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徐昭英，1948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1987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圣约翰大学数学和计算机系，后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现居美国华盛顿。
原题
家事国事
── 忆大伯徐仲年
我们家长辈不少，唯有大伯学问最好，这是我父母从小就一再告诉我们兄妹的。可是大伯的学问究竟好在哪里我们并不很清楚，尤其是对我这个差不多与共和国同龄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自我开始懂事起，我眼里的大伯是：身材高大，戴一副永远不变的圆框深度近视眼镜。少言寡语，从未见他开怀大笑。开口是浓浓的无锡口音，忽然间冒出的一句冷笑话会让人忍俊不禁。他近视镜片背后有时会闪过一丝近乎调皮的眼神，瞬间即逝。然而多少年来大伯留给我最多的印象却是他伏案写字的背影，有时家里人声嘈杂，而他那宽厚的背影依旧，以至于至今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我们是无锡人。我在无锡城里一条叫四郎君庙巷里一座传统老宅中出生并度过童年。父亲在上海中华书局工作，周末才回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一个周末，父亲与大伯一同回无锡。他们一早便去崇安寺附近一个叫“听松园”的茶馆与老朋友物理学家钱钟韩喝茶聊天（多年之后我知道他家还有一个大学问家钱钟书）。这边，家里厨房的大灶上已炖上蹄髈。当黑漆大门上的铜环“嗒，嗒。”响起，弟兄俩说笑着回来了。厨房里，母亲一边弄菜一边说：“你大伯最喜欢吃蹄髈了”。当大家在与厨房相连的“起坐厦”（无锡话里的餐厅）里的八仙桌边坐下，香味四溢，酱色油亮的蹄髈端上桌来,这时我看到的大伯脸色红润，脸上的笑容是开朗的、尽情的，这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大伯。可是，这明朗的记忆画面并没有维持太久。一种阴影正慢慢袭来，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命运在之后的几十年就如一叶扁舟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载沉载浮，险像环生。1956年底，我们一家搬到上海，住在威海卫路（现为威海路）。大伯一家仍住在海防路老宅，相距电车的几站路。在我这个十来岁孩子的眼里，起先家里生活是平静的，长辈们在日常生活中精神充沛，甚至可以说是兴致勃勃的。可是不久我便发现家中气氛异常，父母常常低声嘀咕什么，家里还常有记者进出拍照。去大伯家，那里的气氛更为凝重。父亲与大伯坐在窗下低声说话，很是严肃，完全没有往日的神采。而母亲和大伯母更是窃窃私语，表情惊恐，一副大难临头的样子。果然，在那场百家争鸣，热热闹闹为党整风的“阳谋”运动中，大伯与父亲双双中箭落马，头上是紧紧箍上了一顶叫做“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分子”在当时还是个新名词，人们对其内涵并不清楚。很快，凶险的面目就出来了。先是一下工资砍得只剩几十块钱，接着强制让出“多余”的居住空间。自我父亲砍去大部分工资之后的若干年，我家先后有三个在校大学生，一个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就要交十几元。这突如其来的变动让人猝不及防，乱了阵脚。记得第一个月发薪日，父亲竟然发呆没去领工资，因为他不知道靠这点收入如何来养活一大家子人（我家有七兄妹）。可是，那以后的岁月，还不就靠那薄而又薄的工资加上兄姐们毕业之后对家里的支持度过来的吗？大伯家幸而有大伯母当幼儿园老师的几十元收入，加起来紧巴巴地过日子。“阳谋”这一场戏，把“右派”们在政治上打入另册。大多数既不算刑事犯，也没直接投入牢中，却又像是犯了某种无形的“法”而一下子被抛出“人民”的范畴，成了“阶级敌人”，以至变成“不可接触”，成了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另类”。而摧毁他们经济生活的基础和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是一个杀手锏。让他们日常生活捉襟见肘，穷于应付，看你们还有多大精力说三道四，掷刀投枪。果然，此运动之后，中国大地上是“万马齐喑”，别说是老一代人，就是我们这代人从此说话小心翼翼，只怕一说漏嘴招来横祸。虽说大伯与父亲有幸各自被戴上“右派”帽子一顶，可尺寸还是不一样。大伯的那顶在全国几十万顶“右派”帽子中属于特大号类型的，十分引人注目。记得那时在人民广场边上的上海美术馆（原上海图书馆旁边）举办过一个反右运动成果展览，其中罗列了全国范围内著名大右派们向党“恶毒进攻”的罪行。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上海那就是孙大雨、徐仲年……小时跟随家人去那里参观，大人们紧紧张张的情绪也感染了我，我东张西望好像自己正身处某种危险境地。大伯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与散文。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早春似乎来临。6月18日大伯在《文汇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乌昼啼》的杂文，谈了党群关系。文中不失幽默地指出，人们常以为喜鹊报喜而乌鸦报忧，但喜鹊是害鸟而乌鸦却是益鸟。他说：“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还说；“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谁知道，这些话有悖于对党整风的“和风细雨”说，引起领袖的极大反感和警觉。领袖随即于1957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又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讲话都针对《乌昼啼》而来，结论是“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动，还是急风暴雨”。领袖的战斗檄文绝对具有雷霆万钧之势，灭顶之灾也随之而来。有趣的是，我们这些小辈们回过头去看《乌昼啼》，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胆子太大。这样的事情难道是一个教授能管得了的吗？何必多管闲事。至于党群关系更是与我们无关，又何苦去自找苦吃呢？
1998年出版的“鸣放期间杂文小品选”，以“乌昼啼”为书名
这种观念在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龄人当中并不奇怪，因为我们自懂事始便目睹或卷入各种“运动”，小小年纪就知道“祸从口出”的厉害，处世小心谨慎，因而变得很是“世故”。可是大伯那一代从民国时期过来的老文化人在被彻底打倒之前，他们热情，坦荡，少设防，那种美好的境界，是我们这一代“世故”人所无法企及的。所以，五花八门的“运动”把人们练得事不关己、言不由衷……, 实在可悲。要想扳回来，大约又得花几十年的时间。海防路老宅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几经波折之后，一个大门之内搬进好几家人家，而大伯一家则住在楼上狭长的厢房内。靠窗部位是一个硕大的红木写字台，那里是大伯的专属区域。写字台面由一块巨大的玻璃覆盖。玻璃板下常常压了不少形状各异的纸条，上面所记事项往往只有大伯自己看得懂。玻璃板的右边部分有一条长长的裂缝，以胶条覆盖。最具特色的是写字台前的那把椅子。这是一把矮矮的带有靠背的竹椅，在弄堂里乘凉的人群里常常被广泛使用。不同之处在于，大伯的这把竹椅上加了一方厚厚的棉垫。他也许满意于这把椅子的高低大小和舒适度，因此一坐就是十几年，竹椅也由淡黄渐变成油亮的深棕色。也就是坐在这把椅子里，大伯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大伯生性活跃，他对社会的关注度可从他在《乌昼啼》一文中所透出的拳拳之心略见一斑。可自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与全国所有的同类分子一样，立即被“噤声”。署名徐仲年的文章和书籍也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消声匿迹。大伯的行动轨迹大致也就海防路到外语学院两点一线。可是“噤声”并不能禁止他另一种的活动，即动脑与动笔。于是乎他双耳不闻窗外事，每天坐在小竹椅上，静静伏案多年，硬是主编了《简明法汉词典》和《法汉词典》。因为词典不涉及政治，得以顺利出版，成为国人学习法语最为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上大力“反帝反修”的同时，着力结交亚非拉“第三世界”朋友。六十年代初期，几内亚总统杜尔访华前夕，大伯在极短时间内译出杜尔总统的法文著作，共三十多万字。据说周恩来总理将此书作为礼物赠给了杜尔总统。就是在文化革命那“风刀霜，严相逼”的几年里，大伯在默默编写词典的同时，也默默做着他所能接触到的有关中法文化交流的工作。他翻译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敦煌曲》一书为其中一例。之后，大伯自己又写了《归汉论》对戴密微书中的错误一一加以纠正。可以想见，外部世界的纷扰，并没能真正搞垮他。他的内心永远有一块净土，那就是中法文化世界。我相信大伯在那里是干劲十足的，思维敏捷的，因而也是幸福的。1976年，历时十年的浩劫终于过去。不久，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大地生机盎然。这一年，大伯也退休了。按理说，他应该大大放松自己，好好享受生活。谁知道，他在那贴有胶带的玻璃台面前，在那把小竹椅里是更坐得住啦。这几年中，他后劲勃发，似与时间在赛跑，出的成果让人叹为观止。这几年中他编写完一部六十多万字的《法语动词变位词典》。在编写词典的同时，他参与了大量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工作。比如，参与翻译《拉封丹纳》寓言诗，翻译或校订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上海京剧团出访欧洲，他事先将所有剧本和剧情介绍译成法文，以方便欧洲人了解京剧。翻译《鲁迅诗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这几年，大伯的写作热情高涨，因为他心无旁骛，不再担惊受怕，起码不会随时被唤去批斗，或冷不防有人闯入家门翻箱倒柜。他长期伏案工作，别人看着他太辛苦，可是这时他乐在其中，我相信。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其中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便是高考制度的恢复。“白卷”先生及有路子“被推荐”者均已无缘入学高校。经过短暂的复习时间，通过考试，我这个30“高龄”的十年前的高中肄业生赶上了末班车，进入华东师大历史系就读。过去，大伯做他的学问，而他的学问似乎离我们下一辈人很是遥远，二代人中间交流极少。自从我进入师大念书，而师大图书馆的藏书又是极其丰富，大伯有时会让我去校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我也乐此不疲，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因此而多了起来。每当我和大伯在红木八仙桌边坐下，听他说话，平静的语调，清晰的逻辑，加上那浓浓的无锡口音，让人倍感亲切。那时的大伯前额和头顶光滑发亮，镜片后的眼睛略带笑意，本来就有点左倾的嘴角更显左倾。我能感到那时的大伯心情是平静甚至是愉快的，因而也是健谈的。可是，当时的我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沙漠中走出来，除了少年时期读了有限的几本世界名著之外，文革那十年可以说没读到过一本有分量的书。所以我虽然在历史系就读，可是自己肚里空空，知识的积累是十分贫瘠。加上当时所学的历史，无论是中国或世界的，无论是古代史，近代史，还是现代史，一律用马列主义来解释，因而当时我的历史观是僵硬的，不靠谱的。这现象一直要到多年之后，自己阅读、经历和见识多了才改变过来。想当年大伯和我的对话，从知识层面来讲，应该说还是大人和孩子对话式的。当时大伯提起在华师大工作的他的老朋友们，有机会代为问好。我记得其中有我们历史系的法国史专家王养冲先生，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徐中玉先生，还有校长刘佛年先生。可是当时我自己对付学业的同时，业余又忙于翻译俄语资料，时间一紧，大都忽略过去了。一次，遵大伯所嘱我将一册《拉封丹纳》寓言诗译本送交给刘佛年先生，见面时刘校长温暖的微笑让我记忆深刻。后来，当包括我大伯在内的我周围这些可敬的老人们逐一去世时，我才意识到什么叫“时不我待”，留下的只是遗憾。说来颇觉荒唐。虽然我自小知道大伯是个大学问家，可是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只读过大伯的一本书《春梦集》，而且是在小学到初中阶段所读，读得还不全，毫无心得可言。当时我家阁楼里堆有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不少四五十年代的儿童读物。我们兄妹几个课后常常会窝在阁楼里，席地而坐，背靠书堆，各取自己所爱，读个不亦乐乎。《潘多拉盒子》《十二月党人的高贵与悲情》等故事都来自于阁楼阅读。随着历次的政治磨难，居所的紧缩再紧缩，直至扫地出门，所有的书籍都不见了踪影，大约都去了废品回收站，最后被打成纸浆。当然大伯的《春梦集》一书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岁月匆匆而过。八十年代初期，大伯带着他的未竟之愿（编一部完整的约几百万言的大辞典）离开人世。我自己则经历了成家、留学美国、改行（数学和计算机）、就业。直到因我先生的工作关系又全家搬回亚洲。2007年我们又回到上海定居，这时我已有较多的时间上网浏览。当我读到人们对大伯的评介时，我蓦然发现我对大伯的前半生知道太少了！要感谢“孔夫子旧书网”，这网站对我来说简直是有求必应。由于他们海量的工作，我几乎买到了所有我想买的大伯所写的书。其中有七十多年前出版的原版书，纸张泛黄且脆弱易碎，而更多的是复印后装订成册，深蓝色的封面，制作精良，看上去有线装书的风范。当我认真阅读了几本，特别是细读了大伯的散文形式的自传《旋磨蚁》之后，我大为吃惊。因为民国时期的大伯竟是如此的活跃，无论从小说、散文、翻译、诗歌的创作，范围极广的社会活动，交友间的风趣和豪放……，竟和我懂事后见到的大伯判若二人！我曾听家里长辈说过，解放后不久大伯即被牵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而被关押，加上之后的历次运动，竟可将人改变如此，不免让人感叹万分。好在大伯学术根底在，还能在编词典这个浩繁的工作中前进，保持自我，对他来说，虽有遗憾困扰，却也有这种特殊的安慰长期伴随。时间回到1921年，大伯以半官费生资格随外祖吴稚晖先生（里昂中法大学校长）登上法国邮轮博多斯号，同船一百五十人，海上航行四十多天之后在马赛上岸，然后到里昂开始了他的留学生生涯。里昂中法大学头半年，大伯发现每天三小时的学习过于轻松，混个文凭容易，学到真才实学难。当年17岁的他，毅然决定去中学学习法文和拉丁文。在里昂花园中学、昂.贝尔中学四年时间除了完成日常功课之外，每天至少写法文短篇作文一篇、法文文法练习一篇。扎实的法文基础便是在那时打下了。我常常为大伯小小年纪在无人强求的情况下，如此自强、自律而感叹不已。他之后在文学上能大有建树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大部分，包括我自己在内，被外部环境逼得“没办法”才去苦读，个中的差别可是大着吶。四年的磨练之后，1926年，大伯入学里昂大学文学院，又四年后他的博士论文《李太白的时代、生平和著作》得以通过，论文中光翻译的诗文就有近二千条,几乎包括了李白所有的诗.最后大伯获最高荣誉级的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获得法国文学博士第一人。1930年，大伯学成归来，顺理成章当了大学教授。49年之前主要在中央大学，49年之后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他这个教授可是当得非同一般。国难当头之时，活跃于一线组织民众防空。抗战胜利之后又忙于学校的整顿恢复。按他自己的说法，自己已从文弱书生的体格蜕变成“关东大汉”啦。可不管有多忙碌，在抗战之前到胜利之后十五年间，他自己粗粗一算，共写出中法文书籍共四十二册。这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从大伯的从学经历、终身从事的大学教授生涯、以及编写的多部重量级学术著作，我可以说他是一个严谨的学院派学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编写多部词典与法文文法工具书之外，不能不提的是《法国文学 ABC》。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法国文学的历史，是中法文化交流历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但是如果从大伯所着的大量的长、短篇小说、散文、杂文、诗歌来说，他又是一个著作颇丰的作家。我所熟悉的大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他的作品如同写实画，不多修饰却直达、明快，时不时闪现睿智的思想火花、不经意间流露的幽默，让人读起来趣味盎然。《旋磨蚁》出版于民国三十七年，是一部自传性的散文集。此书名源自于黄庭坚的“枉过一生蚁旋磨”。大伯自喻为“旋磨蚁”，草草半生。我也是第一次从这本书中知道大伯童年的故事。在书中大伯饱含感情说到他自己的伯父给他幼年时的爱和教育。大伯从小在伯父家长大，直到高小毕业。他伯父是无锡东亭镇上一方绅士，开有米行、酱园、糟坊等行号，平日里乐于修桥铺路，施粥送药。为侄儿能得到最为良好的教育环境，他请来一位前清秀才，在家办起“改良型私塾”，找来几个孩子“陪读”。他伯父周围常来往的朋友中有几个举人，十几个秀才和拔贡，也乐于做他“非正式的老师”。大伯说，他伯父“有一个惊人之举”，每晚收店之后，另请一位秀才，在店堂里给他读《三国演义》，当然店里学徒们成为“旁听生”。大伯认为，这种不读《四书》《五经》而读小说的教育法，“非常新颖而胆大”。因为来了兴趣，他的学习进步很大。“以后我爱读小说，甚至自己写或翻译小说都是那时养成的习惯”。我不能确定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可是至少大伯是这样认为的。《旋磨蚁》中各篇文章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民国二十二年到三十六年共十四年时间，正是国家社会风起云涌，抗日战争从爆发到结束的历史时期。大伯以一介书生之力参与其中，国事家事两不误。在那动荡的年代里，大伯参与组织各类文艺团体活动，重庆大轰炸时期他以中大师生防护团总干事身份，自备毛瑟枪，严格组织民众防空。整个日寇轰炸期间中大师生无一人伤亡，让他从心里感到欣慰。同时他又当起中大教职员伙食团团长，任期近五年。战时物资匮乏，而中大的伙食却远近有名。七人一桌，三荤两素一汤，每半月还加以红烧肉和蛋，在当时来说近乎不可思议，大伯工作中的艰辛与得法也不言而喻。抗战结束，中央大学回迁南京，大伯又被复员委员会委派主持武汉办事处。中大师生员工六千多人经过武汉，食宿交通安排的艰巨工作被安排得井井有条，而大伯本人倒是减肥二十磅。但是，如此大动荡中超级忙碌的生活没能让他停下手中的笔。就是在防空洞昏暗光线下，纷乱的环境里，他照样继续编写《法文动词变位》一书，要知道这可是“细如秋毫”的活吶。作为晚辈，自己也接触一些文字写作，我能感受到个中的艰辛和不易，对大伯的敬仰也油然而生。民国二十六年的上海，在日寇侵华的枪炮声中，大伯完成长篇小说《双尾蝎》。今年我在一次复旦大学外语系主办的有关中法文化交流的座谈会上，有幸听到复旦中文系段怀清教授的演讲。他对二十世纪早期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中国文学有深入的研究。他对徐仲年的文学作品详尽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令人折服。《双尾蝎》描写的是当年留学生的爱情生活及回国后各自所选择的道路。段教授认为，这是反映二十世纪早期留学生生活的代表作之一。从这部书中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留学生学术活动之外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具有历史文献的性质。《彼美人兮》同样成书出版于战时，由好友徐悲鸿题签。当时大伯正值四十岁盛年。故事描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自法国学成归来，带回自己年轻的法国妻子。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经历了种种，最后以离婚收场，妻子只身回国。虽说故事的结尾黯然神伤，可此书却让人读来十分阳光和美丽。书中有大量法国旅游景点，社会风俗的描写，特别是他们途经地中海、南洋时，对当地的风俗文化都有详细的记录。书中不少文学诗篇的中法文互译，令人印象深刻。最近有消息传来，《彼美人兮》将会在中国大陆重新整理出版。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好消息，因为她打破了大伯所有文学作品一律被打入冷宫的紧箍咒。我希望，自此以后大伯所记录下来的那个时代的风情画卷渐渐展现在现代世人面前。
《沙坪集》和《流离集》都完成于民国二十七年。在那个国事危殆的年代，大伯除了授课做学问之外，他写的这些短文饱含了抗战的意义，希望以此帮助激发起人们对抗战的信心。老友徐悲鸿给他在扉页上画了“著者近影”。画中的大伯看起来年轻，俊朗，可是这和好友范存忠描写的写作中的徐仲年可有点不一样：重庆火炉般的夏天，人如同在土耳其浴室之内。“徐仲年伏于久未洗抹的书桌前，桌上有老旧打字机一台，红、蓝墨水各一瓶，钢笔几支，稿纸一大摞。此人颈边蒙着一块大毛巾，额头上热汗喷涌，一颗颗小珠子大珠子渐渐汇成一道道流泉，瀑布般地挂在左右前后，真好看。”大伯有句口头禅叫“一口气”，据说年轻时他“一口气”能写上万把个字。这种“拼命三郎”法，大伯作品如此的多产，也就不奇怪了。
《春梦集》成书较晚，出版于民国三十七年，可是其中收集的十二个短篇的时间跨度却很大，是1933～1947年间所写短篇的一个精选集。其中一篇《鬻儿记》让人印象深刻。故事发生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一个教授家庭因经济的窘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求生存。读来令人不胜唏嘘。现在谈谈大伯中法文的双向译作。鲁迅的《呐喊》便是他第一个译成法文介绍到法国。他翻译了大量的中国诗歌，如《杜甫诗选》《中国诗15首》《中国诗文选》等。而法译中的包括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岁的船长》《圣西门选集》、梅里美的《鹁鸽姑娘》《三剑客》等。光《鹁鸽姑娘》一书的导言，简直可以视为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国小说及其作者的详尽介绍。对梅里美本人及其作品的评介也十分全面。系统介绍法国战时文学，大伯是倾注了他的一腔热忱。法国文学史上的“中古时代”，盛行一种歌颂武功的骑士文学，最著名的是《罗郎歌》。而历时八十多年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文学史上的“革命时代”生了不少激越豪迈的作品，最为经久流传的便是军歌《马赛曲》。大伯在翻译与介绍这些法国战时文学上充满了激情，译作便也精彩。大量阅读大伯的作品之后，我能感觉到他的文字虽没有如梁实秋，林语堂们的文字般的优美，可是他睿智，清晰，直白，读起来别有韵味。有些作品中常常会出现“论史”或“考据”的倾向。我想，大伯归根结底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虽然他涉足文学创作领域，且著作颇丰，可是从他的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到一个学院派学者思维逻辑的影子。大伯又绝对称得上一个社会活动家，这是我在查阅不少资料之后得以确认的。因为自我懂事始，大伯便因政治运动而“铩羽”，终日在沉默中耕耘他的文字。而当我发现曾经的大伯是那么活力四射，活跃在讲台、文坛、论坛、文艺精英组织……，不免惋惜而伤感。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运动能将人摧残如此。撇开个人命运得失不说，对于社会资源也是一个绝大的浪费。中国那几十年真正的文学艺术的凋零也就不足为怪了。大伯身材高大，食有“兼人之量”，喜吃蹄髈，据说有过一顿吃完两个大蹄髈，另一顿吃过二十四个茶叶蛋的记录。因此他的体力也过人，一人可干 二、三人的活。自从巴黎回来在大学任教之后，他继续为巴黎《新法兰西杂志》主持《中国文学》专栏。在中央大学，他任教授会主席。作为上海文艺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他本着“思想自由，和衷共济”的原则，与朋友一起发起组织“星期文艺茶话会”，并编辑出版《文艺茶话》月刊。当时文学艺术界的精英们踊跃加入，因为这是一个供他们切磋、交流、休闲、交友的平台。作为中坚分子，大伯要安排好各类活动细节，更是时常自己上台演讲。从他的演讲稿看来，他的演讲内容总是那么智性、阳光、激情洋溢又不失幽默。他好朋友调侃说：“文艺界谁没有听过他滔滔不绝的无锡官话？朋友中有了仲年，就是在阴霾沉闷的场合，也仿佛见了一道阳光。”大伯朋友众多，这与他开朗的性格有关。重庆时期，老友徐悲鸿与夫人蒋碧微因婚姻出现问题而分居。一次朋友聚会，正值西方愚人节前夜，大伯当着他俩的面开起了玩笑：当场起草一则“徐悲鸿蒋碧微结婚启事”，并声称“兹承吴稚晖张道藩两先生之介绍”（张道藩同为大伯好友）。启事果然在四月一日的《中央日报》头版登出，然后四月二日再由蒋碧微在同样的版面登澄清启事。这个玩笑在当时文艺界也成为一段佳话。蒋碧微女士在她的自传《我与悲鸿》《我与道藩》中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大伯的老朋友中大多为文学和艺术界的大家，可是随着政治局面的风云变幻，命运之舟将他们载向各方，很多失去联系，实为可惜。虽说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徐仲年的名字在中国陷于沉寂，可是法国人倒是没有忘了他。大伯去世三年之后的198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期间在大伯工作过的学校，现南京大学（过去的中央大学）作演讲时，还提到徐仲年对中法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可惜的是众多的中国听众已大多不知道徐仲年为何许人也，必须赶紧回家查资料才行。写到这里，我还要说一下我的大伯母。大伯母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终身从事幼儿教育。她善良，本份。我母亲和大伯母曾在海防路老宅共同住过几年，妯娌情深。我常听到母亲说起：你阿姆娘（伯母的无锡话叫法）是个好人。记得我读高中时期，学校离海防路很近。中午我去食堂吃饭，只要看到饭菜不灵，掉头就走，直奔大伯家。刚到敞开的黑漆大门，还没穿过天井，就会嚷嚷：“阿姆娘，我来啦。”到得客堂间的饭桌旁就坐下，这时往往看不到大伯母.一会儿之后会看到她急急忙忙又笑嘻嘻地端着什么吃的从厨房里出来。她是因为听到我来了，赶忙去厨房加饭菜去了。我哗哗吃完，又赶着去上课,一切视为当然.现在在想想心有不安，因为那个年代一切食品都是定量供应，多一个大胃口人吃饭，大伯母是怎么搞定的呢？看来，真正懂事，为人着想，还是要上点年纪才行。
外表看似弱小的大伯母，在国难时期也曾尽力扛起小小一片天，这也是我在读完《旋磨蚁》之后方始知道的。现今社会能源短缺，从甜玉米、大豆、甘蔗等能源植物中提取柴油、汽油的方法已被广泛使用，我认为这是一种先进的科技。想不到的是，在近八十年前的中国，这种技术已经十分成熟。抗战时期的中国汽油严重缺乏，实业界在涪陵建立了对当时来说规模极大的运中炼油厂，将当地的桐油炼成代汽油。由于工厂人员众多，需要一个职工子弟小学。于是，当时年轻的大伯母以一己之力主持了这个学校，一人身兼数职，从校长、教师、到总务，一切倒也井井有条。涪陵位处长江和乌江交汇处，学校建在一个小山头上，俯瞰江面，美景悉收眼底。大伯从中央大学所在地重庆沙坪坝到涪陵，要乘十五个小时的长江小火轮。他从繁忙中抽身出来，更觉涪陵小学校的安静和美丽，近乎“人间乐园”。直到有一天，山下江面上停着的三条小火轮疯也似地同时拉响汽笛，宣告抗战的胜利。不久之后，大伯母处理完学校的善后事宜，塔乘美国大使馆新闻处所包的民联轮先于大伯回到久违的上海。虽说大伯母年轻时也曾担当重任，可是在我眼里，她胆子小，容易犯愁。她陪伴大伯一辈子，同样经历了战乱和多次的政治运动。她老是在为大伯担惊受怕，因为她知道大伯遇事爱直言不讳，爱写文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大祸临头。所以大伯母的眼睛里常常会有一丝不安，甚至惊慌的神态。直到文革过去，天下太平了，大伯母绷紧的情绪方始一点点缓和过来。
回首望去，我的大伯和大伯母，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有其他长辈们，他们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动荡岁月，其中才华横溢如大伯，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担忧和焦虑要多过舒坦与平和。到我们这一代，至少已经过上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后代们不用经历战乱和政治运动，人尽其才，于国于己两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