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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丨夏玉和：得奖专业户，有一颗敏感自卑的小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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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夏玉和


夏玉和，湖南人。当过知青，77级上大学，后到北京读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青春年少时，

我经历了革命的洗礼




作者：夏玉和




我们姐弟四人小时候，除了我们的姓和根据家谱所赐的“玉”字辈，对夏家知之甚少。我只在很小很小的时候，见过嗲嗲（爷爷）和婆婆（奶奶）一面。

至今，我脑海里还留存了这样一个画面：我们一家离开时，嗲嗲和婆婆站在茅草房低矮的屋檐下，双目失明的婆婆朝我们走的方向挥手，很可怜的样子，不像我后来在电影、小人书里看到的黄世仁，周扒皮。

嗲嗲和伯伯（爸爸的哥哥）土改时都被划为富农分子，积攒的几十亩田土全部收走了，分了。按理说，剥削和被剥削之间的恩怨，算是了了。家财散尽后，还有一顶“富农分子”的帽子，戴在嗲嗲和伯伯头上，直到死的那一天。人已不在世上，但阶级敌人的阴魂不散，爸爸和我们这一代人继续跟着“沾光”。

每次填表，在“家庭出身”那一栏，我们必须填上“富农”二字。

上小学不久，我就加入了少先队，学会了队歌。到今天，我还记得词曲，唱得倍儿溜。几乎每天，老师都会声情并茂、语重心长地讲，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后来，不叫戴红领巾了，说是那个用烈士鲜血染成的红旗一角跟苏修有瓜葛。中学生成了红卫兵，我们这些小学生便成了红小兵。换句话说，都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战士，改戴红袖章。身肩如此重任，我很自豪。

可一到填表，我的心就发沉。看见“家庭出身”，我的心跳就加快。不是激动，而是担心，是害怕。填上“富农”，会不会将来不让我保卫毛主席，接革命的班呀？

每次填表时，我都会用手遮住。交表时，把表折起来。我不想，也怕别人看见。就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绝对不可以暴露身份。

我会憧憬，如果有一天，表格中没了这一栏，那该多好啊。但是，每当这个时候，毛主席的教导就会在我耳边响起，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怎么可以跟毛主席教导唱反调呢？于是，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在那个血脉贲张的年代里，作为一个老师认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总是这么不清不楚地和剥削阶级，阶级敌人扯在了一起。  

01

进初中了，第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家史”。

语文老师刚布置完题目，我就开始犯难：我的家史？像我这种出身的人有家史吗？难道要我写嗲嗲是怎样置办田地变成富农的吗？要是不写嗲嗲，那该写谁呢？我这颗脑袋只吃了十来年的饭，还没有长好，真想不明白这些事情。

好多同学都交了作业，我却还没动笔。我不敢跟其他同学说，也不愿意妈妈知道。最后，我只好去找语文老师，她也是我们的班主任。

那天下午，我到了粉墙绿瓦的教工宿舍，语文老师就住在那里。文革后才知道，在湖南益阳市桃花仑这一带，所有的绿色琉璃瓦房子都是外国人建的。老房主是帝国主义精神鸦片的贩卖者——挪威信义教会。

在老师那儿，我看见了同班一男一女两个同学。女同学的爸爸是南下干部，曾经的地区法院院长。而男同学的爸爸原来是解放军，在行署支过左。我家搬出行署时，是他爸爸网开一面，让我爸借走了机关的床铺。我们全家为此感恩戴德到今天。不然，租住在农民家，我们就只能吃黄花炒肉了（睡在铺着稻草的地上）。后来，他爸爸转业到了地革委。

跟我一样，他俩也没有可以痛说的家史，正愁着呢。这一下颠覆了我原来的认知，南下干部和解放军也不全是受苦人。我突然一阵窃喜：我有伴了。

老师也没什么高招。但她说，你们去访贫问苦吧，写别人的家史。老师是广东人，大学毕业后去了军垦农场接受改造，刚分配过来。她连当地话都听不懂，就别指望她来告诉我们，这周边谁的苦大，谁的仇深。

老师还把建新的作文本找出来，说，李建新写得好。我凑过去，正好看到她爸爸参加八路军，要去抗日这一段。

就在那一刻，我人生唯一一次蹦出了这样的念头：我要有这么一个爸爸就好了，至少写家史不用愁呀。

地革委大院后门有一个守传达室的工人，人称万嗲。听说他是苦出身，在好多忆苦大会上讲过家史。男同学住地革委，知道这个人，也听说过他的事儿。于是，我们三人约着一起去找万嗲。

万嗲讲了好久，好多。也许是我的阶级觉悟不高，既没听出高玉宝，也没发现刘文彩。让他说新社会的甜时，他说，我就是个做工的，上班、吃饭、睡觉，都在这里。我看了看小小的传达室，还有放在门口做饭的藕煤炉子，万嗲的话，怎么听，怎么觉不出甜来。

这篇让我无从下笔的家史，还有后来无数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活动，都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小心脏，让我敏感，自卑，茫然。  

02

小学二年级时，大人们的世界已经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但直到小学毕业，我们班都风平浪静，是全校出了名的先进集体。

我没有因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爸爸被揪斗受到委屈，反而拿到了能够拿到的各种奖项。无论是优秀少先队员，三好学生，还是后来的五好战士，优秀红小兵，不是建新第一，就是我第一。用而今时髦的话说，我俩是得奖专业户。

我还搞出了一个建新没有的动静。学工时压钉子，我干起活来手脚麻利，废寝忘食，产量很高。学校抓了我这个典型，让美术老师画成宣传画，挂在车间里。学校还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红小兵节目投稿，播出时，全校组织收听。

升入中学，我们班基本上是小学的原班人马。没有了威严的小学班主任压阵，革命小将揭竿而起，造反了。我和建新的好日子，尤其是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湖南省益阳市第一中学，1949年前的信义中学。我在这里读完了初中和高中  

他们首先在课堂闹革命。拿起打扫卫生的竹扫把和撮箕作刀枪，投向教室的各个角落。不管落在谁的头上、座位上，都会引来一阵狂欢。落到想砸的人那里，情绪更是高昂。老师在台上讲课，台下打闹的、聊天的，干什么的都有。想听课的，什么也听不到，老师也讲不下去。

教农基课和英语课的老师忍无可忍，拍着讲台，大喊“莫吵哒！莫吵哒！”不料张嘴过猛，他的假牙差点掉出来，引来一阵哄堂大笑。从此，这个老师的课堂，基本上都是欢乐的海洋。

教室里有两块大黑板：一块在教室前面，老师上课用。一块在后面，给学生出墙报。因地制宜，后面的黑板成了革命的阵地。他们认准了三个革命的对象。黑板报墙上写出了粉笔大标语：“打倒李XX！”“打倒夏XX！”李XX是建新的爸爸；夏XX是我爸爸。还有一个女同学，长得好看，能歌善舞，梳着一对乌亮乌亮的大长辫子。她爸爸是右派，WG中不堪凌辱，选择了弃世。他们只要看见她，便会手舞足蹈地呼喊：杀迷子，杀迷子！（方言，本意为潜水，在此指沉在水底。） 

一段时间后，他们不再打倒李XX。他们可能知道了建新爸爸是苦出身，在河北老家参加革命，一路打日本鬼子蒋匪帮，最后南下到益阳。建新爸爸是一个蛮大的走资派，但也是老革命。

我爸就不一样了。官衔小很多，没用，那仍然是走资派，还是富农、臭知识分子。随便拿一顶我爸头上的帽子，搞臭我是分分钟的事儿。于是，黑板上只剩下了“打倒夏XX！”，还有保留多少多少天的警告。

我的名字也给改了，成了“富农崽几（子）”。教室里喊，校园里喊，马路上喊。我有了保镖，大呼小叫，上学时迎我，放学时送我。

上学和放学路上，他们也经常紧跟，伴随左右。要是有同学在一起，我会没话找话地跟她们说话。我想，她们只要在听我说话，也就听不见“富农崽几”的叫声了。只有我一个人时，便低头快走，不让路人看出来，我就是他们嘴里的“富农崽几”。

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背后便是大标语。听到他们欢乐地呼喊“富农崽几”，“打倒夏XX!”,我紧咬牙关，不让在眼眶里转的泪水流出来。忍不住时，就趴在桌子上。我不停地默念，宝葫芦啊，宝葫芦，快点把教室地板的缝搞大一点，让我钻进去，躲起来。

一天，年级负责人吴老师来了。按当时的军事化管理，应该叫连长。吴连长看见了黑板上的标语，还有正在喊“打倒夏XX”的那几个，说，“你们不要这样搞她，她爸爸去了农村，但还是革命干部嘛。”

这一句话，惹得一直趴在课桌上的我，眼泪哗哗地流。我使劲忍着，决不让自己哭出声，更不想让人看到。不一会儿，又传来了“打倒夏XX”的喊声，我偷偷抬头看，吴连长已经走了。

班上有一位体育健将，得过全国青少年田径比赛撑杆跳高的前三名。他是全校同学的偶像，我们是他的粉丝。他寡言少语，不怒自威，那些人很服他。有时，体育健将实在忍受不了他们的恶作剧，便会喊一声那个为头的小名。他的声音低沉，有力。马上，头儿就会闭嘴。

几乎每次有人高喊“富农崽几”，“打倒夏XX！”时，我都会朝体育健将的座位看，渴望听到他的声音。那些人哪怕只消停几秒钟，我高度紧张的神经就能松弛片刻，我就可以喘上一口气。对于我充满恐惧的心，他的声音是唯一的慰籍。  

03 

妈妈经常说，毛主席讲了，出身不由己，重在政治表现。你们的嗲嗲是富农，你们不是，你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她还用毛主席来鼓励我们：毛主席家也是富农，他还能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成为了毛主席。你们不要背思想包袱。

面对在学校的处境，我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向毛主席学习，用搞好学习、积极要求进步的实际行动，争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但是，还是出了一件事，几乎把我这个学伟人的愿望辗个粉碎。

一天下午，年级召开批判会，我主持，还发言。开会前，我去了一趟礼堂旁边的厕所。万万没想到的是，《毛主席语录》和写着批判文章的笔记本从衣服口袋滑出来，掉进了厕所下面的粪池里。

红宝书掉进了厕所！我脑子“嗡”的一下，整个人都傻了。但是，我很快清醒过来。绝不能让人知道！绝不能让人看到粪池里有红宝书！我飞跑到山坡下的粪池门口，看见漂在面上的《语录》和笔记本，松了一口气。我操起门口掏粪用的粪瓢，立马就捞。

我闻不到臭气，也不觉得恶心，抓起红宝书和笔记本，朝附近的水龙头跑去。拆下外面的红色塑料套，一遍，一遍，又一遍，使劲冲洗；留下要用的文章，脏了的笔记本都撕了，扔掉。但是，我可不敢把红宝书撕了扔掉。被人发现，罪加一等。于是，我翻开来，一页、一页地用水冲。

冲洗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我根本顾及不到。我回到礼堂，主持大会，发了言。暗自庆幸，没有人晓得呢。

但是，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保镖们与时俱进，口号里添了新内容，“富农崽几反动，把《XXX语录》丢到厕所里！打倒富农崽几！”喊叫声比以前更大，更频繁。

我感觉大祸临头，在劫难逃。小学时，课桌角上都贴了伟人肖像。一个出身贫农的男同学手痒痒，没事儿在上面打叉，最后被开除了。进初中后，学校对面的民房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公安局来人，把许多同学叫去对笔迹。跟他们比，我的事儿，性质只重不轻。

回到家，我不敢跟妈妈和姐姐们说。在学校，我精神恍惚，度日如年，脑子里总有“反动，反动”的喊声。我要么趴在课桌上，要么盯着教室门口，时刻担心公安的出现。每天上学时，我想，公安会不会在校门口等着抓我？于是，我不走校门，从小路进校园。

刚开始，我害怕公安来抓我。到后来，我在想，公安怎么还没来。

最终，谁都没来。甚至连班主任，吴连长都没有找过我，更不用说开我的批斗会，把我抓走。

把红宝书掉进了粪池，我这个“富农崽几”居然平安无事。

同校的二姐也遇到了想不到的事情。这一年，她初中毕业。按年龄规定，她必须下放农村。但学校以她高度近视，不宜干农活为由，直接给她办了“因病留城”，继续读高中。

直到今天，我们全家人仍不知道，是谁在暗中为我们遮挡了风雨。

革命小将依旧大闹课堂，但慢慢停止了对我的围追堵截，恶语相向。也许，他们累了，烦了。也许，他们觉得已经把我打倒在地，搞臭了。也许，再给我踏上一只脚，难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欢乐和亢奋。

我侥幸没有进公安局，但我的学习却没能侥幸不受影响。我每天按时上学下学，但终日魂不守舍。我想听老师讲课，太吵，听不到；片刻安静时，我又无法集中精力，听不进。到后来做假期作业，好多数学题不会做。这些作业很简单，就是重做课本上的练习题。

爸爸从乡下回家，我向他求助。他不理解，也很恼火：你小学时的成绩那么好，怎么进了中学变成这个鬼样子？一向好脾气的爸爸狠抽了我后脑勺一个耳光，吼道：“这么简单的题目都不会做，你怎么这么蠢！” 

我强忍眼泪，一声不吭。我没告诉他，我的蠢是因为他，是因为我只见过一面的嗲嗲。我把这个“蠢”字生生地吞进了肚子里。我咬着牙根发誓：等着吧，我绝不会这么蠢下去。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证明给那些人看，我根本就不蠢。  

04

1978年年初，十年内乱后的第一次高考成绩出来了。考试前一个星期，我还在水利工地上挖沟，挑土。但是，我误打误撞，总成绩竟然有240多分，四门考试平均60分多一点。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差，正好过了理科重点大学的录取线。

我很高兴，爸爸更是满意。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去求爷爷告奶奶，为我找招工回城的指标了。他对我说，不管重点不重点，你的分数至少可以去一个本科学校。

公社把上了录取线的考生召集到一起，由一个干部指导填志愿。到“家庭出身”一栏，他说，填你们父亲的出身，是贫农就是贫农，是地主就是地主。不要填什么“革命干部”，“革命教师”，没有这种家庭出身。

公社干部，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竟知道我想填“革命干部”！我爸早已经从农村调回了城里，职务也恢复了，就是革命干部嘛。退一步说，爸爸的出身随他的爸爸，那我的出身应该随我的爸爸，而不是随我的嗲嗲呀！

想不通。但是，再想不通也不敢争辩，更不能违抗公社干部的指示。我不敢想象，不按规定填写会有什么后果。犹豫再三，我极不情愿地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富农”。

春节后，我没有回乡下，在城里等录取的消息。我们知青点四个人上了录取线，三个人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只剩下我，迟迟没有等来录取通知书…… 

直到四十多年后，大约是2018年年底、2019年元旦的时候，我跟当年在地区招生办工作的一位干部微信聊天。她看过了我回忆高考的文章，很是感慨，说，你的考试和录取真是不容易。然后，她讲了一个我爸带去了天国的秘密。

她说，你一直没有被录取，就是因为家庭出身过不了政审关。

录取时，每个地区只有一个人在省招办参加录取工作。我们地区派的是湖南师院益阳分院的陈老师，他被临时借调到地招办工作。

陈老师负责向各招生院校抛档，一次20份考生档案。录取了的，录取院校留下档案带走。没被录取的，档案退回。

到录取后期，陈老师见我这么高的分数还没有被录取，觉得可惜。于是，他增加了抛档的次数。只要有学校说还没招满，他就抛档案。无数次，他把我夹在其它19份档案中间，一起抛出去。每次，都有人被录取。而我，每次，都被退回。

那些被录取的考生，有的分数比我高，不少人比我分数低，但他们的家庭出身都比我好。

陈老师一次又一次的抛档，让更多的益阳考生得到了十年等一回的上大学机会。而我上大学的路，却被政审这道关卡得死死的。当时，地招办的干部们都说，是我，“救”了好多人。

在我苦苦等待的日子里，爸爸只对我说过一次，家庭出身你要不填“富农”就好了。我不明就里，他也不再往下说。

后来，各院校扩招，我有了更为离奇的经历，在此不表。

最后，还是这位陈老师，力劝爸爸说服我到益阳分院上学。也许他有亲身体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就不要有太多想法。陈老师已故去多年，但我还记得，他是老大学生，家庭出身地主。

我曾经很看不上湖南师院益阳分院。我嫌学校层次低，只是个专科；嫌学校地处小县城，没有带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嫌我学的专业，废了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宏大抱负。我那篇回忆高考文章的结尾处，这种种嫌弃，一目了然。

那天，得知了四十多年前录取无果的真相，我情不自禁，嚎啕大哭。

我哭那个荒唐的年代，那个株连九族的“政审”；我哭我永远不能实现的读本科大学的梦；我哭我没有体谅到爸爸内心深处的无力和负疚感；我哭我本该拥有却从未踏上的人生路。我还哭自己，这么多年来没能知恩图报：是陈老师和益阳分院收留了我，一个人见人躲，人见人嫌的“富农崽几”；是陈老师和益阳分院让我从此摆脱无知青年的愚昧，得到文明世界甘露的滋养。  

当年，我入了另册，困在“富农崽几”的深坑而不自知。我的头顶上飘浮着“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祥云，诱惑我爬到坑外边去。可是，我手脚并用，仍无济于事。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家庭出身”不再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标尺，而我再也不用没完没了，惶恐不安地填写各种“政审”表格。

我儿时就企盼的那个不用填写“富农”二字的好日子，在我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现实。久而久之，我差点把这种没有出身鄙视和出身耻辱的日子当成了天经地义。

看来，这又应了那句俗话，好了伤疤忘了疼。

于是，我记下这些陈年往事，把苏维埃领袖的谆谆教导“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落到实处。


夏玉和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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