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访古考察花絮

欣逢宁可先生八十寿辰,我虽久疏学术,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但是想把当年随同宁可先生进行访古考察的情况写成一篇回忆文字,作为对宁先生八十华诞的祝贺。

宁可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几次大规模历史考察活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因为各次考察后出版的《丝路访古》《晋秦豫访古》《运河访古》等书，乃是受翦伯赞先生《内蒙访古》一书影响而取的书名，于是这几次历史考察活动也统统以“访古考察”为名。

本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千余年前就提倡的；更早千年，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已经以其亲身实践作出了示范性的成果。但是时至今日，在唐史学界内部对此却仍不乏异议。有人在电视上宣扬，研究历史只能靠读古书，是没有别的办法做调查研究的。还有人更以从不参加考察自得。所以从一开始，是否应该进行实地历史考察,就成为一种治学方法之争。其实，口舌之争大可不必,各人尽可以按各人自己的路数去做,让实践来检验,看谁能做出更切合实际、更引人入胜的学术成果。

就以我们参加的这几次访古考察来说,考察之后,凡参加者无不感到深受其惠,对治史的方法论也有了新的认识。对比传统的依靠史书进行研究的方法———“文献历史学”,我们把实地调查的方法称为“考察历史学”,还可以把依据历史文物图片进行研究的方法称为“图象历史学”。史学研究当然是应该将这几种方法结合起来,尽量丰富历史研究的手段,充分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我们在这几次考察之后出版了多部著作,例如《丝路访古》《晋秦豫访古》《运河访古》等等,由于配合了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和图片,因此明显受到读者的欢迎。

其实道理很简单。正如行政官员要到各地做政务考察一样,治史也应该尽量到实地了解其环境气候、地形交通、资源物产、遗址遗物、民风民俗、口述传说等等;了解这些情况,对于治史者考证史实,开阔视野,感受现实的历史感情,会有意想不到的启发和收获。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严耕望先生所著5卷本《唐代交通图考》,煌煌巨著,花费了严先生半生的精力,成为示范后学的楷模。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归田先生40多年孤悬海外,未能再作实地考察,以至如蜀道上的一些地名,在现场是很容易考证解决的,他却未能解决而留下小误(据李之勤先生见告)。

下面即是我对几次访古考察活动的回忆。

1980年10月唐史研究会在西安成立的时候，一些老先生商量进行实地考察的事情，先后推举出来的考察队长有史念海、林干和宁可先生。宁可先生被推举后，让我具体负责与沿途各省联系。我想，他是把我当成学会的秘书而让我做这件事的。因为当时西北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我当时所在的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主任郭绳武被推举为唐史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他在参加了常务理事会后告诉我，已经决定由我担任唐史研究会的秘书。但是当时设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唐史研究会并没有给我正式通知，也没有让我参与研究会的任何工作。所以我只是接受宁先生的要求，代为联系沿途各省。距离预定出发日期不足一个月的时候，宁先生来电话，问我:“能不能走?”因为当时只有甘肃方面的齐陈骏、刘曼春回话说，甘肃省委宣传部已通知沿途各市县给与支持，新疆方面则全无消息，所以我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想了想，回答宁先生说:“走吧!”活动就这样定下来了。我想，反正有甘肃省接待，总是可以走一段的。

于是我通知大家，1981年7月15日在兰州集合。也许现在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们计划要搞40天考察活动，可是直到通知大家集合时，我手里还没有一分钱的专项经费，只是让大家每人带350元钱，到兰州饭店集合。更尴尬的是，第一次发征求报名的通知时，我盖了“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的公章；可是到了发集合的通知时，不知为何，可能是怕万一出事担不起责任罢？公章不让用了。我只好向全体22名队员发出私人署名的通知。还有一个极为狼狈的情况，就是我们的考察队连一个正式的名义也没有。到了兰州以后，刘曼春给我看了甘肃省委宣传部的文件，其中提到我们是“唐史研究会丝绸之路考察队”。我说这得和研究会方面打个招呼，于是便以宁可先生、齐陈骏和我三个人的名义发了一个电报，还提到卞孝萱先生想参加，但没有经费，问研究会能否给他一些补助。不料研究会竟然回复电报说，名义问题，未经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讨论，“不得使用”。这样一来，再使用“唐史研究会丝绸之路考察队”的名字就不合法了。另外回复电报中还说，卞兄的问题，由他们向他本人作解释。所以，后来我们就告知全体考察队员，再不要用研究会的名义。翌年所出的《丝路访古》一书，亦完全不提唐史研究会。

所幸甘肃一段走得还比较顺利。大斗拔谷和马蹄寺、金塔寺、榆林窟等一些不容易去的地方都去了。在敦煌莫高窟分成两个组，由贺世哲、孙修身分别带领，细细地看了5天半，我们组就一共看了80多个洞窟。这次考察当中，还临时增加了去额济纳旗居延海的内容，使大家喜出望外。而我拍下的居延海干涸、胡杨林老化、吴宗国先生回头看时不禁有“不堪回首”感慨的照片，如今也成了宝贵的老照片，可以作为宣传生态保护的教学片和资料片。甘肃省委宣传部长吴坚很称赞我们这次考察活动，说这样比较有规模的专家学者对丝绸之路的考察，是30年来的第一次，也算是个创举吧!

在甘肃段考察即将结束、快到酒泉的时候，新疆的王明哲来了，这才知道新疆也能去了！于是皆大欢喜，老王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在新疆段的考察活动，限于时间和经费，未能实现“把红旗插上红其拉甫山口”的宏愿，只是从乌鲁木齐去了鄯善、托克逊、吐鲁番(高昌、交河、阿斯塔那、伯兹克里克)、天池和吉木萨尔(北庭都护府)。在吐鲁番时，地区行署要求宁可先生给他们做报告。宁先生答应了，但是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就是要让考察队员们去吃瓜。于是行署派县长领着大家去找公社书记，公社书记又领着去找大队长，大队长再领着去找生产队长，吃遍了以前专门给皇上进贡的5块瓜地，饱尝了甜蜜的哈蜜瓜。宁先生自己没吃上，但是他做报告能为大家换来这样的美食享受，说起来也是很得意的。

这种吃吃喝喝的美事只是偶一为之，其实那时的考察活动是非常严肃简朴的，生活上因陋就简，各种考察、学习、讨论等等却安排得十分充实。宁先生抓业务学习抓得很紧。有件事，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有深刻印象，就是在吐鲁番的一个晚上，宾馆里正好有挺精彩的维吾尔族歌舞表演，可是宁先生还在房间里召开学术讨论会，让大家谈考察的心得体会。我们实在忍不住，就不时地轮流溜出去看表演，但是房间里还总留下几个人发言，讨论会也一直开着。宁先生也知道大家都出去看演出了，说大家挺给他面子，轮流出去看表演，轮流回来发言，讨论没有中断。

考察的最后阶段，部分队员又返回陕西，考察了咸阳、西安等地一些古迹。整个考察活动，仅仅靠每人自带的350元经费就走下来了，包括了所有的食宿、交通、门票等等费用。当时我和邓文宽、赵和平三个人负责具体事务。每到一地考察结束时，赵和平去结帐，要给每个考察队员分别开发票。无论食宿、交通，处处都得精打细算，宁先生说我们:“一分钱能当两分钱花。”

这次考察活动由宁可先生担任队长，胡守为先生担任副队长，队员有沙知、高敏先生等等。算起来,他们当时的年龄其实不过五十五六岁，但沙知先生已是满头白发。所以我开玩笑说,考察队在别人眼里的分量,很借重他的一头白发呢!胡守为先生身体很好，到新疆天池，他还跳下去游了一会泳，上岸后说，湖心的水冰冷冰冷的。除胡先生之外,如宁可先生、高敏先生,心脏都有些问题。宁可先生还特意告诉我们,他的上衣口袋里放着硝酸甘油,情况不好时让我们把“炸弹”从他上衣口袋里拿出来,包在手绢里敲破,捂在他鼻子上急救。高敏先生在考察队里被定为“熊猫级”的保护对象,去额济纳旗因为要过七八百里无人区,怕他途中出问题,劝他不要去,为此全队专门开了一个晚上的会,说服他。不料高敏先生非常固执,一个劲儿地说去额济纳旗考察对他的研究如何如何重要，最后还来了一句:“我死也要死在那个地方!”话没法再说下去了，我就宣布散了会。回想起来,按现在的法律概念,有高敏先生当众说的这句话,即使出了什么问题,我作为具体的组织者也应该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了,虽然道义责任也是承担不起的。多年后,去高敏先生家看望,和他夫人讲起他当时给我们找的这些麻烦,他不但全无歉意,还一再声称他在《丝路访古》一书上发表的那篇写额济纳旗历史生态的文章,研究会还应该给他发奖呢!高敏先生的这篇文章确实写得不错。1982年，时任zgzyz书记hyb同志到甘肃视察时，甘肃省的同志向他赠送了这本书，胡总书记在全省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引用了高敏先生的文章，讲甘肃的发展要“反弹琵琶”，“念草木经”,就是要从恢复生态环境着手。

第二次考察是在1982年，进行秦、晋、豫访古,走太原、西安、洛阳这个唐代的核心三角区。当时整个社会都开始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这时进行考察，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因此这一趟走得很顺利。在西考察时，有一天宁先生统计到，先后有8位“县太爷”在路上迎候。他们都是在两县交界处交接，一路有警车开道，又有“县太爷”迎送，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由于当时通讯不便，一个地方稍有耽搁，下一站迎候的人就要在路上等着，很麻烦地方上的同志。当然，考察活动本身还是很劳累的。记得到玉华宫考察时，因为雨后道路泥泞，要步行一段路，后来宁先生已经走不动了，但他还是笑着让大家进去参观，他自己只能坐在车里，等了我们两个钟头。

前两次考察，都是宁可先生担任队长。尽管宁先生笑称自己只是个“两手队长”,意思是只管上车挥手(出发)，下车握手(与接送的人做礼仪性表示)，具体事务都是由我们办事组承担，不用他操心；但是实际上，在策划和安排过程中，他还是运用他的影响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83年，唐史研究会在开年会时改组了秘书处，我担任研究会的副秘书长，研究会的公章交给了我，以后考察就再没有出现过没公章、没名义的尴尬局面，做起事来更顺手了。

1984年第三次考察的内容是唐宋运河，从浙江的浙东运河，经过隋唐运河的江南河和邗沟(永济渠)，实际是从普陀山到洛阳，走唐宋运河的南半段。这次运河考察的规模更大了，参加者有40人之多，历时40天，但是整个考察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因为事先准备充分，各种事情都提前安排落实了。比如安徽省专门发了文件，说对考察队的接待工作，要按对待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态度论。考察队由北京大学的田余庆先生担任队长，潘镛、何汝泉先后任副队长。宁可先生因身体不好未能参加考察，但是准备工作是他做的。事前他要我和他一起先走了一遍,与浙江省、江苏省、河南省的社科联和各大学联络，请求协助，为考察队尽心尽力地打前站，大家感动在心。

后来还有蜀道和内蒙古的考察，先后一共进行了5次考察活动。起初宁可先生对我说，我们要做10次考察，我当时就和他说做5次。内蒙古考察完成后，我跟他说，我答应的5次完成了，以后的考察您再找别人吧。唐史研究会后来还做过对云南南诏的考察，对湖北江陵的考察，对呼伦贝尔草原的考察，对山东从成山角到泰山的考察，等等，加起来也够10次了。宁可先生虽然不是每次都参加，但是我们称他为“终身队长”。他无论参加不参加，对所有考察活动都非常关注。

这几次考察都留下了学术成果，这也是宁先生定下的规矩。在山西考察时，宁先生重申，每个人都要在考察完成后交篇文章，还加了一句:“谁没题目找胡戟要。”我很意外宁先生会这样说。后来还真有一个人傻傻地找我要题目，我看她对唐玄宗情有独钟，就给了她一个建议，把考察过的兴庆宫、华清池、马嵬坡连起来,各代表唐玄宗生平的一个阶段。后来她果然写出了一篇自己也颇为得意的论文,非常有兴趣地迈出了她学术生涯的重要一步。

《丝路访古》《晋秦豫访古》《运河访古》《蜀道话古》这些考察活动的学术成果,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永远的回忆。2001年，京津地区一些参加过“丝路访古”的考察者聚会，一起回忆起20年前的活动情况，大家都感到非常亲切，非常怀念。从第一次考察至今，已经27年过去了。值得庆幸的是，当年参加丝绸之路考察的所有人，当时的最高职称是副教授，而现在，无论当年是讲师还是研究生，如今全部都是教授了，而且个个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活着，这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考察活动是不是一项既有益于学术，又能延年益寿的活动呢？我自己感觉，好像是这样的。

从这个角度说，更是倡导者宁可先生的一项无量功德了，我则是一个受益者。当年宁先生曾说我的心理年龄只有29岁，大前年，也就是24年后，他评论我只有30岁。在“1天等于20年”的时代，我20年才长了一岁！让坐在旁边的阎守诚兄听了感慨不已。

祝愿宁可先生和各位唐史界同仁健康长寿!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历史真有趣（ID：lszyqwx）整理，转载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