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马强著《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论集》出版

历史真有趣 2022-07-20

马强，男，陕西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秦汉、三国、唐宋史），出土石刻文献、中国地理学史兼及史学理论等。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韩国《亚洲研究》通讯编委，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兼聘教授，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重点社科基地西部区域文化研究中心（西华师大）学术委员，中央电视台科教节目咨询专家，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理事，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理事，中国唐史、宋史学会会员。2007年与2015年曾在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地理中国》担任三国文化节目主讲嘉宾。出版《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知研究》、《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论集》、《出土唐宋石刻文献与中古社会》等六部学术著作。

问师求学漫漫路，耕耘坎坷总是情

——《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论集》后记

（著作封面）

（著作目录：上篇史学理论与文献篇）

壹

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领域，一个是研究历史给人美感的思维学科，一个是与生态环境打交道的“形而下学”，可谓有鲜明的虚实之分。而将历史审美与历史地理并联一起并作为书名，并无别的意思，只是本书所选皆为我近二十多年来重点探讨的两个领域的论文选集而已。这两方面的论文多为历年来辛勤耕耘所得，代表着自己不同时期对历史学不同领域的思考研究与成果。论文发表时间不一，有的已经历时久远，又散见于国内各学术期刊杂志，搜集已经不易，加之教学需要与学界及出版界朋友的建议，遂在研究生们的协助下，利用寒假作了选集与汇编。其中有几篇论文是未刊稿，收入本书是第一次发表。多年来曾经一直打算写一部叫《历史美学》的书，并且提纲也已经拟就，却因为本职教学与专业工作毕竟是历史地理，因而迟迟未能动笔。这里就姑且先将这两部分论文集成一起，与学界朋友共同分离与探讨，也作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项成果供青年学生学习参考吧。

历史审美是历史学中一个古老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历史学者早就察觉体验并不乏有人力图捕捉的一个美丽的幻影。众所周知，大凡读史、研史者都会对“历史”有一种朦胧的美感，但这种感觉往往又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思绪。这种“历史美感”能否梳理？能否上升到理论层面探讨？却是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除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张荫麟、刘节等极少数学对此作过探讨外①，建国以来涉足此领域者寥若晨星。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历史家早就意识到历史美的存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聘鲁观礼，为《周南》、《召南》等音乐舞蹈盛大精美所陶醉，不断发出“美哉”的感叹，既是对礼乐文明的向往，也是《左传》对历史美的赞美；司马迁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出“历史美”的概念，但其不朽名著《史记》却分明充满对历史审美的追求②，回荡着历史美的旋律，因此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样，在历史的教学与研究中，这一问题也是困惑我多年并且一直苦苦思考的学术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加陕西省司马研究会，在对《史记》与西方历史理论比较研究中，愈来愈强烈感觉到“历史审美”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苦于无从更多参考与阅读，干脆自己“冒险”探讨，先后写出《历史审美初论》、《历史的审美与诗化—司马迁历史审美观初探》两篇论文习作。虽然当时只是地方高校的一个青年讲师，但文章投寄上海《学术月刊》与北京《史学理论研究》后却很幸运得到顺利发表，并且其中一篇还被《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摘要和全文转载。

但在地方高校，纯粹的理论研究往往曲高和寡，并且也无法结合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于是逐渐转向了地方史与区域历史地理的学习。几年以后我考取了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重点真正转移到历史地理这个“形而下学”研究领域，历史审美的研究遂告之中断。直到来到西南大学执教，因承担本科生“史学经典研读”与研究生“史学理论前沿”课程，和完成任务一个教改项目“高校历史美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教学中每当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历史审美”时，常常发现学生们对此特别兴奋，反应最踊跃，认为很新颖，很能引起共鸣，希望老师能够提供有关论著。于是又重拾旧业，在完成课题的同时，又陆续撰写、发表了几篇研讨历史审美及其历史美育的文章。其中一次师生讨论历史审美问题的研究生课堂讲课纪录经整理后，以《历史的审美价值》为题，完整地刊登于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历史教学问题》。虽然探讨这一问题可参考的论著实在太少，是否有学理意义自己并无很大把握，常常有如履薄冰之感，但论文大都在高级别学术刊物顺利发表，说明学术界是大致认可一研究的。甚至后来浏览知网，竟发现有数篇他人发表的“历史美学”论文，其中对拙作多有抄袭或者巧妙“参考”下的“改编”，有的作者还有院长、教授头衔，一度觉得很意外也很气愤。本想投书其单位揭发或走法律途径起诉侵权，但一想打官司时间赔不起，加之时下学风如此，抄袭、改编他人学术成果几成法不制众之势，想想也就放弃了。甚至想只要历史的美学价值能够得到更多人关注，包括“抄袭式传播”，自己受点缺失又何足道哉！

本书后半部分是历史地理论文选集，也是我近十几年主要辛勤耕耘的“本行”学术领域的部分成果。虽然大多为区域历史地理，但也有自己的特色与不乏创见。实际上“历史地理”早在我们读本科时即是如雷贯耳的“显学”，就读陕师大时的副校长兼系主任正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史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三大创始人之一，以研究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自然与人文地理及其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而蜚声海内外。虽然我本科时史先生已是古稀之年，但身体尚好，“文革”后史先生焕发“第二春”，学术生命力旺盛，论著不断发表，在全国学界有巨大而崇高的声誉，学生膜拜者不计其数。可惜那时我的兴趣却在文学方面，很遗憾未能过多向史先生求教，当然史先生一般也不会理睬专业方向飘忽不定的本科生。真正对历史地理产生兴趣是在大学毕业后至汉中师院，由汉中地方史逐渐过渡到区域历史地理。故乡汉中乃三国胜地，栈道之乡，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特别是千里川陕蜀道之枢纽。不甘在地方高校学术仅仅教书，遂尝试研究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不久申报的“汉中盆地历史地理研究”也得到省上资助立项，开始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相对熟悉的小区域历史地理不进行综合探讨，陆续在《中国农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十余来年间，在区域历史地理方面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后来在川大读博期间，在蓝勇教授建议和黎小龙副校长支持下，由西南大学资助结集出版了《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这是我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

（著作目录：下篇历史地理篇）

貳

2003年，经过艰苦努力，我考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从郭声波教授攻读历史地理专业方向博士学位。有了导师，有了川大图书馆、古籍所丰富的史籍文献，才算真正走上历史地理研究的道路。读博三年，几乎全在如饥似渴的研讨与废寝忘食的写作中渡过。三年下来，衣带渐宽，华发早生，但也收获了不可再得的学术积累与感悟。除了完成三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外，还发表了将近十篇论文，并且获得了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一等奖。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并取得博士学位后，被引进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执教。地处嘉陵江畔的西南大学环境优美，建校历史悠久，出过吴宓、侯光炯、袁隆平等大师，学术空气浓厚，特别是与专业相关的有蓝勇先生主持的地理研究所，以研究西南历史地理而闻名国内外。加之历史文化学院领导也很重视学科建设，我来不久，学院历史地理学科申报国家博士点成功，成为学院第一个博士点，迎来了更好的学术平台。到西大时已经年过不惑，但工作、生活终于安稳下来，历史地理也自然成为安身立命的“本职”，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大区域历史地理认知方面的论文。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项目”展开，2008年以来，先后承担重庆市社科办规划项目“明清时期川渝地区自然灾害与社会应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嘉陵江流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出土唐人墓志历史地理资料整理与研究”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蜀道文献整理与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工作。课题源源不断，也就意味着研究工作的异常艰辛与几乎无穷无尽的论文写作。加之近年来各地学术会议邀请渐多，每次都得撰文与会，因此也就催生了很多“应会论文”，这部分论文大部分是与举办会议地相关的区域性文章。

回忆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大概可以用曲折迂回、兴趣点多、文史并杂、耕多获少来作概括。1979年幸运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但在大一、大二时我对历史研究并无多少兴趣，兴趣全在文学创作方面。先是随潮写作“伤痕文学”小说，后又跟风北岛、舒婷写“朦胧诗”，但发表者寥寥无几，大半被“鼓励性”退稿。由于很崇拜当时著名作家姚雪垠，后来又想结合所读专业尝试历史文学创作，遂开始搜集史料，日夜耕耘。曾经雄心勃勃地想写一部全面再现唐末黄巢农民战争的长篇历史小说，为此去图书馆借了一大摞史书，苦读《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桂苑笔耕集》及其胡如雷、黄永年等先生的学术论著，但半年后偶然获悉蒋和森先生已经创作并出版了同一题材的“黄巢起义三部曲”长篇小说，加之蒋先生是学界名宿，早年以研究《红楼梦》名世，我则是初出茅庐、才浅学疏的无名之辈，根本就无法竞争，一下就泄了气。遂又转向宋代，大量研读宋元之际历史文献，包括《宋季三朝政要》、《叠山集》、《文相国集》、《平宋录》、《铁函心史》、《牧庵集》这样的书，作了好几袋子卡片，花费整整一学期写了一部反映南宋末年抗元战争的历史电影文学剧本《残阳如血》，并且得到上海《萌芽》主编柯华老师、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寇家弼（曾导演过再现南宋陆游、唐婉爱情悲剧电影《风流千古》）先生的热情指点，还承蒙陕西师大中文系畅文艺评论家畅广元教授厚爱，将剧本推荐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但剧本毕竟不成熟，加之不了解国家民族政策等种种始料未及的原因最终未能拍摄。两年下来，屡屡失败，也终于打碎了我文学创作的幻想。有时我想，如果当时拍了电影，或许此生会走上电影创作的道路而不会吃史学研究这碗饭。

然而，误闯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虽然无果而终，却也引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和热情。从此我转向了宋史学习，并且得到刚刚“归队”的杨德泉老师指导。杨老师早年师从宋辽史名宿张亮采，五十年代从东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在扬州师院（现扬州大学）工作多年，在文革前就发表多篇论文，在唐宋经济史领域颇有建树，深受任半塘、岑仲勉、漆侠等大家的赞赏。文革中下放老家蒲城农村，后到蒲城县委宣传部工作。文革后在史念海先生协助下调入陕西师大历史系。杨老师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对学生充满慈爱。看我对宋史有兴趣，就经常不厌其烦地指导。大三时，我的第一篇论文《郑思肖与〈心史〉》发表在北京《读书》杂志上。《读书》是由北京三联出版社创办的刊物，虽然个头不大，却一直在中国知识思想界享有盛誉，一无名小卒的文章能够刊布在这一名刊上，自然深感荣幸，也是我班同学中第一个发表论文者，系、校皆曾宣传表彰，我也特地在校外饭馆买了一碗牛肉面自我庆贺一番。大四时报考杭州大学徐规教授的宋史研究生，遗憾的是当年考研外语分数过低，首次报考就告落榜。研究生考试落榜后已经临近毕业，叹了口气就将精力全部投入毕业论文的写作。毕业论文的题目为《论北宋建都汴京的得失利弊》，完稿后杨德泉教授建议可以投稿，但先后投稿数家省级刊物皆泥牛入海。毕业后不甘心论文就此湮没无闻，干脆投稿《中国史研究》，作为最后的尝试。没有想到“时来运转”，或许是出于扶持偏远地方年轻人学术研究的善良愿望，论文在责任编辑的耐心指导下反复修改，最终以《论北宋定都汴京》为题，刊登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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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刊物《中国史研究》上发表，现在看来概率极小，堪称奇迹，但当时却让我荣幸遇到了。在这里我不能不特别感谢《中国史研究》资深编辑席康元先生！如果没有他的耐心热情与奖掖后进，论文能在《中国史研究》发表是绝无可能的。席先生对论文的修改特别认真仔细，每次返回的稿子都能看见他红笔蝇头小楷修改的多页密集文字，而当时编辑都是匿名的，我并不知晓是谁在帮我修改。直到1993年在杭州参加海峡两岸岳飞暨宋史学术研讨会，我才第一次见到白发苍苍的席先生。他呼我名字，说起我论文之事，我才恍然大悟，连忙向他鞠躬表示感谢，他却幽默地笑着说是“偶尔拣玉，不忍放弃”。杭州会议后我的工作、学习几经漂泊、辗转，生活动荡不安，竟然再未与席老联系。直到前年我才偶然惊悉席先生已经逝世数年的消息。在桌前枯坐许久，只好心香一瓣，默默遥致悼念。

在求学治史的漫漫岁月中，虽然走了不少弯路，但也曾幸运地得到不少名师的厚爱与指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国内以中国古代史重镇而闻名。我们读书时，系上名师云集，仅中国史就有史念海、黄永年、斯维至、何清谷、孙达人、杨德泉、赵文润等教授，皆为一时之选。孙达人老师在文革前就是知名学者，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质疑史学界的“让步政策”，受到过共和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关注，是著名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专家。我们大四时，恰逢他被中央慧眼识珠，任命为陕西省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但他心系学生与专业，仍然坚持每周回校给我们上课。在有幸选修他开设的“明清史专题”课时，曾经多次向他请教，他让我多读《明史》、《国榷》等基本文献和谢国桢先生的著作，但很遗憾我未能在明清史方面有所专攻。1993我调往陕西师大受阻，便到杭州大学学习进修。恰好他从陕西省辞职到杭大历史系任教，去拜访时他留下我吃饭，一道回忆在陕西师大的岁月，并特地给汉中师院校长写信，希望在调动工作时能够考虑给予关照，此情此景至今难忘；赵文润老师当时正年富力强，给我们上隋唐史课颇受学生欢迎，曾几次邀请去他家做客，建议我转向唐史研究，并开出了详细的书目。2013年，我们师生相聚四川广元中国武则天研讨会，又热情推荐我为学会理事，未料三年后他溘然长逝，广元相聚竟成永诀；杨德泉老师引导我研习宋史，倾注心血颇多，遗憾的是后来他受命负责筹建陕西历史博物馆，忧患重重，劳累过度，过早谢世。

大学毕业后，继续幸遇高人指点。记得1986年秋陕西城固县举办首届张骞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的重量级专家有北京大学的张广达先生和西北大学的林剑鸣先生等。我作为最年轻的小字辈参会只能忝列末席，但能够近距离地瞻仰大师们的丰采已经十分幸运了。会间田野考察时，温文尔雅的张广达先生曾经亲切询问我的学术方向，我当时很紧张，好像冒然说对汉代的社会心理感兴趣。张先生微笑着未再说什么，只是会议结束，在我向他求教索求签名时，他告诉我即使研究中国古代史，也要有国际眼光与比较史学的视野，并在我笔记本上流利地写下几部英文书名，让以后好好研读，记得其中有一部是《伊朗中国编》。后来我才知道此书是德国人劳费尔写的有关中国与古代西域经济文化关系的名著，当时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几年后张广达先生流寓海外，从此再无机会亲炙教诲，甚感遗憾。而我除了写过一篇《张骞出使西域与社会心理》的文章外，实际上也并没有研究汉代社会心理，而是转向了地方史和历史地理。与广达先生虽然只是一面之交，却一直难以忘怀。三十年弹指间就过去了，现在读他的《文本、图像与文化》、《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在网上搜索他近年已经日渐苍老的图片，更增加对他的怀念与景仰。

在求学生涯中最让人感念的还有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徐规先生。徐规先生是我国宋史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早年受教于张荫麟先生，曾经在抗日战争中辗转至西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任教，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在宋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建国以后徐先生长期在杭州大学任教，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尤其长于宋代文献考证，国内几乎无出其右者，深受邓广铭先生等推崇，在学术享有盛誉。1983年我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落榜而无缘师从，十年后的1993年我申请到了去杭州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机会，终于见到景仰已久、慈眉善目的徐先生。在专业教学方面，徐先生对学生极为负责，专门为我开设一门中国历史文献课，每周三在他家里给我上课。其他课程则允许我与祖慧师姐、李勇先师兄等一起同堂听课。1993年初春，杭州奇寒，我携带的被褥单薄，颇感寒冷。徐先生担心我受风寒感冒，在一个落雨的中午，特地与老伴打着雨伞，抱着绵被，穿过几条车水马龙在街道，颤巍巍地来到研究生宿舍来看望我。这完全出乎意料，我顿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敬爱的徐先生已经于2010年冬驾鹤西去，化作了学术界永恒的星座。而今每每忆起这一幕，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论文集出版之际，提及这些往事并非偏离主题，只是想说每一个学者的成长都离不开前辈学者的关怀与影响，我们不能忘记先辈们曾有的帮助，更应该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而关爱教育我们的学生一代，这也算是最好的感恩与传承吧。

是为后记。

2018年2月5日于西南大学

（图为马强教授）

来源：转自“西南史地”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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