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力 | 使命与担当：新旧领导者角色的责任定义

过往我们对组织中领导者的定义背后其实就是无处不在的主导价值观，而用于对责任的探讨的词汇十分匮乏，这又使得领导和追随领导的员工们所各自理应承担的相互责任像病毒传播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们的传统逻辑观念认为，一旦组织中有问题冒出的时候，领导者就会挺身而出控制局势，不管他是不是具备这样驾驭局面之能力。若追随者有一点点退缩，我们就希望领导者来单方面控制。我们希望领导者能承担大量的责任，来承担代替下属本应承担的责任。

传统观念认为，领导者就是大英雄，这一固有认知贯穿了我们的企业文化。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形象，因为在危难之时，这一英雄角色是很吸引人的，就像掌舵的船长、急救室中抢救生命的医生一样。我们撰写有关于他们的书，拍关于他们的电影，我们还授予他们英雄勋章。

这种思维定式已是人们思维的一部分，我们总是想给关键问题找出简单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只能有一个原因。若有领导者来负责的话，我们就会认为他要对这一事件完全负责。若原因只有一个，那么领导者也只能有一位。

由于我们过分看重外科医生这样的领导者，因此许多护士和助手、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努力可能就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若没有他们协同，手术也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以上所述的是，在我们传统认知观念中，领导者皆为“英雄式”的领导者。英雄式”的领导者暗含的关键是：领导者单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因为其内在逻辑是：“我是一个英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若我搞不定或做不到最好，也没什么，因为作为一个英雄式领导者，我已倾尽全力。我干的不好由我自己评价，而非那些绵羊来评判。”

这种暗藏的选择本质上来讲还是是保护主导价值观。在他们的脑海中，不论结果怎样，领导者都会将其视为成功，并奖励自己，由此来避免失败的尴尬。

因此，传统的“英雄式”领导者承担的领导角色，有以下四个典型特征：

二、领导者的新定义

所谓英雄式的领导和书里、电影中的领导者形象只会给我们带来责任的病毒性感染。若要避免责任病毒的影响，我们就需要给领导者重新下一个定义，过去的定义只能是给责任病毒传播助纣为虐。

图 - 领导者新定义

第一  领导者不是心照不宣地单方面决定如何划分责任的人。相反，领导者通过公开的对话来确定自己和别人的责任。这样做当然比较麻烦，而且还有有个限度，因为至少领导者还要负责决定如何描述责任的问题，以及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进行对话，这个责任是不可能也通过公开对话来划分的。

第二  领导者不应该是“我说了算”的大英雄，而是应想办法 让自己和他人的能力与责任相匹配。若领导者的能力很强，可能就会承担更多责任，但是责任不应超过其自身能力限度。若下属们能够很好地独立承担某项工作责任，那么，领导者就可少承担一些责任，自己腾出时间去做一些重要的事。

第三  领导者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听听大家对责任级别的划分有何异议。这样，责任的划分就不再是不容争辩地暗箱操作了，而是公开的、完全可以自由探讨的。

第四  领导者所设定的标准还应该是让人感到有难度，却又不会超出能力所及的地步，这样才能提高人的表现。对于他人，领导者设定的责任一定要高一点，这样才能鼓舞他人成长。

对于领导者自身来说，分担责任也并非一个零和游戏。领导者不再承担过多的责任，追随者也不再逃避责任，这样双方都能检验和提高自己的技能，不仅他们个人的能力有所提高，整个组织的能力也会增强。

无论我们怎样划分责任，失败也是在所难免，或是责任的划分有问题，或是某一方面搞砸了，又或者是运气太差，这些均有可能。

在传统的领导者定义中，这便是领导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之时了。但在新的定义中，此时领导者要和各方一起探讨各方分别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分担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群策群力，共同重新设定决策和责任。

因此，现在的领导模式和传统的领导模式天壤之别。在过去，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定义是截然不同的，领导者攫取责任，而其追随者放弃责任，但在新的定义中，它们合二为一。它们均要为结果负责。其两者真正的区别在于：组织中承担的责任大小与水平不同。

领导者和追随者绝不能草率而默许不做声色地单方面做出决定，然后就各干各的。他们应聚焦目标，密切联系，相互协同。我们应重新构建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建立亲密的伙伴关系，从相互新的的角色中获取力量，达成与超越组织绩效目标。

我们不应忘记，20世纪最受推崇的两位领导者：温斯顿·丘吉尔 和 约翰·肯尼迪 均是因为让他们的追随者（也即自己的国民）承担责任而受到推崇，而非因为他们自己承担了多大责任。

丘吉尔 在不列颠之战最为艰苦的岁月里说，自己除了血汗与泪水之外，再无什么可以奉献给同胞们了。他以此劝勉国民咬紧牙关，不要屈服。

“让我们担负起自己肩头的重任，让我们牢记，若大英帝国和英联邦能够屹立千年，人们仍然会说那是他们最好的一段时光。”

肯尼迪 最著名的一段话不是说要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是：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问你能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

他们两人都号召追随者勇于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家强了领导者与选民的联系，更提高和增强他们的完成面前的任务的能力、谋略、工作热情。

若是按照传统以前那种“光辉伟大”的领导者定义，他们肯定算不上是好领导。但是通过大家齐心协力，根据新的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定义，丘吉尔和肯尼迪都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导”的称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