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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 | 李其容:胡子舅舅张友鸾

李其容 新三界 2020-10-1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胡子舅舅张友鸾




作者:李其容




舅舅其人


   
胡子舅舅在报界大概有些声望,他就是1990年去逝的老报人张友鸾先生。这一两年,他的家人、友人或学生给他写了不少的纪念文章,评述其在新文化运动、新闻事业诸方面的成就。

他曾对我说:“我就只有一个妹妹,我妹妹只有你一个女儿,我也只有你一个外甥女。”作为唯一外甥女的我,自然也想给大舅舅写上点什么,纪念纪念他老人家才是。但是,我人微言轻,既对他生平业绩、进步举止等所知有限,又觉得作为著名的报人中国有那么一大批,大舅舅也算不得鹤立鸡群的。(大舅舅在九泉之下怕不会为我这句大实话而笑骂我罢?)所以,钩沉那方面的文字我不感兴趣。照我看来,著名的报人并不少见,可爱的舅舅并不多见,所以我还是以一个外甥女的合适身份,写一写我那可爱的大舅舅更为得当。

中国人对“爱”字的运用似乎很吝啬(当然,除了情人之间),对长辈,用“敬”字是适宜的,用“爱”字形容,便有了亵渎之嫌。但胡子舅舅有些言行举止,在我这个当外甥女的眼里,确实挺可爱的。

胡子舅舅养有一把杂色胡须,每逢高兴的当儿,他便爱捻捻或抚抚。这把并不出色的胡须,却给他老人家招了不少的灾,这在那篇《胡子的故事》中,舅舅有了自述。“胡子舅舅”倒并不是现在我替他老人家“追封”上去的,因为,“胡子舅舅”是其自称,说来要比《胡子的故事》早上二、三十年哩,这是“有案可稽”。线索,便在1955年他给九岁的我写的那封“打油诗体信”中——

 “胡子舅舅写封信,写给其容小外甥:


去年年底真高兴,你的一封信寄到北京,

你要的别针之类小东西,不算多来很讲良心。

胡子舅舅一定办妥,春节以前寄到你们家门。

可惜你的信迟了两日,要不然早能买去交给朱颖人。

(注:浙江美院教授,当时正在北京)

邮局包裹原来也方便,就只是打碎打坏,不能保险不能负责任。

听说你的功课好,我们大家都高兴。

今年的好一定超过去年,不会有一门不是五分。

(胡子舅舅从前在小学,门门都是五十分,你猜猜看:是不是好十倍?)

在学校过得惯是最要紧,不骄傲、不自满,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身体也要好好来锻炼,不要只为功课弄得头发昏。

(每天吃不吃牛奶?可按餐按顿吃饭?)

在家多听父母话,家务劳动不要慢吞吞。

你现在的辫子是一条还是两条?是不是还常常生气泪淋淋?

七姐姐、九姐姐都很想你,大家好像看见你乱蹦乱跳在湖滨。

北京一切都很好,就是冬天冷煞人。

屋里煤炉烧得暖烘烘,室外零下十度还要挂零。

胡子舅舅在北京等着你,等你来进大学咱们再谈谈文。


一九五五.一.三 ”


我没上成大学,胡子舅舅后来也没心境能和我谈文。因为在1957年的那场风暴中,我父亲和胡子舅舅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胡子的故事


胡子舅舅有长须,使他颇生仙风道骨之貌。在其杂文《胡子的故事》中,这把算不得“美髯”的杂色胡须,却让他吃了些苦头,这里就不再赘述,还是谈谈我和这把胡须的瓜葛吧。

我自恃胡子舅舅的宠爱,小时偶尔会做出一些“逾矩”的举止。一次使他拉下脸来的,就是为这把胡子。

胡子舅舅宠我,更宠爱那把胡子,别人知晓,可十岁的我还懵懂。一次,表妹咪咪(二舅张友鹤之幺女)就唆使我:“你说伯伯喜欢你,你敢不敢剪他的胡子?”

“敢!”我这次竟被这个小我一岁的机灵鬼儿耍了。

趁胡子舅舅午睡,我轻手轻脚地凑近他的脑袋旁,用剪子剪下了一小点胡子尖,自鸣得意地向咪咪炫示:“喏!”还不晓得闯了大祸。

我们眼睁睁地等着胡子舅舅醒来,使劲憋着笑,一本正经地问:“丢了什么没有?”

看他东找西找什么也没有发觉,我们就“吃吃”地笑出声来。咪咪赶紧说:“伯伯,她把您的胡子给铰了!”

只见大舅舅的脸沉了下来,阴得可怕,像雷雨前那般的阴黑阴黑。

然而雷雨没有发作。胡子舅舅善克制,心中再有不悦,也几乎不会发作,只以沉默对峙。

沉默,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阴黑阴黑的脸。

倒是我受不了这等难堪的场面,噙着泪,一甩辫子跑了。

以后,对待胡子,我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胡子舅舅本就生得清癯,有了这把胡子作配,毋须细究,人们就晓得这是位舞文弄墨的老先生。胡子大概也是文人的某种招牌,和眼镜一样。

这里有一幕——

1962年,胡子舅舅来杭州,一次我陪他坐公共汽车。

一位也是戴着眼镜的男青年彬彬有礼地为他让了座(胡子舅舅那时才六十左右,照现时的老人看来,当属“小弟弟”之列。他经常说,凭这把胡子,使他得到许多年轻人的座。言谈之间,大有“得便宜”之感)。

稍过片刻,这位斯文的男青年忍不住问我:“这是丰子恺先生吗?”

幸而我从儿童漫画中知有丰子恺其人,便摇摇头:“不是。”

“那他是谁?”男青年仍“锲而不舍”地追问。

 “他是——一位作家!”我底气颇足地回答。从男青年必恭必敬的口气、态度中,我十分满足。

其间,胡子舅舅始终是面带一丝矜持地笑端坐着,好像对我们的交谈毫无兴趣。

男青年下车了。胡子舅舅忽然问我:“他问你什么?”

“他问您是不是丰子恺。”

胡子舅舅露出一丝矜持的笑,情不自禁地摸摸那把瘦瘦的胡须——后来我看到丰子恺的相片,方知那位老先生也戴着一副老式圆形眼镜,也有一把胡须,不过要比胡子舅舅的“丰腴”得多。

许多年后,我回想胡子舅舅那略带得色的矜持的笑容,才悟出,他老人家也不乏有那么点爱虚荣的秉性。人嘛,毕竟未能免俗。
 
后排左起:张友鹤、张友鸾、李家桢,前排左起:钱曼影、崔伯苹、张友鸠

两兄弟的故事


胡子舅舅有一弟,那便是我的二舅舅张友鹤。兄弟俩相处友善,也互相理解,甚至不见他们有何争执。

二舅舅寡言少语,性格上与处处谈笑风生的大舅舅相去甚远。二舅舅为人忠厚,每当这位花钱如流水的大哥捉襟见肘之时,他就会不声不响地送上一笔款子,以让其度过难关。

解放后,经营民报的二舅舅自然是失了业。先是我母亲介绍他到政府机关做事,但动辄的运动、开会使他心惊胆战,便坚决“洗手不干”了(还好抽身及时,否则这位头顶“资产”帽子的知识分子迟早要成为“运动员”的)。坐吃山空,总不是个事,还好胡子舅舅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就替他找了个“特约编辑”的工作,这样,源源不断的古典名著的注释就成了二舅舅的生活来源。

在那些年里,二舅舅笔耕不缀,一连搞了《镜花缘》《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等等著作的注释,尤其是整理《聊斋》三会本(会注、会校、会释)更耗去了他大量的心血,终于使得这位老高血压病患者中风躺下。

“文革”初期,我去北京,住在二舅舅家。他已不能自理,一切都由家人服侍,从早到晚平躺着。

一日,胡子舅舅来看他,他挣着坐起,口中讷讷,但不能达意,大舅舅让他慢慢说。半晌,他指指头上方的屋顶,口吐:“《聊斋》……朝房……椽子……无聊……”

我一旁听了,如坠五里云中——这几个不关联的词说的是什么意思?二舅舅是不是脑子也不清楚了?

大舅舅似乎在慢慢咀嚼这些字眼的涵义,一时也没答话。

二舅舅见人不理会,急了,脸憋得通红,手又指了指上方:“《聊斋》……朝房……”

 “二弟,不急,不急。你的意思我晓得。”大舅舅连忙让二舅舅躺下。

 “二弟,你是不是说,你就像《聊斋》里形容的那些在朝房里等着皇帝上朝的大臣?”

二舅舅点点头。

 “那些大臣在朝房里候着高卧不起的皇帝,无聊得没事可干,就抬起头数梁上椽子的数目……”

二舅舅直点头。

  “你也像这些大臣一样,现在连自家屋上的椽子有几根也能数出个数来了……”

二舅舅神色黯然,大舅舅亦神色黯然。

他虽理解自己的弟弟,比常人更能晓得这位老弟弟的心思,可是,这一切的理解是于事无补的。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就这么坐着,坐着。

民国报界的张大先生与张二先生

胡子舅舅的吃

胡子舅舅嗜吃。

老而嗜吃者,往往被冠于一个不那么文雅的号:“老饕”。胡子舅舅就是这么个“老饕”。不过,当“老饕”在文人中间似乎并不是件丢脸的事。试想:倘若不是好吃,袁枚、李渔哪会在《随园食单》《闲情偶寄》里对食馔菜肴竟有如此精到的研究?而杭城小民对大学士苏轼之名不甚了了,可一提起“东坡肉”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当“老饕”自然是件美事,东坡先生曰:“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而当每月的猪肉只限定为三两时,当老饕的滋味就不怎么的了。 

1972年,正值尼克松访华的那个春天,胡子舅舅也携老伴去合肥儿子家小住,还写信邀请在湖北插队的我,在杭州仍当右派的妹夫(我父亲)来皖一游。不过,在给我们的邀请信中分别又提出了要求,那自然是老饕的要求——对我父亲要求不高,只需带上几斤冬笋罢了,对我则开了如下的单子:长江鮰鱼、“汪玉霞”的云片糕及武汉洪山紫菜苔。大概胡子舅舅青年时到过武汉,对这些美味至今不能忘情。

在乡下插队落户,自然无法采购这些美味,只得将数元人民币交给武汉的姑父,托他置办。不料,他听到我所要索买的食品,却“哈哈”一笑,直摆脑壳:“你要的这三样,一样都买不成。”

 “为什么?”

“头一件这鮰鱼么,本来是汉口的著名特产,五十年代初,还有擅烧此菜的大师傅外号叫‘鮰鱼大王’的,在武汉三镇名噪一时。可不知怎么一来,这好多年鮰鱼就在菜场上、餐馆里绝了迹,恐怕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晓得鮰鱼叫何物了呢!还有‘汪玉霞’的云片糕,文革前作兴还能买到,可现在‘汪玉霞’全都改为‘东方红’了,也不是前店后场的那种出品,都是由食品厂拉来的货色。这种粗粗渣渣不成片的糕,准不合你家舅老爷的意。至于洪山紫菜苔嘛,本来不难办到,每年开春我们武汉人用它来炒腊肉,可真是又香又糯,吃口极好。偏生赶上这几天尼克松访华,今年所有的紫菜苔都空运上京了——也怪你舅老爷口福不好罢!”

当我空空如也地向胡子舅舅汇报“空空如也”的个中缘由后,满怀希望地问父亲:“爸爸,你冬笋带来了吗?”

“带来了。”

我陡然一喜:东方不亮西方亮,我总算也可沾边吃到一样美味了。

爸爸把一听冬笋罐头摆到桌子上。

 “什么呀,这种罐头冬笋不脆不鲜,有啥吃头!”

“你这孩子又不是不知道,杭州这几年哪有冬笋卖?买这罐头我只不过是应命而已,省得你大舅舅说我舍不得钱,不诚心!”

 “老饕”的脸上,浮现的只是一丝尴尬的苦笑。

      
“贵族梦”


也是那年——“文革”步入第五个年头,尼克松访华的那年春节,我们父女分别从湖北和杭州,来到合肥表哥家过年,因为胡子舅舅老两口正在儿子家小住。

父女之间,既有撕不开的情感,也有理不清的纠纷。苦于母亲去逝过早,没有中人作我们父女的调解,于是我们分别把自己的“苦水”向这位蓄着杂色长髯的老爷子倾倒。

我如此如此地诉说了一番。

父亲那般那般地抱怨了一顿。

我们都在等老爷子公断——不知哪朝哪代立下的规矩:娘家的舅舅向来是判公道的。这回老爷子也充任了这种角色。

老爷子笑了,是那种笑眯眯的笑。他捋捋那把驳杂的胡须,开言:“你们晓得,此时此景,若要在大文豪巴尔扎克的笔下,会是一番何样的描述?”

我们听了都为之一楞,却谁也没劲接茬——这老爷子真是,我们让他断公道,他却编派起什么巴尔扎克来……

他呷下一口黄酒,卖关子似地瞅瞅我们,又将桌子上有数的几个小碟子摆来摆去,这才对我们重新叙道:“伯爵小姐跟老伯爵闹别扭,谁也不愿听谁的,于是,他们坐着四轮马车,到老公爵舅舅这儿来评个道理……”

“老爷子,这是啥年月,还讲这个!”

善说故事的胡子舅舅正编在兴头上,突被儿媳不满的嗔怪止住了声。真是呀,这是啥年月?这是在文化革命的当中,反“封资修”正热火的时候。

胡子舅舅的脸色黯然了,他再不多说什么,只是伸箸去夹不多菜碟里不多的菜……

原载于《人民政协报》

1993年6月19日、6月26日



附录
胡子的灾难历程
 

作者:张友鸾
 
 
我有一把胡子,已经二十五年了。这把胡子的命运有些坎坷,“几濒于危”。然而它终于还是存在。
 
一、古老的笑话

请允许我抄改一个古老的笑话:
 
从前有个人,当他致力于学问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就把儿子取名叫“学问”。晚些时候,胡子已经暴长了,又得了一个儿子,就取名“胡子”。及至第三个儿子出世,他觉得自己老了,简直是笑话,就叫做“笑话”。三个孩子逐渐长大了,成天在家打闹,他实在烦得慌,这天就让他们上山捡柴火。
 
三个孩子,三个性格:小的最勤快,大的最懒。
 
晚上,孩子们回来了,他就问老伴:“孩子们可曾拾些柴火回来?”
 
只听老伴回答道:“胡子有一把,学问一些也无,笑话倒有一担。”
 
——这古老的笑话指的正好是我。“笑话”,不是我会说笑话,而是生平疵谬太多,有了胡子以后更甚,“世人笑骂何须躲”吧。

二、胡子出世

我有位舅舅,有一部金黄色的胡子,飘拂胸前,十分好看,我从小就非常羡慕。算起来,那时他不过四十岁左右。
 
小时侯羡慕也没有用,不到年龄,“牛山濯濯”奈之何哉?好容易等到二十几岁,“鬑鬑颇有须”了,要在古人,可能就留起来,“须眉男子”嘛!然而现代人不可以,我则尤其不可以。蓄须总要一些时日,在过程之中,满嘴胡茬子,太不礼貌,如何见人?这就是“不可以”的“尤其”了。
 
天天得光胡子,真够麻烦的。刀钝,光不干净,,扯得生疼;刀快,一拉一道口子,鲜血淋漓。胡茬子折磨我二三十年之久。
 
一九五五年,父母都去世了,我已五十出头。偶然懒了一点,两个星期没有光脸,顿时于思于思,,茁壮成长。我纵容了胡子。我想,由它长吧,虽然不合时宜,究竞我每天早上能够节约一点时间,省一点事。
 
明、清考秀才,要取年轻的,有胡子就很难望进学。因此,古人又编了个笑话:上了年纪的还要应考,用把镊子,对着镜子挦胡子,一面挦,一面说:“他们一天不让我进去,我就一天不让你出来!”我也不考秀才,没理由不让胡子出来;何况顺应自然,我的权力达不到胡子,由着它出来,继续出来呗。

三、异稟

有位前辈先生和人说,老年人的胡须有三条考究:一是白,二是长,三是直。不符合这三条就不好看。
 
我舅舅的胡子,足有一尺多长,又浓又直;金黄色可说是“异稟”,别人无从“钻仰”。
 
我留胡子时,多么希望像舅舅的一样;无如,天不从人愿,从我的胡子上,说明“外甥似舅”只是一句空话。说颜色,既不是金黄,又不是雪白,起初有黄有红,有黑有白,竟是极其难看的五色胡子。熬过六十,渐渐有些白了,然而总是驳杂不纯,今日还是如此。这“不白之冤”,看来要带进火葬场了。

比较长短,更加惭愧,不必丈量,就能看出不过二三寸。说也奇怪:你不剪,胡子不更长;你把胡子剪短一点,过几日它又长到原来尺寸了。难道胡子的长短,也是“命中注定”的么?真微妙啊!

说到密度,我又只有疏疏朗朗、数得过来的几茎。恭维我的说这是“三清之象”。什么是“三清”,我可闹不明白。但看古人的“须型”,大约近于“五绺三须”;如果更确切,却比得某些方巾丑的吊髯吧!

不直,这又是我的胡子重大的缺点。不是每一根都不直,也不是那些根从头到尾都不直,而是有些胡子末梢,弯弯曲曲,总不捋齐。莫非“胸中不正,则胡子曲焉?”真使人费解。
 
总之,我的胡子也有“异稟”吧,只是不能靠它“妆点门面”,因为它不好看。

四、留胡子和养胡子 

胡子已经冒了出来,我还没有留它,那个时候,我为了早作准备,曾经问过舅舅,要怎样才能把胡子留得像他的一样。
 
舅舅指点我:刚留胡子,就叫留胡子,或者称之为蓄须;及至胡子有一定的长度,那必须叫做“养胡子”了。
 
 “养胡子”也很累人的!舅舅传授他的切身经验:每天早起,先用热水浸胡子,五七分钟后才把它揩干,用梳子缓缓轻梳,要根根笔直。饭后也是如此。胡子怕的是风高日爆,最容易脱落,遇到这种天气,经常要用热水毛巾,不断地轻轻拂拭。平常,一天到晚得手抹胡子,这样才保得住光润。根据舅舅的观察:初留胡子,长得很快;到了半年左右,有的胡子一年还能长一寸半寸,有的就不再长了。胡子长足了,也有几根像头发一样开岔的,秋风一起,这开岔的胡子一定会落掉。
 
宋人笔记说,蔡襄有一部好胡子。有天,宋仁宗问他:“胡子这么长,晚上怎样睡觉:把胡子放在被外面,还是放在被里面?”蔡襄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时懵住了,回答不出。及至回到家里,晚上就寝,只觉得把胡子放在被外也不是,放在被里也不是,闹得一夜不能成眠。这个有趣的故事,常常被人们作为闲谈资料。

我舅舅却认为这是没有养胡子的人瞎诌的,不能有这样的事。他说:“养胡子的总十分爱惜自己的胡子,如果胡子放在被里,太容易折断了,那是不肯的。古人胡子长的,常用一个纱袋套着睡觉,有个纱袋,放在被里,辗转反侧都不方便,只能放在被外。”他又说他自己,每晚总是先把胡子捋捋整齐,安顿在被外,然后才能入梦。
 
留胡子有这么多说法,这么多学问,又有这么多麻烦,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于是我嘀咕起来:将来留不留胡子呢?

五.留了胡子事更多

我终于还是留起了胡子。
 
开始,我未尝不依从舅舅的教导,买了把梳胡子的小梳子,天天梳。后来不行了,隔几天,想起来才梳一梳。最后哩,梳子也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我和梳子两相忘啦。
 
我调皮的外孙女儿,时常关照弟弟:“爷的胡子,别揪!”似乎也很注意为我保护胡子。却有一天,我抱她在怀里,任凭她捋胡子玩。一会儿,她跳下地,要我照镜子瞧瞧。我一照镜子,只见胡子已编成一条小辫子了。她嘻嘻地笑,我也笑。当初我舅舅如果遇到这样的事,说不定会大发雷霆的;而我只觉得胡子能作为外孙女的玩具,倒也别具功能。
 
越难看越不爱惜,越不爱惜越难看:我和胡子之间,就这么互为因果。我留了胡子,始终没有达到“养”的份儿上。
 
原先指望,留了胡子不光脸,省点事;其实大谬不然。颔下部分,大体上可以尽它长;唇上的却不行,隔些时日,总得剪一剪,不这样,“一部胡须,蛇钻不入”,怎么吃东西呢?这还不说。胡子也和野草一样,在面庞上,哪里都长,最讨厌的乃是“颊上添毫”。为此,不得不光脸,否则两腮满是胡子,不更难看吗?
 
没有留胡子,不过光光而已;留了胡子又是光,又是铰,“剃刀与剪子齐飞”,麻烦不是减少,显然增多了。
 
从我这个懒人的角度来看,“不留胡子嫌多事,留了胡子事更多”啦!

六.胡须误我,我误胡须
 
积两年之教训,我有意要“割须”的了。只是“引刀成一快”也颇不容易。究竟胡子相随已有两年,好像有那么一点说不出的感情,心情沉重,难于下手。由于我的犹豫,胡子却得救了。
 
那是一九五七年,我挨了批判。本来,思想认识不足,胡说乱道,是有许多值得批判的地方,所谓“自家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嘛!可是,别人说的,往往我些“道三不着两”的话,叫我摸不着头脑。这些已不值重提,何况我也记不起许多。惟有胡子遭到谴责,出于意想,倒使我难以忘怀。
 
发表文章用笔名。这原是文人积习,贤者难免。区区有了几根胡子,因而学步先辈,写作之时,信手拣个“胡子长”的笔名,在报刊露过一两次面。灾难来了,“捉贼捉赃”,引起质问:“您为什么取这个笔名?”我想不到这会成为问题,只好胡扯答:“今人有胡子昂,胡子婴;古人司马迁字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回答,不料竟被抓住把柄,大喝一声:“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
 
好在那是“思想问题”,叱骂两声,也就完了。接着问题又来了:“想当初,梅兰芳蓄须明志,为的对抗敌人;你为什么蓄须?明的什么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问真问得好,问得我哑口无言。不用说,留胡子被落实到“反动行为”上来了。我一生串演,只算丑角(以本文为例),几曾演过旦角?应该说留几根胡子也还可以,怎么拿我去高比呢?当时想尽管想,却不敢分辨;一分辨,显得太欠“严肃”,是会牵扯到“态度问题”上的。
 
挨批之初,我有点恨胡子,它害得我好苦,“割须”之念复萌。又一转想,如果这时剃了胡子,岂不是承认留胡子是有那个意思吗?而那个意思我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再说,我要是竟然把胡子剃了,那些人不是会指责我以次“表示抗拒”呢?希望得到夸奖,说我从善如流,那是可能的吗?古人说,“狼跋其胡”(此胡非彼胡,请读者原谅我利用了简化字),进退维谷,也体现到我留胡子、剃胡子这个问题上。
 
我不敢留胡子,又不敢剃胡子,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不“维持现状”。胡子在这样情况下被保留,可以想象我对它更无好感,要我认真的“养”胡子,伺候它,那是办不到的了。不用说,胡子越发的憔悴了。
 
唉,真是“胡须误我,我误胡须”!
 
七、胡子“苟全性命”

胡子是老年的标志。到了一九六八年,又长了两三分,差不多近乎全白,说明我更老了。
 
进入了这个时代,恰是一个“贱老”的时代。老革命都成了打倒的对象,何况乎我。我平日戴眼镜,又加上这把胡子,正是“牛鬼蛇神”的典型形象。
 
走在胡同里,遇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仰起脖子问牵他的大人:“姥姥,这个白胡子老头是好人还是坏人?”岂特是这个孩子;我捻着胡须,一天也得问自己几遍。当然,结论要由别人作,自己作是不行的。
 
又有一回,遇见两个戴着红臂箍的娃娃,嘻嘻哈哈指着我议论:“这个白胡子老头还活着,真是‘胖子拉矢’。”我知道他们的话不怀好意,但我不懂“胖子拉矢”的意思。后来问人才明白,那是北京当时新兴的歇后语,语根是“没劲”。
 
“老家伙”“老厌物”“老而不死”“老奸巨滑”,这都是常听到的叱骂。对于我来说,不能与胡子无干。然而我却从不为此动念取消胡子。
 
也许正因为有胡子,得到“恤老怜贫”的“照顾”,除了挖地道、烧砖、砌污池叫我打下手之外,只叫我扫街。有人认为这是处罚,我不这样认为;如果这样,岂不一下子贬低了平日扫街者的身份,把那当作贱业吗?他们也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职业分工,并无所谓贵贱嘛!
 
休道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扫街还扫得那么扬扬得意;且说有一天,我毕竟也难为情起来。我扫的是一条胡同,胡同外就是大街。那天我刚刚扫到胡同口,却见大街上有几个背着照相机的外国人,正朝这边走来。我慌忙把胡子揣到衣领里,身子缩进了胡同。所幸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一径的过去了。我怕什么?怕的被他们照了相去,“眼镜、胡子老头扫街图”,总不大像样。如果通过我而使祖国蒙羞,我将引为终身憾事了。
 
这件事触发了我,又觉得有把胡子剃掉的必要。无如当时啼笑皆非,动辄得咎,剃胡子变了形象,就会说你“化装”,问你“意欲何为”,是不是要逃避“挂影图形”?这可是大罪名,担当不起。至于“抗拒”的旧话重提,更是难免。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胡子已被骂够了,再骂也只是那几句;剃了胡子哩,倒是提供骂的新资料了。最后对自己裁决:不剃!
 
胡子因此“苟全性命”。
 
在那日日夜夜里,我也曾抱怨过自己:早知如此,何必退休呢?朋友听了好笑,他们说:“若是在职,必进‘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提人问话,照例要揪头发。你无甚头发可揪,胡子倒是现成,只怕几次‘牵牛而过堂下’,早把胡子薅光了。”这话很有意思,能让我心平气和,辱而知足。

八、答客问
 
明朗的天重又展现,还了我社会主义的河山。
 
我拖着这把胡子,连续迎接了平安的、宁静的、愉快的三个春天。
 
经过冷酷的严冬,谁都分外地觉得温暖的春天可爱与可贵。
 
“这下,你该把胡子剃了吧?”
 
是的,我也有此设想。然而胡子随了我,历尽了重重灾难;在这天下太平、大治之日,我怎么忍心抛撇胡子哩!
 
“胡子也能焕发青春么?”
 
能,怎么不能?社会主义的胡子自有社会主义胡子的样儿。乘公共汽车,胡子成了被让座的标志,着自然不在话下;就是走在路上,这把胡子也经常引来羡慕的问题:“您老多大岁数了?还这么硬朗!”而且有一天,我到底被外国人照了相去,这也是这把胡子引起的。那天我的已经上了大学的外孙女儿,陪我逛北海,走到琼岛下,坐在路边长椅上歇歇脚,抽支烟。几位日本友人远远走来,其中一位,好像发现了什么,迎面对我举起了照相机。我知道是为了我的胡子,便一手拿烟,一手抚摸胡子,欣然接受了。

“胡子还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吗?”

有,怎么没有?有时拈须微笑,有时掀髯大乐,笑得快意,笑得开心。摸着胡子,回想起娃娃们的嘲弄,只觉得越活越“有劲”了。

“看来,你要用心养胡子了?”
 
惭愧了,要说我对胡子怎么关心,现在我仍然没有。我晚间睡觉,脸在被外,胡子在被里,和我舅舅就大不相同,一切不问可知了。

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有朝一日,在火化场上,可以想象,先点燃胡子,胡子总归最早离开我的躯壳的。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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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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