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吉尔摩《年迈的植物湾》

澳大利亚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玛丽·吉尔摩（Mary Gilmore 1865-1962）是澳大利亚早期享有盛誉的女诗人，其诗歌题材广泛，有描绘母爱，刻画襁褓中的婴儿，夫妻深情的家庭小诗；有描述男女绵绵情丝的爱情诗；也有表现战争题材和刻画反映早期流放生活的写实诗。她早期的诗歌充满激情，而后期的诗则更有深度。她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她的诗歌散发着浓郁的澳大利亚丛林芬芳和泥土气息，其语言想象丰富，朴实率真，简单明了而热情洋溢。吉尔摩的代表诗集有《结婚和其他》《热情的心》《在威尔格树下》《战场》《为了澳大利亚》等。

年迈的植物湾

“我老了

这首诗十分形象生动地刻画了早期开拓者勇敢坚强的高大形象，歌颂了他们不畏艰难的独立精神和奋斗精神。这种独立与勇敢也正是澳大利亚民族永远不能忘却、值得代代相承的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自立、自强，不断前行的精神源泉。

植物湾，位于悉尼东南。在诗中，它象征澳洲早期开拓者(或称丛林人)。“我老了/植物湾/关节僵硬/沉默寡言”，诗人一开头形象地描述了早期开拓者老态龙钟的形象。在岁月的流逝中他们渐渐地老了，关节僵硬起来，行动也不便，思维变得有些迟钝，沉默不语。这里其实是诗人为下文埋下伏笔，因为读者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关节如此僵硬，为什么沉默寡言?”

接下来，诗人用自叙的方式描写了早期开拓者与环境抗争的功绩，他们年轻时英勇高大的英雄形象与如今老态龙钟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是那/开辟道路的人/有了路你才能/舒适地前行。我是那/派去地狱的兵/沙漠中掘出/维系生命的井。/我承受酷暑/披荆斩棘开路/背上尽是/伤痕血污。/我采伐森林/我开采岩石/靠我的劳动/国家才有今日!”这里诗人运用了四个排比句描写出早期开拓者的辛勤劳动和面对的艰难险阻，道路是他们顶着烈日骄阳开辟出来的，水源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沙漠中开采出来的。有了路与水，我们才得以生存和繁衍生息。为了更好地建设家园，他们还要去采伐树木、开采岩石，因为木材和石料是建造房屋的基本材料。不言而喻，如今美丽的家园都是老一辈人用累累伤痕和鲜血换来的。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从英属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走完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人们的民族独立意识日趋强烈。而澳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现状熔铸出了早期开拓者粗犷、爽朗、幽默的性格，这些人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而成了与新大洲共命运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在与恶劣环境作斗争、求生存的过程中，将澳大利亚铸就成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些早期开拓者是以“丛林汉”的姿态代表着澳大利亚人，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者和实践者。

可是，他们如今已老矣，“关节僵硬”、“沉默寡言”、“长满老茧”已经成为他们的真实写照。“年迈的植物湾/太阳升落其间/一天又一天……/有些人岂不羞愧/居然想否认 /是这双长满老茧的手/将一个民族高擎!”他们人虽老眼昏花，但他们身上顽强拼搏、不畏困难险阻的精神却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正是他们身上的拼搏精神将这一“民族高擎”，使澳大利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功劳和伟绩不仅不能否认，而且这种精神还要发扬光大、世代相传。

这首诗歌激情洋溢，节奏明快，主题鲜明。它和《别闷闷不乐》一样，也是诗人内心情感的真情流露。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劝诫的口吻，后者则是谴责与号召的口吻——谴责那些企图忘却历史的人，那些否定前人功绩的人，甚至那些遗忘精神支柱的人，同时诗人也号召新时期的澳大利亚人继续发扬这种积极向上、勇于进取、不畏艰难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入民族主义运动中去，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与此同时，诗歌中也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 喻琴 )

但丁在文学界的子孙们就是真正奉他为经典的那些人，而这些人又并非一群全然的忠诚者：彼特拉克、薄伽丘、乔叟、雪莱、罗塞蒂、叶芝、乔伊斯、庞德、T.S.艾略特、博尔赫斯、斯蒂文斯以及贝克特等人。这十几位作家的共同点，就在于具有但丁的特征,虽然他们是十二位不同的但丁，却活在他身后的诗歌创作中。这种类比对一位有他那般力量的作家来说絶无过誉，可以说，有多少但丁就有多少莎士比亚。我所理解的但丁日益远离现代美国批评和学术所造就的正统名人但丁，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有T.S.艾略特、弗朗西斯·弗格森、埃里克·奥尔巴哈、查尔斯·辛格尔顿以及约翰·弗里切罗等。另一条意大利学术传统是从那不勒斯思想家维柯开始，经由浪漫主义诗人福斯科洛和浪漫主义批评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提斯,在二十世纪初美学家克罗齐那里达到全盛。如果把这一意大利传统与著名的现代德国文学史家柯尔提乌斯的看法相结合，那么一种有异于艾略特一辛格尔顿一弗里切罗型的但丁就会出现，这是一个先知式诗人而不是一位神学寓言家。

维柯在论说但丁时的溢美之词是如果他不懂拉丁语和经院哲学，他或许会成为一位更伟大的诗人，也许仅是托斯卡纳俗语就足以让他与荷马齐名。"不过，人们只有逡巡在神学寓言家的黝暗森林里才会觉得维柯的评价具有新意，在那里《神曲》的突出特点成了但丁所谓的奥古斯丁式转变，即从诗到信仰的转变，这种信仰压抑和支配了想象力。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都把诗歌当作儿戏，只配与其他儿童玩具并列。那他们会怎样评价《神曲》中的见亚特丽丝呢？柯尔提乌斯敏鋭地看到：但丁不仅把她表现为获得救赎的途径,而且把她描述为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可以指望的总代理。但丁的转向是朝着贝亚特丽丝而不是奥古斯丁，而贝亚特丽丝指派给但丁做向导的也不是奥古斯丁而是弗吉尔。

但丁显然偏爱贝亚特丽丝，或自己的创造，而不是各种神学家的寓言，这和但丁并不渴望超越自己的诗一样清楚。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与但丁神学的关系，就如同弗吉尔和卡瓦坎底与但丁诗作的关系。作为诗人兼神学家的先知但丁，或最后约书《神曲》的作者但丁，使所有的先辈们都相形见绌。如果你要把《神曲》当作神学家的寓言来读，那么应从惟一的也是与但丁真正有关的神学家开始:这就是但丁自己。如同其他一切伟大的经典作品，《神曲》打破了神圣和世俗写作之间的界限。对今日的我们来说，贝亚特丽丝就是神圣加世俗的寓言，是预言和诗的统一。

作为诗人和个人，但丁的突出特点是傲气而非谦逊，原创而非守成，丰富或有活力而非节制。用保罗·瓦雷西奥的话来说,但丁的先知姿态是加入的而不是改宗的，所以瓦雷西奥强调《神曲》的隐逸性或奥秘性。你不会被贝亚特丽丝转化或投向她;到达她的旅行是一个加人的过程，因为正如柯尔提乌斯首先指出的，她是私人真知(gnosis)的中心而不是共同教会的中心。总之，贝亚特丽丝由露西亚，一位身份十分不清楚的西西里圣徒派到但丁处，以至于但丁研究者都不知道但丁为什么会选择她。约翰·弗里切罗是健在的、最优秀的但丁批评家，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旅行的目的就是写这部诗，并达到露西亚和一切神祇的显赫地位。"

但为什么是露西亚呢？回答显然不应是：为什么不是她呢？锡拉库扎的露西亚在世和殉教的时间早于但丁一千年，如果她对诗人和诗作不具备重要的隐秘意义，她可能已被忘记干净。我们不知道这重要性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位差遣露西亚去见贝亚特丽丝的更高贵女性是谁。一般人认为这位"天堂夫人"是指圣母玛丽亚，但是但丁对她并未指名道姓。露西亚被唤为"一切酷行的敌人",这大概是所有天堂夫人的共同特征。"启示的恩典"这一有用的概念是评论者加给但丁笔下的露西亚的;但这一称呼不像一位名字意指"光"的特别的西西里殉道者的特质。我努力要强调的一点是，但丁对存在的坚定信念具有突出的随意性。《神曲》中有隐秘之义，诗作无可争辩地具有隐秘的方面，而因为贝亚特丽丝居于中心，这些方面决不会是次要的。阅读《神曲》使我们总是遇到贝亚特丽丝的形象，这与其说是因为她是耶稣的某种化身，不如说是因为她是但丁崇高愿望的理想化身。我们不知道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但丁的贝亚特丽丝。即使她确实存在过并能被确认为佛罗伦萨一位银行家的女儿，那对诗作也无关紧要。《神曲》中贝亚特丽丝的重要性不在于她是基督的替身，而在于她是但丁独特个性的理想化投射，代表了诗作者的观点。

我要万分冒昧地把塞万提斯和但丁并列讨论，以便比较二人笔下的主人公:堂吉诃德与朝圣者但丁。堂吉诃德的贝亚特丽丝就是受惑的杜尔西尼娅，一位名叫阿尔东扎·洛兰佐的村姑被他改换了形象。银行家女儿贝亚特丽丝·波提纳里与但丁的贝亚特丽丝的关系如同阿尔东扎与杜尔西尼娅的关系。确实，堂吉诃德的等级制是世俗的：杜尔西尼娅就置身于高卢的阿玛迪斯、英格兰的帕默林、太阳骑士以及类似的神话骑士的世界里，而贝亚特丽丝则上升到圣伯纳、圣方济各和圣多米尼克等人的境界。如果一个人偏爱诗而不是教义的话，这不算什么差异。侠客和圣徒同样都是在诗之中和对于诗的隐喻，在体制性和历史性的天主教义中，天堂里的贝亚特丽丝和受惑的杜尔西尼娅的地位或现实是一样的。不过，但丁的成就使我的比较显得有些冒犯。

但丁的信仰也许真是既虔诚又正统，但是贝亚特丽丝是他自己的人物而不属于教会;她部分属于个人真知，即诗人用来替代拯救体系的选择。"改宗"贝亚特丽丝可能是十足奥古斯丁式的，但很难说就是改宗圣奥古斯丁，这就像向杜尔西尼娅奉献不等于尊奉圣手伊索特一样。但丁比古今其他诗人更大胆、更咄咄逼人，更高傲也更有胆略。他对于不朽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与同时代博学而虔诚的诠释学者们毫无共通之处。如果一切都在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那我们就可以去阅读这二人的作品。不过，但丁要我们阅读他的作品。他写诗不是为了解说传承的真理。《神曲》就意味着真理，我认为,把但丁去神学化和将他神学化都是没有意义的。

临终前的堂吉诃德后悔自己的英雄式疯狂举动，他退回到原来的好人阿龙索·吉哈诺的身份，于是他也感激上帝的怜悯使他变得清醒虔诚。每一位读者会和桑丘·潘札一起抗议不要死……听我的劝多活几年。……也许我们会在树丛后找到杜尔西尼娅夫人，不再着魔，美丽如画。"但丁的诗在结束时却没有桑丘和读者一道来希望诗人的伟力不要从基督教天堂的奇想中消退。我估计一些人阅读《神曲》是为了藉此接近那感天动地的神圣的爱，但我们多数人是为了但丁才去读他，去认识那独特的诗歌个性和戏剧性人物，因为在这方面连弥尔顿都难以望其项背。没有人要去把《神曲》改成《堂吉诃德》，但桑丘的风格可能会使朝拜永恒容易些，也许这还会提醒研究者：虚构就是虚构，即使它自己另有所图也无用。

不过，贝亚特丽丝是一个什么样的虚构呢？如果像柯尔提乌斯所坚持的,她是上帝的发散，那么即使我们对但丁所传达的东西有所感受，我们也无法进行诠释。但丁的启示不像布莱克的那样具有私人特性，但并不是因为他比布莱克缺乏原创性。他的启示更新颖更广为人知，因为它十分成功;西方文学中除了鼎盛之际的莎士比亚，还没有任何作品表达得如此完美但丁极为文雅的脾性有着最独特最粗犷的表现，这使他能让传统迎合自己本性而不是靠吸纳传统来达到普遍性。因为他运用了我所知道的最超絶的反讽，所以但丁的颠覆力量常会导致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误读他。如果《神曲》是一个真实的预言，那么研究者仍会被吸引并根据奥古斯丁传统来解读它。别处哪里能找到对基督教启示的恰当解释呢？即使约翰·弗里切罗这样仔细的阐释者有时也会改变诗学规则，似乎只有奥古斯丁能够提出一套自我掌控的范式。《神曲》这样的"自我小说"必须到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去寻根。但丁发明了自己的源头，以自己的改宗形象贝亚特丽丝来掌握自我，所以他远比敬慕和模仿他的浪漫派诗人更有力量，而我认为贝亚特丽丝似乎不是奥古斯丁式人物。贝亚特丽丝在奥古斯丁的改宗叙事中会成为一个被尽力升华的欲望对象吗？弗里切罗充分地表明，奥古斯丁认为历史是上帝的一首诗。贝亚特丽丝的历史会是上帝所写的一首抒情诗吗？因为我自己偏好在莎士比亚、埃默森或弗洛伊德的作品中依我的需要去寻找上帝的声音，我就很容易发现但丁《神曲》的神圣性。不过，我在奥古斯丁的作品中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所以我不会谈论神圣的《忏悔录》。但我也不相信但丁在倾听上帝时会不听自己的声音。毫无疑问，一部爱自己胜过爱《圣经》的诗也可以说爱自己胜过爱奥古斯丁。

根据对诺斯替教并无偏爱的查尔斯·威廉斯的说法，贝亚特丽丝就是但丁的"知"(knowing)。他的"知"是指从知者但丁到被知者上帝的途径。不过,但丁不希望贝亚特丽丝只是他自己的"知"。他的诗不主张每个人找到一个孤立的知，而是由贝亚特丽丝为一切能找到她的人发挥普遍作用，因为她通过弗吉尔而为但丁所作的斡旋大概是独一无二的。贝亚特丽丝的神话虽然是但丁创作的中心，但她只存在于但丁作品中。其中的陌生性很难觉察，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人物可以与贝亚特丽丝相比。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描写的天堂缪斯尤瑞尼亚并非一个人，只有警示意味却非真人之名，雪莱模仿但丁在《我心以外》中颂扬艾米莉·维维安尼，但其中并没有弥漫着极致浪漫派激情，所以维维安尼最终为那幻灭的爱人而变成了"一个棕色的小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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