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清｜流动中的迷茫与找寻
余清的经历是千千万万个流动、留守子女中一个幸运的切面，这份幸运更多的在于她的自我找寻和实现。
余清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父母在杭州打工生活，两岁开始留守，在老家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八岁时被父母接到杭州读小学，十四岁回到老家读初中、高中。在年少的成长经历中，她一直在留守和流动、城市和乡村的环境中切换。
高中时，她自称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人，因为班上的学习环境较差，周围很少有喜欢阅读的人，她爱看胡适、王小波、龙应台等，但是没有人能跟她交流，「只能在书里去找朋友」。
第一次高考失败，她去杭州跟着家里做网店生意，她卖掉了家里囤积的卖不出去的衣服，赚了几万块钱，「第一次体会到了赚钱的快乐」。在帮家里设计淘宝店铺的过程中，她意外接触到了CSS，觉得代码特别神奇，于是对编程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本想一边赚钱一边自学编程，但出于对家里网店经营状况的担忧，也迫于外界对学历的要求，以及想要四年纯粹的自学时间，余清还是决定回老家复读报考计算机专业。
在大学期间，她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自学，由于自己流动、留守的经历，她也一直在关注和参与公益，想从事互联网和公益结合的就业方向。机缘巧合又像是命中注定一般，她知道了微澜，认识了左樵，在左樵的推荐下，现在就职于益迪教育科技，实现了自己“为公益组织做技术”的职业理想。同时，她现在也是微澜技术组的志愿者，负责小新机器人系统的维护。
对于自己的经历，余清谈及最多的是迷茫、自由与幸运。在迁徙动荡的成长过程中，如果余清没能在阅读中找到庇护，那她的生命又有着怎样的悲喜和期待？余清的故事，或许也正是微澜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以下是余清的讲述。
受访者 | 余清
采访 | 木口
编辑 | 木口 余清 廖细雄
排版 | 木口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小时候在老家的余清（左二）爷爷奶奶带的四个孩子
流动与留守
我出生于1997年，家在江西省鄱阳县的一个小渔村，村子在鄱阳湖五大流域之一的昌江附近。每年夏季，鄱阳湖涨水会淹没周边很多村落，我村也不例外。2020年长江流域洪灾期间，阻挡我村和昌江的唯一一条土坝被冲垮了，舅舅家的房子都泡了水，而我家在老家早已没有了房子。
我的母亲只上过半年学，家中有四个弟弟，从小她就开始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角色，在繁重的家务和身为农村女性的角色之下，「自然而然」地被剥夺了学业。生育当然也没有幸免，头胎是我姐姐，二胎还是个女孩，八个月大的时候死在打胎针之下。怀我的时候，大家都说看肚子应该是个男孩，我才被生了下来。后来母亲在外打工时也打掉过一两个孩子，最终才迎来了我弟弟。
尽管她没读过书，字也认不全，但她有着很强的求知欲和表达欲，她敢离开农村去城市创业，至今也在不断学习写字，最近还报了个培训班学短视频剪辑。她也喜欢给我们讲故事，我对农村苦难的了解直接来源于她，她还说要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
在我两岁时，母亲觉得在外打工把我带在身边太让我受苦，于是把我交给农村的爷爷奶奶带。爷爷奶奶同时还带着我姐和我的两个堂哥，他们没有时间管我，经常把我锁在房间不让我出去。
那时的我不爱说话，安静沉默，母亲说她带我的时候还很活泼，跟爷爷奶奶生活了几年后，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的名字余清，是后来上户口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给我取的，她觉得我很聪明，肯定能上清华。
弟弟出生后的那一年，也是在我8岁的时候，父母把在农村留守的我和姐姐接到杭州读小学。刚到杭州，一切都很陌生，因为跟父母长时间的分离，甚至对他们都好像不大认识。我变得更加畏缩、胆小，母亲不喜欢我这样，她会因此生气甚至对我打骂，她似乎也不知道怎么来教育和改变我。
我在杭州就读的是一所刚成立不久的实验学校，包含小学和初中，那会儿杭州给流动人口子女的窗口没有现在这么紧，还能读上公办学校。来到陌生的地方读书，我似乎比以前更不爱说话，加上母亲的打骂，我经常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小学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比较关心我的老师，她会蹲下来把耳朵靠在我嘴边听我说话，会来我家问我母亲我经历了什么，甚至怀疑我是不是有自闭症。也遇到过比较势利的老师，会明显表现出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嫌弃和不耐烦。
那所学校招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小学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我没感觉到自己跟他们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到了初中，我发现身边的同学好像不太一样了，他们很自信、阳光、表达能力很强，才华横溢，像是跟我是不同世界的人。后来才得知，到了初中，原来很多外来人口的子女都回老家了，他们在城市里「消失」了。
初中时期，我交到了两个好朋友，她们成绩不太好，但是愿意跟我说话，愿意听我倾诉。有一天，班主任把我叫出去谈话，他跟我说我的那两个好朋友是杭州本地人，一个是警察的子女，一个父母是做大生意的，她们可以依靠父母不会过得很差，而我成绩又不行，家里条件也不好，不能在杭州留下来，不要跟她们这种不思进取的人玩在一起。当时我被说哭了，跟班主任发誓我会努力一百倍的。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老师说这些话的用意。
很快，我被告知不能继续在学校读书了，因为不能在杭州中考，必须得回老家读初中。那段时间，母亲还去校长办公室闹了一场，求校长让我和我姐能继续上学，但是她也不知道，求校长也是没有用的。于是，母亲劝说成绩不太好的姐姐辍学，去跟一个小团队学做网店运营。而我因为比较努力，有一点写作特长，老师会向父母表扬我，父母觉得我还有希望，于是决定把我送回老家继续读书。
离开杭州的那天，母亲在我的行李箱上系上了一个红带子乞求平安。送走我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在抹眼泪。
阅读与自由 作为城市流动人口家庭，我们在杭州搬过好几次家，其中一次搬在一家书城附近，每到周末，我都会在书店里待上一整天。郑渊洁的《皮皮鲁和鲁西西》全集就是在那会儿看完的。不过在这个地方只住了几年，后面又搬走了。每年只有等到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会带我们去一次城里的图书馆，我才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 杭州的学校比较注重人文素质的培养，我的写作特长和阅读兴趣也是受了那种教育环境的熏陶。记得有一年暑假，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的暑假作业是写一篇小说，我当时写的是一篇“纸”作为第一人称的流浪故事，从一棵树变成纸，再变成垃圾，一个倡导环保的小说，这篇小说还被老师表扬了。 回到老家后，我发现乡镇的教育环境和条件跟城市相差太大。我在老家就读的学校硬件设施非常糟糕，操场是一片沙地，教学楼非常破旧，桌椅也是坑坑洼洼的，宿舍没有人管，窗户破了也没有人会来修。老家一个班的学生人数是杭州的两三倍，学生们普遍没有阅读习惯，学校只关注学生的成绩，不像杭州的学校很重视人文教育和身体素质的培养。 在老家读书，我又变回了留守少年，父母不在身边，我反而更觉得自由和快乐。有父母给我的生活费，有走路就能抵达的小书店，可以随便买我想买的书。小镇的书店小而拥挤，门口摆着各种杂志，《读者》、《意林》、《三联生活周刊》、《说文解字》等等。在杂志上看到喜欢的文章，我就会去搜这篇文章作者的其他文章或书来看，也正是这种自由探索的阅读方式让我认识了很多作家。 在老家，周围很多同学是网吧的常客，我跟室友也去网吧通宵过几次，但其实网络也并没有什么让我沉迷的地方，更多的是出于青春期的好奇与排遣，翻翻同学们的杀马特QQ空间，听听许嵩和汪苏泷的歌。每次通宵回来，走在垃圾乱飞的街道上，回宿舍闷头睡一整天，这样的生活也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在这样的处境下，阅读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陪伴，除了阅读，我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消遣方式。当然，我还喜欢徒步，放假的时候我经常从镇上走回村子，一走就是三、四个小时，路上的堤坝左边是江，右边是田野，风景非常好。对我来说，阅读和徒步至少比成为网吧常客要健康多了。 那个时候很喜欢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我觉得自己在班上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为很少有同学跟我一样追求文学、沉迷阅读。我常常把自己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在书里去找朋友。高中的时候有个同桌受我的影响，也开始喜欢看书，她甚至把张爱玲的全集都看完了。 高中时喜欢的作家很多都是台湾人，他们让我打开了不同的视野，也让我了解到台湾跟大陆有着如此不同的文化环境。也很喜欢《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们，道长，窦文涛，许子东，陈丹青，周轶君等，他们的声音常常伴我入眠。 我也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流动、留守儿童的身份，但我身边的同学好像完全不知道有这个概念，也不知道外界给他们贴上的这个标签。我很想跟别人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能讨论。
小学毕业的暑假 右一余清
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博主，高中退学后靠自学找到了工作，现在也过得很好。我当时会想，我是不是也可以一边赚钱一边自学。 也是在这一年，我被幸运之神眷顾，遇到了浙江理工大学服装设计的老师。因为我大舅在浙江理工大学旁边开了一家旅馆，碰巧遇到了这位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得知她是浙江理工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教授，大舅觉得我可以去大学旁听，学点服装设计的东西，对家里的生意也有帮助。于是大舅跟我母亲联系，约了那位老师见面。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老师看起来非常年轻，她跟我母亲同岁，但是两个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母亲惊讶于她没有生小孩，无法理解有人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当时给她看了我画的一些作品，就是一些基本的人体结构图，她大概出于善意，答应了让我去旁听。 我去旁听了半年，没有教材，也没有人发现我。我也逐渐意识到，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学的东西是在培养艺术人才，而我家是需要我学到能赚快钱的东西，这两者的目标差距太大。我本身对时尚也不太感兴趣，也更加明白自己不适合这个方向。 家里的网店生意每况愈下，不知道未来还能经营多久，也不知道高中学历的我能有什么前途。但我发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于是还是决定回老家复读报考计算机专业。 第二次高考，心理压力没有第一次那么大，因为我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想学什么，即使考不到一个很好的大学，我也能接受。对我而言，我只是想要学习的时间而已。最终，我被一个二本院校录取，大学生活跟我预想的差不多，更多的时间我都用来自学。 在参与公益之后，我很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就业方向，为公益组织做一名程序员。至少，在公益行业里，我更容易遇到跟我同频的人。在流动、留守儿童这个群体中，缺爱、缺少支持是一个普遍的情况。
公益与微澜 由于自己留守和流动的经历，在大学期间，我会特别关注这类新闻和相关的社会组织，我很早就关注了新公民计划，当时会看年报，但觉得离我很遥远。大二暑假的时候，我在Twitter上看到了「坚果兄弟」在深圳白石洲搞的行为艺术，他们用巨型抓机把一些玩偶从地上抓起来再扔到外面去。 当时深圳的城中村白石洲突然要拆迁，有很多外来人口的小孩面临失学，必须得回老家，这些失学的小孩就像那些玩偶被抛弃了一样，我当时看到觉得特别震撼。我加了坚果兄弟的群，在群里认识了麦开，群里一直在讨论流动、留守儿童的话题，麦开提到了微澜，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了微澜。 在群里还认识了我现在的男朋友，2019年10月份他邀请我进了国内唯一一个做灾害响应的组织——卓明。从那时候起，我开始陆陆续续参加了几次线上响应，最大的两次就是新冠疫情期间的NCP生命支援和长江流域洪灾响应，新冠疫情期间我和卓明翻译组协作做了一个面向全球展示国内学术研究成果的网站，长江流域洪灾期间我联络老家的朋友，组了一个鄱阳县的地方群，为卓明提供鄱阳县当地一手信息。 以前一直认为救灾是政府的职责，我们普通人好像很难参与进去，但卓明给我们打开了一道口子，让普通人也能与到救灾中来，这也让我知道原来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 我当时的毕业设计是想给卓明做一个小程序，我就去找了卓明的创始人郝南，他的夫人是微澜苏州1馆的馆员，他们对微澜的模式特别欣赏。郝南跟我说我的毕业设计可以参考微澜社区，然后我发现微澜社区的需求都很在点子上，它应该是自己人做的。 于是我就去联系了魏佳羽，之前通过新公民计划组织的马拉松的活动群加了他，佳羽就把左樵推荐给了我。我跟左樵当时并没有聊很多，话题主要集中在微澜社区的开发上，后来我弟向我倾诉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去求助他。左樵跟我聊了很多，我也告诉了他我很想从事互联网和公益结合的领域，于是左樵给我推荐了益迪教育科技，现在我在益迪做一名程序员。 益迪是微澜的合作伙伴，主要为教育公益组织、教育创新机构和学校提供产品和技术服务。我当时毕业证和学位证都还没拿到，甚至我所学的技术和益迪使用的技术也不大一样，但是益迪的创始人还是选择相信我的学习能力，给了我工作机会。
益迪最看重的是人的能力和品质而不是学历，我们有两个同事是“实务学堂”的毕业生（实务学堂是面向16-18岁农村或城市边缘青少年，提供非学历的职业教育）。 大四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微澜的技术组，技术组是左樵在主导，左樵是微澜图书馆的发起人和执行长，他最懂微澜，有什么需求会抛在群里，谁会做谁就认领。我很认同他的观点，就是做一件产品不能只考虑技术，技术不是最重要的，产品思维才是最重要的。技术组其实完全是围绕左樵提出的微澜实际需求来工作的。有时候想当然地开发一些没人用的功能，反而会消耗志愿者开发的热情。 我目前在技术组负责小新机器人系统的维护，同时也是广州6馆的馆东，之前也去过一次20馆做整备工作，但也因为时间关系，至今还没线下做过馆员服务。 微澜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开源精神，信息公开程度高，公众可参与程度高，没有门槛。我可以通过小新的朋友圈，随时了解到微澜的动态，微澜的馆东大会、微局等会议也可以随意旁听，如果信息没有这么开放，我肯定做不到在参与不多的情况下还能这么了解微澜。除此之外，微澜的报名、选拔，服务等机制都非常完善，各个组的分工非常精细且明确，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微澜很难能可贵的地方。 了解微澜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少年时代有这样一个图书馆，我现在应该会更容易感觉到幸福吧。其实不只是留守儿童缺爱，流动儿童很多也会因为父母的不当养育而缺爱，甚至因为严重的家庭暴力，跟父母在一起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像我这样的流动、留守儿童，如果成长过程中，既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又无法从家庭中获得能量，也没能像我在阅读中找到一小片天地，那他们会有着怎样的成长路径？ 微澜图书馆的小读者长大之后，如果知道自己少年时代学校里的图书馆是这么多有爱的志愿者们组建的，应该会成为一个更有爱的人吧。对我们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来说，微澜就像是在他们心里播下的一颗爱的种子，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芽。
致谢：
在微澜，有许多像余清一样没有太多时间和机会到分馆线下服务，但一直默默关注和通过总馆各志愿者小组，线上参与和建设微澜的朋友。在这里，特别致谢和余清一样同在微澜技术组的志愿者们：李沛伦，前端开发者，开发微澜各馆地图；
王芳，UI设计师，参与勋章、微澜各馆地图设计；
蒋敏，前端开发者，开发上一版的社区编辑器，贺卡、馆东证；
刘深海，全栈开发者，开发微澜机器人及微澜社区多项功能升级；
余清，全栈开发者，广州6馆馆东，微通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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