高质量的成果。

另外一个建议是年轻的学者在定量和定性方面必须都要懂，而且在某一个领域要相对来说要做得比较专。定性的研究方法比较杂，因为有时候定性的研究跟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理论意味着不同的方法。各种流派的质性研究差别挺大，但是你至少要会一两种。量化的研究至少要懂基本的几种统计方法，最起码会一种统计软件。哪怕你不写定量的文章，但至少要能看懂。我反对的是做量化研究的学者完全不懂定性的方法，做定性的完全排斥量化，这往往会使学者的思维和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在看质性研究、量化研究的成果之后，会体会到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也存在很多共性。这使我在思考问题时感觉视野更开阔了。

还有一点，就是做实证研究的年轻学者要走出象牙塔，多了解社会。很多人把做研究看作是读书写文章，我觉得这种情况不适合做当代问题研究的学者。实证研究要与研究对象有直接的接触，要多观察多调查社会。那些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研究，如果没有亲自参与实地调查，面对面接触被访者，那么往往很难了解问卷调查的优缺点，很难理解问卷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做政治学的调查和研究存在很大的障碍，这是实情。但这个研究领域能不能做，这种调查方法能不能用，这个问题能不能问，需要学者自己去摸索和试探。仅仅依靠他人做完的调查数据写论文，很难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在这方面，学者不能脱离社会，不能有畏难情绪。不能打两次电话被拒绝了就放弃调查，也不能等着其他人做过以后觉得是安全的调查方式，然后自己才进行调查。为了收集到一手的研究，年轻人要有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也要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的灵活头脑。

当然，我的研究方法建议只是针对从事实证的社会科学的学者。对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领域，年轻人要怎么做研究则需要另做探讨。

本期采编：王志浩、徐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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