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姐妹共九人，第三、五、九是男孩，其他都是女孩。老二早逝，实际上是八人。老大老二是女孩，我是老三，所以比我年龄大的叫我阿三，弟妹们叫我大哥。六妹比我小六岁，是六八届初中生，毕业那年，正逢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片红。

孩子都是父母的心上肉，这么小的年龄就要离开上海，离开亲人，到外地去务农，独立生活，大人心里总是啥不得，不放心。那几天，父母俩个人反反复复地商量：六妹去哪里，生活条件会好一点？有时还会问上我二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最后，他们决定让六妹回自己老家去投亲插队。

我的老家是宁波镇海县霞浦镇。祖父母在河东村，早已去世，村里已无亲属往来。外公外婆在下洋村，都还健在。六妹自然就去下洋村了。父母与外公外婆联系此事，二老求之不得。因为外公外婆只有二个子女，我妈妈在上海，舅舅在沈阳。二老年岁已高，身边无人照顾。

外公大名张绍水，别名张淼。说起我外公，那是下洋村的“公众人物”。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他是解放前浙江师范学校自学考毕业生。毕业后回家乡，教小学。是一个全能老师，除了教语文、数学外，还擅长音乐、画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二胡拉得远近闻名。

解放初期，由于老师缺少，外公被长期派往山区，一个人全包一个学校。外婆告诉我：“你外公去山区教书，我只好全程陪同。要替他烧饭做家务。山区村子小，小孩子不多，全村也就二十来个。不分年龄大小，不分年级高低，全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一纵排就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上课，其他年级安排做作业。依次轮流。音乐课、体育课就只能全体一起上了。”

放暑假、寒假，外公外婆回到家里，那时，外公也闲不下来：张家请他写对联；李家请他代写信；王家请他主持婚礼…… 

后来，外公年纪大了，政府把他调回下洋中心小学。这样，他社会活动就更方便了。记得我小学的一个夏天，带着弟妹们到外婆家渡暑假，正巧碰到外公主持一个村民的婚礼，我们赶去看热闹。走进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已是挤滿了人。外公正站在新郎新娘边上，高声说道：“今天天气很好，国家形势也很好，新郎新娘都很好……”反正说的话里，最后一个都是好字，他把结婚现场的气氛调节得非常好，引得阵阵掌声。

就是这样一个老好人，由于年轻时长期在外教书，“文革”中被误会成恶霸地主。从而引出了六妹嫁给贫农小伙的故事来。

不久，妈妈陪着六妹去了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安排六妹住在原来舅舅结婚的二间房子里，自然是很舒适。

六妹在我们家的兄弟姐妹中是最勤快的，人也聪明，做家务是一把好手。在上海，家务多由她操劳。外公外婆见了，自然非常高兴。

母亲回上海后，外婆到镇政府去打听怎么给六妹报户口。工作人员对外婆说：知青要想落户我们镇，落脚点与知青必须是直系亲属，你是胡星儿的外婆，条件不符合，她不能把户口报在你家里。这下，外婆谎了神，赶回家，马上把这事告诉外公。外公也是没有了主张。他想到了周家，说：“找周家商量商量，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周家也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自然也没有办法。

张、周二家几代世交，都把对方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定会鼎力相助。于是周公公四处打听，终于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如果胡星儿嫁给我们村里的人，她就能在村里落户。外公外婆知道后，开始盘算起这件事情。

谁知过了不久，下洋村造反队找上门来，宣布外公是一个在岭外（离下洋很远的地方）有一百多亩地的大地主，说外公是为了逃避改造，在十几年前逃到下洋来的。

外公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上一代家境殷实，但都是土生土长的下洋人。造反派头头以为外公在裝疯卖傻，就咆哮着问：“有人反映，你十几年前，经常半年几个月不在下洋住，干什么去了？”外公回答说：“政府派我到山里教书去了。这个你们可以查查。”造反派头头说：“还想狡辩，不老实交代就开会批判你。”诚实的外公只能被斗了。

在批判会上，造反派头头说：“岭外造反队来信说：六七十岁的大地主，名字叫张淼，几年前，为了逃避制裁，溜走了。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张淼的老头？大家知道张绍水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叫张淼，年龄也一样。他十几年前，每年大半时间不在下洋，不就是在岭外吗？”

台下一片哗然，年纪大一点的村民议论纷纷：“张老师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哪有什么岭外这种事啊”年轻一点的村民都说：“要说张老师是恶霸地主，没人会相信。”造反队头头见老百姓一下子散了一大半，留下的大多向着外公说话，再斗，也斗不出什么名堂，只好草草收场。结束时还不忘恶神恶煞地对外公说：“你要每天到大部队来早请示晚汇报！”

一下子，外婆成了地主婆，还要陪斗。

被批斗后回到家里，外婆与外公商量：“这样一来，星儿（六妹）要受到牵连，周家的长孙元益，为人忠厚老实，干活勤快，还不如嫁给他。星儿好有个依靠，户口还能解决，造反派也不敢对我们怎样了。”外公表示同意。

我知道周家：解放前，他们是下洋有名的赤贫农，虽然人兴丁旺，但一亩地也没有。我外公因为家丁不旺，从小过继给周家，这是家乡的老世俗。外公的把兄弟，我叫周公公，他先连着生了六个儿子，接着，连续生了五个女儿。周公公的大儿子也生了五个男孩一个女孩……在下洋村绝对是一个大家族。元益和我同辈，也曾见过面。他个子比我稍高，显瘦，但看上去身板硬朗，很精神。小小年纪已经是海边滩涂上捕鱼捉蟹的一把好手了。

外婆写了一封信给母亲，把六妹嫁给元益的想法和原因告诉了母亲。母亲接到此信十分生气，马上给外婆回信表示反对。她认为要靠元益和六妹结婚才能在下洋报户口，是外婆编出来的“故事”，把外婆还数落了一番。大概意思是：六妹年龄还小，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还有回上海的可能。你不能为了自己利益，断送六妹的前途。并且发誓：如果六妹与元益结婚，我就不认你这个娘了！

 其实，从小外公外婆对我很好。小时候，我会经常去外婆家住上几天。特别是暑假，一般都在外婆家度过。外婆带着我去赶集，带我去自留地摘瓜……我拎着铅桶，跟着外公去钩鱼。（不是钓鱼。是把米糠作鱼饵，投到河里，等鲤鱼来吃食，吹出一串串水泡，顺着水泡，把秤钩大小的钩子慢慢的放到鱼身边。等鱼碰到连接鱼钩的绳子，就猛的一下往上抽，钩子会扎进鱼肚里，把鱼甩上岸。）这一幕幕都呈现在我的脑子里。想想外公外婆老了需要有人照顾，再想想六妹要是有机会回上海就好了，一边是怒气冲冲的母亲，一边是年迈寡助的外公外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我母亲是一个十分强势的人，一般情况下是十分讲理的。我们兄弟姐妹对母亲的吩咐，是不敢反抗的。

当时，母亲也给六妹去了一封信，叫她见到信立即回上海。但是六妹并没有回上海。事后我问她怎么一回事？她曾告诉我：“接到母亲信的时候，我身边没有回上海的钱。要是我告诉母亲实话，又怕伤了外婆的心，所以内心非常纠结，没有给母亲回信。”六妹性格善良，有点懦弱，这一定是她的心里话。

当时她刚滿十八岁，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自然没了主张。 

不久，传来了一个令父母和我都十分意想不到的消息：六妹和周元益已经结婚了。当时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20岁、女18岁。母亲和父亲十分生气。在当天晚上，我们半夜三更醒来，还是听到隔壁他们俩个嘀嘀咕咕地说话的声音，虽然无法听清楚，心里明白，他们一定在商量六妹的事。第二天早上，看到他们俩人的眼圈都变黑了，感觉人也瘦了不少。

母亲给外婆又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你为了自己利益，瞒着我们让星儿结了婚，断送了她回上海的可能，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娘了，断绝一切来往。      

后来，父母再也没有给外婆写过信，外婆也很长时间没有来信。那一年的十一月份，天气已经冷下来。一天早晨，还没睡醒，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还在叫我：“阿三，我来了，开开门。”我被这声音惊醒了，一听，是外婆的声音，我连外套都没穿，赶紧去开门。看到外婆瘦小的身子，一脸疲惫。心里好一阵酸楚。我知道，现在，正是宁波轮船到上海，再赶到我家的时候。赶紧把外婆接到房间里。父亲闻讯也到门口，把外婆的行李提进屋里。只是没同外婆涚一句话。

母亲安排外婆休息。一直到晚饭后，她们俩个开始在房间里“交锋”。外婆把六妹不结婚不能报户口的原因又说了一遍。母亲还是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外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很显然，到了这种地步，母亲虽然很愤怒已经无可奈何了。她问外婆：“星儿现在住哪里？”外婆说：“住周家。”母亲说：“赶紧叫星儿住到你那里去。”因为当时外婆家各方面的条件，比周家好得多。这样的要求，外婆当然爽快地答应了。

外婆回家后，与周家商量：元益、六妹搬家的事，周家房子本来就挤，当然求之不得。随即，两人就搬了过来。这样一来，多全齐美：元益空出的房子可以给弟弟住；外公外婆年龄大了，身边也有人照顾；外公外婆可以帮六妹看看门。

说也奇怪，自从元益、六妹搬进外婆家后，造反派再也没有来找过麻烦。一场风波也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过去了。

周家上上下下非常开心：元益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上海姑娘，还是张家的外孙女。张、周二家现在是亲上加亲了。这对于盛行“门当户对”的宁波农村来说真是一段佳话。元益对六妹可以说是百依百顺，二人婚后相亲相爱。不久，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生活称得上美滿。

不久“文革”结束了。外公子虚乌有之事得到了彻底平反。元益和六妹也有了用武之地。元益承包了池塘养鱼，又撑小船下海捕鳗鱼苗。六妹勤俭持家，帮元益做后勤。二人珠联璧合，很快成了“万元户” 。他们自己又造了房子，在奔向小康的路上踏踏实实地前进着。

真没想到的是，元益和六妹的姻缘，从一场风波开始，却有了美滿的结果。这是歪打正着？是时代变迁的结果？还是二者皆有之！

后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六妹进厂工作。下洋村的海边成了北仑港区，整个下洋村被征地。六妹一家搬到了北仑，住上了公房。他们的儿子长大成人，当上了北仑某港区的工会干部。一家过得和和美美，十分令人羡慕。

（说明：本文部分内容是由我和六妹共同回忆后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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