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林 | 构建“第三种机器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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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机·文化篇
机器人不仅是工具（机器人工具论），还负载了人的欲望、情结、需求或愿景。一旦作为文化物和技术物产生，它就会与人互动互构，让人性以某种形式显影，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人类文化、实践乃至人类未来。
原文：《构建“第三种机器人文化”》
作者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程 林
图片 | 网络
机器人文化值得文化、文学、科哲等人文领域的学者及技术专家关注。广义的机器人文化是指与机器人相关或由它催生的文化现象，它又可分为人类文化范畴下的和非人类文化范畴下的机器人文化。前者以人为主体，主要指与机器人、人机关系相关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在本质上仍属于人类文化。人类文化范畴下的机器人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追溯过去、观照当下，同时又延伸到未来。而后者以机器为行为主体，其相应的文化现象未来还值得继续观察。本文谈论人类文化范畴下的机器人文化，即溯源、考察并见证继续演变中的机器人文化。
机器人文化：焦虑型与愿景式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机器人文化特别是机器人人文文化也会有所差异。欧美（例如美国、德国）与日本就形成了两种有辨识度的机器人文化。以德、日机器人人文文化为例，其差异至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代表性机器人文艺形象中，这些机器人形象孵化自相应的文化土壤，二是在两国学者对话中，即他们在对机器人的感知和人机关系等问题上的理解中。其中，机器人文艺形象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对机器人想象与认知的显影，也是社会多种愿景和技术焦虑的结晶。虽然德、日代表性机器人文艺形象孵化自不同时代，但都呈现出两种机器人人文文化的底色。
在西方机器人叙事史中，虽不排除正面的机器人形象，但人机关系不和谐的机器人想象有更高显示度，后者大致有两类：一是反叛的机器人奴仆（主要对应“robot”概念），二是在心理、情感或审美上令人感到诡异不安的类人机器人（尤其对应“Maschinenmensch”、“android”、“hubot”及“芯机人”等概念）。德国文艺未孕育出知名的正面机器人形象，受《沙人》《大都会》等作品所影响的负面“机器人情结”不易摆脱。与之相比，日本代表性文艺作品中主流机器人形象明显不同，“科学之子”阿童木等超级英雄、哆啦A梦等忠诚玩伴和阿拉蕾等“萌系”机器人形象等都令人印象深刻。总体而言，尽管某种机器人文化内部也存在异质因素，但德、日在整体上仍分别呈现出焦虑型与愿景式的机器人文化，这种差异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文化土壤：宗教信仰
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让人成为尘世万物标尺，人类中心主义在俗世具有宗教伦理合法性。但上帝并未赋予人类制造同类的权利。赋予机器人助人能力及服从属性，是世俗造物主的美好愿景，但这种篡改上帝造人图纸的过度企图意味着机器人“生”而有“原罪”。此外，“基督教世界严格区分有灵魂的生灵和没有灵魂的物”，机器人没有灵魂，注定与人不同，并低人一等。这两种观念都为机器人的存在投下了阴影，决定了人机关系暗存隐患，并在科幻文艺中呈现出两种心态：一是“世俗造物主焦虑”，即人追求或享受优越造物主的优越感，又害怕僭权行为会被惩罚，最终被未“受宗教洗礼”的机器造物背叛；二是人将机器人视为魔鬼之作或没有灵魂、情感的“恐惑它者”。
在日本社会中，宗教信仰传统至今扮演关键角色，也是被西方和日本学界公认为是日本和谐人机关系的首要文化根源。阿童木漫画作者手冢治虫认为，“日本人并不把人这个超级生物与周围世界区别开来。万物为一。我们很容易接受机器人,就像周围广阔世界中的昆虫或岩石等其他东西一样……我们对机器人不会产生怀疑的态度,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以为这是非真实的人或假人。所以这里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抵触,而是很平静地接受”。这种“人-物和谐观”中，万物处于动态的协存网络中，漫画角色阿童木甚至被日本地方政府赋予了公民身份。
催化剂：科幻文化
传统宗教伦理与人之自我定位是机器人文化的内在决定性因素，科幻文化则带来外在影响。科幻文化不仅是机器人人文文化的显性表征，也在机器人文化成型与发展过程中起到催化剂、载体和温室等作用。
德国机器人文艺作品与当代好莱坞荧幕上的“机器人恶托邦”叙事均为欧美机器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E.T.A.霍夫曼笔下的奥林匹娅是德语学术界关于恐惑美学讨论的重点案例，它与《大都会》中的赫尔-玛莉亚都是德国机器人叙事史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人们对机器人的认知。在谈及护理型机器人是否应设计成类人模样时，德国人机交互领域学者B.卢克林认为，这类机器人可以有鼻子有眼，但绝不能太像人，否则会令人感到悚然不适——这种表述会让人直接联想到霍夫曼关于令人恐惑不安的仿真机器人的感知。即便是在体现人机协存的当代机器人科幻中，人们对机器人的顾虑仍有残余。西方科幻文化中常见的机器人反叛想象或机器人作为恐惑它者的想象，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机器人乃至对技术治理的接受程度，很难孵化出积极乐观的人机关系设想。
而日本科幻漫画与动画中的机器人形象则导向了另一种机器人认知。在《阿童木》《哆啦A梦》等作品中，英雄或伙伴机器人形象深入人心。在日本战后萧条及其后的高速发展时期，阿童木成为日本青少年的集体记忆，催生了日式的机器人想象共同体，参与塑造了日本人对机器人等技术造物的积极认知和欢迎态度，也推动了日本机器人技术研发和实践应用。德国学者C.瓦格纳曾指出，“为宣传日本机器人乌托邦的理念，一些政府战略文件甚至让机器人科幻故事占据重要部分，这些故事勾绘了未来家庭和老人过上机器人辅助的生活”。
中国“第三种机器人文化”的构建
在人文视域下，机器人是人的复制和镜像，它是人的技艺、欲望、情结或顾虑的结晶，是给人带来最大自我认知冲击的技术物。机器人文化并非是人是否或如何接受机器人这个“身外之物”那么简单，而是人在自我复制和镜像面前如何定义、想象和规划自我这般基本。同时，机器人文化也是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随着中国社会中的机器人应用和人机交互日渐增多，关于中国机器人伦理和文化的讨论具有学术与现实意义。德、日机器人文化的生成与作用机制可为中国相关讨论带来三点启发：
第一，机器人不仅是技术和经济议题，其文化维度亦不可忽视，机器人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影响，例如焦虑型机器人认知势必会影响机器人应用。孵化中的中国机器人文化应形成正向价值，这有利于更好地处理中国社会的人机交互实践。
第二，人类文化范畴下的机器人文化必然与所处国家的传统和大众文化紧密相关，孵化中的中国机器人文化应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伦理、现代化进程及科幻文艺等特色。
第三，为机器人文化和伦理讨论提供中国方案，既需要融通科技人文、进行合理论证、兼顾其在实践中的可行性，也需合理取材中国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兼顾其他文化的接受能力。仅是脱离技术和现实的人文呼吁，或仅有技术思维而缺乏人文关照，都难以达到良好效果。
实际上，以近年来的AI和机器人热潮为契机，中国不仅服务和社交机器人应用不断普及，人文社科学者关于机器人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在德国（欧美）焦虑型和日本愿景式机器人文化之外，中国社会有可能孵化出“第三种机器人文化”，即折衷、务实、积极并倡导人机和存（协存）的“中国机器人文化”，原因有三。
一是从文化传统角度来看，中国重实际、求和谐的传统文化及依赖科技力量的现代性进程有助于形成折衷、实际和正向的人机和存（协存）文化。近年来，人文学界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有利于构建和谐人机关系的思想资源，从儒家和道家思想等角度提出了人机协存的愿景。
二是从大众文化角度讲，与欧美和日本不同，中国尚无丰富的机器人想象与叙事传统。与西方机器人叙事相比，当代中国机器人叙事也并未充斥着人机对抗元素，人机日常叙事作品更引人关注。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现代化进程与“亲技术”取向，总体上受益于科技的进步与影响。有实证研究显示，不少中国民众倾向于乐观而辩证地接受进入人类生活的机器人。
三是从应用实践角度讲，智能机器人已是中国科技崛起的排头兵和闪亮名片。在俄罗斯科幻剧《比我们更好》中，最先进的类人机器人就来自中国。近年来，中国式积极机器人应用浮出水面。服务型机器人在抗击新冠疫情和北京冬奥会期间都应用广泛，各类机器人是“智慧抗疫”和“科技冬奥”的重要体现。虽然没有日本社会中这般显性的机器人愿景，但近年来中国在应用服务型机器人方面比日本更显积极。
可见，一种“积极、乐观和以实用功能为导向的机器人文化”有望在中国社会中孵化出来。中国机器人文化的自身发展和国际对话前景值得在跨文化视域下和“跨文化机器人学”中继续讨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德国文学‘早期机器人’书写研究”（20CWW018）阶段性成果] 本文完整版题为《德、日机器人文化探析及中国“第三种机器人文化”构建》，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2022年第4期。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宋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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