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丨尚林：天安门的大红灯笼，被我们拍出了天价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9-19

作者简历

尚林，1969年北京42中初中毕业，到内蒙古兵团二师15团五连，选入团篮球队。1974年病退回京待业，1975年分配到北京雕漆厂。两次高考不第，在西城区职工大学学习获大专文凭。1983年应聘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供职，1993年到中国国际嘉德拍卖公司，后成为文物艺术品经纪人。现已退休。

原题

完善自我的救赎之路

作者：尚林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五经之首《周易・系辞》中的一句话，传说是孔子所作，意味着这句话与《论语》地位相当，同是我国传统文化经典被后人历代传诵，甚至被清华大学引为校训。

我理解其中的含义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想改变则必须挑战自我。从兵团返京至今，几十年时常用它来鞭策自己。直至60岁退休后梳理自己的工作经历时，才逐渐理解其中的含义。

刚从兵团返京后的前几个月心情特别舒畅，每天吃喝玩乐仿佛要把去内蒙古几年造成的亏空给找补回来似的。

爸妈上班早出晚归我却心安理得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骑车出去满世界寻找当时北京最好吃、最好玩的地方。

街道办事处几次通知我到招工单位报到，均以这个工作不适合自己当借口而推脱。在兵团时经常挂在口头的“只要能回北京扫大街都乐意”，也就是那么一说而已。

20多岁的大小伙子整天东游西逛无所事事，还有一个特别的称谓——返城知青（其实就是个没有多少知识的混混儿）。

“返城”从字面上理解本来应是城里的人出去几年后又回家了，但真正回京后我却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边缘人。

首先在家里就不受待见，您想啊，就是住房比当年有了极大改善的现在，您家里多一个白吃饭的大小伙子，整天在眼前晃悠，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吧。慢慢父母不像刚回来时那样纵惯自己了，逐渐要求做这做那，都是些我不爱干的家务活，矛盾由此不断产生。

为了规避矛盾养活自己，来到返城后第一个工作单位时才发现，这个社会其实并不愿意接纳我们这些一无知识二无技能的盲流。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不录用返城知青，国有企业也不向我们开放，只能在自生自灭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中谋生。

厂里分配我到雕刻车间学雕漆，整天瞪着两眼，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用刻刀雕漆，一不留神不是刀伤手就是刀毁物，20多岁1.88米的男篮中锋，一天8小时弯着腰窝在那里也真够呛！况且我本来就是以腰椎间盘脱出症病退的，还不时犯有痔疮，那叫一个活受罪。

1978年，26岁的我每月工资26元，连养活自己都勉强，更不敢交女朋友结婚生子了。这时后悔没在连里找个女朋友带回家，真羡慕在兵团时就定下终身大事的战友们。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自不量力地连续两年参加了高考，均因差一门数学分数而落榜。正在气馁时，从一则报纸中缝的招生信息中看到了希望。当时北京仅有两所成人高等教育院校之一的西城区职工大学为了提高本区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办了两个文科班并向社会招生少量名额，只考文科几门不考数学！扬长避短使我终以高分录取，四年寒窗后拿到大专文凭，从此转变人生。

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国家首先将文化设施建设视为头等重要任务。当时的北京图书馆暨国家图书馆在北海公园西岸与中南海北门隔街相望。破旧的馆舍还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利用美国庚子赔款的退款建设的，由于工作人员只有200来人，每日的读者接待量十分有限，一时间能搞到一张北图的外借证，是驻京政府机关单位的一件小概率事件，梦寐以求。至于个人想进去看书，需持局级以上单位介绍信并说明用途。这种束之高阁的借阅方式与其功能极不相符。

那时北京图书馆的功能是为党政军、大学、研究机构提供资料的典藏单位，并未承担公共图书馆的义务。因为北图的藏书可上溯到八百年前南宋皇家缉熙殿藏书。历经元明清历朝的不断丰富，尤其以中国古籍善本的收藏雄傲天下。如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号称“四大专藏”，引人瞩目。

为了更好地落实改革开放政策与国际通行惯例接轨，建设一座现代化图书馆迫在眉睫。

经过十几年的论证，国家拟投重金建设号称亚洲第一，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俄国莫斯科图书馆的世界的第三大国家图书馆。规划日接待量超过8千人次，有阅览座位3000个以上，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公共图书馆。根据科学测算，每一个阅览座位需配置一名工作人员，而那时的北图仅有三四百人，就是把全国所有大学全算上，每年图书馆专业的毕业生也不过百人，要扩充只能从社会上招聘。

在北图人事处看到招聘的具体条件时我傻眼了。硬件有三：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大学本科学历、国家干部，哪条我也够不上啊！我向人事处负责人阐述了个人经历和我对北图的向往。（因住西四，去北海公园必经过那里，两扇大门紧闭，东西各趴着一只大石狮子，透过门缝能看到一对高耸的华表；从小就听祖父讲北图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钱援建的，袁同礼、袁敦礼、袁复礼三兄弟的故事等等……）

对方被我的一番表白感动了，表示若公开招聘的程序你肯定没戏，真心想来北图工作，需要三位正高级的教授、研究员推荐（真不愧是搞人事工作的）。经过一番努力，我还真的成功了。什么全民所有制、干部身份、事业单位、大学本科……一切都不成为问题。

选具体工作岗位时我又傻眼了！谁想一个现代化图书馆有那么多的道道：从一本书的采访到征集、编目、典藏、外借、阅览、检索、自动化、文献、多媒体、声像……除了主业还有辅业，林林总总三四十个部门都要人，我哪懂这些啊。见具体的招聘专业科室还有善本、舆图、方志、金石、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等。前一天晚上刚看过舞剧《丝路花雨》，故事的背景就是敦煌艺术，就是它吧。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慢慢地了解到是季羡林、任继愈、姜亮夫、周一良等几十位老一辈学者上书胡耀邦、赵紫阳，希望中央领导重视敦煌学研究工作，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状况。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了学者的意见，由财政部每年拨款五十万，在北京、兰州、吐鲁番三地分别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北京的资料中心挂靠在国家图书馆有相对独立性。真幸运上天赐给我这么一个难得的从业机会，一定要事业有成自强不息。

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们这一代人在科研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各部门属“断代层”。比我们大十来岁的是文革前名副其实的大学毕业生；比我们小十来岁的是从正规小学—中学—大学一步一步考出来的“秀才”。而我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属高不成低不就，没经过正规大学熏陶，没有名师指导专业的“游击队员”。

图书馆本来就没有什么工作定额，再加上我们资料中心的特殊性（属半个研究机构），每周日常工作抓紧点时间两三天就干完了，大量的时间由自己安排（但不能离岗）。那时孩子小，每天骑车接送幼儿园的任务责无旁贷，买菜做饭也不在话下，还学会了跳交际舞、桥牌、台球……工作生活都很充实，日子一天天、一年年流过。

资料中心总共不到十个人，每年都要报自己的研究课题。人家科班出身的选课题都是些高大上的项目，要不就是紧跟学术潮流，要不就是参加导师的研究小组。他们上班来的目的十分明确：查找文献资料，编写论文论著，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每天忙忙碌碌只为求得更高职称。

我虽然没有职称，无资格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但由于资料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搜寻有关资料加工后入藏，日积月累我的视野也从狭隘的敦煌乐舞、飞天壁画，逐步扩展到国际敦煌学发展的脉络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称之为丛林法则在“夹缝里求生存”。

旁听了北大历史系教授讲课之后，又联系到近两次国际研讨会的论题，我逐渐对敦煌—吐鲁番学这个神秘学科的传承与发展产生浓厚兴趣，因为这里面全是故事。日本著名导演井上靖曾凭电影《敦煌》蜚声国际影坛，但与其中形形色色的传奇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于是我也整天流连在阅览室里爬梳有关历史档案，结合学术上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利用掌握一手资料的先天良机，在北大、社科院的老师指导下完成《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西域文书流传始末》的调查报告，经审核提交199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0年作者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大谷探险队的核心成员大谷光瑞在日本近代文化史上是大师级的人物，既有西本愿寺的资助又有日本皇室的背景，我拿他来做文章，立即引起日本有关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关注。当得知我将在敦煌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解释这个调查报告时，即派出四位专家教授专程来华参加会议。休会间隔找我了解详情，并当场表示希望我到日本京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访学，我成为本资料中心成立以来第一位以客座研究员身份应邀出访的工作人员。

到大阪机场接我的是日本著名敦煌学家上山大峻老师，见面问候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送你的《日本语大辞典》看了没有？一年来日本语学得如何？能够一个人独立生活吗？我犹豫了一下用汉语回答：日本语太深奥只能浅尝辄止，但应对生活应没问题。其实那本像城砖一样厚重的辞书我没翻过几页，更没有下功夫去背那些平假名、片假名什么的。虽然有点儿像“洋插队”的感觉，但咱在内蒙古磨练过，很快就度过不适期，逐步适应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工作与生活。

我们研究室共有四位日本教授、一位德国学者和一位俄国专家，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崇高学术，什么是体面尊严。虽然我只有初级职称，没上过正规大学，甚至中学也没正经读几天，只因为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人弃我取”梳理故纸追寻真相，做了日本学者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从而受到他们的尊重，这时我们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在国内压抑多年的自卑心理得到很好的释放，为今后的自信自强打下坚实的基础。

记得有一天安排我讲演，许多对敦煌学感兴趣的日本学生要来听讲，小田义久老师郑重向他们介绍我，只见这些学生马上起身立正深鞠躬并齐声称呼“森赛（日语——老师）好”，使我的自尊心获得极大满足感。

时间如逝转眼间临近归期，上山老师非常热心地通知我：虽然研究课题暂告一段落，但你访日签证还有很长时间，你可继续住在公寓里，没有津贴、需自付生活费。

按照规定，日方在邀请工作期间需承担我的生活开支（衣、食、住、行等），并每月另付15万日元津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日本经济泡沫临近崩溃的前夜，大学本科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每月工资也就三四万日元，从这点来看，日本方面对我还是蛮重视的，不惜重金聘请。

既然是日方出资属自费公派但我还是按时回国，因为我要促成封闭了50余年旅顺博物馆（原日属关东庁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所获西域文化遗存在日本各地巡展一事。这件事曾一度轰动日本列岛，也协助旅顺博物馆打破封闭（旅顺由于是军港，很长一段岁月不对外开放，不接受外国旅游者）走向国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北图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配合会议、协调国内文博机构举办相关展览；有多篇论文公开发表，并以客座研究员身份到日本大学访学等等可谓风生水起，但职称问题使我困惑不堪。我国文化事业单位评定职称极具中国特色，凡参加过评职工作的人都知道其中的险恶，连续两年申请馆员职称未果使我产生换工作的想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阶段，从业的主动权也逐渐由单位主导向个人择业转向。我自返城后一直工作在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工艺美术、佛教艺术范畴领域，我也一直在等待机会，我属龙，正如《易经・乾卦》“潜龙在渊”卦文所示，君子应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1991年日本，作者（左）和京都大学终身教授藤枝晃（中）、德国汉学家Wenner（右）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是拍卖中国传统文化遗存的专业机构，我十分荣幸供职其中。创业伊始，如何使一个新生产业深入人心，是公司里每个员工时刻关注的问题，1995年春机会终于来了。

新中国成立45周年时天安门上悬挂了近半个世纪的大红灯笼光荣退役，被铝合金轻型骨架的新式宫灯所取代。换下来的见证过无数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八个大红灯笼被弃置在南苑库房里默默无闻。每盏灯笼直径2.8米，高约3米（还不算流苏），采用钢筋和竹板做框架重约80公斤，外罩的红绸布一年一换新。平时放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后走廊，有重大活动时由人工用类似抬轿子的担架抬至前廊，再用特制的升降机吊起悬挂，笨重麻烦。1994年“十一”前被可折叠式伞状宫灯替换。“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对天安门情有独钟，只要是上过天安门的，无论是人是物均有特殊非凡的感情。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听到此事的我萌生出能否用拍卖的方式使废弃的宫灯再次体现价值呢？经公司领导层可行性论证后，指派我与天安门管委会联系。管委会主任助理老齐同志介绍了此八只灯笼是当年周总理为开国大典特意请日本专家设计的，自从在天安门城楼上制作完工后几十年从未下过城楼，每年逢重大节假日及迎接外国元首时才拿出悬挂，仅凭这点就足够吸引眼球。老齐还提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号召北京市属机关单位每年为北京市民办一件实事的活动，天安门管委会拟在北部山区打一眼深水井以解决十里八乡老百姓的吃水问题，估计需20万元左右。这时嘉德公司创业伊始，老总陈东升亟需用一件轰动的事件来奠定公司品牌基础，确立嘉德运作大作品、高价格的形象，正是一拍即合。

了解了双方的需求后我配合公司主管领导开始策划。首先是天安门上的八盏灯笼不能一锅端全拿出来拍卖，因为文物的唯一性是确定其价值的重要指标，最后决定这次只拿出两盏拍卖。其次为显庄重把这两盏灯笼分别编号为东一号、西一号，也就是开国大典时最靠近毛主席中央位置的那一对。拍卖的主体思想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心中想念天安门”满满正能量的宣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张勉之台长听说此事后认为极具新闻价值，遂让他在北京青年报社做实习记者的儿子参与此事报道，于是《北京青年报》占了先机发出头条新闻。在不长的时间里国内外各种新闻媒体迅速传播开来，每天到公司驻地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绝大多数报道只是客观介绍此事但也有给予夸张评价的，如法新社说：中国大跨步迈向市场经济，天安门的一部分将被拍卖。受此影响上海《文汇报》则批评：天安门宫灯属重要文物，不能只为赚钱而进入拍卖市场。面对舆论压力，我们只有发出更强烈的声音，才能保证此事不受干扰走向成功。

恰逢中英政府高层深度接触探讨香港1997年回归事宜，于是我们就提出：参加天安门宫灯竞买方须保证这对灯笼保留在北京，其余几盏给香港、澳门、台湾各留一对，海峡四地宫灯齐放光明之时，即是祖国大团圆之日。这一下把对宫灯拍卖有非议的形形色色之人的嘴巴给堵住了。

后来在给买方送宫灯时，国家安全部八局（时称贵重物资押运公司）的一个经理对我说：你们利用宫灯拍卖的事做了一个免费的大广告，根据安全部门情报统计，国际上有五十多个国家报道了此事。事后不久公司领导到美国访问，对方不了解嘉德拍卖公司是干什么的，但知天安门灯笼被其拍卖，可见其影响之大轰动世界！

按程序拍卖前需将拍卖标的物对外展示3天供买家鉴赏。当时我们“大礼拜拍卖会”的办公地点租用朝阳体育馆一间更衣室，如何展示成了问题。灯笼摆放在地板上肯定不行，必须悬挂起来才有视觉效果。有人提出租用两台吊车各吊一个灯笼，但一打听费用吓了一跳！人家收费是按台班计价，而从接收到展示再到最后与买家交接至少需一周时间，每天24小时，每小时两辆车即两个台班，得花多少钱啊。后来我们采用建筑工地搭脚手架的方式搭建一个结构门，既省钱又好看地解决了展示问题。

择吉日，老齐同志带着我来到南苑武警仓库提取灯笼，只见八只大灯笼蒙着厚厚的尘土与许多迫击炮放在一起。老齐指着它们笑道：这些炮也有纪念意义，开国大典鸣放礼炮时用的，或许将来也可用来拍卖，放在银行或饭庄门口比摆放大石狮子威风多了！经过一番周折这对灯笼终于挂出展示。那几天朝阳体育馆人山人海，人们摩肩接踵近距离接触这对既神圣又神秘的大红灯笼。

那时还没有手机照相，但在几个最佳取景点等候照相的人们仍然排起长队。更有外国记者爬上体育馆屋顶用卫星电视进行现场直播，一时间天安门宫灯将被拍卖成为街谈巷议的佳话。

拍卖日期愈加临近，我的心情也愈加兴奋紧张。兴奋的是此举引起这样轰动一定能取得不俗的业绩；紧张的是挂在这里的灯笼怎么定价呢？天安门管委会主任助理齐处长代表甲方，我代表拍卖方签的合同上的底价还是空白的呢。

一般文物拍卖的价格有以下几种：合同上的“底价”是由卖家与拍卖人共同商定的；“保留价“是拍卖方减除卖家佣金后，用低于底价的金额拍出（保证拍品不流标，拍卖方不收取卖家佣金）；“落锤价”即拍卖师落锤后加上买家15%的佣金。所以拍卖公司有时需以减免卖家佣金的方式保证拍品的成交率。具体到天安门的宫灯怎么制定底价呢？20万是管委会的需求，经过招商基本不成问题肯定溢价。100万，万一成交不了自己没有了业绩事小，社会影响可就大了去了！即使成交能溢价多少呢？

一倍、两倍、五倍……。公司领导层也专门开会商定此事，认为既然宫灯属于处理公物不宜定价过高，考虑到政府在山区打井所需费用仅20万，在招商过程中已有企业对此感兴趣，并且价格肯定会高于20万百分之百成交。有了这张底牌后便对外统一口径“无底价”（为无底价拍卖开了先河，其实我们心中已有200万的估值）。无底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或一钱不值，或无价之宝。您说天安门上的东西，说值多少钱也不为过吧！

1995年5月7日，恰逢国家全面实行双休日（取消大礼拜小礼拜之分的第一个双休日）。下午2时朝阳体育馆内人声鼎沸，天安门旧宫灯专场拍卖会正式开始。从办理拍卖牌手续中得知参与拍卖的单位与个人大约有十数人，当拍卖师高德明先生报出无底价后，十几个牌子同时高举。事先商定欲以20万买下灯笼的粤海集团代理人高喊“80万”，声音未落，马上被国安广告公司竞投人以100万超过。中华百亭鱼乐园的老板宣国宜更是步步紧逼，紧咬不放……。刺激紧张的七分钟，经过17轮竞价以1380万元人民币成交！最终的买家是中华百亭鱼乐园，后来得知宣国宜的身后是有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背景的金鹰集团。

落锤价1380万加上买方佣金10%则超过1500万，公司成立以来先后举办过三次大型拍卖会，还没有一件拍品达到过这个价格，甚至超过了第一场拍卖会全部拍品的总价！创下了单件拍品的国内记录并一直维持了好几年。这只是经济方面的成绩，至于公司品牌等无形资产更是无可限量。总之，天安门宫灯的拍卖成绩斐然，是我一直引为骄傲的大事件。

拍卖款项到账后的一个周日，两辆大型工程拖挂车拉着宫灯在3辆警车的押运下沿着二环路绕城一周最后驶向位于海淀区温泉乡中华百亭鱼乐园。我坐在第一辆警用开道车上，用手持步话机向后面的车队发出指令：打开双闪跟紧前车，不受灯光管制！当路过天安门广场时几十辆车一齐鸣笛向天安门致敬！我心中再次唱响起：我爱北京天安门……，情不自禁涌出两行热泪——只有完成自我救赎的人才能体会其路程之艰辛。

2018年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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