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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田广清:有一种记忆痛彻肝脾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9-19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田广清,男,1948年12月生,大学本科毕业,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退休教授,专业方向为政治学与儒学。主要著述有《和谐论:儒家文明与当代社会》《儒家和谐治理观与国家治理制度化》《古代治国方略》《治国古鉴》《中国领导思想史》等。


原题

饿




作者:田广清



当今花甲之人,多不曾有长时间饿肚子的痛苦感受,不晓得天天、月月食不果腹是一种什么滋味。而我等年逾古稀,且生活于农村之人,不少人亲身经历过那样的噩梦。

 

在我的人生体验中,饥饿,是世间所有痛苦中最大的痛苦。至今回想起来,犹心有余悸,痛彻肝脾。

 

那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冬季。我家住在辽东山区的一个小山村。该村虽只有不到30户人家,不足100口人,却是人民公社之下的一个生产大队。其时,全村老少都在大队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各家均不开伙,亦无存粮。

 

我对公共食堂曾如何“放开肚皮吃饭”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从食堂打回的饭,一天比一天少,质量也愈来愈坏。每个大人的饭份,从一顿两个糠麸做的黑窝头,减到一个,外加一碗白菜、萝卜或土豆做的菜汤,几乎没有油星。食堂还规定,15岁以下孩子只给半份饭。我当年13岁,半大小子,正是饭量大、长身体的时候,半个窝头怎么受得了?


记得一个15岁的孙姓少年,他家有一副木质象棋,棋子很大,棋盘也很漂亮,我们都艳羡不已。后来他饿得实在难受,就拿它跟别人换了三个黑窝头,一边吃,一边痛惜自己的象棋,默默流泪。

 

后来,窝头也没了,每人只给一碗稀饭,碗里没有几个米粒,能照得见星月。有一任姓社员,是个40岁左右的山东籍单身壮汉,食量颇大,每顿能吃一小盆干饭。一碗稀粥对于他实在是丝毫无补,所以便早早地撒手人寰了。

 

当时,我母亲已不在人世,父亲领着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以及大哥、大嫂及他们的儿子一起过。我父亲正当中年,但眼见儿女饿肚子,只好每顿喝半碗稀粥,把省下的半碗给我和姐姐吃。尽管如此,哥嫂为求“公平”,还是与我们分了家,他们三口人自己打饭。

 

再后来,白菜帮、萝卜缨和红薯叶都吃不到了,野菜也采尽了,榆树皮也扒光了,粮食更很少见到了,食堂便将树根、豆秸、稻草根、苞米窝子、杏条[1]用机器粉碎,做成“代食品”,吃得社员们一个个骨瘦如柴。甚至把从沼泽地挖出的草炭土(俗称草煤),掺点别的什么,蒸成干粮给大家吃。这些连牲畜都不吃的东西,人怎么能消化得了?不仅难以下咽,更使多数人患了便秘和浮肿,走路直打晃,直至卧床不起。

 

在我上学的山路旁,有一处镇里敬老院的坟地,那年冬,只见白皮薄木棺材十天半月就增添一排(因天寒地冻,无法下葬)——他们都是些无儿无女、吃不饱饭的孤寡老人。

 

最后,食堂实在没有东西做给大家吃了,不得不散伙,让各家自讨生路。现在已回忆不清,那个严冬,我和家人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以下几个镜头至今历历在目:

 

晚饭一碗稀粥,怎能熬过漫长冬夜?一会儿肚子就咕咕叫了。父亲说,睡吧,睡着就不知道饿了。可饥肠辘辘,抓心挠肝,哪里睡得着?好不容易熬到半夜,我偷偷爬起来。外屋有食堂的酸菜缸,我把手伸进冰冷的缸里,揪出一把把生酸菜,塞进嘴里。

 

当时,大队仅有的存粮,是选留的玉米、高粱、大豆、小豆、绿豆种子。库房“泥木茅草搭就,老锁挂于门环。只须斧头一把,便可轻松砸断”,然而“饥馑社员近百,无人动过此念”[2]。因为大家知道,那是全队社员的命根子,偷吃了它,明年就种不了地,收获不了粮食,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父亲当时在队里当饲养员,负责喂养集体的十几匹马,手里掌握着马料——高粱和豆饼。我眼巴巴地看着他把高粱一次次撒进马槽,烤削后的豆饼散发出沁鼻的香气,令我垂涎欲滴,但父亲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一丁点。他当饲养员多年,从未偷回家一粒饲料。父亲虽是文盲,一个大字不识,但他懂得这样的道理:“饲料是公家的,咱不能动。把牲口饿死了,队里还怎么种地?人,饿死也不能做贼!”

 

一次,父亲对我说:“听说吃糖可以解饿”,说着拿出不知怎么积攒的20多元钱,可能是家里的全部积蓄了,“你去镇里买点糖吧。”我兴高采烈地去了,以为可以买回好多。不料因物价飞涨,20多元钱只买回一斤左右黑乎乎的粗蔗糖块,一家三口,只有饿极了才舍得含到嘴里一块。糖块化没了,肚肠仍然空空。姐说:“这糖也不顶饿呀!”

 

那年,我读小学五年级。每天空腹翻山,徒步六七里路,到镇里上学,听课时头晕目眩。吃午饭时,因为我常常没有午饭可带,看到别人特别是“市民户”同学所带的午饭,馋得我眼睛发蓝,只好躲到别处去,等人家吃完我再回教室。


有一段日子,我干脆瞒着家长逃学,到处游逛,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后来在大哥的严厉训斥下,才返回课堂,但功课已经跟不上了。而在此前,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呢。

 

食堂散伙后,各家便各想各的办法,但始终没有人外出讨饭,怕给自己和集体丢脸。我家采取了哪些度荒措施,现在已记不全了。我亲自做过的有这样几种:


一是到本村和外村的菜地里捡白菜帮子和萝卜缨子,挖遗漏的地瓜和土豆。


二是到庄稼地里挖鼠洞,把老鼠储藏的越冬粮食抢来吃。


三是去饲养场翻豆秸垛,从中翻拣遗漏的零星豆粒,回家在炉子上炒着吃。


四是捡苞米骨子,捣碎做干粮。记得父亲有位姓郑的朋友,住在六七里外的镇里,有一天来我们沟里砍柴,拖着一推车柴禾,饿得实在走不动了。父亲不顾自家人饥饿,端出一碗炖苞米骨子给他。他狼吞虎咽吃下肚,连连道谢。多年后,他还逢人便说,田某好人哪,救了我一命!


五是开春后,到处挖野菜,如地藓皮、芨芨菜、婆婆丁、曲麻菜、柳蒿、榆钱等。


六是土地化冻后,举家上山“小开荒”,披星戴月种粮种菜。一次,我在松林中开荒时,手掌不小心被树叉豁开一个一寸多长的大口子,鲜血直流,跑回村里,家人都不在,一位邻居大娘一边给我包扎伤口,一边流泪,说:“看这孩子,多可怜!都是饿怕了!”

 

那个可怕的冬季终于熬过去了,活着的人都庆幸自己没有饿死。从此以后,全家人都自觉地养成一个习惯:凡是能吃的东西都不糟蹋。还记得,吃土豆开始去皮了,我就觉得很可惜:“那多浪费呀!”对粮食更是吝啬,吃饭时饭粒掉到地上,都一粒一粒捡起来吃。

 

老爸经常给我们讲省吃俭用的道理,如“丰年要防歉年”“浪费粮食有罪”等等。他虽然没有文化,语言不似传统启蒙读物那样文绉绉——“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由于现身说法,有挨饿的痛切感受,所以我终生奉之为圭臬。

 

直到今天,我家从来不扔剩饭剩菜,只要没有变质,无馊味,就都吃掉。从健康卫生角度来说,这好像不科学,但是没办法,实在改不掉这个习惯。再后来,听说大学食堂的垃圾桶里装满了学生们扔掉的白花花的馒头和米饭,饭店里达官贵人抛下未动几筷头的满桌山珍海味扬长而去,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认为是“作孽”“暴殄天物”,不可饶恕!从吃的,推及穿的和用的,只要还能对付,就尽量不扔掉,或者进行废物利用。


这种积习,算俭朴也好,属吝啬也罢,或许可以视为荒年遗留下来的财富吧。 



注释:


[1] 杏条,辽东山区一种灌木,兔子仅啃食其皮。三年饥荒时,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食堂曾将整棵杏条粉碎,用来救饥。

[2] 本人诗作《忆饥年》。


2019年11月3日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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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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