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淤灌是中国农田水利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淤灌是指在河道或沟口修堤筑坝，开渠建闸，引取高泥沙含量的浑水淤地或浇灌庄稼，它充分利用了浑水中的水、肥、土等有益资源，为农业垦殖和增产服务，是一项与改良盐碱及水土保持相结合的综合性农田水利措施，特别适应于我国北方的水文与气象特征。

淤灌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意义特别重大，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淤灌的地位不可低估。它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大型溉田工程的主体,构成中国传统农田水利的第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最初兴建的中国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不是浇灌庄稼,而是引取高泥沙含量的浑水淤地或浇灌庄稼即淤灌的。

关于淤灌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国水利史上的重要地位,学术界显得很不重视，至今只有姚汉源先生的几篇论文就此问题有过深入论述，但其论文关注的是宋代以后放淤造田与淤背淤临的河工加固方法。今天的很多学者甚至连淤灌的含义也搞不清楚，更不知道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我在研究关中水利开发时，对此问题产生了一些新看法，在此贡献给学界同仁，期望大家讨论。

一、中国水利的起源及各门类的形成

新石器革命发明了农业，从此人类逐渐走向了定居生活，为了保护村落和田地，就需要防御洪水，排泄积水，为了生产和生活，也要有简单的供水设施的使用。随着政治、军事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兴起，航运交通的运河工程也应运而生；城市或大聚落的生产、生活、园林对水的供给有特殊的要求，于是综合性的都市水利产生了。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开始修渠筑堰引水，这就是农田水利工程；而防洪治河水利事业也走向规模化。

中国传统水利的四大门类,即防洪治河、航运交通、农田灌溉与城市综合供水,都可以在远古水利史上追溯到源头,加上与各类水利事业密切相关的水文化,就构成了传统中国水利的基本内容。

“水利”一词在中国出现甚早，但先秦时代的“水利”含义很宽泛，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水利”概念。如《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曰：“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这里的“水利”泛指水产捕渔采集之利，是从水中取得各种自然资源(动植物)而直接利用的意思。

到了西汉武帝时代，与现代水利意义相近的“水利”这个概念正式形成。司马迁所著《史记·河渠书》在结尾的总结中说:“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而《史记·河渠书》所载内容不仅包括了农田水利工程郑国渠、河东渠,而且包括防洪治河与航运的漕渠等工程。从此，“水利”成为一个包括防洪治水、农田灌溉、航运交通等多项内容的专用名词,具有了特定的含义,与现代意义的“水利”相差不多。

秦汉时代的水利事业中已经出现专门的工程技术人员——水工。据《史记·河渠书》记载,郑国渠是“水工郑国”规划修建起来的,汉武帝时的关中漕渠是在“齐人水工徐伯”测量规划下完成的。当时的水工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是水利工程的设计师和兴修者,相当于今日的总工程师。这也说明此时期中国水利事业已经基本成熟。

由于战国秦汉时期水利事业的发展,描述水利发展的内容在大型史书中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史记》有《河渠书》，《汉书》也有《沟洫志》。保存有秦汉及其以前的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史料，也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水利史的基础。

《史记·河渠书》首段记载大禹治水，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导山导水，疏理黄河,平治水土,主要是为了消除水害。这是中国水利之兴的第一阶段。该书后来所记汉代河决酸枣,东郡发卒塞之；河决瓠子二十余年后,武帝亲临宣房堵口之事,皆是治理黄河泛滥。是中国水利第一阶段防洪治河水利类型的发展。

《史记·河渠书》第二段叙述战国时修建的鸿沟运河系统,以及楚、吴、齐、蜀之地的运河工程。“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过(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这些均是以航运交通为主要功能的水利工程,也成为中国水利发展的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汉武帝时郑当时建言兴修的漕渠,张汤父子规划监修的褒斜道漕渠,皆同上类,代表着航运交通水利工程的发展。《河渠书》第二段末句说:“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这当然是农田水利之事,只前人多无解释,我以周人实行的沟洫制当之。沟洫制形成于西周时期,是防洪除涝性质的农田水利制度,一般认为没有灌溉功能。也就是说,中国小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兴起虽然早,但地位不太重要,司马迁没有把它专门划作一个发展阶段,而是附于航运水利之后,一笔带过。

《河渠书》接下来详细记载了几个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先是西门豹引漳灌邺，后是秦修郑国渠，汉修河东渠、龙首渠。这是北方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代表，说明了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大型农田水利的创始阶段。

班固的《沟洫志》,前半部分基本照抄《史记·河渠书》,唯依据《吕氏春秋·乐成》,认为引漳灌邺的主人公不是西门豹，而是史起，而且补充了更详细的资料。后半部分增加的内容共有两类,一类是关中六辅渠、白渠的修建及其作用,这两个渠道皆是对郑国渠的改造和扩展,属于大型农田水利类型。还有一类是黄河决徙泛滥及其治理方法、规划等方面的内容,全部属于防洪治河一类。

从《河渠书》与《沟洫志》所载内容来看,中国水利发展的第一阶段以防洪治河为主体,第二阶段则以航运交通为主,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大型农田水利建设方在北方兴起,构成了中国水利发展第三阶段的主体。

北方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比如秦修成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把郑国渠的修凿成功看作秦人统一全国的经济基础。但学术界对这些大型水利工程的性质认识并不够深入,往往以今例古,想当然地认为它们都是浇灌庄稼,解除农田缺水问题的。我觉得不是如此,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皆具有淤灌性质,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到了六辅渠、白渠建成后,其性质有所变化,变成了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仍然应该算作淤灌的一种。

二、漳水、郑国、河东、龙首诸渠的放淤性质

我认为中国北方最早兴修的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龙首渠诸多大型引水工程,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水灌溉工程,都具有淤灌压碱造田的放淤性质,其中以郑国渠最有代表性,兹先论述之。《史记·河渠书》不仅详细记载了郑国渠的修建过程、渠系路线与效益,而且明确地指出其具有的淤灌压碱性质:“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因命曰郑国渠。”《汉书·沟洫志》所记基本相同。

《史记·河渠书》明言:“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汉书·沟洫志》也说:“渠成而用(溉)注填阏之水,溉泻卤之地”。其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唐人颜师古注曰:“注,引也。阏读与淤同,音于据反。填阏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碱卤之田,更令肥美,故一亩之收至六斛四斗。”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郑渠所引之水为高泥沙浑水。泾水为多泥沙河流,汉人歌之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这种从陇东高原带下来富含有机质的泥沙,随水一起输送到低洼沼泽盐碱地区,则有淤高地面、冲刷盐碱、改沼泽盐卤为沃野良田的功效。二是郑渠淤灌之地是未垦殖的沼泽盐碱地,不是农耕地。《史记》明确地说是“溉泽卤之地”，《汉书》则说“溉泻卤之地”。泻是指咸水浸渍的土地,其实意思并无不同。

郑国渠首起瓠口,傍北山东行入洛,共三百余里,其渠道以南地势相对低洼,原为泾渭清浊洛诸水汇渚,形成面积广大的湖泊沼泽区域,古人称做沮洳地。这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与农学家辛树帜两位先生提出来并详细论证的观点。史先生在《古代的关中》一文中指出:郑国渠“所经过的地区本是一片盐碱土地,是不适于种植农作物的。由于郑国渠的开凿成功,盐碱土地得到渠水的冲洗,过去荒芜的原野变成稼禾茂盛的沃土”。辛树帜著《禹贡新解》以为:“我曾观察泾阳、三原、富平相交之地,推想古代农事未兴,这里是可以为沮洳泽的”，“这里沮水之得名或因此”。并引《诗经》中的《周颂·潜》《小雅·吉日》来说明，西周时期郑国渠淤灌地区不仅是狩猎的场所，而且还是捕鱼的佳地，也由此推出了最后结论:“由此可见,郑国渠未开之前,漆沮所经之地可能是沼泽纵横、草木丛生、麋鹿成群,是最早的猎场”。这种沮洳之地是包括今石川河以西的,《尔雅·释地》列举全国著名泽薮,于周人旧地说到焦获，按其方位在今泾阳、三原诸县间，大致是泾水出口的瓠口向东一直达到漆沮水流经的石川河。焦获泽这个泽薮似乎与漆沮之沮洳地连在一起,这些地方不是缺水,而是盐碱低洼。于是郑国渠引来浑水淤高地面,降低地下水位,冲走盐碱,形成了肥沃的淤灌地。

总起来看,郑国渠下流地区远古是三门湖之遗存,后经河流携带泥沙与风吹黄土的堆积淤高,陆续有陆地生成,也有了人类居住的遗迹。部分遗留下来的湖泊逐渐富营养化,杂草生长,发展成沮洳(沼泽)之地。在湖泊沼泽陆地之间,土质多带卤性,是盐碱严重之区,非有河流冲刷碱卤不能种植,而靠自然河流的塑造,已有少量土地成为垦殖之田,但较为零星。郑国渠的开凿,人为大规模引来浑水淤灌,始迅速淤成良田美壤,“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也就是说,郑国渠不是浇灌农田,而主要在于引浑淤地,改良低洼盐碱,扩大耕地面积,使关中东部低洼平原得到基本开发。

较郑国渠为早的漳水渠也是具有淤灌性质的。首先,漳水渠所灌的邺地常有水患,而且土地盐碱化现象严重,当时的主要问题不是干旱缺水。据《史记·滑稽列传》诸少孙补记西门豹治邺事,邺地为漳水流经,常遭塑漳水泛滥侵扰。在邺县下游不远处有以“斥漳”为名的县,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漳水)又东北过斥漳县南……其国斥卤,故曰斥漳”。魏文侯时悰邺令的西门豹,为解除水害,“即发民凿十二渠”。第二,漳水渠是十二渠首引水, 《水经注·浊漳水记曹魏时修复漳水渠,“二十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多渠口引水正是引用多泥沙河流进行淤灌的较佳设计。《汉书·沟洫志》更明确引用民歌说出了漳水渠的淤灌洗碱即放淤性质:“决漳水兮溉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王充《论衡·率性》云:“魏之行田以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亩产一钟是放淤后土壤水肥良好的结果,漳水渠与郑国渠亩产量完全相同,也说明其具有相同的放淤性质。第三,引浑淤灌的前期工程浩大,要凿渠引来浑水,要围荒修堤埂以便放淤,挖深尾闾以便排泄,放淤时也要随时照看渠道、围堤、排水沟等。是知引浑放淤悰民力甚大,初期常为民怨,而放淤后田土大辟,沃壤高产,百姓乐之。《吕氏春秋先·识览·乐成》云:“魏襄王与群臣饮酒。……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于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是说初始民人因工繁役重而怨史起，其后大获利又歌咏其功。这一点与郑国受韩国旨意行疲秦之计，然渠成却又成就秦人万世之功，颇有几分相同。

关于河东渠，《史记·河渠书》曰:“其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汉书·沟洫志》几乎定全相同。

根据规划，河东渠是以汾水与黄河为水源的大型水利工程,史书明言“五千顷故尽河墱弃地,民茭牧其中耳,”即规划的灌区全部都是河滩荒地,不是已经垦辟的农田。这从两方面可以证明,一是《集解》曰:“墱音而缘反,谓缘河边地也。”颜师古也说:“谓河岸以下缘河边地素不耕垦者也。”即“尽河墱弃地”就是河滩没有开垦之荒地。二是以其用途可知,“民茭牧其中”,即人们在这里收草放牧。《史记·索隐》释曰:“茭，干草也。谓人收茭及牧畜于中也。”颜师古也如此解释:“茭,干草也。谓收茭草及牧畜产于中。”由此可知，河东渠引汾水和黄河灌溉，应该主要是为了放淤。

龙首渠是西汉著名的引洛淤灌水利工程,大概兴修于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据《史记·河渠书》“其后庄熊罴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此百余字概括了龙首渠兴修的缘由、规划、渠线、施工人数、方法与时间、渠道命名原因及最后的效果。《汉书·沟洫志》只作个别字的改动,基本意思完全相同。

《史记·河渠书》谓龙首渠引洛水“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卤地”，《汉书·沟洫志》则改“故卤地”为“故恶地”。其意思并无多大变化,都是说龙首渠有与郑国渠相同的淤灌性质,不同的是区域不同,郑国渠引泾淤灌泾洛之间的低洼盐碱地,而龙首渠则是引洛水放淤洛河以东至黄河之间的低洼盐碱地。也就是说,龙首渠的修凿仍不是为浇灌农田,而是为了开发关中平原最东部也最低洼的这片荒地。

不过,龙首渠并未像郑国渠那样获得巨大的成功,史书明言其结果是“渠颇通,犹未得其饶”，即渠道修通了却没有多大效益。原因何在?现在学者多从渠道穿越商颜山这方面考虑。我觉得还是从其淤灌的对象上来分析为好。其放淤的是“故卤地”，较郑国渠下的“泽卤之地”更加富含盐卤成分,是最难改造的恶地。洛河以东是关中平原最低洼之区,地当古三门湖之最深处,积聚的盐碱最多,故称“故卤地”，至今仍有“卤泊滩”与“盐池洼”的存在。此种土地非经多年淤灌很难改造成良田,这也许就是龙首渠“未得其饶”的最大原因。

《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记述的最早的4个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即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都是放淤性质为主的,因而我认为淤灌是中国农田水利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下面简要论述一下战国秦汉淤灌水利的渊源。我认为中国淤灌之兴始于春秋时代的郑国,《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子皮授子产政”载:“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的田有封洫极可能是继承“郑子驷为田洫”的方法,其中所谓“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应该是指引浑放淤，增肥地力。其与史起治邺先怨后乐如出一辙，可证其是小型淤灌工程在郑国的推广。战国时,郑灭于韩，而其东部沃灌之地皆入于魏，故魏人承继郑国兴修淤灌之法,有漳水渠的创修。而韩国水工技术的高超也有源头,故能西向秦国,成为郑国渠的总工程师。秦国在郑国渠以前已有李冰在蜀郡起都江堰,是秦水利工程技术也有一定基础,只是都江堰为南方水利工程，且以航运与防洪为主，与北方的引浑淤灌性质不同。秦郑国渠的修筑技术源于韩国并不奇怪。

总之，北方引浑淤灌工程可能起源于中原的郑国，后来为魏韩两国继承并发扬光大,魏人修起了著名的漳水十二渠,而韩国水工来到秦国,修筑成的郑国渠更是举世闻名,成为中国淤灌工程之最。郑国渠这样的大型淤灌技术是多个诸侯国家经过几百年水利事业的建设逐渐积累起来的。

三、白渠的“且溉且粪”是淤灌的另一类型

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兴修的白渠,是中国水利史上著名的引泾工程，其性质较同样引泾的郑国渠有所变化。《汉书·沟洫志》载:“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文中明确了白渠的修建时间、渠系规模与灌田面积,现在只论其溉田性质。

首先，我认为白渠已经改变为浇灌农田的性质，而且浇灌的庄稼主要是禾黍之类，不再像郑国渠那样只是放淤,民歌所谓“长我禾黍”是也。同时,其溉田规模只有四千五百余顷,与郑国渠相比大大缩小,这与白渠较为稳定地建立了旱地农区的浇灌系统有关。

白渠并不是最早的农田浇灌水利工程,在其前16年的元鼎六年(前111),兒宽奏修的六辅渠,已经标志着中国大型引泾浇灌农田水利技术的创始。《汉书·沟洫志》对此有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之田。”

唐颜师古注《汉书·兒宽传》时明确记载:六辅渠“则于郑国渠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溉灌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故《河渠书》云:‘关内则辅渠、灵帜 ’是也”。其注《汉书·沟洫志》时也说:六辅渠“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也”,是与上述一致的。唐代学者李吉甫也说:“后兒宽又穿六辅渠,今此县(指云阳县)与三原界六道小渠,犹有存者。”所记范围同为云阳、三原两县,唐代犹存六辅渠遗制,且乡民犹称之为六渠或辅渠。故可知，六辅渠应该是以郑国渠为水源，在郑渠南岸修建的六条支渠以辅助郑渠溉田。

六辅渠从郑渠干渠中开支渠以辅郑渠,但灌溉对象却与郑渠不同,郑渠是“溉泽卤之地”，六辅渠是“益溉郑国旁高之田”，前者是淤灌性质，后者是浇灌农田性质。至六辅渠建成，关中大规模引河灌渠才有了今天意义上的农田水利性质。

首先，六辅渠又叫“辅渠”，同时也称“六渠”，谓有六条渠道，这是古今学者没有异议的。从其名称看，六辅渠很像郑渠的六条支渠,多股引水,与今天的农田水利渠系相同。而且其浇灌之田正是郑渠未能淤灌地方的已垦成农田。郑渠是淤灌性质,引流浑水,为防其淤塞渠道,故要求输水支渠比降较大,这样向下引流,必有一些较高之处无法自流引到,而实际上这些高地也不需淤灌,人们早已开垦成农田。现修六辅渠，适当缩小比降，到了下游地段,支渠将可浇灌到高程相对较高的农田,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兒宽在兴修六辅渠时，还“定水令以广溉田”。颜师古注曰:“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而这也反映了六辅渠的浇灌农田性质。原郑渠放淤的对象多是荒地,其上没有庄稼,而且常由政府统一规划实施,放水的时间和区域矛盾不明显,本月无水等下月,今年引不来水推到来年。但到六辅渠时乃浇灌庄稼,为的是抗旱保丰收,而种植了庄稼的地块又多是授予了农户的,故这时就容易出现用水时间先后与放水多少的矛盾。为了使用水有秩序,防止资源浪费,扩大灌田面积,增加效益,故很有必要制定用水法规。兒宽所定水令是关中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田水利法规，其产生的基础就在于六辅渠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引河浇灌农田的较大水利工程。

第三,兒宽修凿的六辅渠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汉书·沟洫志》记录下武帝一大段议论和命令,仔细分析也可看出六辅渠的浇灌性质及其创始地位。汉武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其中所谓左右内史地乃指关中渭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此区有广阔的平原和众多的河流，而“细民未知其利”，从六辅渠开始,政府应为民通沟渎,引水浇田,以抗旱增产也。在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时,应“平繇行水”，即根据灌溉用水面积的多少来合理地摊派开渠及维修所需的工役劳力。汉武帝最后所说这种管理办法可能就来源于兒宽所定的水令之中。

六辅渠是中国北方大型引河灌田水利工程的创始,在此之前虽有些引水灌田的陂池蓄水型工程，但规模特小,而且多是自然形态的湖陂之水,无法与六辅渠这种引河灌渠相提并论。六辅渠虽只是郑国渠的六个支渠,但其改变了郑渠的淤灌性质,使之增加了浇灌农田的内容,成为淤灌与浇灌并举且越来越以浇灌为主的引泾工程。初时郑渠的淤灌功能不可能完全丧失,因其控制范围内还有一些低洼盐碱地需要淤高改良。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在汛期,引浑淤灌,来发挥郑渠原有的功效,而在平水期,高地农作物需要额外补充水分时,六辅渠又能发挥浇田抗旱之作用。因郑渠渠线较长,引水河流多,此两种效用是可以集于一身的。

六辅渠上承郑国渠，又改造了郑国渠，下启白渠，具有由淤灌向浇灌水利工程转变的承上启下作用，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应该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其次，还应该看到,虽然白渠已经变成为浇灌农田性质的水利工程,但其仍然引用的是高泥沙河流的浑水,具有“且溉且粪”的性质。这是一种与放淤不同的淤灌类型。

白渠引取的泾水自古是高泥沙河流,故有民歌所唱：“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据现代观测资料统计,泾水多年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180千克(张家山测站),最大断面含沙量达1430kg/m3。泾河所挟带的泥沙主要是黄土高原表层冲蚀物质,富含有机质及各种肥粪元素,引浑水浇灌庄稼,除了供应水源解除旱相以外,还可落淤田间,有增加肥力,改良土壤结构之功。这就是民歌所谓“且溉且粪”。溉是水的浸润，粪是淤泥增肥。

白渠的“且溉且粪”是淤灌的另一种形式,唐代长孙无忌已经明确提到。他说：“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现代学者姚汉源、熊达成、郭涛等也有这样的观点。

引泾灌溉到宋元时代,多在7~10月份拆坝休水，以便浚修渠系，引用的泾水泥沙含量相对不太高,即便如此,灌溉仍具有肥田功效。元代学者李好文有相关记载“水法,自十月放水,至明年七月始罢,昼夜寒暑,风雨晦冥,不敢暂辍,须循环相继,然后乃遍。尝问其故,以为或开疏壅水即不泄，盖土性本薄,轻于渎淖,反成其癖。正如病人一日离药,病即复来,故人有地馋之说。”所谓地馋,说的是缺水吗?不是,其另一段有解释：“按五县之地本皆斥卤,与他郡绝异,必须常溉,禾稼乃茂。如失疏灌,虽甘泽数降,终亦不成。是以泾渠之利一日不可废也。”元代泾渠浇灌庄稼，解渴又肥田，如吃药上瘾。这仍可以看作是白渠“且溉且粪”的遗留，只是肥粪的功效随泥沙含量下降而降低了不少。

在西北各农田水利灌区，由于引灌浑水,每浇灌皆可落淤一层细泥，于是专门造就了一种土壤，学名叫“灌淤土”。王吉智等学者编著有《中国灌淤土》一书，专门研究我国干旱与半干旱地区通过灌溉落淤所形成的灌淤土，论述其分布与形成条件、形成作用、土壤理化性状及合理利用方式。该书认为：“灌淤土广泛分布于我国半干旱与干旱地区。介于北纬30~45度，东经79~117度。东起冀北的洋河和桑干河河谷,经内蒙古、宁夏、甘肃及青海的黄河(含湟水河)冲积平原,陕西的泾河冲积平原,甘肃的河西走廊，至新疆昆仑山北麓与天山南北的山前洪积扇和河流冲积平原。西藏西部亚高山地区的象泉河与孔雀河河谷也有分布。”依据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在陕西省灌淤土面积未计在内的情况下，全国共有灌淤土154.7×104公顷。

举这两个例证并不是要说明，宋元的灌渠与现代灌淤土区的水利工程都具有白渠那样的淤灌性质，只是想通过它们来说明汉代白渠“且溉且粪”的原理是能够成立的。

郑国渠的放淤与白渠的“且溉且粪”，是淤灌的两种主要形式，在秦汉时代得到发展，产生的经济效益是空前的。郑国渠引浑放淤造田，扩大耕地面积，在数量或外延上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相对于此，白渠(包括六辅渠改造过的郑国渠与六辅渠)引水浇灌农田，“且溉且粪”，既使农作物增加抗旱保收、丰收增产的能力，又改良土壤，增加肥粪，使土地达到持续高产的目的。如果说郑国渠的放淤促使了关中农业区的形成，则六辅渠、白渠的淤灌水利则促成关中农业区更上一层楼，达到中国古代史上的充分开发，为西汉王朝的强盛与都城长安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所载战国秦汉时代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构成了中国水利发展第三阶段的主体。而这些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并不是浇灌庄稼，解除农田缺水问题的，漳水渠、郑国渠、河东渠与龙首渠是放淤荒碱地，以营造田地为主要目的的，六辅渠、白渠建成后，虽其功能偏于浇灌农田庄稼，但仍然是引浑浇灌，即史书所谓的“且溉且粪”。它们均是引取高泥沙含量的浑水淤地或浇灌庄稼，具有淤灌的性质。因而淤灌在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意义特别重大，它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大型溉田工程的主体，构成中国传统农田水利的第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中国大型农田水利在创始阶段其功效设计在于淤灌，这与世界各大文明古国的水利发展进程基本一致。古埃及、两河流域与古印度最早发展的农田水利均是引浑淤灌，分别引取的是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与印度河。深入研究中国淤灌水利的起源与发展，对于确立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与地位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