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丨余祥明：到处借宿的日子

Original 点击加盟☞ 新三届 2023-12-1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余祥明，1953年生于四川。初中69级毕业，1971年插队落户。1973年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英语，1977年留校任教。先后在广州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英国华威大学学习。一直在高校任教，2013年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退休。现居广州。

原题

借宿

见证当年贫困，助我三观形成

作者：余祥明

借宿，至上世纪90年代，是个常见的字眼。无论城市单位，乡村农舍，如果家里来了亲戚朋友，就只有晚上临时打地铺，或者让小孩去邻居家挤挤。我阅读的小说里，北方农村也是如此。家里来客人多了住不下，也会去邻家炕上过夜。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少儿时期，甚至青年时期走亲访友，多少都有过借宿的经历。

从1964年到公社诊所看望妈妈起，1969年底至1970年，我打零工，都是借宿。80年代去陪太太回访插队的农村，家人在昆明，甚至到90年代初在成都陪英国好友游玩，我们都是在朋友、亲戚家借宿。

借宿，也让我这个县城少年更广泛、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人生百态，底层社会人民生活的生存环境，奋斗艰辛，这些对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很深的影响。

当年的住宿条件

为什么要借宿？皆因住房太小，人均面积太小所致。

资料显示，1978年以前，上海市人均居住面积4.7平方米。家里本来逼仄的空间，如果再来客人，就只有打地铺或者去别人家借宿。1977年底我在四川省眉山县培训在职英语教师。一个学员说，几年前他去上海走亲戚，晚上打地铺，表哥则只能同事宿舍挤挤。

尽管如此，听的同学无不露出羡慕的神情。这是因为当年大家都穷，没有机会外出，更不可能自费住店出游。如果是大城市有亲戚的话，能投靠借宿，那就了了一辈子的心愿了！

其它城市住房条件可能稍微好一些。我太太介绍，她家在重庆市北碚区一个居民村。无论家中人口多少，都是两间房，30平方米左右，厕所公用，最早还没有厨房。那时每家四五个小孩的居多，房间摆上两三个大床，只剩逼仄的空间。他们这个小区的住户还是单位的干部和房管局的职工居多，其他居民的住房条件就可想而知了。

太太说，1960年代中期因三线建设，沿海很多企业工厂内迁重庆，北碚也不少。很多待字闺中的女孩想方设法嫁给上海人，能够新婚旅游回上海，逛南京路、淮海路，买漂亮衣服，回重庆有炫耀的资本。确实，她们引起多少女孩子的羡慕！

我们县城可能稍微好些。我家和两个舅舅家住一个院子。进院子大门，有20来平米空间是厨房，有风箱灶，炭灶，和一个石磨。中间一个长10来米，宽5-6米的院子，阴天晴天都可以晾衣服，有一米多宽的街沿有屋檐遮雨，雨天也可晾衣物。院子靠厨房边还有两口石头水缸，分别装饮用水和洗衣洗漱用水。

每家两间屋，平均面积差不多。我家其中一间屋在最里面角落处，约16-17平米，一年四季照不到太阳，光线阴暗。当时我们兄妹还小，和父母住一间屋，所以这间屋隔开一个角约3-4平米做公用厕所，其余做杂物间。

另一间屋约30平方米，既是客厅，也是饭堂，也是卧室。进门右边处摆两把椅子，过去是一张饭桌，四张长凳，角落一边一个衣柜，过去是一个1.5米长1米宽的桌台，上面摆着全家最值钱，最豪华，也非常有用的三五牌座钟。父母讲，这是50年代中期，百货公司搞分期付款售货时买的，60多元钱，两个月的工资。我的印象中，这个钟勤勤恳恳地陪伴我们近40年。挨着桌台靠墙铺两个1.8米长，1.4米宽的大床，门左边的墙放一个衣柜，屋里还有空间，两、三个人可以转身。

放饭桌处，离地面1.5米高有一个长、宽1.2米的木格窗户供采光，一块木板平时吊着，院子里有人洗澡时需放下遮挡。

因为县城居民多是租用县房管所的公房，一家五、六口人挤在一间10多平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所以凡是来过我家的人，都羡慕我们家有这么宽的房子。

其实我家房子地面砖常年潮湿，两张床靠的砖墙常年也是潮湿的，因为川剧团剧场屋顶的排水沟在我家屋顶上，雨水太大就要倒灌，顺着墙壁流。那时也没有维权意识，应该让川剧团维修自己的水管，不能侵害我们的利益。我父亲多次请师傅维修我家屋顶，但无济于事。按现在的标准，应该属于危房。

我在重庆高校上学、任教20来年，一直担惊受怕。一下大雨，我就担忧家里父母的安全，生怕雨水太大，墙体承受不住坍塌。一直到1997年川剧团扩建，全院搬迁，我才彻底放心。

我们这一间多功能屋子，60-70年代也留宿过客人。妈妈被县里抽去搞计划生育宣传时，家不在县城的叔叔，我爸爸的徒弟郭孃孃及妹妹都在我家借宿过。我们则到表哥家挤挤，或我去爸爸工作的缝纫社（后改称服装厂）门市部值班，睡在铺板上。

我去别人家借宿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

高石场借宿

1964年我妈妈调到高石公社诊所，1974年调回县城。在高石公社诊所的10年，妈妈的工作主要是宣传计划生育、接生和为公社各生产大队培训卫生员和接生员。大队有接生员后，妈妈的工作主要在诊所，偶尔大队接生员遇到困难求助去到产妇家处理。她在诊所身兼数职，注射兼药房的保管，有时还在西药房帮忙发药。

诊所里共有十几个医生护士司药，都是我的长辈，妈妈让我们尊称年长的 “公公、婆婆”，年轻点的 “孃孃、叔叔”。

胡公公（西医外科），宋公公（中医内科），焦伯伯（中医内科），李老师（中医药剂师）都住在场上家里。

傅孃孃（会计兼收费员），曾孃孃（西药药剂师），罗孃孃（中药药剂师）和我妈妈家都在县城，彭婆婆（外科护士），宋所长，曾公公（西医内科），史大爷（厨师），以及后来参加工作的周叔叔，艾孃孃都住在诊所。

诊所没有专门的宿舍，是利用诊所后院大厅隔成多间卧室。卧室墙高只有两米多，没有屋顶天花板，不太隔音。门诊部低矮的楼上也隔过几间小屋做卧室。

每家人一间卧室，房间都不大，7-8平米左右。几个孃孃都有小孩，也不例外。诊所借给每家一张约长2米，宽1米2的床，一张窄窄的小桌，一个洗脸架。个人物品一般是一个旧的木板包装箱，一个纸箱，一个旅行包放置衣物。所幸那时衣服少，除了棉衣，不分季节，这样也够了。另外就是洗脸盆、用水盆、洗脚盆、开水瓶、碗筷等。尽管如此，剩余空间还是不大。

妈妈刚来时，我10来岁，妹妹7岁左右。我们和爸爸住在县城，暑假和寒假，以及国庆节，有机会来高石看望妈妈、文革中停课没有书读，我和妹妹近1/3时间断续生活在高石。

有时周末我和妹妹走30华里来看望妈妈，就在妈妈住。如果和爸爸一起来，我就要四处借宿了。文革中学校停课，我和妹妹从县城去公社躲避武斗，我在粮站姜叔叔、炊事员王师傅、邮政所的施叔叔、诊所胡公公家借宿过。

其中王师傅和胡公公的儿子胡仁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王师傅处借宿

粮站有开票的门市部，马路对面是提粮处，因此也算一个小仓库，加上场街的入口处的新仓，估计有10多人就餐。粮站的食堂在门市部左边的梯坎下面，梯坎有20-30梯，有50-60度的斜度，很陡。王师傅个子矮小，最多1.6米高，身材单薄。他做的饭菜很香甜可口，颇受好评。有时诊所妈妈和孃孃们去粮站食堂买肉菜。

我在王师傅处借宿，但对他了解并不多，只知道他家不在这儿，因为他不苟言笑且寡言少语。我年龄也只有12-13岁，也不善于交谈。从他身上，我知道更多的是生活不易，一个人孤身在外，工作辛苦。

高石场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堰塘靠天老爷下雨储水，供街上居民、农民和各单位一千来人饮用和洗漱，号称“吃水堰塘”。每天来此挑水的人不少。粮站食堂离此是3-400米平坦的石板路，王师傅每天就挑100斤重的水奔波在路上。

遇上干旱，吃水堰塘就要见底，无水可挑。王师傅就要多走路挑井水了。在粮站斜对面就是诊所，诊所左边一条6-70米的斜坡下去，转左，有口常年不干涸的水井。诊所的炊事员史大爷就在这儿挑水。

关键是王师傅挑空水桶上梯坎，下斜坡，问题不大。回去挑100斤水上斜坡，下梯坎就够他受了。因为在县城我挑水供家人使用，沉重的水桶压在肩上的滋味我深有体会，况且我还是在平路上走。我深深理解王师傅的辛苦，理解生活的不易。

胡公公的八儿子胡仁龙

胡公公是诊所的外科医生，50多岁，一小撮胡子和头发都已经花白。他成天笑呵呵的。我经常在外科室看他给病人做医治疮疡等小手术，他对病人的态度好，医术也好，很受病人尊重。

胡公公解放前开私人诊所“百川医社”，50年代中期集体化后，在”联合诊所”工作。

胡公公胡婆婆一共生育了十一个孩子。由于家风好，教子有方，年长的孩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地工作，我都没有见过。但从最小的四个孩子的学习，可见一斑。

胡八，胡仁龙，我称胡叔叔，威远中学高65级学生。胡九，九孃，威远中学高67级学生。胡十，十孃，威远中学高68级学生。老幺（第11个孩子），人称一娃，也是威中毕业考上四川石油总机械厂技工学校。

我在胡公公家借宿过，与胡仁龙叔叔住一个房间，并有一定的交往。他多年因患肺结核休学在家。他的性格比较外露，说话比较“冲”，四川方言，直率说话不考虑后果。

他还喜欢交际，广交朋友。他对我还也好。1969年初重庆知青到高石公社落户，他很快与他们熟悉交友。他还带我去重庆知青所在生产队做客。

他多才多艺，喜欢摄影，1968年他在我家院子里为我和三妹及侄儿照过一张当时旅行的手持红宝书的合影）。他喜欢音乐，二胡拉得特别好，还主动将他的二胡借给我，并手把手地教我。可惜刚刚开始，1969年底或1970年初他去成都哥哥姐姐处探亲，搭便车回家时发生意外事故，坠车身亡。

因为他多年有病，身体不好，胡婆婆对他的爱更多些。所以他死后，家人不敢对胡婆婆讲实话。多年一直瞒着她，说胡仁龙参加工作到了外地，工作忙不能回家，还不时以胡仁龙的名义写信哄她。她去世时都不知道真相。

他死后我都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年轻，活生生的一个人，几天前我们还在一起，一下就没了。太可惜，他英年早逝，我也失去了学习二胡的良师。我刚刚开始在“杀鸡杀鸭”阶段（土话，拟声词，指学乐器的初期，拉/吹/弹的音不准，发出的噪音），学习戛然而止。

不然我不会是几十年的乐盲！这一断就是50多年！直到68岁时，我才参加枫锦小课的键盘乐学习，学会了视简谱/五线谱，掌握了节拍，分清了各种调式，终于脱盲了！

在高石这些年看到、学到的事情和我的亲身经历，也对我年幼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影响。

衣服被盗，小偷被抓

一天早上起床，大家发现诊所头晚晾在竹竿上的衣服偷了，大家都气愤不已，不知失措。那时每个人的衣服都少只有两三套，而且外衣不分冬夏，所以衣服被盗是重大损失。

有经验的曾公公镇定自若，马上组织人到公社公安员处报警，并分析盗贼可能会去周围几个场镇卖衣服销赃，算各场镇的逢场日期，迅速派人去蹲守。果然两三天后抓回几个被五花大绑的小偷，他们果然是在附近某场镇卖衣服时被当场抓获。

那几个小偷其实也是农民，看见他们双臂被绑，绳子勒在肌肉里，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心里颇为同情。其实他们偷的都是旧衣服，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他们也不至于出此下策。但是我们大家衣服也没有多的呀！添置一家人的衣服要多少钱，多少布票啊！这样一想，也就释然。

街上的居民和回乡知青

高石场街上住有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我第一次听说西南师范学院是从街上李叔叔处得知。他在西师地理系读书文革前分配到吉林省伊春特区教书。听说他90年代后期全家调回威远县教师进修学校。没有想到，8年后我也成为这所学校的学生！

街上也住有农村户口，在附近生产队劳动的农民。其实很多人是1961年从城镇户口下放成为农民的。我与一些青少年是朋友。

特别是诊所中药房李老师的大儿子天启，初68级。他母亲去世早。一家人住在街上，但是他和两个妹妹是农村户口，是我当知青那个生产队的。

文革初期大串联时，他和同学去过很多地方，逛了很多名山大川。他聪明能干，也很有见地。可能知道回乡知青难有招工上学的机会，他70年代中期就结婚，婚姻幸福。（还好听说他80年代进入公社卫生院（前诊所）工作，后到镇政府工作。真为他高兴！）

与回乡知青和场上的农民相比，我觉得我真幸运，比他们幸福。改革开放后才知道，城乡二元化的弊端，中国的农民为国家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政策对包括广大回乡知青在内的农民极其不公。

高石场的人文环境

在我印象中，在高石公社，高石公社诊所，文革的乱象我基本没有见到过，比如初期的打砸抢，斗走资派，搞派性武斗，斗争阶级敌人，清理阶级队伍等。公社诊所没有出现一张大字报，没有成立什么红卫兵造反队之类的组织，没有任何人，包括胡公公，彭婆婆，曾公公他们，受到半点冲击。他们一样的上班下班，一样的被病人尊称为“老师”，高石场/公社和诊所，真的像世外桃源！

妈妈也和卫生员、接生员、病人、农民、街上居民、同事的关系都好。90年代我陪她在县城散步，好多不认识的人走来招呼“刘老师，你好！”（公社场上的居民，农民，病人都尊称诊所的医生护士为老师），并自我介绍是高石公社几大队的人，妈妈曾经给他/她，或他们的父母子女亲戚，接生、打针，等等，现在他们在县城买房了。这足以见她在大家心目中留下的印象。

70年代初期做零工借宿

1969年7月我们初中毕业离校，多数同学未满16周岁，少数同学未满15周岁。可能年龄太小，县里有关部门没有安排我们到农村当知青。但是高中又不招生，所以对我们基本上是放任自流，自生自灭。

我们这一代人绝大多数出生在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经济不富裕，从小就要帮父母做一定的家务活，在家和学校受到的是传统教育，所以养成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习惯。现在小小年纪，不能上学，也不愿意浪费光阴，更不愿意在社会上浪荡养成不良习惯，于是家境好自己有兴趣的同学学二胡，小提琴等乐器。更多的同学通过父母，亲友帮忙，打点零工，既打发时间，又挣点零花钱。

我在高石公社油房坊做零工挑土夯土墙，公社诊所修房调石灰挑砖瓦，一起的还有诊所宋所长的女儿和中医师宋公公的儿子和诊所其他子女。我还去东联公社诊所修房石场清理石渣，人工搅拌混凝土和泥河道班养护公路等。

在工人宿舍借宿

在外地做零工都是住工地的工棚。在泥河道班养护公路的一个多月，我是借宿在煤炭转运场的简易工人宿舍。虽然在工人宿舍借宿只有一个多月，但这段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70年初，父亲的徒弟郭孃孃通过她的朋友，泥河焦煤厂的朱伯伯，朱妈，在坭河道班给我找了修公路的零工。

没有想到，在道班做零工的还有初中的三位女同学。也没有想到，在校三年，到校时间不多，基本没有怎么上课，再加男女界限，从不交谈的同学，居然在这种场合相遇！历史真会开玩笑！

在道班附近的泥河公社砖瓦窑，还遇见一个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在做泥坯工！后来知道，我们同学在道班修路，水泥厂为粉碎机喂料，一身粉尘，在酒厂为切片机喂红苕，浑身红苕味，同龄、同学的表哥和一些同学学做泥瓦匠，干什么的都有！就是因为没有学上！

但是道班不提供住处，郭孃孃杨伯伯家房子不大，而且有四五个孩子，年龄几岁到15岁之间，不可能给我提供住处。

杨伯伯在转运场的工人宿舍给我找了一个铺位。杨伯伯在泥河煤炭转运场当装卸工。60公分宽的窄轨小火车将优质煤炭从6-7公里外的威远煤矿所在地黄荆沟，运到建在半山腰的泥河转运场卸载。建在窄轨下面的专线标准轨道火车则装上煤炭运送到10多公里以外的宋家铺火车货运站编组运往全国各地。

杨伯伯和他的工友则负责小、大火车煤炭的卸、装工作。他是资深师傅，出面在他家不远的煤场工人宿舍给我安排一个铺位晚上住宿没有问题。

说是宿舍，其实就是用毛毡和竹片搭建，外墙抹上泥巴，外层再抹上石灰，比工地的简易工棚好不了多少。这是为家在农村的单身工人修的，非常简陋，空间低矮。床也是木板搭建的，非常简陋，床挨床，每人的空间都不大。

有一种说法“一工一农，一辈子不穷！” 意思是丈夫在当工人，妻子当农民，在农村是最理想的。我不以为然。这些装载工人，干的是重体力活，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冒着寒风，干得汗流浃背，累得腰酸背痛，下班后既没有任何娱乐活动，还要忍受寂寞和孤独。他们不能享受家庭的温暖，陪伴在妻儿的身边，分担妻子的重负。特别是一年以后我插队落户，在生产队看到丈夫在外当工人的妇女的艰辛：要抚育几个孩子，要出工挣工分才能分粮，还要打猪草养猪，还要忍受分居的痛苦。她们比其他妇女更辛苦，更累。

杨伯伯稍微好一些，再苦再累，毕竟一家人在一起。

我每天清早走大约两公里路到道班修补公路，中途在焦煤厂食堂买馒头做早饭和午饭，下班后在杨伯伯家吃晚饭。杨伯伯一人是城镇户口，吃商品粮，郭孃孃和几个孩子是农村户口，交钱在生产队分粮。因为计划经济时期，孩子的户口随母，母亲是农村户口，孩子们的户口只能是农村户口。农民分的粗粮多，细粮少。所以杨伯伯家的晚饭也是红苕稀饭下咸菜多。不过我也是从小吃过苦的人，还能够适应。和他们相比，我觉得我比农村孩子幸福多了，比郭孃孃杨伯伯幸福多了。

一个多月后，我被道班解雇，因为道班雇佣零工的经费有限。这样白天劳累晚上无聊的日子，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是道班劳动的强度、道班工人和煤炭转运场师傅们的艰苦工作、简陋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却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宋家铺做小工

我初中毕业后，四处找零工做。我妹妹在县城读小学，初中。

1970年底或1971年初我和高石场街上的少年雷戈及姐姐，油房的炊事员王孃孃去临近的资中县宋家铺火车站做小工搬石头修保坎。

几个月前我和雷戈的姐姐都在油房做小工，为夯土墙的师傅们挑土。我们同为刚毕业不久的初中69级学生。年龄相当，经历相似，有不少共同的话题。

期间，油房喂养的猪病死了。按现在的做法，应该严格消毒焚烧深埋。但是那个物资匮乏，好久不见油荤的年代，岂有扔掉的说法？瘟鸡，瘟鸭（即病死的鸡鸭之民间说法）尚舍不得扔掉，可下饭解馋，何况几十斤的瘟猪？且国家食品公司/站可堂而皇之地将死猪用稍加煮沸，冠以“高温肉”出售。故油房照此办理，低价卖给职工（皆为农村户口，季节性上班）。

油房将死猪肉分给工人（轧油期间才上班的农民工），同时照顾我们几个小工，每人大概可买一斤（年代已久，记不清楚了）。拿回家，我和妈妈在煤油炉上炒蒜苗，吃得喷喷香！

这次我们四人每天结伴而行。早上刚过6点，天刚麻麻亮，寒风飕飕，我们一起沿着坑坑洼洼的小马路，12华里走一个多小时到工地。下午再走一个多小时回家。

一路上我们聊个没完，69级就是小学的底子，初中3年的蹉跎岁月，希望的泯灭，前途的无望，命运的担忧.....

修保坎，劳动强度大，搬石头，挑灰浆.....，雷戈不满16岁，我们也还只有17岁，本该在安静的课堂静心，翱翔在知识的海洋......

中午我们就坐在工地各自吃自己带的便饭。那时既没有保温的饭盒和保温杯，装饭的搪瓷盅已是冰冷。我的就是米饭，咸菜、豆腐乳，加上一点妈妈在煤油炉上炒的素菜，难以示人。他们三位吃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估计比我的好不了多少。那时能够吃饱饭就是最大的心愿，谁还能计较饭菜的质量呢？

就这样到处找机会打零工，不为稻粱谋计，不为一日三餐，只为不浪费青春，不在社会闲逛。直到1971年3月我在高石场附近的生产队落户当知青，才结束了到处打零工借宿的日子。

80年代-90年代的借宿

改革开放后，80年代开始，人民的生活条件，包括住房，得到重视，逐步改善。工资待遇逐渐提高，有条件的单位修建有厨房，有厕所的套房分给职工，但是经费有限，僧多粥少，只能是缓解环境和压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吃饱饭的问题解决了，吃得好的问题还得逐步解决，也还谈不上旅游等精神方面的享受。

所以一般有事情外出，探亲访友，还多是借宿。

我们去亲友处借宿

1986年寒假我们一家三口去回访巴中县太太当知青的生产队，住在她当年的邻居家。在县城我们借宿在表弟的新房。1987年暑假去昆明，我们也是借住我原来西师外语系学生的新房。

1990年暑假英国朋友迈克尔夫妇来成都旅游，我们夫妇专程从成都去陪同10来天，以报答我88年底在伦敦他们家中，对我一个陌生人热情友好、真诚盛情的接待，免费吃住两个星期！

我和太太也只能去她小舅舅家借宿。舅舅舅妈和两个快成年的女儿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将他们的卧室让给我们住。从来不敢动自己掏钱住旅店的念头：住不起啊！

太太旧日同事、朋友来我家借宿

人们评论重庆的高校，重大（重庆大学）的牌子（牌子硬，龙头老大，当仁不让），西师的院子（校园大，且美），川外（四川外语学院）的妹子（美女多），建院（建筑学院）的票子（毕业生挣钱多）。

确实西师的校园以大：1200多亩，美：到处树木参天，花园锦簇而著名。校园是以前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52年西南局撤销时，决定将驻地给予西南师院使用。

西师教职工的住处一直都比省内其它高校宽敞。我毕业留校任教后，和中文系汉语大词典编写组的10多个年轻教师和外单位参编教师，校办工厂的10来个复员军人，在外语系教学大楼，每人一间房。我在二楼楼梯间的空房，住了5年多。其它系留校的年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区，也是每人一间。到82年，结婚成家有孩子的教师和工人可以分到约40来平米，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一个厕所的套房。

我太太原来任教的南充师院的年轻教师，都是两人一间，生活习惯不同，作息时间不一，休息不好，常引起矛盾。结婚成家有孩子的家庭才能在筒子楼，分到约20-30平米大的一间房，只能使用过道做饭，使用公共洗漱间和厕所。他们学校在各个方面都比西师要晚一步。

其实我家这40来平米的套房也不好使用，厨房约4-5平米，厕所1平米大小。里面一间14-5平米的房间做卧室兼备课室，放一大一下两张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一个书架，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外面一间同样大小的房间，一个组合柜，放棉絮被子，衣物，电视机等。一张饭桌，几张凳子，就是儿子做作业的地方。

考虑到我父母经常从老家来看望孙子，我们花我们两人两个月的工资，250元，买了一个两用皮沙发。沙发可以坐3个人，我父母来，将座位拉起撑在地上，就是一张竹面的双人床。这张沙发，不仅接待我父母，还数次接待过太太原单位的同事、朋友。

1989年暑假，我先回老家。太太南充师院工作时的同事朋友江玲佘正松夫妇带儿子来重庆北碚西南农大走亲戚。住了一天，他们一家来到一里之遥的西南师大我家，声称亲戚家房间小，不通风，太热，受不了。他们一家宁愿在我家借宿，母子睡沙发，爸爸打地铺，住了两晚。

当年借宿，除非是主人家的婚房，有新被子新床单，或者主人家有客房，才有备用的干净被子床单。如果是主人的房间临时让给客人住宿，又没有多余的床单被套，那就只能将就了。（现在就算是父母、子女回家一趟住一天，也是换干净被褥床单，人走就洗。与以前是天壤之别！）

90年代末期的借宿

1995年原属教育部主管的广外被下放到广东省，教育部特批经费改善教职工住房条件。学校修了两栋分给副高职称的教职工，大大超过以前的70平米。这大大缓解了学校的住房紧张状况。

我1997年调广外，分到一套。住房室内面积近90平方米，不大的三房两厅（客、饭厅）带厨房卫生间。当时，这是广外算面积很大的住房了。

我接待过不少的亲友、同事。原西南师院外语系同事Bob，90年代末期出国回国，来我家借宿。原来西南师院外语系的同事Jack，已调汕头大学，携母亲、太太和儿子来广州游玩，就在我家住宿。只是委屈老太太了，60多岁的老人，只好屈尊在我家客厅沙发将就过夜。

我太太的大妹妹在重庆市北碚区某职业中学任副校长、书记，经常出差来广东东莞、中山联系学生实习事项。由于教育局拨款不足，单位办公经费不富裕，为了节约差旅费，她数次与副校长、校长在东莞、广州我家借宿。她与女副校长住一间，男校长在我儿子房间住上铺。

亲戚朋友来家借宿，久而有之，理所当然。但是为单位出差，而且是领导干部，在同事的亲戚家借宿就很罕见了。

后来听大妹讲，他们学校的经费很紧张，仅够应付日常开支。他们出差来南方是为学生联系实习单位，以便学生毕业时找到一份好工作。出差费用能省就省，姐姐家在这儿，住房也很宽敞（与内地相比），所以就和几个校长、同事在姐姐家借宿了。

当时职业教育不受重视，学校经费少，办学困难。教职工的奖金也不能按月准时发放发足。至于住房，也比其它学校差。学生和家长不愿意报考，嫌出路不好，名声不好听，毕业找工作不容易。

看来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还得国家有关部门统筹解决。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内地同沿海一样，人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住房条件也大大改善。

多次带出差的同事来我家借宿的姨妹告诉我们，他们学校成为国家级职业学校，经费增加，教师工资提高，住房条件大大改善。他们同全国人民一样也买车买房，甚至在外地买房避暑御寒，过上候鸟的生活。

现在，借宿一词几乎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喜欢参团旅游，自驾游，酒店要住舒适的、好的。如果到访城市有同学、朋友，也不愿意麻烦他们，一般是酒店安顿下来以后，手机、微信约好，大家聚会吃个饭叙叙旧聊聊天。

借宿对我的影响和启示

多年借宿和在高石场近10年的经历，除了当时解决当时之需，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对我的三观的形成，乃至一生，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给我的人生道路和为人处世给予很多启示和帮助，我获益良多。

做人要有同情心

我当年看见偷衣服的小偷被捆绑，那种眼神中露出的惶恐、无奈、无助，深深地打动我.....

文革中各种运动揪出来的“坏人”“反革命”，在军警或民兵的押送下在卡车上游街示众，我都不愿意观看。

我一直同情农民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我自己就是），从来不欺负别人，不做伤害弱者的事情。

我当教师也教导学生，要善待他人，尽可能帮助别人，如果职责所在也不能刁难别人，尽量棍棒“抬高一寸”。

自强不息，不攀比、不嫉妒他人

我从小生活在底层社会，一直靠自己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坚持不懈。

无论在哪儿，做何事，我都不与别人攀比，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的事。

我也从不嫉妒他人。同事，朋友，昔日同学做出成绩，为他们高兴骄傲，分享他们的快乐。所以我大学，广外，上外，爱丁堡大学的同学里，我的学生，博士，教授，学院院长，大学校长的不少，几十年都愿意和我交往。

相信善恶论

人在做天在看，做好事有好报。高石诊所的胡公公、曾公公、彭婆婆等，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在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文革安然无恙，平安无事，这肯定与他们一直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对待病人耐心热情有关。

做恶事不得好报。90年代我在东莞理工学院任教。学院副书记，自己靠不正当手段取得正、副研究员职称，大搞帮派，伙同学院主要领导利用职权整人（中层干部和普通教师）、写匿名信诬告普通教师和新上任的学院书记，得意一时。

但直到退休，他不但没有升到梦寐以求的书记职位。而且退休一两年后被人举报，省里发文取消他的正、副研究员职称，工资下调。

此公因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不久即得癌症身亡。而挨整的教务处长和学院书记，现在已经80多岁，儿孙绕膝，颐养天年。

相信还是好人多

我在叔叔伯伯家、亲友家借宿，都受到热情接待。在高石场，无论是街上、农村的居民农民，各单位的叔叔伯伯公公、孃孃婆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还是生产队的社员都对我很好，在我关键时刻帮助我。

所以一生中我一直相信“还是好人多”，也确实如此，无论是工作、生活、工作调动、就医等都遇到的好人多。尽管我也被人欺骗挨整。

在东莞理工学院外语系，由于轻信，我被人品不好、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系主任欺骗，我在评职称和参加学术会议和年终等方面考评被打击、被写匿名信诬告陷害。

但是相比于系里、学校同事、市里、省里有关部门领导这些好人，以及远在其它省市的西师外语系原校友、同事对我的相助和支持，这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甚至素不相识的华中科大外语系国际会议主办方不但将诬蔑我的匿名信寄回给我，在我未交会务费的情况下，还将我的论文收集在论文集正式出版。

这些都更坚定我的信条“好人多，做好人”！

时光荏苒，转瞬50多年了，我也年逾古稀。托改革开放的福，人们再也不会因为贫穷到处借宿，但是当年的高人生经历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影响着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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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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