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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 | 魏梅武：那个年代的结婚五步曲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魏梅武，生于1947年，江西省吉安白鹭洲中学67届毕业生，回乡知青，赣南师院中文系77级。毕业后在江西省莲花三中任教，1983年支边赴新疆，先在北疆兵团六师，后调南疆某市委工作。现已退休，居广东惠州博罗。
原题
那个年代农村的
结婚五步曲
即男孩到女孩家勘察女孩和女孩的家庭状况，包括女孩的年龄、长相及女孩家的父母亲、兄弟姊妹及家庭经济状况（这个风俗习惯与北方截然不同，北方是女方到男方家测门户，我认为北方更合理，毕竟女孩要到男方家过日子）。
我1969年冬去女孩家测门户时带了个好友同去，意思是让他帮我参考参考，也替我壮壮胆。介绍人姨娘告诉女孩家我哪天去，女孩的父母早早杀了鸡在锅里炖。
进了她家门，有一个女孩出来给我们斟了一杯茶后就离开了，我只瞥见她的手很粗糙，面目没看清。女孩父亲陪我喝茶，我东张西望，盼望那位未来的妻子出来和我见面，但始终不见人影，我有点懊恼，就起身告辞要走，但女孩父亲异常热情，硬是要留我们吃中饭，还说什么“中不中意没关系，吃了饭再说＂。
我听得雲里雾里，被迫留下吃中饭。饭后我姨娘来了，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满意不满意，我说人都没见到，何谈满意不满意。我姨娘说，那女孩没给你倒茶？我说有个女孩给我们倒了一杯茶就走了，我人都没看清，还以为是女孩的妹妹哩。姨娘怪我没眼力，就说这女孩怎么能干，怎么善良，说我虽说是个高中生，但没正式工作，不会种田，又没手艺，娶了她并不吃亏……
同来的好友悄悄对我说，走吧，要这个做什么。我再去给你找一个。听了姨娘的话我犹豫不决，心想，我的确是“百无一用”，就对姨娘说，你去问女孩家吧，如果她同意，我也就将就吧。女孩父亲见我松了口，赶紧对我姨娘说，就定你姨侄吧。我姨娘巴不得想凑合这门亲事，就屁颠屁颠地张罗着女孩出生庚事了。
女孩的父亲见我同意，就叫妻子去把先前出给一位男孩家的生庚要回来。可女儿有意见了，说我文不文武不武又身单力薄，还听说男方家兄弟多，谁知道哪个更好？可女孩父亲说，这事你们不用管，我决定了，就定那位高中生。
女孩骂父亲是“土匪”，自己的终生大事都没自主权，始终怏怏不乐，但又奈何不了父亲，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由他父亲瞎折腾，把她的生庚（即出生年、月、日、时）用红纸写了叫我姨娘送到我家了。我父亲请了算命先生把女孩和我的生庚对照，看有无相克，结果是双方无碍。
我父亲见女孩家相对富裕点，女孩父亲又在供销社工作，那时物资奇缺，买东西样样要凭票，买盒火柴、打个煤油、称点盐都要凭票购买，说是结了这门亲，将来买东西方便点，就打算让我去送见面礼了。
这是男方的事。我父亲是个好面子的人，觉得送少了让人瞧不起，就和母亲商量，说“摔跤就靠头跤胜”，不能让女方家小看了我们，开始决定送120元，后来不知怎么弄的，用红纸封了100元给我。
我那时身无分文，任由父母摆弄，我到女孩家就把百元红包给了女孩。女方请了一桌客陪我吃中饭，饭后我就回家了。后来才知道，我这100元在当时是笔大钱，一般人家送的见面礼或40元，或60元，或80元，送了80元的就是很体面了，而我家一下子送了100元，让女孩父母亲非常开心，觉得这门亲事结得不错。
送过见面礼后，我就算的是“准女婿”了，开亲两年，有时也去女孩家走走，女孩的婶婶说我是“小旦”，女孩弄不清楚“小旦”是何意，问了婶婶，婶婶不说；又问了其他很多人，人家也不告诉她。
婚后她问我，我明知是婶婶说我是身单力薄的书生，但顾及面子，我说你婶婶说我長得清秀漂亮，心想：清秀尚可，漂亮谈不上。妻子文化不高，当然搞不清“小旦”的含义了。
送过“见面礼”后的下一桩大事就是“订婚”了。男方和女方商量，定好订婚的日子，男方前一天要把猪肉、鱼、鸡、鸭按照女方提供的数量送到女方家，以便女方家早早备好宴席迊接第二天上午到的“准女婿”，第二天，女方家的亲戚朋友几乎都来了，一是来吃宴席，二是把男方送来的鸡丶鸭带回家去（至亲吃双鸡、双鸭，一般亲吃单鸡、单鸭），三是来看看未来的女婿。
第二天，我梳洗打扮了一番，等着父母叫我去女方家订婚。可意想不到的是，父母亲没有叫我去，安排了另外三人去。一个是三十多岁的邻居，一个是二十多岁的我的堂弟，一个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族兄。他们把布匹一匹匹地摆开来放在竹扁篮子里，又把一串毛线挂在篮子上，还有什么袜子呀、球鞋呀都摆开放在竹篮里，挑着满满一担，有点招摇过市的感觉。
我没去，有点怅然若失，但又无可奈何，心想，女孩的亲戚还以为我长得丑怕见他们哩。订婚的三人酒足饭饱回来后，父母亲见竹篮里除了四双是女孩做的扎了红绳的布鞋外，还有许多布匹退回来了。
我母亲问是咋回事，去的人说，人家嫌你们送的布质量不好还不够尺寸，大都只有五尺，根本做不了衣服和裤子，女孩很生气，说要统统退回来，我们好说歹说，她才留了一点。连毛线也只有七两，根本织不了一条上衣，说得我父母哑囗无言。
呵，我这下才如梦初醒，为什么父母不叫我去订婚的原因在这里呀：他们怕女孩弄得我难堪呀。我当时并不怪父母，因为穷，父母亲只好把人家打发给我妹妹结婚的礼物先挪给我用，偏偏我的未婚妻又精明刚烈，当时大家都穷，送人的布一般都在五尺上下，大约三四毛钱一尺，我未婚妻长了个心眼，拿尺子去量，都不够尺寸，也难怪她生气了。
不得已，我父亲只有重新去买好点的卡其布和量够尺寸再送过去，女方家才不吭声了。
收亲是双方家的大事，男方家迎娶，女方家嫁女。
收亲的前一天，男方上午要把女方需要的猪肉、鱼等送过去，以便女方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的宴席用料。而男方则要准备亲朋从头天晚上到第二天中午宴席的所有物资，酒、菜、饭等等都要充分准备，厨师早早来了，村里来做事的、请客的、帮厨的、收礼的也全早到位了。
第二天早饭后，男方家的锣鼓队，迎亲队（一般6至8人的姑娘）扛嫁妆队（至少有十几个人）就列队出发敲锣打鼓扛紅旗浩浩荡荡开往女方家，到了女方家，女方家会拦着先不让进，要求男方家的迎亲队出来对歌，过关后才让喝茶。
这时扛嫁妆队的人员就忙着捆绑衣柜、书桌、方台、小方桌、盆架（洗脸的镜盆）、箱子、桌椅板凳，书桌上、方台上、小方桌上摆满了被子、茶壶、酒壶、热水瓶、座钟、脸盆、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富裕点的人家还有缝纫机、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等高档物品，都用红线挽紧绑牢。
女方家早餐后亲朋都来送女孩上轿或男方用自行车驮新娘，在父母和女孩的哭别中上轿，这时男方的迎亲队便敲响锣鼓竖起红旗开路，浩浩荡荡地往男方家出发了。
快到男方家，早已备好鞭炮红烛夹道欢迎，这时亲朋乡邻都来观看，真的是热闹非凡。新娘新郎拜堂成亲送入洞房后大开宴席。男方家是人财两旺，人来了，东西也来了，真是风光无限。这也就是农村人大都喜欢男孩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我和妻子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开始双方都没看上对方。但成婚后有了责任和担当，妻子在我上大学和去新疆的日子里，我因为读书和忙于工作，妻子一人挑起了抚养、教育三个孩子的重担，再苦再累也不吭一声。她善良、无私、刚强，和我走过了五十年的风雨路程而无怨无悔，我打心底感谢她的付出。我也没辜负她父亲对我的信任和我父母对我的培养，为支边尽了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2023.4.6
我出生于农村，农历1946年12月初三呱呱坠地，是家中六个小孩中的老大，1953年秋入家乡永新县潞江小学读书，1957年反右运动时一位老师被打成了右派，我若有所失，因为他书教的好，人很和蔼，很受学生欢迎。
1958年大炼钢铁，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烏砂山铁矿挑过矿石，死沉死沉的，畚箕里前后各放一块碗大的铁矿石，就把我累得呼哧呼哧地直喘气。乡村里随处可见冒着黑烟的高爐，人们把家里煮饭、炒菜的铁锅砸烂送到高爐里和铁矿石一起炼铁，结果出的是铁疙瘩，真的是劳民伤财！
除了去挑矿石，我们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还参加了积肥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却又荒唐可笑。尤其是公路边的村庄，人们把摘过棉花后的棉杆和到山上砍的茅紫捆成一把一把层层竖着架起来，外面围上稻草用绳箍起来，再糊上泥巴弄成一座座“肥堆”，有的在泥巴干了后还用石灰水在上面写上标语，什么“超英赶美”“一天等于二十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广积肥、多炼铁，早日迈进共产主义社会”……
一旦县里来检查“造肥运动”成绩，大队和公社干部就事先安排人员在高地瞭望放哨，老远见到吉普车来了，就打口哨、摇小旗，通知立马点火，于是每座肥堆前的人就撕开一个口子点燃稻草和茅草、棉杆，顿时黑烟冲天，欢呼遍地，检查团在浓烟滚滚中穿行，频频向公路两旁的社员招手致意，待检查团返回县城后公社、大队干部又下令把火扑灭，继续用泥封好，以应付下次检查。
想想看，这样的炼铁，这样的造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1958年“大跃进运动”宣传的一夜进入共产主义，叫人们把煮饭、炒菜的铁锅上交去炼铁，全生产队只办一个食堂，一日三餐到食堂去吃饭，田里的庄稼成熟了也无人去收回来，说是进入共产主义了，人人“按需分配”，还要它干什么？干部谁说假话谁浮夸的能力越强就升的越快，稻谷，你报亩产2000斤，他敢报亩产5000斤，更有大胆者就报亩产一万斤，结果报亩产五千斤的升上去了，报亩产一万斤的升的官更大，层层说谎，层层浮夸，用今天的话说，这些人都已经疯了，想起来真的是不寒而栗！
1958年的荒谬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加之苏联撤走专家，更是“雪上加霜”，农村成千上万的人吃草根、啃树皮、最后草根、树皮吃光了，好多人活活饿死了！
我家因父亲木工手艺好，在1959年被招聘到吉安路桥工程队工作，从而躲过了这一劫！
我们全家迁到了吉安市，但仍然饥肠辘辘，靠父亲一个人的49元工资要供养九个人，即爷爷、父母、我们六兄弟姊妹，粮食定量本来就少，大人每月29斤，小孩就更少了，只有十几斤，我时常去菜市场捡被废弃的菜叶、西瓜皮来煮稀饭和当菜充饥。
1961年秋我考上了吉安市白鹭洲中学，吃住在学校，每月伙食费是7元，米的供应也由每月29斤减为15斤，其余用红薯替代，每天晚上饿的难以入眠，这样的日子熬了七年。
1968年秋，随着知青“上山下乡”的潮流回到了家乡务农，分家后想在山坡上种点花生、红薯、豆子，可辛辛苦苦种的农作物待快要成熟时大队组织民兵来“抜青苗”，把多种的农作物连根拔起，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我带着妻子和三个小孩常年吃红薯煮饭，吃得我经常返胃吐酸水。
农作物不让多种，去找个副业弄点生活零用钱也受到管制，生产队一旦知道你去找副业了，就会派人来勒令你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否则，生产队不给你全家分口粮。不得已，只好在晚上给养路队挑点沙子养路，一立方沙子2元钱，要挑满60担畚箕才够一立方，为了这2元钱，我常常累得边流鼻血边从河滩一步一步地蹬上公路。
大年除夕前一天，我翻山越岭走100华里，和妻子的叔叔去邻县泰和县收公鸡毛，除夕这天，家家放鞭炮吃团圆饭，而我却冒着凛冽的寒风挨家挨户去收鸡毛，一个上午要走二三十个村庄，那是跑步去收的，去晚了就被别人收走了。
等到下午没鸡毛收了，才在路边把扁担搁在两个箩筐上啃早上带的冷饭团，摸摸后背，上午跑得急，全身流的汗也冰冷冰冷的了。
这样从去到回五天，把湿鸡毛放晒地上晒干后挑回家，然后全家晚饭后就在煤油灯下把颈毛、尾巴毛挑出来扎成一小把一小把，卖到收购站，一斤干鸡毛2元钱，挑拣半年能卖30元，这是一笔“巨款”，我家一年称盐、买火柴、买煤油的钱全指望它了。
这样的日子，直到我1981年大学毕业拿上工资后才结束。
可以说，像我们“老三届”的1800万知青，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尝尽了饥饿的滋味！今天还有人说大跃进好，文化大革命好，如果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我们是时代的亲历者，只有亲身经历过了的人才最有发言权。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难道比我们亲身经历的人还了解当时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