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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冷战说起

二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不一致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全面对峙——称之为“冷战”。
冷战期间，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
彼时苏联发挥体制优势推进大规模扩军，包括核武器、洲际导弹、潜艇和航母等。上世纪70年代初期苏联的国防开支一度高达GDP的10%+，苏联迅速增强的军事实力对美国构成了显著的挑战。
另一方面，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军事援助，以不断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局部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石油供应受到严重影响，促成石油危机，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和能源安全。
而同期美国正深陷越南战争，国内民众反战情绪高涨，反政府行为盛行，美国国内社会和政治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叠加196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美国经济迅速萎缩，使美国在对抗苏联的过程中开始处于劣势。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开始寻求新的对外政策，力图保卫自己的利益和国际地位，接下来，中美关系开始发生微妙变化。

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
——“黄金40年”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仍十分困难，并受到来自苏联的主要威胁，当时伟大领袖非常精准地把握住当时国际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确认苏联是主要敌人，而美国正在与苏联冷战，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美国成为我们需要团结的战略目标。

这促使双方开始建立联系，1972年中美两国元首展开了历史性的访问，并签署了上海公报和中美联合公报，开启了两国通向关系新阶段的道路。

转眼来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元年，我们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利用市场化机制帮助配置资源和激励民众；以及“对外开放”：通过与外部世界交流学习，增加对外贸易及吸引外资。

在接下来40年（1978-2018）和平繁荣的全球化时期，中美形成了一种共生发展关系：

在这一时期美国构建了基于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的新世界秩序。

其基本含义是：
新兴市场国家采取币值低估并盯住美元，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以促进增长和就业，通过吸收外资投资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使用美元储备来干预汇率以维持币值低估。

而美国持续对外输出美元，从对外投资中获取高额回报，同时享受来自外围国家价格低廉的商品，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将其持有的大量美元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实现低成本融资。

中国在1993年执行了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到位，为吸引外商投资打开窗口，同时配合朱镕基领导的国企重组改组及垄断行业改革，为2001年加入WTO和长期产业升级发展铺平道路。

1980年至今人民币汇率（深蓝）、贸易顺差（浅蓝）、外汇占款（紫）走势图

在此期间，中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生产商品，并通过出口创汇，同时基于外汇占款发行基础货币；彼时外贸作为“三驾马车”中出力最多的一架，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的新增海外订单+外商投资创造城镇就业，亦助力中国开启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进程，以及历史性的城镇化进程。

“三驾马车”：投资（绿）、消费（蓝）、净出口（黑）对GDP的贡献率
90年代初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曾一度高达80%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对于美国而言，其经济和产业格局也在40年悄然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Gradually... then Suddenly. 

首先是名义上的“双赤字”
一国贸易赤字和政府赤字之间一直存在互为因果和相互强化的关系，在过去长期全球化进程中，作为观测美国持续向外输出资金的代理变量，是其累计高达15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31.4万亿美元的国债规模（其中境外投资者持有7.57万亿美元），以及8.3万亿美元的对外股票和基金投资规模。

美国长期累计贸易逆差（红）、累计对外投资（橙），国债规模（蓝）及境外投资者持有国债规模（青）的变化

其次是实质性的资本和产业的迁移
在全球化初期，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低端产业供应商的角色，例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简单组装业。随着资本和技术的不断引进，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渐得到升级和改善，开始涉足更高附加值、技术含量更高的高级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并逐渐培育出自己的品牌，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直接竞争。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制造业在美国整个产业结构中的比重逐步降低，而以（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和科技产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大量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海外，中低收入阶层工资水平长期处于停滞；而富人和精英阶层往往会更多地受益于全球化和超级QE带来的机遇（包括高额投资回报和税收规避）。

这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和阶层矛盾，并掀起一场民粹主义浪潮。

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的口号是“我们是99%”，反对“1%的财富和权力统治”，呼吁缩小贫富差距和提高社会公正。

但或由于当时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政治分歧激烈导致历史性的政治僵局，Obama政府并未对民众的愤怒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政策回应。

这一场民粹主义浪潮的高潮发生在2016年11月，Trump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Trump在选战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化，并承诺要采取措施帮助保护美国制造业和工人阶层，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该竞选口号为他赢得大量中西部选民的支持。
——正如Juan Perón所说，政治领袖就是落实人民愿望的那个人。

Trump当选后即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以实现他的逆全球化愿景，包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启贸易战；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和《巴黎气候协定》，并开始逐步减少海外驻军规模。

接下来，2021年新一届Joe政府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仅延续了Trump时期加征的关税，并且接连通过《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芯片与科技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以供应链安全为名，通过友岸外包、制造业回归及库存重建，引导资本与产业回流，重构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产业链；同时阻止先进半导体的出口，并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
旨在寻求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全面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同时壮大美国新基建、先进制造业和中产阶级。

同时，Joe对内开启新一轮“进步主义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分配政策实践...

具体政策内容不在这里展开，建议阅读：
《聊聊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历史、现实与理想》
《政治周期视角下的美版政府工作报告》

...以推动国内劳动力市场薪资水平广泛且长期的增长，弥合长期贫富差距过大和社会矛盾激化，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导致美国政治极化所带来的长期挑战。
——马克思一个多世纪前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断或爆发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

“自由市场”已经落幕，“新华盛顿共识”冉冉上升。

今年4月Joe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Jake·Sullivan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演讲，提出“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华盛顿共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推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核心理念支撑。

Sullivan十分直白地宣称上述理念近年来已经对美国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美国的工业基础被掏空了。

Sullivan提出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建立于两个错误的假设：
——“市场总是富有成效地配置资本”(?)
而事实情况是，在市场效率的名义下，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连同制造这些供应链的产业和就业机会都转移到了海外。

——“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增长”(?)
而事实情况是，金融、娱乐、互联网、律师诉讼等超高附加值虚拟经济领域快速增长，并成为GDP的主要贡献项——然而这些领域对于美国的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并没有什么帮助，与此同时，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等传统实体领域则被持续挤出。

Sullivan认为这造成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而与此同时，所谓的经济一体化、相互依赖的倡议并未使其他国家“更加负责任和开放”，也未能使“全球秩序更加和平与合作”。

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削弱了民主政体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

美国开始对全球化战略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进行重新审视，可以说是美国精英阶层对于过去40年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和治国思路的深刻转变。

基于此，美国将新的对华政策重新定位为：
“降低依赖”、“去风险”、“减少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本周全球同期举行了两场国际性峰会——西安·中亚峰会和广岛·G7峰会。
意义深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需过多解读，各位可以参照一下世界地图，以及Joe最近的“朋友圈”。

想必不言自明。

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对G7峰会的评论：
“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对立格局，在峰会后进一步确立，后冷战和平红利至此耗尽，世界进入新地缘政治时期。”

Yoon Suk Yeol(韩)、Ferdinand Marcos Jr.(菲)、Fumio Kishida(日)、Anthony Albanese(澳)

“时间（长期/短期）是谁的朋友？”
（基于时间维度理解看似矛盾的G7公告）

对于这个问题，G7似乎已达成共识：
“去风险，但不脱钩” & “部署第一岛链，但支持‘一中’”。

看起来西方似乎更愿意打一场持久战。

“ 一盘大棋 ”

在解棋之前，我们需要清楚两个基本逻辑：

·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

然而近十多年来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停滞，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存量博弈时代，与此同时，全球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迁使得这一矛盾不断激化。

·单极世界秩序建立与维系须基于军事、科技、经济等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

而此轮美国似乎已经不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本轮主要“大国对手”快速崛起，其综合实力与美国差距显然更小：实力差距小往往意味着博弈的长期-胶着。

另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当一国或多国的国内经济问题或（和）社会矛盾趋近于无解（无法靠增量来解决）时，War可能是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

只不过当下War的形式有所不同——金融战、科技战、贸易战、舆论战...

末了，

我在最近的文章中经常提到：

当下宏观环境可能与过去40年“完全不一样”。

长达40年的大平缓时代已经终结，当下我们正处于过去40年未见的大国博弈格局，我们可能正在走向更久远的... 

上世纪60年代冷战时代 （或） 30年代热战时代。

作为参与博弈的各方都需要：
“降低依赖”、“去风险”、“减少国家安全的脆弱性”，

以及重要的——保持“战略定力”。

这似乎意味着一轮全球性的长期去杠杆和Risk-off。

‘Prepare for a decade of real wealth destruction after four decades of huge real wealth accumulation.’

最后，

到技术层面，
关于博弈的艺术——“虚实相生”

“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将欲灭之，必先学之。”

This is the way. 

延伸阅读：

202305-  聊聊美国进步主义时代：历史、现实与理想

202304-  聊聊“去美元化”

202304-“持久 (Longer)” 是多久 (?)

202303-  High enough but for longer (?)

202302-  政治周期视角下的美版政府工作报告

202211- 传奇交易员Druckenmiller访谈：长期趋势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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