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王文楚：谭其骧与《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志着我国历史地理学迈入一个新阶段，是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兄弟协作单位共同完成的一部科学巨著，也是主编谭其骧努力奋斗的丰硕成果，他为之付出了大量时间和毕生精力，凝聚了他无数心血和渊博学识。

一，辛勤工作，含辛茹苦，耗费了三十多年的心力

早在三四十年代，谭其骧就有编制一部规模较大、内容详赡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愿望，可是，那时政府腐败，制图印刷技术又极差，未能如愿。1954年冬，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吴晗依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重编改绘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组成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次年春，吴晗推荐谭其骧去京改编修订，这正合谭其骧的夙愿，欣然应命，从此就将自己全部精力和学识贡献于这项艰巨任务。

1957年初，编纂工作转移到上海，作长期的规划。开始时有章巽、吴应寿、邹逸麟、王文楚四人参加。谭其骧勤于所事，乐之不倦，每天上下午都来工作室编图，成了常规，这在全校文科著名教授中，是独一无二的一位。1958年“大跃进”开始，他和全体同志一样，除每天上班外，还加夜班，一天三班，不论寒冬和酷暑，坚持不易，这在当时所有著名教授中更是罕见。

我于1957年初随谭其骧由京返沪，从师学史地之学，并在谭其骧悉心指导下，参与了编图工作。1958年秋，主要因编纂工作的繁重艰巨和人员的不足，学校调拨周维衍、魏嵩山等十名历史系高年级学生以边干边学的办法参加这项工作。谭其骧把培育年轻一代视为己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祈望的是多出人才，快出成果，不仅在审阅每一位编的草图时，指出错误及其原因，并每隔一段时间，作有关编图方面和历史地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充实和丰富大家的知识。他一个人审阅我们十几个人的初稿，真是忙得手足无措，但毫无怨言。他奖掖后学，识拔人才，尤为殷切而不遗余力，遇有编图成绩突出者，欣然寄以莫大希望，每每称道不止，遇有在历史地理学术研究具有一定见解的论文，更总是予以帮助。谭其骧博闻强记，治学严谨，他对我们的论文从不降格俯就，凡编图有差错或论文疏误者，不论何人，他都直言不讳，当面批评，为之驳正纰缪，是一位令人敬重的严师。这样，在他长期精心培育和严格训练下，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无论在编图和历史地理研究领域，涌现了世人瞩目的丰硕成果。1959年在编图室的基础上，建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一批年青学者在谭其骧的身边，聆受教诲，朝夕相处，相互研讨，疑义相析，共同奋斗，进一步推动了编图工作的进展。

此后随着图集编绘范围的扩大、内容的增加，陆续邀请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云南大学等著名专家和学者参加各边区图的编稿，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著名专家和学者参加原始社会及其他图的编稿，已经不是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原貌了，于是改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仍任主编之职。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谭其骧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打入牛棚，受尽了折磨，编图工作全部陷于停顿，他对在“文革”中浪费的时间、精力和才华，深感惋惜和痛心。三年之后，编图工作恢复，他被宣布为“一批二用”，主编之职已被剥夺，也做初编工作，编的图稿规定由“掺沙子”进来的历史系学生红卫兵审查，但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十分认真地编制初稿，撰写校记，对我们在编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尽力帮助解决，还修改我们的大批考释，这种对国家科研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和鼓励。这样又经过四五年艰难曲折的奋斗，终于在1973年完成编稿，自1974年起，分八册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

由于图集的完成阶段，正值“文革”动乱时期，内部本中不可避免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存在着不科学、违背历史事实的内容。1981年初，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开始对内部本进行修订。当时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清除了“左”的错误，为按照历史事实、科学地修订图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谭其骧重新履行主编职责，修订的原则、办法及具体方案，都是他亲自制定的，图集的前言和后记，都是他亲自撰写的。修订的编稿人员，由谭其骧约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杨宽、钱林书、王文楚、魏嵩山、周维衍、赵永复六位同志分册进行，原始社会及边区图约请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等、南京大学陈得芝、民族研究所邓锐龄等、中央民族学院洛桑群觉九位同志负责，修订的图稿完成后，按图册集中，交谭其骧审阅。当时预定计划八册图于1984年底，以近四年时间全部公开出版，但因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再因谭其骧于1978年2月患脑血栓后，留下了后遗症，半身不遂，且年逾古稀，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不辞辛劳地忘我工作，仔细认真地审查每册修订图稿和图组编例，沉思博考，反复斟酌，详予订正，一丝不苟，有时为了按时交稿，不影响出版日期，工作到深夜，甚至拂晨，祁寒威暑不辍，这种忘我勤奋、坚韧不拔的意志，实在令人惊叹和钦敬。谭其骧为了集中时间完成图集的修订工作，摆脱社会上对他不必要的干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外界隔离，孑然一人，闭门奋力，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谭其骧在图集修订过程中，对一些疑难问题，广泛搜集史料，钩玄剔抉，审慎考辨，思想深刻，多有创见，发前人所未发，如对唐代西南羁縻府州不同时期的不同隶属关系，刊正前人舛谬，提出新的见解；于中越边界问题，博引群书，详加考订，写了数万字的校记，等等，不一而举。

二，渊博的学识，精湛的论断，严格按历史事实、按科学编图，并为之呕心沥血，坚持不渝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令谭其骧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图集采用的底图、设计方案、具体处理办法等，无不躬亲，力求按科学性、按历史真实编图。

1．起初计划只是将清末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改正增补杨图显著讹脱之处，设想采用的今底图就依杨图底图的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只将图中清代的政区地名，改成五十年代的政区建制。谭其骧认为，《大清一统舆图》刊印于清同治初年，主要根据康熙、乾隆时期测绘的两内府舆图编制而成，与根据现代测绘技术所制成的今图相比，存在很大误差，要将清同治以后近百年改设的新政区地名及改变的新省界移绘到《大清一统舆图》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他坚决主张采用精确度高的今图作为底图，经过杨图委员会多次商讨争论，由于谭其骧的坚持，同意改用今图作底图，事实证明谭其骧的意见是非常正确的。

2．原计划重编改绘杨图，范围一仍杨图之旧，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领域，不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谭其骧认为，我们伟大祖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各少数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蹈封建史家的覆辙，要正确反映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代疆域、政区变化，仅仅编绘一部中原王朝的地图集是不适宜的。经过杨图委员会数次反复讨论，谭其骧的正确论说被采纳，决定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重新编绘一部既有中原王朝，又包括各边区民族的分布地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版图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谭其骧对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其精湛宏通的识见，认为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作为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也不能以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因为今天的中国疆域，是1840年以后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中国部分领土形成的，所以不能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应采用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各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区超出这个范围，而其政治中心在范围以内的政权。图集内部本基本上是根据谭其骧的科学论说进行编绘的，但未能完全做到。1981年开始进行修订时，他要求尽力按此办理，以体现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修订后的图集，完整地显示了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3．谭其骧认为，无论总图或分幅图，应选取中原王朝和边区政权的疆域政区都比较稳定、明确的标准年代。历史上每一王朝、政权，先后延续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疆域时有伸缩，政区常有改易，治所屡有迁移，前后变迁很大，如不按年代断限，会将不同年代的建制，混杂于一图，不能科学、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杨图自汉以后各朝图全部按各史《地理志》或清人《补志》编绘成图，而各史《地理志》于年代断限一般都不予重视，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制于一篇，因而杨图的各朝图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制，前后相去数十年或百余年，造成混杂错乱。谭其骧为贯彻这一学说，不遗余力，力求使图集达到科学、准确。在每一图组开编之前，他都要花费很大精力，认真反复考虑图组的总体设计，拟订编例草案，然后召集全体编稿人员会议，讲解这一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和边区政权的疆域变迁，各级政区建制沿革，选用某年为标准年代的依据和理由，以及标准年代前已废和后置政区的处理办法，经过全体编稿人员认真充分的讨论，图组编例定稿后，要求编稿人员共同严格遵守。

4．图集内部本的定稿正值“文革”动乱时期，受到“左”的严重影响，存在着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内容，尤其突出的是，内部本自三国以来历朝都把台湾、澎湖作为中原王朝的领土处理。谭其骧根据历史记载，认为三国孙吴征伐夷洲（今台湾），但并未取得，宋以前台湾、澎湖不属于中原王朝版图，南宋、元、明仅将澎湖收入了版图，但并未管辖台湾，明末荷兰人侵占台湾，清初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建立了奉明朝正朔的政权，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郑氏政权，台湾才成为中原王朝疆域的一部分。他反复说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正确的，是因为台湾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到了清朝，成为清王朝疆域的组成部分，但不能曲解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谭其骧当时处于“一批二用”的处境，不顾自己安危，多次阐述这个科学真理，而屡被推翻，直到图集修订时，才坚持予以改正，按照历史真实编绘。

5．编稿人员根据图组编例编成的图稿，地名稀密分布极不均匀，有些地区稀疏，有些地区密集，尤其政治、经济中心的京畿附近，甚为密集，制图工作者认为图面载负量太大，建议删去底图的今地名，或删去不重要的古地名。谭其骧坚持反对，认为：（1）古今对照是我国历史地图的优良传统，阅读查对，一目了然。（2）图集上的古地名是由编例规定的，不能随意增删，由编者主观判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是很不科学的。他建议古地名密集的地区，应作扩大图，使图面清晰，而不应删去今地名或古地名。经过多次争议，最后采纳了谭其骧的正确意见，在首都近郊作扩大图。但在“文革”动乱中，原来编绘得相当详密的长安、洛阳、建康近郊插图被无理删除。图集修订时，谭其骧再次建议重编，重新增补了长安、洛阳近郊扩大图，但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匆促，如东晋南朝建康附近扩大图就无法恢复了。

总上所述，足以表现谭其骧编纂图集富有卓见和精辟的学术思想，并为之呕心沥血、坚持不懈的精神。他治学严谨、勤奋刻苦、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都堪为楷模，是一位学识精深的著名学者。他在编纂图集时期内，严格造就了一批中青年学者，携率后学为完成图集努力奋斗，是一位德才兼备、品行醇正的当代人师，因此受到国内外学者和后人的推崇和景仰。

来源：古籍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