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丨舒顺林：我的入党经历，一波三折14年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兵团时期的作者
舒顺林，1950年出生。1969年到内蒙古兵团，1977年调内蒙古农管总局编辑室工作。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调到北京，先后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分部和民政部《中国民政》杂志社。正高职称，现居北京。

原题

我的入党经历

作者：舒顺林

这里所说的入党，是指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1984年入的党，此前有两次差点入党的经历：一次是在兵团时期，一次是在上大学时期。

1969年去内蒙古兵团时我还不是团员。转年20岁了，看着身边不少人都入团了，才想起写申请。从写申请到被加入时间还不算长，当年3月27日写的申请，下半年8月19日就被批准入团了。

可在我还没入团的时候，就有人开始入党了。等我入了团再争取入党那已是1970年以后的事了。且不说我比别人慢了不止一拍半拍，就是我要求入党也是受人影响，尤其是受身边人的影响。

我在一次思想汇报中就写道：要求入党“只觉得是一股潮流”，这是当时的心里话。再者就是受世俗观念的影响，当时在一般人心目中，好像一个年轻人不要求进步，不入团、入党就会被人看不起，认为是落后、不革命。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但当时确实是这么回事。

递交了申请便开始接受党组织的考察与考验。那时作为热血青年，样样争强好胜，处处不甘落后。无论春播、夏锄、秋收、冬储还是割麦、挖渠、脱坯、盖房、打场等农活都不惜力、干在前，以致受到了连里的表扬和全团的嘉奖，也从五好战士提为班长再到副排长。

一路走来，如沐春风。而且作为高中生觉得比初中生有文化，所以连队的墙报、板报没少帮着出，遇有连里开大会也免不了上台去发个言，表个态什么的，刚入团不久就去给连队的青年人讲团课等，显然受到连里的重视和培养。

可当自己干得正起劲时，1972年1月，接到上边的一道调令，要调自己到团部学校去教书。一时感到突然。不知为何要调我？也不知谁要调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一次全团开大会，我代表连队去发言，我的发言被团政治处的C干事认可，C干事当时分管团部学校，学校又处于快速发展期，正缺老师，于是就把我调过去了。噢，原来如此。

说心里话，让去学校教书我还有点小嗔怪。因为在连队经过两年多的锻炼，各种农活都学会干了，不说得心应手，总算适应了，不怵头了；更主要的是和连里的领导和战士都混熟了，耳鬓厮磨，战友情深实难割舍。但调令如山，又不能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去入职。

刚去学校，猛一下换了环境与工作，真有些不适应。对此，作为老党员的校长和我谈心并殷殷开导我。原场留下来的老教师们则从生活上关照我，不时带我去家里坐坐还给打牙祭，像家人一样待我们这些知青老师，既拉近了彼此，更温暖了我们的心，慢慢让我们适应了新环境。

尤其是当班主任以来、与学生们打交道后，逐渐和学生建立了感情，课堂上望着孩子们那渴望求知的眼神，课下看着他们天真无邪的追逐和开心的蹦跳，想到他们一天天的进步成长都凝聚着老师们的心血，不禁感到教书育人责无旁贷，决心勇担重任好好干。

思想通了，工作更主动也更投入了。由于学校的快速发展人手紧，工作多，往往一人身兼数职。就本人而言，除带班管学生外，还教语文、政治、历史课，甚至还代过几节物理课。教学之外又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和高年级教研组组长，还给教师夜校讲课，因而被评为优秀教师也在情理之中。

学校对我们知青老师注重使用更注重栽培。只要有机会就派青年教师去外地进修学习。1974年下半年，学校竟一次派出4位老师脱产到兵团二师的师训班去学习培训。前后半年时间，我们被全封闭地集中在师部的招待所小院里，专心致志地接受培训。

培训班分为数学、语文两个班，每班才10多位学员，犹如一个研究生班，老师上下午甚至连晚上时间也利用起来教我们。学员们吃、住、学都在那个小院里。全心身地投入又是专攻一门课，老师教得好，学员比着学，虽显枯燥但是功夫不负刻苦人，专业知识、教学技能有了明显提升，尤其是通过学习考核自己还被师训班确定为下一期的语文老师（只因1975年兵团改制、师训班停办而泡汤）。

培训结束时，就学习、思想情况，我写了一个师训班的工作总结暨思想汇报，向党组织汇报了自我的收获与进步。驾轻就熟的思想汇报已体现出心身与政治上的成长。

由于到学校后一直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结合表现，组织便于1976年把我列为发展对象。在准备发展前，外调内查之类的政审工作也在有序地进展着。

所谓政审就是审查政治上有无问题。只因我们这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自身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文革时期我在呼市一中上高中，虽属学生但已成人，为此，党组织致函我的班主任让其出具一个证明或鉴定。

众所周知，文革时期唯成分论盛行，而我的家庭出身一般，不红不黑，这样的出身决定我当不了红卫兵，戴不了红袖章，成不了造反派，也就没去参与打砸抢或是冲锋陷阵去揪斗当权派走资派，只能是个观潮派、逍遥派。

正好，我们几位同样处境的同学就凑在一起，或打扑克或看闲书。还别说，那段时间真没少看中外名著。故班主任对我在文革中表现的评语是“没有过火行为”。岂止没有过火行为，严格说来我还是个受害者呢。

彼时班里农村同学多，且贫下中农出身的多。我当年就和一个农村的红五类同学挺要好，我俩吃、住、玩、学在一起，志趣相同又都爱写点东西。记得两人曾合写过一稿，投到《中国青年报》，稿件经报社综合汇编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二条上。

我俩没事时还互相在日记本上写顺口溜玩，不料因此惹了祸。记得我当时在他的日记本上写道：“日记日记，每日必记，看你日记，所记无几，什么原因，问你自己。”立刻遭到他的回敬：“你这臭小子，为何乱题诗？我的日记少，原因我自知。”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俩的对诗竟被还原放大，与其他的大字报一起张贴在教室的墙壁上，供人揭批。据此有人说我是污蔑攻击贫下中农子弟，云云。真让人哭笑不得，有口难辩。自此，我发誓再也不去写日记，这便构成了我的终身之戒。

政审除本人外还有对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审查。我母亲属家庭妇女，没什么问题。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不复杂。文革兴起时，神通广大的造反派竟翻看了班里所有同学的家庭档案，然后将其中的问题公诸于众。才让我得知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

对此，我曾问过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父亲说，那是过去搞运动时，有人曾问他在解放前上学时参加过反动党团没有？他老实地回答说在上中学时，有一次学校召开的全校性的各班级都参加的三青团大会，他们也去了，仅此一回。他自己不清楚这是否就算三青团员了。他既没写过申请书，也没填过表，亦没有介绍人，事后也没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活动，更无任何联系，这一点很清楚也很肯定。关于这个情况他在填表时说明过。

听完父亲的表述就觉得他纯属自己没事找事、画蛇添足。按说这事没人追究也就自生自灭隔过去了，不想涉及到我入党问题，组织上要弄清楚，于是父亲单位于1975年11月专为此事出具了证明，说父亲中学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活动。这事总算有了个结论。后来就这一问题，我向组织写过一份思想认识。

还有就家庭出身问题，也曾让我好一阵困扰和犯愁。我父亲1928年出生，1949年秋参加工作(在农民协会当秘书兼教育委员)，1952年至1956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大学毕业后至1961年春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工作。1961年从北京支边到内蒙古语言历史研究所（即后来的内蒙古社科院）工作，直到退休。

对我父亲这种情况该怎么填出身，一直不好确定。填“革干”吧，相对于真正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革命干部似有区别，自觉不妥，只好谨小慎微地去掉革命二字，填个“干部”，后来有人说干部也好像不太妥，应该叫“职员”。那好，又将“干部”改填为“职员”。不论“干部”或是“职员”总觉得未经官方认可，有些拿不准，可又无别的更恰当的提法，很长时间只好在二者之间转换，纠结。

直至后来专门请示父亲单位政治处，才获得一个明确结论。1976年2月19日父亲单位政治处在给本人单位政治处的“证明材料”中写道：根据中央（72）45号文件精神，我们的家庭出身可填为“革命干部或革命职工”。至此，我们终于整明白了出身问题。后来再遇有填家庭出身时我们便理直气壮地写上“革命干部”简称“革干”，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外调材料已齐备，根据本人表现，结合支部考察，1976年6月底，为向党的生日“七一”献礼，学校党支部决定发展3名党员，其中有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召开了支部大会，在发展会上由培养人宣读了入党志愿书内容并介绍我们的表现，然后与会党员表决并全票同意我们3人入党。与此同时征求了党外群众的意见，包括学生对老师入党一事的表态。之后，党支部将我们的志愿书报送上级党委去审批。

一般情况，报党委批准是一个程序即过场，上级党委一般都会尊重基层支部的意见，很少对基层意见进行否决。所以支部大会后我们本人都认为入党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不想那次的党委会却爆出了冷门，学校上报的3名党员中竟有两人被刷了下来。没批的两人中就有我，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为什么没批？因为什么问题？当时一脸茫然。

7月中旬学校开始放假。假期中，据说组织派人对我的问题进行调查。9月初刚开学组织就告诉我：“情况已调查清楚，家庭和本人都没问题。”问题出在家庭出身上，是说我们的出身按爷爷辈还是父亲辈填，存在疑义。根据中央文件我们这一代人应按父亲的出身填，应以文件为准统一口径与说法。

问题弄清了，支部表示尽快解决我的入党问题。而当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9月23日我又借调到内蒙古农牧场管理总局去工作，所以重议入党的事便被搁置了下来。

在我借调内蒙古农牧场管理总局去工作时，负责任的学校党支部于1976年10月专门向农管局政治处出具了一份鉴定，说我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理论骨干小组副组长。能抓紧理论学习，对党支部交给的各项工作都能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能力较强，积极靠拢党组织，是学校党支部的培养对象。望你处对该同志加强培养工作等等。但借调期间人与档案相分离是无法考虑组织问题的，只能作为参考，这一点很明确。

一年后，我们3位借调者因农管局没有那么多编制，而一起被调到局里下属的一家印刷厂。正式关系转到印刷厂后，我被分在厂办公室工作。第二年即1978年，我就上大学去了。

第二次差点入党就发生在我上大学时期。我于1978年考上大学，“入学初，自己就向班里党支部再次提出了要求加入党组织的愿望”（思想汇报语）。结合我的情况，1980年5月被支部列为“重点培养对象”。1980年11月向组织提交了一份思想汇报，汇报了自己学习和思想情况（思想汇报是争取入党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没书面或口头进行思想汇报就入党的还真少。就是你一时没顾上或是忘了写思想汇报，你的介绍人也会提醒你说：“该写思想汇报了！”以致后来我已能自觉地运用这种形式与党交心。每当工作变动或思想变化时我都做到及时向组织汇报）。

写给党支部的思想汇报草稿

1981年4月初党支部让填写了一份《培养对象考察登记表》，该表中，两名培养人对我的评语是：“该同志能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要求进步，靠近党组织，并能按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成绩优良，并圆满地完成了所负责的宣传工作，积极参加班里各项活动，能起模范带头作用。1980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该同志已初步具备了共产党员标准，望更加严格地加强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组织意见一栏的批语为“同意培养人的意见。”

《培养对象考察登记表》底稿

一周以后的1981年4月17日自己向组织提交了一份思想汇报。对组织将自己列为培养对象进行感谢外，主要是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作为学生会宣传部成员，我汇报了近期所做的主要工作：1、出了一期学校的大板报；2、配合学雷锋和五讲四美活动，赶写了一组文章（4篇）；3、为班里出了两期墙报；4、为系里办了两期黑板报。尤其是在出板报墙报时，结合民族教育双语教学的特点，除汉文外还提出并釆用蒙古文出板报等。

1982年3月底党支部又让我填写了一份《发展党员培养对象考核表》，那是由重点培养对象确定为发展对象让拟发展人填写的一个表，可以说是发展党员的前奏。

果不其然，仅过了不到一个月的1982年4月，据说系党总支就向上级党组织打了一份关于发展学生党员的请示报告，准备于毕业前夕隆重发展一批党员，即把我们几个重点培养对象都吸纳到党内来。此事也已向我们几个透过风。这当然是好事，是一件对组织对个人负责任、有担当的事。

当时我们全班有65位同学。不少人入学前就已工作多年，有的在原单位就是重点培养发展对象。记得有个同学临上学时原单位党支部就好事特办解决了她的入党问题，但因走得急，直到开学后隔了一段时间才将她的组织关系转到学校。

作为大学生，当时班里不少人都要求上进，积极靠近组织，申请入党的不少，政治气氛浓厚。党支部也很重视组织培养和发展工作。培养对象从开学起就受到组织的关照。不仅党员分工，二对一地培养（两个党员负责一个培养对象），不时谈话、交心，传达组织的意见与建议并听取本人的思想汇报，而且本着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原则，在1982年之前就先后发展了两名党员。临毕业时支部便准备把剩下的几位重点培养对象一起发展，不然毕业后分配到新单位，入党问题又得从头再来。

但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凑巧，不协调。听说支部正准备发展我们时，上面却下了文件还是有了新精神，要对发展党员进行数量限制。一次只给一个名额，即一次不能发展多名，只允许发展1名。就这样我在大学里学习了4年，受到组织4年的重点培养，又因指标限制没入成。

好在我留校了，尽管没留在系里，但毕竟都在一个学校，我的情况组织算是了解也清楚。所以到了新单位，新支部对我格外看重，对我学生时代的表现也认同，没过多久就着手我的发展问题。因为我本人及父母的政审材料在上次组织准备发展我时就已备齐，这次只缺我爱人的外调材料，所以在发函索取了我爱人的材料后一切都OK了。

这样，我于1982年7月留校，1983年7月再次填写了一个《发展党员培养对象考核表》，1984年4月14日党支部即为我召开了发展会，吸收我为预备党员。一年后的1985年4月25日，本人郑重向组织写了一个要求转正的报告暨思想汇报，5月6日校党委及时审批了我的转正报告。按照组织规定，我的入党时间即从1984年4月14日支部大会吸收我为预备党员之日起算。至此，14年的争取入党历程暂告一段。

在入党宣誓仪式上的发言稿

通观我的入党经历，要说轰轰烈烈、艰苦卓绝谈不上，频繁调动受些影响倒是实情。你看，在连队正渐入佳境，却被调走；在学校中间又去培训；从基层农场借调到城里机关；从机关再转去工厂，到工厂屁股没坐热又去上大学，大学毕业后重分新单位……总之阴差阳错，未能遂愿。待志愿已达，已用去14年光阴！

这14年的时间不说马拉松，也不算短暂。千锤百炼谈不上，兜兜转转、曲曲折折，经受了几次考验应说得通，而且多次考验磨砺了自己的性格，练就了认准目标就努力追求，艰难曲折不放弃不抛弃，直至达到目的之恒心与毅力。这恒心与毅力之练就让人终生受益。

说到我的入党，倒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来。别看我母亲是位家庭妇女，识字不多，没什么文化，人却聪明、勤劳、善良，上半辈子一直在为家庭操劳。等我们几个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她才从家庭中解脱出来，她勤劳能干的习惯让她闲不住，还不服老，60多岁了又跑去街道居委会工作。起早贪黑，忙碌于街巷弄里之间。她走家串户，热心为人服务；她大事小情，帮人排忧解难。工作有滋有味特别投入。不久还当上了居委会主任，让人没想到！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她穿戴得衣帽齐整地说要去参加一个会。我们问：什么会？这么重要？她说：入党宣誓会！

“啊？”在场的我们几乎同时“啊”了一声，好一会儿才问：“您入党了？”

“嗯！”她轻描淡写地边说边为赶时间往出走……

母亲悄无声地就把党给入了，这事闹的。我这当儿子的却用了整整14年，还折腾了好几个来回。想想，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舒顺林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