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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丨成小秦:穿行欧亚大陆,与“苏修”边检干一架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2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成小秦,1951年生人,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


原题

留英散记(六)

难忘的归程




作者:成小秦



1980年夏末,我们完成学业,分批返国。我与王式仁(北京大学)、钱瑗(北京师范大学)和华钧(上海外国语学院)编为一组,于7月31启程,从伦敦乘船至荷兰,转乘火车,经西德,东德,波兰,苏联,蒙古,历时2周,8月中旬抵京。

伦敦至莫斯科路线

01

火车驶出利物浦街火车站,天色渐黯。车厢内,英国人或读书,或阅报,静悄悄的。我默默地望着窗外,英格兰南部的村舍、教堂、古堡,在暮色中隐现。即将告别英伦,不免怅然。

伦敦距哈里奇145公里,行车约2小时。哈里奇港(Harwich Parkeston Quay)位于英格兰埃塞克斯郡,斯陶尔河(Stour River)入北海海口,与荷兰隔海相望。我们办完离境手续,登Stena Line夜航船,晚11点启航,8小时左右抵荷兰角港(Hoek van Holland)。

寻预订客舱,安顿好随身行李,便去船舷观景。这一条航线不如多佛尔至法国加来航线,几无景可观。“多佛尔海岸”是英国著名诗人阿诺德(Matthew Arnold)名作,当年,诗人伫立多佛尔海滩远眺,潮汐正满,月色皎洁,对岸的法兰西灯火明灭。可惜,我们无缘体验。

轮船驶出斯陶尔河,进入北海,朝荷兰水域航行,海风习习,远处不时传来汽笛声。我们闲聊一会儿,等杂声渐息,盖上薄毯休息。平生第一次乘夜航船,有些兴奋,因舱位靠近机房,噪音不绝于耳,难以入睡,只好假寐。

早7点多,轮船驶入荷兰角港,从舷梯下来,走不多远便进海关,从窗口递进护照,海关官员睡眼惺忪,翻开空白页,盖章,放行。持联票转乘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出站就见一中国人,著中山装,远远向我们招手。他自我介绍,姓陈(绍武?),使馆教育处的,负责接待途经荷兰的留学人员。他亲驾面包车,把我们拉到临时下榻处,公寓式套房配有厨房,里面略显凌乱,备有油盐米面,草筐里放新鲜面包,大块奶酪。老陈说,我们在这里度个周末,自己做饭,还缺什么打电话。他还讲了在荷兰逗留期间的注意事项。

白天,我们去市区闲逛,风车,郁金香,货摊摆满各式木履和乳酪,价格不菲,我们只看不买。运河上吊桥林立,造型独特,每当船舶驶来,吊桥便从中段开启,吊向两边。荷兰人开放,运河两侧船房,古朴雅致,各式落地大窗,不拉窗帘,室内陈设各色人等,一览无遗。

周一,早起收拾,准备乘坐苏联营运的国际列车。临去火车站,老陈反复叮咛,见列车员,先送酒和茶,不行再掏钱。他还说,前几周,一拨儿回国的舍不得给钱,想自己留着。结果,车行至东德某站,列车员诈说行李超重,扔下数件。几经折腾,行李才托运回国,冤枉钱花得更多,说着,拿出几张花花绿绿的钞票,又数一遍,递给王老师:“荷兰盾,打发老毛子。”

改革开放之初,国人出国归国,行李都多。出国时什么都带,从牙膏到五香粉,一应俱全,过境时万一开箱检查,往往狼狈不堪。归国时必带洋货,好打点亲朋好友。我们四人,连行李带纸箱20多件。其中,有三台14英寸电视,两台彩色的,一台黑白的,每人几箱书,还有两个纸箱装方便面和水果。

从伦敦出发前,使馆会计文莉发了旅途伙食费。华老师建议,各买各的,省点儿钱买丝袜送人。但组长王老师认为,还是集中购买便宜些。读书期间,想省点伙食费,尽买便宜食品。面包捡货架最下一格的隔日面包,苹果买面的,课间休息,坐在草坪吃苹果,咬一口,面而无声,看人家外国人,一口下去,五六米开外,都能听见“咔”的一声!这回使馆发了钱,咱们就别省了,也买些新鲜水果,一则旅途遥远,少有果蔬,好补充维生素;二则与外国人同车,别让人家小瞧咱们。大伙儿同意,去超市专挑红皮和绿皮的大苹果,还有大油桃,大橙子,连同方便面装满两纸箱。

到了利物浦街车站,行李往地秤一放,黑胖子行李员不住加秤砣。使馆老李见状,赶紧上前,握手之间,已将叠好的英镑塞入黑胖子手中,OK一声,唱出重量,果然少报许多。西谚云:Money talks(金钱万能),果然!

再说周一上午,我们早早赶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将行李堆在站台。老陈说,早点来,好上行李。开往莫斯科的墨绿色列车停在那里,车门紧闭,透过窗户往里看,没有人影儿。老陈很热情,介绍乘坐国际列车的经验,关键的关键,是打点列车员,省去许多麻烦。

说话间,站台那头走来两个老毛子,身着大花衬衫,一粉红,一茄绿,颇似花花公子。他俩一人背一大包,沉甸甸的。一个稍瘦,花白头发,两撇胡子翘着,另一个肥胖,浓眉小眼,从我们身边经过,目不斜视。王老师正要开口,老陈拉他一把,轻声说不忙。

瘦子拿出钥匙打开车门,两人上去,门虚掩着。老陈说,现在去吧。王老师是读书人,学界颇有名气,哪里干过这等勾当。只见他揣两瓶竹叶青,还有两筒茶叶,扭捏着上去,站在门口不往里走。老陈远远地着急:“唉,往里去呀!”王老师进去,不一会儿又出来,酒瓶和茶叶还在手里。他走近连声说,人家不要,还把他往外推。老陈胸有成竹:“不要急嘛,钱呢?”王老师将钱包摸出。老陈说:“看来得上荷兰盾了!”

王老师受挫,劲头顿减,面露难色:“你们谁去吧!”我们齐声说,您是组长,还是您去的好。老陈鼓励:“去吧,要快,一会儿旅客进站,就麻烦了。”

王老师只好硬着头皮,再次登车。我们眼巴巴地盯着车门,人半天没出来。忽然,车门大开,王老师满脸堆笑,与胖子一同下车,兴奋地说:“好了好了,快搬行李!”于是,大伙儿连提带拖,将皮箱纸箱搬上列车。

胖子引路,把我们带到列车后部,打开一个包厢让我们进。钱老师懂俄语,卷舌咕噜几句,不外乎人多行李多,这车厢怎能容下。胖子耸耸肩。王老师索性将竹叶青和茶叶都送出去,胖子才说,这个包厢是专放行李的,上下铺顿时塞满。接着,他又打开一间包厢住人。我们实诚,还操心其他旅客,后来才知,在苏联,列车员权力大了,没票也可以让你上,有票也可以把你的行李甩下。

这趟国际列车有20多节车厢,1节餐车,我们住二等舱,四人一间,上下铺,薄毯,枕头等寝具齐全。等其他旅客陆续上车时,我们已安坐车内,惬意地望着旅客拎大包匆匆奔来,那感觉,如同在北京站,花点儿钱提前五分钟进站,放好行李,隔窗望着汹涌的旅客一样。

02

列车启动了,老陈在站台上频频招手。这两天没少麻烦他,接送、游览、购物,忙前忙后全靠他,真是古道热肠。

纵横交错的河网,古韵犹存的桥梁,还有形态各异的建筑,从画面上渐次退去。远处的田野,奶牛,风车,在蓝天衬托下,一如明信片。遗憾的是,这次行色匆匆,无暇在水都探幽。

折腾一上午,这时才觉口干舌燥,想起鲜美的水果,何不享用。王老师一听要吃水果,忙说不可:“咱们这一路,贯穿欧陆。听说苏联食品短缺,还是省着点儿。”他说得也有道理,于是我提起暖瓶找水房,在走廊遇到胖子,笑眯眯地把我引到车厢尾端,开水间设在那里。

两个列车员经打点,对我们热情许多。瘦子一看就是个头儿,我们叫他“赛克锤”(英文”书记”音译),胖子长得像《列宁在1918》中的瓦西里,故称他“达瓦里西”(俄文“同志”)。每逢大站,他俩都轮流过来提醒,开车前还检查一番,工作倒很认真。

从荷兰到西德,沿途大片农田和牧场,满眼浓绿,典型的欧陆风光。途中,下起绵绵细雨,草木润泽,朦胧万态,我们观景,闲聊,倦意袭来,就收拾床铺睡觉。王老师和钱老师睡下铺,我和华老师睡上铺。动身那天不到6点就起床,这会儿实在撑不住,倒下便深睡。

不知睡了多久,华老师把我们叫醒,说天都黑了,恐怕误了供餐时间。我们连忙起身,洗把脸就去餐车。餐车门锁着,隔着玻璃见几个侍者在打牌。华老师用中指敲敲玻璃,一位侍者摇摇手,又指指手腕,表示供餐时间已过。此时,王老师有了对付老毛子的经验,立即返回车厢,拿几盒万金油。不要小看万金油,在亚非拉和东欧各国,这玩意儿大受欢迎,不仅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而且是联络感情的法宝。最有名的当属“虎标万金油”。

王老师用万金油敲窗,“当当当”,一个侍者不情愿地打开车门,王老师进去,先给每人塞一盒万金油。大胡子侍者当即打开,一闻就“欧钦哈拉硕”了。拿来菜谱,让钱老师点菜,大列巴、鱼子酱、红菜汤,还有色拉。汤红红的,鲜美酸甜,很是开胃。吃完饭,侍者问能不能用英镑结账,王老师让钱老师告他,我们只有卢布。

临行之前,使馆会计发了卢布,在苏联火车和境内使用。英镑是硬通货,卢布是“软”通货,不可兑换,虽说如此,当年,苏联官方汇率为1卢布兑约2美元。我们所持卢布,一路吃鱼籽酱,喝红菜汤,到莫斯科还没花完。

夜过柏林墙时,迷糊中感觉列车停下,走廊传来嘈杂声,包厢门开开关关。突然我们的包厢门拉开,西德边防人员进来查验护照,迷糊中,我不知将护照放在哪里,急出一身冷汗,乱翻一阵,总算在枕头底下找到。约摸半个钟头,列车启动,军警命我们将窗帘拉严。出于好奇,我将厚窗帘轻掀,从缝隙向外望,街区岑寂,隔离带、柏林墙、瞭望塔,影影绰绰从窗前掠过。不久,列车又停站,东德边防军上车检查,领章鲜红,目光阴冷,但很有教养。

柏林墙将东西方截然分隔,十年后,这堵墙便荡然无存。

列车一过西德、东德边境,便能从铁道两侧的建筑外观,街区灯光,看出东西方的不同。等列车越过德波边境,又可看出德国与波兰不同。可以说,我们的归程,途经的国家,越向东越穷。

列车停在波兹南车站。这里曾是“波兹南事件”发生地:1956年夏,产业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涨工资,结果遭血腥镇压,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上台,给铁幕中的人民带来一线希望。但遗憾的是,当改革危及波共的执政地位,动摇哥穆尔卡的专制,“改革家”反动了。1968年,正是这个“改革家”请求苏联军事干预“布拉格之春”。1970年,格坦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因商品涨价,举行示威,哥穆尔卡下令军队开枪,最后被迫下台,真是“成也改革,败也改革。”

十年之后,1980年7月,盖莱克政府宣布,将“议价商店”肉价提高40-60%,再次引发全国性罢工,格坦斯克造船厂电工瓦文萨组织团结工会,拉开苏东演变大幕,可谓“王迹之兴,起于船厂。”四十多年后回望,其意义才逐渐清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千年古训,岂能忘记!

二十多分钟后,列车又前行。街区及沿途,到处是游行人群,让人感到,这个国家在躁动。接近中午时分,火车驶入华沙中央车站。“达瓦里西”说,火车停6个钟头左右。他未说什么原因,我们估计与罢工有关,于是,决定进华沙城区转转。

华沙二战后重建,许多建筑虽整齐划一,但东欧特色犹存。我们漫无目的地沿大街游走,见一家书店,进去翻书,英文书籍很少,还是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作品。时间还早,我们又往老城漫游,忽听叮叮当当的声响,回头一看,老式有轨电车开来,背景衬着老城街区,高耸的教堂尖顶,仍有欧陆老城的风貌。

03

火车从华沙出发时,夜幕降临,窗外远近灯火闪烁,无景可观,拉上窗帘闲聊。“赛克锤”通知我们,列车抵布列斯特时,备好护照,车票,查得很严。王老师说,咱们先别睡。从德国到波兰这段夜程,刚一睡下,就开始折腾,查护照,验车票,填写海关申报单,几番折腾,让人困惫不堪,今晚索性不睡,等过了边境再说。王老师打开水果箱,给每人发了苹果和橙子。

布列斯特位于苏波边境,曾见证俄国蹂躏波兰的历史,1772年,1793年及1795年,俄国曾三次瓜分波兰。“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使苏维埃政权存活,“退一步”,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将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割让德国。1939年,斯大林又与希特勒勾结,通过《苏德友好条约》,再次瓜分波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后,希特勒撕毁和约,挥师东进,从布列斯特攻入,让苏俄吃尽苦头。

重温这段历史,可能有助于了解1980年夏的形势。那晚,当列车驶向布列斯特时,我们并不知道,苏俄军队正在边境集结,密切关注波兰局势。

晚十点多,列车过境,波方人员先上车查验,在护照上盖戳了事,不久,列车开动。“赛克锤”敲门进来,说布列斯特马上就到,列车停约1个小时。等列车停稳,包厢门打开,进来一位苏联军人,高头大马,腰间挂着手枪,手里握根金属探测器,示意我们出去。我们拿出护照等手续,随他走出包厢。这两天,我们几经边境,检查都在包厢进行,这次,俄国佬却叫我们出来。

出了包厢,俄国佬正对着我:“Hands up!”(举起手来!)样子很凶。我问你说什么,他将毛茸茸的大手向上举:“Hands up!”我大声说:“No!”他突然推我一把。那个家伙高我一头还多,壮硕有力。我毫不犹豫,反推他一把。他愣了一下,又推我一把,我双手还击,照他胸部打去。走廊秩序乱了,王老师拉住我,这时,过来一位军官,几哩咕噜说了几句,那个家伙就用探测器顺着我们两侧,上下一探了事。

军官让我们下车,几个军人进入包厢检查,又让“赛克锤”打开行李包厢,指挥士兵将皮箱和纸箱统统搬下,说要全部打开检查。这时,王老师和华老师沉不住气了,大声抱怨。钱老师用俄语交涉,但军官坚持,非要开箱检查。士兵们将行李抬进候车大厅,堆在边检台前。钱老师说,没办法,只好打开了。

我们将各自的皮箱打开,士兵一层一层地翻看,好奇地问这问那。翻了一阵,几个粗壮军人过来,与边检士兵相比,他们凶恶多了,我们估计是克格勃。他们嫌士兵干得太慢,亲自动手了,打开纸箱,看见水果,命令士兵抬到边检台屏风后面;打开书箱,也不一本本翻看,而是将纸箱放倒,底朝上把书倒出,书籍、资料、文具等哗啦倒了一地。我很气愤,要上前制止,王老师拉住我。于是,我们站在一旁看着,士兵也站在远处望着。半个多钟头过去,他们说检查完毕,扬长而去。一个带袖章的士兵过来,告诉钱老师,赶紧装箱,列车还有半个钟头开行。

现场狼藉一片,书籍、衣物、器件混在一起,华老师的箱子翻出各色丝袜,散落一地。从伦敦出发前,装箱就费劲,多亏华老师帮忙,上海人心细手巧,装箱填充最内行。此时此刻,连华老师也傻了眼。王老师说,列车就要开了,这要装到什么时候?四人当中,我年轻气盛,又有强烈的反修意识,坚决地说:“他们太欺负人了,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华老师说,还是别闹大,把咱们扣住怎么办?我说:“扣住更好,成英雄了,我去交涉!”说完朝屏风走去,王老师追着我说,千万别动手。

绕过屏风一看,几个克格勃正偷吃我们的水果,我气愤极了,大声责骂。边防军官和士兵围拢过来。我的声音很大,惊动了办公室内当官的,出来打着卷舌音跟我说俄语,我跟他说英语,彼此听不懂,他让士兵叫来一位小姐翻译,问是怎么回事。我将前后经过一说,然后提出抗议。

此时,王老师他们闻声赶来助威,一起谴责“苏修”,威胁说他们不赔礼道歉,将我们的箱子恢复原状,我们决定不走。钱老师用俄语交涉,我们三个用英语吵,管他们听懂听不懂。老毛子自知理亏,也有些蔫。当官的叫来士兵,吩咐几句,他们就去整理书箱。其实,那些士兵还不错,个个娃娃脸,收拾书籍时低着头,好像干了坏事。几个克格勃没了踪影儿。

列车停靠站台等我们,同车的旅客隔窗观看,‘“赛克锤”急得上蹿下跳,不时过来看装箱情况。我又走到屏风后面,索要我们的水果。当官的叫来海关人员,耐心地解释说,按照规定,严禁水果入境,说着拿出什么手册,上面画有水果,还打了红叉。我出来告诉王老师,水果让人家没收了。大家都懊丧不已。

午夜时分,一切收拾停当,我们清点一遍,士兵们将箱子搬回包厢。我们刚一上车,列车就开动了。这场风波,让火车晚点近两个多钟头。

回到包厢,王老师坐下就长叹一声,说早知水果让人没收,还不如上车就吃。“赛克锤”和“达瓦里西”提着开水来慰问我们,进门就伸出大拇指,称赞我们一番,说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类事情。

我们与“苏修”斗争凯旋,筋疲力尽,一人泡一碗方便面,吃得很香,钱老师说:“关键时刻,小成还挺厉害!”虽说很累,但大家睡意全无,分析事情的原因,一直到明斯克。车站灯光黯淡,我们在站台散步,不时有人凑近,帽子压得很低,轻声说money, money,拇指食指乱搓。王老师说,换汇的,别理!

临近中午,列车驶入莫斯科郊区,“达瓦里西”通知我们收拾行李。十多分钟后,火车抵达目的地——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达瓦里西”一脸疲惫,帮我们卸下行李。“赛克锤”也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

站台乱哄哄的,一群戴红帽的行李员,苍蝇似地专盯外国人,见我们四个黑头发,身着西装,以为是日本人,蜂拥而上,二话不说,拿起行李就往手推车上放,急得我们乱叫,又抢着往下搬。最后他们闹明白了,我们是中国人,而且有人来接站,才一轰而散,又去抢别的旅客。还有三两个红帽子不走,立在几米外等着。

墨绿色国际列车哐哐地开走,旅客和接站的人群渐渐散去,我们左等右等,也没人来接车,一群红帽子又聚集在不远处。王老师急了,说我们不能在这儿傻等,得想办法与使馆联系。王老师决定和钱老师一起出站找电话,让我和华老师留守行李。

他俩刚走,华老师有些害怕,说红帽子再强拉行李怎么办。我说,把折叠伞拿出来,再抢就打。他不吱声,也没拿伞。我将折叠伞掏出,攥在手中。过了半个多钟头,王老师和钱老师回来,显得很高兴,说靠几盒万金油,打电话与使馆联系上了。

又过了半个钟头,匆匆来两位中国同志,一律是中山装,三接头皮鞋。他们连声抱歉,说早上来过一趟,通知说火车晚点,下午才到,不想中午就到了。老同志很豪爽,招手叫来几个红帽子,帮我们把行李推出车站。等我们坐进破旧面包车,心才放下,大有回家的感觉。在车上,我们简单说了布列斯特的遭遇,老同志说,中国不是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嘛,这两天,市里的警察也找碴。我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04

中国大使馆位于莫斯科西区,占地11,0923平方米,建筑面积4,1564平方米,院内山丘起伏,湖水荡漾,划船游泳,坐在亭榭,有身临苏杭之感。大使馆正对莫斯科大学,夜晚,主楼顶尖红星闪烁。

住进大使馆当天晚上,朱德女儿朱敏和丈夫老刘便来看望我们,她与钱瑗很熟,听我们说起一路见闻,东、西方截然不同,很是惊讶。第二天,朱敏陪同我们参观红场。她眼神不好,也不良于行,一下车,便搀着我的左臂,缓步走向红场。阳光和煦,我们走在条石上,听她介绍克里姆林宫、瓦西里大教堂、列宁墓和无名烈士墓。站在长明圣火前,我想起往事,对朱敏说,1976年朱老总去世时,我正读史沫特莱所写《伟大的道路——朱德传》,她转过头,点头叹息。

我们一起参观列宁陵墓。这位“十月革命”发动者的陵墓位于红场西侧,进入黑色大理石悼念厅,见列宁卧水晶棺中,面容与双手如黄杨木雕,据说几经修补,早已物化。

不由想起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时,我正读一篇有关恩格斯的文章,非常感动。文中谈及1895年,恩格斯去世,好友伯恩斯坦遵其遗嘱,在一个风雨如晦的秋日,划船至英伦伊斯特本海滨,在白崖壁附近,将恩格斯骨灰瓮抛入海涛。多年后,读伯恩斯坦的《流放岁月》,才知恩格斯之所以选择海葬,有没入忘川之意。

再说那天,我们沿莫斯科样板街漫步,见商场食品匮乏,百货稀缺,肉店、面包店空空如也,门外还排着长队。等我们乘坐国际列车,朝西伯利亚方向行驶,沿途停靠各站越发萧条。十年之后,前苏联解体,我一点儿不感意外。苏俄“变天”后,盖达尔不明国情,推行所谓“震荡疗法”,结果,币值骤贬,跌到1400卢布兑1美元,让苏俄百姓终生积蓄顷刻变为废纸,留给世人的教训,是国家在转型时期,如战略失误,最后只能让货币大幅贬值,使国民整体破产。

从莫斯科到北京,途经46个站点,历时6天7夜


朱敏和老刘送我们到火车站,握手话别,国际列车驶离莫斯科,继续朝东,经伊尔库茨克(人称小巴黎),窗外渐显新西伯利亚风光:丘陵,村庄,深绿的泰加林,浅色的白桦,栅栏小院,原木房屋,看久了也无新鲜感。国际列车二等车厢类似国内列车软卧,空间狭仄。新西伯利亚辽阔,旅途漫漫旅,我们聊天、打牌,四人玩scrabble,钱老师词汇量最大,脱口拼出,玩个把钟头,各就各铺,读书或闷睡。

昏睡中,忽闻列车员沿走廊报站:“斯柳江卡!贝加尔湖!”我们急忙拥到窗前,眼前一片蔚蓝,延伸至天边。白云如絮,远山积雪,森林莽莽,一望无际。浩瀚的湖面上,渔帆点点。这圣洁而壮阔的画面,即便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令我难忘。史载,秦汉时,敕勒先祖沿贝加尔湖而居。苏武牧羊北海上,史学界对北海解释不同,一说北海指贝加尔湖,一说北海即达里湖,存疑。总而言之,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这片沃土属于中国。

列车沿湖南岸行驶四个多小时,查看地图,这仅是贝加尔湖西南一角。赞叹大自然造化之余,唯有激愤,大好河山,竟让老毛子掠去,再联想入境时与苏俄军警冲突,愈发气愤。

过了贝加尔湖,列车抵乌兰乌德后,向东南方行驶,沿途车站破旧,有的连站台都未建,旅客踩着枕木碎石上下车。当时,苏联食品极度匮乏,我们逢站下车,只为活动筋骨,买不到什么食品,就闲聊在中国车站抢购德州扒鸡、灵宝大枣之类的往事。

等列车驶入外蒙古,一眼望去,无际的戈壁,树木稀少,也没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沿铁路线,只见大批苏俄军车和坦克,军人们立在铁道旁,呆呆地望着火车驶过。想起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参考消息》报道,苏俄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此话不虚。

草原辽阔,远处偶尔出现蒙古包和牧马人,炊烟袅袅,不时有骑马人从远处飞奔而来,举起信号旗,火车长鸣一声。等列车驶入乌兰巴托郊区,才渐有城市的模样,连片的蒙古包,现代建筑错落其间,渐渐地,现代建筑多起来,列车驶入乌兰巴托。

列车停靠站台,旅客上下,见对面站台上站满苏联军人,相互拥抱,敬礼,旁边伴有妖艳的蒙古女子,身著俄罗斯式裙子,鲜艳异常,随手风琴起舞,舞姿优美。

在乌兰巴托车站,我们下车舒展,遇几位朝鲜同志。他们好认,胸前都挂一大个儿金日成像章,背面金光闪闪。他们用蹩脚英语答话,眼神躲闪,似很害怕。看见他们,想起“文革”中的我们,不禁莞尔。

列车即将抵达扎门乌德,一个蒙古人突然闯入车厢,连声说给同胞帮个忙,将一小包塞到床下,错愕间,又一位穿蒙古袍的闪进,往床底塞一包东西:“一会儿来取,谢谢啦!”原来,列车过境,蒙方边检人员上车检查,重点查扣走私物品。

不久,蒙方边检人员进来,领头的戴副黑边眼镜,说话一口京腔。他随便问问,也未刁难我们。等他们离去,列车员进来说,那家伙原是北大学生,“文革”中越境叛逃,现在边境做稽查,对华侨最狠。列车驶入二连浩特换轨,两个蒙人返回取物,对我们千恩万谢,说他们给国内亲友带点见面礼,苏联表呀什么的。

七夕前一天上午,列车抵达北京站,我们四人匆匆话别。据说,华钧老师因职称评定不公,过得不舒心,1990年代移居美国;钱瑗老师不幸罹患癌症,于1997年春去世;王式仁老师早已退休,至今精神矍铄,活跃在京城学界,前几年,受邀来经贸大学为研究生授课,课前我们匆匆一面,叙旧而已。

回念难忘的归程,奄忽四十多年矣!返国沿途拍摄照片数张,彩色胶卷送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冲洗,未及时印制,搬家时不知所终,至今遗憾!

成小秦专页

游学英伦,追忆钱瑗同学

在莎翁故里观莎剧,站票观众中暑

我的穆斯林室友,离别便是永别

成小秦:陈氏父子蒙冤记
成小秦:李家塬三孔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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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秦:运动中的记忆断章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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