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景文，真名陶冶，陕北老知青，北大附中初中67届毕业。在陕北插队4年，后招工到汉中工作5年。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现已退休。
原题
孤独的何兄
作者：景文
桃曲村知青组有6男、6女共12名北京知青。男生是初中67届的（毕业生），女生是初中66届的。在农村几年，几位小弟承蒙大姐们关怀照顾，自己亦尽力劳作，十几个人一直在一个灶上开伙，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共同度过艰苦岁月。插队几年下来十几个人仍在一个锅里吃饭，没分灶单过，在当时的知青里是绝对少见的，当真是当之无愧的团结友爱如兄弟姐妹。其难能可贵之处是没在延安插过队的人无法理解的。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团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说起来也好笑，是在一片混乱中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大运撞上的。1969年一月初的一个早上，景文作为学生最后一次参加北大附中的集体活动——毕业分配。在北大附中高中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几十名要去陕西宜川壶口公社的学生乱哄哄的挤了一屋子。工宣队的人宣布开始分配，然后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组数字：12、8、6、5、5……。然后宣布，每个数字代表一个村子接收的知青人数，有这么多村子，你们自由组合，凑够人数就来选村子，选一个少一个。话音一落就炸了锅了，所有的人都懵了，这村子大小、贫富、远近一概不知，看着数字凑人数选村子，实在是撞大运。景文同班4个男生来了三个，赶紧商量。景文当时不知从何而来了“灵感”，对那二位说，选那个12个人的村子，要的人多，村子大，大村子肯定比小村子富，咱们赶快凑人。同班4个男生，还差8个人。景文张望了一下，那边有一位本班的女生，赶紧喊她来加入，但在一片乱哄哄的喧闹中喊了两声她没有反应，好像没听见。在这个过程中，工宣队的师傅开始不断地用板擦将黑板上的5、6、4等数字擦去，这意味着这几个村子已名花有主了。现在要争分夺秒，别让别人把那个12人的村子抢了去。此时不能耽误，正好回头看见了本班同学纪恺的姐姐纪大姐和几位女生在那里东张西望。景文在文革中经常到纪恺家与他外公下围棋，与纪大姐很熟，赶紧上前询问，一问她们有6位女生，彼此介绍一下决定凑到一个村。还差两个。景文看到初二（3）班的何兄在那游荡，印象中他挺老实，于是叫他加入，一拍即合。还差一个人，这时初二（1）班的王柏林兄找来要求加入，我们对他印象不错，赶快拉上去找工宣队，把12人的村子定下。就这样桃曲村插队知青的黄金组合团队在一片混乱焦急中组成了。北大附中到壶口公社插队的人有100多人，那天到场的不到一半，剩下的人就由工宣队的人胡乱组合分配了。景文同班的那位女同学，那天好像没凑成小组，结果被工宣队胡乱组合分配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小山村，交通极为不便。更可怕的是与几位工读学校的男生分到一个村子。一到村子里女生们就与几位工读学校的男生分灶单过。其实那几位工读学校的男生后来几年表现的都不错，但女生们对他们还是怕得不得了。更可笑的是，曾在壶口经历了8年蹉跎岁月，于今道号为莫缭乱的邓老兄告诉景文，在农村的后4年，他与分配到壶口公路道班工作的几位工读学校的男生熟悉了，他们告诉莫缭乱老兄，当年他们对村里那几位表情严肃的女知青是怕得厉害，不敢搭腔。真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真不知道那几年那位女同学是怎么熬过来的，好在她现在的境况还不错。阿弥陀佛！黄金组合的桃曲村知青组也不是铁板一块，到村里不久就闹了矛盾。说起来令人汗颜，不是女生之间闹矛盾，而是男生之间闹矛盾，4位父母在北大、科学院工作，书香门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男生，与工人家庭出身的何同学之间闹矛盾。景文在自由组合时并没有看错人，何同学的确是一位非常老实的人，但没有想到的是，到农村一起插队以后发现彼此竟然是格格不入，甚至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何兄老实、单纯，听话，朴实，由于出身工人家庭，出身好，文革中没受过什么挫折，人生的态度积极、乐观，对当时的报纸广播宣传内容相信的比较多些，而4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插友，也老实、也单纯，但是由于文化革命对家庭和个人的冲击，在听党的话和对当时的报纸广播宣传内容相信方面就大打折扣了，由于出身灰暗，政治态度也偏于消极灰暗。就这么点差别，最后闹得不欢而散，真是年轻不懂事。大家是在腊月里到农村的，腊月里农闲，又是刚到农村新鲜，大家有时间闲聊，对国家大事、个人抱负、农村所见各抒己见。不久，景文就发现4位知识分子出身的知青插友在很多问题上与何兄的见解相左。刚开始是相互指正，继而发展到辩论。几位仗着多读过几本书，道听途说的见识多些，面对单纯朴实的何同学自我感觉高人一等，伶牙俐齿，经常自以为是，非要把对方批得哑口无言、体无完肤而后快，而老实本分而又倔强的何兄虽然经常在语言上落下风，想不出反驳的词，但又绝不服输。这样一来二去，发展到彼此看不上，看不上就看着不顺眼，于是讽刺、挖苦、嘲笑、奚落的语言就从几位伶牙俐齿者口中自然流出，经常把何兄气得脸憋得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景文现在检讨自己在年轻时的心性在善良的外表下面有狭隘、刻薄的不良种子。遇到自己看不上瞧不起的人时，常常贬损的语言不自觉地就脱口而出。而当年，对何兄经常是逞口舌之快，刻薄讽刺的语言信手拈来皆成文章，伤人甚深，自己还洋洋得意。当年何兄不知在景文这个刻薄鬼的唇枪舌剑下受了多少气？及至不惑之年，景文方知，刻薄者，其命亦薄矣。知之晚矣！悔之晚矣！何兄在几位排斥异己的男生中已经孤立，而一个“驴肉事件”又让女生们都对他避而远之。这年春天，队里的一头老骟驴乏死了（精疲力竭而死），老乡问知青们要不要驴肉。农民对于干农活，为主人下苦出力一生的头牯（当地方言，牲口的意思），如牛、驴等视若朋友和亲人，是不吃不杀的，民间认为杀头牯，吃头牯肉的人是穷凶极恶之人，来世要变生为头牯。农村里牛滚坡摔断了腿残废了，村里不养残废头牯只好杀掉。宰牛时，下手的屠夫都拿着屠刀对牛祷告一番：牛啊牛，不是我要杀你，是队长要我杀你，我要不干就没有工分了，你以后要讨债，去找队长讨债，千万不要找我。知青们不懂这套，也不管这套。王柏林兄说驴肉好吃极了，大家就直奔饲养室。在一口破窑洞里，大家看到贺永富和他的两个儿子正在切割一条驴后腿。贺永富是村里的上中农，原是殷实人家，解放前他大（父亲）带着贺永富、贺永禄、贺永祥等兄弟5人种地，一年能收40石（音同担，一石为十斗，是一个体积单位，不同的粮食重量不同，同一种粮食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水肥条件下，籽粒饱满程度不同，重量也不一样。当年的麦子一石约为330—350斤）麦子。除了贺永富一家，桃曲村当年至少有5个大户人家每年收麦子都超过40石，只这5户人家一年收麦子超过200石，当年桃曲村的只有80多口人，粮食多的太太了，富的太太了。现在全桃曲生产队250多口人，人口是当年的3倍，现在好年景才能收八九十石麦子，差年景只能收五六十石麦子。人口多了好几倍，麦子产量只有原来的三成到五成，日子能好过么？现在贺永富的日子艰难的太太了，他有5个儿子，只有高中毕业的二儿子学忠一个人雌上了婆姨（雌婆姨，当地方言，娶媳妇的意思），老大学维子没上过学，身高力大，是个好劳力，可是28岁了还没雌上了婆姨，在农村28岁还没雌上了婆姨已经可以归于老单身汉的圈圈了。老三学八子一只脚有点跛，但不妨碍干活，仍是好劳力，25岁了也没雌上了婆姨。当年这搭里男娃雌婆姨要给女方家送彩礼，景文听老乡谝闲传说过当时的彩礼数量，要给女方家500块钱，外加50块银元（当年的行市，一块银元换五块钱人民币，有价无市，没人卖银元，都是民国是攒下来的老家底），还要8身条子绒衣裳，后来进一步升级还要一身毛哔叽衣裳。这队里一个劳动日工值才1毛多钱，干一年满打满算工值才40多块钱，分了粮食折钱后剩不下几块钱，人口多劳力少农户的还欠队里钱。这彩礼钱算下来100年都挣不够。那老百姓拿什么去雌婆姨？有女儿的，就嫁女儿收进彩礼，转手送出彩礼给儿子雌婆姨。要都是儿子就麻烦了，给人当上门女婿是一条出路。上门女婿结婚进女方门之前要在女方家的全村老少的见证之下，在女方院门外向丈人磕头，大声说三遍：小子无能，情愿改名换姓入赘丈人家，改为丈人家的姓氏才能进女方家门。上门女婿是全村地位最低下的人。但在那个年代有的是没钱雌不起婆姨的小伙子想当上门女婿而没人要。要命的是贺永富有5个儿子，没女儿，这彩礼钱到哪里去找？2008年景文回到村里看乡亲，乡亲们说，贺永富已经老咧（当地方言，老了是老人去世的意思。年轻人或未成年人去世则称为殁了），贺永富活到80多岁，在农村也算高寿了。而学维子和学八子也都已故去，两人生不逢时，早年穷困，不得吃，饿肚子，没钱花，雌不起婆姨，到分田单干能吃饱饭时，兄弟二人都年过四十了才雌上婆姨。如果没有合作化人民公社，贺永富这样的上中农绝不会没粮吃，儿子雌不起婆姨。贺永富两个小儿子由于岁数小，成年以后早已进入改革年代，赶上了好时代，进县城工作了，成家立业，水到渠成。当年，贺永富儿子多，粮食不得够吃，蜕变成了吃头牯肉的穷凶极恶之人。在老乡眼里，知青们是当然的恶人，也切割了一条驴后腿扛回去。春荒季节，村里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很多，为何只有贺永富一家去割驴肉？原来当地人有说法，“吃驴肉，不生育”。贺永富有了5个儿子，无所谓了，两个大儿子反正没雌上婆姨，已经没后代了，先顾肚皮要紧。而男知青们听了以后更是一笑置之。王兄善烹调，将驴肉收拾好，加调料上锅煮，煮了一夜加多半天，锅里冒出的蒸汽充满了窑洞，潮湿、温暖，而又香气扑鼻，让人食指大动。记不得是哪位仁兄肚子里冒坏水，边尝驴肉，边调侃何同学，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跟何同学说，咱们无所谓了，你得告诉女同学们，吃驴肉，不生育，不能让她们吃，否则会害了她们一生。你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老实忠厚的何同学把调侃当了真，等女同学们闻香而来准备美餐一顿时，何同学赶紧挡住，说不能吃。问为什么？何同学脸涨得通红，憋了半天，吭吭哧哧地说：吃了驴肉，没后代。听了这话，女同学们发出一阵尖叫，都红了脸，那几个男生坏小子强忍住才没当场爆笑出来。何同学老实忠厚但并不傻，几位自以为聪明的同学对其戏弄恶搞，一时入了圈套，事后都能明白。于是彼此间芥蒂更深。景文觉得当年最不应该的是，自以为比别人聪明，自以为精神上比别人高贵一等，面对何同学时，总是居高临下地看不顺眼，抬杠、讽刺、挖苦，张口就来，甚至在老乡面前也无所顾忌。老乡们都知道这几位与何同学闹矛盾，很多人在边上看笑话，到后来，甚至村里不少年轻人也墙倒众人推地跟着起哄，调侃，嘲笑何同学。唯有村里的外来户山东老汉范群才曾怒斥知青，你们不能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当时，景文之流的并没有感觉这是在欺负人，而作为外来户多年饱受桃曲村众多村民排挤和孤立的范老汉对何同学的处境感同身受，同病相怜。刻薄的语言和嘲笑极大地伤害了何同学的自尊心，他变得沉默，避免与大家多说话，埋头干活。终于，何同学在沉默和孤独中爆发了。在一天晚上大家一起吃饭时，何同学站起来冷静而清晰地向大家说：我要分灶单过。景文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说我们都要维护集体的团结，不能分灶。其他人也都反对。但何同学决心已下，坚决地和大家分了灶。何同学从大家住的东窑坡上搬走，搬到南窑坡上范群才老汉院子的一孔小窑里，一人住下。从此大家见面机会不多，见面也很少说话。何同学一人白天要出工劳动，还要自己推碨磨面、打柴、驮水、做饭，怎么忙得过来，晚上一人对着空窑孤灯，是何等孤独凄凉。当年景文但凡稍懂人事，能为别人设身处地地考虑一点点，也不会那样语言刻薄。罪过呀！罪过！桃曲村分的粮食不够吃，知青组里经常有三四个人回家，省出一些粮食，才能勉强够吃。何同学一人单过后，没几个月，粮食就不够吃了，他只好出民工，去耀县的深山里修“梅七线”铁路。在“梅七线”修铁路时，每顿饭给一个半斤重的两面馍（玉米面、白面各一半做的馍）、一碗菜，能吃个8分饱，比在村里饿饭强多了。别人出民工3个月一轮换，何兄回村没饭吃，在工地上一口气干了半年，直到冬天回北京探亲。冬天何兄回家探亲得到好消息，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到湖北十堰参加“二汽”（就是现在的东风汽车公司）建设，可以在湖北招收子弟当工人参加“二汽”建设。1971年3月，在农村孤独苦熬的何兄终于苦尽甘来，收拾行装，奔赴湖北，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两年后，完成了“二汽”基建工程任务后，何兄随建筑公司一同转回北京，成了北京人。景文在35年以后才又见到了何兄。此时何兄已满头白发，垂垂老矣。景文向何兄郑重道歉。35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份歉疚越发沉重。当年过于狭隘，过于刻薄，罪过！罪过！
老知青回到桃曲村果园合影，陶冶，王柏林兄，何春明兄，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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