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 穆梅: 父亲燕大毕业投笔从戎, 参加了淞沪会战

原题

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我父亲以92岁高龄离世，这让当女儿的我心里多少有些许慰籍。

清灭明后，我们的先祖走出世世代代居住的大草原，跟随清兵入关，做了清朝皇帝的御林军。在北京密云，家里入旗为“镶黄旗”。民国来临，八旗子弟一蹶不振，会骑马舞剑又如何？家道中落，成为“破落贵族”，父亲初中毕业后，就去工厂当学徒吹玻璃。

好在学徒期间，他并未放弃学习，三年后他以同等学力考上了燕京大学，在一位亲戚的资助下，父亲在那里寒窗苦读达五年之久。（他的文史专业要五年。）

毕业之际，校长司徒雷登亲自选择了十名高才生，公派去美国深造，父亲放弃了到手的护照、签证和船票，他觉得，当时的国土已经被趾高气扬的日本人践踏，他要参加到抗日洪流中去，他决意不去美国了。在他暮年时，我问他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仅用简单的一个“不”字来回答我。

抗战的烽烟四起，文质彬彬、戴着眼镜的父亲竟然去参加了“淞沪会战”，他也因此很自傲，说自己是“抗日志士”。后来他又去了黄埔军校，在那里当了教官，主讲“日本问题”。想不到，就是这些经历，让父亲和全家人都饱受委屈，长达30之久……

我母亲则出身于南昌四大家族之一——松柏巷朱家，是一位集聪慧、能干、美丽于一身的千金小姐。年轻时她是青衣票友，父亲业余时间喜唱歌、爱拉小提琴，他们有缘相识、相知、相爱，结为夫妻之后，父亲带着母亲，去了部队，继续他的抗日工作。

抗战一结束，父亲立刻转到地方上，成为了一名中学校长。那个时候父母在贵州，父亲打算带着全家人（我未出生）去北京定居，在密云买地，在北京购房。适逢外婆六十大寿，他们决定绕道先去南昌，再去北京。

在外婆家待了一个月，父母准备启程了，外婆却忧心忡忡找父亲谈话：你们能不能不去北京呢？她的脾气不那么温柔，而亲家母又是满族人，规矩很大，我担心……，我父亲非常尊重我们的外婆，这样，一家人就此留在南昌了，而我，也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昌人。

回望家庭的变迁，我真心感激外婆当时的劝阻，否则，在1947年左右购房置地，我的父亲、母亲就铁定落入阶级敌人的范畴：既是地主又是历史反革命了，在文革狂飙掀起之际，他们是否有命都很难说啊。用一句南昌最流行的话来说：那就嘎死了噢！

我出生时南昌刚刚解放，因为母亲的表姐一家九口人从南京来投奔我们家，父亲二话没说，出去找了三份工作，省吃俭用，用一己之力养活了16人。我暗中思忖：这可能就是我没有吃牛奶的真实原因吧？而父亲老是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吃米汤长大的孩子对我们多好啊。

我很惊诧父母的性格完全相左，可是竟然相安无事在一起度过了六十余载。父亲沉稳、寡言少语、性格慢、怕冷、喜吃软糯之食；母亲则完全相反，遇事慌张、无主见、急躁、怕热、所喜食物都是嘎嘣脆。他们的卧床，经常是一半席子，一半棉垫；吃的饭和菜要把母亲的先盛出来，再继续烧制。

我们五个子女，走的均是“中间路线”，不过我偏向于父亲一点，但我比他老人家话多，曾经被母亲取笑道：你和墙壁也可以说上话。当然，这肯定是她的夸张之词。

母亲出身大宅门，家庭生活非常优渥，性格也有一点霸道。在父母几十年的相处中，都是父亲让着她，所以他们几乎不吵架。我读初中时，曾经有一次，在母亲唠叨声中，父亲把擦脸的毛巾直接往对面的墙上砸过去，没有说一句话。而母亲的嘴唇即刻就变白了。

文革伊始，母亲的学校有人冲进了家门，领头人居然是妈的忘年交李晓穗。妈看见她的眼睛炯炯有神，泛着绿光，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其时我17岁，抱着大姐的儿子，把母亲往我身后掩着，并不时轻轻拍拍她，以示安慰。父亲像一棵大树，笔直地站立在母亲的身边。李晓穗一把扯下妈妈那张她多次欣赏不已、啧啧称赞过、年轻、靓丽的放大照片，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踩碎了玻璃镜面，取出照片，咬牙切齿把照片撕碎。她其他的都不看，就是四处疯狂寻找母亲的照片，一边撕，一边狰狞地咬着腮帮子。

我的小外甥两岁还差一个月，他突然举起小拳头，口齿不清地念念有词：要文斗不要武斗！我惊异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家里没有收音机，我们也不敢带他外出，那些时髦的口号从何而来？而且，他的举止也实在太应景了吧。我发现妈妈全身都已经在筛糠了，好在李晓穗等人没有更多的动作，把所有照片撕碎后，她哈哈大笑出门去，我把孩子交付给母亲，和一声不吭的父亲找来扫把，把一地的碎照片收拾好，在沉默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半年后的一天，母亲从学校回来说道：李晓穗死了，肺里全部都是空洞。我和父亲没有插话，只是平和地看着母亲，静静的倾听着。我想，像她那么严重的肺结核，只有母亲这样善良的人才会经常领她回家，给她吃家里包的饺子和韭菜盒子，其他人对她都避之不及。（当然，她用过的碗筷都要用沸水煮半个小时），这样的狼心狗肺之人，她不死谁死？她看不得母亲的美丽，想彻底消灭那些仪态万方的照片。可是，她能够毁掉母亲的魅力吗？她化作一缕黑烟之时年仅25岁，而母亲离世时已90高龄，就是合上了双眼，还是眉清目秀，看来，母亲才是那个真正的王啊。

虽然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但是想起当年妈妈被“忘年交”无情打击、全身颤抖不已的情景，我还是会忍不住心酸落泪，母亲其实才是真正的老实人，她天真无邪地把所有人都当做朋友，完全看不懂人性中的丑陋。

她曾经长期帮助过一位王老师，经常把家里做的好菜、点心用饭盒装妥，带给她的子女吃。妈同情王老师家境贫寒，丈夫是病人，孩子又很多。我的衣物并不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三位姐姐淘汰下来给我的。我就把好看一点、新一点的留着，想着过年过节时穿。但是，后来我发现，但凡我想寻找这些衣物时，它们总是不翼而飞。去问妈，不回答。问急了，就说：是给了王老师的女儿，并说，“送人就要送好的。”“哭吧，你哭死也没有用。”

文革中，妈获得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拜这位王老师所赐，她说妈“小恩小惠，拉拢革命群众”……，母亲去世若干年后，哥说“王淑士人丑心也丑啊”，原来他也没有忘记那个白眼狼。但是，我们从来不在母亲面前提这两个人，因为怕她伤心。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教养吧？

父亲遇见事情却从来不慌不忙。一次大姐有事情回家，天气炎热，于是她就在房间里洗澡。父亲搬了一把小竹椅子坐在外面。警惕到头发丝的个别“革命群众”连忙去居委会报告，那小脚老太婆风风火火迈着她的粽子脚快速地一路小跑，来到父亲面前。

她居高临下地戳着我父的额角，厉声吼道：你在这里干啥？警告你哈，老实交代，屋子里是不是有反革命分子在开会？你在给他们放风吗？父亲像一座大山那样沉默不语，面无表情地安坐在那里，看都不看她一眼。

此刻大姐正好端出一盆洗澡水出来，居委会主任用她鹰隼般的双眼省视着大姐，然后进到屋内，趴在地上观察床底下。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家徒四壁，除了床和一张小餐桌，几乎是空空如也。居委会主任有一点尴尬，为没有收获几个“反革命分子”而失落，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终于低着头走了。

像这样的情景，父亲从来不说，也不觉得委屈，还是很多年以后，大姐告诉我的。这才真的是“大人不记小人过”了！

我们五姊妹中，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人，那无疑就是我了。在父母的关系中，我感觉始终是父亲对母亲的爱要多一些，母亲或多或少会展示一点霸道。可是父亲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会适当地与母亲乃至其他四位子女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懂得在那个时代，他的历史“污点”给大家造成的伤害。他从来不说什么，可是小小的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父亲内心深处的隐痛。

母亲极其喜爱自己唯一的儿子，觉得他处处都是优点：帅气、聪明、有才华，而且听话。对我，却很是有些看不上眼的样子。她曾经说过我：不要以为只有你的学习好，我不在意这些，我的儿女个个都学习好着呢。我们家里没有对大人顶嘴的先例，所以尽管我心里憋屈，也不敢吱声。母亲私下里还对我说，就是你最像你的爸，丑！

母亲的晚年却对三姐如是说：唉唉，我多少年竟然错怪了这个最小的，总觉得她脾气臭、刁蛮任性，想不到她才是最憨厚的那一个呀。在她生命最后的两年里，她委托我们夫妻俩全权处理她和父亲的后事——骨灰撒海。她说，不忍心你们以后老了，还要颠颠簸簸来给我们扫墓，也没有必要再占活人的地盘了。

为纪念老父亲百年诞辰，我为他准备的他最喜爱的食品

我问她为何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俩来完成？母亲说：因为信任。母亲又说：你爸是对的，他的眼光比我准。

母亲过了九十岁生日后，突然吐血，遇见庸医，病未治好，却把她的免疫系统破坏掉了。她最后离世的原因不是她的病灶，而是免疫力急剧下降、已不能维持生命之火了。

我们五个子女轮流陪伴在她的病床前，轮到我的时候，她微红着眼睛，悄悄告诉我：“在你爸临终前夕，我去和他吻别的，你应该可以放心了。”母亲是如此聪明，她也看出了我长年为父亲“打抱不平”的心结。她说话时，我已是泪流满面，哽咽问道：“爸爸是否知道？”“知道，他睁开了眼睛，对我点点头。”

是的，我终于解开了心结，收起泪水，为我的父亲、为我母亲功德圆满的一生、绽放出欣慰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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