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相关内容精彩回顾生态女权主义媒介生态学 论W.S.默温的生态诗与佛禅《摩尔镇日记》的后田园视野: 特德·休斯的农业实践与田园理想 后殖民生态批评田园诗讽刺、幽默和生态思想 约翰·克莱尔诗歌的生态视域国内外生态文学研究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生态恐惧、“虚无生态学”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概念绿色思维？认知、情感和环境框架效应物质生态主义，基因以及从恐惧到热爱生态批评和翻译(Ecocriticism and Translation)翻译研究创新术语逻辑化问题 ———以“翻译生态学”VS“生态翻译学”为例 翻译：生物符号学/超越人类的研究视角 生物翻译：环境间的翻译《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信奉和践行的故事》 2018年生态翻译论文目录2018年生态批评类论文目录 容提要：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改变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地貌地形，使浪漫主义诗歌得到重新评估和重新洗牌.经典作家与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新的批评模式中受到了重新调整.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浪漫主义诗歌的阅读和研究产生了很多新意，使得一个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对英国浪漫派经典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布莱克、雪莱、拜伦和济慈的作品进行了深入解读，展示生态批评在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以及浪漫主义诗人的生态意识对现当代生态批评思想的启示. 关键词：生态批评 浪漫主义 复魅 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末世论 一、生态危机与生态批评生态批评，简单地说，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批评理论，它探讨人对自然的态度、涉及到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涉及到自然哲学和人生态度等问题.这样的理论看上去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都是文学和哲学思考的问题.如果不进一步加以界定，这个理论就像是旧瓶装新酒，变换了一套术语而已.要领会生态批评的要旨，必须关注其起源和目标：生态批评之所以成为生态批评，是因为它是对20世纪地球所经历的生态危机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和紧迫性；另外，它有非常明确的行动目标，那就是要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挽救地球于危机之中.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著名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中指出，英国人对环境恶化的危机感并不始于当今，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有类似的危机感.20世纪回望19世纪，怀念传统英国的"有机社会"；19世纪回望18世纪，悲悼一个"幸福的伊甸园般的时代"的终结；以此类推，18世纪怀念17世纪，17世纪怀念16世纪，16世纪怀念中世纪，每一个时代都怀着一颗怀旧的心在回望历史，似乎一个有机的乡村英国和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消失了.(9-12)威廉斯所描述的现象的确存在，它是英国文化阶层对英国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所表达的不满：怀旧是一种对当今的抗议.但目前的生态危机与以前的各种类似危机都有所不同，它不仅是威廉斯所说的"视角的问题"，不仅是一种浪漫的怀旧情绪的结果，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态灾难，它就像一把利剑悬在我们所有人头上，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产生灾难性后果. 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处于"加速度"发展的时期."加速度"而不是"加速"，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或者像刹车失灵的列车，无法停止下来.这种高速度的发展对地球的资源形成了极大的消耗，对地球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除了人以外的其他生物物种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过去五十年地球气温上升的幅度，可能相当于过去五百年的总和.这样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态势，它将威胁着人类的延续和生存.猛地一看，生态危机是一个政治和技术层面的问题，似乎与文化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它与思想意识密切相关，因为有什么样的生活哲学，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态后果.如果我们要挖掘目前地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我们必将会挖掘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挖掘到产生这种思想意识的历史根源.这就是生态批评产生的缘由，也是在文学生态批评更广阔的思想史范围内的意义所在.二、浪漫主义的研究与其生态诉求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一直与"回到自然"和"自然崇拜"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自然"是浪漫主义文学特别重要的一环.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布依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1995)一书中，为生态文学下了如下四条定义：１)环境在文本中不只是场景，而是存在，暗示人类历史存在于自然历史之中；２)人类的利益在文本中不是唯一合法利益；３)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是文本的伦理指向的一部分；４)文本至少暗示，环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既定事实，或者恒定存在.(7-8)可以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特别符合生态文学的定义，是生态文学的典型种类.正是因为如此，在生态批评的视野中，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溯一下浪漫主义研究的历史，我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模式会出现在浪漫主义研究领域，并且形成一个宏大的批评浪潮. 从1960年代开始，浪漫主义一直是英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并且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这种热度.从一方面讲，这是浪漫主义文学受到现代派批评家打压后的一种反弹，从另一个方面讲，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繁荣也是该领域内部在批评方法上不断创新的结果.这个繁荣的态势首先应该归功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四位重要的批评家：Ｍ．Ｈ．亚伯拉姆斯对浪漫主义文学理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梳理，他的"镜与灯"的比喻突出了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心灵不再像一面镜子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像一盏明灯主动地照亮现实.哈洛德·布鲁姆对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心理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分析，突出了诗人在成长过程中个人与传统的搏弈，以及过去的伟大作家和作品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压力，即影响的焦虑.杰弗里·哈特曼和保罗·德·曼则将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20世纪解构主义哲学引入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对文学中反映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革命性的分析.哈特曼将自然归结为人的意识的反映，文学中不存在真实外在的自然.(39-42) 进入8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又开始了新一轮批评模式的变革，即从强调想象力为特征的唯心主义批评模式，走向强调历史相关性为特征的唯物主义批评模式.这种"新历史主义"批评模式反对抬高想象力以否定客观存在，认为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同样依赖于一些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即历史事件、读者大众、出版状况、以及诗人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在他心中塑造起来的艺术观、道德观和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玛丽莲·巴特勒、杰里米·麦甘、马杰里·列文森等反对将艺术的来源定位于作家的心灵，强调文学与历史、外部世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巴特勒认为诗歌描写的经验不是"在大脑里发生的事情"，而是在"自我之外的世界里上演的戏剧".(Butler：７—９)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将艺术的来源还原到外部历史.新历史主义批评作为一种后现代批评模式，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有时被称为"政治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６０年代西方激进主义从社会退守大学校园的大趋势的一部分. 到9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旨在超越先前批评模式的冲动，这种新的思路和批评模式特别强调与当下的关切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出新的批评力量.生态批评不满足于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研究的政治化，也不满足于耶鲁派批评家对浪漫主义自然的解构.贝特(Jonathan Bate)在《浪漫主义生态学》(Romantic Ecology,1990)中认为，新历史主义纠缠于华兹华斯的政治态度(革命者还是反动派？)，虽然其分析非常细腻和老练，但其实是一种"粗糙的非左派即右派的旧模式".同时他也认为，耶鲁学派将浪漫主义的"自然"悬置起来，认为诗人的想象力是一个自为的功能，完全独立于外部存在，其实是一种"抛弃自然，以换取超验想象力"的做法.(1990:3,8)贝特强调，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应该尽可能与目前全球所关心的问题紧密联系，将文学批评的政治化从红色向绿色转移，以满足当前的一些更加紧迫的政治诉求. 三、华兹华斯与自然的"复魅" 1798年，华兹华斯从伦敦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湖区，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回归自然的冲动最终得以实现：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回来定居.清风拂面，他思绪万千，感慨不已，"从那个大城市里逃脱，在那里我困苦已久，一个不愉快的逗留者".(Prelude,Ｉ．，ｌｌ．６—９)他像一个囚徒，终于获得了自由."自然"对华兹华斯的重要性可以从他轻松和愉快的心情中略见一斑.在英国工业化发展吸引大批人员从乡村流入城市，以寻求更加富裕生活的时候，华兹华斯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城市回到乡村.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他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失落，同时也有他对城市文明感到失望的厌倦.在他看来，城市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好前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也是滋生邪恶、腐败和犯罪的场所.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工业的"进步"，但也滋生利欲熏心的拜金主义，以及贪婪的思想意识.相反，自然却是那样的纯洁和美好，人与自然的融合是那样一种崇高的生活境界.要了解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以及他所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让我们先从一首诗歌谈起. 在《采坚果》("Nutting")一诗中，华兹华斯描写了一次平常的乡村经历，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简单的采坚果行动，让他记忆深刻，给他震撼，使他无法释怀.诗人首先发现了一处静谧的树林，人迹罕至，花朵盛开，树木葱郁，溪水潺潺，一幅原生态的景象.他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一瞬间，然后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动手将树枝折断，一根又一根，直到这片树林被完全毁坏."采坚果"是乡村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行为，是生存的一部分，无可厚非.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包含了一层深刻的含义，一个寓言：人类的生存，无论与自然多么和谐，都是对自然的一种索取和破坏.正如本雅明在另一个场合指出，"没有一本文明发展史不是一本血淋淋野蛮行径的历史."(258)林地被开垦、水土被污染、动物被猎杀等等都是人类生存的必要行动，然而这也是人与自然矛盾对立的缩影：如果人类生存必然对自然造成破坏，那么，除非人类不存在，自然无法获得完全的保护.难道文明与自然必然对立吗？ 可以承认，"采坚果"是乡村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行为，是生存的一部分，然而在华兹华斯笔下，这一简单的行为被描写成了一种罪行，说明在华兹华斯那里，生存的理由是有一定限度的，生存不能以破坏自然作为代价.随着那片僻静的树林遭到毁坏，自然美遭也到了"蹂躏".值得注意的是，华兹华斯一直在使用性语言描写这次暴行.树林在一个"幽深僻静的角落"，是一片"未经碰触的景色".榛树"悬着诱人的榛果团簇"，似乎在召唤着我的感官.在那里逗留片刻，我"心里涨满快乐".端坐花间，并和花朵嬉戏，"获得意外的，超过一切想象的幸福".性意象的使用，使"采坚果"变成了一次对自然的贞洁状态的强暴. 将原生态的自然比喻成少女，或者处女，是一种古老的修辞传统.至少从１７世纪以后，人们就日益将自然视为开垦和征服的对象.笛卡尔的哲学、培根的经验主义、牛顿的物理学逐渐开启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人类逐渐将自己与外在世界分离开来，将自然视为外在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物质存在.人由于具有理性、道德和精神意识，相对自然来说他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人们相信，理性可以穿透一切奥秘，科学应该将人类智慧的帝国延伸到"自然"，去揭示自然的未知领域.在西方的科学话语中，神秘的自然像一个女人：她是神秘的和未知的，撩动着科学家的好奇心，她的秘密等待着科学去探索.提到"自然"，人们常用"她"来代替"它".未开垦的自然往往被称为"处女地".培根在《新工具》中将科学探索描写为"穿透自然的子宫".达尔文(Erasmus Darwin)在《植物园》中将自然描写为"大地母亲"，科学技术的精神"刺穿你(自然)的泉眼，打开你的水井"，去获取知识和奥秘.(Hutchings,2007:172-202)这种性暗示十足的话语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即"男性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在逻辑上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对自然的占有和对女性的占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韦清琦：18) 华兹华斯的"强暴"比喻一方面暗示了这个行为的残忍和他个人的懊悔，同时也刻写了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上的某种蛮横.诗歌最后几行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别扭的结尾，有点"多余"或者"败笔"，(张旭春，2006:60)但它却包含着本诗最重要的信息，即诗人从痛苦的教训中深切地领悟到大自然的灵性，认识到自然像生灵一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他告诫他人："怀着柔情在树阴里走，用轻柔的手碰触———树林有灵魂."华兹华斯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古老的、与科学相抵触的自然观.在人类不断地将自然视为机械的、没有灵魂的物质存在的时代，华兹华斯将自然看作有生命、有灵魂的生灵.这种自然观曾经在童话里存在，在更古老的传说和民俗中存在，然而现代科学的到来，使这样的自然观消失殆尽.正如韦伯(Max Weber)所说，现代性就是一个持续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过程，(129-56;Clark:143)现代以来形成的机械性、物质性的世界观认为整个世界并无任何神圣性可言，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通过数学原理来计量、通过物理原理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人类可以进行控制和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正是这种世界观导致了今天的全球性的环境和生态危机. 华兹华斯的"树林有灵魂"，可以说，复兴了古老的、将外在世界视为有感情的生灵的自然观.这样的自然观使他与自然的交流成为可能："来吧，来瞻仰万象的光辉，／让自然做你的师长"；(《转折》)"我成长／同样被美和恐惧所培育".(《序曲》)这样的自然观也使他从自然中受益无限："当我孤栖于斗室／困于城市的喧嚣，倦怠的时刻／这些鲜明的影像便翩然而来／在我血脉中，在我心房里，唤起／甜美的激动；使我纯真的性灵／得到安恬的康复."(《丁登寺》)华兹华斯所做的相当于对自然进行"复魅"(re-enchantment)，恢复自然的灵性、神圣性，从而呼吁人类的尊重."天若有情天亦老"，自然不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能够与人类达到沟通的朋友. 四、柯尔律治与"自然经济学"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对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界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深层连结有一种直觉性的感知.在《风弦琴》("Eolian Harp")中，他描写了风吹进琴中所产生的旋律，这个意象的意思很明显：诗人的心灵(风弦琴)从自然界得到灵感(风)而被激活，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整个自然就是／不同形状的有机风弦琴，／当思想之风，柔软而强劲，／吹入其中，它颤抖着形成了思想."在这个被称作"浪漫主义比喻"的修辞中，柯尔律治不但将自然视为思想的源泉，同时也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连接.(Abrams:37-44)他习惯于将诗歌视为"有机体"(lorganism)，说它像植物，会生长，其各个部分存在着有机联系，不可拆解等等.他甚至把有机体的比喻延伸到整个自然，认为自然界的所有生命构成了一个"生命整体"(One Life).这样的世界观将自然变成一个整体，各个部分都有其价值，同时在整体中又起着相应的作用.伤害其一个部分，就是对整体的伤害.这个世界观也极像１８世纪生物学所提出的"自然经济学"(the Economy of Nature)概念. １８世纪可以说是自然的整体性被欧洲科学界认识的时代.1749年，瑞典科学家林诺斯(Linnaeus)撰写了论文《自然经济学》("The Economy of Nature")，将整个地球视为一个相互连接、相互依存的生物网络.他认为"我们从自然界物体的相互关系中看到造物主的明智意图，这些物体相互连接以实现总体目标，产生互利的用途".在那个年代，科学和宗教似乎还不能完全分开，"自然经济学"概念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既然自然是上帝创造的，那么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上帝的意图.虽然它们各不相同，但是在上帝的意图中，它们是相互联结的，一环扣一环.1789年，达尔文，著名的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发表了长诗《植物园》(1789-1791)，诗歌去掉了林诺斯的宗教思想，保留了其"自然经济学"概念，突出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及其在整个自然的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其后的一部着作《动物生理学》(1794-1796)中，达尔文强调了自然的体系性、整体性，以及生物网络的相互依存性.柯尔律治的"有机体"和"生命整体"的概念得益于他对18世纪生物学的了解，及其关于"有机体"概念的争论，(Wylie:73)同时这些思想对他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舟子咏》(The Ancient Mariner)描写了一次驶向南极的冒险航行，古水手随船从英国出发，跨过赤道，到了南极附近.一路上，有一只信天翁尾随船后，捡食船员们丢弃的食物，似乎给航行带来了平安.但是，古水手突然拿起弓箭，射杀了这只大鸟.这次毫无理由的攻击改变了这只船的命运，招致了"极地精灵"的可怕报复.在回程途中，经过赤道时，风停了，水用完了，烈日高照，炙烤难耐.水手一个接一个地倒地死亡，古水手在酷热、干渴、恐怖的环境中进入了他的人生地狱，生不如死.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之后，他看到了水中的水蛇，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同情心.这个充满关爱的举动似乎改变了一切，先前水手们为惩罚他而挂在他脖子上的大鸟掉了下来；天降甘霖，滋润了他干渴的喉咙；和风刮起，推动了在烈日下静躺的船舶.在"海底神灵"的推动下，船带着古水手最终回到了英国，回到了他出发的那个港口.同时，古水手的人生和思想也因此完全改变了，他内心燃烧着一种不安和焦虑，迫使他周游各地，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讲述他自己的故事，以获得一种内心平衡. 传统的批评将该诗视为"犯罪与赎罪"的故事，表现了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主题.有人还认为杀死一只鸟太微不足道，不至于产生古水手的恐惧和犯罪感.(Bodkin：56-57)然而，显然这种说法没有切中诗歌的要害，因为诗歌还有另一层意思：古水手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缩影，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所有人；他所使用的弓箭一方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工具，同时又代表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具有毁灭性的技术.他对信天翁的射杀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工业社会对自然的破坏，从而引来了自然对人类的可怕报复，就好像射杀信天翁就是对"自然经济学"的破坏，对自然"有机体"的损害，从而影响到了自然的"生命整体".正如麦库塞克(james McKusick)指出，"《古舟子咏》可以被读成一个破坏生态的寓言."(44;Sagar:172-77)古水手最终认识到这种罪恶，对水蛇所代表的大自然产生关爱之情.这种认识上的改变最终改变了他的命运，也使他成为这个生态寓言的践行者和传播者."生态学"(ecology)一词是由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1866年首先使用.他说，"生态学是关于自然的系统的一整套知识———考察动物与其有机和无机环境的全部关系."后来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生态活动家斯瓦洛(Ellen Swallow)在推动绿色生活的过程中借用该词，使之得到公众的认知."生态学"一词由"家"(eco)和"学问"(ology)构成，它暗示了地球是生活在其上的所有生命的家.这些生命形态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网络就是生态，对这些生命形态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损害都是对整体的损害.也许这就是柯尔律治的生态寓言给我们的启示吧.五、布莱克与"人类中心主义"批判 布莱克(William Blake)曾经说，"我的一切知识都存在于《圣经》之中"；"《旧约》和《新约》是伟大的艺术密码."言外之意，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密码，那么我们就获得了进入他的诗歌的钥匙，就可以对他的艺术进行解码，从而理解其中的深意.的确，布莱克在其诗歌中不断使用基督教的创世纪、失乐园、堕落和救赎等概念来解读现代生活，比如，他用"天真、经验、高级天真"来描述人的心理成长过程，用"统一、分裂、再统一"来描写灵魂成长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圣经》叙事结构———失乐园和复乐园———的思维原型的运用.批评家诺思若普·弗莱说："布莱克的象征主义就其本原而言几乎完全是圣经式的."(６５)然而，布莱克并不是《圣经》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和阐释者，更多的时候，他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质疑者和批判者.比如，在《天堂和地狱的结合》中，布莱克戴上了狂人的面具，写下了类似于异端邪说的狂言；在《阿尔比昂女儿们的梦幻》中，他对性经验的讴歌可以说是对基督教所倡导的禁欲主义和贞操思想的反动.在布莱克的思想中有一种激进的平等思想与《圣经》中的等级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抵触，这些都使他无法苟同基督教所代表的自然观和政治取向. 在《塞尔之书》("The Book of Thel")一诗中，布莱克描写了一个名叫塞尔的姑娘，居住在天上的生命永恒之谷.她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感到困惑，便与百合、云彩、蛆虫、土块对话，以寻求解决困惑的答案.最终，她听从土块的劝说，从生命永恒之谷穿越通往人间的大门.但是，当她看到一个充满泪水和悲伤的世界，害怕得尖叫起来，逃回天上的生命永恒之谷.诗歌是一个寓言，它暗示了心灵的成长必须经历磨难，在痛苦和挫折中才能真正成熟.塞尔姑娘的退缩和懦弱无疑将使她永远处于一种纯真状态，无法达到"高级天真"状态.这个寓言与布莱克对天真和经验的理解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生命永恒之谷的描写似乎创造出了一个生态乐园.在这里，草木茂盛、水天纯净、动物和谐.小草沐浴着太阳的光辉，同时也为牛羊提供了食物和芳香；云彩生命很短暂，只有瞬间的闪耀，但却变成雨水降落大地，滋润小草和树木. 这个童话般的生态乐园有着伊甸园的影子，甚至有伊甸园的等级结构.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了世界、生物和植物，最后创造了人."上帝保佑他们(人类)，对他们说，要多产，要繁衍，遍布世界，使世界屈服：要控制海中的鱼、天上的鸟、陆地上行走的所有生灵."《圣经》将世界上的生物划分了等级，将人类封为万物的灵长，赋予它控制和使用万物的权利.这个等级划分最终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宇宙观：即从上到下由上帝、天使、人、动物、植物和物质构成的"生物之链".正如怀特(Lynn White)所说，"《圣经·创世纪》不但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且坚信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对自然进行开发是上帝的意旨."(10)虽然这可能是释经者对《圣经》的曲解，但这种理解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影响了西方自然观的形成，为科学对自然进行开发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使"征服自然"的行为有了合法性. 在这一点上，《塞尔之书》的生命永恒之谷显然与伊甸园有相似之处，它是一个由人统治的世界，塞尔姑娘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的化身，代表了人类的欲望和思维.在词源上，"塞尔"的意思是灵魂，也就是说，她有成为肉身的潜能，并且渴望身体的体验，渴望七情六欲，不满足于没有感觉的灵魂状态.她在整个生命永恒之谷中处于特殊地位，她是山谷的公主，高踞王座(pearly throne)，傲视着山谷里的一切生物，对它们的价值判断基本上是基于这些生物的"用处"：小草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为牛羊提供食物，其芳香可以使牛羊精神振奋，蜜蜂还可以在其间采蜜.塞尔对这些事物的认识有一种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即这些事物对人类有用，才有价值."所有生物／都不是独自生存，也不仅仅为了自己."从１８世纪的启蒙主义时期开始，这种自然观就在西方的思想史中占有重要位置.自然哲学与技术创新促进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人们为了利用和开发自然，不断地对事物进行评估，揭示它们的用处.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人们将自然界的一切视为工具，认为它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正如哈钦斯(Kevin Hutchings)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工具主义自然观，(2002:84-89)即认为自然自身没有价值，仅仅是实现人类福祉的手段，除非它成为一种"资源"或商品，它不具有内在价值. 《塞尔之书》对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工具主义自然观的批判，也预示了２０世纪"深层生态学"的出现.(2007:180)"深层生态学"是一种激进的平等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话语，认为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并且不依赖于它们是否对人类有用.正如布莱克在别处所说，"所有生存的事物都是神圣的."(Daughters of Albion, Plate 8 Line 10)也就是说，人类应该赋予自然和人类同等的道德地位，建立与自然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才能够最终真正保证自然生态不遭到破坏.相反，灾难将在不远处等待着我们：诗歌最后，塞尔姑娘进入肉身，体验了做人的喜怒哀乐，也看到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她惊愕，害怕，退缩了回去.我们可以把这最后的可怕场景视为一种启示录，它在向我们昭示未来，为我们展示生态灾难的可怕后果："一片悲伤和泪水之地，没有笑容可以看见." 六、雪莱、济慈和拜伦：素食主义、自我否定力和生态启示录 雪莱的"素食主义"思想，应该说，现在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事实，他的论文《为自然饮食辩护》和《论素食》勾勒出他的素食主义主张.他认为人天生就是素食动物，"没有可用以捕捉猎物的利爪，也没有可用以撕扯活物皮肉的尖锐牙齿"，(江枫，第三卷：431)人的天然饮食是植物的果实、面食和水果，并不包括被屠杀的动物的尸体.只是因为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使人类能够烹煮食物，将血淋淋的动物肉煮熟，人们才开始接受肉食.但雪莱认为，肉食是人类疾病和罪恶的根源，因为它违反了自然的生活习惯，而疾病就是违反自然生活习惯的结果.另外，食肉会增加人类的残忍性和侵略性，猎杀动物会助长嗜杀的天性，长此以往，人类会堕落到自相残杀的地步，引起战争和流血.(431)可以说，人类因违反自然的饮食规律而牺牲了生命的纯洁和幸福.雪莱在诗歌中对这些思想进行了不断的表现、演绎和发挥. 在《麦布女王》("Queen Mab")中，雪莱描写了一个纯洁的女孩被麦布女王(仙女)带到太空，看到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诗歌展示了人类以往的罪恶、残忍和暴力的历史，也展示了一个平等、博爱和光明的未来.在这个光明的前景中，人类已经放弃了肉食的习惯，达到了与自然的和谐："这时他不复屠杀面对面看着他的羊羔，／恐怖地吞噬那被宰割的肉，／似乎要为自然律被破坏复仇，／那肉曾经在人的躯体内激起所有各种腐败的体液，并在／人类心灵中引发出各种邪恶欲望、虚妄信念、憎恶."(363)"万物不再有恐怖：人已丧失／蹂躏的特权，而成为平等的／一员处在其他平等成员之中：／虽然晚了一些，毕竟，欢乐／与科学已开始出现在地球上."(364)在《伊斯兰的叛乱》("Laon and Cythna")中，雪莱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愿再也不要有鸟兽的血迹／带着毒液来玷污人类的宴席，／让腾腾的热气含怨冲向洁净的天延，／早就应该制止那报复的毒液，／不让它哺育疾病，恐惧和疯狂."(江枫，第二卷：217)虽然雪莱的素食主义思想的来源比较复杂，且还不是一种现代的动物权益思想，但是里边充满了对动物的同情，对屠杀行为的憎恶.正如莫顿(Timothy Morton)指出，雪莱的素食主义与他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密切相连，动物权与人权和妇女权受到了同样重视.(1994:30-32)可以说素食主义是雪莱激进的平等主义和博爱思想在环境保护和自然饮食方面的延伸，有着一种生态思想的雏形.而且，这种思想对后世的萧伯纳和甘地都有着重要影响. 济慈的诗歌可以说是一种"自我隐退"的诗歌，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相比，他的重要区别在于不认同诗人人格的自我膨胀.(demann:542)在给理查德·伍德豪斯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诗性人格)有别于华兹华斯式或自我主义的崇高；它本质上是一种事物，自然独立.它不是它自己———它没有自我———它是万物又什么都不是———它没有人格———它享受阳光与阴影；这种人格生活在"兴味"之中，无论这种兴味是美还是丑，高雅还是低俗，浓烈还是平淡，低劣还是高尚……诗人是万物中最没有诗性的人，因为诗人没有身份———他一直参与———注入其他形体———太阳、月亮、大海、男人和女人，他们是冲动的产物，具有诗性，有不变的特征———诗人没有.(Keats:387) 这种"自我消解"的举动，济慈称之为"自我否定力"(Negative Capability)：即当处于不确定状态、被神秘和疑惑所困时，能够不去追问事实和原由，不受理性思维的影响，让对美的追求胜过一切其他考量."如果我在窗前看见一只麻雀，我会融入它的身体，在砾石上觅食."这样的思想对济慈自然观有着重要影响. 在《秋颂》("To Autumn")中，济慈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果实累累的丰收景象，特别是在经过了几个灰暗的夏季之后(火山灰遮天蔽日)，1819年的秋季显得那么的迷人和那么的明亮.(2000:102)苹果压弯了枝头，葡萄接满了藤架，葫芦和坚果膨胀得溜圆.秋天女神躺在田野埂间，看着收割下的庄稼，看着榨酒机中流出汁液，被花香所陶醉.秋天的音乐在落日时分也鸣奏起来，河水滔滔、飞虫啾啾，羊群咩咩，燕子欢歌.然而在整个景象中，我们没有看到人的踪影.与济慈的其他诗歌不同，他自己没有出场，似乎刻意要让"自我否定力"发挥到极致.在自我隐退之后，诗歌突出了秋天本身，她的优美、和谐、丰饶，在充满了感性的语言中和盘托出，仿佛我们伸手便能够触摸到秋天的质感，望眼便能够捕捉到她的斑斓.自我的隐退与自然的凸显，使《秋颂》一诗的真正主角变成了秋天.这从某种程度上讲调整了人与自然的不对称关系，颠覆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范式.正如费尔斯蒂纳(John Felstiner)所说，济慈的诗歌将事物的本质充分显露出来，创造出"一个人类仅仅在麦茬、羊群、花园中得到一丝暗示的生态系统".(54) 拜伦与自然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比其他浪漫诗人更为疏远.他的题材常常是政治性、社会性较强的讽刺题材，他的场景多是上流社会、爱情、漫游、战争等等.然而，他有一首诗让生态批评家眼前一亮，成为拜伦的生态意识的证据，这就是《黑暗》("Darkness").诗歌描写了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太阳熄灭了，世界一片黑暗；人们点燃了房屋、宫殿、城市，但是由此而得到的短暂光明很快消失.庄稼因缺乏阳光而停止生长，饥荒造成大面积人口死亡；人们为获取食物发动战争，朋友也因此反目成仇，最终死亡征服了一切."世界空空荡荡，／人口稠密和国力强大的疆土都成了一整块，／没有季节、没有草、没有树、没有人、没有生命———／一整块死亡之土."拜伦的世界末日很像《圣经》的启示录，但是其来源可能是多样的：牛津版《拜伦诗歌全集》列举了伯内特的《神圣的地球理论》、法国作家格兰维尔的小说《最后的人》(1905)、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等等.但是，他的世界末日还可能有事实基础："我做了一个梦，但不完全是梦."贝特认为诗歌中描写的太阳熄灭、农业欠收和饥荒是有史实依据的，它与1816年印尼特大火山爆发和由此引起的气候变化有强烈的关联.(2000:94-98)也就是说，《黑暗》不仅仅是拜伦的文学阅读的结果，也是他对自然环境的恶化作出的反应. 环境末世论(environmental apocalypticism)在19世纪并不罕见，它主要是指人类的行为致使自然环境的恶化、以至于世界毁灭的思想.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关于人口的理论着作《论人口原则》(1798)归根到底是一种环境末世论，他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出食物产量的增长速度，前者呈几何级数增长，后者成算术级数增长，这种情况最终将会导致饥荒和战争，甚至会导致人类的灭亡.(Garard:93-94)离拜伦更近一点，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于1826发表了小说《最后的人》(The Last Man)，与格兰维尔的小说同名，讲述了人类在一场巨大的瘟疫中走向毁灭的故事.小说有两个主人公，一个在希腊为解放事业而战斗，另一个是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在两个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拜伦和雪莱的影子.瘟疫就是从希腊的战争地区传播出来的，它横扫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无数的人在瘟疫中倒下、死亡.小说开始时瘟疫的幸存者威尔尼在罗马的废墟中思考着人类的毁灭，时间是２１００年.玛丽·雪莱同样将战争和疾病视为毁灭人类的两大罪魁祸首.其环境末世论思想是２０世纪关于人类毁灭的生态文学和非文学着作，如乔治·斯图尔特的《世界的延续》和拉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先驱.(McKusick:107-09)而拜伦的《黑暗》一诗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结语生态批评及其不满生态批评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它涉及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同时也涉及科学发展史、生态思想史和西方哲学等学科领域.它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致力于改变人与自然不对称、不平衡的现状，改变人类的傲慢和主宰心态，使地球真正成为所有生命的家园，而不是强者的乐园、弱者的地狱.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它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生态批评从全球化的视角看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批评思想.由于环境与发展是一对矛盾，生态批评也可能被视为"西方的阴谋"，一种遏制第三世界发展的手段，一种没有必要的"奢侈"，甚至是一种"生态法西斯主义".(张跣：95；张旭春，2007：62)在西方不断将污染企业迁移到第三世界的时候，生态批评的"环境正义"观念正在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另外，生态批评作为一种反工业化、反现代化的思潮，抨击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把凯尔特、印第安、禅宗、道教、佛教思想视为替代物，试图用古代神秘智慧为当代生态危机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说是一种"原始主义"或"复古主义".它所提倡的"有机主义"生活方式和"诗意栖居"的生活理念，可以被视为一种回归前工业化的农耕生活的浪漫幻想. 然而，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的大背景中，生态批评在提高当代人们的生态意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朝着更加健康、更加合理的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简单地将生态批评抛出窗外是不明智的.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自身来讲，生态批评建立了浪漫主义文学与当代环境危机的相关性，使之成为当代环境意识的先驱.(Kroeber:19)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改变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地貌地形，致使浪漫主义诗歌的重新评估和重新洗牌.在生态批评的关照下，以前并不被人们看好的克莱尔(John Clare)、汤姆森(James Thomson)等诗人重新受到重视；以前没有进入人们视线的《黑暗》和《最后的人》等作品也重新得到关注.同时，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也在新的批评模式中有所调整.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看，华兹华斯的《采坚果》显然比《丁登寺》更加重要，(Buell:6-7)同样，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咏》要比《忽必烈汗》更重要；布莱克的《塞尔之书》要比《天真之歌》更重要.生态批评使我们看到了拜伦、雪莱和济慈的鲜为人知的思想倾向和人生选择.这就使得浪漫主义诗歌的阅读和研究又有了很多新意，使得一个世纪以前的文学作品又重新焕发了勃勃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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