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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郭孟伟: 追忆海鹰, 在兵团经历九死一生劫难
郭孟伟，北京三十一中68届初中生，1969年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一师四团二连、机运连、六连、九连做过农工、汽车修理工、拖拉机驾驶员等。1976年病退回京，经历待业，做工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78级），毕业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追忆海鹰
兵团时期的海鹰，又要离家赴内蒙古，在北京火车站留影
我的兵团战友 ，也是我曾经在一个国家机关工作过的同事张海鹰因患癌症于2020年3月去世，至今已有3年多时间了。
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末期，我和海鹰上山下乡同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我先后在好几个连队工作过，最后到了九连。海鹰一直在五连。五连和九连相距只有几里地，从团部到九连，中间要经过五连，我也多次去过五连。那时，我和海鹰只是见过面，看过他演话剧，并不怎么熟悉。1971年10月下旬，海鹰的哥哥张海燕从青海专程到内蒙古看望海鹰。从团部到五、九、七连只有那一条穿行在沙丘之中的、坑洼不平的土路，海鹰的哥哥和我正好坐的是同一辆马车，还聊了一路的天。
少年时代的海鹰
从内蒙古兵团返城回京后，待业、求职、工作、上大学，然后再就业，转来转去，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和海鹰成了同事。我们在一个大楼里办公，吃饭也在一个食堂，见面交流的机会就多了。有一年机关分房时，海鹰人弃我取，选择了别人都不要的广电部宿舍三家并户的旧楼房中的一间，还是我蹬着三轮车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帮助海鹰和徐晓夫妇搬的家。
我用多年的时间搜集、整理了四团各连队兵团时期的老照片，其中海鹰夫妇的老照片和海鹰父母抗战时期的老照片都是我亲手扫描的。现在看到海鹰的老照片，又看到海鹰夫人徐晓写的《荒漠中的五连演剧运动》一文和海鹰写的文章，我觉得应该将海鹰在兵团时蹉跎坎坷、跌宕起伏的经历写出来，以表追忆之情。
1974年在北京探亲时的海鹰
兵团时期，海鹰利用探亲时间去北戴河旅行
上世纪70年代，海鹰回京探亲时在颐和园
01
极左害人、罄竹难书
海鹰生在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国内著名的编剧和导演，他的叔叔、姑姑也都是中国戏剧界的知名人士。
在文革前，海鹰的父亲艾丁曾是北京京剧院的导演、中国戏曲家协会的常务理事，也是在1964年参加全国现代戏汇演，并在当时引起轰动的现代京剧剧目《杜鹃山》的编剧兼导演（演员阵容为赵燕侠、马连良、裘盛戎等）。上世纪三十年代，海鹰的父亲在搞教育的同时率先在太原搞起了“新剧运动”，轰动一时。1937年，抗战爆发，他投笔从戎，到商震任军长的国民党第32军中担任话剧团团长，冒着枪林弹雨开展救亡歌曲和救亡演剧活动。四十年代，他辗转到大后方做报纸主笔兼翻译工作。解放后他担任过北京市文化局群众艺术处处长，后进入戏曲界，从事导演、编剧并参与戏剧改革。1967年5月11日，艾丁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8年之久，“罪名”是：反军、反江青、反“中央文革”。抓捕的命令是江青亲自签发的。
海鹰的姐姐张美音曾在微信公号“新三届”上发表过一篇《父亲让我去问江青》的文章，记述了海鹰父亲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
因为父亲身陷囹圄，海鹰的大哥张海燕从天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最远的青海省的一个矿山机械厂，姐姐张美音1968年被分配到内蒙古武川县插队，在内蒙古农村整整呆了8年。在文革前还是小学六年级的海鹰，1969年秋被分配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到1977年11月病退返城，前后也是在四团五连呆了8年的时间。
按当时的说法，海鹰父亲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本来是无法通过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审的，但海鹰他们那届的北京知青是“连锅端”、全部分配到内蒙古和东北两个兵团，加上海鹰的同学替他向接收知青的现役军人求情，他才被“破格”接收，到了“反修防修”的前线——内蒙古兵团。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下属各团、场基本上都分布在在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盟（现在是巴彦淖尔市）乌兰布和沙漠周边的荒漠和半荒漠地带。我们所在的四团位于杭锦后旗最西边的阴山脚下，地跨杭锦后旗、潮格旗（现在叫乌拉特后旗）和磴口县，是距离一师师部所在地巴彦高勒市（也叫磴口县）距离较远的团，也是交通、医疗等条件比较差、生活也相对更加艰苦的团。
四团附近的乌兰布和沙漠和阴山。2009年摄
四团附近的乌兰布和沙漠。2009年摄
四团一连附近的乌兰布和沙漠。2009年摄
当地人说我们四团的那个地方是：“每年只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年终”，科学的说法是每年有250天是有风日。离我们四团最近的“大城市”是杭锦后旗，它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傅作义的行营。现在的杭锦后旗已经发展得有模有样，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但在十年动乱时期，杭锦后旗的所在地（也叫陕坝镇），只有一条不太长的主要街道，到处都很破旧，唯一像点样儿的建筑就是有一个影剧院。旅馆很脏，被褥长时间不洗不换，味道很重。去饭馆里吃个饭，要饭的人（当地人叫“讨吃的”）比吃饭的人还多。
我们偶尔一次在杭锦后旗的饭馆吃饭，眼见着女服务员将“讨吃的”刚舔过的碗，用擦完桌子的抹布顺手那么一抹，便给我们盛上面条端了上来。人家那还是正规的服务，根本不避人，你不吃只能饿着。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闭着眼睛胡噜下去。
在四团，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生活条件的艰苦，对人祸害最大的，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极左和比极左还左的政治环境。而海鹰所在的五连，又是四团最极左，整人最狠的连队，没有之一。五连的知青被他们的现役军人领导训练得与其他连队的人都不一样——管理严格，组织纪律性强，集体荣誉感强，站队、出操、喊口号都比别的连队整齐、响亮。当然，五连的知青干活儿也最累，人晒得最黑，挨的整也最多。
极左思维体现在生产劳动中，那就是片面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顾人的死活，当然也包括不符合实际的瞎指挥。
刚到兵团的时候，大量的生产劳动是脱坯、盖房、以及兴修水利设施等，那都是很累人、很要命的活儿，而且基本上都是用最原始的铁锹、扁担，人挖肩挑。最折磨和摧残人的是经常开展的“大会战”。在四团“修建扬水站大会战”时，从各连队抽调的知青们住的是60多个人一间、用红柳芭搭建的简易工棚，睡的是铺了些麦秸的地铺，喝的是大渠里有鱼虫的水，用餐经常是黄沙拌饭。如果刮上一夜的大风，第二天早上睡觉醒来时，被子上和人的脸上就会落上铜钱厚的一层黄沙。
日复一日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连续干了200多天，最后建成了一个至今已50多年也未能发挥什么作用的闲置工程（现在大量土地都退耕还林，成了天然林保护区，当年兴建的农田水利工程也成了摆设）。我们连队有一个心脏4至5级杂音的心脏病人，也同样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干了200多天。三年后他在办理病退复查时，刚刚23岁就死于心脏病发作。谁能说他的去世与之前曾在这样恶劣的生活条件下从事超负荷的劳动没有一点儿关系？
我曾经在微信公号“新三届”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写过的“巴盟总排干大会战” ，那也是极左年代的产物，其生活条件之艰苦、劳动强度之大让人终生难忘。
极左横行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很多知青身体的伤残和折磨一生的疾病。我所在的四团，共有约3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我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但在我接触过的四团的男女知青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因当年恶劣、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和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造成的胃溃疡、风湿性关节炎、腰椎肩盘突出等疾病，有不少人后来还做过手术，很少有没病的人。
知青们奉献的不只是青春，而且还被动、无奈地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健康。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越左越革命，越左越证明政治立场坚定，越左越能被提拔重用。有些人搞极左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花样也很多。有人夜间点着蜡烛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人在讲用中说与大粪有了感情。轻伤不下火线，带病坚持工作是很普遍的事。有人为了表示自己比别人革命，为了入党、上学，为了争当五好战士而暗中争斗。抱粗腿、拍马屁、告密使坏、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路线分析不过夜”、“狠斗私字一闪念”、“思想交锋要刺刀见红”，把人往死里整。这些现象，差不多在四团的每一个连队和班排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结果是人人自危，精神永远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还有一些极端的人甚至自找苦吃，不仅是极左，而且是自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们九连有一个女知青排长，吃忆苦饭时嫌吃糠窝头还不够苦，竟然想出在在糠窝头中掺入苦豆子的主意。苦豆子是荒漠里一种味道很苦的野生植物，连羊都不吃，结果全排知青吃了以后都上吐下泻。兵团知青们真是被左祸害苦了。
有不少知青都有挨整的经历。不定哪一句话说得不对，就给你来个路线分析，出身好的批评教育，出身差的就得上纲到深挖阶级根源的高度，整得你去死的心都有。
我们四团七连有一个保定知青，在给半导体收音机拉天线时，横穿过墙上贴着的毛主席像。年轻人口无遮拦，开玩笑似地说了句：“我给他带了个嚼子（嚼子是骑马时为控制马匹勒在马嘴上的马具）”。当时没啥事儿，就过去了。但后来他与人发生了矛盾和争吵，另一方为了报复，将此事揭发出来。七连和四团的某些现役军人领导就把此事儿当作对伟大领袖不恭的政治事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最后判了他两年劳动教养。在内蒙古服刑结束后他也按政策返城，回到了保定，在就业方面肯定受到影响。好不容易找个工作最后还下了岗，现在70多岁了，还在保定街上出摊儿靠修理自行车为生。
我有一个中学的校友，是68届老高一的，比我大3岁，与海鹰同在四团五连。因为担任连队士兵委员会委员，在开会时他对连队现役军人指导员家属来连队后，到食堂拿取食用油等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得罪了领导。加上自己平时说话不注意，给人留下了口实。连队现役军人领导和一些思想极左的人将其好一通“修理”，整得他“死去活来”。后来这位老兄因家里是多子女上山下乡，按政策办了困退回京，本以为跳出了“火坑”，摆脱了厄运。但五连的领导（也包括四团的相关现役军人领导）岂能放过他，临走时在其档案袋中装了厚厚一叠材料，还给他明确定性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这位老兄人回了北京，但在就业时却遇到重重障碍。在那个年代，哪个单位愿要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最惨的时候他只能打零工为生，后来费尽心力，好不容易才托关系才找了个比较差的单位工作。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以后，各单位统一销毁文革时期的档案。有关领导将档案里的“黑材料”当着本人的面取出销毁时，他才看到档案里的给自己“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定性，以及当年五连的一些人，其中还有自己的同学和一个排的知青战友写的诸如：某时在某地说了什么话的证言、证词等“黑材料”。
这么多年了，虽然时过境迁，不会再去追究什么，但这位老兄对过去受到的伤害仍难以释怀。那些整人的领导，那些作证、告密的人大都还健在，所以到今年已经74岁的他从不参加五连知青的聚会活动。
不仅要整你一时，还要整你一世，让你走到什么地方都不得翻身，可见当时海鹰所在的五连和四团的某些现役军人领导整人有多狠。
以上两例个案，仅是众多极左事例中比较典型的事件。在当时举国皆左的大环境下，四团之左 、五连之左涵盖方方面面，极左之祸，罄竹难书。
16岁的北京69届知青张海鹰，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严酷、险恶的生存环境，这也注定了海鹰会有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挖渠会战工地。上世纪70年代摄
挖渠会战工地。上世纪70年代摄
会战工地，野外用餐，如果刮风，那就是黄沙拌饭。上世纪70年代摄
50多年前修建的扬水站，如今已经闲置
刚到内蒙古兵团才两个月，海鹰就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
1969年11月初，正是连队艰苦创业、营建和农田基本建设最紧张的时期。一天，海鹰病了，最初只是肚子疼，而且越来越疼。班长张瑞岐让他留在宿舍休息。可海鹰刚刚躺到炕上，就听一个知青说“这么点小病就休息，怕苦怕累。”海鹰年轻，脸皮又薄，听不了这样的话，加上自知出身不好又有自卑感，于是，一咬牙，爬起来，抓起一根绳子往腰上一勒，拿起铁锹就跟着队伍出发了。
那天的活儿是到四十里外的沙包里去打柴。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因为个子高，还要背比别人更多的柴禾。他挣扎了一天，待坚持到连队附近的大渠上，他就再也走不动了。别的知青发现了，才把海鹰弄回了班里。
这么一折腾儿，海鹰的病情一下子就加重了。他肚子疼得满炕打滚儿，可连队的现役军人罗医生就是看不出他得了什么病（罗医生在部队时只是司药，没看过病）。海鹰吃不了饭，喝不下水，喝了就吐。就这么折腾了五六天，罗军医终于从《农村医疗手册》上翻出“呕吐、不排气、不排便可能是肠梗阻”的一段描述，才知这种病是有生命危险的。他马上通知了四团卫生队，可这时的海鹰已经快不行了。
当时四团的团部和医院还未建好，团部领导和团卫生队（医院）的大夫们都在一连暂住。大约在1969年7月份时，四团三连曾有一个北京第一批知青小陈患了急性阑尾炎。那时四团连电都没有，照明还只能用油灯。四团的现役军人卫生队长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只好用电影放映机的小型汽油发电机发电照明，冒险做了四团第一例阑尾炎手术。但是像海鹰这样的重病人，即便四团医院建好也处置不了，只能送到师部医院或临河的医院才行。
1969年11月8日的凌晨，四团唯一的一辆天津吉普车，这是四团现役军人首长的专车，载着四团的现役军人卫生队长来到五连。看到海鹰病情危急，立即命令把海鹰抬上了车。当时从五连出发，可以去位于磴口县的兵团一师医院，也可去临河的医院。五连到四团团部的距离是十几公里，四团团部与外面的连接只能通过一条经过杭锦后旗到临河的公路，而从四团团部到杭锦后旗的公路当时都是路况很差的砂石路和土路，距离是43公里，汽车也跑不快。开车到一师医院则要从杭锦后旗附近的四坝绕行，距离更远，得有100多公里。吉普车驶离五连后，海鹰在颠簸的路上曾几度昏迷，医生判断，去一师医院和临河医院的距离都太远，抢救的时间恐怕来不及了。
随行在车上的四团卫生队队长临时决定，命车驶向距离最近的杭锦后旗。在路过三道桥公社时，卫生队长借用电话请示了四团值班室，并要团里做好抢救海鹰生命的各种准备，然后就直接将车开向杭锦后旗医院。
当年的杭锦后旗的影剧院，路边挖的沟是排水用的。上世纪70年代摄
当年的杭锦后旗街景。上世纪70年代摄
现在的杭锦后旗（陕坝）已是塞外名城。（网图）
因为尚在文革时期，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各地也非常混乱，杭锦后旗也是一样，抓内人党，搞派性，各企业、单位都处于非正常、半停顿状态。内蒙古兵团与地方的关系也不好，有隶属关系不同的原因，也有兵团组建，占了地方的草场、土地等原因。别的不说，兵团初建，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人吃马喂，都需要物资支持，给地方上带来的压力非常大。现役军人有单独的军供渠道，但兵团知青亦军亦民，人数又多，全由地方供给。那时候，就连兵团知青每人每月三两食用油地方上都无法保证供应。1969年的秋、冬季节，以前在杭锦后旗卖一两分钱一斤的冬储大白菜，由于新组建的兵团各单位大量采购，一下子就涨到五六分钱一斤。兵团的存在，确实也干扰了当地人的正常生活。
所以，卫生队长对杭锦后旗医院能否支援内蒙古兵团做这个手术没有把握。海鹰才16岁，9月初刚到兵团，满打满算才当了两个月的兵团战士，真出了人命，怎么向上级交待？怎么向家长交待？怎么向知青们交待？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人命关天，四团的现役军人领导立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海鹰的生命。
四团团部附近距离最近、也能最快调动的只有八连。那时候正是中苏（蒙）边境战备最紧张的时期，时刻都要准备打仗，内蒙古兵团每个团都有一个战备（武装）值班连队。八连是四团的战备值班连队，全连战士人人枪不离身，一个紧急集合就能拉出来。四团领导当即命令八连出动一个排，全副武装携枪带械爬上机运连派出的解放牌卡车，并且把四团小卖部里仅有的好烟、好酒也装进了汽车驾驶室，然后风驰电掣地赶往杭锦后旗医院。
果不出所料，杭锦后旗医院拒绝接收内蒙古兵团的病员做手术。正在僵持、交涉的时候，解放牌卡车载着30多名全副武装的男兵团战士赶到了医院，一下车先持枪列队，然后拉开了警戒线。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说实话，如果地方医院拒绝做手术，最后霸王硬上弓，拿枪逼着他们做也是有可能的。拉开警戒线虽然是规定动作，其实也是一种威慑。那时我们的汽车使用的也是北京军区序列的军车牌照，小伙子们虽然穿得是土黄色的“军装”，拿的都是老式的苏式7.62步枪，但那也是真枪。四团的卫生队长是戴着红领章和帽徽的现役军人、而且资格挺老、也很有经验。虽然后来他因为奸污女知青被判了刑，但在抢救海鹰的时候，他还是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卫生队长跟杭锦后旗医院的人说：这个手术必须要做，这是关系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生命的问题。非常时期，当然还得用非常之法，带来的烟酒也得送上。做手术的血源也是现成的，一个排的兵团战士只要化验合格就可以献血。你缺人手，我们可以派人和你一起开车去家里请。这时，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海鹰，拼着最后的力气拉着医院大夫的胳膊，用微弱的声音说：“叔叔！救救我吧！”这也让大夫动了侧隐之心。
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终于感动了上帝，杭锦后旗医院马上组织人员，做了这台手术。腹腔打开，发现一段肠子已经坏死，再晚一点儿，就是整个的腹膜炎，海鹰就没命了。医生为海鹰切除了一米多长已经坏死的肠子。年仅16岁的海鹰，血管里注入了那些与海鹰年龄相差不多，甚至尚未成年的兵团战士的血。
不管怎么着，海鹰在鬼门关门口走了一趟终于又回来了。
只是医生还给海鹰留下了一个专门用于排泄的人造瘘，这需要伤口消肿后做第二次手术才能再处理。
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不知道这应该算是海鹰的运气好还是不好？一切都是随机的临时处置。如果不是随行的现役军人卫生队长果断决策，改道就近去杭锦后旗医院做手术。如果杭锦后旗医院的大夫不配合，甚至只是拖延一些时间。如果没有一卡车荷枪实弹的兵团战士施加压力再加上献血。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条件不具备，海鹰可怜的小命儿都有可能被定格在16岁。
本来就是普通的肠胃炎，但最后差点儿要了人命。直接的原因是思想极左的战友的一句闲话和海鹰因“出身不好”而造成的脆弱、敏感心理，但根本的原因却是是十年动乱和左祸害人，是极左的大环境和上上下下的“左棍”们，把一个身高1.83米、生龙活虎的棒小伙子，摧残成了一个年仅16岁就需要通过人造瘘来排泄的病秧子。虽然后来海鹰又在兵团一师医院做了第二次手术，去掉了人造瘘，但这一病患却折磨了海鹰半辈子。
在以后很多年时间里，由于有段肠子一直未能“理顺”，使得海鹰长时间在亚健康的状态下生存。他个子本来就高，却很瘦弱。硬的米饭不能吃，太软的面条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不能吃，吃饭时要细嚼慢咽，稍微吃不合适肠子就堵上了，必须到医院去做胃肠减压。在机关工作时，看他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还老要吃点儿自带的姜丝，说是暖胃。每天工间操休息时还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会儿太极拳，说是适量运动，可以增加肠子蠕动。自己再努力，也总是因为身体原因耽误正常工作，机关里部门的领导看着他都发愁。
直到20多年后的1991年，海鹰才遇到一位好医生，那位医生给他做了第三次手术，海鹰才算彻底治愈，才得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后来才知道，其肠粘连的病因就是因为1969年在内蒙古兵团一师医院做第二次手术后肠子粘连到肚皮上引起的。
抢救海鹰时使用的吉普车。上世纪70年代摄
内蒙古兵团的汽车，使用的是北京军区序列的牌照。上世纪70年代摄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战备值班连队正在进行军事训练。上世纪70年代摄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战备值班连队正在进行军事训练。上世纪70年代摄
战备值班连队的女知青，上世纪70年代摄
03
身处逆境，化危为机
海鹰能在四团五连险恶的极左环境里熬过8年时间，实属不易。
内蒙古兵团的知青，虽然每个月有22.5公斤的粮食定量，但副食很差，每个月3两食用油的供应都难以保证，再加上劳动强度大，十六七岁又正是能吃的时候，所以不管男女，知青们差不多都有挨饿的经历，看见能吃的、好吃的东西就像狼一样。五连有一位知青曾经有如下回忆：
1970年6月的某一天，正是农田里活儿最重的时候，炊事班磨了一大锅豆腐，准备给大家改善伙食。那时，吃一顿豆腐就像现在吃一次鲍鱼大餐一样，大家个个兴高采烈，在地里干着活儿心里都惦记着这顿豆腐。不料，炊事班的人在炖豆腐时忘记了盖锅盖，正巧一只小猪崽溜进了伙房，爬上锅台，想吃口豆腐，结果一失足滑进了锅里，谁也不知道，就来了个小猪炖豆腐。直到开饭时，炊事员搅和菜时才发现小猪早已煮烂在锅里，猪毛、猪皮等到处都是，也不好往外挑了。女知青们一听说就都不吃了，打点儿咸菜就对付了。男知青们反而兴高采烈，豆腐菜随便吃，难得呀。我们班一打就是四盆，大吃大嚼起来，只是一边吃一边吐猪毛。最后，这一锅豆腐菜一点儿没有剩下，都给干掉了。
处在饥饿状态中的五连知青们已经“修炼”成这等模样，海鹰也是一样，拖着病体，在艰苦生活中“痛并煎熬着”。
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连队营房。上世纪70年代摄
五连二排知青在简陋的双杠旁边合影。上世纪70年代摄
五连的礼堂（也是食堂）。1970年5月摄
四团五连二排知青在营房前合影。上世纪70年代摄
重返内蒙古兵团，海鹰（二排左2身着橘黄衬衫者）、徐晓（二排左7向上伸臂者）与五连知青在乌兰布和沙漠合影。2009年8月摄
上帝很公平，他老人家给你关上一个门，还会给你留下一个窗户。海鹰虽然没有一个好出身，又身处极左险境，压力山大，只能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但海鹰也有给自己加分的特长之处。一是海鹰有家传的艺术血脉，会拉小提琴，在五连的“演剧运动”中，海鹰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至少有“利用”价值。二是海鹰身高1.83米，人也长得一表人才，在不少女知青的心目中，海鹰依然是落难的白马王子，按现在的说法是“挺有女人缘”。另外，海鹰在在连队里还有一些小学、中学同学可以互相照顾（个别极左的、使坏的除外）。这些，也相对能冲淡了一些家庭出身带来的影响，是海鹰在逆境中生存，化危为机的有利因素。
尽管政治环境很严酷，但海鹰并没有放弃，没有沉沦，他一直努力工作, 积极表现，争取进步。海鹰直到1972年才入团，这已经是到兵团后好几年时间了，大部分出身好的知青都已经入团，这时候出身不好的知青才有了一点儿机会。按说海鹰的表现没有问题，还有带病坚持出工，最后差点儿送了命的事迹，这对于海鹰入团应该是有利的。在讨论海鹰入团的团员大会上，五连的团员们基本上都不反对海鹰入团，而站出来反对海鹰入团的却是与他同学校的一个男同学。
该同学曾去过海鹰在北京的家，知根知底儿，连海鹰家墙上写的毛主席语录是什么都很清楚。他非说海鹰家中的墙上写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是要下定决心，争取给“反革命”父亲翻案。极左狼奶喝得太多，牵强附会，出招也很凶狠。幸亏关键时刻有另一位知青站出来替海鹰说话，才将局面扭转，海鹰最终得以被批准入团。这就算很不错的结果了，当时，有很多出身不好的知青到离开兵团时也入不了团。海鹰不仅入了团，而且还上了学，这也是个奇迹。
在极左的年代，如果家庭出身不好就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入党、当兵、上大学基本上都是“一票否决”。就拿上大学来说，按当时的政策应有5%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名额。但在实际操作中，除了推荐、竞争上学，还有一部分名额被现役军人领导用于走后门，照顾自己的亲属和关系户，真能上大学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在我们四团寥寥无几。海鹰居然在1976年被推荐到内蒙古巴盟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训了一年，叫的名字是大学，其实只是中专，学的还是拖拉机修理专业。
其实，在当时很多知青已开始办理病退、人心思走的情况下，去上学并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上的是北京、上海的大学还好一些，但上内蒙古当地的学校，大部分知青都会选择放弃，因为确实弊大于利。虽然说能学点知识，但是将来毕业分配一般要分配在当地工作，对以后办理病退很不利。我们连队有一个上海女知青，也是1976年被推荐去内蒙古师范学院上学，最后只能在快毕业时办理退学手续，然后再以知青身份病退返城。
真是比较好的大学，在正常的时候，哪能轮得到海鹰去。海鹰就是太想上学了，选择了去巴盟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培训了一年，结果连病退返城的大事都耽误了。
海鹰到兵团后没几天就一直被病患折磨，差点丢了小命，确实是真的有病，但海鹰办理病退却异常的艰难。
1975年6月，内蒙古兵团改制划归地方，连队改叫分场，领导也都换成了当地和退伍军人干部，也有一些从知青中提拔的干部。
办理病退首先需要经过分场、总场、农管局的审批，但海鹰办理病退时在分场这一关都很难通过。
那时海鹰的父亲还在监狱里，家里正是最艰难的时期。为了海鹰能办成病退，全家湊了200元钱送给在四团五连掌权的退伍军人领导。但到最后关头，分场还有一个退伍军人排长（他是分场党支部委员）坚决不同意海鹰病退。有好心人偷偷告诉了海鹰，海鹰只好又花钱买了好烟、好酒，送礼打点，才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倾全家之力，一路送钱送礼，海鹰直到1977年11月才病退回京。这比起大多数知青，还是晚了一两年的时间。
在四团五连这种极左险境中，海鹰拖着病体始终在生产一线熬过那么多年，最后虽然有“部分零件损坏”，但还能囫囵个儿地回到北京，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4
苦中作乐，收获爱情
海鹰从小受到很好的艺术教育，上山下乡时还带了小提琴。尽管每天的劳动都很累，但收工以后，海鹰经常拿出琴来，与马林、程岗、王方等人一起，在营房前的白杨树下来个小提琴齐奏。充满激情的旋律在苍凉的大漠里回荡，颇有气势，也彰显了乐观向上的精神，使知青战友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多年以后，五连的知青们还记得海鹰他们的小提琴合奏曾经带给大家的快乐。
关于五连的演剧运动，徐晓和海鹰等人在“新三届”等微信公号上发表的文章已有过详细的记述。海鹰与孔庆海、徐晓等人是“五连演剧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海鹰在知青们自己创作的话剧中出演主角，并在四团各连队巡演，成为连队和四团的话剧明星。
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全国人民只能看8个样板戏和“老三战”的电影，读的书也只有毛主席和鲁迅的著作。知青们不仅面对一个自然的荒漠，同时也面对一个精神上的荒漠。
五连的领导虽然极左，但演剧活动确实丰富了连队知青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在各连队和团里巡演，既能展示五连的形象，也让五连领导脸上有光。知青们摸准了连队领导喜好争先、喜好表现的心理，软磨硬泡，说动领导，把“演剧运动”开展的风生水起，并且坚持了数年之久。
推动开展“演剧运动”，除了有孔庆海、徐晓、张海鹰等一批热爱话剧艺术的人、有获得剧本的渠道等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五连是四团极左禁锢最严酷的地方，知青们的精神也最压抑，当然也最需要释放和缓冲，“演剧运动”也是知青们释放精神压力的一种方式。虽然演的、编的都是有极左内容的剧目，但在当时的极左政治环境下，也不可能演出其他的剧目。当时的知青们大部分年龄还不到20岁，文化程度也不高。就是这样一些青涩、幼稚但又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年轻人，用变通的方法，“戴着脚镣跳舞”，在荒漠里，在禁锢中，在最艰苦、最简陋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表达了他们对话剧艺术的追求和向往，顺便也张扬了自我和个性，这当然也是抗争。
五连知青们的业余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在当时是很独特、很少见的，在中国文革时期的话剧历史上也应该记上一笔。
在五连演剧运动中，海鹰与一起演戏的徐晓互相有了“好感”。海鹰与徐晓还真的挺有缘分。1969年底，海鹰在兵团一师医院做第二次手术的时候，又需要有人献血，当时，徐晓正在师部办展览，担任讲解员，听说连队战士手术需要献血，她马上报名，经化验合格，她和另一男知青给海鹰献了血，尽管那时徐晓和海鹰之间还从没说过话。所以，海鹰的血管里流着徐晓的血，他们的感情，还真是血浓于水的感情。
徐晓为海鹰手术献血时刚刚17岁，按现在的规定不到法定献血年龄，但那个年代并不在乎这些规定。献血以后需要补充营养，医院给每个献血的人补助了20块钱。五连司务长把钱拿回连队后，买了一只羊，给两个献血者各炒了一碗白菜羊肉，本意是要给他俩补充一些营养。可羊肉一端回班里，十二个战士都眼巴巴地看着，实在是不好意思一个人吃，只好一人一口，分给大家吃了。第二天，炊事班做好糖包让他俩到食堂去吃，但到了食堂吃那就是在全连人的眼皮子底下吃了，就更不好意思了。最后他们自己就放弃了，回班跟大家吃一样的饭。但因为营养跟不上，献血后的徐晓在出操时还晕倒过。
徐晓出身于高干家庭，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才女，在五连呆了四年多就转插到山西，后来在山西成为专业话剧演员。国家恢复高考以后，徐晓以非常出色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78级），回到了北京。而海鹰是双料“反革命”的儿子，在内蒙古兵团的连队里苦熬了8年，直到1977年11月才回北京，一直处于倒霉、而且难见天日的境地。在当时，两个人的出身、境遇差距确实很大，一般来说，这样的感情不易维持，但海鹰和徐晓却最终走到了一起。几十年来，他俩相濡以沫，相互促进，爱得地老天荒，确实是模范夫妻，神仙眷侣。
徐晓说海鹰是：“最贴心的丈夫，最潇洒的伴侣，最谦逊的心灵倾听人，最不能缺少的、可产生思想火花的灵魂碰撞者。”
海鹰一生虽然历经坎坷，颇多磨难，但能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夫妻恩爱，确实是上天的恩赐，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2001年，海鹰、徐晓夫妇在加拿大维多利亚
05
拼搏奋斗、不虚此生
海鹰对人生始终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不言败、不放弃。他好学上进，一生都在拼搏努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坚持笔耕不辍，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因病退回到北京时间比较晚，海鹰错过了参加高考的时机，但他抱着病弱之躯，坚持在工作之余自学，把全国自学高考17个门科全部拿下。经历过“自学高考”的人都知道，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甚至比上正式的大学都难。
1991年，海鹰经历了第三次手术，这才否极泰来。治愈了多年锢疾，终于有了一个能正常工作的身体，海鹰的新生活才重新扬帆起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海鹰从国家机关调入央视调查中心担任领导，把企业搞得风风火火。在央视工作了8年后，他又进入著名的外企国际公司，成为职业经理人，终于干出了一番事业。在这一期间，海鹰工作异常繁忙，经常出差，提起旅行箱就出发，这也是海鹰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但天有不测风云，海鹰在个人事业处于高峰时期却不幸罹患癌症。
海鹰与癌症抗争了8年时间。在这期间，海鹰除了自己积极治疗，与病魔斗争，仍倾注心力坚持写作。他关注癌症患者的康复，帮助年轻人的职业成长和创业成功。2014年，他著有职场进阶丛书《老鹰爱小鸡一一时间看得见》等著作。2014年后，海鹰还根据自己抗癌的体会，与妻子徐晓合著了《抗癌：第一时间的选择》《抗癌：防止复发》和《抗癌：生命至上》三本书，并在全国各地讲演，宣传智慧抗癌的思想，为更多的癌症病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成为抗癌事业的明星。
2018年11月，海鹰和徐晓夫妇在唐山宣传智慧抗癌思想
2014年，海鹰、徐晓在央广接受采访，谈智慧抗癌
海鹰与徐晓合著的多部关于智慧抗癌的书籍
在与疾病周旋8年后，海鹰不幸离世。
海鹰一生两次罹病，多次手术，经历的磨难虽多，也有过辉煌的日子。生逢动乱，16岁上山下乡，在逆境中煎熬、苦斗，后幸逢改革开放，否极泰来，修成正果。供职央视，驰骋商海，著书立说。虽然不完美，但在他人生的后半段还算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也算不虚此生。
如今海鹰先走一步，去了另一个世界，企愿海鹰在天国里依然是白马王子，依然是演剧明星，永远不寂寞……
2009年8月重返内蒙古时，我在五连拍照，正赶上吃饭，海鹰跟我开玩笑，用帽子给我搧风。音容犹在眼前，无奈斯人已去……
郭孟伟专列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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