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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范文发​:台海对峙时,我的两次逃难经历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1958年、1962年:

我经历的两次逃难




作者:范文发


那是一个甲子前的事了。
说起像我七十岁出头这种年纪的国人,绝大多数是在和平环境里长大的,基本没有遭遇过逃难的经历。
而我恰恰经历过了,而且还经历了两次。
先说说第一次的“逃难”。
那是1958年7月。父亲所在的陕西省建筑公司归并到福建省建设厅,全家从西安迁移到福州。才刚来几日,母亲都还没整理完细软杂物,我们几幢单元楼的小孩子却已经混熟:相聚在一起“捉强盗”“打水仗”,武的玩累了玩文的,“下象棋”“说故事”,不亦乐乎。
但公司里按上级指示却悄悄地搞起了备战,派了年轻职工轮流挖战壕(是掩护人的壕沟)。后来还进行了实地演练,要求全公司的职工、家属听到警报马上跳进战壕里蹲下藏身。大家看着壕沟里的积水,谁也不愿意下去,嘻嘻哈哈的没人将它当回事。
可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让大家认真当回事的紧急通知来了:公司要求职工一早在食堂召开大会。因父亲在北京,母亲便去参加。任务十分紧迫:海峡对岸叫嚣反攻大陆,为躲避战火,要求部分职工(多数是女职工)、全体家属马上回去整理简便的行装,当天中午十二点必须在篮球场集中,乘车去船码头,疏散到山区村落。
这一下让平静的宿舍区炸开了锅!公司原是从上海迁到西安的,所以大部分都是上海人。大人们经历过杨树浦发电厂遭遇的“二六轰炸”,甚至目睹过日本人轰炸大世界游乐场的血肉横飞,于是,面对这一次突然降临的“疏散”,自然而然地与“逃难”重合起来。于是,女人们都蜂拥至篮球场上,一时失魂落魄,大呼小叫,甚至腿软气短,熟识的、不熟识的泪水统统都流在了一起,甚至相互抱头痛哭。小孩子见大人们的惨状,以为是末日,跟着一路哭喊,惊天动地!
公司的转业军人毕经理可是行伍出身,见这帮人枪炮还未响,就一个个吓成这种熊样,又好气又好笑。他随即登上水泥领操台,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喝一声:“立正——向前看!”女人孩子突然听到号令,立马中止了哭泣,目光集中到了领操台。毕经理开始训话:“福州全市有几十万人,为什么单单让我们公司疏散?这是省、厅领导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建设者的关心与重视,大家要加倍地感激才是,哭啥嘛哭?哭,仗就不打啦?各自赶快回去整理行装,谁耽误行程就处分谁!”
大人孩子于是默默地散开。
母亲回到家里也是乱了方寸,一会儿往网兜里装铁锅,一会儿又取出铁锅换铝锅;一会儿往脸盆里塞碗碟口杯,一会儿又换成大米白面。见姐姐傻站着,便支使她快往皮箱里装有用的东西。谁知姐姐竟然将汗衫短裤毛巾鞋袜塞满了一箱子,急得母亲又翻出来重装:“我的首饰盒这么值钱的东西你不装?你爸爸的英纳格呢?这么贵重的物品你也忘记带!”帮不上忙的我还将军棋小人书偷偷地塞在网兜里,被母亲一一翻捡出来:“炸弹都要落到头上了,还顾得上玩?”
十二点之前,扛箱提包的人又重新集合到篮球场上,黑压压的足有两百来号人。负责疏散的老贾领着二十来名男职工,分插在人群中,将人群分成几组,平均四、五个职工管理一个组近五十号人。有几位年轻女士衣着靓丽,抹着口红,更有甚者还脚登高跟鞋,一摇一扭的,她们肯定对战争逃难不甚清楚或记忆不全,这样的打扮可不是去疏散逃难,而是去上海百乐门开Party啊?老贾急了:“哎哟哟,看看你们穿成什么样了?还著高跟鞋,这怎么出行?”
女士们对自己的装束浑然不觉过分:“老贾也是的,少见多怪,坐船去怕什么嘛?”
“下船了怎么办?还要爬山涉水钻林子,穿着高跟鞋谁来抬你们走?”
“哎哟,要死快了,把我们拉到什么鬼地方去?要我们到山里去当白毛女啊?我们不走了!”
“好,你们敢不走,我去跟毕经理说,扣你们的工资,连带你们老公的工资也一并扣脱!”
“死老贾!算我们倒霉!”这几位漂亮的女士沮丧地往回走,去换鞋子。
移时,开来了七八辆大卡车,老贾让人端来了木板凳放在车后厢盖下,好让女人孩子踏着板凳上车。大家按着组别各上各的车,秩序井然。卡车沿着福新路五一路向台江开去。大人们望着远去的宿舍楼有些茫茫然,而小孩子看着沿街的玻璃窗为防炮弹震动都贴着米字形的白纸条时,争辩着是像美国旗还是英国旗?一路叽叽喳喳喜笑颜开,宛若是学校组织的春游、秋游,快活得像群小鸟。
到了船码头。老贾给各组分发船票,大人票8毛儿童票4毛。谁知我们这一组少了一张儿童票,补回来的儿童票又是下一班的船,让谁家的孩子留下坐下一班船?我当年9岁,同组的小孩多数是3岁、4 岁的,数我最大。于是,就将我从组里扣下,编到乘下一班船的另一个组里。我嘴上不说,心里直犯毛: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让我和妈妈、兄姐分开,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母亲上船时回头叮嘱我:“在船上不要乱跑,跟着领队叔叔,我们两只船也只相隔半小时。”
我点着头答应着,心里却胡思乱想开了:敌机会不会朝闽江上扔炸弹?会不会先炸中母亲乘的船?我又回头朝码头外面的马路上看,这时候敌人要是打进福州城了怎么办?若是把我抓住了就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我不敢往下想。慌里慌张地跟随着大人们上了船。心里埋怨着老贾:就为了省4毛钱,让我远离亲人孤单单的一个人坐船,算什么事嘛?
船要开五个多小时,才能到疏散目的地——闽江岸边的小山村源口。 
船上一人一个座位。熟识的阿姨叔叔们借用农民的装鸭子竹笼,盖张报纸,围坐着在上面打起了扑克牌来。嘴上还交流着打仗的事:“我敢保证,这两天敌机肯定要来轰炸福州市!”“听说没有?进攻福建的都是老蒋的精锐部队!”听这一说,我就着急,思念亲人的迫切显然让我坐不住。
这五小时真的比五年还长!
我跑出船舱,来到船舷边,紧抓着铁栏杆网格,望着江水激起的浪花,在自己的脚下一片又一片的聚拢又散开;对岸的山丘连绵不断,天空的云层越来越密,我仔细地观察天空,会不会有敌机隐藏在云层里?说不准突然窜出来朝船上一阵扫射?我赶紧将身子移到船舷的铁板后面,完全是自己紧张着自己。不一会儿下起雨来。雨水漂湿了我的头发,我也不离开,好像我只有不停地盯紧着浪花,才能让船只走得快些,才能更早的见到家人。
这时带队的叔叔寻到我:“小家伙,躲这儿来了?让我好找!”他看我苦着脸,知道我想家人了,就笑道:“几个小时的事,你就苦成这样,没出息!”说着拉起我的手:“走,给你吃蛏子炒米粉。”
我挣脱他的手:“我不饿!”
“好香的!”
“我不要吃!”
见我这样,他摇摇头走了。
我实在是没有胃口。
就这样,我在焦虑、恐惧中,站立了五个小时。天色渐暗时分,船慢慢地靠近源口的码头。远处是黑樾樾的山丘,岸边泛白的沙滩上站立着几个黑影。我一眼就认出了母亲与哥哥,便响亮地叫着。说是源口码头,其实连个建筑物都没有,只是搭上一条长木板,让乘客登岸。
我高兴地拉着母亲的手,但母亲没有笑容,我方才知道,母亲为了等我,没跟同一组的人走,但姐姐却跟着大家走了,这让母亲十分担忧,怕姐姐走失了。
还好,一位叔叔将手提皮箱的姐姐从黑暗中领了出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母亲不让姐姐拎皮箱了,说下船走木板时,差一点被挤到江里去。说着便把一只包裹给了她,母亲自己拎皮箱;哥哥负责提网兜;我夹着几把大蒲扇。这班船的一行人,一脚高一脚低的跟着当地一位老乡走。
因为大家手里都有东西,有些孩子没人牵,黑暗中孩子跌倒的声响此起彼伏。我都摔倒了好几次,幸亏都是沙土地,也没摔破皮肉。只是母亲将几把大蒲扇从我手里拿去,让我空着两手不容易跌倒。
当走到半山腰的一户人家,门口映出微弱的光亮。带队的老贾喊道:“范总工、戴总工家属就住这一家。”他还对着我们轻声补充道:“这一家条件比较好。”
房东大嫂手提油灯领着众人沿着木梯上了阁楼。阁楼很大,里外两间,一半堆着粮食农具等杂物,一半腾出来供我们住。戴师母一家四个孩子共五人住在里间,我们四人住在外间。幸亏都带了蚊帐来,母亲与姐姐一顶,我与哥哥一顶,从此,蚊帐成了我们的避难所。
听到楼下叫声(闽北山区的话无法听懂),以为在叫别人;直至听到楼下有敲碗声,才知道叫我们下楼吃饭。母亲将装满毛豆炒罗卜干的搪瓷茶缸也带下楼去,知道它十分下饭。到了楼下,见房东大嫂已经盛好七、八碗米饭摆在灶台上,旁边是一脸盆黑乌乌的水煮空心菜。见状,大家端着碗都不愿意夹菜,知道不会好吃。母亲忙不迭地拿出搪瓷茶缸,先往我的碗里拨了一些,又向众人说:“罗卜干炒毛豆下饭!今天临走时现炒的,放了不少油和糖呢。”
我在黑暗之中吃着饭,怎么嘴巴里的东西自己会动的,正纳闷间,发觉嘴唇腮帮子也有东西在爬,忙叫母亲看看。母亲拉我到油灯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母亲差一点打掉了自己的饭碗:“哎哟,蚂蚁!啥地方来的介细多蚂蚁?”随即拖着我到门口台阶上,要我吐出来。我哪里吐得出来,已经吃到肚子里了。
母亲叹道:“也就是挂蚊帐的这一会儿工夫,搪瓷缸里就爬进去了这么多蚂蚁。”众人见到这触目惊心的现身说法,伸出舌头惊讶不已,庆幸自己都还没碰过搪瓷茶缸里的“美食”。于是,纷纷放下了饭碗,谁也吃不下饭去。我则不然,有了这次误吃蚂蚁的经历,后来到广东,很自然地就能随着当地人一起吃白灼或油炸蚂蚁了。这是后话。
那天晚上也不洗脸不洗脚,大家都是和衣躺在蚊帐里。小孩子一躺倒便呼呼大睡,大人估计就会彻夜难眠了。
第二天早上,天已经亮了,但大家还是不敢跨出蚊帐来。戴总工的小儿子只有两岁,摇摇摆摆地跑到外间来。姐姐眼尖,看到他的小光头上有样东西,还会动,吓得叫出声来。母亲定睛一看:不得了,竟然是只壁虎!于是从蚊帐里伸出手来,用大蒲扇将壁虎从他的头顶上掀掉。母亲又赶紧将手缩回蚊帐里,怕壁虎找她算账。
于是,大家都不敢走出蚊帐来。可厕所总要上吧?我们几个男孩子率先从蚊帐里走出来,下楼去方便;母亲姐姐她们硬着头皮从蚊帐里钻出来,顶着大蒲扇,生怕壁虎掉到自己的头上。
下了楼,都不想再上楼。房东都已经下地干活去了。我们老小九个人站立在门外,才想起要洗脸刷牙。见一口井旁有吊水桶,可谁也不会用竹杆吊水,你试我试都不行。这时有一位山里的半老女人,她说的话我们还能听懂一半。她跑过来帮助我们吊了一桶水上来。但我们看到上面漂浮着树叶水草,都觉得不卫生,不敢用。她于是做起了我们的生意:“这口井浑,是不干净,我可以挑干净的水来,一担水两毛钱行不行?”母亲就和她讨价还价起来,最后落实到每担一毛四分。从此之后,每天给我们早晚各挑一担水来。
原来公司统一安排由房东提供伙食。但当地人的节俭和我们的习惯出入太大,比如房东炒菜,是用毛笔似的布条蘸点油在锅底涂沫几下就算是倒了油,我们显然没法适应。于是,只有自己买米买油开伙仓。这样,就与挑水女人有了更多往来。
这个挑水女人叫阿黄,做事十分守时,早晨在我们洗脸刷牙前两桶清水就担来了;下午也不会误了母亲她们的做饭。有时还挖个竹笋送来,改善一下我们的伙食。后来熟悉了,阿黄就领着我们上山挖竹笋,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钻进橄榄树林里,捡拾漫山遍野的青橄榄,那橄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总是挑选最饱满最漂亮的,有一点划痕都是不要的。母亲她们采购柴米油盐也由阿黄来指点,陪着乘坐摆渡船去闽江对岸小镇。
日子久了,才知道阿黄的身世。她告诉母亲,她是浙江缙云附近的人,十四岁时被人拐骗到了这里,逃了几次均被抓回。后来成家有了孩子,也慢慢死心了。二十多年没有回去过,和家人早断了联系。母亲听了十分同情:“现在寻找也来得及,家里还有什么人?”
“离家时阿爸早没了,有一个阿妈,还有哥哥妹妹。要找,我也不知道怎么出去?除了对岸小镇,其他地方都没走过。”
“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派出所帮助?”
她只是摇头,母亲知道阿黄在当地有家庭,肯定有顾虑。
“不急,让我们帮你想想办法。”
母亲真的就把阿黄的事放在了心上。
家属们在源口呆了半个多月了,福州的情况心口相传地进入到耳边:有说是福州已经全部军管了;有说是福州已经被炸得一片废墟了。总之,大家必须安心呆在山里,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传归传,说归说,大家也只能半信半疑听天由命了。
源口的生活是枯燥的。唯一的浪漫也就是晚饭后全家散步到码头上,注目着每天早晚一班来回的渡船。因为源口是个小站,有时会有二、三位下船客,有时会有三、四位上船客,有时上船下船客都没有,渡船也就径直开过去,不在源口停靠。
一天傍晚,我们吃完饭来到码头边,看着渡船的靠岸。突然发现父亲出现在几位下船客的中间。他先看到我们,向我们招手。这真正是喜从天降。原来父亲北京回来后,方知道全家已经逃难。他处理完公务,第三天就买了船票来了,原先还担心下船后不好寻找,谁知我们就在岸边等他!
晚上,我们坐在几顶蚊帐里,由父亲介绍福州的情况,父亲告诉大家:福州很平静,没有打仗的迹象。于是,母亲便要求回福州。戴总太太见我们要回去,也坚决要同我们一起走。父亲说:“自己家属我可以作主,别人家属就不好作主了,以后追究起责任来怎么办?”戴总太太说:“有什么事情我自己负责,我现在就可以写个承诺书。”说着,就要找纸找笔。父亲说:“既然这样,就一起走罢。”
第二天不不及,就买了第三天早上的船票。母亲事先留足了做饭的米,余下的米面油盐全部留给了房东;临时买来的锅碗瓢盆都送给了阿黄。阿黄央母亲留心她浙江寻亲的事,母亲满口答应。阿黄千恩万谢,泪水不断。
第三天一行人悄悄地上了船,不敢惊动公司的其他家属。就像逃犯似的钻进了船舱,希望轮船快快启航,生怕后面有追兵过来,截住不让回福州。然而,当渡船启动了之后,望着岸边熟悉的房舍、满山的翠竹,一股依依不舍的情绪还是涌上了心头,那毕竟是呆了一个多月的避难之地啊!
福州,依然如故。
父亲时不时带着全家坐着三轮车去聚春园享用佛跳墙、鸡汤蚌,到新街口百货四楼品尝肉燕扁食、芋泥甜点。后来逃难家属陆续回来。除了白天能听到炮击马祖岛的轰鸣,其余的一切都归于平静。至今我都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当时公司要兴师动众组织这样一场“疏散”?到底是听从了哪位领导的指示?现在要追根,恐怕连问的人都没有了。
至于阿黄的事,母亲想简单了:阿黄连父母的名字、家里的地址都说不全,按当年的条件怎么找?母亲托公司劳资部门帮忙,科长只是搪塞,碍于脸面不好一口回绝。本来嘛,这样的民间寻亲,与公司劳资部门何干、人家又如何来帮忙?母亲又去求派出所,派出所根本不接受:不是管辖范围的事管不着!母亲又四处打探有否与公安系统熟识的人?有否熟悉浙江缙云的人?又往缙云县政府、公安等写信,也不见回音。
几经周折终是落空。
母亲特别内疚,写信告诉阿黄:寻亲事一时半会还没有着落。可阿黄不识字,根本没有回信来过,也不知道接没接到母亲的信?致使好长一段时间,母亲老是犯嘀咕:真对不起阿黄!她肯定是天天在等我的消息……
时隔四年,海峡对岸又重起战火,这便有了我第二次逃难的经历
1962年4、5月间。大饥荒尚未过去,对岸叫嚣“反攻大陆”的声浪此起彼伏,每天的炮声震耳欲聋。我们知道马祖岛(对岸占领)离福州马尾只不过15海里,但不清楚这声响是我们往马祖岛打炮、还是马祖往我们这里打炮。原先每天只打半个小时的炮;后来,打炮的频率越来越密,有时上午打了,下午又接着打,让人猝不及防。我们住的房子,厨房是建在外面的,与住房隔了一条长廊。有一天中午,母亲正在厨房炒菜,冷不防炮声频响。母亲根本没防备中午也会打炮,吓得扔掉锅铲,赶紧往家里跑。一锅菜全成了黑炭!
过了四月,福州的天气已经有点燥热。晚饭过后,总见母亲与邻居们低声议论:女人们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老小安全,尽管当年各家食品都捉襟见肘,却在讨论如何多存点战备粮?或者多买些小虾米干海带,危难时,也可以拿出来对付一阵子。男人们则是高屋建瓴考虑大局,高个子高秘书消息灵通,此时总见他面对众人侃侃而谈:军队已经下发了作战动员令,这场大仗箭在弦上,我军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首先准备30万人打3个月;不行,第二步准备50万人打半年;再不行,就准备300万人打1年......
高秘书的发言,牵动着大家的心绪,冒着热汗久久不愿散去。
进入五月,形势似乎更加严峻。广播里甚至播出了对岸反攻大陆的各级指挥军官的名单;福州城里来回奔驰的军车、徒步列队的士兵明显增多。我们大院的孩子们,也受到战备情绪的感染,经常舞棍弄棒,演习打仗。院子里有一堆沙包,是抗洪物资。却被孩子们假想成了马祖岛。因此,经常在沙包上爬上滚下,将沙包遭塌得千疮百孔。管总务的赶来现场捉人,孩子们泼猴般一哄而散,只在沙包上“缴获”了我的一支玩具冲锋枪。
于是,总务部门找了我母亲。母亲自然生气,回来指责我:马上要读中学了,还和一帮小孩子胡闹,丢人不丢人?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根本没有参与,却遭此冤枉,一生气拿着冲锋枪去找亮亮算账!
亮亮母亲开了门,见我怒气冲冲的样子,便回头看亮亮,知道这八成是我们孩子间的瓜葛。
我冲着亮亮:冲锋枪为啥扔在沙包堆里? 
亮亮苦着脸:大胖是狙击手,他拿的枪。
我不依不饶:我借给你的,只问你要!
亮亮母亲过来打圆场:枪不在你手上吗?好了好了,你比亮亮大两岁,是哥哥,让让弟弟。就这样吧,啊?
说着,便关上了门。
我怒气未消,发誓再也不搭理这帮小屁孩!
大概是在五月中旬,对岸一架侦察机在福州台江沙滩上,扔下了一只油桶。于是,消息越传越走样,最后成了台江遭遇了轰炸。大家心里更加慌乱。有了四年前的教训,各家各户都在提前收拾细软,作逃难的准备。
母亲收拾好了皮箱和行李袋,逃难时可以随身带走。父亲找来一根扁担,全家依次试着谁能挑得动。母亲只是将扁担略微往上提了一提:“怕有上百斤的份量呢。”
我那年13岁,矮小,扁担放在肩头,两头的物件刚刚离地,勉强一动腿,不是前面皮箱往上翘就是后面行李着了地;16岁的哥哥挑起担子,走倒是可以走,但掌握不好平衡,从房间到客厅,不是刮碰了门框就是撞翻了桌椅;最后父亲上场,挑着担子从客厅到房间来回两次,就已经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四个人无奈地围住这堆行李,只会傻笑。父亲说:“到时候头上有炸弹,后面有追兵,空手逃跑都来不及,哪还有本事带这些累赘?”   
饥饿年月本来就没饱过。这么一折腾,肚子又唱起了空城计。我和哥哥眼睛盯着行李袋里的饼干箱,知道母亲在里面存着福建特产糕点——礼饼,那可是过年过节才能尝得到的美食。父亲善解人意:“既然逃难时没能力带走,不如拿出来犒劳一下不争气的肚子。赞成吃的举手吧!”说着抢先举起了右手;我和哥哥随即将手臂高高举过头顶;母亲显然不同意:“洗洗就睡了,还浪费啥粮食啊。”眼见这送到嘴边的美食,怎么能让它飞走?我马上哴道:“3比1,3比1;吃礼饼,吃礼饼!” 
如此,两只大礼饼瞬间化为乌有。
母亲埋怨道:“东西都吃了,长了力气没有啊?”见我和哥哥在一旁乐着,母亲说:“明天是星期天,大家都不要起床,省一顿早餐。”
我只知道“今日有酒今日醉”  ,明天的事今天可管不了! 
一场家庭战备预演,就这么草草收场。 
然而,备战的风声却是越刮越紧。
铁路客运基本停运,腾出运力抢运参战部队和战备物资。5月下旬,中央军委向各参战部队下达了入闽作战的预先号令。参战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隐蔽运输的方式,分批进行。地方上也进行了战备疏散工作。 
父亲单位要求初中以下的孩子与闲居老人,尽量回原籍离开福建前线。哥哥正好考高中,要编入民兵预备役队伍。我自然属于疏散人员。五月底六月初,该疏散的都走得差不多了。父亲单位实行了战时编制集中吃住。因为我小升初考试在6月10日,父亲通过关系买到了11日中午的火车票,让母亲领我走。可是我11日下午要拍毕业集体照,2角4分拍照的钱都交了。我不知趣地问父亲能否晚一天走,父亲显然没精力跟我罗嗦,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 
毕业合影没拍成,考试倒是十分顺利。(一个月后我被省重点格致中学录取;但在上海没有门路,只能进一所很差的中学,这让我心里郁闷了好久)。由于走得匆忙,没时间向教语文的陈德昭老师、教算术的郑秀芳老师道别,心里很是不爽。临走那天上午,我在房间整理自己的东西,亮亮带着大胖等几个孩子出现在我家门口。
母亲叫我出来。
大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阿发哥,撂在沙包上的冲锋枪,是我没来得及拿走。
我冷冷地说:以后长点记性!
亮亮说:阿发哥,我们送你去火车站吧?
大胖抢过话题:火车站我知道怎么走,从晋安河堤走半个多小钟头就到了!
我忙说:公司给我爸爸派车了。
孩子们七嘴八舌:我们不坐你们的车、不坐你们的车,我们提前半个钟头走,不就和坐车一样快了吗?
几句话听了,心里隐隐发酸。转身进房间拿了冲锋枪出来,塞给亮亮:归你保管。都回去吧!
孩子们呆呆地站着不说话。
我说:不要你们送,都给我回家吧。不走啊?冲锋枪我就收回来了!
说罢,便关了大门。我不愿意在比我小的孩子面前流露感情。可是,这大门一关,便是60年一个甲子,再也没能见过这帮孩子。2011年曾去过福州,原来公司家属楼都已经拆迁,连问的人都没有了。
火车第1天
言归正传。十点钟,我和母亲带着大大小小十三件行李回上海,从毛毯到大衣,从脸盆到炊具,一应俱全。父亲那位年富力强的学生童童正好去南平出差,和我们一起上了火车,替我们将大包小件在行李架上一一摆放妥当。更让我们放心的是,福州到南平的铁路在莪洋不知什么原因,需要下车更换列车,童童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上下车。
这趟列车没有编号,也没有车次,只知道是开往上海;发车时间定得也十分潦草:12点至1点30分。谁知我们刚刚坐定,火车就开了,一看钟表:不偏不倚正好12点。连和父亲道别都没给时间。
正式逃难,就从坐上火车开始了。
车上。亏得童童健谈,他出生南洋,少年时代在香港度过的。于是,听他聊细沙滩槟榔树、铜锣湾寮屋区,有趣的故事冲淡了逃难的忧伤,不知不觉火车便到了莪洋。
有童童在,我们不着急。他安排我和母亲在车窗里传递行李,自己到车窗外接应。看着行李安然无恙地坐落在月台上,我和母亲才下车。
下了车才知道,我们要乘坐的列车还要往前走一里多路。十三件行李虽然轻多重少,母亲意见还是分两趟搬运。童童则认为一趟拿走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下一列火车何时发车没个准点。幸亏母亲带着几根绳子,正好派上用场。于是,将两只包袱、两个竹篮、两只旅行袋等分量大小相仿的行李绑在一起。童童自告奋勇,双肩前后搭上四件行李,一只手提了两件,另一只手再提一件;剩下六件我与母亲平分:肩上前后搭两件,手里提一件。我们三人俨然是三头沙漠里长途跋涉的骆驼,默默地踩着高低不平的鹅卵石,颇为艰难地往前走。童童在前头,不断地回头看看我和母亲,担心我们吃得消。大太阳底下尽管走得大汗淋漓,但这一里多地还是一口气走过来了。
我和童童光着膀子在溪水边擦洗;母亲也湿了上衣,只能用毛巾擦了把脸。然后在大树下休息了大约个多钟头,一趟空列车停在了我们背后的一条铁轨上。由于旅客不多,其中军人又占了一小半,他们讲究组织纪律,排在最后上车,所以并不显拥挤。虽然没有站台,但车门口安排了临时的梯子。童童让我们先上车,他在车下将行李一件件传递上来。不一会儿便安顿就绪。 
“莪洋站换车”,是事先考虑过的一道重要难关。现在闯过来了,母亲自然十分欣慰,她忙着削梨让童童吃。我的兴趣还在童童的故事里,缠着他继续讲细沙滩上的小乌龟和寮屋区里的地头蛇。不过一顿饭的功夫,列车便停靠在了南平站。童童下车了,他不断祝福我们能平安到上海!
好在南平车站又上来了一位小姐姐,填补了童童不在的寂寞。小姐姐长得小巧玲珑,她告诉母亲,刚参加工作,这次是去鹰潭出差。
母亲显然喜欢上了这个小姑娘,便和她说起了闺房话:“还没成家吧?”姑娘摇头; “有对象了?”姑娘再次摇头。
母亲不好意思问下去了,转了个话题:“你身上这件衣裳花纹好文雅好秀气!”
小姐姐说:“是我用了两块大手帕前后拼接起来的。”那个年月,物资紧缺,想方设法利用各种资源来改善自己的生活需求,用手帕做衣裳一点都不奇怪。不由得母亲称赞她的心灵手巧。
说起衣着,她们之间自然有唠不尽的话题。
我自然无趣。看着黑樾樾的车窗外,影影绰绰只见一列又一列盖着毡布、布满树叶伪装的军车呼啸而过。我的两眼开始上下打架,沉重的脑袋慢慢向座椅上倒下去。
恍惚间一阵骚动。我猛地坐起来,只见车厢里的人全站立了起来。我这才明白,乘警要求大家在来舟车站赶紧下车,因邵武方向有紧急任务,需要调用这列火车。        
母亲呆呆地望着行李架上的东西,显然有点发懞:莪洋换车上上下下有童童,困在这黑灯瞎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可怎么办啊?
我见别人都在提行李搬东西,便催促母亲:我先下去,你在车窗口传行李!
母亲说:你那么点个儿,怎能接得住?
我并不认同母亲的话。站上座椅伸手拿那只最沉的网袋。小姐姐见状,忙用双手托住底部,直喊道:怎么这么重啊,我都拿不动!
当她知道我们有十三件行李时,伸了伸自己的舌头,表示惊讶。继而她安慰母亲:有我在,阿姨您别着急。我先下去找人来帮忙。
见车厢内旅客下了大半,我显然等不及,提起最沉的网袋就朝车门去。谁知这列火车根本没有停在月台上,车门下是也是一地的碎石野草。我吃力地在车门铁梯上,一阶一阶往下挪动网袋,可是最后一个阶梯离地面还有一米多高。我弯腰用双手想把网袋先放下地面,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楚,一下子没能掌握好平衡,身体随着网袋扑了下去,双膝跪倒在碎石草丛里,疼得我起不来。
这时,后面下车的旅客扶起我,我担心网袋里的锅碗瓢盆破碎,一看,倒是安然无恙。
母亲听到动静也下了车。几位旅客不知缘由,只管埋怨母亲:你看看,这网袋里装了好几只铝锅,铝锅里还有碗碟,怎么能让孩子提这么重的行李?
母亲顾不得众人指责,见我膝盖渗着血珠,手掌也磨破了,很是着急。忙拉我走了几步,生怕我摔成了骨折。
这时,小姐姐正在车窗下吃力地传接行李,车窗内传递行李的是一位年轻军人。我们也来不及向他们解释,忙不迭地和小姐姐一起,将行李一件一件地集中放在碎石杂草间。
深夜的草丛,是蚊子的乐园,围着我们飞转。我们无心说话,只能坐坐站站,手里驱赶蚊子的扇子,一刻不敢停歇。
母亲从包里翻出了红药水及棉球,悄悄拉了我到饮水桶处,用清水擦洗伤口周边的泥土,并用红药水替我清创,针扎般的刺痛让我不断地倒吸着气。这时,我感觉母亲的手在抖动。虽然天色幽暗,我却清晰地看到母亲滚落的泪水。于是,我马上咬紧牙不敢出声。
火车第2天
终于熬到天亮。困乏中只见军人买回来了四个简易饭盒,一一地分到我们手里:“菠菜炒米粉,趁热吃!”
草草吃完了炒粉,小姐姐和母亲忙着掏钱掏粮票给军人,军人笑着说:“几毛钱的事。我粮食定量比你们都高,我请得起!”
相互你争我让之际,空列车喘着气駞进了站台。大家赶忙收拾东西,准备上车。这次由军人指挥:女同志先上车在窗口接应,我和小弟弟在车下传递。我说:我力气比小姐姐大,我上车接应,小姐姐在车下当你的助手。于是,军官抱起我的双腿,我顺势抓住门把手,向上一跃,跨进了1米多高的车门;他又帮助母亲上了车。
不到十来分钟,我们四人便安安稳稳地坐在车厢里了。母亲见军人长得精神,一张四方脸在两道浓眉衬托下,更显得白净。于是打听起军人情况:他姓沈,是中尉军衔,还是我们的上海老乡。
母亲便称呼他沈同志。他也是在南平上的车,到邵武办事。于是,我们叽哩瓜拉说起了上海话。但沈同志却很顾小姐姐的存在,不时地将上海话切换到普通话上来。我们相互间都留下了联系地址。就在这短短的旅途中,相互将自己的专业、工作以及家庭、生活聊得很细很深。
火车开开停停,下午才开到邵武。母亲叫我把沈同志送下月台,临别时他从钥匙扣上取下一枚弹壳做的口哨送给了我,我十分喜爱。
人和人就是讲究个缘分。若不是小姐姐找了沈同志来帮忙,我们之间哪会相识?更奇巧的是:别看沈同志与小姐姐当时也没单独说过几句话,却不料隔年结成了连理,还寄了喜糖给我们吃。这正应了母亲的一句话:车厢外炮火连天,车厢里依旧是烟火人间。
火车第3天
火车开出了福建,临时停车让道并没减少,速度仍然很慢。清晨时分到了鹰潭。母亲准备了一块淡绿色的头巾送给了小姐姐,说是配她身上的衣服。她们亲热地相拥告别;小姐姐一再叮嘱我:要照顾好妈妈。
沈同志与小姐姐的相继下车,让我和母亲十分失落。火车从鹰潭发车,又上来了一批士兵,看样子像是新兵,比我大不了几岁。有一位新兵站着,母亲让他坐,他怯怯地坐在我们的对面。母亲问一句,他红着脸答一句,所以聊不起来。我书包里带着象棋,于是和他下棋玩,但也下不到一块去,我棋力差,他水平更低。移时,他问我:“会写信吗?”
“会啊!”
他从书包里取出纸和笔给我。母亲叮嘱我:好好给小哥哥写信,不会的字就问!
写信的内容无非是要父母放心,我在部队很好等等,他还告诉父母,这次去金华学习半个月,花钱买了点生活学习用品;下个月拿到津贴再寄钱到家里,拿这个钱可以多买些红薯,比较耐饥...... 相比之下,我们这种大院孩子整日衣食无忧,很难体会到真实的疾苦。
在一旁的母亲发现小战士掉了个衣扣,临时用别针夹着。便问:“扣子在吗?”他点着头。母亲取出针线包,让他脱下上衣,三下二下就好了。小战士指着旁边座位叫道:“小郑,你的裤子要不要这位大娘帮助缝缝?”被叫的小郑红着脸说:“不好缝啊!”母亲奇怪:“给我瞧瞧,怎么不好缝?”原来他的裤子,在屁股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贴着橡皮膏。母亲笑了,招呼他坐到这边靠窗的座位:“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你的屁股了!”说得周围的乘客都笑了起来。
火车到金华,已经是深夜了。新兵们下车了,车厢顿时空了许多。我们已经坐了四十来个钟头的火车,还两次上上下下的折腾,自然十分疲倦。四个位置我和母亲一人霸占两个,半靠半躺地睡着了。
火车第4天
待我睁开两眼醒来,车窗外天已大亮。母亲告诉我:这是萧山。车子停在这里已经多时,她担心会不会再要更换火车?一列又一列军用火车疾驰而过,震耳欲聋,我大致数了一下,足足有五、六十节。此刻空中还有飞机轰鸣声响,频率渐次加快。我问母亲:福州会不会打起来了?母亲默默不语。我知道她是在担心加入了战时编制的父亲和参加民兵预备役的哥哥。我便不吱声了。
因为整列火车没有配备餐车,所以我和母亲有一顿没一顿地吃着家里带来的面饼。
不知道何时,在我们对面坐下来一位衣衫破旧的女人。她盯住了我们手里的面饼,怯生生地对母亲说:“我饿!”母亲没料到她会说出这两个字,不由得愣了好一会儿。转而递过去一块面饼让她吃。她三口两口便吃掉了。还没来得及问她情况,车厢那头似乎有乘警在查验什么。她警觉地起身要走,被母亲叫住。母亲将手里的铝制饭盒同里面的面饼一起塞给她。她忙将面饼倒入自己的草提包里,把饭盒还给母亲,不住地点头致谢,然后慌慌地走了。
移时,我问母亲:“萧山就在杭州旁边,杭州历来不是天堂吗?怎么天堂里还有这样的可怜人?”
母亲沉默着。
“她不会是坏人、逃出来的吧?”
母亲叹了口气:“是坏人倒好了,可以去偷去抢,也不至于饿成这样。”
“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疑问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打转,她的可怜身世成了谜!几十年了,我曾内心揣摩和编撰她的剧本不下十几种,总没有一种是能够说服自己的。不过,在那个饥饿的年月遭遇到饥饿之人,本来就不是件稀罕事。
火车在杭州没有停,却在诸多的小站上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半夜,火车过了嘉兴,很快就进入上海地界。我和母亲不由得兴奋起来。我问:姐姐她们会在火车站等吗? 
母亲摇头说:这一趟火车神出鬼没,谁都吃不准啥时候能到啊!
我担心:半夜三更在火车站,怎么办?
母亲这时却十二分的自信:那怕啥?又不是在福建穷乡僻壤的。妈妈是老上海了,上海哪条马路哪条弄堂我不清楚?转而她察觉自己说夸张了,不由自主地笑了。是呵,说到上海,我和母亲都沉浸在美好愉悦之中:可能都在想着南京路、淮海路繁华街市的霓虹灿烂?老大昌、王家沙这百年老店的琳琅满目......
火车第5天
凌晨3点多,经过了四天四夜的旅途,火车终于停靠在上海北站。月台上空空如也。姐姐们来接站一说,连影子也没有。但在自己的家门口,我们显得特别从容。也不寻人帮助,就几件行李几件行李地挪下了车。一位车站服务员经过,甩下了一句话:你们两个人这么多行李,超重了,按规定要补钞票的!母亲忙解释从福建前线疏散回来,我们是准备回上海开伙仓过日子的啊!
服务员径直走了。
我们有点担心:她或许是去取罚款单吧?八成是要罚款了!
过了几分钟,只见她从小木房里推来一辆小推车,对我们说:这推车一般不外借的,可这么多行李,靠你们两个人,怎么搬出站啊?
好善解人意的服务员!不但“罚款”这块石头落了地,还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搬运。我和母亲张着大嘴不知道如何感谢她才好。
出了火车站,天已渐亮。天目路河南路上早市也已经开张。母亲说昨天大半天没吃东西了,轮流吃早餐吧。让我先去吃大饼油条豆腐浆,自己看行李。正说着,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母亲忙扬手,试探着问:山阴路甜爱路伊只角去伐?三轮车师傅点头。
能叫到车子回家,还吃什么早餐?我们马上准备搬行李。三轮车师傅显得十分友好,先让我们坐上车,接着将十三件行李一件件地摆放稳当,还用麻绳固定。
我坐在三轮车上,震耳欲聋的炮声听不见了、频繁的飞机轰鸣声也消逝了。骤然感觉到世界变得如此恬静可亲。我呼吸着迎面吹来的凉爽晨风,都市里丝丝甜蜜、汩汩清香都飘浮地鼻息间,连电车声都是那么清脆悦耳。这时,完全无视了自己逃难途中的蓬头垢面,俨然就是太平盛世里的天之骄子一般!
感谢这一路上,尽遇到了观音菩萨救世主了!
终于到了家里。
姐姐慌忙起床,忙不迭地解释:去了好几趟火车站。你们坐的这趟火车没有编号没有车次,火车开到了哪儿,问谁都不晓得!
祖母也披衣起来:平安回来就好、平安回来就好!
听到说“平安”两字,又勾起母亲的担忧。姐姐以为母亲累了:“休息几天,反正不急着回去。”
温和的母亲却一反常态:“不行!”
见祖母去了厨房。母亲低声对姐姐说:“到了上海,我们是平安了,可你父亲他们,还在炮火声中呢…… ”说着哽咽道:“一家人分在两处,都不知道福州怎么样了?”
明白了原由,姐姐也哭了。
十分庆幸,海峡两岸最终并没有发生战争。但面对发动战争这样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有义务来守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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