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李静：卑从的艺术与自由的艺术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李静（拍摄时间：2006年）

生于辽宁兴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北京。曾写作文学批评，后转向戏剧创作。著有批评文集《捕风记》《必须冒犯观众》，话剧《大先生》（曾用名《鲁迅》），随笔集《受伤者》《把药裹在糖里》等。主编有2002—2011年《中国随笔年选》《中国问题》《读木心》（与人合编）等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和老舍文学奖·优秀戏剧剧本奖得主。

卑从的艺术与自由的艺术

李静

我一直觉得弗吉尼亚·伍尔芙对阅读的建议挺有道理：“当我们阅读时，如果我们能摒弃所有预置的想法，那就算得上很好的开端了。不要对你的作者专横跋扈，而应当尝试着去适应他，成为他的创作伙伴和助手。如果你阅读伊始就畏缩不前，持保留和批评态度，那你实质上就是在阻止你从阅读中获取最有价值的东西。但如果你能敞开心扉，那你一开始就会从跌宕起伏的语句中体味其几乎难以察觉的精妙之处，并将你带到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的面前。”

我想象这位善良温文的女作家以此态度走进了我们的当代文学。我看见她在大量的作品前停了下来，眉头微蹙，羞红了脸庞，喃喃自语：错了，哪里是卓尔不群……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的当下文学，我还是乐意忠实履行伍尔芙女士的遗嘱。因它确能保障我不辜负真正的杰作，对失败的作品，亦能大致明了其故障所在。而那些入场之前即已在理论上全副武装严阵以待的人，恐怕福分不会有如此之多。

阅读之后，“批评”方始。“文学批评”是什么呢？我以为它不折不扣乃是艺术之一种——自由的而非卑从的艺术。自由的艺术何意？卑从的艺术又何意？凡是为知识之认知目的而提出的艺术，皆可称为自由的艺术；如是经由行动为功利目的而提出的艺术，则称为卑从的艺术。你知道我是在重复亚里士多德的教诲。抱歉，我在如此短文内惊动了两位伟人。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恰恰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

由于自己那点烧灼难忍的痴心热肠，我曾经赋予文学批评以一种“伟大的功利目的”，或者说，我确曾把它视作一种“卑从的艺术”——一件伸张正义、干预社会的言论武器，尽管它过于秀气，不太趁手。好在我不是个勤奋的人，还没来得及在这条路上扔下太多的土制炸弹，就被片面道德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的浮嚣僵化倒掉了胃口。封闭独语的文学在“现实关怀”的批评声中走向了“现实关怀”，然而又怎样呢？文学依旧无“文”。人心依旧如铁。在极端的失望中，我拾回早先对“自由的艺术”的尊敬。

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自由的艺术”，意味着它把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世间万物都当作认知的对象，并从中发现有关创造力或反创造力的精神结构。文学批评家面对的不只是那几个作家，那几位同行，那些前设与后设的知识规范，那些学院评估标准，那些市场买卖行情。不。他／她面对的应当是无边的世界，漂泊的生命，呼喊的灵魂，寻寻觅觅的心。他／她与批评对象之间，交流的是对待“世界”的精神态度与智慧，他／她试图激发对方尚未觉醒的意识，他／她也努力从对方那里获得更辽阔的感知。这样，文学批评就成了批评家和作家之间角逐与砥砺创造力的场所，由此结成的精神果实，消融于增进人类精神成熟的旅途中。

正是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超功利认知，文学批评探索着艺术的谛旨，也探索着建基于“成熟个人”之上的温暖、微妙而充满智慧的价值观。“置身于这大片成堆的毁灭和分崩离析中，我们必须为生活和成长说话。”（原谅我，D.H.劳伦斯先生，您是这篇短文所打扰的第三个伟大的人。）对我而言，这才是作为“自由之艺术”的文学批评最根本和最永久的道德。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批评里的人生

孙郁

五六年前读到几位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青年的文章，突然觉得自己老了。彼此的差异显而易见，他们的思路比我们这一代人活泼。最初对那一代人的状态一片盲区，后来认识了李静，又成了同事，渐渐对他们的精神才略知一二。李静到报社前，在《北京文学》工作过几年，脸上未脱大学生的稚气。她到了新的单位一直不能进入到圈子里，不介入单位的人际关系，拼完版就走，偶尔坐在桌前打打电话，约稿子，平时看不到她。她很勤快，编副刊也不见其用力。随便堆上稿子，质量都不错。不过被毙稿子的时候也不少。较之别人有点异类。她受批评的次数大概是较多的一个。所约的一些文章多不合时宜。不像我们这些世故的人，在对付着过活。比起自娱自乐的记者们，她有时在窘境里流露出茫然和焦虑。

不懂世故的好处是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思想未被污染，常可以在独语里寻找乐趣。她的版面上几乎读不到酸臭的文章，在有限的园地里，尽可能刊发令人眼睛一亮的作品。但有时也以己身之标准看文坛，和领导之间的看法不都能协调。她在谈一些问题时毫不温暾，因直率而让人难堪。时间久了，大家发现了她为人的真挚，慢慢认同了她，有的也被其说服了。由于她和几个年轻人的存在，编辑部活泼了，偶尔也批评过我的工作思路，这让我至今感激不尽，至少因此少陷入误区里。我也经常剽窃身边人观点，调整旧有的习惯，甚至写到文章里。那时文艺部每年要组织作家开会，在李静没来之前，我们周围都是中老年作家，李静的出现，把一批新人带来了。这批新人很少唯道德主义，亦无说教的面孔。他们似乎都受到王小波的影响，本能地抗拒着流行色。我读尤瑟纳尔、卡尔维诺、米沃什，都是在李静等人的谈话启示下开始的。还有苏珊·桑塔格、茨维塔耶娃等，如果不是在她那里得到信息，我的阅读可能要更迟一些。那都是好的文章和好的作品，对新的青年有很大的影响。看她的状态，反观到我们这一代，起点是不一样的。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道学的东西太多，似乎装在套子里。待到意识到此点后，无奈旧习难改，还在原路上盘桓，旧的影子是没法彻底摆脱掉的。

报社记者深入读书者，就那么几位，一些高水平的采访，合适的人选也不是很多。但大家往往想起她。许多深度的报道是由她完成的。关于大江健三郎、关于刘索拉、关于莫言等的描述与对话，都没有新闻腔。她和一些作家对谈时，和自己的年龄并不相符，显得有涵养。尤其自己感兴趣的人，会有很多话题。涉及的范围亦广。可是对陌生人和不喜欢的人，她往往不知所措，一下子弱智了。这都是不通世故的后遗症，她因此流露出自卑感，以为不能从容地与人周旋。文章的能量和处事的能量在她那里是不统一的。

在我的印象里她对文字有种敬畏感，甚至带有某种宗教的虔诚。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她的文艺批评写得与众不同。不过那些文字基本没发在自己的报纸上，我偶尔能在《当代作家评论》《南风窗》《东方》等杂志看到一些评论和随笔，均有见识。其文和她的为人很有差别。与人相处时，她很和善，心肠挺软。但作品却颇为有力，句式毫无婉转、柔媚态，倒是气韵生动，穿透力强。直指问题的核心。起初的文字受到了王小波的暗示，洋洋洒洒。后来经由顾随、木心的熏染，凌厉之气渐稀，转向心智的快乐和思想的快乐。不再满足于王小波一类作家的喜爱，大凡有趣和高智性的游戏与隐喻，都能接受。先前峻急的文体里又多了温和儒雅的因子。李静在变，微笑的时候多了，也学会了与陌生事务的周旋。有一次陆听先生见到她，惊奇地说，你怎么和原来有点不一样了？

这不一样的缘由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她在坚守着什么的同时，也在突围着什么，不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中国的文人，千百年来一直在匠气和奴气里盘旋，精神无法升腾，自我的反诘和拷问殊少。王小波让李静意识到智性与有趣乃自由的翅膀。而木心则以世界人的姿态，使他们看到“个人”独自飞翔的可能。仅仅学会愤怒还不是文学的全部，应在直面人间时又不忘心智的放逐，追赶精神的太阳。从诗经到话本，从六朝之文到清儒小品，可吸收的东西多而广。古希腊的逻辑之力和俄罗斯的性灵之韵，拉伯雷的狂欢和博尔赫斯的精巧都是无边的宝藏，我们没有理由被囚禁在一个笼子里。李静经历了从唯一性到丰富性的过程，她和自己的友人们在进行着上一代人缺席的跋涉。我自知那个队伍里不会有我们这些世故者。文学正在那一代人里发生变化，虽然未来的路尚不好预测，我坚信飞腾的思想终究比趴在地下的意识要美丽和灵动。

（孙郁，时供职于鲁迅博物馆）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