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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丨梁晓声:“老五届”的兄长,在精神病院住了大半岁月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1-02

  作家简历

本文作者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年生于哈尔滨,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劳动。1977年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厂、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任职。小说《雪城》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知青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中国作协会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题

兄 长



作者:梁晓声

梁晓声和兄长

如果,谁面对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长”二字的话,那么大抵,谁已老了。并且,谁的“兄长”肯定更老了。
这个“谁”,倘是女性,那时刻她眼里,几乎会悠忽的漫出泪来;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动声色,内心里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罢,女人也罢,这种情况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长,又往往早已是没了父母的人了。即使这个人曾有多位兄长,那时大概也只剩对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个了。于是同时觉得变成了老孤儿,便更加互生怜悯了。老人而有老孤儿的感觉,这一种忧伤最是别人难以理解和无法安慰的,儿女的孝心只能减轻它,冲淡它,却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里,心底是不大会经常冒出“兄长”二字的。“兄长”二字太过文化了,它一旦从人的心底冒了出来,会使人觉得,所谓手足之情类似一种宗教情愫,于是几乎想要告解一番,仿佛只有那样才能驱散忧伤……
几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对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长”二字。那时我忧伤无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将哥哥送回病房之后,肯定会前去祈祷一番的。
我的祷词将会很简单,也很直接“主啊,请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长……”
我一点儿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乞求而感到羞耻。
我的兄长大我六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我祈祷他起码再活10年,不病不瘫地再活10年。我不奢望上苍赐他更长久的生命。因为照他现在的健康情况看来,那分明是不实际的乞求。我也祈祷上苍眷顾于我,使我再有10年的无病岁月。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他才能过上10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较自由的生活。对于一个48年中的大部分岁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并且至今还被软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认为我的乞求毫不过分。若果有上帝、佛主或其他神明,我愿与诸神达成约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长离开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结束的话,那我也宁愿,绝不后悔!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那一年,我病了一大场,高烧;母亲后来是这么说的。我却只记得这样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到过一块,觉得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暴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当年,在街头的小铺子里,点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论块买的。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到。当年10来岁的哥哥,于是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
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钟点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变是终归变出来了两块,但却委实变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约因为觉得自己笨。
母亲说:你可真死心眼儿,有长白糕就买长白糕嘛,何必多跑两家铺子非买到蛋糕不可呢?
他说: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嘛!
还说,母亲给他的钱,买三块蛋糕是不够的,买两块还剩下几分钱,他自作主张,也为我买了两块酥糖……妈你别批评我没经过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时都摔倒了……
其实对于我,长白糕和蛋糕是一样好吃的东西。我已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糖时,我连最后一块糖也嚼在嘴里了……
是的,我头脑中,只不过就保留了对这么一件事的记忆。某些时候我试图回忆起更多几件类似的事,却从没回忆起过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内心里的恨意也就会逐渐的软化了,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渲腾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是的——此前我许多次地恨过哥哥。那一种恨,可以说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这么祈祷:上帝呵,让他死吧!
并且,毫无罪过感。
我虽非教徒,但由于青少年时读过较多的外国小说,大受书中人物影响,倍感郁闷、压抑了,往往也会像那些人物似的对所谓上帝发出求助的祈祷。
千真万确,我是多次憎恨过我的哥哥的。

梁晓声(左一)与妈妈、大哥及弟弟妹妹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哥哥已经在读初三了,而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三年里,正是哥哥从高一到高三的阶段。那时,我身下已又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而实际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四个孩子。除了晚上,年、节和星期日,我们四个弟弟妹妹平时是不太见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里。我们能见到母亲的时候,并不比能见到哥哥的时候多一些。而是建筑工人的父亲,则远在大西南。某几年这一省,某几年那一省。从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起父亲就援建“大三线”去了——每隔二三年才得以与全家团圆一次,每次十二天的假期;那对父亲如同独自一人的万里长征,尽管一路有长途汽车和列车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转车,从大西南的深山里回到哈尔滨的家里,每次都要经历五六天的疲惫途程。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攒拾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到过家里的父亲的工友,曾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二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话,我是亲耳听到了的。
父亲寄回家的钱,十之八九是我去邮局取的。从那以后,每次看着邮局的人点钱给我,我的心情不是高兴,而竟特别的难受。正是由于那种难受,使我暗下决心,初中毕业后,但凡能找到份工作,一定不读书了,早日为家里挣钱才更要紧!
那话,哥哥也是当面听到了的。
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亲已经当着来人的面落过泪了,见哥哥一哭,便这么劝:儿子别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学对不对?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爸妈不就会得你的济了吗?弟弟妹妹不就会沾你的光了吗?……
从那以后,我们平常日子见到哥哥的时候就更少了,学校几乎成了他的家了。从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学习尖子生,也是学生会的和团的干部。他属于那种多项荣誉加于一身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在当年,少接受一种荣誉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将学校当成家,一半是出于无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们的家太小太破烂不堪,如同城市里的土坯窝棚。在那样的家里学习,始终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绩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学校里,为那些给予他的荣誉尽着尽不完的义务,也为考上大学刻苦学习。
每月40元的生活费,是不够母亲和我们五个儿女度日的。母亲四处央求人为自己找工作。谢天谢地,那几年临时工作还比较好找。母亲最常干的是连男人们也会叫苦不迭的累活儿脏活儿。然而母亲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挣到份儿钱,再苦再累再脏的活儿,她也会高高兴兴地去干。每月只不过能挣二十来元吧。那二十来元,对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们的每一天差不多总是这样开始的:当我们醒来,母亲已不在家里,不知何时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里了,不知何时上学去了。倘是冬季,那时北方的天还没亮。或者,炉火不知何时已升着了,锅里已煮熟一锅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过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着煮。也或者,锅火并没升,屋里冷森森的,锅里是空的,须我来为弟弟妹妹们弄顿早饭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来不及了的,只有现升火,煮锅玉米面粥……

我从小学二三年级起就开始做饭、担水、收拾屋子,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了。在当年的哈尔滨,挑回家一担水是不容易的。我家离自来水站较远,不挑水也要走十来分钟的路。对于才小学二三年级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来分钟了,因为中途还要歇两三歇。我是绝然挑不起两满桶水的,一次只能挑半桶。如果我早上起来,发现水缸里居然已快没水了,我对哥哥是很恼火的。我认为挑水这一项家务,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哥哥的事。但哥哥的心思几乎全扑在学习上了,只有星期日他才会想到自己也该挑水的,一想到就会连挑两担,那便足以使水满缸了。而我呢,其实内心里也挺期待他大学毕业以后,能分配到较令别人羡慕的工作,挣较多的钱,使全家人过上较幸福的生活。这种期待,往往很有效地消解了我对他的恼火。
然而我开始逃学了。
因为头一天晚上没写完作业或根本就没顾得写,第二天上午忙得顾此失彼,终究还是没得空写——我逃学。
因为端起锅时,衣服被锅底灰弄黑了一大片,洗了干不了,不洗再没别的衣服可换(上学穿的一身衣服当然是我最体面的一身衣服了)——我逃学。
因为一上午虽然诸事忙碌得还挺顺利,但是背上书包将要出门时,弟弟妹妹眼巴巴地望着我,都显出我一走他们会害怕的表情时——我逃学。
因为外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而家里若炉火旺着,我转身一走不放心;若将炉火压住,家里必也会冷得冻手冻脚——我逃学。
因为外边在下雨,由于房顶处处破损,屋里也下小雨,我走了弟弟妹妹们不知如何是好——我逃学……
我对每一次逃学几乎都有自认为正当的辩护理由;而逃学这一种事,是要付出一而再、再而三的代价的。我头一天若逃学了,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唯恐面对老师当着全班同学面的训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结果第二天又逃学,第三天还逃学。最多时,我连续逃学过一个星期,并且教弟弟妹妹怎样帮我圆谎。纸里包不住火。谎言终究是要被戳穿的。有时是同学受了老师的指派到家里来告知母亲,有时是老师亲自到家里来了。往往的,母亲明白了真相后,会沉默良久。那时我看出,母亲内心里是极其自责的,母亲分明感觉到对不住我这个二儿子。
而哥哥却生气极了,他往往这么谴责我:你为什么要逃学呢?为什么不爱学习呢?上学对于你就是那么不喜欢的事吗?你看你使妈妈多难堪,多难过!你是不对的!还说谎,会给弟弟妹妹们什么影响?!明天我请假,陪你去上学!
却往往的,陪我去上学的是母亲。
母亲不愿因为陪我去上学而耽误哥哥的课。
哥哥谴责我时,我并不分辩。我内心里有多种理由,但那不是几句话就自我辩护得明白的。那会儿,我是恨过我的哥哥的。他一贯以学校为家,以学习为“唯此为大”之事。对于家事,却所知甚少。以他那样一名诸荣加身的优秀学生看来,我这样一个弟弟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一个令他蒙羞的弟弟。在我的整个小学时期,我是同学们经常羞辱的“逃学鬼”;在哥哥眼中是一个令他失望的、想喜欢也喜欢不起来的弟弟。
1962年,我家搬了一次家。饥饿的年头还没过去,我们竟一个也没饿死,几乎算是奇迹。而哥哥对于我和弟弟妹妹,只不过意味着有一个哥哥。他在家也只不过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那一年我该考中学了,哥哥将要考大学了。
6月,父亲回来探家了。

梁晓声与父亲、大哥及弟弟妹妹
那一年父亲明显地老了,而且特别瘦,两腮都塌陷了。快50岁了,为了这个家,每天仍要挑挑抬抬的。他竟没在饥饿的年代饿倒累垮,想来也算是我家的幸事了。
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的时候,父亲忧郁地说:我快干不动了,孩子们一个个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的工资却十几年来一分钱没涨,往后怎么办呢?
母亲说:你也别太犯愁,那么多年苦日子都熬过来了,再熬几年就熬出头了。
父亲说:你这么说是怪容易的,实际上你不是也熬得太难了吗?我看,千万别鼓励老大考大学了,让他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母亲说:也不是我非鼓励他考大学,他的老师、同学和校领导都来家里做过我的工作,希望我支持他考大学……
父亲又对哥哥说:老大,你要为家庭也为弟弟妹妹们做出牺牲!
哥哥却说:爸,我想过了,将来上大学的几年,争取做到不必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大声嚷嚷: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我在这件事上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了吗?!
他们都以为我不在家,其实我只不过趴在外屋小炕上看小说呢。那一时刻,我的同情是倾向于父亲一边的。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迫停止了高考复习,托邻居的一种关系,到菜市场去帮着卖菜。
又有一天,哥哥傍晚时回到家里,将他一整天卖菜挣到的两角几分钱交给母亲后,哭了。那一时刻,我的同情又倾向于哥哥了。
他的同学和老师都认为,他似乎是天生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学生。
我也特别地怜悯母亲,要求她在父亲和哥哥之间立场坚定地反对哪一方,对于她都未免太难了。
是我和哥哥一道将父亲送上返回四川的列车的。
父亲从车窗探出头对哥哥说:老大,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再三考虑吧!
父亲流泪了。
哥哥也流泪了。
列车就在那时开动了。
等列车开远,我对哥哥说:“哥,我恨你!”
依我想来,哥哥即使非要考大学不可,那也应该暂且对父亲说句谎话,以使父亲能心情舒畅一点儿地离家上路。可他居然不。
多年以后,我理解哥哥了。母亲是将他作为一个“理想之子”来终日教诲的,说谎骗人在他看来是极为可耻的,那怎么还能用谎话骗自己的父亲呢?
哥哥没再去卖菜,也没重新开始备考。他病了,嗓子肿得说不出话,躺了三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邻居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的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不要听父亲的。连他的中学老师也来了,还带来了退烧消炎的药。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关心我的哥哥,以至于当年使我心生出了几分嫉妒。直至那时,我在街坊四邻和老师同学眼中,仍是一个太不让家长省心的孩子。
哥哥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老俄国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铁路房。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
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的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我上的中学,恰是哥哥的中学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师几乎都认得我了。有的老师甚至在课堂上问:“谁是梁绍先的弟弟?”——哥哥虽然考上的不是清华、北大,但他是在发着烧的情况之下去考的呀!而且放弃了几所保送大学,而且是为了遵从母命才考唐山铁道学院的!1962年,在哈尔滨市,底层人家出一名大学生,是具有童话色彩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这名初中生,虚荣心在当年获得了巨大的满足。
我开始以哥哥为荣。
我也暗自发誓要好好学习了。
第一个学期几科全考下来,平均成绩九十几分,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饥饿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紧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胃,从草根草籽到树皮树叶,底层中国人几乎将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尝试吃许多自认为可以吃的,以前没吃过不敢吃的东西。父亲在大西北挨饿,哥哥在大学里挨饿,母亲和我们在家里挨饿。哥哥居然还不算学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难的学生,每月仅领到九元钱的助学金。他又成了大学里的学生会干部,故须带头减少口粮定量,据说是为了支援亚非拉人民闹革命。父亲不与哥哥通信,不给他寄钱,也挤不出钱来给他寄。哥哥终于也开始撒谎了——他写信告诉家里,不必为他担什么心,说父亲每月寄给他10元钱。那么,他岂不是每月就有19元的生活费了么?这在当年是挺高的生活费标准了,于是母亲真的放心了,并因父亲终于肯宽恕哥哥上大学的“罪过”而感动。哥哥还在信中说他投稿也能挣到稿费。其实他投稿无数,只不过挣到了一次稿费,后来听哥哥亲口说是才3元……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探家,来信说是要带头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探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又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探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电文是我念给母亲听的。
母亲呆了,我也呆了。
邻居家的叔叔婶婶们都到我家来了,传看着电报,陪母亲研究着,讨论着——精神病与疯了是一个意思,亦或不是?好心的邻居们都说肯定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从旁听着,看出邻居们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识告诉我,那完全是一个意思,但是我不忍对母亲说。
母亲一直手拿着电报发呆,一会看一眼,坐到了天明。
而我虽然躺下了,却也彻底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课时,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间教研室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哥哥,还有护送他的两名男老师。那时天已黑了,北方迎来了第一场雪。护送哥哥的老师说哥哥不记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对中学母校路熟如家。
我领着哥哥他们往家走时,哥哥不停地问我:家里还有人吗?父亲是不是已经饿死在大西北了?母亲是不是疯了?弟弟妹妹们是不是成了街头孤儿?……
我告诉他母亲并没疯时,不禁泪如泉涌。
那时我最大的悲伤是——母亲将如何面对她已经疯了的“理想之子”?
哥哥回来了,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哥哥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仅仅15平方米的一个破家,想要不听他那种自语声,除非躲到外边去。母亲便增加哥哥的安眠药量,结果情况变得更糟,因为那会使哥哥白天睡得多,夜里更无法入睡。但母亲宁肯那样。那样哥哥白天就不太出家门了,而这不至于使邻居们特别是邻家的孩子们因为突然碰到了他而受惊。如此考虑当然是道德的,但我家的日子从此过得黑白颠倒了。白天哥哥在安眠药的作用下酣睡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也尽量补觉。夜晚哥哥喃喃自语开始折磨我们的神经时,我们都凭意志力忍着不烦躁。六口人挤着躺在同一铺炕上,希望听不到是不可能。
当年城市僻街的居民社区,到了夜晚寂静极了。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于家人不啻是一种刑罚。一旦超过两个小时,人的脑仁儿都会剧痛如灼的。而哥哥却似乎一点儿不累,能够整夜自语。他的生物钟也黑白颠倒了。母亲夜里再让他服安眠药,他倒是极听话的,乖乖地接过就服下去。哥哥即使疯了,也还是最听母亲话的儿子。除了喃喃自语是他无法自我控制的,在别的方面,母亲要求他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他表现得很顺从。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互相教着用棉团堵耳朵了。母亲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了……
两个月后精神病院通知家里有床位了。
于是一辆精神病院的专车开来,哥哥被几名穿白大褂的男人强制性地推上了车。当时他害怕极了,不知要将他送到哪里去,对他怎么样。母亲为了使他不怕,也上了车。

家人的精神终于得以松弛。
而我的学习成绩一败涂地。
我又旷了两天课。也不用服安眠药,在家里睡起了连环觉。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在家中休养了一年。他的精神似乎基本恢复正常了。一年后,他的高中老师将他推荐到一所中学去代课,每月能开回35元的代课工资了。据说,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对他上课的水平评价挺高,学生们也挺喜欢上他的课。
那时母亲已没工作可干了,家里的生活仅靠父亲每月寄回的40元勉强维持。忽一日一下子每月多了35元,生活改善的程度简直接近着幸福了。
那是我家生活的黄金时期。
家里还买了鱼缸,养了金鱼。也买了网球拍、象棋、军棋、扑克。在母亲,是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知道这一点的至关重要,都愿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来,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黄金时期。
他指导我和弟弟妹妹们的学习十分得法,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快速地进步了。我和弟弟妹妹们都特别尊敬他了,他也经常表现出对我们每个弟弟妹妹亲爱的关心了。母亲脸上又开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里来,希望能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后,哥哥的代课经历结束了。
他想他的大学了。
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去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哥哥读的桥梁设计专业迁到四川去了,而父亲也仍在四川。父亲的工资涨了几元,他也转变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了。父亲请假到哥哥的大学里去看望了哥哥一次,还与专业领导们合影了。哥哥居然又当上了学生会干部,他的老师称赞他跟上学习并不成问题,同意他从大三第一学期开始续读。因为他在家里自学得不错,大二补考的成绩还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进展。
那一年已经是1965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转年“文革”开始,各大学尤其乱得迅猛,乱得彻底。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了,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
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
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哈尔滨也成了一座骚乱之城,几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动的事发生,也时有悲惨恐怖之事发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经常是,一没留意,哥哥又失踪了。也经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后,每见他是挨过打了。谁打的他,在什么情况下挨的打,我和母亲都不得而知。母亲东借西借,为哥哥再次住院凑钱。钱终于凑够了,却住不进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传染病患者一样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极度紧张。盼福音似地盼到了入院通知书,准备下的住院费又快花光了。半年后才住上院。
那半年里,我和母亲经常在深夜冒着凛冽严寒跟随哥哥满城市四处去“侦察”他幻觉中的“美蒋特务”的活动地点。他说只有他亲自发现了,才能证明自己并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语了。他很可怜地对母亲解释,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样折磨亲人,而是被特务们用仪器操控的结果。还说他的头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亲则只有泪流不止。

在那样的一些日子里,我曾暗自祈祷:上帝啊,让我尽快没了这样的一个哥哥吧!
即使那时我也并没恨过哥哥,只不过太可怜母亲。我怕哪一天母亲也精神崩溃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于我和弟弟妹妹们,母亲才是无比重要的。我们都怕因为哥哥这样了,哪一天再失去母亲。怕极了。
哥哥住了三个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钱,都是母亲借的钱。报销单据寄往大学,杳无回音。大学已经彻底瘫痪了。而续不上住院费,哥哥被母亲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点儿也没减轻。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全家人的精神又倍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接连失踪过几次,有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好心人来报信,我和母亲才找到了他,他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他几乎被当街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当众呼喊了句什么反动口号。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
每月能挣四十多元钱啊!我要无怨无悔地去挣!那么,家里就交得起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拯救了。
我下乡的第二年,三弟也下乡了。我和三弟省吃俭用寄回家的钱,几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费了。后来四弟工作了,再后来小妹也工作了。他俩的学徒工资头三年每月18元。但毕竟的,四个弟弟妹妹都能挣钱了。尽管如此,还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费,因为那每月要八十几元。幸而街道挺体恤我家的,经常给开半费住院的证明。而半费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较排斥的。故每年还有半年的时间,哥哥是住在家里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无几,钉了木板;镜子、相框、甚至暖壶,一概易碎的东西一件没有了;连菜刀、碗和盘子都锁在箱子里。
我发现,母亲额上有了一处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开肉绽,四分五裂所造成的。
我还在家里发现了自制的手铐、脚镣、铁链。四弟的工友帮着做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简直都谈虎变色了。
四弟说哥哥的病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
而母亲含着泪说,她额上的伤疤是被门框撞的。
那时刻,我内心里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注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
那时刻,我暗自祈祷:上帝啊,为了我的母亲、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让他早点儿死吧!
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两次的。第二天一次,临行一次。
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临行我对四弟留下了斩钉截铁的嘱咐:能不让他回家就不让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亲是民政部的领导,住院费你们别操心,我要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我托了那种关系。
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费常住患者……

而我回到兵团的次年,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这件事,我是颇犯过犹豫的。因为我一旦离开兵团,意味着每月不能再往家里寄钱了,并且,还需家里定期接济我一笔生活费。我将这顾虑写信告诉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持我去读书,保证每月可由他给我寄钱。这样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况当时,我自觉身体情况不佳,有些撑不住抬大木那么沉重的劳动了。
于是下了离开兵团的决心。
在复旦的三年,我只探过一次家,为了省钱。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我又将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为了可持续地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实行到底。两个弟弟和小妹先后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又将母亲接来北京;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问题……
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去世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
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葬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命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
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哥哥,实在是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无稳定工作、稳定住处。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于是哥哥的人生,终于接近是一种人生了。
那3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渐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却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某日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除了头脑、话语和行动都变得迟钝了,其实没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了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每月费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还有稿费收入,否则,既或身为教授,只怕也还是难以承担。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大方地横倒竖卧。而在我们对面,另一张长椅上坐着一对老伴儿,他们中间是一名五十来岁的健壮患者,专心致志,大快朵颐地吃烧鸡。那一对老伴儿,看去是从农村赶来的,都七十五六岁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着树叉削成的拐棍。他们身上落了一些尘土地,一脸疲惫。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一种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了,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他看着我苦笑。
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筒,复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
“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来,那一种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他始终记着。听他的话,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了,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一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老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慌恐,恓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也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对于绝大多数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责任而已。参透此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
对面的大娘问:“是你什么人呀?”
我回答:“兄长”。话一出口,自窘起来;现实生活中,谁还说“兄长”二字啊!
大娘耳背,转脸问大爷:“是他什么人?”
大爷大声冲她耳说:“是他老哥!”
我问大娘:“看望的是你们什么人啊?”
她说:“我儿子。”看儿子一眼,她又说,“儿子,慢点儿吃,别噎着。”
大爷说:“为了给他续上住院费,我们把房子卖了。没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们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似乎老父亲老母亲的话,他一句也没听到。
我心接着一疼。这一次,疼得格外锐利。


我联想到了电视新闻报导的那件事——一位崩溃了毅忍力的母亲,绝望之下毒死了两个一出生便严重智障的女儿;也联想到了电影前辈秦怡在接受采访时讲述的实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儿子一犯病往往劈头盖脸地打她……
中国境内,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里,都有一个有稿费收入的小说家,或一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啊!
我又暗自祈祷了:上帝啊,人间有些责任,哪怕是最理所当然之亲情责任,亦绝非每一个家庭只靠伦理情怀便承担得了的!您眷顾他们吧,您拯救他们吧……

这一次,在我意识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们的国……
2011年6月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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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恋爱·婚姻·家庭》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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