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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丨王小玲：回望父母人生路，道德传家绵延长远
王小玲，1952年生，甘肃师范大学附属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去甘肃省康乐县八松公社插队落户。当过矿山女电工，纺纱女工，1977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在是兰州城市学院退休教师、
时光荏苒，转眼间1996年去世的父亲已离开我们27年了。白天见不到的父亲时不时走进我的梦中，我总是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去世了，你不是好好的吗？”一场梦醒，泪如泉涌。
我的父亲王士吉
01
家族的文化底色
我的父亲王士吉（1921—1996)字蔼如，1921年农历5月10日出生于甘肃省静宁县新街的老家。
人们称我家是书香门第和教师世家，是因为我的高祖父王源瀚是清朝光绪12年（1886）进士，他曾在江西南康县做知县。离任时，南康百姓遮道挽留，赠万民伞3顶以表感戴，其后又为之树碑，歌功颂德。他晚年力主阿阳、柳湖、五原书院讲席。高祖活了71岁，有《六戊诗草》传世，这成为研究明清时期静宁文化的重要史料。
曾祖王曜南是光绪21年（1895）进士，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发起了“公车上书”事件，②要求清政府拒绝在《马关条约》上签字。他曾任甘肃省第一届议会会员、资政员、议员。他活了65岁，有《学古轩诗草》诗集传世。
我的大祖父王尔兴早年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是静宁县教育史上第一任教育局局长。
我的祖父王尔启(1884—1960)是前清秀才，废科举兴学校之后，祖父曾担任静宁县贞静园女子小学、静宁县模范初级小学等多所小学的校长达十年之久，并在县上担任视学（视察全县的教育事宜，每县一人，督学性质)。
我的四祖父王尔全（1889—1976)是陇东地区著名的教育家，他创建了静宁县中学，并任校长，桃李满天下。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不图名利，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爱戴和崇敬。生前他的名字在陇东地区家喻户晓；殁后，他的功绩已载入《甘肃省教育名人录》。
四祖父王尔全(1889——1976)
我的七祖父王尔黼(音“辅”)毕业于北京大学农业经济专业，他兴建了甘肃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并任校长。1984年，他获得农林渔业部颁发的“为农业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奖章和奖状。他是第一个将西红柿引入兰州的人。
我的八祖父王尔相（1914 —2005)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是我国著名的兽医寄生虫专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寄生虫分会创始人之一，是西北农林大学“家禽寄生虫”教学的先驱者。
父亲是王家第19代，300年间，一个家族为什么能历久不衰？是因为我的家族以道德传家。①“胸怀天下，勤奋好学、自强不息、教书育人、淡泊名利，”是我家的家风，好的家风是家族最好的不动产，正如油画需要底色，楼房需要地基，家族的文化底色是后人成长的基础。
02
父亲在静宁一中
爷爷给父亲从小的启蒙教育和大家族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使父亲继承了热爱教育事业的基因。父亲在静宁第一中心小学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初中在兰州中学（兰州一中前身），高中在甘肃学院附中（兰大附中前身），父亲22岁时考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该校大部分教授都来自原北平师范大学。
大学毕业后，父亲在甘肃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任数学教师两年。
父亲大学毕业照
兰州解放后，父亲迫切要求进步，主动辞去农校教师职务，前往兰州革命大学。
1951年，经兰州革命大学分配，30岁的父亲到静宁一中报到，担任数学老师、班主任、理科教研组组长，周课时最多时达19节。静宁中学数学老师奇缺，长期以来，父亲独当一面，高中的所有数学课程都由父亲一人讲授。父亲讲课有独到之处，他在讲正课之前，总利用10分钟时间，讲故事、讲笑话，等大家情绪高涨，思路开阔时再讲正课。父亲说话风趣幽默，能将一堂枯燥的数学课讲得妙趣横生，学生听得津津有味。
此外，他组织理科教师定期作个人专题报告。成立数学课外活动小组，开展数学游戏或智力测验，举办自然科学展览会，这样的教学效果很好，深受学生的欢迎。静宁中学的学生走上社会后，都一直不忘父亲，经常前来看望他，并想方设法解决我们家的困难。这也是父亲一生的欣慰。
提起学生，父亲如数家珍。每年过年，学生总会登门拜年，带着妻子（或丈夫），带着儿女，年年如此。不是亲人，却有着一种亲情，这种亲情在延续。成为世交之情。父母是好客之人，学生来拜年，母亲总端出亲手制作的静宁油果子，端上香喷喷的家乡臊子面，师生之情浓之又浓。
我从小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对教师这个职业十分憧憬。1977年邓公拍板恢复高考，我报了西北师大中文系，后来我如愿以偿成了一名大学教师。我弟弟是省工商银行培训学校的教师。我的儿子和侄女也成了大学老师。想起高祖王源瀚曾留下“后代不要作官，要教书”的祖训，我认为与童为伴，与世无争，师尊生爱，惟学是进真是人生理想的境界。
03
父亲重返母校
西北师大工作
由于父亲教学成绩出色，1956年7月，省教育厅将父亲选调到天水市甘肃师范专科学校任数学教师。1957年7月，甘肃省教育厅决定撤销甘肃省师范专科学校，与西北师范学院合并，父亲到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数学教师。
1957年11月，我们全家从静宁搬到了兰州。我们兄妹四人的命运从此时改变。1958年8月，父亲从数学系抽调到本校函授部工作，并担任数学教研组组长，父亲与同事们一起编写函授讲义，对函授生进行自学辅导，批改函授作业。每年假期，父亲都要到全省各个地区去辅导函授生。他不怕天寒地冻、夏阳酷暑，总是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在辅导中认真负责，直到学生听懂为止。
04
父母的婚姻
父母是包办婚姻，但一辈子过得十分和睦。我从没见过父母吵架，甚至极少见他们红过脸。他们的婚事是爷爷和姥爷定的。我姥爷是县兴文完小的教师。教《四书》《五经》和《数学》。有一天，我爷爷与我姥爷在一起聊孩子们的婚事，父亲在身边，一个戴着凉帽的女孩活泼泼地走过来了，我爷爷问父亲：“把这个女子，给你说成媳妇，行吗？”父亲点点头。这个女孩就是我的母亲，当年她6岁，父亲8岁。他们的婚事就这么定了。
母亲16岁时结婚，当时18岁的父亲在兰州上学。多年来，母亲在家里照顾公婆，缝制衣服、做鞋、洗衣、做饭、簸粮食、推磨。秋收季节的夜晚，她睡在一个宽条凳上，凌晨4点起床，给家里帮忙割麦的人烙糜面馍。腊月里扫房时，她身轻如燕，骑在房梁上清扫灰尘。她每天很快乐，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母亲是很能干的小脚女人。
1950年，父亲由于在纪律严明的兰州革命大学得了感冒没有及时治疗，得了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他口吐鲜血，命在旦夕，母亲往往用手掬起鲜血，侍奉父亲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她求助亲友，日夜操劳，将父亲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1958年，她在师大托儿所工作，晚上经常顶替别人上夜班，白天承担家中几乎所有的家务。让父亲一心一意地去工作。母亲是长寿老人，活了97岁，2019年她去世了。
母亲李洁贞（1923-2019）
05
“文革”中的父亲
父亲是极小心谨慎之人，1957年反右时，他安然无恙。1966年，“史无前例”开始，有人给父亲贴大字报，父亲的罪名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因为爷爷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出身不可选择，父亲也就认了，但其它的罪名零七八碎，如父亲告诉学生实习时要带饭碗，被画上漫画。最使人不能接受的是罪名之一是吹捧老婆。事情是这样的，父亲的同事夸我母亲能干，父亲随口应和了一句，没想到有人竟将此事写入大字报，真是荒诞年代荒诞事啊！
父亲上学时，被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尽管组织上已做过“历史清楚”的结论，文革中父亲仍被打成了“牛鬼蛇神”。他没被“兵管”，(“兵管”人晚上不能回家，吃饭由家属送）住在家里，工资没有停发。
记得有一次师大举行宣判大会，各系的“牛鬼蛇神”被集中在理科楼门前的广场上，他们胸前挂着大牌子，被轮番押上台宣布罪行，各个系的红卫兵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尽办法羞辱、折磨“牛鬼蛇神“。宣判大会开完，红卫兵押着全校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围绕着师大校园转了一大圈，头发花白的“牛鬼蛇神”们斯文扫地，他们弓着腰，挂着大牌子，忍受着屈辱快步前进，承受着两边红卫兵的柳条、皮带的抽打和驱赶，柳条或皮带抽打在他们的背上、脖子上、头上。许多人走得踉踉跄跄，跌跌撞撞。
我看到有个瘦弱的近50岁的教育系的男老师摔倒了，招来了一顿群殴，他可怜地躲避着抽打，从这个树窝爬向那个树窝，他面色苍白，颤抖的嘴里念叨着女儿的名字，场面惨不忍睹。此时的红卫兵忘记了老师的循循善诱，忘记了老师的呕心沥血，人性之恶被激发出来。
父亲也在游街示众之列，我曾告诉他千万别摔倒。他没摔倒，游街之后，他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大牌子回家了，（一个三青团的成员就该带这样吓人的牌子？）汗津津的脖子上残留着绿绿的柳树叶……
我永远记得1967年秋季的一天，吃过晚饭，家中来了一个客人，是爸爸一向辅导的一个姓张的助教。爸爸平日辅导着两个助教，一个稍胖，一个稍瘦。我们孩子们称他们为胖叔叔、瘦叔叔，今天来的是胖叔叔。他进门坐下与爸爸客气地说话。大概是有人派他来的。没过十分钟，师大的广播响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随着广播里的歌声，外面传来了“啪啪啪”开门的声音，胖叔叔说：“王老师，你站起来！”
父亲站起来了，“砰”的一声门被打开，我家来了四个体育系的男生，他们其中一人手持体育训练的明晃晃的马刀，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一进门，他们就大声嚷嚷着叫父亲将反动证据交出来。父亲嘴硬，冲着妈妈说：”把那些烂信给他们！”“烂信！什么叫烂信？”父亲所指的烂信是指爷爷的来信，信纸已发黄，平日放在书架上，妈妈顺从地把信交给了他们。当时我坐在书房。书房里布置得十分温馨，左右两个书架，书架中间有个门帘，里面有两个单人床。15岁的我坐在书架后面的单人床边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让妈妈打开祖传的大牛皮箱，从箱中搜出了三个袁大头的银元，并质问父亲：”你存银元是不是想变天？“爸爸无言以对，接着拿走了家中的几个玉石配饰，家中墙上挂的四条字幅也被拿走。那是翰林写的字幅，十分珍贵。书架顶上有一个小箱子，上着锁，他们让我妈妈打开，”没有钥匙”。妈妈回答。他们要砸开箱子查个究竟。妈妈斩钉截铁地向他们保证，箱子里是大儿子的无线电零件，他在兰大上学，里面再没有任何东西。他们才将信将疑地住了手，扬长而去。
1969年3月15日，父亲“解放”了，他很高兴，第二天带着母亲和弟弟去照相馆照相留念，说自己要改名叫“王新生”。
1969年家庭合影，父亲48岁，母亲46岁，弟弟14岁
06
我下乡插队，
回兰州无家可归
1968年11月26日，甘肃师大附中分配我们270人去甘肃省康乐县插队落户。那年我16岁。
插队之人多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其中也有少数出身好的，但一年后他们以小教的名义被抽走。
1969年4月18日，当我从康乐带着要洗的被里被面风尘仆仆地回到兰州时，家门被一把大锁锁着，别人都有栖身的家，我没有——母亲四天前下乡落户了，去了甘肃靖远农村。去了哪个公社无从知道，怎么办？我想啊想，决定先找我九叔。
我坐长途班车先到了靖远河靖坪师大五七分校（这里离县城不太远），找到了正在那里劳动的九叔，九叔帮我打听到母亲去了靖远东升公社柴辛梁大队上沟小队。距离县城两百里，要坐几小时的班车。九叔给我买了票送我上车。去柴辛梁的公路是极为颠簸的“搓板路”，一路感到肠子都要被颠出来了，柴辛梁才到了。
东升公社是靖远县最偏僻、最艰苦的公社，此地没有河流、没有水井，靠天吃饭，地里的麦子长得稀稀落落，亩产一百多斤，一个工分日八分钱。方圆几十里几乎没有树木，经常刮大风。东升当年缺水，人们传言，过路人乞讨清油，村民愿意给；但若你讨要水，没人愿意给。村民们将雨水、雪水扫入自家窖里，用锁锁上，水中漂浮着牲口的粪渣。
起初，兰州去的师大家属们吃不惯，一吃就拉肚子，母亲用白矾与纱布过滤，窖水勉强能下咽。母亲被安置在一农民的院子里，房子只有7平方米。母亲用窖水将我的被里洗得雪白，招来房东的不满——吃都没有水，哪里有水洗被子？
听说父亲母亲刚到东升柴辛梁那天，队里组织当地社员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他们高喊：“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他们不知我的父亲刚刚“解放”，40天前，他还是“牛鬼蛇神”，他们以为城里来的人都是工人，父亲也举起拳头高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父亲在乡下的新家仅仅待了几天，就到分校劳动去了。
父亲离开兰州时，在夜晚烧掉了祖先的珍贵楷书字幅，把房子退了，我在兰州已没有家。
所以，插队时我不经常回家，若剩下我一人没人作伴时，我才回。因此，我挣的工分比其他三个女知青多。到了兰州，我总住在插友文英家，在那样的年代，他们全家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接纳了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她的父母是极好的人，经常给我包饺子吃，他们的恩情，我终生难忘。两年的患难之交，使我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07
母亲看女儿，
千里迢迢背着菜
1969年7月，母亲想念在康乐插队的我，她从靖远到兰州，又从兰州到临洮，千里迢迢看女儿，听说康乐没菜吃，她肩上十字交叉背着萝卜、白菜。康乐的班车已走了，母亲思女心切，竟然背着萝卜、白菜步行50里到了康乐。一个小脚女人，走这么远的路，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晚上母亲和我们四个知青睡在只能睡两人的炕上，鼻尖贴着墻，不敢翻身。她怕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二天，她的脚肿得像发面馒头似的，在康乐呆了十天，她又无奈地回靖远东升去了。
08
一家6口人6个地方
岁月飞逝而过，1970年8月，靖远煤矿到康乐县招工，我被招上。与我同去靖远煤矿的是八松公社的方玫同学，她的大哥听我说家里的情况——父亲在靖远五七干校，母亲去靖远农村落户，兰大物理系毕业的大哥在岷县农宣队，二哥在兰化，弟弟在离家20里的靖远农村上中学。一家六口人六个地方，他连连摇头叹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当时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
其实，在师大，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插队同学中有一家5口人5个地方的，有位女生的母亲在干校劳动，大弟去了林建师，年幼的小弟寄放在农民家里。
我们当年写家信，一次写4封，告诉家人我们怎样种自留地，怎样一天割110捆麦子，怎样帮农村年轻女人写家信等等，父亲每次来信都告诫我 ：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要注意身体。他每个月给我15元生活费，让我成为贫困中的“富农”。
1988年全家照，父亲67岁
09
父亲教工农兵学员
1971年9月6日，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进校，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生的身份是工农兵学生商，各行各业都有。学生基础较差，但都很用功，数学系根据大家的基础分为快班和慢班两个班。挑选了最有责任心最有耐心的老师任教。张翔老师给这个45人的慢班当班主任。张翔老师当众发誓：“宁愿掉十斤肉，也绝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父亲给慢班教《初等代数》和《高等代数》。
52年后，这个班的学生对我说：“你父亲是我们永远忘不掉的恩人！他对我们有慈父一样的恩情。他为人诚实本分，不讲半句虚假的话，对待我们胜过自己的孩子。我们觉得王老师像父亲、似父亲，是父亲！从周一到周日，他总到教室来，来得早，走得晚，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周六夜已很深了，我们在教室做作业。王老师总陪伴着我们，随问随教，为我们费尽了心血。他从不发脾气，更不会拍桌子，总是循循善诱，激发我们学习的兴趣。他不仅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如何做人。”
我想起父亲说过，有一个受益的女生，十分感激父亲，在宿舍里要用电炉子给父亲煮元宵。胆小谨慎的父亲连连摆手，说自己按顿吃饭，不吃零食，加上私用电炉，实在违规，千万别煮。
1991年70岁的父亲和68岁的母亲在南方旅游
10
父亲住院期间
1995年9月，父亲患食道癌住进了肿瘤医院，当时住的是一间带卫生间的干部病房，两张床，一张父亲睡，一张我们陪员睡。为了给他营造一个宽松舒适的环境，我们把家里的电视机和录音机都搬到了病房，兄妹四人开始轮流值班，日夜看护他老人家。
父亲对自己的病情十分豁达，每天除积极配合治疗外，仍坚持看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当时的台海局势。每天都叮咛买《参考消息》，一直到去世的前一天。
病中，他老人家以极大的毅力完成了著作《方程和不等式》的最后定稿工作。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杨鼎文教授是他的学生，为本书作了序。在2007年静宁一中校庆时，我们遵照父亲的意愿，将这部父亲的心血之作赠给了他曾工作过的学校。
在父亲患病住院期间，他的学生、亲戚、校系及民盟领导、同学、朋友、老乡及兄妹的同事、朋友约有400多人都纷纷前来探望。这无形中给了他战胜疾病的力量。面对可怕的病魔折磨，他仍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坚定乐观。大年三十那一天，他回家过年，兴致极高。挥毫泼墨书写春联，显示了战胜疾病的决心。
1996年春节，75岁的父亲在写春联
当父亲病情加重时，他自感时日不多，强忍病痛，与病魔抗争，坚持写完了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从而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下面是他最后的留言。
11
父亲不幸逝世
1996年7月29日，父亲因医治无效去世。吊唁厅里，花圈成排，哀乐低回，400多人低头垂首，哭泣落泪。大家和我亲爱的父亲作最后告别。当时的我，泪眼滂沱，想着父亲这一辈子是多么的不容易——他在29岁得了肺结核后，是怎样像一头病牛一样，支撑着静宁一中繁重的工作？1960 年他又是怎样忍饥挨饿？文革时期又是怎样将屈辱咽下，熬过牛鬼岁月？又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未成年的爱女失学插队下乡？无奈的他该是怎样地肝肠寸断，长夜难眠？他从来都没有片言碎语的表达，他将这一切的一切囫囵咽下，一定是那时的屈辱和忧愁在他心中长出了癌的毒芽？泪水在我的脸上纵横，身边一片哭泣的声音......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教授在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甘肃省国防工办主任胡国仕先生代表1950年代静宁一中父亲的学生发言。这是一个戴着白框眼镜的知识分子，他强忍悲痛，神情肃穆，几度哽咽。下面是他致的悼词：
老师出身于书香门第，献身于教育事业，热心从教，勤奋供职，以学为本，以书为朋，以校为家，以生为友。洒热汗于讲台上，布爱心于黑板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讲究方法，注意情感。您那缓慢而有节奏的讲课声音，您那与同学谈心说笑的容颜，伴随我们度过千百难关，鼓励我们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贡献。而今，您远离我们而仙逝，我们怎不心悲泪飞？
......
12
结语
我常想，如果没有文革，父亲不会有当年的屈辱；如果没有文革，我们又怎会在最需读书的花苞年华失学下乡？如果没有文革，我家怎会落户他乡？如果文革发生在今天，我一定不会在遇到抄家时瑟瑟发抖，我会奋起维权！愿这段历史永远不要重演！
父亲的爱如一盏明灯，照亮着我的人生旅途；父亲的爱如涓涓细流，永远流淌在我心中。27年过去，永远抹不去我对父亲的思念！
感谢父母给我生命，父母的血汗灌养我长大成人，感谢父母赋予我良好的品行，希望父亲一生正直、善良、磊落、坦荡、踏实、认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的品格和母亲勤劳善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与人为善、乐观向上、不服输、坚韧不拔的品格能代代相传。
注解:
1、古语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2、公车上书是清末历史事件，指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一千两百名举人于北京联名上书清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王小玲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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