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甘明: 1973年上大学, 张铁生的信没有影响录取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甘明，1952年出生，1968届初中生，1969年从北京到延安插队，1973年到西北工大念书；1976年到3347厂工作；1980年考上江苏大学研究生；1983年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其间在清华大学土木系攻读博士学位。教授级工程师，已退休。

原题

我要上大学

——延安知青岁月（下）

作者：甘明

1970年3月，中央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派了一批北京干部管我们，让我们和女生合灶，又在年底把我们从陈家河大队赶到瓦窑套大队。反正我就是出民工，关系不大。我们公社的北京干部是北京市公安局派来的。老张管了我两年，他是个老八路，原来是二野的，后来被挑到8341部队当兵，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人很好，就是反对我们学外语，说你们中国话还没说好呢，学什么外国话。

1971年初，我和尚晓丽约着到延安城玩，一起到了×伯伯家。伯伯说他打听了一下我在农村的表现，说老乡反应比较好，北京干部反映一般，说你要想上大学，还要政治表现好一些，该做的秀也要做一些。我想了想，要上大学，首先要当毛选积极分子，要出席学毛选积极分子讲用会。我当时已经把《毛泽东选集》四卷通读了一遍，《毛主席语录》也全背下来了，可我讨厌把什么事都和学毛选连在一起。有个知青赤脚医生讲用时，说在给病人开刀时都能想到“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段毛主席语录。

老宋让我出席过几次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我都没发言。后来我想了半天，决定就讲毛主席号召的农业学大寨吧，这个题目比较广，只讲心得体会，不和自己挂钩。但是我对大寨什么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没收自留地等做法不感兴趣，×伯伯建议我多讲艰苦奋斗，大战狼窝掌。我这才心有灵犀一点通。

1971年回北京，回延安途中，还顺路参观了大寨大队，我才知道大寨的水渠、电线全是国家支援的。我认为这不是自力更生，别人没法学。回来只好写了篇违心的讲用稿，把大寨的艰苦风斗和延安精神联系到一起，这个讲用得到公社、县里的一致好评。

我又趁热打铁，递交了入团申请书，第一次讨论，北京干部老房提出我祖父成分高，没有通过。我到公社找公社负责的北京干部老孟提出申辩，当时中央有文件，干部子弟不应受祖父成分的影响。我才据理力争了几句，老孟打断了我的引经据典，只说了应当按中央文件处理。还告诉我，不是每个北京干部都能很好地掌握政策，甚至有些北京干部还和女知青发生不正当的关系。不知老孟怎么处理的，第二次讨论我的入团申请顺利通过了。

1972年大学招生开始了，我想我出勤天数在公社都排在前列，年年都是学毛著先进分子（老宋推举的），最近讲用稿得到了县里的首肯，又入了团。这几年坚持学数理化，文化水平已经达到高中，还有×伯伯支持，应当不成问题。没想到折戟沉沙，名落孙山了。

据后来×伯伯告诉我，我父亲档案里有一份材料，说他包庇美国特务。我一急，连忙打电话问我父亲。父亲告诉我大概是1955年肃反时，设计院有一批工程师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到新一军、新六军给美国教官当英语翻译。他当时在西南联大学习，知道这些人从事的是翻译工作。新一军、新六军当时在缅甸、印度，只和日军作战，没和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摩擦，不应算作历史问题。清华大学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找他调查，他据理力争，说这些人没问题。又和艾知生联名写了个情况介绍。我和×伯伯说明了这个情况，伯伯说这回已经晚了。我只好念了句主席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后来×伯伯告诉我，他已经和北京干部商量了，把我父亲档案里所有造反派整理的东西全部清空。

我回公社买了只鸡，提了瓶酒，求尚晓丽帮我做鸡，尚晓丽不知道原委，以为我有喜事，我告她我要一醉解千愁，她把酒没收了，我只好给她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她却说：“你这只是暂时失利，前途还是光明的，比我强多了！”我说：“我就是想喝点儿”。她说：“那咱们一起喝。”那天我喝了半斤酒，她也喝了半斤。

我插队地方的梯田近照

1972年底，陕北大招工，许多同学都走了，我不想走。结果也真没有走成，公社的北京干部把我分到汉中的012军工厂。我原打算找×伯伯帮我拦下来，结果才到×伯伯家，×伯伯就告诉我，我们公社的一个知青把我告了，告状的内容除了20年后当总理、当教授后再入党、三种情况下绝不入党，还有《人民日报》的消息不准确、大寨的电线、水渠都是国家修的诸如此类的话。我很生气，虽然我不想去012，想考大学，但是我会自己想办法，你到处散布这些是什么意思？谁委托你这么干了！一起被告的有李振宇、杨三庆等人，李振宇有关系最后去了012，我和杨三庆只好等着1973年大学招生。

1972年底，我又回北京了，主要是为了打听大学招生的消息，听到的消息中最振奋人心的是1973年大学招生要进行考试，还有一个有利的消息就是1972年底陕北搞了一次大招工，许多同学都走了，剩下的人有些是家庭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些一心想考大学的。

在想考大学的同学里，我又有几个优势，一是“文革”期间，我父亲一直没有被打倒，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二是我这几年一直参加劳动，加入了青共和团，和老乡的关系又很好，因此本人政治表现没有问题。三是这些年我一直复习功课，考试应当没有问题。

尚晓丽找了我，她父亲的问题现在不是在河北省了，因为xxx1971年初就被揪出来了，但是中央专案组一直没有回信。x伯伯希望华北局专案组写个审查意见，说审查中没有发现重大历史问题，不影响子女招工升学。据×伯伯告诉她，我们公社的贾延峰（贾拓夫之子）就是开了一张这样的证明，1972年时，被北京化工大学录取了。她希望找我父亲帮忙，我父亲的意思是他不持异议，但是要开这种东西还要找干校领导，大家一致同意才行。尚晓丽不知道又找了谁，最后终于开了一张这样的证明。

1973年过了春节，我就回到陕北，在公社的康坪坝工地出民工，尚晓丽约我去见×伯伯，伯伯对我的嘱咐是谨言慎行，吸取去年上大学和招工出事的教训，并告诉我一条锦囊妙计。又看了尚晓丽拿回来的证明，说他马上叫人把尚晓丽档案中有关她父亲的材料都取出来。但是×伯伯觉得尚晓丽父亲在陕北也是名气太大，问题还没有解决，怕横生枝节，让尚晓丽重新填了个表，没有填她父亲，填她母亲的名字时，用了她母亲在30年代的名字。做了这番布置后，×伯伯说，推荐、考试凭你们自己的本事，如果都合格，我保证不会再横生枝节了。

回去时，尚晓丽告诉我，她为了找我复习功课方便，找了关系，在我们公社当工作队员。我说：“你找我可以，不许动不动就拍我肩头，拿柳梢抽人，要注意影响，不要横生枝节，影响上大学。”她不屑地说道：“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严肃地告诉她：“我就是害怕，你要规规矩矩地问问题，什么都好说。你要还像过去那样大大咧咧的，我就不理你了。”她最后妥协了，向我保证出现在我面前的她绝对是淑女形象。

我开始干活、复习功课后，尚晓丽经常狐假虎威地以工作队需要我配合调查、配合对知青的安家费审查为由，抽调我到公社参加工作队的工作。名为配合工作，实为给她讲课，我也乐得在给她答疑的过程中，把基础知识夯实。

我在准备功课的同时，也实施了×伯伯的锦囊妙计，我对去年搞我的那个人说：“我这回做足了准备，我父亲档案中的不实之词已经清空了，这意味着什么，你好好想想。”我告诉他：“我不想和任何人作对，但如果有人再起战火，我不惜一战！”我还故意和别人说我和地区另一个领导很熟，把消息传给了他。

大队推荐很容易，因为当时在队里的知青就我一个人，鉴定也是我起草的。公社审批，我和杨三庆都过关了，去年搞我的人也过关了。他装着对我们很和善，说去年之所以那么做，就是希望我们今年考大学，我们也没说什么。心想你今年不使坏则已，若使坏，有好果子等着你！

延安县的考试是在姚店公社进行的，考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是写一篇作文，数学考了代数、几何和三角。物理、化学考了什么不记得了。考数学时我把一道几何题做错了。化学考得不是太好。结果公布了，我数学考了105分，理化考了92分（满分都是120分），语文考了90分（满分100分），整个成绩在延安县也是名列前茅的。尚晓丽数学考了85分，理化考了74分，语文也考了90分，听说我们的语文成绩在整个专区也是比较高的。

成绩下来了，好多学校找我，西北大学的老师希望我到西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随便挑。我说要挑我也挑数学系或者物理系，他马上说学校任何一个系我随便挑。我曾经和王岐山开玩笑说，我当时没挑历史系，要不然我就和你是同学了，我当时想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老师联系过，他们也想要我。我之所以想上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是因为我父亲母亲常年都在建工部门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想当一个结构工程师。

过了几天，×伯伯告诉我，已经把我推荐给了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的老师也同意接收我了，我找到西工大的老师，一个姓陈，另一个是唐才荣老师，他们对我很欢迎，这时我学过微积分的消息也被西工大老师获悉了。陈老师还问了我道三角题：1+tgx**2=？我答secx**2；又问我sinx的导数，我答cosx；问cosx的导数，我回答-sinx。老师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唐老师告诉我不要再找别的学校了。我当时还是想上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但据说西工大已经调档了。

尚晓丽上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我提出来和她对换，但×伯伯告诉我她的父亲问题没有解决，西工大的政审特别严。唐老师告诉我，延川也有一个女同学，考试成绩很好，还有一个男同学也学了微积分，岁数比你还小。我还是不太愿意去西工大，杨三庆被分到了北京大学，他想去西工大，他父亲是空军的，将来分配也方便一些。可是唐老师就是想让我上西工大，不允许调配。

今日冯庄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首先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在试卷背后写信的消息,紧接着《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件事。在录取过程中，突然发表张铁生的这封信，我问唐老师招生政策会不会改变，唐老师说我们招生是以国务院文件为依据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东西不能作为招生的依据。

实际上，所有的招生老师对张铁生那封信都是嗤之以鼻，但都不好公开讲反对的话。那个1972年底告我的人，也参加了这次考试，而且被分配去了西军电，但是不知道他哪根神经搭错了，又去状告地区领导，结果被除名了。

当我拿到西工大的录取通知书时，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诗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尚晓丽那时也收到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笑着对我说：“你从小的愿望实现了，庆祝一下吧！”我们买了一只鸡，拿出一瓶西凤酒，烙了饼，吃了个痛快。

在吃的过程中，我向她讲述了从1966年到现在七年的过程，1966年放暑假预习了初二的功课，8月份到10月份发疯，先是受到伟人接见，后是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到地质部保卫邹家华，在北京站接待外地红卫兵串联。10月以后，好多同学家长都被揪出来了，我又开始学习。1967年参加军训，没几个月，“四三派”“四四派”发生了内讧，我们“老兵派”没事了，又学习了。一直盼着能上高中，结果被火车送到陕北。到陕北你看见了，在工地呆了四年，干活、学习，回北京念书，1972年没上成大学，这回考试了，终于不负所学，成了大学生。

尚晓丽说：“我是看着你念书的，你是我见过的最用功的中学生，苍天不负有心人，你儿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还说到西安后，保持联系。她一个人先去西安拜访她父母的老战友，给了我一个电话，是她姑姑家的，让我到西安后打这个电话和她联系。

我和杨三庆一起走的，到铜川后，他正好有班车去西安，他在那换乘去北京的火车，我要等第二天到西安的车（晚上没人接待），所以他先走了。我们在铜川握别。他临走前嘱咐我谨言慎行，不要成天老是一副公子哥的形象。我默默地听着，点着头。我知道明天我就是个大学生了，告别知青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

甘明专列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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