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黄河从河源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省区,流程5494公里,流域面积752443平方公里,是我国北方第一大河。古代的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河流众多,池沼湖泊星罗棋布,森林茂密,水草丰茂,适宜于各种动植物的生长,是人类理想的栖息之地,古代人类文化遗迹遍布其间。所以长期以来,黄河流域被誉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却日益恶化。具体表现在黄河水患从先秦到宋元呈不断加重的趋势。延至明清两代,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黄河水患最为严重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黄河水患对下游地区的豫中、苏北平原的生态环境变迁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明清黄河下游水患概述

明前期的138年间,黄河下游河道决溢次数之多,河道变迁之频繁,不减于夺淮之初的金元两代。仅据明史记载,从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三十年(1397),黄河就在豫东平原决口13次。

从永乐二年(1404)至宣德六年(1431)的二十七年间,黄河在开封一地就决溢10次,一代古都屡遭摧残,城内外百姓深受祸殃。如永乐八年(1410)的一次河决,开封城墙被冲坏200余丈,“民被患者万三千余户,没田七千五百余顷”。

宣德以后的正统至弘治年间(1436一1505),黄河在河南决溢的次数仍十分频繁,山东和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也时有发生。正统二年(1437)刚堵住阳武、原武、荣泽的决口之后,黄河又“决蹼州、范县”。三年(1438)“河复决阳武及邳州,灌鱼台、金乡、嘉祥。越数年,又决金龙口、阳谷堤及张家黑龙庙口,而徐、吕二亦渐浅,大黄寺巴河分水处,水脉细微”等等。

明后期从正德元年(1506)到崇祯十七年(1644）,黄河下游河道主要流经河南、山东、南直隶,会淮水入黄海。这一时期,由于河南境内的北岸堤防基本形成,此后南岸也修了堤防,河南境内水患发生次数减少,水患发生重点转移到山东和南直隶境内,又具体集中在山东的曹县、单县和南直隶的沛县和徐州一带。泛滥决溢次数和为害程度仍十分严重。如弘治十八年(1505),河道忽然北徙300里,至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1508),又北徙300里,至徐州小浮桥。四年(1509)六月,又北徙120里,至沛县飞云桥。这段时间黄河不断北徙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南面故道淤塞,而南面越是淤塞,北面的决口也越厉害,形成恶性循环。再加之单县和丰县之间河道狭窄,河水难以容纳,故黄河经常在黄陵岗、尚家口等地决口,致使山东曹州、单县等处土地房屋多被淹没,江苏的丰县县城多次被水围困冲毁,被迫迁徙;河水漫流无涯,河道不断扩宽,两岸相距100多里。嘉靖中期,黄河在曹县、徐州等地连年决口,决溢位置逐渐南移,这时又值河、淮、运矛盾交织,河道不断淤浅改道,形成多股分流的局面。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黄河竟分流11股之多。其中一支“趋东北经段家口析而为六,日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河、飞云桥,俱由运河至徐洪。”另外一支“由砀山坚城集下郭贯楼,析而为五,日龙沟、母河、梁楼沟、杨氏沟、胡店沟,亦由小浮桥会徐洪。”由于河道乱流,难以治理,导致山东曹县至江苏徐州之间250多里的故道全部淤塞,从此以后,黄河在苏北平原多股奔流,“忽东忽西,靡有定向”。

万历年间,河患仍集中于徐州上下,为害程度更重。如万历元年(1573)河决房村。二年(1574)秋“淮、河并溢”,洪水淹没徐州城墙过半,持续时间长达三月。徐州“四门俱塞,城始有裂意。三年(1575)八月“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亦决高家堰而东,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从此,桃源、清河一带的河道全部淤塞,几年之中,潜船堵塞,淮、扬地方水患严重。同年,黄河又在曹县、丰县、沛县、桃源等地决口,丰、沛、曹、单、金乡、鱼台、徐州、睢宁等地均是茫茫大水“汪洋弥漫”。万历、天启间,苏北地区的黄河水患史不绝书,河道淤塞与百姓漂溺交替出现,而且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清代黄河水患更趋严重,从清初到道光末的200多年中,黄河大的决溢有83次,平均每两年多一次。从嘉庆到清末的61年中,大的水患共56次,几乎是每年一次。

顺治元年(1644)夏,黄河归入故道,此后,黄河即固定在一定的河道内,从顺治初到咸丰五年(1855),虽决溢泛滥连接不断,但未发生大的改道。

康、雍、乾三代号称治世,百废俱举,然在其统治的133年间,黄河大的决溢即有41个年份,平均约3年一次。康熙元年(1662)至十五年(1676),黄河13个年份共18次决口,平均不到一年一次。而且每次决口之后,流经之处就淤为平地。如康熙元年(1662)至四年(1665),黄河连年决口,仅1662年1年之中决口3次,五月河“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县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七县”。七月“再决归仁堤”。从此淮阳水灾不断。

这一时期,河南、山东和南直隶境内均有决溢,河南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省内的武陟、郑州、阳武、中牟、祥符、兰阳、仪封、睢州、考城等地曾多次受灾。南直隶受灾次数约占三分之二,其中砀山、丰县、沛县、铜山、睢宁、宿迁、桃源、清河、阜宁等地为决溢重点,尤其是睢宁、铜山两县决溢最为严重。每次决溢,沿河州县均被淹没。如十八年(1753)秋天,黄河又接连在阳武和铜山两处决口,冲塌河堤200余丈,大溜入洪泽湖,夺淮而下。这次河决之后,清政府连年治理,不曾停止。但直至乾隆末年,黄河决口几未停止。

嘉庆、道光时期,黄河形势继续恶化。这一时期,黄河河道的淤塞情况十分严重。时时发生黄水倒灌现象。决溢地点先是集中在睢宁上下,后又逐渐上移到河南境内。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七月,“河溢仪封及兰阳,再溢祥符、陈留、中牟。”不久“陈留、中牟、祥符俱塞”。这一时期,由于连年决溢淤积,河床迅速升高,引起了有识之士的优虑。嘉庆二十五年(1820)御史王云锦回家途中路过黄河,见到河南境内的原武、阳武一带,河堤高如山岭,堤内甚是低下,河堤高出河滩约有l丈8尺。仅过了1年时间,到了道光元年(1821)河堤高于河滩就剩下约8—9尺。河滩的淤积速度实在令人吃惊。河道愈淤,河身愈高;河身愈高,决溢次数愈多。道光末年,黄河下游河道已无法治理。黄河南流不畅,只好向北摆动,终于导致了咸丰五年(1855)的铜瓦厢大改道。

铜瓦厢决口之后,黄河主流先是向西北漫流,淹没河南的封丘、祥符两县,又转而流向东北,淹没兰阳、仪封、考城及北直隶(今河北省)的长垣等县。即分为几股漫流,至山东张秋镇会合人海。当时,由于统治阶级只顾派兵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等农民起义,无暇顾及治河,致使决口不断扩宽,给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一些州县带来巨大灾难。山东的荷泽县首当其冲,“平地陡涨水四、五尺,势甚汹涌,郡城四面一片汪洋,庐舍田禾尽被淹没”。濮州、范县、寿张等县也相继淹没。此后的一段时期,河南的考城、河北的开州、东明、长垣等县,山东的荷泽、濮州、范县、齐河、利津等县就成了经常蒙受水患的地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二、明清黄河下游水患之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黄河在下游如此频繁地决溢泛滥,主要是由于河水中挟带大量泥沙,使河道不断淤积抬高所致。

黄河水中的泥沙,主要来自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黄河上游从河源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全长3470多公里,落差为3800多米,上部是高山草原区,下部是峡谷和宁蒙平原区,流域面积385966平方公里,中游和上游相比,流程短,流域面积和落差都相应减少,除黄河主流流经黄土高原外,汇入其中的支流也全都来自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土壤疏松,一遇冲刷,即流人水中顺流而下,因而成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带。明清时期,黄河从中游地区挟带的泥沙骤然增多,因而导致黄河下游的水患较之前代也更加严重。从河南郑州桃花峪到山东垦利县,是黄河的下游,河段长786公里,落差95米,流域面积22726平方公里。汇入的主要支流有金堤河和大汶河。这段河道的基本特点是水势平缓,河道宽浅散乱,泥沙淤积严重,河床逐渐升高。

明清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泥沙增多,当和这一时期森林植被的破坏有直接关系。

黄河中游森林植被的破坏从先秦时期开始,但那时仅限于部分平原地区,山地森林植被完好无损,对黄河基本没有影响。所以这一时期,黄河很少发生水患。目前见于记载的仅有周定王五年(前602年)的一次改道,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山地的森林开始遭到破坏,下游水患相应增多,平均约28年一次。唐宋时期,是黄河中游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下游水患发生率远比秦汉时期为多,平均不到六年一次。明清时期,是中游森林遭到彻底破坏的时期,也是下游水患最为严重的时期,平均每两年多一次。

明清时期黄河中游山地森林植被的彻底破坏,完全是由于土地开垦、建筑用材和过渡畜牧所致。

山西北部偏关之间的长城附近,山势高险,林木茂盛,自明初就被视为北部边防的第二道屏障,可是仅百年左右,这道屏障就受到严重破坏。首先是北京的达官贵人、边境的驻军将士、本地的居民都纷纷进行采伐,每年贩运到北京的大木不下一百多万株。很快,满山林木十去六七。后来采伐的人更多,常常是“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到明代中后期,这里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

陕西关中地区终南山的砍伐范围也不断扩大,汉唐两代砍伐的范围还都局限于长安城附近,到了明代,长安以西户县的涝峪就成了砍伐的重点。明代初年曾对终南山实行封禁,对森林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后来百姓入山居住,开垦者越来越多,政府置巡检司进行管理,从此开始了这里的森林破坏。清代中期,终南山的森林破坏范围扩大到周至县境内的秦岭山地。清代后期,这里的辛峪、黑峪、西骆峪的林地逐渐都得到垦种,农田从秦岭山地到渭河河谷连成一片,森林面积仅保留在距秦岭山脊二十公里的范围之内。陇山的情况也是一样,山东侧的灵山,原来森林密布,清初已是“乏石乏水亦乏林木”。山西南的清水县和宝鸡县之间的往来道路,原来由于其间森林的层层阻隔,行路非常困难。到了清代中后期,已成坦途,森林荡然无存了。

除大肆砍伐外,明清中游地区的森林破坏还和当地的农田开垦有关。横山山脉和吕梁山山脉在明代都有大量的屯田。如明神宗万历年间,延绥镇的屯田即有48000余顷,雁门、三关以南的屯田也有33700的余顷。当时黄土高原的屯田“错落在万山之中,岗阜相连”,“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明代的边地屯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边军一时的用粮问题,却使屯区的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也给下游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清代中后期,为了缓解耕地严重不足的局面,乾隆皇帝曾亲自下令开垦山头地角的畸零土地。这样一来,土地开垦量又是大幅度增加,对森林的破坏也就更加严重了。

与此同时的过渡放牧使六盘山及其附近地区的森林也遭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明代重视养马,设立苑马寺监专门管理,苑马寺下辖6监24苑,地域分布很广,仅六盘山周围就有甘肃的环县、庆阳,宁夏的固原等,监牧者的砍伐开垦和马匹的践踏啃食使六盘山北段的森林归于乌有。此外,还有贺兰山的松山一带和横山山脉的靖边、定边、志丹等县的牧马监苑,对森林的破坏也都是非常严重的。

另外,明清时期黄河中游地区草原的破坏也很值得注意,破坏的原因也是由明初的屯田开始的。明王朝除动员当地百姓尽力开垦外,还实行民屯、军屯和商屯。每军士按规定开垦50一100亩不等的土地,有的地方竟高达200亩。当时黄土高原的延绥、大同、太原、固原、宁夏等地都是明代的军事重镇,驻军人数众多,开垦数量相当可观。因为从内地运粮到边地十分困难,所以很多盐商干脆雇佣劳力在边地开垦,就地交粮,换取盐引以获得食盐。这样,民垦、军垦、商垦三者结合,使得边境地区成为开垦重点,最后几乎是无地不垦、无处不垦了。清代末年,农业地区又越过长城,继续向北延伸,长城以南的草原基本是无所遗存了。

森林植被被破坏以后,疏松的黄土暴露于地面,一遇暴雨即大量流失。这种情况以陕北的黄土高原地区最为严重,这里的无定河、延河、北洛河、泾河、渭河都是含泥沙量很大的河流。如康熙元年八月初九至二十五日,山陕地区发生连续十七天的大暴雨,泾河、渭河发生特大洪水,北洛河、汾河、涑水河、沁河、伊洛河等都出现特大洪水,黄河中游地区到处是“诸谷皆溢,淹山走陆,平地水涌,漂没人家无算”。

凭心而论,明清两代政府对治理黄河都非常重视,治河官员大都尽心尽力,忠于职守,但他们都是着眼于下游的河道疏浚和堤防修筑,而忽略于对中游地区的环境治理,甚至在对下游进行治理的同时又对上游生态环境肆意破坏,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治标害本。所以尽管几百年间治理不断,而河患却愈演愈烈,一直伴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

清道光时户部郎中梅曾亮看到安徽棚民开垦山地种植粮食的奏稿,感到很对。但事后到实地调查,却听到了完全相反的议论,当地百姓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石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灌溉。今以斧斤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俱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清有税之户也”。听完这些话以后,梅曾亮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老百姓讲得很对。此事虽针对南方的山地而言,也完全符合黄河中游地区的情况。假如不是几千年来的无计划开垦、放牧、乱砍滥伐,使绿色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黄河中游的自然环境当不会恶化至此,黄河下游的水患也不会这般严重了。

三、明清黄河水患对下游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明清黄河水患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使黄河下游豫中、苏北等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环境恶化的主要特征是黄河河道的不断淤积,使河床不断加高,形成地上悬河。如嘉靖十三、四年间,都御史刘天和奉命治理和疏浚河南兰考至山东鱼台间的黄河故道。当刘天和视察河道时,发现“自赵皮寨东流故道,凡百二十余里而至梁靖,河底视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东流岔河故道,凡二百七十余里,而始至谷亭,已悉为平陆。”刘天和把从河南兰考赵皮寨到山东鱼台谷亭的这段长390里的河道分为两段,一段从赵皮寨到梁靖,河床比南流(即从赵皮寨夺涡河南流的河道)高出一丈五尺,显然是地上悬河无疑。这段河道原是元代贾鲁修河故道,修成之时岸高水低自不待言。贾鲁修河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刘天和视察为嘉靖十三年(1534),相隔183年,河床淤高至少一丈五尺。贾鲁治河时,百姓自认“百年千载”之后,仍能享受其利。不料在一百八十年之后,竟能淤塞如此。其它河道的淤塞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从梁靖到谷亭一段河道完全被淤为平地。

明代黄河在豫东平原的支流很多,各个河道的淤积也很引人注目。如开封附近的蔡河,洪武八年(1375)黄河在开封大黄寺决口时,主流曾南下夺蔡挟颍入淮。其时蔡河既能和颍河共同容纳黄河的水流,河道宽深当具一定规模。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又在河南原武黑洋山决口,下游还是夺蔡河和颍河南行。说明这时蔡河河道仍可称道。到洪武三十年(1397)蔡河河道即告淤塞,难以为流,遂使黄河在开封决口。

河床不断淤积,河身不断抬高,要防止水患的发生,只有不断的加高堤坝。到清雍正七年(1729),朝廷正式规定每年加高河堤五寸。朝廷如此重视,说明河道淤积之普遍性和严重程度。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水涨沙淤的速度远较此为高。

黄河淤积对下游地区湖泊的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例如河北平原的大陆泽是见于记载的一个很大的湖泊。据唐杜佑《通典》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唐代湖面的范围还相当广大;到了清代中期,大陆泽已被分割为两个不太大的湖泊。至今,这里已经是一片平地,杳无湖泊的踪迹。至于小的湖泊就更难幸免。

此外明清时期黄河下游的许多城市也因为黄河的频繁泛滥和严重淤积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以古城开封为例,开封在历史上曾数为国都,明代为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的封地,从明初开始,开封即水患严重,屡受冲淹淤积之患。最严重的是崇祯十五年(1642)的人为掘堤灌城和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三(1841一1843)年间的河道决溢。明崇祯十五年,明军和农民军对峙于开封城内外,最后掘开河堤,以水灌城,使开封城遭到灭顶之灾。水退之后,城中著名建筑大相国寺仅露一丈多高的殿脊。另一著名建筑铁塔从塔基向上被淤一丈多深,很多居民房屋被深埋于一丈以下。开封周围的城墙也由于泥沙的淤积而变得十分低矮。清代前期,不得不在原城墙上再加筑新的城墙。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黄河在开封附近连续决溢,开封又受到严重冲淹,水后铁塔下面的八棱方池淤为平地,相国寺的淤沙也有好几尺。繁塔亦是开封的著名建筑,建于城内高阜繁台之上。崇祯十五年大水之后,繁台被淤,前台只有二、三尺高,后台尚高两丈有余,东西南北长宽各百余步。道光年间的水患之后,这里仅留的遗迹也被完全淤平。据今大致估计,崇祯十五年和道光年间的两次大水,开封城内的淤积最少在7-15米之间。城外的淤积可能更厚。

开封如此,沿河的其他城镇也难于幸免。

频繁的河患还使流域内的土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仅以豫东平原为例,明清两代,这里的土壤沙化和盐碱化程度就很严重,明人诗歌中这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如杨慎“广武城边河水黄,沿河百里尽沙岗”、沈荃“寒沙白债埋遗链”等。都是描写其时豫东平原土壤沙化的情况。崇祯十五年,开封遭水灌之后,“幅员百里,一望浩渺”,豫东平原尽成泽国。其后水涸沙淤,“昔之饶裕,咸成碱卤,土地皆为石田”。雍正三年(1725)豫东平原的中牟、阳武、封丘等县曾几次被冲淹,水灾过后,这些县的土地“有被漫涨流为支河者,有水去沙停变为沙滩者,有地土变为盐碱者”。中牟县土地盐碱、沙化的程度也最重,县北“白气茫茫,远望如沙漠,遇风作小丘陵,起伏其间”。县南多薄沙不能耕种,“沙壅成岗,每风起沙飞,其如粟如菽者,刺面不能正视,轮蹄所过,十步之外,踪迹莫可辨之”。

另外,数千年以至明清末期,黄河下游流域的丘陵沉沦,平原地势高起,都是黄河冲淹淤积的结果,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具述了。

当然,黄河淤积也不尽是沙碱,也有肥腴的土壤。北宋时人曾对黄水作过仔细观察,发现黄河水流的淤积情况因季节而异。盛夏洪水淤积为胶粘土,最为肥腴,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所以后来引黄淤灌多选盛夏;初秋淤积为黄灰土,属粉砂壤土,不如盛夏淤积之土;深秋之淤为白灰土,属沙质壤土;霜降以后所淤就完全是沙了。

四、对未来黄河下游形势的展望

明清以后,黄河泛滥决溢并未停止,并且旧的危机虽然过去,新的隐患又悄然而生,这就是近几年来频频发生的黄河断流现象。

黄河如此频繁地断流,至少暗示着以下两个隐患,一是黄河的重新改道。二是黄河的消失。如果当真发生黄河大改道,下游流域的人民就会重罹漂溺淤积之苦。

因此要彻底解决黄河断流的问题,一定要坚持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原则,首先要有计划退耕还林还牧,植树种草,加强对绿色植被的保护,增强土地涵养水分的能力。其次是要对黄河水资源合理利用,防止乱截乱堵现象,保证主河道中有足够的水源。

来源：《江海学刊》2001年第5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