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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都:伊斯坦布尔 | 徐佶周

2016-10-04 徐佶周 爱派的


 

1. 帝国的斜阳:城市的命运

和大多功成名就的作家回望和反思故乡的方式不同,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已经成为作家对童年、童年所处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一曲迷人哀歌。他深情而忧伤地唱出了自己内心丰富的诗情与美好,将伊斯坦布尔这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带到世界面前。

1952年出生的奥尔罕•帕慕克,在他的整个成长时期,曾经作为古代三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已经日渐衰落为一片废墟之城。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一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曾经被福楼拜预言在下个世纪里将成为世界之都的伊斯坦布尔,经过几个世纪的衰败与破坏,与外界的隔绝日益加重,经济破产,人口骤减。

温润多雨的帝国古都,毁于暴动,叛乱,战争和屠杀,毁于世界重心的转移,人们已经转移目光,永远投向他处。1923年,土耳其的首都迁至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从此被更多新兴而强大的帝国包围,永远失去世界重心的地位。

史上曾经命名为拜占庭和群士丁堡和新罗马的城市,是西方世界里“东方”的象征。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伊斯坦布尔,城市陷入一种衰落颓废的气氛之中,再也无法振兴。然而,经过岁月的淘洗和地位的转移,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独有的诡谲、永恒之美。

帕慕克公寓位于尼尚塔石一大块地区的边界,这块地曾是某帕夏的府邸花园。从斯威奇耶大街的楼房后窗看出去,还可以看见突尼斯人海瑞帕夏的官邸废墟。共和国已经废除了帕夏、王储和高官,一栋栋帕夏官邸遭到焚毁或者拆毁,夷为平地。他们留下的空宅成了老朽破旧的怪物。

在帕慕克的记忆中,“到处都是窗裂楼塌的残垣断壁,因羊齿植物和无人照管的无花果树而更显阴郁。”到了入冬的傍晚时分,有如黑白影像一般,光秃秃的树在北风中颤抖,身穿黑大衣和夹克的人们穿过天色渐暗的街道回家。他看着暮色如诗般在苍白的街灯中降临,一种排山倒海的忧伤袭击了他,却又因为夜晚,西方的眼光已经不再窥视伊斯坦布尔城可耻的贫困,让他感到一些宽慰。

投资失败引起的家产凋零,让帕慕克一家不得不频繁地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阴影,也终于迂回而至地席卷了帕慕斯一家。好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坦布尔在城市将来的追忆与讲述者帕慕克面前,展现出一幅完整的世俗生活画卷,展现出当下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各种事物。

“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

破落的街道,无处不是夜以继日地,笼罩着悲伤忧虑、悠长无际的宗教音乐。整个伊斯坦布尔城和它的遗民,都乐于浸淫在这种神秘庄严甚至有些枯燥呆板,但却深沉惆怅的动人乐律之中。这种节奏和韵律都极为神秘的音乐,像易俗社的北路秦腔,在废都古城的街道里隐约传来,丝丝缕缕,需要用心用耳朵捕捉。乐声远远近近,有如天籁。

直到夏天从海上的湿润的大风,从空空的港口吹入,把雨带到伊斯坦布尔发霉的街道。伫立岸边,博斯普鲁斯海海峡的神秘之光熠熠闪耀,随着日出日落变幻颜色。而博物馆、教堂、宫殿和寺庙的巨大穹顶,在海峡之上的湛蓝的晴空里,像巨大的宝石一样耸立着。

海岸边的景观柏树、山谷里的森林、无人照管的空别墅,以及外壳生锈的破旧船只,空空地拴在那里。只有空阔的海岸,才像真正抛开了历史的恩怨。



 

2.呼愁:遗民们的命运

如中国西安、洛阳这故都一样,伊斯坦布尔城的遗民,不是在崛起的新兴文化面前吐故纳新,就是如没落贵族一般,在孑孓屹立的旧时宫殿和城墙的阴影里抱残守阙。

失去世界重心地位的伊斯坦布尔,尽管古旧时代的空宅正一座接一座地消失殆尽,但此一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围着伊斯坦布尔的遗民。帕慕克不遗余力地通过对城市日常事物和场景进行的复述,让我们看到土尔其社会历史和现实、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巨大裂痕。

“虽然西化和现代化的欲望强烈,但最急切的愿望似乎是摆脱衰亡帝国的辛酸记忆:颇像被抛弃的情人扔掉心上人的衣物和照片。但因为没有西方或者当地的东西来填补空缺,西化的强烈欲望通常相当于抹去过往。对文化产生缩减矮化的效应,导致我们这类家庭,虽在各方面乐见共和国的进步,却房子布置得跟博物馆一样。”

这不仅是作家帕慕克个人的忧伤,它也是伊斯坦布尔土著遗民的集体忧伤。这种忧伤像空气一样长久的笼罩着伊斯坦布尔满目疮痍的现实。帕慕克把伊斯坦布尔遗民在帝国文化、宗教艺术和新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倍受冲击的内心的怅憾、失落和忧伤的复杂情绪,称之为“huzn”。

“huzn”中文译为“呼愁”。宋代诗人陆游有“一窗残日呼愁起,袅袅江城咽暮笳”的句子;元代乔吉也在诗里写道:“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呼愁”这种介于肉体痛苦与悲伤忧虑之间的感觉,在土耳其语里称作“忧伤”,。起先的词义是指失落和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投入过多时,我们就会体验到这种心灵深处的失落感。

作家幼年时代通过布满了水汽的窗户看到了外面世界时的情绪,和大多数帝国遗民一样,无法正视眼前的困难,而是在内心里转移注意力,欺骗自己
,让自己笼罩在这种神秘之雾中:冬日里茶壶冒出的蒸气凝结在窗上,它遮蔽着窗外的现在,也提供给我们安慰,它柔化了景色。遗民们不是去抹去水汽,望向窗外,而是像少年帕慕克一样在窗上写字,让内心的“呼愁”消散而去。

眼看着中东的财富溢出了它们的城市,奥斯曼人却败给了苏联和西方,日渐衰落,城市陷入贫困、忧伤和败落,被“呼愁”渗透了身体和灵魂的伊斯坦布尔遗民,却怀疑任何新兴事物,沉溺于恐惧和忧伤,甚至企盼新的灾难,给伊斯坦布尔带来新的失败和废墟。

一直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帕慕克,从中认识到伊斯坦布尔这座传统与现实并存的城市,以及它所代表的土耳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巨大的裂痕:

在过年的两百年来,“呼愁”是伊斯坦布尔文化、诗歌和日常生活的核心所在,帕慕克说,若想了解呼愁”作为文化概念重要问题所表达的世俗失败、疲沓懈怠和心灵煎熬,便不能只去理解这个词的历史以及我们附加的荣耀。若欲传达伊斯坦布尔让儿时的我感受到的强烈“呼愁”感,则必须描述奥斯曼帝国毁灭之后的城市历史,以及此一历史如何反映在这城市的“美丽”风光及其人民身上。

“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哀痛、空虚和欠缺,也是一种看待我们共同生命的方式——追忆、怀念与留恋;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亦否定人生。

伊斯坦布尔夹在传统文化也西方文化之间,居住着少数的与多数的穷人。一批又一批突然而至的外来移民侵占着城市,加族群分歧地割裂,过去的年代里,伊斯坦布尔越来越不像一个可以栖身的家园。



 

3.离开:艺术家的个人命运

1952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相对富裕家庭里的奥尔罕•帕慕克,在挫败与匮乏的城市生活氛围的压抑下,使得他拥有了一个完全独立于世界的秘密幻想世界。

但他的整个漫长的成长时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逃离了粗俗、丑陋、笨重的现实生活,沉浸于“白日梦”——一个用想象力筑造出来的内心世界。

中学那几年,他探索着城市最为隐秘的角落,和城市堡垒四周的山岳,搭渡轮前往当时渡轮行驶经过的所有地方,享受着旅行提供的一切乐趣,饱览着伊斯坦布尔城在一个少年世界里美好风景。

然而,现实世界总是越来越多地入侵,并将最终完全代替幻想世界。“周遭的一切——我头顶上赤裸裸的灯光、肮脏的墙壁,我坐的,餐饮无精打采的颜色——诉说着如此的荒废与丑陋。于是我知道,任何快乐、爱或者成功等待着我。我注定过关漫长、无聊、平庸无奇的生活——尽管忍受着这种生活,大片时间却已在我的眼前慢慢死去。”

伊斯坦布尔被世界遗忘之后,帕慕克和这个城市的其他子民一样,注定无法拥有像欧美那样美好的人生,他们注定要在破旧、落魄、平庸,油漆斑驳、东倒西歪、质量粗劣的地方过日子,注定要过着微不足道、受人歧视的二等公民生活,而这一切,永远无法为外界看到。

帕慕克开始讨厌自己居住的这个城市,也把居住于此看到命运,他在窗前一连好几个小时凝望街景,或者从窗前经过的人。他希望结识聪明、文雅的朋友,甚至拥有一个美丽的情人,和他谈论他的画,他读过的书,分享禁忌的喜悦。

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一切都无法实现,忧伤开始渗入少年帕慕克的灵魂。夏季接近尾的时候,当这个在大学建筑系里,因为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籍而被叫做“知识分子”的十九年少年,与十七岁的“黑玫瑰”在雨中的港口相识,并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

学习绘画并立志成为画家的帕慕克,想要为她画一幅画,于是开始研究她细长的鼻子,她微笑的样子,以及一身雅致的长裙,和长裙下露出的双脚。她成为他的模特,画素描时,他研究她小胸脯的曲线和她雪白的细长肚子时,她的脸上认过难为情的表情。

她认为帕慕克极具才华,而且勤奋努力,将来注定成为蜚声全球——至少是蜚声土耳其的大画家。几个礼拜之后,帕慕克放下画笔,鼓足勇气,向沙发上的模特走去,吻了她。

帕慕克稚气的推想,如果自己要娶了她,自己必须是工作老板,而不是画家。他和她每周三相逢,沉默地画画,沉默的亲昵,在贫困、潦倒、保守的居住区,享受到一种少年轻狂的乐趣。

他们之间的恋情,很快被女孩的父母发现,而且她的母亲请到了媒人,要她必须去和一个正在美国念书的某某姓氏的儿子见面。

她来的越来越少了,这时候,帕慕克不仅意识自己爱她,而且意识到她更强烈的爱他。在寒冷漆黑的夜里,帕慕克站在黑夜之中,感觉博其余普鲁斯的海流,期待着和她的下一次约会。

寒假结束时,帕慕克不得不结束每天的毫无结果等待。有一天,她的弟弟从人群里走出来,递给帕慕克一封信,说他在瑞士的姐姐要问候他,帕慕克给她写了九封长信,七封装进信封,五封寄了出去,但从不曾得到回音。

在念建筑系的第二年,1972年2月,帕慕克已经越来越少去上课了。画画已经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快乐,而且意识到建筑这种艺术,同绘画一样不能给自己提供什么,他应该去过“更真实”的生活。

母亲的谈话,深深触动了他:“伊斯坦布尔的富人或许会可怜你,买一张两张你的画,给你一点钱,但他们绝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你。你画的可爱的姑娘,你想她父亲为什么把送去瑞士?在我们这种贫困的国家,身这么多虚弱、落魄、半文盲的人,若想过你该有的生活,不想一败涂地,你就得有钱!”

奥尔罕•帕慕克痛苦地意识到,在伊斯坦布尔,对于那些准备从事艺术的人来说,做一个穷画家,是连结婚都难以实现的。他们的人生想要有起色,最有效的办法是——离开。

帕慕克从建筑系退学后,立志成为一名作家。1979年,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Cevdet Bey ve Oğulları)作品问世,到今天,已经是“欧洲当代文坛三巨头”之一。

2006年,奥尔罕•帕慕克以《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摘得诺贝尔文学大奖桂冠。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土耳其人,人们认为他在用“他的笔去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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