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的分化

看不见的“天花板”

阻断草根阶层上升空间

社会是按照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来进行分层的，所谓的上层社会，便由拥有较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群体构成。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经济资源可以以遗产的形式直接让自己的子女继承，因此富人家庭可以直接生产出富二代。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具有丰富政治资源的人可以借助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巧妙的政治运作，让子女继承自己的一部分政治资源，从而成为官二代。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都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再生产的产物，是一种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世袭制。正是这种资源的世袭制度，制造出了一个草根阶层攀升时看不见的天花板。

演员王宝强的事业成功并未影响更普遍的平民上升处境。

无论是城市下岗工人，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既无经济资源，也无组织—政治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自身的人力资源。在许多年前，穷人的孩子辍学之后仍然可以通过自我奋斗而成功，但在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科学技术的专门化，靠个人自学成才来形成具有优势的人力资本的比例非常之低。

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只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部分人的成功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教育资源的垄断则成为草根阶层攀升中看不见的最大天花板。

《国家精英》

作者：布尔迪厄 

译者：杨亚平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4年9月

阶层与教育

教育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

那些“培训三天就可以是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为打工者提供积累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源的机会。由于没有人力资源的积累，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价值递减的趋势，从而就越来越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必然逐渐不能满足劳动需要，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趋势。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作者：〔英〕保罗·威利斯 

译者：秘舒 凌旻华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3年3月

由于在打工生涯中没有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打工者只能进行经济资本的积累——拼命攒钱，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依靠这些少量的资本原始积累自己当老板、开店做生意挣钱。然而，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留给打工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有的打工者都去开店、做生意、当老板是不可能的，而且开店做生意也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经营能力与人脉关系，而这恰恰是打工者所欠缺的。因此，大部分打工者的“老板梦”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而对于穷人的孩子来说，读书没用，不读书更没用（不读书意味着他们无法积累下层社会民众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力资本）。教育不仅阶层化色彩十分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享受不同的教育资源——而且承担了阶级再生产的功能。

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围绕学区房的市场化分配来争夺教育资源。“学区房热”就突出地体现了经济资源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有学区房才能上名校，而有钱才能买到学区房。在高中阶段，虽然主要通过中考的方式进行录取，但是，在分数的背后，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在经济上的大力投入——花钱上各种补习班。

在高等教育阶段，虽然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但是，名牌大学还是少之又少，在职业学院和名牌大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名牌大学承担了生产精英的功能，而职业教育则从来就不是想往上层社会攀升人群的首选，因为一旦上了职业学院，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将来的出路只能是当工人——技术工人，上层社会的门就对这些人关上了。因此，底层民众走职业学校教育的路，虽然有路可走，但却是一条通向社会下层的路。

《再生产: 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

作者：布尔迪厄 

译者：邢克超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02年12月

不平等感的发泄

怨气情绪在网络上被点燃

民众产生强烈的社会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导致社会心理失衡，产生较大的社会怨气。这种社会怨气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发泄。于是，民众会自发地投入反抗的群体行动中。而中国传统的政治运动模式在无形中为这种反抗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资源。

中国传统的政治参与构架建立在精英主义的基础上，即以“士”这个阶层作为政治参与的基础。作为社会群体主要成员的农、工、商这三个阶层，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始终没有参与政治的合法渠道，政治参与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无法企及的奢望。当一个社会的底层民众缺乏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不能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寄希望于清官，这仍然是一种合法的渠道；二是只能选择不合法的方式——造反和革命。

自古以来，群众运动不仅是中国人宣泄不满情绪和仇恨的机制，更是一种广泛和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正是由于这种群众运动机制的存在，以及深层扎根于中国民众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的游戏规则，极大地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正是群众运动这种传承了两千年的古老“游戏”，在造就了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同时，满足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当家做主的梦想。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充分意识到群众运动强大的破坏力，不仅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进行镇压，而且采取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办法，领头者和挑头者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由于在社会中存在着众所周知的羊群效应，群众运动如果没有一个领头者和挑头的人便很难组织起来；而统治者的严厉打击则使得挑头者的风险和成本极高，敢于冒险者少之又少。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作者、编者：陆学艺等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1月

而民众所积累的社会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又需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宣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匿名化的网络社会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于是，传统的群众运动与“聚众造反”模式在网络和电子媒介时代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网络舆情突发公共事件。

网络上的群众运动和网络暴力，最符合社会运动的匿名化特征，成为信息时代中群众运动的最佳表现方式。在现实社会的陌生环境中，人们会把自己隐藏得很深，便是所谓的城府，这主要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的本能；然而，同样一个人，如果“穿越”到网络这个社会化媒体的环境中，由于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真实面貌和身份隐藏起来，人们便会感到毫无压力，从而就会变得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于是大众的情绪就很容易被点燃，群众运动就容易被发动起来。

造星运动的向上想象

“丑小鸭变成凤凰”的攀升梦想

在互联网时代,当下中国的网络造星运动发展十分迅速，许多人气很高的网络写手和网络名人，会在一夜之间从普通百姓而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人，如较早的有以身体写作出名的木子美、以写玄幻小说出名的树下野狐，近期如南派三叔，等等。

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商业机构的利用不可分离，另一方面也与网络社会中的匿名化特征和娱乐大众的心理相应和匹配。网络中的群众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是偶然的、零星的，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娱乐精神——为了宣泄和寻找快感，为了“愉快和满足”，更是为了在大都市所笼罩的空虚精神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被认为是选秀节目巅峰的2005年“超级女声”。

除了网络这个新媒体可以为平民阶层与底层民众提供造星运动以外，电视这个传统媒体也加入了造星运动的行列。电视选秀是近年来大众文化迅速发展下的一种新兴电视节目，它之所以有很高的收视率，是因为这类节目满足了平民的明星梦。相对于一定程度上固定化的社会结构，无论是网络造星运动，还是电视选秀节目，它的社会意义在于，为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向上攀升的通道——只要愿意参加，平民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明星。

由于这类电视节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收视率很高，各大电视台争先恐后办各类选秀节目，比较著名的有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和《中国好歌曲》等。虽然借助网络和电视等媒体来提升知名度、实现向上流动梦想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但这多多少少意味着，梦想仍然有那么一点点实现的可能。

无论是地方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这些节目的主打招牌无一例外都是“打造平民偶像”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底层社会民众所期待的“丑小鸭变成凤凰”、一步登天的心理——选秀节目所打造出来的偶像不过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投射而已。在电视台的热情煽动下，怀揣着梦想的民众参与十分踊跃，选秀节目所打造出的平民新星也备受社会欢迎。

而在其背后则折射出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打破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实现向上攀升的梦想。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为平民的奋斗提供了想象的寄托，但在制度的深化变迁到来前却很难抵达现实，向上改变命运仍将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天花板。

《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作者：周晓虹等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